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雜劇沿著文藝發展的道路、本身成長的過程，已略如上述。現在來談談它產生的社會背景——當時的政治、經濟等社會情況和其他客觀條件，是個什么樣兒；對于它又起了些什么作用；以及它反映了元代社會一些什么情況。
一、元雜劇產生的背景
元代蒙古族統治階級，從北中國到整個中國的統治當中，始終貫穿著種族壓迫、種族歧視的政策，例如大家都知道的事實：滅了南宋以后，把當時的中國人分為四個等級，以便在多層對立的復雜矛盾中，加強控制，鞏固其統治地位。這四個等級，即：蒙古人，色目人（即較早被征服的西域各部族，亦稱“諸國人”），**（較早被統治的黃河流域的**和金人等）和南人（最后被統治的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中國人）。這四種人在政治、法律、軍事以及更主要的經濟等方面的地位，都有貴賤高低之分，待遇有很大的差別。例如：蒙古人打**，**不準還手；打死了，蒙古人只賠點“燒埋銀”。重要的政權機關，不準**、南人做官吏；一般機關的頭頭，**、南人只能做副手。并且停止科舉**多年，不讓**、南人通過科舉的途徑，取得做官吏的權利。由**、南人組成的軍隊，只能駐在邊地，不能駐在中原、要地。對于**、南人防禁得非常嚴密：私造、私藏兵器的處死刑。**，除了當兵的以外，一般不準學武藝、打獵或手執弓箭、兵器，犯者按情節輕重治罪。甚至連夜晚走路和點燈，也在禁止之列。聚眾結社和“亂制詞曲為譏議”，都嚴加禁止和處罰。當時被統治的各族人民，尤其**、南人，真是動輒得咎，行動沒有一點自由，生命沒有絲毫保障。
階級壓迫隨著種族壓迫而愈加深化：政治黑暗，官吏貪污，例如：元初，任用著名的搜括、壓榨能手阿哈瑪特、盧世榮、僧格等人相繼管理全國財賦，人民被壓榨得幾乎一無所有。而一般地方官吏，沒有薪俸，由他們自己想辦法括錢，他們自然為所欲為，貪贓枉法，視為當然，僅大德七年，“七道奉使宣撫所罷贓污官吏凡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贓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每錠合五十兩銀子）；審冤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1] 。至正五年，被蘇天爵所彈劾的貪奸官吏就有九百四十九人 [2] 。元王朝的大量冤獄，正是大量貪污的必然產物。元陶宗儀《輟耕錄》卷廿三載無名氏《醉太平》云：“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農民起義軍）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很典型地反映了這些情況。
隨著軍事占領，蒙古貴族和蒙古軍大量地侵占民田，變作牧場。全國還有所謂“屯田”一百二十幾處，每處占田多則幾萬頃，少亦千頃。又把南宋皇室、大臣等所占有的田地以及“公田”，分“賜”給元王朝的皇親國戚以及和尚道士們，多的被“賜”十幾萬頃，少亦幾千頃。那些受田的人，委用土著、奸吏當莊頭，巧立名目，額外多取。催租人員又征求供應，恃勢橫行。農民活不下去了，只好往外跑，或者被迫做他們的奴隸。一般官吏與和尚所侵占的民田，也不在少數。此外，還有所謂“賜戶”的辦法，把農民當作貨物一樣分賜給王公、貴族及官僚們做農奴。買賣人口的風氣也很普遍。元王朝在北方本以游牧為業，滅宋后，他們自己依然保持著這種落后的生產方式，不過用上述種種辦法，把漢族的農民變成他們的農奴，不事游牧而從事農業生產而已。元雜劇中有許多豪強強占良民為奴及買賣人口的故事，正是上述社會現象的反映。
