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三藏記集》十五卷 粱釋僧佑撰
宋、元、明南北藏皆著錄，清**缺。今尚無單行本，支那內學院僅由抽刻經序六卷。
三藏者，經、律、論。《出三藏記集》者，記集此土所出翻譯經、律、論三藏也。然自《歷代三寶記》以來，即有引作“集記”者，故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引此書凡三十二回，皆誤作“出三藏集記”。
明南藏十五卷，北藏十七卷。北藏無卷六，以卷六為卷七，又分卷十二為兩卷，故有十七卷。嘉興藏因之。
僧佑，《梁高僧傳》十一《明律》篇有傳。名見《梁書》五十，《南史》七二文學《劉勰傳》。勰與僧佑居處十余年，後出家名慧地。祐生宋元嘉二十二年乙酉，卒梁天監十七年戊戌，年七十四。所著尚有《釋迦譜》、《弘明集》等，今存。
祐以前經目有多種，今所存者以此目為最早。學者簡稱為《祐錄》。《佑錄》中常引《安錄》，《安錄》者，柬晉時釋道安所撰經錄也。
本書之體制及內容
本書為簿錄體，在漢《藝文志》之後，隋《經籍志》之前。然其體制與外學目錄書不同。《漢志》、《隋志》只一方式而已，所謂一方式者，志前有總序，中間分類排列書名、卷數、撰人，每一類畢，總其家數，條其派別而已。本書前有總序，與外學目錄書同，中間分四方式：
一曰撰緣記，一卷。所謂“緣記”者，即佛經及譯經之起原。
二曰銓名錄，四卷。所謂“名錄”者，即歷代出經名目。此方式等於外學之藝文志，但不以經之內容分類，而以時代撰人分類。其次則為異出經、古異經、失譯經及律部。又次則為失譯雜經、抄經、疑經、注經等。異出經者，胡本同而漢譯異者也。失譯經者，遺失譯人名字者也。律為僧佑專門，故特詳律部。抄經者，撮舉諸經大要者也。注經者，經有注解者也。疑經者，真偽未辨者也。
三曰總經序，七卷。經序即各經之前序及後記。為文一百二十篇。支那內學院所單刻者即前六卷，後一卷則為此土纂集諸書，如佑自纂《弘明集》等。載序之外，復載各卷篇目。幸而《弘明集》今存，不幸而其書不存，吾人亦可據此篇目，略知其書之內容為何，此目錄學家亟當效法者也。明智旭撰《閱藏知津》即仿此。旭俗名鍾始聲，字振之，蘇州人，號蕅益**。
四曰述列傳，三卷．列傳即譯經人之傳。前二卷外國二十二人，後一卷中國十人。由後漢至蕭齊。其史料雖為慧皎《高僧傳》所采集，然此尚為今所存最古之僧傳，可以考後來僧傳之因革及異同也。
本書之特色及在史學上之利用
本書之特色，全在第三方式之經序，為其他經目所未有，可以考知各譯經之經過及內容，與後來書錄解題、書目提要等用處無異。其後記多記明譯經地點及年月日，尤可寶貴，朱彝尊撰《經義考》，每經錄其前序及後跋，即取法於此。《四庫提要》釋家類謂其取法《開元釋教錄》者，非也。
至其中之經序及後記，皆為六朝人著作。嚴可均輯《全南北朝文》，將此書七卷全數采取，散人南北朝文中，可謂探驪而得其珠者矣。
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釋家類，大抵采自此書。其不采《歷代三寶記》及《開元釋教錄》者，以此書撰自梁代，去晉世最近，較可信據，特未思及其撰自偏安之朝，文獻未為該備耳。
朱彝尊之用此書，仿其體制；嚴可均、文廷式之用此書，則取其材料；各有攸當。姚振宗撰《後漢書藝文志》，集部末附釋家類，全采《開元釋教錄》，蓋未見此書。其最後一條《沙彌十慧經》，引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嚴佛調《沙彌十慧章句序》，見釋藏跡字號十，又見僧佑《出三藏記》第十卷。”不知“跡字號十”即《出三藏記集》卷十，是一非二。嚴可均《後漢文》一〇六原注云：“釋藏跡十、《出三藏記集》十”，無所謂又見也，即此可知姚實未見此書，且不知嚴所謂“釋藏跡十”者為何語也。
