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先生作
我不大相信批評是一種判斷。一個批評家，與其說是法庭的審判，不如說是一個科學的分析者。科學的，我是說公正的。分析者，我是說要獨具只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靈魂的深處。一個作者不是一個罪人，而他的作品更不是一片罪狀。把對手看作罪人，即使無辜，尊嚴的審判也必須收回他的同情，因為同情和法律是不相容的。歐陽修以為王法不外乎人情，實際屬于一個常人的看法，不是一個真正法家的態度。但是，在文學上，在性靈的開花結實上，誰給我們一種絕對的權威，掌握無上的生死？因為，一個批評家，第一先得承認一切人性的存在，接受一切靈性活動的可能，所有人類最可貴的自由，然后才有完成一個批評家的使命的機會。
他永久在搜集材料，永久在證明或者修正自己的解釋。他要公正，同時一種富有人性的同情，時時潤澤他的智慧，不致公正陷于過分的干枯。他不僅僅是印象的，因為他解釋的根據，是用自我的存在印證別人一個更深更大的存在，所謂靈魂的冒險者是，他不僅僅在經驗，而且要綜合自己所有的觀察和體會，來鑒定一部作品和作者隱秘的關系。也不應當盡用他自己來解釋，因為自己不是最可靠的尺度；最可靠的尺度，在比照人類已往所有的杰作，用作者來解釋他的出產。
所以，在我們沒有了解一個作者以前，我們往往流于偏見——一種自命正統然而頑固的議論。這些高談闊論和作者作品完全不生關聯，因為作者創造他的作品，傾全靈魂以赴之，往往不是為了證明一種抽象的假定。一個批評家應當有理論（他合起學問與人生而思維的結果）。但是理論，是一種強有力的佐證，而不是唯一無二的標準；一個批評家應當從中衡的人性追求高深，卻不應當憑空架高，把一個不相干的同類硬扯上去。普通卻是，最壞而且相反的例子，把一個作者由較高的地方揪下來，揪到批評者自己的淤泥坑里。他不奢求，也不妄許。在批評上，尤其甚于在財務上，他要明白人我之分。
這就是為什么，稍不加意，一個批評者反而批評的是自己，指摘的是自己，暴露的是自己，一切不過是絆了自己的腳，丟了自己的丑，返本還原而已。有人問他朋友，“我最大的奸細是誰？”朋友答道：“最大的奸細是你自己。”
我不得不在正文以前唱兩句加官，唯其眼前論列的不僅僅是一個小說家，而且是一個藝術家。在今日小說獨尊的時代，小說家其多如鯽的現代，我們不得不稍示區別，表示各個作家的造詣。這不是好壞的問題，而是性質的不同，例如巴爾扎克（Balzac）是個小說家，偉大的小說家，然而嚴格而論，不是一個藝術家，更遑論乎偉大的藝術家。為方便起見，我們甚至于可以說巴爾扎克是人的小說家，然而福樓拜，卻是藝術家的小說家。前者是天真的，后者是自覺的。同是小說家，然而不屬于同一的來源。他們的性格全然不同，而一切完成這性格的也各各不同。
沈從文先生便是這樣一個漸漸走向自覺的藝術的小說家。有些人的作品叫我們看，想，了解；然而沈從文先生一類的小說，是叫我們感覺，想，回味；想是不可避免的步驟。廢名先生的小說似乎可以歸入后者，然而他根本上就和沈從文先生不一樣。廢名先生仿佛一個修士，一切是內向的；他追求一種超脫的意境，意境的本身，一種交織在文字上的思維者的美化的境界，而不是美麗自身。沈從文先生不是一個修士。他熱情地崇拜美。在他藝術的制作里，他表現一段具體的生命，而這生命是美化了的，經過他的熱情再現的。大多數人可以欣賞他的作品，因為他所涵有的理想，是人人可以接受，融化在各自的生命里的。但是廢名先生的作品，一種具體化的抽象的意境，僅僅限于少數的讀者。他永久是孤獨的，簡直是孤潔的。他那少數的讀者，雖然少數，卻是有了福的（耶穌對他的門徒這樣說）。
沈從文先生從來不分析。一個認真的熱情人，有了過多的同情給他所要創造的人物是難以冷眼觀世的。他曉得怎樣揶揄，猶如在《邊城》里他揶揄那赤子之心的老船夫，或者在《八駿圖》里，他揶揄他的主人公達士先生：在這里，揶揄不是一種智慧的游戲，而是一種造化小兒的不意的轉變（命運）。司湯達（Stendhal）是一個熱情人，然而他的智慧（狡猾）知道撒誑，甚至于取笑自己。喬治桑是一個熱情人，然而博愛為懷，不唯抒情，而且說教。沈從文先生是熱情的，然而他不說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詩的。（沈從文先生文章的情趣和細致不管寫到怎樣粗野的生活，能夠有力量叫你信服他那玲瓏無比的靈魂！）《邊城》是一首詩，是二佬唱給翠翠的情歌。《八駿圖》是一首絕句，猶如那女教員留在沙灘上神秘的絕句。然而與其說是詩人，作者才更是藝術家，因為說實話，在他制作之中，藝術家的自覺心是那真正的統治者。詩意來自材料或者作者的本質，而調理材料的，不是詩人，卻是藝術家！
他知道怎樣調理他需要的分量。他能把丑惡的材料提煉成功一篇無瑕的玉石。他有美的感覺，可以從亂石堆發見可能的美麗。這也就是為什么，他的小說具有一種特殊的空氣，現今中國任何作家所缺乏的一種舒適的呼吸。
