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元得國，不過百年耳。也里可溫之流行，何以若此？蓋元起朔漠，先據有中央亞細亞諸地，皆昔日景教（聶斯托爾派） 流行之地也。既而西侵歐洲，北抵俄羅斯，羅馬**、希臘**之被擄及隨節至和林者，不可以數計；而羅馬教宗之使命，如柏朗嘉賓、隆如滿、羅伯魯諸教士，又先后至和林：斯時長城以北，及嘉峪關以西，萬里縱橫，已為****所遍布矣。燕京既下，北兵長驅直進，蒙古、色目，隨便住居（詳《廿二史劄記》） ，于是塞外之****及傳教士，遂隨軍旗彌蔓內地。以故太宗初元（宋紹定間） 詔旨，即以也里可溫與僧道及諸色人等并提。及至孟哥未諾主教至北京，而羅馬派之傳播又盛。大德間江南諸路道教所訟，謂“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別無也里可溫教門，近年以來，乃有也里可溫招收民戶，將法箓先生誘化”，則當時狀況，可想而知。而晦隱七八百年，其歷史至無人能道。清道光間，阮元門下士劉文淇校至順《鎮江志》，始少發其端，謂《元史》之也里可溫即天主教。光緒中葉，駐俄使臣洪鈞，又據多桑書證明也里可溫為蒙古人效阿剌比語之稱天主教。以今所考，則也里可溫，又不專指一流。科學家之研究，愈進愈密，考古之事，亦猶是也。所奇者《元史》成于倉卒，號稱疏略；宋濂等以儒臣膺編纂之任，對于其他宗教，更非所注意；然也里可溫在元之真相，竟賴是以傳，則吾人之受賜，不亦多乎？究其所以存此之由，未始不由于草率之間，悉本諸《十三朝實錄》，不輕筆削也。倘如清人修《明史》之例，矜為嚴謹，則芟落必多。試觀《續宋元通鑒》及《元史類編》（邵遠平） 、《元史新編》（魏源） 與乎官纂《續通志、通考》等，不下十數家，“也里可溫”諸條，存者有幾？（《續通考》等據《〈元史〉國語解》間改為咿嚕勒昆） 可慨已！《元典章》本當代官書，自世祖至英宗，分吏、戶、禮、兵、刑、工各門，以類編次，足補《元史》所未備。乃紀昀則譏其兼雜方言俗語，體例瞀亂，屏而不錄；魏源則譏其鈔集案牘，出于胥吏之手，不經館閣。不知正為其不經館閣，備錄原文，然后保全者大。《經世大典》即館閣編纂之書，其《禮典》只列僧、道二門，并不另著也里可溫教；而《元典章·禮部》則于釋教、道教之外，另辟“也里可溫教”一門。所謂“體例瞀亂”者，即此類耶？《經世大典》，久已散佚。《元典章》曩有鈔本傳世，錢大昕、邵遠平輩，均據以考史。光緒末，武進董氏得此書于日本，沈家本跋而存之（見《寄簃文存》） ，越一年京師法律館始以付梓，而也里可溫之歷史遂爾大明。《通制條格》三十五卷（《四庫存目》有《至正條格》二十三卷，門類與此同） ，亦元時官牘，今所據者為清內閣寫本，僅存二十七至三十等四卷，“雜令”、“僧道”、“營繕”三門，因僧道而及也里可溫，亦足以資考證。至順《鎮江志》，也里可溫史料甚眾，最可寶貴，然傳本絕少。吾人習性，富于保守，語以西史所載，則曰于吾國典籍無征；示以故書雅記所遺，則前日之疑團頓釋。吾不知睹是編者其謂之何？糾而正之，固非著者一人之幸也。
* * *
[1] 1917年5月完成，出單行本，題為《元也里可溫考》。同年8月，增訂再版，并登載于《東方雜志》第十五卷第三、四、五號（1918年3、4、5月）。1920年10月，又出增訂三版單行本。1923年12月作為《東方文庫》之第七十三種出版時，又作了修訂。此后，至1934年9月，又續有增刪修訂，并將題目改為《元也里可溫教考》。1964年7月，作者在1934年校訂本封面上題：“輯論文集時應采此本。”今所采者即1934年之最后校訂本。
記大同武州山石窟寺 [1]
