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鑒》書法，不盡關褒貶，故不如《春秋》之嚴。溫公謙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續《左氏傳》，有所感觸，亦仿左氏設辭“君子曰”而稱“臣光曰”以發之。馀則據事直書，使人隨其時地之異而評其得失，以為鑒戒，非有一定不易之書法也。舊傳溫公《修書前例》一卷，公曾孫伋曾梓行之，然脫落已甚，不皆可據。茲篇所錄，則身之推論《通鑒》之書法為多，其有關全書義例及史文構造、史料采取，亦隸焉，固與《通鑒綱目》等之所謂書法，涵義頗殊也。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注曰：此溫公書法所由始也。三家者世為晉大夫，竊晉之權，暴蔑其君，剖分其國，王法所必誅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誅之，又命之為諸侯，是崇獎奸名犯分之臣也。《通鑒》始于此，其所以謹名分歟！（卷一）
又，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后，至豫讓為智伯報仇。
注曰：自智宣子立瑤，至豫讓報仇，其事皆在威烈王二十三年之前，故先以“初”字發之。溫公之意，蓋以天下莫大于名分，觀命三大夫為諸侯之事，則知周之所以益微，七雄之所以益盛；莫重于宗社，觀智、趙立後之事，則知君臣之義，當守節伏死而已；觀豫讓之事，則知策名委質者，必有而無貳。其為后世之鑒，豈不昭昭也哉！（卷一）
文、謝、陸三公之殉國，所謂“守節伏死，有無貳”者也，故身之以此自勵。或疑身之《鑒注序》撰于至元二十二年乙酉，疊山被逼入燕而死，在至元二十六年己丑，身之何能預知？曰：身之卒于大德六年壬寅，書成后經十六七年而后卒，此十六七年中，自必續加修訂。《光緒寧海志》載身之子幼文所撰墓志，言身之“舊注《通鑒》，中經散逸，購求他本為注，手自抄錄，雖祁寒暑雨不廢，諸子以年高不宜為言，則曰：‘吾成此書，死而無憾。’一日晨興，言笑自若，忽曰：‘吾其止此乎！’寢至三日而歿，年七十有三”。若乙酉自序之年，僅五十六耳，未足為年高也。
周安王五年，日有食之。
注曰：朱元晦曰：“此則系乎人事之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矣。是以圣人于《春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為丑也。”今此書年而不書月與晦朔，史失之也。（卷一）
此引朱子《詩集傳·十月之交注》。日食本有一定之躔度，而先儒必以當時之政治勘合之，以為有關于君相之措置，此古代政治家之妙用，讀史者深知其意焉可矣。
周顯王三十三年，孟子曰：“君何必曰利。”“君曰何以利吾國。”
注曰：《通鑒》于此段前後書“王”，因《孟子》之文也。中間敘孟子答魏王之言，獨改“王”曰“君”，不與魏之稱王也。（卷二）
此亦謹名分之意，身之因其與《孟子》異文而推論之如此。
周慎靚王元年，衛更貶號曰君。
注曰：顯王二十三年，衛已貶號曰侯。介于秦魏之間，國日以削弱，因更貶其號曰君。（卷三）
顯王四十六年，趙武靈王不肯稱王，令國人謂己曰君，至是又有衛貶號曰君之事。知溫公之改稱梁惠王曰君，不為無意也。
漢宣帝神爵元年，于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
注曰：師古曰：“恐中國泛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仲馮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鄉，于是與他族皆叛也。”余謂恐怒，仲馮說是。無所信嚮，不信漢，不嚮漢也。作“怨怒”者，《通鑒》略改《班書》之文，成一家言。（卷二六）
《史》作“恐怒”，《鑒》作“怨怒”，故身之釋之如此。凡引書聲明引自古人者，可略而不可改，裴松之之《三國注》是也。未聲明引古人而用其語者，可括成一家言，范蔚宗之《後漢書》是也。溫公之《通鑒》，蓋《范書》之類，亦即《班書》用《史記》之類。
漢平帝元始三年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
注曰：元始元年，莽號安漢公，至是始書以冠事，表其所從來者漸矣。《通鑒》凡書權臣例始此。（卷三六）
