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朋友們坐在一起，即使坐在顯目的地方，陸蠡也不會怎么樣引起旁人的注意，然而他永遠不會自動地坐到一個眾目睽睽的地方。他不大開口。如若開口，可能有一半字句在一種木訥的習慣之下失去了應有的尺寸。這對于陸蠡不是損失。我們日常說話，大都是寒暄應酬占去最多的時間，真正的核心在一百句里面也許只是一句，有時候也許只是一個字。陸蠡是一個城愨的人，他有一句便只說一句，此外就讓情感靜靜地等待一個機會和你在默契之中交流。他拿真正的友誼給你，只要你有坦白的沉默還他，口齒不給情感方便，有時候情感便會爆炸，仿佛戲劇沒有過程，一跳到了高峰，不假辭藻，跟著就是動作。他的率直能夠給人不留余地 ① 。應當或者不應當，黑即黑，白即白，二者之間并無灰色存在。也就是這種向上的道德的人性，當我今天讀著他的散文，雖說從前出世的時候沒有引起應得的尊敬，提高它們的價值，同時也正由于里面的感情厚實，蘊藉有力，文字格外凝重不浮。
但是，初次和他相遇，你會把他當做一家商店伙計。他不僅貌不出眾身材瘦小，而且右眼失明，雖說睜在那里，因為沒有光，定定的，全部面容為之發暗，走了樣，無形之中減低了普通社交場合儀表的感受。拙訥加上形貌的委瑣，因而給人的印象，也就越發顯得質木。仿佛記憶之中某些破爛的臨街的門墻，假如我因此不屑于走進去瞻仰，我會錯過里面的畫棟雕梁，凈幾明窗，秀山清水。他嗜好文學，書櫥乃是一架一架自然科學的書籍；數理有根基，對于音樂也有偏愛，假如你幸運，可以聽他入神地一個人在彈奏鋼琴。但是他沒有精神上優異因而工作上成為一個知識分子的積習。文化生活社的負責人陸續在抗戰期間去了內地，他挑起那想不到的責任的重擔，揀書打包，校稿，以及任何跑腿的雜差。好幾次他親自在新年里面給我送版稅來，說些抱歉的話，似乎感謝的不應是我而是他。
就是這樣一個渺小的似乎沒有響聲的老實人，我喝了他的喜酒不到兩個月，忽然朋友送信給我，文化生活社被抄，沒收全部新舊《文學叢刊》，陸蠡在第二天親自到巡捕房辦交涉，大概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的第一個四月十三日，從那天起他失蹤了。多少人躲開，然而這個老實人由于責任觀念，自投羅網。一個人平時沒有一點點英雄的樣子給人，然而危機來了，他卻比什么人也勇敢，莎士比亞曾經說：
“因為勇敢要看機會。”
他必須為文化生活社爭回那一卡車叢書，他去了，他遇到的是囚禁，刑罰和死亡。租界當局出賣了一個純潔的靈魂，然而站在日敵前面，這個純潔的靈魂在先象征一個良善的中國百姓，如今成為這老大民族的年輕的抗爭的聲音。傳說日敵問他贊不贊成偽府，他回答不贊成。最后問他對于大東亞戰爭的看法，他仍是“一定失敗”。他可以撒謊，然而誠實是他的天性，他的勇敢不含絲毫矯情。為什么我們能夠在最后保持勝利？正因為這個老大民族忽然迸出這些信心堅定視死如歸的年輕人 ② 。古代希臘哲人蘇格拉底在被判死刑以前曾為自己這樣申訴：
“我寧可照我的樣式說話而死，也不照你們的樣式說話而活。”
那原因是太簡單了：
“朋友們，困難不在躲避死，而在躲避不正直，因為那比死跑得還要快些。”
他活著的時候，寂寞，孤獨，勤苦，沒有什么人關切他的存在；死了，他永遠被大家記住，因為他曾經和神圣的抗戰連成一頁。而且，更因為，雖然不幸短命，他給我們留下三本值得珍惜的散文，《海星》，《竹刀》和《囚綠記》，不厚，然而沉重，尤其是后兩本，在現代中國散文里面，有些篇耐人一讀再讀。