還有**，也是當時統治者對人民的一種極其殘酷的剝削方式。官營**的機構叫做“斡（wò）脫所”，私營的叫做“解典庫”；這種業務叫做“斡脫業”。利率是：一年，本利相等；次年，本利總數又翻一倍，名為“羊羔兒息”，就是俗稱的“驢打滾”。到期，債戶償還不了本息，那么，牲畜、房產、田地以及妻女便被抵押或搶走。元雜劇里反映這種情況的相當多。
由于統治者對社會生產力的大力破壞，對人民無限制的壓榨，使得人民無力醫治創傷，恢復生產，因而在全國各地每年的水、旱、蟲、饑、疫等等“天災”的侵襲之下，更是救死不暇。根據史料，我們極為粗略地統計了一下：從中統元年到至正末年，一百零幾年的時間內，所遭的大水災九十四次，大旱災六十二次，大蝗災四十九次，大饑饉七十二次，平均每年都有兩三次大災，其中最嚴重的時候“人相食”的記錄達十余次之多！元雜劇如《陳州糶（tiào）米》、《趙禮讓肥》等劇中所反映的災荒情況，不過是元代現實生活里的千百分之一而已。
加上平時異常頻繁和沉重的徭役，以及連年無休止的征戰、屠殺，生活在那樣混亂時代的人民，真是水深火熱，民不聊生！當時輾轉呻吟的廣大人民群眾，實在生活不下去了，就紛紛反抗、起義，少則千百人，多則幾萬以至幾十萬人；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到處都點著反抗的火焰，此伏彼起，與元代政權相終始。無怪乎當時人民寫出“天遣魔軍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不平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的話了。
廣大人民既有反抗的實際行動，當然也會有把這種反抗行動、意識和身受的痛苦反映出來的要求，這就賦予了元雜劇以積極的、反抗的重要思想內容。而通過雜劇的藝術形式，反映這種行動和要求的重大責任，就落到了許多優秀的元雜劇作家身上。
元王朝崛起于北方，經濟和文化都很落后，只是軍事力量比較強大。為了有效地統治橫跨歐亞的大帝國，他們所采取的統治辦法和任用官吏的制度，都是適應他們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并摻雜著種族歧視而訂制出來的，與中國歷代傳統有很大的差別。這里只談談任用官吏的制度。
中國歷代都是通過地方推薦或科舉**制度，來選拔一部分知識分子補充到政權機關中去；知識分子也認為這是唯一的正當的出路。但元代卻不如此：掌握軍事、政治大權的，是蒙古族或色目人中的貴族、軍人，并以世襲、承蔭——血緣關系，由他們的子孫繼續擔任重要職位。中下層的官職，則由各種“吏員”（如稅吏、庫吏、令史、典吏等）分別擔任和升充。工匠、醫、算、陰陽等行業，也都各設官職專管其事。這些吏員和各行業的官兒，并不需要具有很高文化、很多知識；而中國傳統式的知識分子，一方面瞧不起這些官兒，同時，也干不了他們的行道。處在這種情況之下，真的“百無一用是書生”了！
元王朝對于被征服的**、南人很不放心，為了限制他們的知識分子參加政權，雖經許多大官僚們多次建議，恢復中國行之已久的“開科取士”的辦法，但都拖延沒有實行。一直到元代中期，企圖緩和一下**、南人對自己的反對，才勉強斷斷續續舉行過幾次科舉**。即使這樣的**，**、南人依然不能取得與蒙古人、色目人平等的地位。
不僅如此，隨著蒙古貴族、元帥、萬戶、千戶們的鐵騎所及，千萬被擄掠去當工奴、農奴的人民當中，也包括大批大批的“儒士”在內。元最高統治者曾經多次禁止這種擄掠行為，并勒令把被擄的儒士釋放為良民，才使得其中極少數幸運的儒士們暫時脫離了奴隸地位。由此看來，讀書人在這個時代，社會地位特別低下，大概是事實，“九儒十丐”（元代社會地位最低下的兩個階層是讀書人和乞丐）的說法，以及元雜劇里所說“秀才每（們）當正軍”、“儒人顛倒不如人”的感嘆，不是沒有根據、不是沒有理由的。
