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碑有特應研究者：一、不用**寺舊名，而改為尊崇道經寺；二、撰者左唐，是否一賜樂業人；三、書丹者之高澇，何以訛為高拷；四、此碑與維揚人，極有關系。
寺何以名**？《弘治碑》解釋之，謂道必本于**禮拜，清者精一無二，真者正而無邪；碑末并稱為**后人，一若與**無別者。此碑則力避**之說，全碑不獨無**二字，且于尊崇道經四字，言之再四。計全碑九百余字，尊崇二字凡六見，道字凡二十三見，經字凡十五見。元時此寺名“古剎**寺”，明初呈請重建之公牘，猶用此名，觀《弘治碑》可見。此碑敘述此寺源流，至此亦削去**二字不用，而單稱為古剎，其排斥**二字，至為明顯。蓋是時**寺亦已名**寺，故左唐特易為尊崇道經寺，以自別于**也。
左唐，弘治丙辰進士，左為十七姓之一，江都又為一賜樂業族散居之地，《記》末又有“俾我后人”之言，其敘述道經傳授源流，歷舉阿無羅漢以后宗派，比《弘治碑》加詳而無誤，則唐之為一賜樂業苗裔，殆無疑義。唐后為廣東參政，嘉靖《維揚志》有傳，稱唐署司篆，性廉介，吏無所容奸，恨欲撓之，以出納事陷唐，唐忿而病，拊膺曰：平生砥礪名節，顧乃蒙垢若此！遂不食死。粵人倫以訓為志墓，直書其冤。撰碑時為四川參議，乾、嘉《四川通志》，均作“左居”，傳寫誤也。左唐之文，與金鐘之文，雅俗迥異。
篆額之徐昂，亦當時名士，與唐同里同歲進士。正德二年三月，宦官劉瑾，召群臣跪金水橋南，宣示奸黨五十余人，昂時為給事中，與主事王守仁，即五十人中之一，皆海內號稱忠直者也。昂銜稱前吏科給事中，正其罷官家居之時。嘉靖初恤錄舊臣，起昂為廣東參議，見康熙《揚州志》。十七姓無徐氏，昂蓋非一賜樂業人也。
書丹之高洘，原碑洘字，今尚明晰可辨。惟正德以前進士題名錄，并無高洘其人，只弘治乙丑有高淓。余恐刻本有訛，嘗親至國子監，證之《題名碑》，“高淓江都軍籍”數字，幸尚完全無缺。《明史·劉瑾傳》，有給事中高淓，頗致貶詞，謂其劾父高銓以媚瑾。然康熙《揚州志》，則又盛稱之，謂正德初瑾羅織大臣，逮銓下獄，淓伏闕請以身代，事得雪，仕至南京光祿寺少卿。以其時代爵里考之，則高洘之為高淓，斷然是一非二。顧淓、洘二字，形雖相近，然系書丹者姓名，無論自書非自書，何至混用，誠不可解。十七姓中有高氏，淮南又有一賜樂業族，然無以證高洘之為一賜樂業。若以為即高淓，則其父詮，曾按察河南，并升布政，淓當隨宦汴梁，飫聞一賜樂業之教也。
此碑與維揚人極有關系：撰者、書者、篆額者，均維揚人，請經及出資修寺者，亦有維揚人。維揚之有一賜樂業，幸得是碑為證。
嘉靖間汴人李濂著《汴京遺跡志》，于舊跡之湮廢已久者，亦以空名志之，曰使后之好古君子可以考見也。是故土市子街之樓，凡十余所，土市子街東南之黃建院，土市子南街東之廣慧院，土市子街東北之打瓦尼寺，均已毀，均著于錄。而在土市子街東南之一賜樂業寺，則獨不見著錄。是書著于嘉靖二十五年，去正德立碑之年，不過三十四年，不應不知有一賜樂業寺，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