距京綏路大同站西二十里，左云縣云岡堡有石窟寺，為拓拔氏遺構，蓋千四百七十年于茲矣。以比伊闕石窟，尚早五十年。鑿山為巖，因巖鐫佛，巖高者二百余尺，可受三千許人；佛高者六七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水經注》所稱賞也。“櫛比相連，三十余里”，《續高僧傳》所夸許也。徒以遠處塞外，交通不便，故好游之士，鮮探其奇。迄今京綏路通，旦夕可至，同人乃以戊午重九前三日，約往游焉。循武州川溯流而上，經觀音堂，入武州塞口，則見石壁峭立，綿亙無際。壁多摩崖之碑，文體漫沒，猶存廓形。路側有雙鉤佛字，高逾尋丈，殆所謂佛字灣者也。至左云縣界，則石洞千孔，如來滿山，鬼斧神工，震駭耳目。漸近云岡堡，則見綠瓦層樓，依山結構，高出林際，俯瞰晴川者，石佛寺也。據《魏書》，佛應作窟。寺僅三楹，堂奧淺隘。寺僧引入后洞，黑暗異常。佛圖四周，巨細不一，燈光隱約，不可辨認，因致疑雕工精美，何取乎黑暗至此。既而登樓一覽，始知洞上有洞，本可透光，其所以黑暗者，寺掩之也。寺修于清順治八年總督佟養量，建筑不得法，故光線不足。像有剝蝕，敷以土堊，盡失原形。金碧輝煌，徒取炫目，泯絕古意。其實寺東西諸窟，有窟無寺，櫛比數里者，皆為石窟寺，后人修其一寺，名曰石佛，陋也。其未經修飾諸窟，雖甚剝落，然遠望縹緲，容態轉真，窟別異形，無有**。至于裸體神女，振翮凌空，寶相莊嚴，拈花微笑，則極畫像之奇觀，盡人工之能事矣。惜乎古洞荒涼，荊榛滿目，村民占居，十之七八，衽席炊爨，悉在佛前；斷瓦頹垣，橫阻當路；或土埋佛身，已過半膝；或偷鑿全體，新留斧痕。過此不圖，日即湮滅，是則有司之責也。最可異者，同人遍歷二十余窟，無古碑碣足供考證。即游客題名，亦絕無僅有。寺前有萬歷間宣城吳伯與游石佛寺刻石，詞尚典雅。寺西有佛籟閣扁，寺東有碧霞洞云深處朱廷翰等石刻，皆漫漶單簡，不足為典要。以故龍門造像，宇內知名；武州石窟，言者蓋寡。同人因為題名而返。余歸而神往者久之，乃摭拾群籍，著為斯篇，亦以補金石之缺略，俾后至者有所考證云爾。同游六人，葉恭綽譽虎，俞人鳳翙梧，鄭洪年韶覺，翟兆麟瑞符，邵善閶文彪。俞、翟、邵三君，皆京綏路工程師也。一九一八年十月新會陳垣記。
《魏書·顯祖紀》皇興元年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卷六。時帝年十四）
史紀魏帝之幸石窟寺，自此始也。皇興元年，當西歷之四百六十七年。前此聞幸武州山，未聞幸石窟寺。《魏書·禮志》，太宗永興三年三月，帝禱于武周、車輪二山是也。（武州或作周，通） 永興三年，當西歷之四百十一年，此時未有石窟寺。惟自皇興元年以后，則帝幸石窟寺，凡七八次。或歲一幸焉，或間歲一幸焉。未知史有闕文否乎。蓋常有《魏書》紀者，《北史》無之矣。
抑有奇者，諸帝之幸石窟寺，多在沖幼之年，其殆太后所挾與俱往者乎，不可得知也。
四年十有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卷同上。時帝年十七）
《高祖紀》，延興五年五月丁未，幸武州山。（卷七上。時帝年九歲）
此未言幸石窟寺也，然以前后書法例之，則當然幸石窟寺。
太和元年五月乙酉，車駕祈雨于武周山。（時帝年十一）
祈雨未必至石窟寺，然車駕至武周山，則必經石窟寺。今石佛寺左側，尚有一龍王廟，其殆古之遺制乎。
四年八月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時帝年十四。《北史》不紀）
六年三月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時帝年十六）
七年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佛寺。（時帝年十七。《北史》不紀）
八年六月戊辰，武州水泛濫，壞民居舍。
秋七月乙未，行幸方山石窟寺。（時帝年十八，《北史》不紀。以上均卷七上）
方山在今大同縣北五十里（據《通志》） ，有拓拔氏二陵，及方山宮址在焉。此言幸方山石窟寺者，未知方山亦有石窟寺乎，抑幸方山又幸武州山石窟寺乎？以皇興四年幸鹿野苑、石窟寺之書法例之，則幸方山又幸石窟寺也。然方山既偏北五十里，武州山又偏西二十里，一日而幸二地，不無疑焉。抑方山別有石窟寺，因武州水泛濫后，不幸武州而幸方山乎？
且自是年以后，直至太和十八年遷洛以前，十年之間，不復見帝幸石窟寺。史闕文乎，不可知也。
《肅宗紀》，熙平二年四月乙卯，皇太后幸伊闕石窟寺，即日還宮。（卷九。時帝年八歲）
伊闕石窟寺，建于孝文遷洛之后。《洛陽伽藍記》曰“京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亦緣武州山石窟寺得名也。自顯祖皇興元年，始幸武州石窟寺，至肅宗熙平二年，始幸伊闕石窟寺，其間適五十年，則二寺創建之先后，可概見矣。
