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焚先生作
《老殘游記》實際算不得一部小說。我們珍重它的不在它是一部小說，而是它有若干小說或者傳奇所缺乏的兩樣東西：觀察和文章。這是一個老年人的回憶，有所不平，有所嫉恨，有所喜愛，有所跼蹐，因而有所諷喻。經驗在這里自然熟到，文章則細致大方，宛如一個旅客應有的行云流水的意態。如今不過三十多年，我們和它的差異恍如隔著兩三世紀。我們可以把小說看做一種職業，有計劃地大量產生；同時競爭心和自覺心，強迫我們把這看做一種前途遠大的事業，刻意鑿取它藝術的效果。我們有了清醒的意識；我們充分發展各自的技巧。我們今日有了沈從文先生的《湘行散記》，艾蕪先生的《南游記》，把我們帶進他們各自記憶里的傳奇然而真實的世界。
他們利用某一個機會，生活里某一段經驗，從一個地方或者一個社會，提取他們的人物，故事，語言和顏色。他們從鄉野出來，如今便把鄉野送給我們。一份厚禮：這里活著的是博愛，是人類最深也最原始的情緒。當年對于作者，這也許是一塊瘡傷，然而痂結了，新肉和新皮封住了那潰爛的刀口，于是一陣不期然而然的回憶，痛定思痛，反而把這變做一種依戀。什么是疤？什么是愛？不是流血的時候；不是親嘴的時候。是若干年后記憶勾上來的那陣子酸甜作用。我們鐘情自己的過去，甚于鐘情垂老的女人。后者讓我們幻滅，前者讓我們重生。而作者便重生在他們各自的文章里面。多粗野，多殘忍，多溫存，多忠厚，多可愛，一句話，多原始！讀過《南游記》，我們愛那群野人，窮人，苦人；讀過《湘行散記》，我們會發見，和作者一樣，一個已然在城市文化混了若干年的物質存在的人，還有可能為那些人們所愛；這是多大的安慰，當我們想到人海之中的寂寞！
和這兩部作品一樣，蘆焚先生的《里門拾記》是若干短篇小說的結合。但是讀完了之后，一個像我這樣的城市人，覺得仿佛上了當，跌進了一個大泥坑，沒有法子舉步。步是可以舉的，然而四面的草地鋪得十分不勻，我們踟躕于距離的選擇。這像一場噩夢。但是這不是夢，老天爺！這是活脫脫的現實，那樣真實，只要我們隨便走下平漢和隴海兩條鐵路，我們就會遇見一灘灘的大小坑，里面烏爛一團的不是泥，不是水，而是血，肉，無數苦男苦女的汗淚！《里門拾記》的作者帶著痛苦，也正是這點兒抑郁不平，這點兒趁熱就吃，在某一意義上，讓他和《老殘游記》的作者近似，而和《南游記》的作者不同，和《湘行散記》的作者的精神越發背道而馳。
不過地是圓的，合在一點的永遠不復相合，而背道相馳的總有一天要面對面的。沈從文先生和蘆焚先生都從事于織繪。他們明了文章的效果，他們用心追求表現的美好。他們尤其曉得文章不是詞藻，而是生活。他們把文章塞得滿滿的，叫我們體會表現不是買空賣空，而是一樁下血本的生意。
這下血本的生意，沈從文先生做得那樣輕輕松松，不時叫我們想起布洼魯（Boileau）那句格言：“容易的詩，艱難地寫。”他賣了老大的力氣，修下一條綠陰扶疏的大道，走路的人不會想起下面原本是坎坷的崎嶇。我有時奇怪沈從文先生在做什么。每次讀著他的文章，我不由記起福樓拜的野心：“想把詩的節奏賦與散文（仍叫它是散文，極其散文），敘寫通常的人生。”問問沈從文先生的讀者，為什么那樣連靈魂也叫吸進他的文章？為什么？因為沈從文先生的底子是一個詩人。