什么是散文，魯迅曾經指出：
“散文的體裁，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有破綻也不妨。”
隨便，因為變動的心情是體裁的依據；它的美麗就在它說明心情的變動，而破綻的來由正也密集在人性的隱線。司密斯（Alexander **ith）解說散文：
“作為一種文學形體，散文類似抒情詩，因為是由某種中心的心情范疇而成——幻想的，嚴肅的，或者譏諷的。有了心情，散文從第一句到末一句便圍著它長，正如繭之于蠶。散文作家是一個注過冊的荒唐鬼，自身即是法律。散文家開頭所要的是，一副快耳快眼，一種由尋常事物鑒別無限的暗示的能力，一種孕育的思維的精神。”
尤其重要的是“他沒有驕傲”。我們在沒有驕傲的時候，首先寫散文，用不著計劃，用不著引申，用不著野心，一切含在本性，只要鏡子澄明，盡管往里照去好了。世界最大的散文作家是蒙田（Montaigne），永遠問著自己：“你知道什么？”他的淵博可以嚇退百萬大軍，然而謙虛是他每戰必勝的心理基礎。
陸蠡正是這樣一個“沒有驕傲”的人，老實人，到了寂寞的時候，便從過去尋找溫暖，或者深一層，如魯迅所說，用他的文字描繪人生的“破綻”。他不像他的浙東前輩那樣恢宏，把豐盈的生命賦與散文的體裁，和三十年的人事潮汐打成一片吼聲。讀魯迅的散文，大部分是他所謂的雜文，我們恍如回到讀但丁的《神曲》的經驗，中世紀和十三世紀活在他的愛憎的熱情。逃亡，疲倦，戰斗，永遠戰斗。但丁用詩做戰斗的工具，屬于中世紀；魯迅用散**工具，屬于現代：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著掙扎和戰斗的。”
陸蠡沒有那么重的恨，他的世界不像魯迅的世界那樣大，然而當他以一個渺小的心靈去愛自己的幽暗的角落的時候，他的敦厚本身攝來一種光度，在文字娓娓敘談之中，照亮了人性的深厚。這就是做一個小人物的好處，如若自身并不發光，由于謙虛和愛，正也可以“凡愛光者都將得光”。
正因口齒的鈍拙，感情習于深斂，吐入文字，能夠持久不凋，他不放縱他的感情；他蘊藉力量于勻靜。麗尼的散文多是個人的哀怨，流暢，如十九世紀初葉，我不敢就說他可以征服我的頑強的心靈。那是一陣大風，我們則是貼地而生的野草。然而陸蠡，這就是謙虛的美德，和風習習，看不見飆急，吹蘇了遍野的種籽。他可以離開自己，從大地隱微的生命提示一個崇高的真理，而這個真理帶著溫暖，很容易就落在我們的心頭。他讓我們想起渥茲渥斯（Wordsworth）那首有名的小詩：
“她住在人沒有走過的路
靠近鴿子的泉水，
一個沒有人夸的姑娘
也很少人來愛：
一棵一半看不見的紫羅蘭，
生在長苔的石頭旁邊！”
《廟宿》里面說的是一位堂姊，“年紀僅三十左右，但望去好像四十的老人了”。小時候她抱著作者在野地玩耍，大了再看見她的時候，她一個人流落在山嶺的破廟，“受她的丈夫的擯棄，受她自己的同胞的兄弟的擯棄”，而且也“受鄰里叔伯的擯棄”，最后還要“失去她的愛兒”。這里是凄涼和孤苦，貧窮和憂患，然而發見作者在旅途之中生病，她立即點起灶火，煎了一劑草藥給他喝，把她僅有的一包紅糖沖進去，還直抱歉說：“糖太少，苦一點。”然后我們看到另一篇《嫁衣》，一個富農的少女，帶了“一兩百人抬的大小箱籠”嫁到陌生人家，里面全是母親的心血，“母親在她出嫁后不一年便病歿了。她原沒有父親。丈夫在婚后不久便出外一去不返”，自己不認識字，做了十年挨罵的賢慧媳婦，“她的青春在出嫁時便被褶入一對對的板箱，隨著悠長的日子而霉爛了”。我們不妨再看一篇《私塾師》，是一位年近六十的老人了，從前作者是他的學生，如今這位為衣食而苦苦掙扎的落伍的蒙師要向他說：“現在應該我向你請教了。”他不曉得什么叫做“咖啡”，更不認識那些生字如“氫”如“氧”，可憐還得在新式小學廝混。我們的作者，“平素是那么木訥”，忽然苦惱了：“他沒有資格教孩子，但他有生存的權利。”
