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林傳》十卷 唐釋智炬撰
一九三五年，《宋藏遣珍》影印本名《雙峰山曹侯溪寶林傳》，唐《藝文志》著錄。寶林者，韶州曹溪寶林寺也，六祖真身在焉。智炬《唐志》作“智矩”，傳寫誤也。
此書為禪宗史惟一史料，《景德錄》及《傳**宗記》均取材於此。惟其言不雅馴，薦紳難言，故《正宗記》用之而復貶之。正如吾人今日欲考中國天主教史，不能不用傳教士所著之書也。
然此書自明以來，已不見著錄。元末虞集序《佛祖通載》，謂“寶林等傳，世久失傳”。《宋史·藝文志》有《寶林傳錄》—卷，云“不知作者”，當是一殘本。《至元法寶勘同錄》作九卷，想已缺一卷。又題曰“宋陵沙門智炬集”，“宋陵”為“朱陵”之譌，朱陵者南岳也。
宋咸淳間，本覺撰《釋氏通監》，系此書於唐貞元十七年條下，曰：“金陵沙門惠炬，天竺三藏勝持，編次諸祖傳法偈讖，及宗師機緣，為《寶林傳》。”《釋氏稽古略》因之，又改金陵為建康，蓋皆未見原書也。《釋門正統》卷八《義天傳》，言：“遼國曾令義學沙門詮曉等，再定經錄，《六祖壇經》、《寶林
傳》，皆被焚。”此亦傳本稀少之一因。
始吾讀《釋門正統》，《佛祖統紀》等天臺宗撰述，數攻擊此書，求之久而未獲。一九三三年，日本發見一寫本，僅存第六卷，以為奇寶，先在《東方學報》發表，復由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珂羅版印行。一九三四年，吾人亦在山西趙城縣廣勝寺，發見卷子刻本一部，存一、二、三、四、五、八等六卷，為金初民間刻本，在宋則為紹興間也。一九三五年收入《宋藏遣珍》，改為方冊本，影印以行。茲揭其內容如下：
卷一 釋迦牟尼及一祖。前缺三紙，每紙約二十三行，行約十四字。
卷二 二祖至八祖。刻藏時已缺，取《圣胄集》補之，今《圣胄集》亦佚。
卷三 九祖至十七祖。
卷四 十八祖至二十二祖。
卷五 二十三、二十四祖及師子**。前缺一紙。
卷六 二十五、二十六祖。缺，以日本藏寫本補之。
卷七 缺。
卷八 二十八至三十祖。
卷九 缺。
卷十 刻藏時已缺。
《至元法寶勘同錄》著錄九卷，當即此本。蓋原缺第二、第十兩卷，第二卷以《圣胄集》補之，仍缺第十卷也。
數十年來，若敦煌、若海外、若地下、若古寺院，遺珍迭出，學者眼福，百倍前人。惟《寶林傳》原書并不佳，不過取其為古本而已。《傳**宗記》雖采此書，然《正宗論》卷上，亦謂：“其文字鄙俗，序致煩亂，不類學者著書，或錯誤差舛，殆不可按，是必所承西僧，泛傳不審，而傳之者又不能裁之”云云。
今觀其書，即以年代一節論，舛誤者十之八九，蓋依據一俗陋年表所為，而《景德錄》仍之，如一祖至十三祖各章是。有經《景德錄》改正者，如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祖各章是。有《景德錄》改而仍誤者，如二十一、二十四祖各章是。此《正宗記》所以遇有年代處，則盡刪削之，知其不足取信也。
其卷八載：“達摩以梁武帝大同二年丙辰十二月五日丁未終於洛州禹門，二十八日庚午，昭明太子奉敕撰祭文，時魏太和十九年十二月”云。按梁大同二年，不當魏太和十九年。梁大同二年十二月丁卯朔，其五日非丁未，二十八日亦非庚午。據《梁書》八，昭明太子以中大通三年辛亥四月薨，年三十一。大同二年，昭明卒已五年矣，何能為達摩撰祭文，此真可為噴飯者也。同卷又有二十九祖(即東土二祖)可**碑，題唐內供奉沙門法琳撰，法琳見《續高僧傳》二十四，又有唐彥驚撰《法琳別傳》。法琳未聞掌內殿道場，何云內供奉。據贊寧《僧史略》，內供奉授僧，始自唐肅宗，唐初何能有內供奉沙門，此謬之顯然者。且法琳著述存於今者，尚有《破邪論》，《辯正論》等，其風格絕與可**碑文不類。
