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女士作
我不明白內容和形式怎樣分開。一件將軍的鎧甲只是鎧甲，并不是將軍：剝掉鎧甲，將軍照樣呼吸。殺掉將軍，鎧甲依舊存在。這不是一個妥當的比喻。如若“陀斯妥也夫斯基往往是被當作好像沒穿制服的將軍”，并不妨害陀氏之為偉大 ① 。所以鎧甲不是形式，而是辭藻。形式和內容不可析離，猶如皮與肉之不可揭開。形式是基本的，決定的：辭藻，用得其當，增加美麗；否則過猶不及，傅粉涂紅，名曰典雅，其實村俗。一個偉大的作家，企求的不是辭藻的效果，而是萬象畢呈的完整的諧和。他或許失之于偏，但是他不是有意要“偏”，這只是他整個人格的存在。所以批評家唯恐冒昧，輕易不敢把這叫做“偏”，而另尋別的字樣象征，例如有力，深刻，透辟等等。他的作品（由一個全人格產生出來的作品）根據著他全部的生活，而支配作品的方向的，多半是他先天的性情。一部作品和性情的諧和往往是完美的符志。
沒有再比人生單純的，也沒有再比人生復雜的，一切全看站在怎樣一個犄角觀察；是客觀的，然而有他性情為依據；是主觀的，然而他有的是理性來駕馭。而完成又有待乎選擇或者取舍；換而言之，技巧。一部文學作品之不同于另一部，不在故事，而在故事的運用；不在情節，而在情節的支配；不在辭藻，而在作者與作品一致。
因為思想或者背景的同異，讀者可以否認某些材料的使用，然而絕對沒有權利抹殺它們的存在。
一件作品的現代性，不僅僅在材料（我們最好避免形式內容的字樣），而大半在觀察，選擇和技巧。
這就是為什么在一九三五年，我卻偏要介紹一九三四年的一篇短篇小說，那篇發表在《學文》雜志第一期的《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的制作。我相信讀者很少閱讀這篇小說，即使閱讀，很少加以相當注意。我親耳聽見一位國立大學文學院的教授，向我承認他完全不懂這不到一萬五千字的東西。他有的是學問，他缺乏的便是多用一點點想象。真正的創作，往往不是腐舊的公式可以限制得下。一部杰作的存在，不僅在乎遵循傳統；然而它拋不掉傳統，因為真正的傳統往往不只是一種羈絆，更是一層平穩的臺階。但是離開那些初步的條件，一部杰作必須有以立異。一個作家和一個作家已經形成人性上絕大的差異。根據各自的稟賦，他去觀察；一種富有個性的觀察，是全部身體靈魂的活動，不容一絲躲懶。從觀察到選擇，從選擇到寫作，這一長串的精神作用，完成一部想象的作品的產生，中間的經過是必然的，絕不是偶然的；唯其如此，一以貫之，我們絕難用形式內容解釋一件作品，除非作品本身窳陋，呈有裂痕，可以和件制服一樣，一字一字地挦扯下來。
一件作品或者因為材料，或者因為技巧，或者兼而有之，必須有以自立。一個基本的起點，便是作者對于人生看法的不同。由于看法的不同，一件作品可以極其富有傳統性，也可以極其富有現代性。
我繞了這許多彎子，只為證明《九十九度中》在我們過去短篇小說的制作中，盡有氣質更偉大的，材料更事實的，然而卻只有這樣一篇，最富有現代性；唯其這里包含著一種獨特的看法，把人生看作一根合抱不來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個人生的橫切面。在這樣溽暑的一個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披露在我們的眼前，沒有組織，卻有組織；沒有條理，卻有條理；沒有故事，卻有故事，而且那樣多的故事；沒有技巧，卻處處透露匠心。這是個人云亦云的通常的人生，一本原來的面目，在它全幅的活動之中，呈出一個復雜的有機體。用她狡猾而犀利的筆鋒，作者引著我們，跟隨飯莊的挑擔，走進一個平凡然而熙熙攘攘的世界：有失戀的，有做愛的，有慶壽的，有成親的，有享福的，有熱死的，有索債的，有無聊的，……全那樣親切，卻又那樣平靜——我簡直要說透明；在這紛繁的頭緒里，作者隱隱埋伏下一個比照，而這比照，不替作者宣傳，卻表示出她人類的同情。一個女性的細密而蘊藉的情感，一切在這里輕輕地彈起共鳴，卻又和粼粼的水紋一樣輕輕地滑開。
奇怪的是，在我們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熱情奔放的時代，卻有這樣一位女作家，用最快利的明凈的鏡頭（理智），攝來人生的一個斷片，而且縮在這樣短小的紙張（篇幅）上。我所要問的僅是，她承受了多少現代英國小說的影響。沒有一件作品會破石而出，自成一個絕緣的系統。所以影響盡管影響，《九十九度中》仍是根據了一個特別的看法，達到一個甚高的造詣。
一九三五年
注 釋
① 參閱天津《大公報》七月二十五日融彀先生《論曲直》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