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在這動蕩的大時代,大到我們失掉可能認識自己的錯誤。理智不會錯誤,它叫我們明白生存的道理,于是為了活著,正常也正當地活著,和世上所有的民族一模一樣活著,我們很久很久就種下了抗戰的意識,直到這樣一個偉大的“七七事變”發生,抗戰成為一種驚天動地的泣鬼神的事實。情感不會錯誤,痛苦久了有醞釀,壓抑久了要迸裂,一發而不可收拾,熱情激昂,汪洋澎湃,沖上天空,凝成日月變色的龍云虎風。老弱轉溝壑,少壯死戰場,山河為之嗚咽,道義為之失色,然而心不死,踏著殘破的土地,抱著堅定的希望,終于在患難之中交結到更有力量的朋友,合成一股龐大的明光,沖破這八年的漫漫長夜。什么也沒有錯誤。錯誤的是一個老頭子,白胡須,笨手笨腳,顢頇而又迂緩,可笑然而可悲,那永遠支配生命、不受科學支配的頑強的時間因素。
這個鐵面無情的老頭子,看著我們熱情如萬馬奔騰,仿佛摩西的耶和華試探一群無家可歸的停在半路的小民,把我們從理想的高峰扔到絕望的深淵。聽聽趙自芳的申訴。有多少男女不全和她同聲同調:
嗯,我簡直像在夢里……民國二十七年,二十八年,種種的經歷,喜——怒——哀——樂,都在眼前,都跟昨天的事情混做了一堆。(激昂)我不愿意,我不服氣!我不能忘記二十八年的秋天!懷了有五個月的孩子小產了,就為了要保全這一個!(手指工廠模型)那時我還能自己安慰:丟了孩子,卻保全了廠了,廠也是我們的孩子!(突然起立)可是,現在——永清,還有什么?五個月的孩子是白丟的!從上海,從漢口,在大轟炸之下,我們一切的辛苦痛苦,也是沒有代價的……
變了,變了,年月變灰了我們的心,不,不那樣簡單,心隨著物質的環境(越來越壞了)在悠久的歲時之下變了。那個老解差說得對,“人心大變。”活在這動蕩的大時代,取巧的、投機的、改行的、執掌操縱之權的,一個一個成了寵兒,只有那執著的、迂闊的、抱著書生之見的、心理上懷有幻覺(信心和正義之感就在這里面)的,淪落在苦悶無告的階段。這是一個銷毀人性的大鍋爐,這是一個精神和物質析離的鋌而走險的騷亂生涯,原來要犧牲小我為了成全大我的,漸漸在自私自利的放縱過程之中改換心思。美丑混淆,高尚卑賤不分,光明在黑暗里面澌滅,一片灰色的陰影停留在脈息微弱的人心,籠罩著血淚未干的傷痛的大地。
文學是時代的反映,最好的說明可以到書攤尋找。曹禺先生的《蛻變》,在抗戰初期問世,是一面明照萬里的鏡子,也正象征一般人心的向上。現在讀到的茅盾先生的《清明前后》,發表在勝利前夕,猶如一九三○年的《子夜》,把現代社會的重心現象,也就是攸關著國家民族命脈的工業問題,源源本本,揭露無遺,和《蛻變》正好前后輝映。
一種興奮的抒情的心境流露在《蛻變》的對話中間。這個老大的民族不再逃避它的責任。后退是死,前進富有可能。戰火是破壞,也是建設。原先作為口號在吶喊的,一霎時成了鐵石似的現實。一個舊的中國有可能在炮灰之中傾圮,一個新的中國有可能應運而生。《蛻變》正是劇作者喜悅的表示。他用傷兵醫院做對象,實際是向一般行政做說法。腐敗讓給健全,舊讓給新,物質讓給精神,老和小只是一個力量,他借梁專員把全劇的主題點破:
我告訴你,蟬要長成,他必須把從前的舊軀殼蛻掉的。蛻掉一層舊軀殼是艱難的,并且是痛苦的。(昂頭)但是為著新的生命,更有力,更健全的新生命,這個小小的生物不但能忍耐,并且能忍心把它的舊軀殼不要的。(堅忍的微笑)我們的國家要在抗戰的變化中生長起來,這一層腐敗老朽的舊思想舊人物,我們必須(一字一字,剛勁有力)用——心——蛻——掉!我們要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不敷衍,不茍且。我們要革除舊習染,創造新精神。在精神總動員之下,造成一個嶄新的青年中國。(落入冥想)
這種美麗的“冥想”含有宗教的熱情,老的在這里不復老,一切朝著理想和新生的路上走。一座城又一座城失陷,一年復一年在貧苦之中掙扎過去,不氣餒,不妥協,正是這點看上去渺茫其實渾厚的成千成萬的覺醒的靈魂的向往在遙遙領導。
然而,這是事實,像梁公仰這種老當益壯的官員,幾乎人人有理由指出,屬于理想人物。許多文章把他看做劇作人的創造,有人甚至于把他的“創造”看做一種過失。前后不過八年,勝利愈是在望,人心愈是渙散。難道真有什么不可知的數把我們帶到這種啼笑皆非的境地?還是這個老大的民族,憂患已極,貧困已極,精神抵不過物質,道德抵不過欲望,公抵不過私,只好在機會之中尋取一時的方便?
