小引
頻年變亂，藏書漸以易粟。唯胡氏覆刻元本《通鑒》，尚是少時讀本，不忍棄去；且喜其字大，雖夾注亦與近代三號字型無異，頗便老眼。杜門無事，輒以此自遣。一日讀《后晉紀》開運三年《胡注》有曰：“臣妾之辱，唯晉宋為然，嗚呼痛哉！”又曰：“亡國之恥，言之者痛心，矧見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謂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讀竟不禁凄然者久之。因念胡身之為文、謝、陸三公同年進士，宋亡隱居二十余年而后卒，顧《宋史》無傳，其著述亦多不傳。所傳僅《鑒注》及《釋文辯誤》，世以是為音訓之學，不之注意。故言浙東學術者，多舉深寧、東發，而不及身之。自考據學興，身之始以擅長地理稱于世。然身之豈獨長于地理已哉，其忠愛之忱見于《鑒注》者不一而足也。今特輯其精語七百數十條，為二十篇，前十篇言史法，后十篇言史事，其有微旨，并表而出之，都二十余萬言。庶幾身之生平抱負，及治學精神，均可察見，不徒考據而已。《鑒注》成于臨安陷后之八年，為至元二十二年乙酉；《表微》之成，相距六百六十年，亦在乙酉，此則偶合者耳！
一九四五年七月 新會陳垣識于北平興化寺街寓廬
本朝篇第一
本朝謂父母國。人莫不有父母國，觀其對本朝之稱呼，即知其對父母國之厚薄。胡身之今本《通鑒注》，撰于宋亡以后，故《四庫提要》稱之為元人。然觀其對宋朝之稱呼，實未嘗一日忘宋也。大抵全書自四十卷至二百三十二卷之間，恒稱宋為“我朝”或“我宋”，而前后則率稱“宋”或“宋朝”，吾頗疑為元末鏤版時所改，其作內詞者，身之原文也。試順全書卷次，條舉其例如下：
秦二世二年，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
注曰：班《志》盱眙縣屬臨淮郡。《史記正義》曰：“今楚州。”宋屬泗州。（卷八）
漢高帝五年，漢王還至定陶。
注曰：班《志》定陶縣屬濟陰郡，古之陶邑，宋為廣濟軍理所。（卷一一）
此二條在開篇前數卷，皆單稱“宋”，不類本朝人語，身之對父母國，似已漠然矣。然以后文例之，原稿當稱“我宋”，刻版時去“我”字耳。《提要》引黃溥《簡籍遺聞》謂是書元末刊于臨海，而不明著為何年。然元統二年纂成之《元文類》已載胡三省《新注通鑒序》，則其刊布必在《元文類》纂成之前。序中“宋英宗皇帝”云云，今《鑒注序》作“宋朝英宗皇帝”。疑本作“我朝”，刻版時改為“宋朝”，蘇天爵復刪“朝”字。猶之《元文類》本名《國朝文類》，后人改為《元朝文類》，又稱《元文類》也。至正三年詔修《宋史》時，《胡注》已刊布十余年，而《宋史·藝文志》不載者，以為元人也。《千頃堂書目·史學類》著錄《通鑒釋文辯誤》，以胡為宋人；而《編年類》著錄《胡注通鑒》，亦以為元人。
漢武帝征和四年，匈奴馳言：“秦人，我丐若馬。”
注曰：據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為漢，如**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卷二二）
全注稱宋為“國朝”者絕少，必謂身之為元人，此“國朝”本可指元，因元時亦稱中國為漢也。
漢元帝初元二年，賈捐之棄珠崖疏。
注曰：采珠蜑丁，死于采珠者多矣，此我太祖皇帝所以罷劉氏媚川都也。（卷二八）
媚川都南漢劉氏置，定其課，令人入海五百尺采珠，見《宋史》四八一《南漢世家》。宋太祖罷之。此稱宋太祖為“我太祖”，身之之忠于宋，可謂深切著明矣，夫誰得而元之！
漢光武帝建武元年，大軍進至安次，連戰破之。
注曰：賢曰：“安次縣名，屬渤海郡，今幽州縣也。”按我朝霸州文安縣，本漢安次縣地。（卷四〇）
全注稱宋為“我朝”者始見于此。然此我朝亦可指元，因元時亦有霸州文安縣也。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孫權分其地為新都郡。
注曰：權分歙縣為徙新、新定、休陽、黎陽，并黟為六縣，置新都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新安郡；唐睦州是也；皇宋改徽州。（卷六五）