碑又有“東山之法，於是流焉”之句。因東土四祖信與五祖忍，并曾住蘄州東山寺，後人始目其法為東山法門。四祖卒於永徽二年，五祖卒於高宗上元二年，琳先以貞觀十四年卒，何能於二祖碑預有東山法門之語，此皆不足信者也。
惟其書撰自中唐，傳世已古。一九三五年河北省磁縣出土之元和十二年李朝正重建梁武帝達摩碑，其文即出於此。又其所載師子以後世系，與今本《壇經》全同，皆足資考證，正不必以其鄙俚而廢之也。
一九二九年，胡適撰《荷澤**神會傳》，一九三四年記北宋本《六祖壇經》，均謂：“今本《壇經》所載師子以後世系，為契嵩和尚所改。”并謂：“今本《景德錄》，亦依契嵩說追改，非《景德錄》原本”云云。時《寶林傳》尚未復出，故推論如此，其實今本《壇經》與《寶林傳》同，其說遠在中唐，為《景德錄》、《正宗記》等所依據，不自契嵩始也。至謂今本《景德錄》為依嵩說所追改，亦非，因《景德錄》後尚有《天圣廣燈錄》，所載亦輿《寶林傳》同，能改《景德錄》，未必能改《天圣錄》，更未必能改《寶林傳》也。
《北山錄》十卷 唐釋神清撰
一九二一年景印宋刻本。唐《藝文志》作《參元語錄》，《宋志》作《北山參元語錄》，焦竑《國史經籍志》《參元語錄》與《北山語錄》重出，《季滄葦書目》作《宋遼北山錄》，則因卷首有沈遼序而誤也。
神清，《宋僧傳》六有傳，梓州慧義寺沙門，元和中卒。傳稱其：“好著述，都百余軸，并行於代。就中《北山參玄語錄》，博綜三教，最為南北鴻儒名僧高土之所披翫。寺居鄭城之北，長平山陰，故名北山；統三教玄旨，實而為錄，故名參玄”云。以是知《唐、宋志》所著錄者即此書也。
是書為理論體，頗似周秦諸子。以三字或二字為題，如《天地始》、《圣人生》、《異學》、《外信》等，凡十六篇。會萃孔、老、莊、列、荀、楊、班、馬之言，而折衷以釋氏。書甚古雅，惟因其中有關涉禪宗世系之說，頗為禪者所攻擊。契嵩《壇津集》有《評北山清公書》，即指此。
此書未經入藏，傳本甚少。民國初年，發見兩殘本：一存一至三、七至十卷，為項氏天籟閣舊藏，西蜀草玄亭沙門慧寶注，前有錢唐沈遼序，後有殿中丞致仕丘濬後序，皆熙寧元年撰。一存一至六卷，為華亭朱氏文石山房舊藏，附《注解隨函》二卷，儀封縣平城村比丘德珪撰。同人乃劇貲合兩本影印行世，其原本後歸南海潘氏寶禮堂。
慧寶注，卷三末有開寶六年事，卷十有宋太宗登極時事，則北宋初人。德珪注頗糾寶注之失，第四篇引《傳燈錄》，第七篇引《僧史略》，則又在贊寧《僧史》、《景德傳燈》之後矣。書有差誤，注輒為糾正，而不改原文；注有差誤，《注解隨函》亦正之，而原文不動，最為合法。惟《隨函》卷末有刻主題名一葉，稱：“宣授講主心印，廣福**全吉祥，謹施長財，陸續重刊”云云。字體圓柔，不似本書之方勁，乃知為元初重刻宋本，茍無此葉，則全書均可充宋本矣。僧稱吉祥，惟元有之，詳《十駕齋養新錄》九。
神清為義學憎徒，博極群書，對禪宗時致不滿，卷六《譏異說》篇尤甚，謂：“《付法藏傳》止有二十四人，其師子後舍那婆斯等四人，并余家之曲說，又第二十九名達磨多羅，非菩提達磨也。”以是頗為禪者所詬病。