王莽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上帝于南郊，又行迎春大射養老之禮。
注曰：上無天子，《通鑒》不得不以王莽系年。不書假皇帝，而直書王莽者，不與其攝也。及其既篡也書莽，不與其篡也。呂后、武后書太后，其義亦然。（卷三六）
王莽始建國元年，春正月朔。
注曰：去年十二月莽改元，以十二月為歲首。《通鑒》不書，不與其改正朔也。（卷三七）
《通鑒》不書莽改正朔，身之因其闕文，而推論之如此。
漢光武帝中元元年。
注曰：洪氏《隸釋》曰：“成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閣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紀》，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為中元，直書為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雖別為中元，猶冠以建武。又《祭祀志》載封禪后赦天下詔，明言云‘改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宋莒公《紀元通譜》云：‘紀志俱出《范史》，必傳寫脫誤，學者失于精審，以意刪去。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字，是亦**于此。’司馬公作《通鑒》，不取其說。”余按《考異》，溫公非不取宋說也，從袁、范書中元者，從簡易耳。（卷四四）
漢桓帝延熹四年六月，京兆扶風及涼州地震。庚子，岱山及博尤來山并頹裂。
注曰：岱山在博縣西北。賢曰：“徂來山，一名尤來山。博，今博城縣。”余據二山并在博縣界，而先書岱山，以尤來山之博者，岱宗人皆知之，而尤來山則容有不知其在博縣界者，故書法如此。（卷五四）
此史文之構造，亦謂之書法，固與褒貶無關，身之所釋甚精。
魏文帝黃初二年，溫公《正閏論》曰：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拔亂世反諸正”也。正閏非所敢知，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
注曰：溫公紀年之意，具于此論。（卷六九）
因有此論，而知前此之不書莽改正朔，亦未必有意闕之。溫公謙不敢法《春秋》，可于此論見之也。
黃初七年，帝殂。
注曰：《通鑒》書法，天子奄有四海者書“崩”，分治者書“殂”，惟東晉諸帝，以先嘗混一，書“崩”。（卷七〇）
然則續《通鑒》者，于南宋諸帝，亦可以先嘗混一書“崩”。身之蓋思及本朝，而心痛國力之不振也。
魏明帝景初二年，蔣濟諫帝寵任劉放、孫資。
注曰：自此以前，皆非此年事。《通鑒》因放、資患失之心，以誤帝托孤之事，遂書之于此以先事。（卷七四）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
注曰：是年嘉平六年也，冬十月，高貴鄉公方改元正元。《通鑒》以是年之高貴鄉公，因書正元元年。（卷七六）
古時改元，并從下詔之日為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月日也。《通鑒》患其棼錯，乃創新例，必取末後一號冠諸正月之上，當時已有議之者，說詳《日知錄》“史書一年兩號”條。余撰《二十史朔閏表》，凡在年中改元者，不書其元年，而書其二年，睹二年即知有元年，而前元之末年，不致被抹也。
晉簡文帝咸安元年，吐谷渾王辟奚入貢于秦。
注曰：辟奚之死，視連之立，其事非皆在是年。《通鑒》因辟奚入貢于秦，遂連而書之，以見辟奚父子天性仁孝，不可以夷狄異類視之也。（一〇三）
天性仁孝，何族蔑有，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也。
晉安帝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
注曰：是年三月，元顯敗，復隆安年號。桓玄尋改曰大亨，玄篡又改曰永始，元興之元，改于是年正月。《通鑒》自是年迄義熙初元，皆不改元興之元，不與桓玄之篡，“撥亂世返之正”也。（一一二）
此亦身之推論之如此。然亂臣賊子可以筆削懼；敵國外患不可以議論弭。兩宋之所以不亡于臣子，而皆亡于敵國也！悲夫！
宋文帝元嘉元年，裴子野《營陽王論》。
注曰：裴子野究言宋氏亡國之禍，《通鑒》載之于此，欲使有國有家謹于其初也。（一二〇）