是的，微小的生命正如偉大的存在，一樣應當有權利好好兒活著。我相信任何社會主義都從這里出發。有的看見新，奔了過去，有的厭惡舊，動手就拆。陸蠡的本質近于詩，但是他思維，他在新舊交替之際以他自然科學的愛好搜尋人性的繁復的隱秘。人家從大處著眼，他會和渥茲渥斯一樣為了一朵小花流露感情：
“只要落日能夠長久，
花葵將有它們的光榮；
只要紫羅蘭能夠長久，
在故事里面將有一個位置；
這里有一朵花將是我的，
那是小白屈菜。”
陸蠡的那朵小花是他的童年。他帶我們去看祖父的白蟻，鄉農的仇敵；他讓我們去看他養馴了的白鷺，“以鶴的身份被豢養，以鷺的身份被驅逐”；他把母親久藏的虎爪和虎牙攤給我們看。他指出“生的歡喜”如何需要自由和陽光，因為他曾經囚進一枝常春藤而幾乎送了它的終。
唯其隱微，是以親切。而且他知道尋找散文的效果，假如散文也有所謂效果的話。在《竹刀》里面，他形容山民說故事：
“山民的取喻每嫌不恰巧，故事中拉出枝枝節節來，有如一篇沒有結構的文章。”
真實正好用來說明散文的面貌，和魯迅的解釋并不兩樣。真就沒有結構嗎？誰要真心相信這個話，信筆亂涂，誰就上了一個不小的當。《竹刀》本身便是一個最好的說明。作者生在天臺西鄉，從小親近的是“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游”，都是他的青梅竹馬，于是他在《竹刀》里面描繪故鄉的“摩天的高嶺終年住宿著白云，深谷中連飛鳥都會驚墜！那是因為在清潭里照見了它自己的影。嶙峋的怪石像巨靈起臥、野桃自生。不然則出山來的澗水何來這落英的一片？”不要以為這是正文；這只是背景，上面的人物慢慢就要出來。他們會到城市來的，但是我們寧可不要他們“出山”，因為一和城市接觸，他們的心會受傷，會成為“落英的一片”，那就糟了。不過你放心，他們不會任水漂流，手里捏著一把竹刀，他們有蠻性嚇退你的文明。這是強壯。土性在這里特別深厚。
什么是散文的結構？有時候我想，節奏兩個字可以代替。節奏又從什么地方來？我想大概是從生命里來的罷。生命真純，節奏美好。陸蠡的成就得力于他的璞石一般的心靈。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注 釋
① 傳說四位朋友在書店中打牌，他夜深歸來，一言不發，就把牌桌推翻，掃了大家的雅興。
② 參看《文藝復興》一卷六期懷玖先生的《憶陸蠡》一文與《大公報》《文藝》及《少年讀物》的《陸蠡紀念特輯》。
跋
這里一共是八篇，寫作年月最遠的，要算朱大枬那篇，將近十六年了，朱大枬屬于一種隱晦的才分，有才分而隱晦，不幸而又早夭，每次我在香山他的墳頭憑吊，引起無限的感傷。他是四川人。差一年中學畢業，因為程度好，就考入北平的交通大學。我們在中學是同窗好友。那時候正當魯迅以作家的熱情露面，徐志摩才從劍橋回來。我們把他們先后請到中學講演，自己學著也在寫作。
《咀華集》出版之后，正如一切同類不成熟的東西，無聲無嗅，霉成覆瓿的紙張。當時僅有歐陽文輔先生其人者，義憤填胸；疾聲嘶喊，說印象主義的死鬼到了中國，危險孰甚，跳腳揮拳道：“印象主義是垂斃了的腐敗的理論，劉西渭先生則是舊社會的支持者！是腐敗理論的宣教師！”經過這次棒喝（實際是抬舉），《咀華集》似乎為人注目，而劉西渭先生，默不則聲，更成了索隱對象，為別人招惹了些不白之冤。