全注稱“皇宋”者只此，此可斷為改刻所遺者也。《元史》九《世祖紀》，至元十四年，曾命中書省檄諭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身之山中注書，或未之知，或知之而不忍改也。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上，言：“方回昔受前朝**，今乃動輒非罵，以‘亡宋’稱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方回與身之同時，而對父母國之稱如此，取悅新朝耳。
【后略】
書法篇第二
《通鑒》書法，不盡關褒貶，故不如《春秋》之嚴。溫公謙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續《左氏傳》，有所感觸，亦仿左氏設辭“君子曰”而稱“臣光曰”以發之。馀則據事直書，使人隨其時地之異而評其得失，以為鑒戒，非有一定不易之書法也。舊傳溫公《修書前例》一卷，公曾孫伋曾梓行之，然脫落已甚，不皆可據。茲篇所錄，則身之推論《通鑒》之書法為多，其有關全書義例及史文構造、史料采取，亦隸焉，固與《通鑒綱目》等之所謂書法，涵義頗殊也。
【后略】
校勘篇第三
校勘為讀史先務，日讀誤書而不知，未為善學也。吾昔撰《元典章校補釋例》，曾借《元典章》言校勘學，綜舉校勘之法有四：曰對校，以祖本相對校也；曰本校，以本書前后互校也；曰他校，以他書校本書也；曰理校，不憑本而憑理也。胡身之精校勘學，其注《通鑒》，名音注，實校注也。其自序言：“咸淳庚午，延平廖公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鑒》，以授其子弟，為著《讎校通鑒凡例》。”今其例不傳，然由注中鉤稽，尚可窺其所用之方法，以理校為多，他校次之，用本校對校者較少。然其所謂理校，非只憑空想，而多由追憶，故以現存宋本勘之，往往奇中，與對校無異。其他校之詳者，則幾于考證學范圍矣。茲以次述之，皆校勘學常識也。
【后略】
解釋篇第四
解釋者，以今言解古言，以今制釋古制，其意義即為注，然注備眾體，解釋不過注之一端，廣而言之，則全注均可謂之解釋也。《胡注》之前，《通鑒》有釋文數種，皆簡略。身之始為廣注九十七卷，亦仿釋文體，亂后重注，將注散入正文，是為今本。前四史雖有舊注，不盡可從，自晉以至五代，則皆身之創為之。且每針對當時，以寓規諷，尤得以鑒名書之義。茲篇所謂解釋，雖不過注之一端，亦足見其志之所存也。
【中略】
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置仕，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諭者數四，尚之復起視事。御史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跡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之。
注曰：有跡無名，如晨門、荷蕢、荷 、野王二老、漢陰丈人之類。（卷一二六）
余謂身之亦庶幾有跡無名之隱士也。身之宋亡后謝絕人事，凡二十六年而后卒。今考身之行跡，僅袁桷《清容集》及陳著《本堂集》，有一二詩文可據，其他撰述，鮮及之者。《清容集》因其甲申、乙酉間，曾為借觀藏書，一留袁氏塾；《本堂集》則因其晚年曾為子求婚于陳氏。陳氏亦甬人，且為進士同年，然由《本堂集》可知其留甬上時，并未與陳晤面。《鮚埼亭集·外編》十八，《胡梅 藏書窖記》，謂：“身之在甬上，未嘗與深寧商榷，其故為不可曉。”不知此正足見身之之不輕與人往來也。王梓材校刊《宋元學案》，不列身之于涑水私淑，乃據道光初陳僅所撰《深寧年譜》，列身之為深寧門人，實為輕信。深寧撰《赤城書堂記》，雖曾一及身之，曰：“臺之寧海，其先賢赤城先生羅公德業，為元祐名臣。邑之宿儒前進士胡君元叔，即公游息之地，創書堂，合鄉之俊秀子弟而淑艾之。延前進士舒君岳祥為之長，前進士孫君鈞、趙君孟禮、胡君三省，前太學陳君應嵩、劉君莊孫為之錄”云云。胡元叔者，身之從父，與孫鈞同舉景定三年進士，孫鈞即為身之墓志填諱之人。據此記謂深寧知有身之則可，謂身之為深寧門人則不可。又宋景濂撰《通鑒綱目附釋序》，雖曾以胡三省與史炤并稱，而方正學撰劉莊孫《樗園文集序》，歷數寧海前輩，乃不及身之，曰：“寧海在宋為詩書文物之邑，去南渡國都為近，故士之顯聞于世者甚眾。樗園劉先生少游錢塘，學于宋太學，所尊善者惟同邑閬風舒公景薛、南山陳先生壽；所友而敬者則剡源戴公帥初、鄞袁公伯長。袁公后仕元為顯官，名稱海內；戴公文亦傳于時。閬風、南山與先生，皆自謂宋遺人，不屑仕，故文行雖高，而不大彰于世，傳而知之者惟邑人而已。”閬風即舒岳祥，南山即陳應嵩。二人雖不大彰于世，而尚有邑人知之，身之則并邑人而不知之矣。
