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皚嵐先生作
我們這個社會自來就多情。憑你怎樣革命，憑你怎樣出洋，你甩不脫我們傳統的習性，那多情才子的習性。我們很少產生過一個俄國式的青年；奇怪的是，近年來譯進來那么多俄國小說，會沒有一點點影響。然而在俄羅斯和中華民國之間，有著怎樣一個戈壁！我們具有過多的人性，這不是壞事。壞事的是沾戀現實，卻不實際；缺乏思想，甚至于理性的支配，口邊卻掛著一串好聽的名詞。我可以舉出兩個活例。全是留學生，全是學工程的，全奉行情感最少活動的事業，一個年輕些的，我中學的至好，不肯有負亡妻，花天酒地，藉口不孝有三，納了一名娼妓；一個我的前輩，不能和老妻安居，要把長大的使女收做妾房。這是一個復雜的沒落的社會。而《苦果》的男主人公盧仁僧，正是我手頭另一個實例。從《苦果》的題名，我們就可以想象作者對于故事所取的態度，和因此態度而生的傳奇式的結局。
自然，盧仁僧和我方才那兩個實例有些地方不同。第一，他是一個參加革命的人物；第二，他是一個因病留落故鄉的文士；第三，他具有感傷而自私（不是自利：自利壞，自私不壞）的情緒……把這些成分加在一起，我們馬上就該吃驚說，帶著他作梗的性格，他會成功嗎？但是我們（多么中國人氣！）真要吃驚的，卻是隨著他的遇合，我們絕不吃驚。這太平常了，中國革命不時坐實幾個癡情的人物給我們看。這種性格是現實的，人情的，然而恕我們這樣說，不是英雄的。這應該歸入茅盾先生三部曲的人物群里。
所有《苦果》的興趣，不在人物，卻在那傳奇式的情節，一個合乎中國口味的中國小說的技巧或者曲折。我說不在人物，因為這樣的性格不是英雄的，卻又是單純的；單純的性格，如若強烈，可以刻畫成粗壯的線條；如若柔荏，便容易染上灰色，自身的存在難以引起適當的崇敬。水月華其實可愛，也可敬了，便是竹紋**也值得同情。然而這只由于情節，而不是由于明顯的性格。在情節上，這部小說煞費作者的心計。但是，容我放肆一句嗎？這情節是書本的，傳統的，悲劇的，中國小說式的，這里有的是經驗，然而并不龐雜；有的是人生，然而并不深刻；值得特別推重的，作者卻有的是計劃。他曉得怎樣制造而且用力推演到他的目的。所以，我簡直想說，在這不現實的情節上，活動著幾個現實的人物。
我仿佛語無倫次，其實我還藏著半句折扣，就是“現實的人物”理應改做“現實的傀儡”。這里的人物幾乎全是被動的，幾乎，因為我未嘗不想把徐雄除外。徐雄是一個干手（狠辣，陰險），惜乎落在小說同情之外。他破壞了這一雙現代化的才子佳人的好夢。其實情節上勾起的憎恨，多半屬于戲劇作用。而那真正的牽線人，在暗地主動一切的，卻是作者的悲觀精神或者命定論。我不曉得作者是否悲觀，但是從主要人物的名姓上，我們便可以探出一點消息。盧仁僧，水月華，甚至于題目《苦果》，不都在暗示著一種佛教的結論嗎？
但是，褒貶這部小說，卻應當記住它成書的年月。這在七年前，這是一九二八年的制作，遲在如今問世。我怕這要在茅盾先生三部曲的寫作之前。把這一點弄清楚，專從歷史的價值來看，《苦果》自然屬于一部創作。它不幸遲來一步。然而唯其遲來，我們如今才敢接受這里的揭露——那最熱鬧那最精采的中間一部。
一九三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