孝昌二年八月戊寅，帝幸南石窟寺，即日還宮。（卷同上。時帝年十七）
謂伊闕石窟寺為南石窟寺，則武州石窟寺為北石窟寺也。
《出帝平陽王紀》，永熙二年正月己亥，車駕幸崧高石窟靈巖寺。（卷十一。時帝年二十四）
崧高石窟靈巖寺，即伊闕石窟寺，由武州石窟寺得名。見《釋老志》、《水經注》及《續高僧傳》。
魏帝之幸武州寺，史數數見，而幸伊闕寺只三見，顧何以世人多稱伊闕之巨制，而少言武州之偉觀，則以伊闕當中原六通四辟之沖，而武州則僻處塞外也。使吾人生鐵道未興之世，亦不易游此。今伊闕寺有隴海路可達，武州寺又有京綏路可達，他日 軒所及，武州寺之遺碑斷碣，必有新得于野老耕氓者。
《魏書·釋老志》，太安初，有師子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陀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師。皆云備歷西域諸國，見佛影跡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又沙勒胡沙門，赴京師致佛缽并畫像跡。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帝后奉以師禮。曇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卷一百十四）
皇興中又構三級石佛圖。榱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高十丈。鎮固巧密，為京華壯觀。（卷同上）
武州塞之石窟，始鑿于曇曜，據此毫無疑義。曇曜之赴京，在復法之明年，即興安二年，西歷四百五十三年也。是時佛法初復，圖像大興，西域畫像，接踵而至。魏之先世，本有鑿石為廟之風。（見《魏書·禮志》） 佛教又重偶像，故能致此奇偉。武州諸像，未識是否為難提等五人所造。然至今石質剝落，間有影跡模糊，近而即之，一若無有，遠而睇之，神態宛在者，正與所謂“遠視炳然，轉近轉微”之說相合，則真足代表五世紀東方美術之一斑也。
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于洛南伊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至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為世宗復造石窟一，凡為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工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同上）
景明在遷洛之后，去復法之歲，約五十年，則伊闕石窟后于武州石窟，亦約五十年。從景明元年（西五〇〇） 至正光四年（西五二三） ，其間二十四年，僅造窟三所，已費工如此，武州石窟，奚止三所，則其工程之巨可知矣。
《水經注》漯水條下：其水又東北流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東南流，水側有石祇洹舍，并諸窟室，比邱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徑靈巖南，鑿石開山，因巖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川水又東南流出山。《魏土地記》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校本卷十三）
《水經注》撰于后魏太和之世，去石窟寺之建，不過四五十年，其所記載，至可信據。據《魏書》則曇曜所鑿者只五所，而此已曰“山堂水殿，煙寺相望”，可知曇曜開山以后，鑿者甚眾，皆在酈道元注《水經》以前，而不盡在齊、隋以后。又曰“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則當年景色，美麗可想。武州川水自西北來，先經石祇洹舍，則今石佛寺以西諸窟，必有比邱尼所居之遺跡，惜不能指其處矣。其水東轉所徑之處為靈巖，是靈巖者本地名。有稱石窟寺為靈巖寺者，寺因地得名也。