由《宋史》之無傳，知元時其名不著；由《元史》之無傳及方正學之無稱，知明初其名亦不著。成化間謝鐸輯《尊鄉錄》，黃溥《簡籍遺聞》譏其漏身之名。弘治間謝修《赤城新志》，有身之小傳矣，然《宋史新編》、《南宋書》仍不為補傳；焦竑《國史經籍志》亦不著錄《通鑒胡注》，知明季其名亦不著也。元明學風，治《綱目》者多，治《通鑒》者少。自考據學興，身之始以擅長輿地見稱于世。然厲、陸兩家輯《宋詩紀事》，凡六七千人；顧選元詩亦數千人，而不能得身之一詩。《元史類編》及省府縣志為身之補傳，而不能于《鑒注》及《釋文辯誤》兩序外，得身之一文。孔繼涑刻《玉虹鑒真帖》，宋高宗書《徽宗文集序》，有“龍舒故吏胡三省跋”，可謂鳳毛麟角矣。跋稱“書于袁桷清容齋”，當為留袁氏塾時所作。后此序歸張茂實，有文徵明跋。茂實，張丑父也。后又歸王儼齋，故孔繼涑刻之。繼涑，儼齋孫婿也。而各家著錄此帖，多載文徵明跋，而不載身之跋。文跋雖曾述身之名，而各刻本《甫田集》此文“胡”字下名獨闕。《清河書畫舫》、《式古堂書考》、《佩文齋書譜》等，載文徵明跋，又皆將胡三省誤作胡埕。埕字德輝，毗陵人，劉元城**，《梁溪漫志》恒稱道之。《楊誠齋集》七九有胡德輝《蒼梧集序》，言“陳少陽上書，德輝視其草，投畀蒼梧”，《鼠璞》亦言“張魏公曾奏胡埕筆削東書”。是埕先身之百余年，何能與清容相值！謬誤如此，使不見原帖者，終莫知龍舒故吏為胡三省。足證終明之世，其名尚不著也。以故凌迪知撰《萬姓統譜》，兩出胡理，而不及身之；萬季野撰《宋季忠義錄》，有陳應嵩、劉莊孫，而不及身之；錢竹汀擬《南宋儒學傳目》，有王應麟、黃震，亦不及身之；《四庫·清容集提要》，謂“桷少從王應麟、舒岳祥、戴表元諸遺老游”，亦不及身之。一若身之于擅長地理外，言論行誼，舉無足述者。嗚呼！《鑒注》全書具在，豈特長于地理已哉！《鑒注》成書至今六百六十年，前三百六十年沉埋于若無若有之中；后三百年掩蔽于擅長地理之名之下，身之殆可謂真隱矣。曾廉撰《元書》，由《類編·儒學傳》改入《隱逸傳》，有以也夫！《宋元學案補遺》謂：“《戴剡源集》十八，《題蕭子西詩卷后》，有胡元魯，即身之。”尚無他證。《閬風集》一有《同年黃東發贈楮衾詩》，二有《酬胡元魯惠松石詩》，而不稱同年。又身之從父名元叔，而身之別號元魯，亦似乎不類。溫公胞兄旦字伯康，而溫公子名康，豈當時不以為嫌乎！當更考。因釋真隱，并及身之事跡之隱晦如此。
【后略】
避諱篇第五
避諱為民國以前吾國特有之體制，故史書上之記載，有待于以避諱解釋者甚眾，不講避諱學，不足以讀中國之史也，吾昔撰《史諱舉例》問世，職為是焉。胡身之生避諱最盛之朝，熟諳避諱掌故。其撰《通鑒釋文辯誤后序》，謂：“海陵所刊公休釋文，以烏桓為烏元。宋朝欽宗諱桓，靖康之初，公休沒久矣，安得預為欽宗諱！”即利用避諱以證史書偽托之一法。其注《通鑒》，以避諱為訓釋者尤多。茲所采不過數十條，而避諱常識已略具于是矣。
【后略】
考證篇第六
《胡注》長于地理及考證，今日學者無不知。書名《表微》，非微何必表也？曰：考證為史學方法之一，欲實事求是，非考證不可。彼畢生從事考證，以為盡史學之能事者固非；薄視考證以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茲特輯存數十條，以備史學之一法，固知非大義微言所在也。
周赧王五十五年，秦前后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注曰：此言秦兵自挫廉頗至大破趙括，前后所斬首虜之數耳。兵非大敗，四十萬人安肯束手而死邪！（卷五）
考證貴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凡無證而以理斷之者，謂之理證。《朱子語類》一三四，言：“趙卒都是百戰之士，豈有四十萬人肯束手受死，決不可信。”又言：“恐只司馬遷作文如此，未必能盡坑得許多人。”此理證也。身之之言蓋本于朱子。
【中略】
后周世宗顯德二年，供奉官齊藏珍，赍詔書責之。
注曰：《風俗通》云：“凡氏之興九事，氏于國者，齊、魯、宋、衛是也。”余按《左傳》衛有大夫齊氏，此豈氏于國乎！（卷二九二）