明教嵩撰《傳**宗論》四篇，即為對神清而發，《正宗記》卷二末，《評北山清公書》云：“唐高僧神清，不喜禪者，自尊其宗，乃著書而抑之。固哉清也，徒肆己所愛惡，而不知大謬先圣，雖能編連萬世事，亦何益乎！書曰‘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清之謂也。”嵩雖掊擊清書，然與嵩并世之臺宗僧徒，亦對嵩書還擊，勝負未分也。清攻擊禪者，謂師子後舍那婆斯等四人，并余家曲說，未明指何書，慧寶注以為指《寶林傳》，德珪注又謂舍那婆斯名悮，應云婆舍斯多。此皆知有《寶林傳》，而不知《寶林傳》之外，尚有諸書，如《歷代法寶記》之屬也。作舍那婆斯者，乃諸書根據《達摩多羅禪經》及《出三藏記》薩婆多部目錄而來，非悮也。《寶林傳》以達摩為二十八代，今清書謂達摩多羅為二十九代，是《歷代法寶記》之說，非《寶林傳》之說也。慧寶以甲作乙，德珪又以不悮為悮，非敦煌發見《歷代法寶記》，趙城發見《寶林傳》，吾人又何從而正之？則新史料之發見，不可不刻刻留心也。
《傳**宗記》十卷、《正宗論》二卷
宋釋契嵩撰
宋、元、明、清藏著錄。嵩所撰尚有《輔教編》三卷，晁氏及《宋志》、明、清藏皆著錄；又有《壇津集》十九卷，明北藏著錄，前三卷即《輔教編》重出，蓋萬歷時續入藏者，明南藏及清藏無《壇津集》。
《壇津集》，《四庫》別集類五作二十二卷，蓋由弘治本出，即今《四部叢刊》三編所影印者是也。與藏本分卷不同，而內容次第無異，蓋同出於永樂本。惟《四庫提要》謂王士禛《居易錄》十七載《壇津集》十五卷，當另一本。
《壇津集》卷首有陳舜俞撰《明教**行業記》，言：“嵩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佑集》。”今卷末附錄諸師著述，有惠洪《禮嵩禪師塔詩》，見《石門文字禪》五，而《文字禪》十九有《嵩禪師贊》，附錄卻未收。附錄又有無名序一篇，永樂、弘治兩次刊本，均疑為著《湘山野錄》之瑩道溫作，而不知即《文字禪》二十三之《嘉佑集序》，亦可見明代僧徒之陋也。
契嵩生平
契嵩字仲靈，藤州壇津人，今廣西梧州藤縣，熙寧五年卒，明教其賜號也。行跡具陳舜俞撰《行業記》及《禪林僧寶傳》二十七。
《東坡志林》三言：“契嵩禪師常瞋，人未見其笑；海月慧辯師常笑，人未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壞者五；海月比葬，面目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云。
海月慧辯，與辯才元凈皆天臺宗，明智祖韶**。海月熙寧六年卒，辯才元佑六年卒，其塔銘皆蘇子由撰，見《欒城後集》二十四。《東坡後集》十六有祭龍井辯才文，曰：“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璉、嵩，後二十年，獨余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
此翁謂辯才，辯、臻則海月慧辯與南屏梵臻也。臻亦天臺宗，四明知禮**，視慧辯為侄。釋可觀《竹庵草錄》諸宗立祖條言：“昔日南屏臻老，曾與嵩仲靈往復辯正”，即其人。蓋與嵩異派相攻者也，而東坡則并交之。
璉者，大覺懷璉，與嵩皆云門四世孫，所謂同高祖昆弟也，《禪林僧寶傳》十八有傳，元佑五年卒。北宋云門之盛，璉與嵩皆其中健將。是時天臺與云門旗鼓相當，工力悉敵，復有士大夫周旋其間，故特形其盛。天臺派《佛祖統紀》十五嘗論之，曰：“智者之為道也，廣大悉備，為其徒者自尊信之，未足以信於人，惟名儒士夫信而學焉，斯其道為可信也。智者之世，有徐陵、柳顧言；荊溪之世，有梁肅、李華；明智之時，有晁以道、陳瑩中。是數君子，不特知道，又能立言以贊之，故智者之道愈光也。”