《續高僧傳·元魏北臺恒安石窟通樂寺沙門釋曇曜傳》：釋曇曜，未詳何許人也。少出家，攝行堅貞，風鑒閑約，以元魏和平年，任北臺昭元統，綏輯僧眾，妙得其心。住恒安石窟通樂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鐫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鐫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余里。東頭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見存，未卒陳委。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浩，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拜為天師，珍敬老氏，虔劉釋種，焚毀寺塔。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癘疾，方始開悟。帝既心悔，誅夷崔氏。至壬辰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子，應依《開元釋教錄》作孫），即起塔寺，搜訪經典。毀法七載，三寶還興。曜慨前陵廢，欣今重復，以和平三年壬寅（此七字照《開元釋教錄》加入），故于北臺石窟，集諸德僧，對天竺沙門譯付法藏傳，并凈土經，流通后賢，意存無絕。（卷一）
“魏帝所造”，魏文成帝所造也。文成以前塔寺，既為太武所毀，則此靈巖石窟，必為文成復法以后所造，蓋即曇曜白帝所造也。曰“東頭僧寺，恒供千人”，疑即今石佛寺東之最大石窟，然已荒落不堪矣。既曰通樂，又曰靈巖，則寺非一寺，名非一名，記載缺略，至為可憾。此傳成于貞觀十九年，當西歷之六百四十五年，《古今譯經圖記》、《開元釋教錄》、《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均沿用其文。《貞元釋教錄》，成于西歷八百年，而于“碑碣見存，未卒陳委”二語，亦復沿用，未識當時碑碣，果否有流傳也。清初迄今，不過三百年，而道旁摩崖諸碑，已無一可辨。蓋此山之石，松而易泐，不耐風雨，造像猶可，刻碑未見其能永年也。
《大唐內典錄·后魏元氏翻傳佛經錄》：元氏之先，北代云中虜也。西晉之亂，有拓拔廬，出居晉樓煩地，晉即封為代王。至廬孫拾翼鞬，或言涉珪，《魏史》云即道武皇帝，魏之太祖也，改號神瑞元年，當晉孝武太元元年也，出據朔州東三百里，筑城立邑，號為恒安之都。為苻秦護軍，堅敗后，乃即真號。生知信佛，興建大寺。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鑿為窟，高十余丈，東西三十里，櫛比相連，其數眾矣。谷東石碑見在，紀其功績，不可以算也。其碑略云，自魏國所統貲賦，并成石龕，故其規度宏遠，所以神功逾久而不朽也。（卷四）
神瑞元年（西四一四） 當晉安帝之義熙十年，非晉孝武太元元年也（西三七六） ，其間相去，幾四十年。改號神瑞者，是魏太宗，非魏太祖也，其間相去，亦三十年。《大唐內典錄》皆誤。魏太祖天興元年（西三九八） 始自云中徙都平城，即今大同縣，所謂恒安之都也。《魏書·釋老志》，天興元年，下詔敕有司于京城始作五級佛圖，太宗踐位，始于京邑四方，建立圖像。曰京城五級佛圖，則郊西石窟寺，必非建于太祖天興之世也。曰京邑四方建立圖像，則謂郊西石窟寺建于太宗神瑞之世，亦非絕無影響。然未有確切不疑之據。《釋老志》明謂文成復法以后曇曜白帝所鑿，魏收北齊人，《魏書·釋老志》著于北齊天保元年（西五五〇） ，去后魏之世至近，去曇曜開山之歲，亦不過百年，其言至為可據。
