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雜劇自產生到發展，大約經過了一百年的時間，作家人才輩出，作品蔚然大觀，已如前文所述。到了元末明初，便有人進行總結性的論述，例如燕南芝庵《唱論》，對于歌曲唱法，作了簡要說明。又如鐘嗣成的《錄鬼簿》（后又經明人作《續編》），記錄了元代戲曲家的生平事跡和作品目錄，包括作家一百五十余人，作品名目四百余種，是我們研究金、元戲曲的第一手材料。夏庭芝的《青樓集》，記述了元代一百一十多個**（大多數是戲曲和曲藝演員）和三十多個男演員以及戲劇、散曲作家五十余人的事跡，也是有關戲曲史的寶貴資料。但這類著作較少，因此，本節扼要地介紹一下明代人撰述的戲曲理論著作。
資料豐富，對后來影響較大的，當首推明初人朱權著的《太和正音譜》。此書成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內容大致可分為兩個部分，即：戲曲理論和史料，戲曲曲譜。前一部分中，包括古典戲曲的體制、流派、制曲方法，雜劇的分科，腳色的源流等，對于古典戲曲理論和研究方面，對于元代和明初戲劇的評論和作品目錄，都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有關戲曲聲樂的理論，歌唱方法，宮調性質，歌曲源流等，則補充了元人燕南芝庵《唱論》的原著，增入了新的材料。后一部分的曲譜，是根據北曲（包括諸宮調、雜劇、散套）的黃鐘、正宮、仙呂、中呂、南呂等五宮，及大石調、小石調、雙調、越調、商調、商角調、般涉調等七調共十二宮調的分類（北雜劇僅用五宮四調），列舉出每一宮調里的每一支曲牌的格式，詳細注明每一字的平仄四聲，并標明正字和襯字；還選錄了元、明人的雜劇、散套或諸宮調為例，共收三百三十五支曲牌。是專門為填制北曲雜劇和散套提供的規范，也是現存最古的北曲曲譜。后來明、清人編的各種北曲曲譜，都是根據《太和正音譜》增訂而成的。
此書對于金人董解元以下、元代和明初的三百多位劇作家的評論，著眼點是以文辭分高下，而不以本色當行判優劣，所以在《古今群英樂府格勢》一項中，把馬致遠列為元雜劇家之首，評云：“其詞典雅清麗，可與《靈光》、《景福》而相頡頏，有振鬣（liè）長鳴、萬馬皆瘖之意。又若神鳳飛鳴于九霄，豈可與凡鳥共語哉？宜列群英之上。”（明萬歷時臧懋循編選《元曲選》一百種，把馬致遠的《漢宮秋》列為第一，可能就是受了《太和正音譜》的影響。）與馬致遠相較，《太和正音譜》把關漢卿列在第十位，而且有些勉強，評云：“觀其詞語，乃可上可下之才。蓋所以取者，初為雜劇之始，故卓以前列。”僅僅由于關漢卿是首創雜劇體制的人，才不得不列入前十名。由此書作者對馬和關的排列次序和評語，就可以看出他對于雜劇評論的旨意所在了。明中葉以后，戲曲家分為兩派，注重文辭的一派，很可能是受了朱權的影響。
李開先所撰《詞謔》，記敘了雜劇、散曲和戲曲作法、唱法以及一些諷刺、滑稽故事。全書分四個部分：一、詞謔，記載了三十余條有關戲曲、歌唱的趣聞軼事。二、詞套，評選了元人雜劇、散曲數十套，是本書的主要部分，有些可供版本校勘之用。三、詞樂，記敘了當時一些著名演員和彈唱家的故事。四、詞尾，較詳細地討論了戲曲曲尾的作法問題，并舉出前人作品為例。因為作者留心于戲曲和民間歌曲的搜集和研究，所以《詞謔》中的某些說法，尚有可供參考之處。