在《邊城》的開端，他把湘西一個叫做茶峒的地方寫給我們，自然輕盈，那樣富有中世紀而現代化，那樣富有清中葉的傳奇小說而又風物化的開展。他不分析；他畫畫，這里是山水，是小縣，是商業，是種種人，是風俗是歷史而又是背景。在這真純的地方，請問，能有一個壞人嗎？在這光明的性格，請問，能留一絲陰影嗎？“由于邊地的風俗淳樸，便是作**，也永遠那么深厚……”我必須邀請讀者自己看下去，沒有再比那樣的生活和描寫可愛了。
可愛！這是沈從文先生小說的另一個特征。他所有的人物全可愛。仿佛有意，其實無意，他要讀者拋下各自的煩惱，走進他理想的世界，一個肝膽相見的真情實意的世界。人世壞呢？不！還有好的，未曾被近代文明沾染了的，看，這角落不是！——這些可愛的人物，各自有一個厚道然而簡單的靈魂，生息在田野晨陽的空氣。他們心口相應，行為思想一致。他們是壯實的，沖動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掙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對于生活沒有過分的奢望，他們的心力全用在別人身上：成人之美。老船夫為他的孫女，大佬為他的兄弟，然后倒過來看，孫女為他的祖父，兄弟為他的哥哥，無不先有人而后——無己。這些人都有一顆偉大的心。父親聽見兒子死了，居然定下心，捺住自己的痛苦，體貼到別人的不安：“船總順順像知道他的心中不安處，說‘伯伯，一切是天，算了罷。我這里有大興場送來的好燒酒，你拿一點唱去罷。’一個伙計用竹筒上一筒酒，用新桐木葉蒙著筒口，交給了老船夫。”是的，這些人都認命，安于命。翠翠還癡心等著二佬回來要她哪，可憐的好孩子！
沈從文先生描寫少女思春，最是天真爛漫。我們不妨參看他往年一篇《三三》的短篇小說。他好像生來具有一個少女的靈魂，觀察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這種內心現象的描寫是沈從文先生的另一個特征。
我們現在可以看出，這些人物屈于一個共同類型，不是個個分明，各自具有一個深刻的獨立的存在。沈從文先生在畫畫，不在雕刻；他對于美的感覺叫他不忍心分析，因為他怕揭露人性的丑惡。
《邊城》便是這樣一部idyllic杰作。這里一切是諧和，光與影的適度配置，什么樣人生活在什么樣空氣里，一件藝術作品，正要叫人看不出是藝術的。一切準乎自然，而我們明白，在這種自然的氣勢之下，藏著一個藝術家的心力。細致，然而絕不瑣碎；真實，然而絕不教訓；風韻，然而絕不弄姿；美麗，然而絕不做作。這不是一個大東西，然而這是一顆千古不磨的珠玉。在現代大都市病了的男女，我保險這是一付可口的良藥。
作者的人物雖說全部良善，本身卻含有悲劇的成分。唯其良善，我們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這種悲哀，不僅僅由于情節的演進，而是自來帶在人物的氣質里的。自然越是平靜，“自然人”越顯得悲哀：一個更大的命運影罩住他們的生存。這幾乎是自然一個永久的原則：悲哀。
這一切，作者全叫讀者自己去感覺。他不破口道出，卻無微不入地寫出。他連讀者也放在作品所需要的一種空氣里，在這里讀者不僅用眼睛，而且五官一齊用——靈魂微微一顫，好像水面粼粼一動，于是讀者打進作品，成為一團無間隔的諧和，或者，隨便你，一種吸引作用。
《八駿圖》具有同樣效果。沒有一篇海濱小說寫海寫得像這篇少了，也沒有像這篇寫得多了。海是青島唯一的特色，也是《八駿圖》汪洋的背景。作者的職志并不在海，卻在藉海增濃悲哀的分量。他在寫一個文人學者內心的情態，猶如在《邊城》之中，不是分析出來的，而是四面八方烘染出來的。他的巧妙全在利用過去反襯現時，而現時只為推陳出新，仿佛剝筍，直到最后，裸露一個無常的人性。“這世界沒有新”，新卻不速而至。真是新的嗎？達士先生勿需往這里想，因為他已經不是主子，而是自己的奴隸。利用外在烘染內在，是作者一種本領，《邊城》和《八駿圖》同樣得到完美的使用。
環境和命運在嘲笑達士先生，而作者也在捉弄他這位知識階級人物。“這自以為醫治人類靈魂的醫生（他是一位小說家），以為自己心身健康”，“寫過了一種病（傳奇式的性的追求），就永遠不至于再傳染了！”就在他譏誚命運的時光，命運揭開他的瘢疤，讓他重新發見他的傷口——一個永久治愈不了的傷口，靈魂的傷口。這種藏在暗地嘲弄的心情，主宰《八駿圖》整個的進行，卻不是《邊城》的主調。作者愛他《邊城》的人物，至于達士先生，不過同情而已。
如若有人問我，“你歡喜《邊城》，還是《八駿圖》，如若不得不選擇的時候？”我會脫口而出，同時把“歡喜”改做“愛”：“我愛《邊城》！”或許因為我是一個城市人，一個知識分子，然而實際是，《八駿圖》不如《邊城》豐盈，完美，更能透示作者怎樣用他藝術的心靈來體味一個更其真淳的生活。
一九三五年八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