《大唐內典錄》撰于麟德元年，當西歷之六百六十四年。云“谷東石碑見在”，此碑當即釋道宣撰《續高僧傳》時所見之碑。碑稱魏國，并言神功久而不朽，則疑非魏碑，或齊隋以后之碑也，惜乎今不可得見矣。是錄與《續高僧傳》，皆言石窟相連，三十余里，以今考之，實無此數，則石窟圮夷者眾矣。特未知撰者有信口大言否耳。外人譏吾國游記，里數至不足據，此或其一端也。
《雍正朔平府志·古跡·左云縣石佛寺》：在縣東九十里云岡堡，又名佛窯山。傳自后魏拓拔氏時，始于神瑞，終于正光，凡七帝，歷百十余年。規制甚宏，原寺十所：一曰同升，二曰靈光，三曰鎮國，四曰護國，五曰崇福，六曰童子，七曰能仁，八曰華嚴，九曰天宮，十曰兜率。其中有元載所造石佛二十龕。石窯千孔，佛像萬尊，由隋唐歷宋元，樓閣層凌，樹木蓊郁，儼然為一方勝概。迤東數武，有石竇噴水，清冽可飲，行道多藉焉。題曰石窟寒泉，即四景之寒泉靈境也。康熙三十五年冬，圣祖仁皇帝西征回鑾幸寺，御書扁額“莊嚴法相”四字。（卷三）
武州石佛寺，唐以前均稱石窟寺，今《山西通志》亦稱石窟十寺。曰“始于神瑞，終于正光”，不知何所據。然康熙《通志》已言之，或《明志》沿《大唐內典錄》神瑞元年之說及《魏書·釋老志》正光四年之說而云然歟？神瑞之說，辨已見前；正光之說，乃指伊闕石窟，非武州石窟也。十寺之名，亦見康熙《通志》，未知其為魏寺乎，抑隋唐以后所建之寺乎？曰“中有元載所造石佛二十龕”，康熙《通志》作元載所修石佛十二龕，雍正《通志》則曰內有元時石佛二十龕，光緒《通志》因之。修者修其所本有，造者造其所本無，未知是造乎修乎，元載是否即元時，二十與十二孰當，無可考也。
曰“由隋唐歷宋元”者，筆誤也。由遼迄金，三百余年，大同朔平，終非宋有，則此中石窟，宋人何嘗夢見。
“石窟寒泉”，或作石窯寒泉，窟、窯形近易混。今猶有水涌出，亦在道旁一巨窟中也。
“西征回鑾”者，康熙帝西征厄魯特噶爾丹回鑾，由歸化城入口，志稱其以十二月初十日次左云縣，駐蹕生員范澎宅，十一日幸云風石佛寺云。今御書扁額猶在。
《雍正朔平志》，載清人題詠甚多，附錄如后，以當 軒之采。
胡文華《游石窟寺》
西林天竺跡，春日上方游。片石三千界，微塵四部洲。香花金粟現，鐘磬白云悠。俯此群生劫，何緣彼岸舟。
孫魯《重陽后一日過云岡次曹侍郎韻》（曹溶，秀水人，康熙初大同守道）
郊原秋色滿山椒，出郭盤崖石蹬遙。巒隱旃檀藏寶相，碑殘拓拔紀前朝。雕甍丹臒開金剎，月渚依微涌海潮。披拂霜華尋鷲嶺，西風馬首上苕蕘。（此首并見《康熙山西志》卷三十二）
王儀《石佛寺》二首
巉崖暫憩嘯臨風，卻愛空樓望不窮。淡淡湍煙移嶂岫，泠泠倒水出溪 。碑遺古院神工罕，經曬高臺夕梵同。凈接青蓮天地辟，石床深洞月朦朧。
千仞孤峰百尺樓，云天高并兩悠悠。西秦風雨當軒夢，北魏煙嵐半偈收。更有寒山支介石，豈無輪海泛虛舟。遠鷗獨立坡沙淺，分得尋常幾點秋。
王度《云岡佛閣》
聳峰危閣與天齊，俯瞰塵寰處處低。億萬化身開絕嶂，三千法界作丹梯。乾坤再辟雷初奮，海岳重光月指迷。（指西征回鑾） 我欲凌虛朝玉陛，好從靈鷲問金泥。
劉士銘《石泉靈境》（劉宛平人，雍正間朔平知府）
崒嵂崇岡遠潑藍，天容樹色落寒潭。千尋翠壁云為幔，丈六金身石作龕。在昔鸞旗朝鷲嶺，于今水月照瞿曇。靈湫清澈渾如鏡，手把龍團望朔南。
趙允烜《云岡石佛寺》（趙閩人）
云岡遙望近蓮臺，勝概留人去復回。**有堂皆法相，化身無石不如來。楣題鳳篆龍飛額（指康熙御書） ，夢入金光目絕埃。剞劂料非人力就，昔年端得五丁開。
鄭中選《前題和韻》
偶然登眺上樓臺，蒼翠層層至北回。峭壁遠從天際削，御書遙自日邊來。寒泉清冽多幽致，劃石煙籠絕俗埃。不是神靈能效順，化身億萬那從開。
石碣韻《石佛寺》四首
崚嶒龕峇倚云開，曇影繽紛天際來。三十二觀隨處是，石蓮浮動現金胎。
莖草原從帝釋開，妙同寶月印川來。推開慧海留生面，億萬恒沙結髻胎。
寶宮杰構五丁開，金粟飛花匝地來。何處是空何處色，須彌芥子一般胎。
心眼關頭不易開，維摩悟后謁飛來。飽參玉版三乘愒，笑指摩尼五色胎。
王達善《寒泉靈境》
一脈元從石罅來，湛于秋境綠于苔。羌人不解煎茶法，下馬爭分滌酒杯。（以上均見卷十二）
* * *
[1] 載于《東方雜志》第十六卷第二、三號（1919年2、3月）。據校訂本校訂，并加了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