徐渭所著《南詞敘錄》，是現存最早的一部研究南戲的專著，包括南戲的起源，發展情況，風格特色，聲律，以及對作家和作品的評論；對于戲中常用的術語、腳色、方言等，也作了簡要的考釋。最后附載南戲目錄：“宋元舊篇”六十五本，“本朝”四十八本。全書篇幅雖不多，但對于研究宋元南戲和明代傳奇有寶貴的價值，對于研究元明雜劇和宋元以來的話本，也具有參考價值。例如所附的南戲目錄，其中和雜劇的名稱相同或相近的就不少。宋南戲和元雜劇，是在不同的社會條件和地理環境中產生的兩種體制不同的戲劇。后來，是怎樣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促成一種新的變化的，頗值得研討；而《南詞敘錄》則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正是這個原因，本書談的雖限于雜劇，但仍然不能不附帶提到這本專談南戲的著作。
何良俊的《四友齋叢說》，載有作者論戲曲的說法，后來各家自王世貞以下，多受何氏的影響。
何氏愛戲曲，對音律有精深的研究。當時南方盛行南曲，很少人懂北曲。南京著名的老曲師頓仁，正德年間曾到過北京，在教坊中學得北曲五十余套，沒有人重視，何良俊獨加欣賞，請頓仁到家中擔任教師，《曲論》里有一段記載此事：“余家小鬟記五十余曲，而散套不過四五段，其余皆金、元人雜劇詞也，南京教坊人所不能知。老頓言：‘頓仁在正德爺爺時隨駕至北京，在教坊中學得，懷之五十年。供筵所唱，皆是時曲，此等辭并無人問及。不意垂死，遇一知音！’……”從這段記載，可知嘉靖時北曲雜劇在南方幾乎已經成為絕響了。
何氏論曲，以情辭為重，他說：“大抵情辭易工。蓋人生于情，所謂‘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者’。觀十五國風，大半皆發于情，可以知矣。是以作者既易工，聞者亦易動聽。即《西廂記》與今所唱時曲，大率皆情詞也。”因之，他評論元雜劇四大家，以鄭德輝為第一，對王實甫也有好評。這些意見，代表了當時一部分戲劇評論家的看法，對后來頗有影響。
王驥德所著《曲律》四卷，論作曲各法，從宮調音韻以至科諢部色，條分目列，溯流探源，議論見解，頗稱精湛，是一部最早的系統的關于南北曲作法的著作。第一卷，論曲源、總論南北曲、論調名；第二卷，論宮調、平仄、陰陽、韻、閉口字、務頭、腔調、板眼、識字、讀書、家數、聲調、章法、句法、字法、襯字、對偶；第三卷，論用事、過搭、曲禁、散套、小令、詠物、俳諧、險韻、巧體、戲劇、引子、過曲、尾聲、賓白、科諢、落詩、部色、訛字、雜論；第四卷，雜論，論曲亨屯等。
其“雜論”下篇摘錄所見文淵閣藏本《樂府大全》（又名《樂府渾成》，全書已佚）中“娋聲譜”及“小品譜”字譜，共三段，與姜白石《白石道人歌曲》、張叔夏《詞源》所記旁譜相核，大同小異，為研究宋詞唱法，提供了另一條線索。
萬歷時人沈德符著有《萬歷野獲編》三十余卷，其中有關南、北曲和樂器、歌舞、小曲、小說的論述、考證共二十余條，后人輯錄出來，名為《顧曲雜言》，篇幅雖不多，但也是研究南北曲唱法、源流、評論等的重要參考資料。
此外，還有嘉靖時對昆腔有重要貢獻的魏良輔所著的《曲律》；稍后的徐復祚所著的《曲論》；凌濛初的《譚曲雜札》；張琦的《衡曲麈（zhǔ）譚》；沈寵綏的《弦索辨訛》和《度曲須知》；明末祁彪佳根據呂天成《曲品》加以擴充，專門著錄傳奇的《遠山堂曲品》，和專門著錄明人雜劇的《遠山堂劇品》等等，這里不一一介紹了。（在戲曲理論方面，明代是一個重要時期，為清代的戲曲理論開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