一般讀書人處在這種境遇，絕大多數較正派的，既不肯屈身于蒙古統治者，又不愿棄儒為吏；既不甘心于才能的埋沒，又不能不為生活謀一條出路，于是，其中有些人就和兩宋以來社會上編寫講唱文藝的團體——書會——結合起來，替他們編寫人民群眾所喜愛的各種講唱文藝的腳本。由于這些人飽經苦難，目睹各種黑暗現象，和廣大人民血肉相連，息息相通，深刻體會到人民的痛苦，也深深知道人民內心里蘊藏著什么樣的哀怨和忿怒，以及有如鯁在喉、一吐為快的傾瀉感情的迫切要求，因而，揮動他們蘸飽了血淚的大筆，寫下了時代的黑暗和辛酸，寫出了人民的忿怒和呼聲，這是必然的事情。
這樣看來，人民的苦難和愿望，需要人來為他們抒寫，而一些和人民生活在一起的正直的讀書人毅然承擔了這份重大責任，發揮出自己的才能：既反映了時代的脈搏，又傾吐出自己的悲憤。因之，這種新興文藝——元雜劇，一經創作、出現，便風起云涌，為廣大人民所喜愛，演唱于當時，流傳于后世，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
此外，元雜劇又是在元代都市畸形發展條件下的產物。
元王朝統治整個中國以后，農業生產上采取的措施，已如上文所述：占大量耕地為牧場，在腹里（中央直轄地區）及各行省選擇肥沃田地實行軍事屯墾，對貴族賜田、賜戶，或者把良田變成草地，或者掠奪人民的土地，高度集中起來，或者把人民擄掠去變成農奴、工奴。這種種辦法，無疑對社會生產力起著破壞作用。但另一方面，對各種工匠卻相當重視和優待，建立各類作坊，集中人數眾多的工匠于大都市里，讓他們制造各種手工業產品、軍需用品等，以滿足統治者生活享樂的需要，軍事上的和對外貿易的需求。當時，歐洲的十字軍東征不久，西歐、近東各國與中國商業往來密切。而元帝國橫跨歐亞兩洲，在統治整個中國之后，曾開官道，設驛站，置守兵，使道路暢通無阻，陸路、海路的中外交通都相當發達；中外貿易相當繁榮，東南沿海一帶設立了許多市舶司專管其事。據當時西人馬可孛羅《行紀》所述的汗八里城（即大都，現在的北京）和杭州等城市的情況，其繁榮程度，都已十分驚人。其中可能有夸大之處，但是可以相信：當時統治者把主要靠武力從東、西各地掠奪來的豐富物資，把工匠們大規模制造出的產品，怎樣來消費、享受，怎樣來分賜與各個貴族、臣下，怎樣來和外國貿易、換取其他物品，而且這種集中和分散，總是在幾個大都市里進行的。由于這種原因，促使這些大都市暫時畸形的繁榮，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適應這些大都市里新興的市民階層對文化生活的要求，是當時都市經濟發展下必然的產物。環繞統治者消費享樂，和軍事、商業目的，在少數幾個大都市里，聚集起來人口眾多的城市居民當中，一部分是吃飽喝足閑得無聊的統治者：大大小小的貴族、官吏、地主，千千萬萬的軍官，以及中外富商豪賈等，都需要娛樂，滿足他們的生活享受。另一方面，廣大被統治的各個階層，他們同樣需要文化娛樂，以求得一個抒愁解悶、傾泄自己痛苦、表露自己愿望的場所。所以，大都市和娛樂行業有其不可分割的聯系，并且前者往往刺激后者，為后者提供物質條件，是后者興盛起來的重要客觀因素。只要看現存元代刊行的雜劇腳本，上面不是印著“大都新編”，就是標明“古杭新刊”（杭州是南宋首都，后又成為元代在南方的軍事、商業重地）；再看元代大戲劇家們，前期聚集在大都，后期集中在杭州：都足以表明二者不可分的密切關系了。
各種客觀條件既已具備；源遠流長的講唱文藝本身發展也到了足以向前再邁進一步的程度，成為純粹、獨立的戲劇的主觀條件也完全成熟了；又經過像關漢卿、王實甫那樣一些天才的劇作家的意匠經營，孕育創造，便開放了這一枝我國文學史上的奇葩——元雜劇。
二、元雜劇里所反映的元代社會情況
如上文所述，元代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是：政治黑暗，貪污，冤獄，**，讀書人無出路，婚姻無自由和買賣婚，種族歧視和階級壓迫，等等，這些現象，無疑地會在元雜劇里反映出來。這里，只略舉數例，以見一斑。例如嘲罵官吏的：