至於本書經序及列傳中，有涉及各朝帝王及士庶者，均可為考史資料。如吳主孫權之於支謙，宋文帝之於求那跋陀羅，以及宋彭城王義康、譙王義宣、齊竟陵文宣王子良等，皆與諸僧應接。此書撰自裴注《三國志》後，為裴松之所未見，故魏、吳諸僧事，可補《三國志注》者尚多。杭世駿撰《三國志補注》，未能采此書一條，此杭君之疏忽也。
明末李映碧清撰《南北史合注》，欲利用此等史料，合以八書，注《南、北史》，實為卓識。惜其采取未備，又不講著書體例。竄亂延壽原書，至不為世人所重。然則此等史料之利用，尚有待于後人也。
《歷代三寶記》十五卷 隋費長房撰
宋、元、明南北藏皆著錄，清藏僅刻卷末敘目一卷。此書今尚無單刻本。
《隋志》著錄雜家類，作三卷，非字有脫訛，即是僅得其前三卷。然兩《唐志》著錄釋家類，均作三卷，可知<<隋志》之誤，由來已久。姚振宗撰《隋志考證》，未見此書，僅引《法苑珠林》、《開元釋教錄》并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七，知原書十五卷。
此書亦名《開皇三寶錄》，卷末有《上開皇三寶錄表》，嚴可均收入《全隋文》二十八。《開元釋教錄》七、《法苑珠林》百著錄，亦名《開皇三寶錄》。《通志》六七《藝文略》釋家類既出《開皇三寶錄》，復出《歷代三寶記》，焦竑《國史經籍志》四同，所謂見名不見書也。此書本為目錄書，《閱藏知津》列入傳記類，不合，應改入目錄類。
費長房與《後漢書·方術傳》之汝南費長房同名，略歷見《大唐內典錄》五。《續高僧傳》二附《達摩笈多傳》：“成都人，本預緇流，因周武廢僧還俗。隋開皇初召入京，為翻經學士。”此書開皇十七年撰，學者簡稱為《長房錄》或《房錄》。
本書之內容及體制
本書與梁僧佑《出三藏記集》之大分別：《佑錄》僅詳於南朝諸經，本書則兼詳北朝諸經，因所處之時代不同也。本書有三方式：
一為帝年，三卷：卷一周、秦，卷二前後漢，卷三魏、晉、宋、齊、梁、周、隋。
每卷前有敘論，後列年表，年下間注時事、佛事，或所出經卷，頗便檢閱。
二為代錄，九卷：卷四後漢錄，卷五魏、吳錄，卷六西晉錄，卷七東晉錄，卷八前後秦錄，卷九西秦、北涼、魏、齊、陳五錄，卷十宋錄，卷十一齊、梁、周錄，卷十二隋錄。
每卷前有敘論，次列經卷，經卷後為譯人傳，蓋變《佑錄》之體，將列傳分隸各經之後，以便檢閱也。
三為人藏錄，二卷：卷十三大乘經入藏目，卷十四小乘經入藏目。
蓋代錄為歷代所出之經，入藏錄則隋代現存之經也，三方式畢，末為序目一卷第十五，猶是馬、班以來遺法。
本書之特色
本書之特色在紀年。自司馬溫公著《通濫》，南北朝以宋、齊、梁、陳紀年，承學之士，以為當然。不知溫公以前，《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猶以宋、齊、梁、陳為偏霸，為閏位。《元經》號稱法《春秋》，尊中國，猶帝北魏而黜齊、梁，其他可知矣。《元經》真偽，另一問題，其紀年與《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同一見解，《四庫提要》據晁、陳二氏，指為宋阮逸作，亦非無故。但其所托名者為文中子，則與費長房正同時，故可與《歷代三寶記》相提并論。清人勇於辨偽，而《四庫》編年類特著錄《元經》，即以其進元魏為中國，可以悅時主耳。
