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葉刻《元秘史》
始余讀葉刻《元秘史》，開卷即見騰汲思名字的水，不峒罕名字的山，與連筠簃本之作騰吉思、不兒罕者，譯音用字不同也。又見兩個好騸馬，一名答驛兒，一名孛騾（旁注“舌”），驛騾均用馬旁。又音譯“好馬”為曲 兀惕 ，“騸馬”為阿黑 騸， 騸亦用馬旁。與《華夷譯語》“騸馬”之作阿黑 塔（一卷五頁）者，用字亦不同也。又“來了”音譯為亦列（旁注“舌”）罷，與《華夷譯語》之作亦列（旁注“舌”）別（三卷二一頁）者不同；“望著”音譯為合（旁注“中”）喇（旁注“舌”）周，與《華夷譯語》之作合（旁注“中”）剌（旁注“舌”）周（三卷二頁）者不同；“說”譯為嗚詁列論（旁注“舌”），與《華夷譯語》之作兀古列侖（二卷二七頁）者用字亦不同。此皆在開卷之前四頁，其譯音用字之特異已如此。
至二卷一頁，于兩處“來了”之亦列（旁注“舌”）罷下，均注有“原作別”三字；二頁于“做了”之孛魯罷下，又注有“原作伯”三字；余始恍然《秘史》之譯音用字，與《華夷譯語》不同。《華夷譯語》單純音譯而已，《秘史》則音譯之外，不論名詞動詞，有可附以意義者，輒選用音義相同之字。表示過去動詞語尾“了”字之譯“罷”，其最著也。然原作伯、原作別之注，究為何人所改，何人所注，蓄疑者幾二十年。三四卷以后，此注益多。三卷四十四頁有注“原作巴”者，十卷十四頁有注“原作八”者，則為僅見。此書為葉刻，余初疑此為葉氏所注也。
二 葉刻底本
自觀古堂葉氏藏書散出后，余得有文廷式抄本《元秘史》六巨冊。卷首有“道羲讀過”朱文印，道羲，廷式號也；又橫蓋有“葉德輝煥彬甫藏閱書”白文印。書中硃筆卷第，均文氏所填。眉端復有文氏批語。此本即葉刻所從出，葉序未明言者，別有故也。文本誤者，葉刻無不誤。八卷之第三十五頁，應為第三十七頁，文本錯簡，葉刻亦錯簡，尤足為葉刻出自文本之證。然原作伯、原作別之注，文本已然。至是始知非葉氏所注，而又疑為文氏所注也。
近門人李生梭，知余校《秘史》，曾以其先大父仲約先生（文田）抄本示余。李本與文本同出盛氏所藏顧廣圻校本。文本八卷之錯簡，李本不錯；李本之原作伯、原作別，則與文本全同。至是又知非文氏所注，顧本蓋已如此也。
三 顧校本
顧本跋稱嘉慶乙丑（一八〇五年）從晉江張太守影元槧舊鈔本覆影，卷末稱閏六月二十六日校畢。所謂張太守者，張祥云，號鞠園也。張本余未見。顧本曾為盛氏昱所藏，今藏上海涵芬樓，聞最近將在《四部叢刊》續編影出。前年余在江安傅氏許假得，覆校數過，其原作伯、原作別之注，果為顧本所已有。至是又疑為顧氏所校注也。
何以疑為顧氏所校注？因顧跋稱所據者為“影元槧舊鈔”，果為元槧，則原作伯、原作別之“原”，必用“元”不用“原”，用“原”者明以來語也。《野獲編·補遺》云：國初貿易文契，如吳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卷一）。《日知錄》云：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來曰元來，唐宋人多此語。后人以原字代之，與本來之義全不相同。或以為洪武中臣下有稱元任官者，嫌于元朝之官，故改此字（卷三二）。今顧校本《元秘史》稱“元作伯”者，僅九卷三十五頁一處，余皆日原作伯、原作別，元槧何能有是？不特此也，總譯用“原來”者數處：曰“原來你今日將這兒子來應了我的夢。”（一卷四四頁）曰“那軍原來是三種蔑兒乞人。”（二卷四九頁）曰“共說原來達達的馬瘦。”（七卷二五頁）果為元槧，必用“元來”，不用“原來”。其他用“原”字處，如“原曾”（三卷二二頁），“原系”（四卷二八頁），“原有”（五卷十頁），“原是”（五卷二六頁），“原擄”（六卷三九頁），“原教”（九卷三七頁），“原管”（九卷四十頁），“原相約”（三卷十三頁），“原商量”（三卷五十頁），“原定例”（九卷三五頁），“原宿衛”（續二卷十五頁），“原撇下”（二卷十四頁），“原蓋下”（二卷三六頁），“原排陣處”（五卷十八頁），“原約會處”（六卷五十頁），“原行的路”（二卷二一頁），“原把的寨子”（二卷二六頁），不下十數見，用“元”者僅十卷四十二頁一見，曰“元來也是平等的伴當”，而同頁“原準備的三個力士”仍用“原”。果為元槧，則凡此諸原，皆顧氏校改也。豈其然乎？