元嘉三十年，沈慶之即命內外勒兵，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為神兵。
注曰：《宋·帝紀》曰：“三月乙未，建牙于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班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余謂沈慶之甚練軍事，西征北伐，久在兵間，安有不悉舊儀之理，或者舉義之時，托武帝神靈以昭神人之助順，啟諸方赴義之心也。《通鑒》不語怪，故不書。（一二七）
《通鑒》不書，而身之書之，所以解釋“神兵”二字耳。
宋明順帝泰始元年，先是帝游華林園，使宮人倮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于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
注曰：《通鑒》不語怪，而獨書此事者，以明人不可妄殺，而天聰明為不可欺也。（一三〇）
《通鑒》何嘗不語怪，特以不語怪為原則，故載者較少。
宋順帝昇明元年，裴子野論袁粲曰：“受付讬之重，智不足以除奸，權不足以處變，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
注曰：裴子野之論，有《春秋》責備賢者之意，故《通鑒》取之。（一三四）
以袁粲為“蹈匹夫之節”，則必以褚淵為識時之俊杰矣。子野之論，抑揚過當，故身之以責備賢者緣飾之。
梁武帝天監三年，魏主幸伊闕。
注曰：自南北分治，人主出行所至，《通鑒》皆曰“如”，自此以后，率書“幸”，未曉義例所由變，蓋一時失于刊正也。（一四五）
曰“如”曰“幸”，無關宏旨，蓋據舊史書之。所謂《通鑒》書法不若《春秋》之嚴者，此其一端也。然誠如身之言，則續《通鑒》者于建炎以后，警蹕所至，書“如”乎？書“幸”乎？身之固以為可援東晉諸帝先嘗混一書“崩”之例書“幸”也。
梁武帝大同四年，東魏高歡朝于鄴。
注曰：既解丞相，遂不書官而書姓。《通鑒》紀實，非如《春秋》之有所褒貶也。（一五八）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東魏丞相歡如鄴。
注曰：自晉陽朝于鄴，而書“如鄴”，言其威權陵上，若列國然。（一五九）
此所謂因文見義也。高歡前以沙苑之敗，請解丞相，不久復舊。至是又書“如鄴”，而不書“朝”，略無人臣禮，亦紀實也。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九月，岳陽王詧還襄陽。
注曰：自朝魏而還也。前已書詧梁王矣，今復書詧舊爵，以義例言之，合改正。（一六三）
梁諸王骨肉相殘，各向外求援。去年十一月，岳陽王詧求援于魏。本年六月，魏冊詧為梁王。七月，梁王詧朝于魏。九月，邵陵王綸請和于齊，齊亦以綸為梁王，同月詧還襄陽，是時有兩梁王。《通鑒》之復書詧舊爵殆為此乎！
梁元帝承圣二年，上使侍中王琛使于魏。太師泰陰有圖江陵之志，梁王詧聞之，益重其貢獻。
注曰：梁王詧欲倚魏以報河東王譽之讎。《通鑒》至此，復書梁王詧。（一六五）
大寶二年二月，魏圍汝南，執邵陵王綸殺之，投尸江岸，岳陽王詧取而葬之，是梁王葬梁王也。梁之事亦丑矣！君子違不適讎國，梁諸王乃以內爭之故，屈膝讎國，圖報私恨，開石敬瑭之先例，此中國罪人也。齊梁王死，魏梁王至此復書梁王。
隋恭帝義寧元年，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酷，且拒義師，俱斬之。
注曰：按《隋書》稱“陰世師少有節概，性忠厚，多武藝”；“骨儀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于時朝政浸亂，濁貨公行，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儀獨厲志守常，介然獨立”，如此，則皆隋之良也。唐公特以其發墳墓，毀家廟，拒守不下而誅之，數以貪婪苛酷，非其罪也。觀《通鑒》所書，可謂微而顯矣。（一八四）
以私恨斬前代忠良，唐開國典型如此，宜其季年，有張文蔚、蘇循等六臣，北面稽首奉冊寶于梁王而不敢拒也，蓋唐公有以詔之矣。
唐高宗龍朔三年，李義府多取人奴婢，及敗，各散歸其家。故其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注曰：此姑述時人快義府之得罪而有是，《通鑒》因采而之，以為世鑒。學者為文，類有所祖。漢高帝為太上皇營新豐，后人其事，其辭云：“混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此語所祖，有自來矣。（二〇一）