曹禺先生沉默著。他一再延宕他的作品問世的日期。我們這位詩人,有時候如易卜生般對于社會有認識(《日出》),有時候如契訶夫般追求生命的真髓(《北京人》),敏感而深摯,陷入苦悶的泥淖。外國有一個比喻,詩人好似一只小鳥,迎著黎明歌唱。從塵世出來的一顆心,永遠望著光明的感召。
茅盾先生,我們這位體弱多病的小說巨匠,有若干點和他的后輩相似,然而生長在地上的人,看見的一直只是地。四周是罪惡,他看見罪惡,揭發罪惡。他是質直的,從來不往作品里面安排虛境,用顏色吸引,用字句渲染。他要的是本色。也就是這種勇敢然而明敏的觀察,讓他腳步穩定,讓他攝取世故相,讓他道人之所不敢道,在思想上成為社會改革者,在精神上成為成熟讀者的伴侶,在政治上成為當局者的忌畏。原來是什么模樣,還它一個什么模樣,看好了,這里是《子夜》,這里是《腐蝕》,這里是《清明前后》。現實、現代文明的現實,齷齪,然而牢不可破。
他不是故意往黑暗里看,也不是隔著顯微鏡用文字擴大黑暗的體積。他雖說害著嚴重的目疾,他的“心眼”卻是平著去看,我甚至于想要說,以一種科學的自然的方式去看。科學,讓我重復一遍這兩個字,科學。他看見的不復是平面,不復是隔離,而是一種意境,不像礦石一樣死、湖水一樣平,而是一個有機的生命的構成。他對于社會的看法不是傳奇式的故事的獵取。牽一發而動全局。他從四面八方寫,他從細微處寫,他不嫌猥瑣,他不是行舟,他在造山——什么樣的山,心理的,社會的,峰巒迭起,互有影響。
在同代后輩之中,雖說表現工具不同,曹禺先生在方法和孕育上,比較切近他的有機的看法。《子夜》的偉大和這種看法有關系。曹禺先生的劇作乃是不斷的掘發。巴爾扎克根據一種全盤看法完成的《人曲》。左拉同樣具有類似的企圖。他們的理論不一定就澄明如水,但是他們的制作,在各自完美的境界,說明各自崇高的造詣。
所謂完美,所謂崇高,用在這里,不是純粹的理論的發揚,具有繁復的人性和個性,需要相對的解釋或者折扣。巴爾扎克的理論有若干論點早已隨著他的時代湮滅,左拉的理論也有若干,尤其是對于遺傳律的機械的接受,久已成為取笑的對象。然而他們的作品,不因為理論的粗窳而有所減色,充滿了豐盈的人性,強烈的個性,獲得長遠的超越時代的生命。支持作品內在的價值是他們的活躍的想象,不是他們過時的理論。
然而其所以成為理論的那種尖銳的時代感覺,卻充分說明他們前進的姿態。
茅盾先生在氣質上切近左拉。他們對于時代全有尖銳的感覺、明快的反應。一個有自己的科學觀,一個有自己的經濟論,然而臨到作品里面,他們的雄厚的力量卻是來自各自獨特的稟賦,一個是詩人的,熱情在字句之中泛濫;一個是法官的,譴責不斷在似冷實熱的語氣之下流露。茅盾先生所見于文學的表現的精神,雖說沒有憑據來做佐助,作品本身的透示正和左拉提供的理論不謀而合。那是什么?把科學方法運用到文學領域,十九世紀是一個科學世紀。巴爾扎克就知道拿學者的觀察來替代詩人的想象。觀察和想象這樣截然分開,茅盾先生沒有那么莽撞,然而希望以一種科學精神來安排材料,因之更堅固地呈出一種比較的真理,確是我們這位老當益壯的前進作家的特色。
同樣以這種科學精神執行文學的尖銳的使命的,除去茅盾先生之外,我們還有熟悉小市民生活的夏衍先生。但是,他們不一樣,真理的追求相同,完全屬于兩種氣質。茅盾先生身體壞,容易受刺激,看著地,頭上也許有天,只說著地。夏衍先生看見地,也看見地上映出來的光和影。看見光,所以他比茅盾先生愉快。質樸是他的現實主義的精神的美德。茅盾先生缺少這種明凈的美德,曹禺先生也缺少,但是這不是病,這是特征。搖撼心靈的深宏,永遠不是明凈。
“世界已經變了,中國再不變,可就完了!”