凡姓氏書溯姓氏之所自出，多不可信，《胡注》恒辨之。《表微》始欲立《氏族》篇，以其辨不勝辨也，故刪存一二條以示例。顏師古注《漢書·眭弘傳》曰：“私譜之文，家自為說，茍引先賢，妄相假托，寧足據乎！”《容齋四筆》九，亦言“姓氏之書，大抵多謬。唐《貞觀氏族志》已亡，《元和姓纂》誕妄最多，國朝修《姓源韻譜》，尤為可笑”云云。則氏族之學亦難言矣。《直齋書錄解題》八，《姓源韻譜》條言：“古者賜姓別之，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是也；后世賜姓合之，漢高帝命婁敬、項伯為劉氏是也。惟其別之也則離析，故古者論姓氏，推其本同；惟其合之也則亂，故后世論姓氏，識其本異。自五胡亂華，百宗蕩析，夷夏之裔與夫冠冕輿臺之子孫，混為一區，不可遽知，此周齊以來譜牒之學所以貴于世也。”直齋之論如此，然今又與直齋之時異矣。昔之言氏族者利言其別，所以嚴夷夏之防；今之言氏族者利言其合，然后見中華之廣。固不必穿鑿傅會，各求其所自出也。
辯誤篇第七
辯誤即考證中之一事，所以自為一篇者，以皆取材于《通鑒釋文辯誤》也。《通鑒》釋文南宋時通行者三家，一為司馬康《釋文》，刻于海陵，故謂之海陵本。康，溫公子，字公休。《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二十卷，《宋志》作六卷，今佚。二為史炤《釋文》，《直齋》及《宋志》著錄三十卷，今存。三為蜀費氏本《通鑒》，《音釋》附正文下，今傳有殘帙。據身之所考證，一、三兩本皆書估倩學究為之，海陵本托之公休，費本則間附己見，皆蹈襲史炤者也。《釋文辯誤》以辯史炤書為主，而海陵本、費本與史炤多同。海陵本宋末元初尚盛行，《考古質疑》六，及《齊東野語》十八“孟子三宿出晝”條，所引《通鑒釋文》，皆稱司馬康本。身之并辟之者，以其冒公休大名，播其誤于眾耳。茲特采其有關史學常識，及初學易犯者著于篇。
【后略】
評論篇第八
注中有論，由來尚矣，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皆有時參以論議。馬班而降，史論尤繁，荀悅曰論，陳壽曰評，裴松之引孫盛、徐眾之書，亦皆以評為號，則評論實注家之一體也。胡注《通鑒》，評論亦眾，此篇之外，散見于史事各篇者，大抵皆評論也。自清代文字獄迭興，學者避之，始群趨于考據，以空言為大戒。不知言為心聲，覘古人者宜莫善于此，胡明仲之《管見》，王船山之《鑒論》，皆足代表一時言議，豈得概以空言視之，《通鑒注》中之評論，亦猶是也。
周赧王三十二年，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法章，共立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注曰：其時樂毅以燕中軍鎮臨淄，田單自安平保即墨，奔敗之余，猶可置之不問，法章布告國中，自言已立在莒，可安坐而不問乎！后人論樂毅，以為善藏其用，吾未敢以為然也。（卷四）
此深有感于帝昺厓山之敗也。魏夏侯玄太初撰《樂毅論》，見《右軍帖》，文中子讀而善之，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身之駁之，不怪張弘范之不為樂毅，而恨宋之無田單也。
【后略】
感慨篇第九
感慨者，即評論中之有感慨者也。《鑒注序》言：“溫公之論，有忠憤感慨，不能自己于言者。”感慨二字，即取諸此。然溫公所值，猶是靖康以前；身之所值，乃在祥興以后。感慨之論，溫公有之，黍離麥秀之情，非溫公論中所能有也，必值身之之世，然后能道之。故或則同情古人，或則感傷近事，其甚者至于痛哭流涕，如一百四十六卷對于襄陽之陷，二百八十五卷對于開運之亡，是也。茲特辟為一篇，附評論后，從來讀《胡注》者尚鮮注意及此也。
漢宣帝甘露元年，帝征馮夫人自問狀。
注曰：即此事與數詔問趙充國事，參而觀之，《通鑒》所紀一千三百余年間，明審之君，一人而已。（卷二七）
此所謂感傷近事也。開慶元年，賈似道漢陽之敗，通國皆知，而理宗不知；咸淳間襄陽之圍，亦通國皆知，而似道諱莫如深。《宋季三朝政要》載：“咸淳六年，上一日問似道曰：‘襄陽之圍三年矣，奈何？’對曰：‘北兵已退去，陛下得臣下何人之言？上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問其人，無何，以他事賜死。自是邊事無人敢對上言者。”時度宗年已三十有一，非沖幼可比，蔽塞如此，身之所以慨漢宣之明審，為千古一人也。
