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之先生撰席：
關于《四十二章經》，《牟子理惑論》，及漢明感夢等問題，近二十年來，中東西學者迭有討論，垣何敢置一詞？前函因大著發見《真誥》與《四十二章經》之關系，不禁狂喜，又因其中有一二語似過信《四十二章經》，故略陳管見。今來示謂欲為此問題結一總賬，甚盛甚盛。謹將前函未盡之意，再申明之。其有諸家已經論及者，恕不復及。
后漢詔令奏議，皆用“浮屠”，不用“佛”，具如前函。《三國志》裴注引《魏略》天竺國一段，凡八用浮屠，亦未嘗一用佛。其中兩稱浮屠經，亦不稱佛經。至陳壽始以浮圖與佛參用（《范書·陶謙傳》采《三國志·劉繇傳》文，亦浮屠與佛參用）。至袁宏始純用佛，并以佛釋浮屠。至范蔚宗，于漢詔議仍用原文，于自述則用佛。
不獨佛一名詞如此。沙門之初譯為桑門，魚豢歷舉桑門之異譯，曰疏問，疏聞（一本作疏間，當有誤衍），晨門，亦不及沙門。是魚豢所見之浮屠經，尚未有沙門之譯也。今《四十二章經》數言沙門，亦豈初譯所應爾？
根據以上史料，遂得有以下之標準：
一、后漢至魏中葉，尚純用浮屠。
二、三國末至晉初，浮屠與佛參用。
三、東晉至宋，則純用佛。
依此標準，遂有以下之斷定：
一、后漢有譯經，可信。后漢有《四十二章經》譯本，亦或可信。現存之《四十二章經》為漢譯，則絕對不可信。
二、襄楷所引為漢譯佚經，可信。襄楷所引為漢譯之《四十二章經》，亦或可信。襄楷所引為即現存之《四十二章經》，則絕對不可信。
依此斷定，遂推論到《牟子理惑論》，及現存漢譯諸經，皆不能信為漢時所譯撰。
大著說，我們檢查現存的一切后漢三國的譯經，從安世高到支謙，沒有一部經里不是稱佛的，沒有一部經里佛稱為浮屠的。難道這些譯經都不可信為后漢三國的譯本嗎？難道這些舊譯本都已經過了后世佛**的改正嗎？
我今答復先生說，三國的譯經除外，若現存漢譯的經，沒有一部不稱佛，不稱沙門，沒有一部稱浮屠，稱桑門，就可以說是沒有一部可信為漢譯的。假定其中有真是漢譯的，就可以說是都已經過后世佛徒的改竄，絕不是原來的譯本了。
大著又舉出四證，證明佛之名詞，在漢已成立。第一證即是現存之漢譯諸經，第二證即是《牟子理惑論》。依愚說，現存漢譯諸經及《牟子》，均在被告之列。在其本身訟事未了以前，沒有為人作證的資格。我今可答辯第三證：
大著第三證引《袁紀》延平元年記西域事，有“本傳曰”云云，據惠棟說，本傳謂《東觀記·西域傳》，《東觀記》既有佛道之稱，則是后漢時已有佛道之稱。惠氏此說，不審何據。據吾所考，本傳殆指司馬彪《續漢書·西域傳》，因《袁紀》所引“本傳曰”雖少，而引“本志曰”甚多。所引“本志曰”之文，今皆見司馬彪《續漢書·五行志》。略舉如下：
建武二年正月，日有蝕之，引本志，見司馬《五行志》六。
永初六年六月，河東水變色，赤如血，引本志，見司馬《五行志》三。
延光三年十月，鳳凰見新豐，引本志，見司馬《五行志》二。
陽嘉元年十月，望都狼食數十人，引本志，見司馬《五行志》一。
陽嘉二年八月，洛陽宣德亭地坼，引本志，見司馬《五行志》四。
建和三年四月，雨肉大如手，引本志，見司馬《五行志》二。
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已氏，引本志，見司馬《五行志》二。
永康元年八月，黃龍見巴郡，引本志，見司馬《五行志》五。
光和四年，驢價與馬齊，引本志，見司馬《五行志》一。
中平二年二月，南宮云臺災，引本志，見司馬《五行志》二。
《后漢紀》所謂“本志”，既皆指司馬彪書，則所謂“本傳”，亦應指司馬彪書。據《藝文類聚》七十六所引，此正《續漢書·天竺國傳》之文。不知惠氏何以指為《東觀記》。司馬彪既是晉人，當然有佛道之稱。則大著所舉第三證，似可撤消也。
至第四證所引《三國志·劉繇傳》，是我所公認的。可惜陳壽是三國末至晉初的人，我已排他在上文所舉第二標準中之浮屠與佛參用一行，不能為后漢已用佛字之證矣。
至漢明感夢事，《四十二章經》與《牟子》均載之。關于張騫、秦景諸人，已有人論及，唯傅毅似尚未有人注意。毅之為蘭臺令史，在章帝建初中年。若明帝永平中，毅尚在平陵習章句，何能有與帝問對之事？世俗傳說，佛家或可隨筆記載，史家則不能不細勘當時史實。故袁宏記此事，不得不去傅毅而改為“或曰”，至范蔚宗《天竺國傳》，更不能不加“世傳”二字以存疑，此史家縝密之法也。
考證史事，不能不縝密。稍一疏忽，即易成笑柄。孫仲容為清末**，其所著《牟子理惑論書后》，據《牟子》以證《老子河上注》為偽，謂《牟子》多引《老子》，而篇末云所理止三十七條，兼法《老子·道經》三十七篇。今所傳河上公注本《老子》，分八十一章，而《漢藝文志》載《老子》有《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彼此互證，知**所見《老子》，固分三十七章。今《河上注》不爾，足明其為偽本云云。
夫《河上注》之真偽，另一問題。然因《河上注》分八十一章，遂謂與牟子所見之《老子·道經》三十七篇不合，遽指為偽，不知《河上注道經》，何嘗非三十七篇？所謂八十一篇者，與《德經》四十四篇合計耳。一言以為智，言不可不慎。故垣更不敢多言矣。幸高明有以教之。
又《牟子》書本名《治惑論》，唐人避高宗諱改為《理惑》，有時又稱《辨惑》。北宋熙寧元年所刊之《北山錄注解隨函》，尚引作《治惑》，而今則鮮有稱其原名者。拙著《史諱舉例》曾論及此。茲之所稱并從俗，乞諒。
癸酉清明日 陳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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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作于1933年4月。載于《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今據原稿校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