如若貶做印象主義的“宣教師”便不該夸他“在批評方法上能用‘比較’的說明，能用‘綜合’的認識，對作品而不流于支離割裂的弊病，則是很可取法的”。行文措辭，前后必須相符，猶如為人，內外應理一致，否則隨手放出，難免被人看做“印象”。所謂“比較”和“綜合”，正是科學精神的表示，根據了這種觀點，布雷地耶痛貶法朗士之群混淆價值與類別。以為一條印象主義的繩索可以縊死劉西渭先生，同時卻又用“比較”而“綜合”的剪子在前面把繩扣剪開，歐陽先生未免手下留情。
實際歐陽先生所更嫌棄的，倒是第二，《咀華集》縮小了批評的圈子：“共有十七篇文章，被批評的作者是十一二個，這些作家除巴金例外，其余都是不被社會文藝界的人們所注意的”。劉西渭先生很是赧然，原來他所褒貶的著作，“除巴金例外”，它們的作者全都無名。當然，劉西渭先生頌揚曹禺先生的時候，幾乎沒有多少人“注意”。然而如今歐陽先生早經入木，曹禺先生卻已婦孺皆知，假如其他作者還不曾或者永將不享有曹禺的幸運，劉西渭先生并不因而有所慚愧。他僅僅應當向歐陽先生請教，把“社會文藝界的人們所注意的”作家一一開出，俾無遺漏，則批評者均將受益匪淺，不徒小子一人沾光而已。
但是，恥莫大焉。
一個批評者有他的自由。他不是一個清客，伺候東家的臉色；他的政治信仰加強他的認識與理解，因為真正的政治信仰并非一面哈哈鏡，歪扭當前的現象。他的主子是一切，并非某黨某派，并非若干抽象原則，然而一切影響他的批評。他接受一切，一切滲透心靈，然后揚簸糠粰，汲取精英，提供一己與人類兩相參考。他的自由是以尊重人之自由為自由。他明白人與社會的關聯，他尊重人的社會背景；他知道個性是文學的獨特所在，他尊重個性。他不誹謗，他不攻訐；他不應征。屬于社會，然而獨立。沒有是非可以說服他，摧毀他，除非他承認人類的幸福有所賴于改進。
不幸是一個批評者又有他的限制。若干作家，由于偉大，由于隱晦，由于特殊生活，由于地方色彩，由于種種原因，例如心性不投，超出他的理解能力以外，他雖欲執筆論列，每苦無以應命。尤其是同代作家，無名有名，日新月異，批評者生命無多，不是他的快馬所能追及，我們還不談那些左右愛惡的情感成分，時時出而破壞公平的考慮。鐘嶸并不因為貶黜陶淵明而減色，他有他的限制：他是自己的限制。又如機緣湊巧，失之交臂，更是常有的事。
他有自由去選擇，他有限制去選擇。二者相克相長，形成一個批評者的存在。對象是文學作品，他以文學的尺度去衡量；這里的表現屬于人生，他批評的根據也是人生。人生是浩瀚的，變化的，它的表現是無窮的；人容易在人海迷失，作家容易在經驗中迷失，批評者同樣容易在摸索中迷失。做人必須慎重，創造必須慎重，批評同樣必須慎重。對象是作品，作品并非目的。一個作家為全人類服役，一個批評者亦然：他們全不巴結。
批評者注意大作家，假如他有不為人所了然者在；他更注意無名，唯恐他們遭受社會埋沒，永世不得翻身。他愛真理，真理如耶穌所云，在顯地方也在隱地方存在。他是街頭的測字先生，十九不靈驗，但是，有一中焉，他就不算落空。他不計較別人的毀譽，他關切的是不言則已，言必有物。
《咀華二集》以上面的理由成書付印。他明白自己如何渺小，他也希望自己能有進步。正如民族在艱苦之中成長，他不以固步自封為榮。是為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