唐玄宗開元八年，左散騎常侍褚無量卒。
注曰：按《通鑒》例，惟公輔書“薨”，偏王者公輔書“卒”。今書褚無量“卒”，以整比群書未竟，改命元行沖，故書以始事。（二一二）
開元九年，安州別駕劉子玄卒。子玄即知幾也，避上嫌名，以字行。
注曰：劉子玄卒，重史臣也，例猶褚無量。上名隆基，知幾犯嫌名。（二一二）
劉子玄為唐代第一流史學者，至宋而其書不顯。《容齋五筆》六，歷舉以“通”為名之書，謂“唯《白虎通》、《風俗通》僅存”。《黃氏日鈔》四九，謂：“劉知幾、吳兢，號唐史巨擘，然后世無述。”人愛其同類，故溫公、身之，均注意其卒焉。
開元十二年，命南宮說測南北日晷極星。
注曰：溫公作《通鑒》，不特紀治亂之跡，至于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通鑒》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二一二）
《通鑒》之博大，特于此著明之。清儒多謂身之長于考據，身之亦豈獨長于考據已哉！今之表微，固將于考據之外求之也。
唐玄宗天寶四載，安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奠之日，廟梁產芝。”
注曰：《通鑒》不語怪，而書安祿山飛鳥食蝗、廟梁產芝之事，以著祿山之欺罔，明皇之昏蔽。（二一五）
劉豫亦有門產瑞禾、漁者得鳣之異，見于史傳。自古叛賊之興，多話于符瑞也。
唐德宗建中二年，盧杞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殿直學士，親任之。
注曰：為盧杞以奸邪致亂張本。然杞為建中厲階，人皆知之，其引裴延齡以樹黨，其禍蔓延，迄于貞元之末年，人未知其罪也，故《通鑒》著言之。（二二六）
唐憲宗元和十年，柳宗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傳》，又作《種樹郭橐馳傳》。
注曰：《梓人傳》以諭相，《種樹傳》以諭守令，故溫公取之，以其有資于治道也。（二三九）
唐文宗太和八年，時李德裕、李宗閔各有朋黨，上患之，每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溫公論之曰：文宗茍患群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為實為誣，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乃怨群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蕓，而怨田之蕪也。
注曰：溫公此論，為熙、豐發也。（二四五）
古人通經以致用，讀史亦何莫非以致用。溫公論唐事，而身之以為“為熙、豐發”，陳古證今也。昔孔子居衛，衛君據國拒父，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不問衛事而問夷、齊，賢夷、齊兄弟讓國，即知其不為衛君父子爭國，此史學方法也。
唐宣宗大中元年，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注曰：觀《通鑒》所書，則會昌、大中之是非可見矣。（二四八）
大中五年，上以南山、平夏黨項久未平。《考異》曰：《唐年補錄》曰：“松州南有雪山，故曰南山。平夏，川名也。”
注曰：余按《唐年補錄》，乃末學膚受者之為耳。今不欲復言地理，姑以《通鑒》義例言之，《考異》者，考群書之同異，而審其是，訓釋其義，付之后學。南山之說，既無同異之可考，今引之，疑非《考異》本指也。（二四九）
《通鑒考異》三十卷，為溫公創作，凡史料之去取，均于《考異》說明之。今《胡注》幾將《考異》全部收入，惟陳仁錫評本不知《考異》為溫公撰，頗屬異事。陳仁錫能將全《鑒》并《胡注》評點一遍；其精力遠過王勝之。然于一八九卷《考異》不信《革命記》所載李世勣事，評云“注為世勣護敗”，又于二七七卷《考異》不信《五代史闕文》所載安重誨事，評云“注妙”，似均誤認《考異》為《胡注》。夫《考異》既已散入注中，認為《胡注》，未嘗不可。惟于十二卷《考異》不信四皓能制漢祖使不敢廢太子事，評曰：“胡公有史學，亦有史識。”是果以《考異》為身之撰也。今因《注》論《考異》，特附正于此。