但是，蘆焚先生和沈從文先生的碰頭是偶然的。如若他們有一時會在一起碰頭，碰頭之后卻會分手，各自南轅北轍，不相謀面的。我記得第一次蘆焚先生抓住我的注意的，是他小說的文章，一種奇特的風格。他有一顆自覺的心靈，一個不愿與人為伍的藝術的性格，在拼湊，渲染，編織他的景色，做為人物活動的場所。我欣賞這種旨趣。我欣賞這種風格。對著這樣一段文字，我們不得不贊美他的精致：
“頹坍了的圍墻，由浮著綠沫的池邊鉤轉來，崎嶇地沿著泥路，畫出一條疆界。殘碎磚瓦突出的地上，木屑發黑，散出腐爛氣息。一到春天，小草便從冬季中蘇醒。隨后夏季了，莒麻，莠草和蒿歡聲號喧，還有艾，森林般生長著了。蚱蜢任意鉆躍，蜻蛉隨興翔飛，成為蟲豸的天地。草莽間建筑著孩子泥屋，有泥娃居住。太陽像燃燒著的箭豬，顫抖著，將煙火的光撲過來，隨即仿佛很無味，寂寞的，厭厭然爬了過去。晚霞靜悄地停在天空。霞的光最先落在這里，照著瓦礫的碎片反光，將這廢墟炫耀得如同瑰麗的廣原一般。浮綠沫的池塘驟然臃腫了，反射出凝結了的脂肪似的光彩。”
他不僅長于風景的描繪：
“青葫蘆似的頭顱在太陽下閃光，爆出大顆的汗珠，發了瘋地闖進各家的門，擔起水桶便跑。于是光腦殼相碰了，水桶與人互相沖撞，跌倒了，爬起來再跑，驚狂的獾似的，邪許聲像海嘯，此起彼落，喧囂作一片。孝子們的白袍四處飄飛，像一簇簇的花手持哀杖，見人拜倒，究竟為著什么，說些什么，誰也沒聽進耳里。和尚光著頭，袈裟翩翩鼓蕩，要飛了。該死的厚粉底鞋，只橐橐地響，任怎樣也不愿快走一步。藥店掌柜則汗淚縱橫；肚皮袒露，戰抖著，煞似一片投下石塊去的爛泥沼；嘴里還連連發出‘救呀救呀’的譫囈。那狼狽的樣子，令人想起被土匪追迫的地主。”他用力給自己增加字匯。他不忌諱方言土語的引用，他要這一切征象他所需要的聲音，顏色和形狀。然而，即便對著這兩大段工整的文字，我們能不有點兒坎坷之感嗎？這里缺乏自然天成，缺乏圓到。蘆焚先生努力征服自我，而自我，一個人最大的反叛，需要許多年月來認識，需要許多燈火來摸索，最后到手的不是克服，而是合作，而是表現和自我的相好無間。不打不成交。一個人的學習是無數犧牲作成的。我不敢預言蘆焚先生將來風格的演變（因為，一個人的風格最初無時不在變動中，正和一個人只有一個風格的老話相反），最后凝定成功什么樣的晶玉。但是，如今讀完《里門拾記》所有的篇幅，而不是從前在報章雜志上零星過目的時候，我們會曉得他還沒有調好他的作料，或者，他還沒有完全和他的氣質一致。——沒有比我現在的揣測危險的了，我會給自己招來若干的不幸。但是，不到黃河心不死，讓我再來冒失一句：蘆焚先生漸漸要走出他的詩意，回到他真正的自我。就在如今，讀到他的《萊亞先生的淚》，我越發增強了這種感覺。那時他會成為一位大小說家，沒有張天翼先生的風格的輕快和跳動，因而沒有他所引起的煩躁的感覺，卻有他的諷刺。
諷刺是蘆焚先生的第二個特征，一個基本的成分，而詩意是他的第一個特征，一件外在的衣飾。和張天翼先生的句子一樣，他的句子是短的；然而張天翼先生的句子是純潔的，一種完全沒有詩意的純潔，一支可怕的如意的筆。《里門拾記》的句子是短的，然而是雜的。這里一時是富裕，一時是精致，一時卻又是顢頇。實際和蕭乾先生一樣，在藝術的刻畫上，他是清醒的。但是這兩位新人，在文筆上所給的感覺并不一樣。蕭乾先生用力在描繪，無形中溶進一顆沉郁的心。他的句子往往是長的。他的描寫大都是自己的。蘆焚先生的描寫是他觀察和想象的結果，然而往往攙著書本子氣。他的心不是沉郁的，而是譴責的。在《巨人》的起首，他告訴我們：