這是茅盾先生在《清明前后》落幕的時候留下的一句忠告。沒有比這句話更發人深省的了。從《子夜》到現在,足足十五年,我們做小民的嘗夠了內戰,也受夠了國際的欺凌,終于蓄意侵略的日本掀開了假冒為善的面具,強迫我們在一個光榮的大前提之下苦斗。內戰造成金融市場投機分子的活躍和傾軋,生產過剩、物價低廉,和外資傾銷把暗影深投到勞資問題,奢侈繁榮只是少數虛有其表的富商的習慣。把內憂換成外患(也就是表面),也許時間太長了,也許環境太苦了,也許教育太差了,也許人心太壞了,熱情轉變方向,投機取巧起了廣泛的作用。經濟中心的工業,由于物價高漲,原料奇缺,資金短少,在半死不活的狀態之下喘吼。“投機是滿天飛躍,無孔不入”(陳克明語),拿法令當掩護,甚至于工廠落在投機家的手心,停止出貨響朗朗地成了市場的籌碼。戰爭的本質不曾變更。《清明前后》只是《子夜》的續編。
我們不妨看看《子夜》里關于趙伯韜巧取豪奪的經濟手腕和吳蓀甫拒絕接受銀團放款的描寫。
他知道經他這一拒絕,趙伯韜的大規模的經濟封鎖可就當真要來了,而益中公司在此戰事未停,八個廠生產過剩的時候,再碰到大規模的經濟封鎖,那就只有倒閉或者出盤的了;他知道這就是老趙他們那托辣斯開始活動的第一炮!
趙伯韜微笑著噴一口煙,又逼近一步道:
“那么,到底不能合作!益中公司前途遠大,就這么弄到擱淺下場,未免太可惜了!蓀甫,你們一番心血,總不能白丟;你們仔細考慮一下,再給我回音如何?蓀甫,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益中目前已經周轉不靈,我早就知道。況且戰事看去要延長,戰線還要擴大,益中那些廠的出品,本年內不會有銷路;蓀甫,你們仔細考慮一下。再給我回音吧!”
“哦——”
吳蓀甫這么含糊應著,突然軟化了;他仿佛聽得自己心里梆的一響,似乎他的心拉碎了,再也振作不起來;他失了抵抗力,也失了自信力,只有一個意思在他神經里旋轉;有條件的投降了吧?
我們現在再回到《清明前后》看看金澹庵最后怎樣脅誘有心無力的林永清:
金澹庵(從桌上抓起一支香煙來,定睛看住林,表情嚴肅)永清兄,這是您鄭重考慮的結果。
林永清(針鋒相對)差不離!