大中七年，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馀緡，內五百五十萬馀緡租稅，八十二萬馀緡榷酤，二百七十八萬馀緡鹽利。”《考異》曰：《續皇王寶運錄》，具載是歲度支支收之數，舛錯不可曉，今特存其可曉者。
注曰：溫公拳拳于史之闕文，蓋其所重者制國用也。（二四九）
唐僖宗乾符五年，平盧軍奏節度使宋威薨。
注曰：老病而死，固其宜也。史書威死，以為握兵玩寇不能報國之戒。（二五三）
書死者多矣，身之推論之如此，所謂“以意逆志”也。趙紹祖《通鑒注商》以為《胡注》多事，是使讀史者不能自由運用其心思也。
唐昭宗乾寧二年，王建遣簡州刺史王宗瑤等，將兵赴難，軍于綿州。
注曰：《春秋》之法，書救而書次者，以次為貶。貶者以其頓兵觀望不進，無救難解急之意也。王建遣兵赴難，而軍于綿州，何日至長安邪！（二六〇）
此有慨于宋末襄陽之圍，援兵遲遲不進也。
乾寧四年，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奸臣所弄，終為賊臣所有也。”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道古，青州人也。
注曰：昭宗處艱危之中，猶罪言者，其亡宜矣。張道古見于《通鑒》者惟此事，著其州里，蓋傷之。（二六一）
著州里者眾矣，“傷之”云云，亦身之推論之也。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阿保機背盟，更附于梁，晉王由是恨之。
注曰：《通鑒》于《唐紀》書“李克用”，君臣之分也；于《梁紀》書“晉王”，敵國之體也。吳、蜀義例同。（二六六）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敕有司改葬昭宗及少帝，竟以用度不足而止。
注曰：后唐自以為承唐後，終不能改葬昭宗、少帝；后漢自以為纂漢緒，而長陵、原陵，終乾祐之世，不沾一奠。史書之以見譏。（二七三）
宋亡，西僧楊璉真加發南宋會稽諸陵，遺民王修竹、唐玉潛、林霽山、鄭樸樸翁等，收拾遺骨，造六石函葬蘭亭山后，種冬青樹為識，義聲播閭里，謝皋羽所為撰《冬青樹引》也。身之注《鑒》至此，覺同光、乾祐君臣，尚不如有宋諸遺民耳。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任圜將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明宗慰撫之，各令還營。
注曰：以《通鑒》書法言之，“明宗”二字，當書“帝”字。此因前史成文，偶遺而不之改耳。（二七五）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孔妃尚在宮中，潞王使人謂之曰：“重吉何在。”
注曰：以《通鑒》書法言之，潞王于此當書“帝”。蓋承前史，偶失于修改也。（二七九）
凡史之駁文，多由雜采諸書，未及改歸一律。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立左金吾衛上將軍重貴為鄭王，充開封尹。
注曰：《通鑒》封子侄為王，多書“封”，亦或書“立”，蓋因當時史官成文書之，無義例也。（二八一）
後晉齊王開運元年，或謂帝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
注曰：請罷馮道，請用桑維翰，蓋出一人之口。前史謂維翰倩人以言于帝，《通鑒》皆曰“或”者，疑其辭。（二八四）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太子賓客李濤之弟澣，在契丹為勤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蕭海真善，澣說海真內附，因定州諜者田重霸赍絹表以聞。且與濤書，言：“契丹主童，專事宴游，無遠志，非前人之比。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于速。”會中國多事，不果從。
注曰：北不得燕云，西不得河鄯靈夏，宋人以為千古之恨。觀溫公書此事，則元祐初棄米脂等四寨，知中國之力不足也。（二九〇）
契丹侵略燕雲，西夏盤據靈鄯，國力不足，不可輕挑釁端。溫公書此事，所以伸其主張，是也。然何由而後得國力足乎？十年二十年，應有計畫，乃終宋之世，積弱如故，當時君相不能辭其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