【后略】
勸戒篇第十
勸戒為史家之大作用，古所貴乎史，即取其能勸戒也。勸戒起于經歷，經歷不必盡由讀書，然讀書則可以古人之經歷為經歷，一展卷而千百年之得失燦然矣。故《胡注》于史事之可以垂戒者，每不憚重言以揭之曰：“可不戒哉！可不戒哉！”孔子云：“書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
【后略】
治術篇第十一
治術者致治之術，即身之之政論也。身之生平不喜滕口說，不喜上書言時事，國變以后，尤與政治絕緣。然其注《通鑒》，不能舍政治不談，且有時陳古證今，談言微中，頗得風人之旨，知其未嘗忘情政治也。《表微》初擬立《君道》、《相業》諸篇，今特刪并于《治術》，亦不多尚空言之意耳。
周顯王三十五年，屈宜臼謂韓昭侯曰：“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
注曰：徐廣曰：“時衰耗而作奢侈。”言國家多難而勢詘。此時宜恤民之急，而舉事反若有贏余者，失其所以為國之道矣。”時詘舉贏”，蓋古語也。（卷二）
此蓋為宋徽宗言之。《泊宅編》言：“崇、觀以來，天下珍異，悉歸禁中，四方梯航，殆無虛日，大則寵以爵祿，其次錫賚稱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勵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至京，以千人舁進，役夫各賜銀椀并官，其四仆皆承節郎及金帶，勔遂為威遠軍節度使，而封石為槃固侯。”是時遼夏交侵，金人亦乘機思動，國家多難而勢詘，**渺不恤民，而舉事反若有贏余也。
周赧王四十四年，趙田部吏趙奢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平原君以為賢，言之于王。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注曰：觀此，則趙奢豈特善兵哉，可使治國也。（卷五）
國法貴平等，任何人不應享有特權。《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八年三月條，言：“江淮豪家，多行賄權貴，遇有差賦，唯及貧民。”天下所以不平也。今趙奢能執法，平原君亦能服善，此其所以為濁世佳公子歟！
【后略】
臣節篇第十二
臣節者人臣事君之大節。《公羊·莊四年傳》言：“國、君一體也。”故其時忠于君即忠于國。所謂忠于國者，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國亡而不亡，必其無封疆之寄焉可也；國亡不亡，而猶欲保全其祿位，必頑鈍無恥，貪利賣國之徒也。故《胡注》之論臣節，以能致其身為第一義，抗節不仕者次之，保祿位而背宗國者，在所必擯也，況助敵國以噬宗國者乎！
【后略】
倫紀篇十三
倫紀為人類所共有，無間華夷。不過世治則修明，世衰則敗壞而已。倫紀之壞，多由感情，感情之傷，多由讒構，讒構之起，多因權利。故感情如薪，權利如火，讒構如風。欲維持所謂倫紀者，非斂感情，遠權利，防讒構不可。自晉八王亂后，五胡十六國，骨肉殘殺，相染成風，極人倫之大變。《胡注》于此，不惜痦口嘵音言之，亦冀以息內爭而銷外侮云爾。
【后略】
出處篇第十四
出處之于人大矣，迫于饑寒，怵于威力，炫于榮利，皆足以失其所守也。故身之注《通鑒》，于出處之節，三致意焉。輯而存之，不啻一卷《梅澗語錄》。即身之生平出處，亦可于此見之。如五十三卷之仇香，六十四卷之荀悅，一百七十九卷之李文博，皆身之所以自況也。惜乎王梓材撰《宋元學案補遺》，未及取材于此。
【后略】
邊事篇第十五
邊事猶今言國際之事，息息與本國相通，不可不知己知彼者也。南宋國勢孱弱，百年大計，爭持于和戰之間，結果和與戰皆失，馴至亡國，可慨也已！身之所論，大抵重在自強自治，不與人以可乘之機。縱不得已而求助于人，亦必慎所與而毋貽拒虎進狼之悔，斯可謂善于交鄰者矣。
漢高帝七年，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
注曰：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遺閼氏曰：“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急，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言于冒頓，令解圍。”余謂秘計者，以其失中國之體，故秘而不傳。（卷一一）