四 俄本來歷
今年春，伯希和教授來游，以蘇俄國家學院所藏《元秘史》影本十五卷六冊贈北平圖書館。卷首有朱文“玉雨堂印”，白文“韓氏藏書”章。十五卷末有白文“韓泰華印”，朱文“小亭”二字章。韓泰華者，嘗在西安景教碑側刻有大字，云“咸豐己未（一八五九年）武林韓泰華來觀”云云，即此人也。連筠簃本《元秘史》張穆跋，稱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從仁和韓氏借得影鈔原本，亦即此本。第三冊卷七末，有通介叟題記，云嘉慶乙丑元宵，從刻本補寫訖。第四冊卷九末，有七十八叟題記，云嘉慶乙丑二月十一日，從刻本補寫。此鮑廷博也。《知不足齋叢書》二十三集各書，鮑跋多自稱通介叟。鮑廷博與錢竹汀先生同生于雍正六年戊申（一七二八年），至嘉慶十年乙丑，正七十八歲。此本蓋鮑廷博從《永樂大典》抄出，復從刻本補寫，后歸韓氏，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為駐華東正教會拍萊狄斯主教所得者也。余頗疑鮑所稱刻本，即張祥云本，因當時以十五卷本為《大典》本，十二卷本為刻本也。又嘉慶乙丑，即顧廣圻抄校此書之年，鮑與顧蓋先后得見張本者。今二本分卷不同，而原作伯、原作別之注，大體無異，總譯中諸原字亦無異，即顧本九卷三十五頁之“元作伯”，在俄本為十卷末頁，亦曰“原作伯”。至是始知果非顧氏所注，亦非鮑氏所注，《永樂大典》原本蓋已如此也。
五 新發見內閣大庫藏殘洪武槧本
今年夏，北平圖書館趙萬里先生從內閣大庫故紙堆中發見《華夷譯語》與《元朝秘史》殘頁，計《譯語》二十六頁，《秘史》四十五頁，此洪武槧本也。何以知為洪武槧本，則以與《華夷譯語》板式紙色相同故。《華夷譯語》洪武二十二年刊本，只有蒙古譯語。其后續有增益，不止一種。今所云《華夷譯語》者，專指洪武本蒙古譯語，即《涵芬樓秘笈》第四集所影印者是也。此新發見之《華夷譯語》，內容與涵芬本全同，唯板框涵芬本雙線，此本則單線；板心涵芬本無刻匠姓名，此本則有刻匠姓名，蓋《華夷譯語》之元始槧本也。而新發見之《元朝秘史》，板式與《華夷譯語》無異，其刻匠二十七人中，尚有姓名與《華夷譯語》相同者周文名、趙丙二人，其板刻之先后，相距不能過遠。其殘存者為三、四、七、八卷，則第二卷第四冊之殘頁也。吾嘗以校俄本，此本誤者，俄本亦誤。如（例略），似《大典》本即出于此本也。然亦有此本誤而俄本不誤者，如（例略），又似《大典》本不出于此本；即使出于此本，亦必曾經一度校正者。惟原作伯、原作別之注，此本與俄本無異。至是始知非《永樂大典》所注，《大典》以前之本已如此也。
六 “伯”與“別”改作“罷”之原因
“伯”與“別”為蒙古語過去動詞語尾之音譯，漢文義譯為“了”。此等“了”字，《華夷譯語》音譯為八、為伯、為巴、為別；《秘史》則音譯為罷、為畢。然《秘史》始譯詩，亦參用伯、別等字，后乃一律改為“罷”。其所以改“伯”為“罷”者，疑因“伯”有侯伯之嫌，而“罷”有了字之意也。其“別”亦并改為“罷”者，疑有遷就罷字之意。今《秘史》中原作別者，有時亦原作伯也。其原作畢者不改，疑因“畢”亦有了字之意也。其改后逐一注明者，疑當時已有刻本或寫本流傳，特注明以資考較也。此論伯、別之改罷云爾，至于伯、別之應否改罷，乃另一問題，應俟蒙古語專家研究。
“八”字《華夷譯語》用之最多，因易與數目之八字相混，譯《秘史》時早已不用，僅見之于十卷之十四頁，亦已改之。今惟譯“別”者尚留遺六處，譯“巴”者尚留遺一處，而了字譯“伯”者則已改之凈盡。故余名今所傳本《秘史》為罷字本《元秘史》，其伯字本《元秘史》或《秘史》稿，天壤間是否尚有留存，須待將來之發見。
七 《秘史》與《華夷譯語》
漢譯《秘史》，與《華夷譯語》本伯仲之書，其用均在習蒙古語，故研究《秘史》，不可不參以《華夷譯語》。《譯語》三卷：一卷為語類，漢語與蒙語對譯，分門排列；二卷為詔敕，由漢譯蒙，漢文原句即附音譯下，與《秘史》音譯每段之后附以總譯者不同；三卷為書狀，由蒙譯漢，與《秘史》同，然只有音譯義譯，而無總譯，與《秘史》異。兩者相衡，《秘史》之法為進步矣。