此明智名中立，與祖韶同賜號，而後卒五十余年，亦得士夫之信仰者也。然吾以為豈獨士夫贊之能致其光大，士夫毀之亦能致其光大也，特患人置之不論不議之條耳。何以言之？晁以道嘗言之矣，《景迂集》十四日：“予嘗怪韓文公，歐陽公力排浮圖，而其門多浮圖之雄，如澄觀、契嵩輩，雖自能傳於後世，而士大夫今喜稱道之者，實二公之力為多也。往年孤山智圓，凜然有名當世，讀書甚博，性曉文章經緯，師法韓文公，常責其學者不如韓能有功於孔氏；近則嵩力辯歐陽之謗，有占義士之風。是二人者，忘其讎而慕其善，又一反也。”
此所謂相反而實相成也，孤山智圓為臺宗之山外派，臺宗有山家、山外之分，將另論之。智圓著書滿家，其文集名《閑居編》，取法乎韓，契嵩著書名《非韓》，而文實學韓。《壇津集》十有《上歐陽侍郎書》，曰：“今天下之士，指閣下之門猶龍門，而閣下之門難升，又過於李膺。若某者，山林幽鄙之人，無狀以書奏天子，因而得幸下風，不即斥去，引之與語，溫然，乃以讀書為文見問，此特大君子與人為善，誘之欲其至之耳。”
嵩固非韓者也，何其聲之似韓也。然惟其似韓，故當時禪講雖不相能，嵩輿辯又瞋喜不同道，而辯竟有求嵩之事，是亦學韓之力也。《壇津集》十五有《慈云式公行業曲記》，式公者遵式，天臺**，慧辯之祖，而明智祖韶之父也。其文曰：“蒙識韶公幾三十年，晚山中與其游益親。韶公耆年淳重，名德之師也。嘗以**師實錄命余筆削，始以敝文不敢當，及蒙奏書還，而韶公已物故，方感慨，今辯師益以錄見托，愿成就其師之意。辯師端審善繼，又明智之賢**也，會余避言山中，囑之愈勤，顧重違其師之意。姑按韶公實錄而論次之，命曰《曲記》，蓋曲細而記其事也。”一行業記耳，何人不可為，而必有待於嵩者，以其聲之似韓也。智圓而在，或無所求於嵩，嵩卒後一年辯卒，嵩而在，辯塔銘亦或無所求於子由也。因論嵩生平，而連類及之如此。
《正宗記》之內容及得失
《正宗記》為傳記體，其書在《景德》、《天圣》二錄之後。於唐以來禪宗二十八祖世系，宗《寶林傳》，而求古籍以證明之，解釋之。嘉佑六年進之朝。
卷一 為《始祖釋迦如來表》。名為表，實非旁行斜上
之體也，蓋一世譜而已。
卷二至六 為迦葉至東土六祖大鑒止。
卷七、八 為《正宗分家略傳》。記大鑒以下至十二世，凡一千三百四人，其有行跡可紀者，以見於《景德》、《天圣》二錄及《宋高僧傳》，故略其行事，只敘其世次。嵩為大鑒十一世，然卷八記云門之嗣，至嵩本師洞山曉聰而止，不及本身，亦猶《景德錄》道原之意也。
卷九 為《旁出略傳》。敘六祖以前旁支世系，凡二百五人。又《宗證略傳》十人，皆本書所據各說之譯者著者，不分緇素，故裴休、劉昫在焉，以曾采裴撰《圭峰傳法碑》及《舊唐書·神秀傳》也。
卷十 為《傳**宗定祖圖》。繪三十三祖傳法故事，今藏本則有說無圖矣。
《正宗論》二卷，四篇，則闡明達摩之法，的有師承，以破神清《北山錄》及《付法藏傳》之說，曰：“後魏毀教時，僧曇曜於倉皇中，單錄諸祖名目，亡於山野，會文成帝復教，前後更三十年。當孝文帝之世，曇曜進為僧統，乃出其所錄，諸沙門因之為書，命曰《付法藏傳》，其所差逸不備，蓋自曇曜逃難致然也。”
其重要之根據，則在《出三藏記》之薩婆多部師承目錄及《達摩多羅禪經》。然二書只有達摩多羅，無菩提達摩，故《景德錄》於菩提達摩下曰“本名菩提多羅”，《正宗記》改曰“初名菩提多羅，亦號達摩多羅”。又於《定祖圖》菩提達摩下注云：“其名稱呼不同，如達摩多羅，凡三四說。”其所以必須如此解釋者，蓋就已成之說而彌縫之、補救之，以求合於古籍，亦煞費苦心矣。
其必不可掩飾，如《寶林傳》所紀年代，十誤八九，《景德錄》改而仍誤，《正宗記》則一概芟夷之，曰：“《寶林》、《傳燈》二書，皆書天竺諸祖人滅之時，以合華夏周秦之歲甲。然周自宣王以前，未始有年，又支、竺相遠，數萬余里，其中渺茫隔越，吾恐以重譯比較，未易得其實，輒略其年數甲子，而存其帝代焉。”