史貴求真，然有時不必過泥。凡事足以傷民族之感情，失國家之體統者，不載不失為真也。
【后略】
夷夏篇第十六
夷夏者，謂夷與夏之觀念，在今語為民族意識。《公羊·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非尊己而卑人也，內外親疏之情，出于自然，不獨夏對夷有之，夷對夏亦宜然，是之謂民族意識。當國家承平及統一時，此種意識不顯也；當國土被侵陵，或分割時，則此種意識特著。身之生民族意識顯著之世，故能了解而發揮之，非其世，讀其書，不知其意味之深長也。
【后略】
民心篇第十七
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惡為依歸，夷夏之防，有時并不足恃，是可惕然者也，故《胡注》恒注意及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恩澤不下于民，而責人民之不愛國，不可得也。夫國必有可愛之道，而后能令人愛之，天下有輕去其國，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權之下者矣。《碩鼠》之詩人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國。”何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長思也。故《夷夏》篇后，繼以《民心》。
【后略】
釋老篇第十八
《通鑒》以資治為名，釋老之事，載者較少，故嚴衍《通鑒補·凡例》有“補二氏”一條，言：“《通鑒》如佛圖澄、寇謙之等，亦既因事而見矣，馀皆弗錄。然二氏之教，流傳既久，即不足垂訓，亦何必不存其說也。”又康熙間仁和張星曜撰《通鑒紀事本末補·后編》五十卷，以袁氏《本末》未有專紀釋老亂國之篇，乃引正史所載，附以裨官雜記，及諸儒明辨之語，集為一書，其稿本見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其所輯尚有《天教明辨》，寫本二十厚冊，吾嘗得之馬相伯先生。張蓋天主**，其書名補袁氏，實以辟佛老也。然信仰貴自由，佛老不當辟，猶之天主不當辟也。且孟子嘗距楊墨矣，楊墨何嘗熄，楊墨而熄，亦其有以自致，非由孟子之距之也。韓昌黎辟佛亦然，唐末五代禪宗之盛，反在昌黎辟佛以后，其效可睹矣。況隋唐以來，外來宗教如火祆、摩尼、**、也里可溫之屬，皆嘗盛極一時，其或衰滅，亦其教本身之不振，非人力有以摧殘之。吾國民族不一，信仰各殊，教爭雖微，牽涉民族，則足以動搖國本，謀國者豈可不顧慮及此。孔子稱“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使孔子而知有異教，必以為西方之圣而尊敬之。故吾人當法孔子之問禮老聃，不當法孟子之距楊墨也。胡身之注《通鑒》，于釋老掌故，類能疏通疑滯，間有所譏切，亦只就事論事，無辟異端習氣，與胡明仲《讀史管見》之攘臂而爭者不同，足覘其學養之粹，識量之宏也。茲特撮其語為一篇以示概。
【后略】
生死篇第十九
人生須有意義，死須有價值，平世猶不甚覺之，亂世不可不措意也。自孔子有“未知生焉知死”之言，人遂以為儒家不談生死。不知“死生有命”，固儒家所恒言，即《魯論》一書，言生死者何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此生須有意義之說也。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此死須有價值之說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此生之無意義者也。“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此死之有價值者也。至于死之無價值者，“匹夫匹婦，自經溝瀆”是也。生之有意義者，“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是也。夫管仲之生，子路、子貢皆疑之，夫子獨仁之，何哉？桓公、子糾，兄弟爭國，內亂也；蠻夷猾夏，外患也，“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內外輕重生死之宜，剖析何等透澈，豈偷生者所能借口哉！胡身之生亂世，頗措意于生死之際，故注中恒惜人不早死，以其生無意義也；又恒譏人不得其死，以其死無價值也。茲特表而出之。