《三寶記》獨不然，其紀年乃尊齊、梁而黜北魏。其卷三年表，晉後即繼以宋、齊、梁，梁後即繼以周、隋。其卷八、九雖為前後秦及北魏、高齊等錄，然每有論述，必冠以晉、宋齊、梁世，如晉簡文世、晉安帝世、宋孝武世、齊武帝世、梁武帝世等。其意以為隋承周，周承梁，實得中國正統。周雖不出於中國，而能奉璽歸隋，則已將取之中國者還之中國。此固非僧人之所知，實當時之一般心理耳。
何以言之？《北齊書》廿四《杜弼傳》：“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於高祖，高祖曰：‘天下濁亂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為國？’”《北史》五五《弼傳》同。
高祖者，高歡。此可以見北朝士大夫之心理，蓋自晉室渡江後，南北分立者二百六十余年，中原士夫之留北者，始終以中國為未滅。隋之滅陳，中國之自相兼并耳，隋之滅周，乃為中國人復興中國。故《歷代三寶記》紀年之意義，實較《通監》紀年之意義更為重大。今失之於《元經》，而得之於《歷代三寶記》，禮失求野，孔子所由問禮於老聃也。雖其中不無小誤，如卷三以乙亥為魏甘露元年之類，誤移前一年；又有開皇十八年以後甲子，顯為後人附益，究與大體無傷，此本書之特色也。
本書在史學上之利用
本書卷四後漢錄，有經二百五十九部；卷五魏、吳錄，有經二百七十一部；卷六、七東西晉錄，有經七百十八部；卷八、九前後西秦、北涼錄，有經二百二十三部，皆可為補後漢、三國、晉《藝文志》者之用，惜乎利用之者尚未有其人也。
《隋志》舊事類有《天正舊事》三卷，釋亡名撰。天正者，梁末豫章王及武陵王年號，二人皆以天正紀元，時人謂“天者二人，正者一止”，二人一年而止也。語見《梁書》五五及《南史》五三。釋亡名所撰，殆即梁末時舊事，亡名蓋遺民之抱有國破家亡之痛者也。章宗源《隋志考證》此條下不著一字。姚振宗知為即別集類著錄之周沙門釋亡名，然因未見〈續高僧傳》，不能道其詳。不知《歷代三寶記》亦有《釋亡名傳》，且為《續高僧傳》七所自出，其史料尤為可貴。
《三寶記》十一《周沙門忘名傳》略云：武帝世，沙門釋忘
名，俗姓宗，諱闕殆，南陽人。為梁竟陵王友，梁敗出家，改名上蜀。齊王人京，請將謁，帝以元非沙門，欲逼令還俗，并遣少保蜀郡公別書勸喻，報書言六不可。其後云：“鄉國殄喪，宗戚衰亡，貧道何人，鐲堪長久。誠得收跡山中，攝心塵外，支養殘命，敦修慧業，此本志也。如其不爾，安能憒憒久住閻浮地乎！”
齊王者宇文秦第五子憲，少保蜀郡公者尉遲迥，皆《周書》有傳。諱闕殆者，取《論語》“多見闕殆”之義，言其諱已闕失也。《佛祖統紀》續藏本卅八，乃云：“梁補闕宗殆，以學行知名。梁亡，棄官出家，號無名。”頻伽藏本《統紀》卅七，又作“梁補闕宗始”。按補闕之官，始於唐武后，梁時安得有補闕？僧人不學，殊可笑。
忘名所著書尚有《至道論》、《淳德論》、《遺執論》、《不殺論》等，《三寶記》著錄，大抵皆有關人心世道之書，而以佛教之言出之；集十卷，《隋志》以次後周儀同宗懔集後。宗懔者，亦南陽人，梁吏部尚書，梁亡入周，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著《荊楚歲時記》，今存於世。
忘名即宗懔宗人，而姚氏引明馮惟訥《詩紀》，嚴可均《全後周文》，均誤亡名為俗姓宋，殊失其義。明南北藏本皆誤，惟麗藏不誤，頻伽本出於麗藏，亦不誤。宗為南陽望族，《宋》、《齊》、《梁書》皆有聞人。趙明誠《金石錄》十八，據宗資墓前刻石，知《後漢書》列傳卅一之宋均，應作宗均。《鐵橋漫稿》四《對王氏問》，引范書《南蠻傳》作宗均，故《全後漢文》廿七亦作宗均，是也。《隋志》次亡名集於宗懔與王褒、蕭偽、庾信之間，最為有意，曰：