此亦堅壁清野之法，欲使人無所藉口也。然因史學常識不豐富，每以不誤為誤。如卷五《達摩傳》注云：“《傳燈錄》諸書舊說，并云達摩來梁在普通八年，今按史書，普通只七年，惟今王佑《長歷》甲子數或有八歲，可疑”云云。不知普通八年三月十一日，始改元大通，明著梁史。《長歷》列有八年，有何可疑。輕於立論，未免為識者所笑耳。
年歷之外，《寶林傳》所載文獻多不足據，如梁武帝撰《達摩碑》及昭明太子撰《達摩祭文》等，《景德錄》均削而不載，蓋其慎也，而《正宗記》反采之。當《寶林傳》未復出時，吾不知其所本，今二文均見《寶林傳》八，乃知《正宗記》實本於此也。
《寶林傳》又有二十九祖可**碑，題唐內供奉沙門法琳撰，中有“東山之法，於是流焉”之句，以內供奉授僧及稱禪宗為東山法門事皆在法琳以後，此碑之偽顯然。《正宗記》探其中之傳說可也，據此碑以攻《唐僧傳》不可也。今《正宗記》六《可**傳》后，評《唐僧傳》云：“《唐僧傳》謂可遭賊斷臂，與予書曷其異乎！余考法琳碑，師乃雪立數宵，斷臂無顧，投地碎身，營求開示。然為《唐傳》者，與琳同時，琳之說
與禪者書合，而宣反之，豈非其采聽之未至乎，故其書不足為詳”云。此可見嵩於史料真偽之鑒定法，殊未注意也。
然嵩不特攻《唐傳》，且并攻贊寧。《正宗論》四云：“初宣律師以達摩預之習禪高僧，降之已甚，復不列其承法師宗，蒙嘗患其不公。贊寧僧錄，繼宣為傳，論習禪科，尊達摩之宗，及考寧所撰《鷲峰圣賢錄》，蓋亦傍乎《寶林》、《付法藏》二傳，非有異聞，其所斷浮泛，終不能深推大經大論，而驗實佛意，使後世學者益以相疑，是亦二古之短也。”
嵩蓋工於為文，疏於考史，又往往為感情所蔽，於偽史料既不能割愛，於前輩復肆意譏評。《四庫》《壇津集》提要謂其恃氣求勝，東坡謂其常瞋，未見其笑，蓋天生性格使然，無足怪矣。
《正宗記》板本
《正宗記》吾所見嘉興藏本．頻伽藏本。揚州磚橋刻經處本，《定祖圖》皆無圖，惟磧砂藏本，圖繪甚精。其卷首記云：“平江路磧砂延圣寺大藏經局，今依福州開元禪寺校定元本《傳**宗記》一十二卷，重新刊板流通。其明教**所上之書，及人藏剳子，舊本皆在袠尾，今列於首，庶期展卷，備悉所從。延佑二年乙卯五月日，住持傳法比丘清表題。”
所謂福州開元寺本，即南宋隆興二年甲申所刊者也，今藏本皆由隆興福州本出。據宋濂《學士文集》卷三十，有《傳**宗記序》，云：“唐興，曹溪大弘達摩之道，傳布益眾，義學者忌之，而神清為甚，乃據《付法藏傳》所列，謂師子遭難，絕嗣不傳。猶以為未足，誣迦葉為小智，不足承佛心印，指禪經實後來傅會，難以取徵。而好議論之徒，紛紛起矣。宋明教**契嵩讀而痛之，博采《出三藏記》，洎諸家記載，為《傳**宗記》，以辟義學者之妄。其衛道之嚴，凜凜乎不可犯也。”是為洪武甬東本，吾未之見，僅介宋序如右。
《釋門正統》八卷 宋釋宗監撰
《佛祖統紀》五十四卷 宋釋志磐撰
二書皆天臺宗所撰之佛教史。《正統》撰於嘉熙間，《統紀》撰於咸淳間，相距不過三十年。後書大抵以前書為藍本，增加史料而改造之，然前書未可廢也，故合論之。
二書之體制及內容
二書皆仿“正史”體，有本紀、世家、表、志、列傳、載記等名目。天臺宗立於陳、隋間智者**，尊龍樹為高祖，後人又以智者為四祖，唐時荊溪湛然為九祖。會昌毀佛，教典淪佚，吳越王求遺書於高麗，斯道復振。北宋初四明知禮，遂致中興，賜號法智，天圣六年卒，自是天臺子孫皆法智之後矣。
《釋門正統》者，以天臺宗為正統，立釋迦牟尼．龍樹為本紀，天臺東土諸祖為世家，又有八志，志之後為傳，末有載記，仿《晉書》十六國例，以天臺以外諸宗人載記。
《佛祖統紀》則稍變其例，自釋迦牟尼、西土二十四祖、東土九祖，以至四明知禮，凡十七祖，均立本紀，以諸祖旁出