【中略】
后周世宗顯德四年，蜀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主曰：“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自徐無足任者。”蜀主不能從。
注曰：及孟氏之亡，僅高彥儔一人能以死殉國。至蜀主之死，其母亦不食而卒。婦人志節如此，丈夫多有愧焉者。（卷二九三）
此有感于宋楊太后之殉國也。新會厓山有大忠祠，祀宋丞相文天祥、陸秀夫、樞密使張世杰。又有全節廟，即慈元殿，祀楊太后。廟有陳白沙先生撰《慈元廟碑》，并書，文載《白沙子集》一。又有白沙**張詡撰《全節廟碑》云：“后，度宗之淑妃也。當胡兵直搗臨安時，帝后王臣，盡為俘虜，獨后負其子益王是與廣王昺，航海奔閩。于是群臣奉昰即帝位，冊后為太后，帝崩，復立昺，奔厓山，依二三大臣陸秀夫輩，臥薪嘗膽，為宗社恢復圖。既而胡兵近逼厓山，陸秀夫知事不可為，負帝昺赴海死。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間關至此者，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亦赴水死。惟宋三百年后妃之賢，前稱高、曹，后稱向、孟，亦皆可以為難矣，然皆處常而能正者耳。至于流離患難，卓然能炳大義，一君亡，復立一君，而以身殉之，其死也為社稷死，為國家死，為綱常死，為謹內外辨華夷死，所謂死有重于泰山者，其有功于世教也大矣。”文載道光《新會志》四，蓋極力發揮后死之有價值者。全謝山《慈元全節廟碑跋》云：“宋楊太后殉厓山之難，至明弘治中，布政劉公大夏始為之廟，陳先生獻章始為之碑。陳先生書法最工，其書慈元廟碑尤加意，予謁祠下，拓其碑，而跋以詩曰：‘高、曹、向、孟皆賢后，尚有芳魂殉落暉，一洗簽名臣妾辱，虞淵雙抱二王歸。’竊自以為工，足附陳先生之碑以傳也。”跋見《鮚埼亭集》卅八。曹、高、向、孟，為仁、英、神、哲四宗后。高、曹應作曹、高，謝山偶沿張詡碑而誤耳。楊太后之殉國，身之所謂“丈夫多有愧焉者”也。
貨利篇第二十
貨利者人之所同欲，而最能陷溺人者也，故昔人以利為大戒。然雖戒之，人仍趨之，則以人之于貨利猶水火，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個人可以忍餓，不能置父母妻子不顧也。故魯褒有《錢神》之論，韓愈有《送窮》之文，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矣。雖然，人非水火不生活，水火而過剩，亦足為災也。今天下攘攘者，果為生活而已乎？抑尚有無厭之求乎？胡身之目擊當時好貨之習，不可向邇，故其注《通鑒》，于唐德宗及五代時事，寄慨特多，亦亂極思治之意也，故《表微》以是終焉。
【中略】
后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帝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帝曰：“善。”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
注曰：婦人之智及此，異乎唐莊宗之劉后矣。鄙語有之：“福至心靈，禍來神昧。”二人者各居一焉。（卷二八六）
二后不同，在一能達觀，一不能達觀；一明大義，一不明大義。二人者蓋修養不同耳。
又，**嘗事麻答者，再榮皆拘之以取其財，恒人以其貪虐，謂之白麻答。
注曰：言其貪虐似麻答，特姓白耳。然再榮以貪虐殖財，郭威入汴，竟以多財殞其身。天道好還，蓋昭昭矣。（卷二八七）
麻答契丹帥，嘗蹂躪鎮州，民不堪其虐。白再榮與諸將共逐之，民方以為重睹天日也，而再榮之貪虐，不減于麻答。所謂以暴易暴，鎮民何貴有此“光復”耶！郭威入汴，軍士乃圍攻再榮于第，盡取其財而斬之。貪人之下場，往往如此，亦何益矣。
【后略】
重印后記
《通鑒胡注表微》是抗日戰爭時我在北京寫的。