後周儀同宗懔集十二卷，
後周沙門釋忘名集十卷，
後周少司空王褒集二十一卷，
後周少傅蕭偽集十卷，
後周開府儀同庾信集二十一卷。
諸人皆梁亡人周，靦然冠帶，文人無節操至此，相形之下，和尚愧煞宗人矣。無錫丁氏編《全北周詩》，亦謂釋亡名姓宋，且分無名法師與釋亡名為二人，皆未能利用頻伽本《三寶記》也。
《隋志》別集類又有陳沙門釋靈裕集四卷，姚氏引《法苑珠林》、馮氏《詩紀》，知為相州大慈寺沙門，是也。《歷代三寶記》十二有《靈裕傳》，裕久住相州，即今彰德，地屬北齊。周既滅齊，復為隋滅，裕飽經憂患，乃杜門不出，“開皇十年降敕所部，追裕入京，至見闕庭，勞問殷重。到未幾何，頻辭請退，乃云不習水土，屢覺病增。十一年放還歸鄴。”蓋亦沙門之有篤識高行者。所著有《安民論》、《陶神論》、《因果論》等，皆有關人心世道之書，而以佛教之言出之，與亡名同。《三寶記》著錄。然裕未嘗受陳供養，《隋志》列入陳朝，殆為錯簡，可以《三寶記》證之也。《續高僧傳》九《靈裕傳》，即本於《三寶記》而加詳。
又《隋志》醫方類有《龍樹菩薩和香法》二卷，姚氏未有考證。此書亦見《三寶記》九，一卷。注云：“凡五十法，梁武帝世，中天竺國三藏法師勒那摩提，或云婆提，魏言寶意，正始五年來，在洛陽殿內譯。”卷九者元魏錄，正始者元魏年，然必冠以“梁武帝世”者，所謂以梁為正朔，與《元經》異者
也。《開元錄》六以此方非三藏教，置諸應刪之列。姚氏曾見《開元錄》，特未注意此條耳。
又《隋志》地理類《洛陽伽藍記》五卷，今存，《四庫》著錄。近世吳若準集證本，號稱最善，然楊衙之自序，見《三寶記》九，與今本異同數十字，皆比今本為長。其最關史實者，為今本“武定五年，歲在了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句。《三寶記》作”武定元年中”，無“歲在丁卯”四字，諸家皆未校出。據藏本，則此四字當為後人所加，惜吳氏未見《三寶記》也。嚴氏《全北齊文》二見之，而亦未校出，蓋從前校書者多注意詞句，而忽略事實也。
《開元釋教錄》二十卷 唐釋智升撰
宋、元、明南北藏、清藏皆著錄，南京刻經處有單行本。晁氏《讀書志》及明北藏目錄作三十卷，書實二十卷，不過中有一卷分為上下者耳。
《舊唐志》悉本毋煚《古今書錄》，止於開元，輿智升此錄同時，故此錄不見於《唐志》。《新唐志》載智升《續大唐內典錄》一卷，而不載此錄，《通志·藝文略》因之，皆不知有此錄也。清《四庫》著錄釋家類，《書目答問》亦載之，謂其有關考證。然釋典有關考證者眾矣，豈獨此區區數種。
智升，《宋高僧傳》五有傳。錄撰於開元十八年庚午，距開皇十七年丁巳撰《歷代三寶記》之時，凡百三十三年。
本書之內容及體制
本書分兩方式：
甲、總錄 以譯人為主，分十九朝代記之，末附諸家目錄，凡十卷。
卷一漢、魏，卷二吳、晉，卷三東晉、苻秦，卷四姚秦、西秦、前涼、北涼，卷五宋，卷六齊、梁、元魏、高齊，卷七周、陳、隋，卷八、卷九唐，卷十諸家目錄。
每朝代先記其國姓、都城、幾帝幾年、譯者幾人、所出經幾部幾卷、見存幾部、亡幾部，然後按人記其所出經及本傳，凡一百七十六人。
乙、別錄 以經為主，分七類記之，末為入藏錄，亦十卷。
一、有譯有本錄。中又分三：曰菩薩藏，大乘教也；曰聲聞藏，小乘教也；此外曰圣賢傳記。
二、有譯無本錄。名存本闕者也。
三、支派別行錄。大部之中抄出別行者也。
四、刪略繁重錄。同本異名，或廣中略出者，并刪除之。
五、拾遺補闕錄。舊錄闕題，新翻未載者，并詳具之。
六、疑惑再詳錄。《四庫提要》誤“再詳”為“再譯”。
七、偽妄亂真錄。大乘入藏錄，小乘入藏錄。
本書之得失