為世家，旁出者猶“正史”之諸王傳也。世家後列傳十二卷，《四庫提要》此書附存目，作列傳十三卷，誤。傳後為表，表後立九志，三十卷，居末，仿《魏書》例也。有《山家教典志》，猶諸史之藝文，專載天臺宗著述目錄；有《名文光教志》，猶地方志之藝文，專載有關天臺宗之文；有《諸宗立教志》，載天臺以外諸宗：有《法運通塞志》，其體為編年；有《歷代會要志》，其體為類事，則不獨天臺一宗之事，凡考求佛、道二教交涉，及摩尼、火襖諸教歷史者，均可取資也。
臺禪二宗之爭
先是《景德錄》二十七載禪門達者，雖不出世，有名於時者錄十一人，智者**頂焉。臺宗人見之，大不謂然。故《釋門正統》卷一《智者世家》云：“彼焉知**豈止禪門達者而已。”此靜之所由起也。《釋門正統》，本慶元、嘉定間皚庵吳克己撰，宗監著書，仍襲其名，故恒引鎧庵之說。鎧庵嘗著論攻擊《寶林傳》，本書卷四《興衰志》云：“唐德宗之末，金陵沙門慧炬撰《寶林傳》，夸大其宗，至與僧傳所紀如皂白冰炭之不相入。迨及我宋，吳僧道原進《傳燈錄》，李遵勖集《廣燈錄》，皆以《寶林》為口實，故鎧庵論之曰：‘《寶林》說詭，非特達磨、慧可事跡與僧傳不同，其最虛誕無稽，而流俗至今猶以為然者，七佛說偈、世尊拈花是也。七佛緣起，所經刼波，前後隔遠，豈有遞相說偈付法之事，縱若有之，未審吾佛何處舉似，梵僧何年譯至此土也。”
又曰：“世尊將入涅盤，宣正法眼藏，分付摩訶迦葉，良以迦葉頭陀第一，能為四眾作依止，可以匡持法藏故也，豈待涅盤會上，重新微笑而受法耶！然名公鉅卿，如楊內翰，黃侍讀，皆為其所愚，一則《俧燈》作序，一則廬阜書石，乃知邪說移人，雖豪杰之士，有所不免。”廬阜書石，謂山谷數為叢林書七佛偈刻石也。《豫章集》二十五有《七佛偈跋》言其事，僧家甚以為重。
《興衰志》又言：“仁宗嘉佑二年，錢塘長老契嵩進《定祖圖》、《正宗記》，自慧炬撰《寶林傳》，稱有二十八祖，及此土六祖，厥後《傳燈錄》復踵其訛，嵩遂取小乘禪經及《寶林傳》等定之，以謂〈付法藏傳》可焚。吳門子昉法師著論辯之，去其偽謬四名，復準《付法藏傳》，止二十四代。”按嘉佑二年，當作嘉佑六年。子昉者，凈覺仁岳之嗣，所謂山外派也。
《釋門正統》八述《防師辯祖書》云：“宣律師《續高僧傳》，載達摩理行二種，固其真法。其後智炬於曹溪門下，出《寶林傳》，詭說百端，以惑無識，如只履西歸、立雪斷臂等，皆輿僧傳不同。由是夸衒《寶林》之憑虛，滅沒僧傳之紀實，巴人一唱，屬而和者，滔滔皆是，如何通未詳省！”
《佛祖統紀》二十二《子昉傳》，載此事尤詳，曰：“法師子昉，吳興人，早依凈覺。嵩明教據禪經作《定祖圖》，以《付法藏傳》為可焚，師作《祖說》以救之；又三年，嵩知禪經有不通，輒云傳寫有誤，師復作《止訛》以折之，曰：契嵩立二十八祖，妄據禪經，熒惑天下，斥《付法藏傳》為謬書。此由唐智炬作《寶林傳》，因禪經有九人，第八名達摩多羅，第九名般若密多羅，智炬見‘達摩’兩字，語音相近，遂改為‘達磨’，而增‘菩提’二字，移居般若多羅之後，又取他處二名，婆舍期
多、不如密多，以繼二十四人，總之為二十八。炬妄陳於前，嵩繆附於後，瀆亂正教，瑕玷禪宗，余嘗面折之，而嵩莫知愧。又據僧佑《三藏記》，傳律祖承五十三人，最後名達摩多羅，智炬取為梁朝達磨。殊不知僧佑所記，乃小乘弘律之人，炬、嵩既尊禪為大乘，何得反用小乘律人為之祖耶？況禪經無二十八祖之名，炬、嵩既無教眼，才見禪字，認為己宗，厚誣先圣，其過非小”云。