南宋史學家胡三省，宋亡后，堅決不做元朝的官；他隱居山中，度過極艱苦的生活，在圖書很難得的情況下，完成了二百九十四卷《通鑒》的注解。像《通鑒》這樣一部包括一千多年歷史的編年巨著，要給它做注解，無疑是一項艱辛的工作。雖說前四史有舊注，但不是都可采用；至于晉到五代各史，本來都沒有注。胡三省能夠有這樣驚人的成就，實在值得敬佩。《胡注》不僅對閱讀《通鑒》有很大的幫助，而且對研究晉、宋以來諸史也有很多啟發。所以說《胡注》和《通鑒》同樣是我國珍貴的文化遺產。
胡三省（一二三〇——一三〇二）是浙東寧海人，字身之。他生當我國歷史上民族斗爭非常激烈的時期。他出生以前，中國北部已經被金占領；還在幼年，元又滅金侵宋；以后他就在宋元長期戰爭的環境里長大。寶祐四年（一二五六），他廿七歲，和文天祥、謝枋得、陸秀夫同中進士。據他兒子幼文寫的墓志，他最初做吉州泰和縣尉，調慶元慈溪縣尉，由于剛直，得罪了慶元郡守厲文翁，罷了官。此后，他做過揚州江都丞、江陵縣令、懷寧縣令。咸淳三年（一二六七）做壽春府府學教授，佐淮東幕府。當時主管兩淮制置司事的是李庭芝，他可能就是在李的幕下。咸淳六年（一二七〇）李庭芝調京湖制置，他回杭州。咸淳十年（一二七四），他主管沿江制置司機宜文字，當時制置使是汪立信。先是元軍集中兵力圍攻襄陽，汪立信曾獻御敵三策，宰相賈似道置之不理。御敵三策可能就是胡三省所擬。襄陽失守，胡三省感到非常痛心，在《通鑒注》里幾次表示他的憤慨。
襄陽失守后，長江中下游很快就被元軍占領。德祐二年（一二七六），臨安失陷，帝后投降。再三年，文天祥在戰斗中被俘，張世杰覆舟犧牲，陸秀夫背負帝昺投海，胡三省那時正五十歲，他在悲憤之余，就把全部精神寄托在他還沒有完成的《通鑒注》上。到一二八五年，他五十六歲，這部書才脫稿，但修改工夫，一直繼續到他七十三歲死的那一年。
胡三省親眼看到宋朝在異族的嚴重壓迫下，政治還是那么腐敗，又眼見宋朝覆滅，元朝的殘酷統治，精神不斷受到劇烈的打擊。他要揭露宋朝招致滅亡的原因，斥責那些賣國投降的敗類，申訴元朝橫暴統治的難以容忍，以及自己身受亡國慘痛的心情，因此，在《通鑒注》里，他充分表現了民族氣節和愛國熱情。
但是，這樣一位愛國史學家是在長時期里被埋沒著，從來就沒有人給他寫過傳記。到清朝，有人認為他擅長地理，有人認為他擅長考據，才偶然提到他。至于他究竟為什么注《通鑒》？用意何在？從沒有人注意，更沒有人研究。相反的，有些人著書專攻擊《胡注》，但是談到的都是注中的小毛病，無關宏旨。
我寫《胡注表微》的時候，正當敵人統治著北京；人民在極端黑暗中過活，漢奸更依阿茍容，助紂為虐。同人同學屢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時時受到威脅，精神異常痛苦，閱讀《胡注》，體會了他當日的心情，慨嘆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淚，甚至痛哭。因此決心對胡三省的生平、處境，以及他為什么注《通鑒》和用什么方法來表達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的研究，用三年時間寫成《通鑒胡注表微》二十篇。
近來好些朋友勸我重印這本書。我想，這是舊作，是沒有學習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時舊作，限于當時的思想認識，自然有不少幼稚及迂闊的言論，但是作為對胡三省的研究，特別是他隱藏在文字里的思想的探索，我是用了相當力量的。而且這本書對理解《通鑒》和《通鑒注》，可能是有幫助的。因此同意重印，并借此向大家請教。全書除稍刪動個別字句外，仍按原稿不動，以為我學識的記里碑。至于標點符號，勘對原書和征引書目等等，多靠劉乃和同志，特此附記。
陳垣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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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書先發表于《輔仁學志》第十三卷及十四卷之一、二合期（1945、1946年）。建國后，由科學出版社（1958年）及中華書局（1962年）先后印行出書。此處用1962年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