凡事創者難為功，因者易為力，著書亦然。《開元錄》之
前，已有諸家目錄及僧傳，此書集諸家之成，而補其闕漏，訂其訛誤。有舊錄以為失譯而并未失譯者，有舊錄未詳時代而今已知其時代者，有舊錄譯人誤而今特正之者，可稱後來居上。
又如總錄卷四，於北涼之前，特補前涼一代，為前此諸錄所未載。智升於所出《須賴經》后記及《首楞嚴經》后記發見之，乃補一代，略曰：
“前涼張氏，都姑臧，從晉年號。自張軌永寧元年辛
酉，至天錫咸安六年丙子，凡八主，七十六年。外國優婆
塞一人，譯經四部，六卷，見存一部，亡三部。優婆塞支施
侖，月支人，博綜眾經，來游涼土，張公見而重之，請令翻
譯。以咸安三年癸酉，於涼州內正聽堂後湛露軒下，出
《須賴經》等四部。龜茲王世子帛延傳語，常侍西海趙瀟、
會水令馬亦、內侍來恭政三人筆受，沙門釋慧常、釋進行
同在會證。”
張軌者，《晉書》八十六有傳。永嘉之亂，中原淪陷，涼土與中朝隔絕，張軌父子崎嶇僻壤，世篤忠貞，雖困苦艱難，數十年間，猶奉中朝正朔，此最難能而可貴者也。智升為補一朝，殊有意義。近人撰《晉書構注》，於張軌孫張駿傳，曾引近出之《流沙墜簡》，書建興十八年，知張氏迄駿之世，未嘗建元，以證《玉海》謂駿改元太元之誤。惜其未見《開元錄》此節，張氏不獨始稱西晉愍帝建興年號，其末仍用東晉簡文帝咸安年號，此為希有史料，不必於地下求之，特學人未之注意耳。當中原云擾之日，涼州道俗，翻經不輟，試思湛露軒中，其好整以暇為何如也。此本書之特點也。
惟本書注重翻譯，而忽略本土著述，以故中土高僧言論，多被刪除。如《歷代三寶記》卷七東晉出經道俗凡二十七人，卷八前後秦出經道俗凡十六人，卷十一、十二齊、梁、周、隋出經道俗凡七十人。今本書東晉只取十六人，二秦只取十一人，齊、梁以後，刪削尤多。以至最著名之高僧慧遠所出經論十四部，支道林所出七部，道安所出二十四部，僧肇所出四部，周亡名所出十二部，隋靈裕所出八部，皆遭擯落。甚至唐代最有名而現存之《法苑珠林》百卷，亦不著錄。《大唐內典錄》卷十特有歷代道俗述作一門，專載此土高僧及名人言論，本書總錄既刪《三寶記》，別錄又不采《內典錄》歷代道俗述作一門，此其失也。
本書在史學上之利用
清人撰《後漢書藝文志》者五家：
錢大昭、侯康不錄釋氏書。
顧榱三於子部佛書，僅據《隋志》著錄五部。
曾樸於卷末附佛經四十部，卷數可考者，一百六十七卷。
姚振宗於卷末附錄佛經二百九十五部。
曾書大抵從《梁高僧傳》漢時譯經諸人傳鈎出所譯經名，而以今本《嘉興藏目錄》考其卷數，觀其所注藏經千文字號可知也。然佛經同名異譯者甚多，今本《嘉興藏目錄》本為當時售經而作，故又名“經值劃一目錄”，每經只注價目，不注撰人，又安能據目即知為何人所譯，因此誤收及失收者甚多。如《嘉興藏目》“龍”字至“字”字，《大寶積經》—百二
十卷，本唐譯，曾氏誤以為後漢支讖譯。夫後漢之時，安能一人出經一百二十卷，此常識也。曾氏因《支讖傳》云：“《阿闐世王寶積》等十余部，似讖所出”，遂以《藏目》所載《大寶積經》為支讖出，此郢書燕說也。
今《嘉興藏目》有惟字《佛說阿阇世王經》二卷，支讖譯也，曾氏反未能采入。且於支讖《阿阇世王寶積經》下注云：“藏經寶積部，龍字至字一百二十卷”，不知《藏目》所謂“龍字至字字”者，“龍師火帝”至“始制文字”十二字號也。今注曰“龍字至字”，蓋未諳《藏目》千文之用者也。《藏目》大約每十卷一號，《大寶積經》百二十卷，故有十二號。姚書則全采《開元錄》卷一之後漢錄，有經二百九十五部，與顧、曾二家所得，不啻數倍乃至數十倍，知難行易，信然矣。
清人撰《三國藝文志》者二家：
侯氏不錄釋氏書。