嵩在禪宗，撰《正宗記》，負當時天下盛名，豈意臺宗人斥之如此，考史者所以不能偏聽一面之詞，只讀一家之書也。同時有神智從義者，亦攻擊二十八祖之說，《釋門正統》五《從義傳辨祖承》云：“今家承用二十三祖，豈有誤哉。若二十八祖，未見經論所出。近見刻石鏤板，圖狀七佛二十八祖，各以一偈傳授相付。烏乎！假托何其甚歟。識者有力，宜革斯弊，使無量人咸遵正教”云云。同是西土二十四祖，而臺宗與禪宗《寶林傳》之說不同。臺宗專據《付法藏傳》，以龍樹為十三祖，師子為二十三祖，并計末田地，則祖有二十四，而世次仍二十三也。《寶林傳》則移婆須密於前，為第七祖，故龍樹為十四祖，師子為二十四祖。《傳**宗記》攻《付法藏傳》，而臺宗則擁護之，《正宗記》攻《唐僧傳》，而臺宗又護之，并玫其七佛偈及拈花微笑。慧可立雪斷臂等事，務輿禪宗相反。《韓非子·顯學》曰：“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臺、禪二宗之於七佛二十八祖，亦猶儒、墨之於堯舜也。
山家山外之爭
《釋門正統》五《慶昭傳》云：“智者**撰《金光明經玄義》，有廣、略二本行世。晤恩撰《發揮記》，解釋略本，謂廣本為後人擅增，以四失評之。**奉先源清。靈光洪敏，共背難詞，輔成師說。法智乃撰《扶宗釋難》，力救廣本，而慶昭與孤山智圓，既預清門，亦撰《辨訛》，駁《釋難》之非，救《發揮》之得。如是反覆，各至於五，綿歷七年。永嘉忠纂結前後十番之文，號《四明十義書》。自茲二家觀法不同；各開戶牖，枝派永異，山家遂號清、昭之學為山外宗。”此猶儒家今古文之爭也。晤恩，《宋僧傳》七有傳。山外之名，起於法智統一以後，凡持論輿法智異者，均可目之為山外，故又有前山外、後山外之名，前山外者大抵與法智同時，後山外則法智子孫而持論輿法智異者也。
《佛祖統紀》二十二《凈覺仁岳傳》論曰：“天臺宗謂學《華嚴》、《唯識》者為他宗。凈覺初為山家之學甚厲，一旦師資小不合，遽為異說，至於十諫雪謗，抗辯不已。前輔之而後畔之，其為過也輿學他宗者何異。父作之，子述之，既曰背宗，何必嗣法，故置之雜傳”云。今影印續藏經有四明仁岳《異說叢書》，此猶向、歆父子之異論也，然山家必欲黜之，遂使仁岳為孽子。
仁岳之外，前文所引之從義，亦臺宗健將被斥為山外者。《統紀》二十二《神智從義傳》論曰：“神智之從扶宗，視四明為曾祖，而於有所立義，極力詆排之，破壞祖業，不肖為其，非同當時孤山、凈覺一抑一揚之比也。舊系扶宗，今故
黜之，置之雜傳，以示家法之所在”云。
然《統紀》本書於卷十《玄覺世家》及卷三十《華嚴慈恩諸師傳》後，皆引從義之言為重，抑又何耶，此與攻擊《寶林傳》、《正宗記》引子昉之言為重，同一矛盾也。竊嘗譬之武夫，當國家承平時則抑之，慮其驕蹇而難制，一旦大敵當前，則不得不倚以為干城之寄矣。
法智之中興，凈覺本為功臣，自有山外之讒，遂至不得廟食，同時諸佐命能世其家者，只南屏、廣智、神照三家耳，而神照之後亦不昌也。烏盡弓藏之嘆，雖佛門亦有之。
《統紀》八《知禮紀》贊曰：“唐之末造，天下喪亂，臺宗典籍，流散海東。當是時為其學者，至有兼講《華嚴》，以資說飾，暨我宋龍興，此道尚晦。螺溪寶云之際，遺文復還，雖講演稍聞，而曲見之士，氣習未移，故恩、清兼業於前，昭、圓異議於後，齊、潤以他黨而外侮，凈覺以吾子而內畔，皆足以溷亂法門，壅塞祖道。四明法智以上圣之才，當中興之運，東征西伐，再清教海，功業之盛，可得而思”云。
然《釋門正統》對山外態度，與《統紀》稍異，《統紀》于前山外諸師，列之高論旁出世家，於後山外諸師，則貶之為雜傳。《正統》則特立《荷負扶持傳》以處前山外，曰：“楚狄敝中國而齊桓霸，叔帶危宗周而晉文興。會昌籍沒，五代分崩，不有大士起而救之，則中興正派不可待而授也。障狂瀾，弭酷焰，功豈淺哉！”
又立《扣擊宗途傳》以處後山外，曰：“陶唐於變，巢、許不臣；周武會朝，夷、齊異議。反經合道，蓋有激揚，既非隘路叛出之比，必其用心有所在矣。”