金澹庵(把剛抓在手中的香煙回擲桌上,佯笑)好罷!那么,以后再談。
林永清(不得不表示讓步了)可是,澹老,如果您對于這個辦法沒有什么不同意,百分比等等當然不妨從長計議。
金澹庵(霍地站了起來)什么百分比?短期的利息呢,還是……
——(第四幕)
于是乎談判結束了,“林永清的臉色略變,金澹庵的威脅的嚴重性使他憤怒,但又不免有些自餒。”假如十五年的距離嫌長,我們還有一出社會問題劇為我們參證,那就是曹禺先生的《日出》。大魚吃小魚,操縱市場永遠不缺人。這個人恰巧也姓金。銀行經理潘月亭毀在他的黑暗勢力。金八屬于所謂地痞聞人型,雖說沒有在《日出》露面,我們未嘗不隱約感到他的流氓氣焰。三等妓院和金融市場全是他的爪牙出沒之所。十年以后的金澹庵似乎提高了身份,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還有些不官不商,亦官亦商的人們,那才是神通廣大呢!”
但是,從《子夜》到現在,中間究竟有了一段悠長的時距,黑暗在黎明將近的時候雖說分外黑暗,曙光卻也隱隱有了形象。讀完《子夜》,我們猶如有潔癖的人走出一所魚市,同情心感到異常壓抑,《官場現形記》一類著述特有的作用。吳蓀甫并吞朱吟秋,趙伯韜企圖并吞吳蓀甫,九九歸一,還不都是一個金澹庵!不過,謝天謝地,《清明前后》的林永清,這位配合神圣的抗戰一再內遷的工廠廠主,顯然不是肥頭大耳的吳蓀甫。也許“偉大”“偉大”的“七十二般變化”的余為民是一個現代的麥菲斯陶(Mephistopheles),可是我們的林永清,“八年前,戰爭剛一開始,我就響應**的號召,把工廠遷來內地,我不曾觀望,更不曾兩面三刀,滿口愛國愛民,暗中卻和敵人勾勾搭搭,我相信我對于國家民族,對于抗戰,也還盡過一點力,有過一點用處”,并不就是出賣靈魂的浮士德。他的猶疑不決就是他的良心未泯的有力的證明。他不過是為了挽救他的垂危的事業抄了一次人人在走的近路。他的心性沒有這種習慣。于是不巧的巧事來了,多少人沒有趕上,偏偏他趕上喧天沸地的黃金案。他是一個硬漢子。命運這個促狹鬼一下子把他拖入悲劇的漩渦。然而他是一個硬漢子,不認輸,也不卸責,他要求控訴。十五年前的吳蓀甫不復再是十五年后的林永清。變了,我們在不變之中也終于變了,進步了。
我們不想就《清明前后》的藝術的形式多所饒舌。這是茅盾先生第一次從事于戲劇寫作。我們時時感到我們的小說巨匠用心在摸索他所不熟悉的道路。太小心,太拘泥,因而行動之間不免遲鈍。近看雕琢,遠看缺乏距離。我們不怕第二幕的絮談,怕的是才點到了題目就閉了幕。但是,第二幕本身的瑕疵,遠不及它在全劇占有的地位,突出,妨害視野。劇作者要我們多看一眼下層被犧牲的人們,黃金案的好好壞壞的影響,正如《銀匣》里面有一幕戲完全敘寫女仆的家庭。但是《清明前后》的第二幕的使命不像《銀匣》那一幕那樣重要,是陪襯,不是主線,自然也就減少戲劇的濃度。你可以說,它增加第三幕的戲劇氣氛,送給黃夢英一場好戲,然而用五分之一的幅員僅僅為了達到一個次要的目的,就戲劇的經濟律來看,實在不太合算。
我們明白戲劇不是小說,缺乏更大的自由,要的是更多的集中。凡在主線以內的,即使屬于最煩難的介紹,我們有權利要求詳細解剖。黃金案是一種影響,是一種作用,真正的命題(就劇本本身推敲)應當是林永清搶救工廠失敗的歷程。為了透入他們夫婦愛護的親手締造的事業,僅僅仰仗語言和口氣不夠傳達,事業的正面必須展開給我們看,最有力的辯護不是熱情,乃是事實。戲劇需要攤開一件事看,盡量避免敘述一件事看。給我們一幕工廠的角落,不落主線以外,也就遠比枝外生節有力。《華倫斯坦》的兵營的序幕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這是我們近乎多余的吹求,但是,茅盾先生不比職業的劇作家,用他自己的比喻,他使慣了槍,一時興起耍耍刀,會耐著心,笑著他的會心的憂郁的微笑,把勇敢傳染給每一個勤奮的后進。
一九四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