《秘史》與《華夷譯語》，原刻形式，大概相同。惟葉刻從抄本出，未見原刻本來面目，故刊出后形式與《譯語》不類。其最顯著者，顧本人名用硃線，葉刻改為雙墨線，此節葉序已言之，而不知原刻人名實粗墨線；又原刻頁有烏絲欄，葉刻無之。此雖細故，因與《譯語》形式不侔，閱者遂不覺其為伯仲之書矣。參觀新發見之內閣大庫兩書殘頁，則瞭然也。原刻頁數為長號頭，自一卷至末卷，一號到底；葉刻卷自為頁，亦因顧本書口不寫頁數，文本相沿，葉刻無由知之也。
二十九 《秘史》音符不盡同《譯語》
《華夷譯語》第一卷，形式沿自《至元譯語》，見《事林廣記》庚集；惟《至元譯語》尚無旁注音符，《華夷譯語》則有旁注“舌”、“中”，下注“勒”、“惕”諸法，此《華夷譯語》之進步也。小漚巢刊何斠《圣武親征錄》，自十八頁以前所引《秘史》，“中”旁多誤為“蟲”旁；十八頁以后，“中”旁、“舌”旁均誤為“巾”旁；故 蛤 帢 等怪字，觸目皆是。校者蓋不知此為音符，亦由前此罕見也。
兒字旁注舌字，《華夷譯語》凡例有之，所以示彈舌音也。然《華夷譯語》全部兒旁不注舌字，其注舌字者僅三卷一頁納速 丁之兒字。《秘史》據葉刻第一卷，兒旁亦無舌字，二卷僅第一二頁有之，三卷以后則多矣；據俄本第一卷十九頁以前，兒旁亦無舌字，十九頁始有之。可見兒旁注舌，較為后起。
又《華夷譯語》有旁注丁字者，與下注勒字之用相同，皆頂舌音也。《元秘史》則專用勒字，不用丁字，此二書之異也。然《元秘史》始譯亦用丁字，今連筠簃本一卷第二段，阿兀站孛 溫之名凡二見，“溫”旁皆注有下字，此丁字之訛也。俄本則一誤為干，一誤為下。余近得內閣大庫藏抄本《秘史》總譯，黑格烏絲欄，卷末題記，有“一部二本，永樂二年八月內抄到”字樣，為食舊德齋劉氏舊藏，此“溫”旁丁字，尚皆不誤，足為《秘史》始譯用“丁”之證。又《秘史》一二卷，溫字下漏勒字者特多，如一卷十一頁之撒溫勒 周，牙兀伯亦溫勒 渾（例略），溫字下皆漏勒字；又一卷十頁、十二頁之脫列溫勒畢，勒字均誤在畢字下，顧本、俄本倶同，可見“溫”旁原注丁字，后乃改為下注勒字，有丁既去而勒未加者，有丁既去而勒誤加者，猶有遺跡可尋也。
三十 《元秘史》漢譯時代
《秘史》漢譯時代，有謂在《華夷譯語》前者，有謂與《華夷譯語》同時者，因二書名字同見于《明太祖實錄》（卷一四二）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記事也。顧廣圻跋數稱其所見者為元槧本，吾嘗代為解釋，謂“元槧”者，元始槧本，或元來槧本耳，非謂元時槧本也。今以譯音用字，及“伯”之改“罷”，“兒”之加“舌”，“丁”之改“勒”諸節觀之，則《元秘史》之譯，尚在《華夷譯語》后，何得有元時槧本？先譯浮屠，后譯佛陀；先譯師子，后作獅子；先譯流離，后作瑠璃；耳治在前，目治在后，自昔然也。
雖然，論翻譯《秘史》固在后，而論語言則《秘史》實在前。因《秘史》所用者系元太宗季年（一二四〇年）之蒙古語，與《華夷譯語》所用洪武中年（一三八二年）之蒙古語，相去凡百四十余年。今《秘史》中時有缺義之語，如二卷六頁之 兀魯 ，三卷十九頁之 乞 ，四卷十二頁之兀魯額惕 ，五卷三十七頁之阿荅 荅阿速，六卷十六頁之阿備巴備，七卷十頁之脫魯勒 米石等，不一而足。亦由譯者久居內地，數典已忘其祖也。假定此書早譯數十年，故老猶存，咨詢自易，何至不解之語屢見簡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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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完成于1933年12月，由歷史語言研究所雕板印行（1934年2月）。此次據原稿校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