故《正統》對前後山外，多有恕詞，此二書不同之點也。所謂隘路叛出者，指華嚴澄觀，澄觀曾稟受荊溪教觀，後被推為華嚴四祖，臺宗以為叛人。《金剛錍》之作，即對澄觀而發，華嚴宗亦出《評金剛錍》以報之，猶儒家之有《箴膏》、《起廢》也。
二書之板本
《統紀》，明南藏及嘉興藏、頻伽藏皆有之，又有寧波刻本，《正統》則影印續藏經有之。續藏經《統紀》五十五卷，卷十九、二十有目無書，諸本皆然，惟續藏經本卷二十一，空一卷，其卷二十二即明藏本之卷二十一，以次下推，故明藏本五十四卷，續藏本五十五卷，其實一也。《四庫提要》《統紀》附存目，作五十四卷，蓋即嘉興藏本。今嘉興藏目錄作四十五卷者，循明藏目錄之誤，偶倒其字耳。《統紀》作於宋咸淳間，而續藏經本卷十九目錄後有元末一傳，《法運通塞志》之末，又有元代至明初記事，皆後人增益，猶《史記·司馬相如傳》末之有揚雄語也。
《法藏碎金錄》十卷 宋晁迥撰
《道院集要》三卷 宋王古編
《晁氏三書》本，《四庫》著錄釋家類。迥為公武五世祖，所謂文元公也。明道元年，年八十二矣，自言未嘗以針艾攻肌膚，以幾杖扶坐起，其學道有得可知也。
《法藏碎金》者，蓋雜錄儒，釋、道三家之言，以為修身養性之助。其卷二有曰：“今有文士目《莊子》曰碎金，多采先生之語以資應用章句耳。予亦耽味其言，求理綴文，以為助道之品，入此《法藏碎金錄》中，名同而實異者也。。然則此書應入雜家類，《四庫》入之釋家類者，依陳振孫《書錄解題》也。
先是迥著書曰《道院別集》、曰《法藏碎金》、曰《耄智余書》、曰《昭德新編》等，晁氏《讀書志》匯載入別集類中。《四庫提要》以為：“公武既不敢削其祖宗之書不錄，又不肯列之釋氏貽論者口實，故姑以附載回護之。”此非知人論世之言也。晁、陳二氏，見解不同，陳氏頗不喜佛，晁氏則以佛為其家學，其志《金剛般若經》也，曰：“予弟公塑，日誦三過，予靳之曰：汝亦頗知其義乎?？”其志《會解楞嚴經》也，曰：“皇朝井度集古今十二家解，去取之成書，予嘗為之序。”井度者，即以蜀中所得書五十篋與公武，公武據以著《讀書志》者也，公武何嘗以學佛為諱。其志《華嚴經清涼疏》也，曰：“文元公有言，明法身之體者，莫辯於《楞嚴》；明法身之用者，莫辯於《華嚴》，學佛者以為不刊之論”云。則公武又何嘗有為其祖回護，恐貽論者口實之事。
且《提要》既知此書嘉靖間迥裔孫瑮曾改名《迦談》重刊之矣，則晁氏子孫不特不以學佛為諱，且明著為《迦談》，惟恐人不知其為釋迦之說也。則所謂不肯列之釋氏者，豈非《提要》以己之心度古人之心乎，此論古者之大病也。
《提要》又言：“自阮孝緒《七錄》以後，釋氏之書久已自為一類。”其說亦非。蓋自齊王儉《七志》以來，釋氏即已自為一類，不自孝緒始也。
《道院集要》者，蓋即《道院別集》之節本，故《晁志》仍入別集類，陳氏改入釋氏類。《文獻通考》二二七采陳氏，既入之釋氏，二三四采晁氏，又入之別集。《提要》以《通考》列別集中為不類，改隸釋家，不知《通考》本隸釋氏，別集蓋重出耳。
王古字敏仲，旦之曾孫，喜佛學，曾撰《法寶標目》十卷，今在藏中，陳氏著錄目錄類，《通考》著錄釋氏類。然今殿本《書錄解題》，於兩書之王古，均誤作“王右”，與《宋史·．藝文志》《法寶標目》誤同，校者蓋不審“好古敏求”之義。藏本《法寶標目》，又作元王古編，則并不知其為北宋人矣。
古人元佑黨籍，但元佑黨籍碑有兩王古，一曾任待制以上官，一為余官。編《道院集要》及《法寶標目》者，曾任待制以上官者也。陸心源撰《元佑黨人傳》卷三，王古敏仲有詳傳，然未及其編《法寶標目》及此書也，豈亦為之諱哉，偶略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