姚氏於卷末附佛書二百零一部，亦用此法。由此推之，則補《晉志》亦可用此法，然清人補《晉志》者五家，尚未有用之者，不能不推姚氏為捷足也。
補《晉志》五家，謂吳士監、丁國鈞、文廷式、秦榮光、黃逢元。丁、黃不錄釋氏。
晁氏《讀書志》正誤
晁氏<<讀書後志》書目類云：“《開元釋教錄》三十卷，唐僧智升撰。智升在開元中，纂釋氏諸書人中國歲月及翻譯者姓氏，以《楞嚴經》為唐僧懷迪譯。張天覺以懷迪與菩提流支同時，流支，後魏僧，其言殆不可信。”
天覺者，張商英，宋觀文殿大學士。喜談禪，自謂得當時高僧兜率悅之傳，《五燈會元》十八有傳，媚之者至稱為“相公禪”，見《避暑錄話》上。曾撰《護**》一卷，攻擊儒家，俞文豹《吹劍錄外集》謂此論為洪覺范假張名所著，是否另一問題。然明南北藏及清藏著錄《護**》，皆稱張商英撰。商英與洪覺范往來，且見《宋史》三五一本傳，其於佛教非門外漢可知也。
菩提流支者，北魏僧，見《續僧傳》一、《開元錄》；菩提流志及懷迪者，唐僧，均見《開元錄》九、《宋僧傳》三。兩流支雖同名，然相距三朝，垂二百年，商英乃混而為一，抑何陋耶！商英謂《開元錄》之言不可信，吾謂商英之禪尤不可信。晁氏既采其說，馬端臨《經籍考》復采晁氏說，謬說相傳，不容不辯。
《四庫提要》正誤
《四庫提要》成書倉卒，謬誤本多。惟釋家類著錄十三部，存目十二部，謬誤尚少，此必稍通佛學者所為。吾嘗考之，四庫館員中以佛學名者無幾，吾頗疑其出於歷城周書昌永年也。
纂輯《四庫全書》之議，雖發自朱竹君筠，然與周永年之《儒藏說》，亦頗有關系。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下令徵書。三十八年二月，依朱筠條議，於《永樂大典》中搜輯遺籍，命名《四庫全書》。五月，令將各省進到之書，分別應刊、應鈔、應仔目三項，匯為總目，并各撰提要。七月，詔將進士邵晉涵、周永年、余集，舉人戴震、楊昌霖，調取來京，同司校勘。邵、
周為劉統勛所保薦，周則統勛鄉人也。
嘗閱王述庵昶《春融堂集》四十五《再書楞嚴經後》，有云：“今天下士大夫能深入佛乘者，桐城姚南青范、錢塘張無夜世犖、濟南周永年書昌及余四人，其余率獵取一二桑門語，以為詞助，於宗教之流別蓋茫如。”
此文撰於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昶時在云南軍營效力，范以是年正月卒，世犖曾撰《楞嚴宗旨》，乾隆九年舉人，當卒在前，永年則以是年成進士。越二年，即開四庫全書館。
今《四庫提要》《開元釋教錄》條下，注云“江西按察使王昶家藏本”，而存目《正宏集》條下，則注云“編修周永年家藏本”。吾因此頗疑釋家類提要出永年手，故舛誤尚不多也。
《提要》好采晁氏說，獨《開元錄》條不然，最為有見。惟謂“佛氏舊文，茲為大備，亦茲為最古，所列諸傳，尤足為考證之資”云云，則殊未盡然。撰者蓋未見《出三藏記集》及《歷代三寶記》等，故以此為最古；又未見慧皎、道宣等《高僧傳》，故以此為無上考證之資。而不知《開元錄》諸傳，實采自皎、宣二家之書，智升所自撰者無幾也。
又謂“朱彝尊作《經義考》，多與此符”，其說亦不足據。《經義考》每經錄其前序及後跋，蓋取法《出三藏記集》。撰《四庫提要》者只見《開元錄》，未見《出三藏記》，聞人言朱取法釋家目錄，遂以為《開元錄》耳。《開元錄》前十卷以譯人為主，與《經義考》之以書為主者不同；後十卷雖以經為主，而不錄經序及後記，又輿《經義考》不同，正不必強為附會。至謂“《隋書》載王儉《七志》，以道、佛附見，合為七門”。七門當為九門，王儉《七志》，道、佛固在《七志》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