你子父每（指官吏們）輪流著當朝貴，倒班兒居要津（指權勢衙門）。則（只）欺蒙著帝王子孫。猛力如輪，詭計如神。誰識你那一伙害軍民聚斂之臣？……都是些肥羊清酒人皮囤，一個個智無四兩，肉重半斤。
——《王粲登樓》
這廝每世不聞，倚主欺賓，仗富欺貧，倚勢欺人。……豈是人，豈是人！類飛禽，類飛禽！
——《蘇子瞻風雪貶黃州》
隋江山扭做唐世界，也則是成敗興亡；怎禁那公人狠劣似豺狼！
——《黃粱夢》
河涯邊趲（zǎn）運下些糧，倉廒（áo）中囤塌下些籌。只要肥了你私囊，也不管民間瘦！
——《陳州糶米》
坑人財，陷人物，吃人腦，剝人皮。……這都是剝民脂膏，養的能（那樣）豪旺。
——《玉壺春》
百姓每恰似酸餡一般，都一肚皮真包著氣。
——《東窗事犯》
反映**剝削和買賣人口的雜劇，數量相當多。例如《竇娥冤》，竇娥的父親借了二十兩銀子的債，到期本息要還四十兩，還不起，就把竇娥變相地抵押與蔡婆做童養媳。《羅李郎》，蘇、孟二人因應試無盤費，將一雙兒女質典與羅李郎。《鴛鴦被》中，劉員外自言“廣放私債”，因李府尹借他十個銀子，劉員外就逼李的女兒李玉英出賣貞操。《看錢奴》，賈員外以一貫鈔買了周榮祖的孩兒。其余如《緋（非）衣夢》、《東堂老》、《貨郎旦》、《忍字記》、《劉行首》、《合同文字》、《勘頭巾》、《來生債》等劇里，都或多或少地透露出了一些**剝削的消息。
反映饑荒的雜劇也相當多，如：《合同文字》：“如今為六料不收，上司言語，著俺分房減口。兄弟，你守著祖業，俺兩口兒到他邦外府趕熟（逃荒）去來。”《陳州糶米》：“今有陳州官員申上文書來，說陳州亢旱三年，六料不收，黎民苦楚，幾至相食。”其余如《趙禮讓肥》、《霍光鬼諫》、《朱砂擔》、《盆兒鬼》、《合汗衫》、《救孝子》等劇里所寫的饑荒及強徒們肆無忌憚，殺人越貨，正是當時農村破產，生活無著，社會動蕩的一些具體寫照。
描寫婦女受壓迫和婚姻問題的許多劇，則反映了元代社會上普遍存在的這個問題。例如：《救風塵》中宋引章被打“五十殺威棒”，“朝打暮罵，禁持不過”。《臨江驛》里的張翠鸞被丈夫遺棄，誣為“逃婢”，幾乎喪命。《竇娥冤》中的竇娥，被**、官吏貪污和潑皮無賴欺壓，而最后送掉性命。婦女的這種苦難，不僅存在于人間社會，就連“神仙”世界也不能免，《柳毅傳書》中的龍女，就被丈夫遺棄、受苦而不得不改嫁。
至于男女婚姻，在封建社會，本來絕大多數是父母包辦的，男女雙方都沒有自由選擇的余地。在元代，這種情況更加厲害。有壓迫就有反抗，因而爭取婚姻自由的斗爭自然也不少。元雜劇中有相當多的作品是反映這個問題的。例如有名的《西廂記》、《拜月亭》、《墻頭馬上》、《倩女離魂》、《張生煮海》、《金線池》等等，都是反映這類問題的代表作。
此外，還有許多以歷史故事為題材的雜劇。劇作者要暴露現實生活中的黑暗，發泄胸中的痛苦，而又想避開統治者所撒下的“禁網”和不必要的麻煩，就只好向歷史上去尋求足以借題發揮，借喻隱射的題材，由古裝人物出現在舞臺上替自己說話，而達到“諷今”的目的。所“諷”的范圍，非常廣泛，上自帝王將相，下至一般官吏，應有盡有。當然，也有作正面歌頌，用古人來對比今人的，實際也是一種較曲折的諷刺手法。另外，還有一些反映其他問題的雜劇，這里不詳談了。總之，元雜劇是算得上反映元代社會現象的一面鏡子的，盡管鏡子上面還偶有模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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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元史·成宗紀》。
[2] 見《元史·蘇天爵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