“我不喜歡我的家鄉；可是懷念著那廣大的原野。”
在《敘》里，他描寫一段風景說到：
“漸漸的樹影長了，牛犢鳴了，砍草的孩子負著滿滿的荊籃在回家的路上走著了，直到黃昏，這叫做散步。”
為什么要這末一句，在田園的景色之后？“這叫做散步。”你可以聽見他揶揄的聲音。對于一個城市人，這種反感近乎不可解。但是，作者是從鄉下來的，一個荒旱兵匪，土棍惡紳，孤寡老弱的凄慘世界，一切只是一種不諧和的拼湊：自然的美好，人事的丑陋。尤其可怕的是自然的冷靜，人事的鼎沸。所以作者會說：
“一個人說‘那樣的地方連一天也不能住。’至于我呢，倒以為能在那里住一天的人，世間的事，便沒有不能忍受的了。”
帶著這樣一顆厭惡的心情，他開始他的“素描”。《霧的晨》是他最早的一篇。一個詩意的題目，藏著一件慘絕的事實；一段文靜的描寫，接著便是兩句粗淺的揶揄。主人公是一條有人性（最劣等的人性）的狗。為什么用狗？因為作者有所譏諷。我們現代文學出了一位諷刺的巨匠，無論熱潮，無論冷罵，都是他的本色。不用說，這是《阿Q正傳》的魯迅。蘆焚先生的失敗不在于他的熱衷，而在于他的笨拙：他不能不叫我們覺出他的有意。一件藝術作品，一件作者想要求得他的效果的作品，即使是著眼在內容的魯迅，必須避免他的有意：因為這會破壞他所需要的力量。他必須跳出俗淺的比喻。
我們用不著指責《里門拾記》的作者，因為他的自覺心，或者他的同情心，此后不由自主，潛移默化了他的忿怒。我們憎恨生命，卻熱戀著生命。蘆焚先生不喜歡他的家鄉，臨了他把公道還給他的家鄉。說實話，處在今日的我們，即使是最厭世的鐵石心腸，也難免七分人道主義的情緒。象牙之塔倒了，人人站在曠野受風襲著。蘆焚先生的怒氣，漸漸變了質，不是變了質，是蒸成水汽，化在太空，留下那絕對不能蒸化的，那更有勢力的，那暗中維系著人與人的，我是說，人類的同情心。一個作者需要平衡（不是中庸）。對于一個年輕人，便是像蘆焚先生那樣愛好誚讓的心靈，把握平衡不是一樁容易事。他必須游離自我，認清他極端的傾向，還它一個相當的分量。蘆焚先生的憎恨不容他停留，或者不容他分心。他較長的《谷》的人物不過是一個速寫。他把情感給了景色，卻把憎恨給了人物。和《村中喜劇》類似的一個故事，沈從文先生的《蕭蕭》（收在《新與舊》里面）才像一出喜劇，因為他有一點兒愛他的人物。然而蘆焚先生另一個真實的自我，會不時出來修正他的諷刺的。這就是他的同情。
詩是他的衣飾，諷刺是他的皮肉，而人類的同情，這基本的基本，才是他的心。我們必須多讀幾遍那篇動人的杰作《過嶺記》（收在《谷》里面）。無論是沒有未來的退伍的老兵，無論是充滿希望的健康的小茨兒，我們全該手拉手來翻山越嶺——人生。無論是中途躓覆的過客，巨人，酒徒，寡婦，女巫，都是強壯的，倔強的，和平的，勿怪那位新來的美國牧師會看做：“那些中國人的臉有多么平靜！”也就是這一點共同的命運，這種永生的人類的同情，把《南行記》，《湘行散記》和《里門拾記》挽在一道，證明我們的作家有一個相同的光榮的起點：無論遠在云南，鄙在湘西，或者活在破了產的內地。
三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