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補鞋匠家里的男人
1915、1916、1917和1918年這幾年，在瑞士這個四面八方都為世界戰爭洪流所包圍的和平島嶼上，不間斷地上演著驚心動魄的偵探小說里出現的情景。在豪華飯店里，敵對國的外交使節們面無表情地迎面相遇，好像他們彼此根本不認識一樣。一年以前，這些人還出于友誼一起打橋牌、互相邀請到家里做客。下榻在房間里的也是一大群讓人琢磨不透的人。議員、秘書、低等外交人員、戴面紗和不戴面紗的太太女士們，每個人都帶著神秘的任務。飯店前面駛來帶有外國標志的豪華汽車，從車上下來的是工業家、記者、專家和一些看起來完全是偶然來此觀光找樂的旅行者。可是，幾乎每個人都有同樣的任務：去了解、去刺探。那些將他們引領到房間的看門人、那些清理房間的女工也被要求去觀察、去偷聽。到處都有不同的組織在從事彼此敵對的事情，在旅店、在家庭小旅館、在郵局、在咖啡館。那些自稱為做宣傳的人，有半數是間諜；那些做出的情愛姿態，多半都是背叛。這些匆匆來客，在擺在桌面上的事情背后，都隱藏著第二樁或者第三樁事情。一切都會被注意到，一切都被置于監視中。不管哪個級別的德國人，人還沒有到達蘇黎世，敵對國駐伯爾尼大使館已經截取了這個信息，一個小時以后巴黎也得到了通知。每天都有一本本報告——充滿了真實的和編造的內容——由大大小小的情報人員發送到低等外交人員那里，再由他們繼續傳遞。沒有不透風的墻了：電話會被偷聽，從字紙簍里和吸墨紙上發現的蛛絲馬跡可以重構出每一份通信的內容。這群魔亂舞的景象最終讓許多人自己都不知道，他們到底是獵人還是獵物、是間諜還是被間諜刺探的對象、是被出賣的人還是出賣別人的人。
在那些日子里，只有針對這個人的報告為數不多，也許這是因為他太不引人注意了：他沒有下榻在體面的飯店，不坐咖啡屋，不去看宣傳表演，而是和妻子一起完全低調地住在一位修鞋匠的家里。就在利馬特河（Limmat）的后面，在那狹窄、古老而地勢隆起的鏡子巷（Spiegelgasse）里，一座像老城中其他房子一樣堅固、屋頂隆起的房子，他們住在第三層。房子顯得有些煙熏火燎似的，一半是因為時間久遠，一半是由于下面的庭院里有一家小小的香腸加工廠。他的鄰居是：一名烘焙店女店員、一個意大利人和一位奧地利演員。因為他不太愛說話，住在房子里的人除了知道他是俄國人、名字很拗口以外，對他幾乎一無所知。女房東知道他很多年前從家鄉逃出來，沒什么財物，也沒有什么來錢的營生，從他們簡單的飯食和兩個人破舊的衣服上，這最能讓人一目了然。他們全部的家當，幾乎還裝不滿他們進住時帶來的那只筐子。
這位敦實而身材矮小的男人并不起眼，他也盡可能生活得不引人注意。他回避社交，住在這座房子里的人很少能夠看到從他那細小的眼睛里投射出來的尖銳而陰郁的目光，很少有訪客到他這里來。但是他有規律地每天早上九點去圖書館，坐在那里，直到十二點圖書館關門。十二點十分整，他就回到家里。差十分鐘一點時，他又離開家去圖書館，是第一個進入圖書館的人，在那里一直坐到晚上六點。情報人員只注意到那些話多的人，他們不知道，就世界上的任何一種革命而言，總是那些孤獨的人——他們博覽群書、好學不倦——才是最危險的，所以他們關于這個不起眼的、住在補鞋匠家里的人沒有寫什么報告。關于他，在社會主義者的圈子里人們所知道的是，他曾經是倫敦一家由流亡俄國人辦的小小的激進期刊的編輯成員，在彼得堡他是一個特殊黨的頭領，那個黨的名字很難發音。但是，關于社會主義黨里最有威望的人他會說一些強硬而輕蔑的話，認為他們的方法是錯誤的。他不容易讓人接近，也不合群，因此也沒有什么人太在意他。有時候他召集人們晚上在無產者出沒的咖啡館里**，參加者最多有十五到二十個人，而且大多數是青少年。人們對這位獨行者的看法，就像對其他那些從俄國出來的**一樣：他們用茶和討論讓自己頭腦發熱。沒有人覺得這位不茍言笑的人會意義非凡，在蘇黎世的這三十個人里，沒有人覺得記住這位住在補鞋匠家里的男人的名字即“符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有多么重要。假如當時有一輛豪華汽車，在從一個大使館疾馳到另外一個大使館的路上因為交通事故而撞死了這個人，這世界上的人既不知道他就是烏里揚諾夫，也不知道他是列寧。
愿望成真……
有一天——這是1917年3月15日——蘇黎世圖書館管理員感到奇怪了。時針已經指到九點了，而那位最準時到來的借書人每天都用的座位還空著。九點半了，十點了，這位孜孜不倦的讀者還沒來。他不會來了。在去往圖書館的路上，一位俄國朋友跟他說了些什么，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用一個消息將他震住了：俄國爆發革命了。
一開始列寧還不相信。他好像是被這個消息給麻醉了。不過，接下來他就邁開那短而有力的步伐向湖岸的報刊亭走去，在那里的報館門前等消息，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一天又一天地等待著。這是真的。那消息是真的，對他來說，每天都變得更真實一些。一開始只是一些關于宮廷革命的傳聞，好像僅限于更換了內閣，然后接下來的是沙皇被廢黜、臨時**上臺、杜馬議會召開、俄國的自由、大赦政治犯——所有那些他多年來夢寐以求的，所有那些他二十多年來在秘密組織里、在監獄中、在西伯利亞、在流亡中一直為之努力的目標，終于實現了。在他看來，這次戰爭奪去的數百萬的生命，這下總算沒有鮮血白流。他們不再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被屠宰者，而是為實現這個新國度——自由、公正、永久的和平——付出生命的殉道者。新國度到來了，這位平時思路極端清晰而冷靜的做夢人，感覺像是醉了一樣。那些坐在日內瓦、洛桑和伯爾尼的蝸居小屋里的幾百號流亡人，在聽到這個令人幸福的消息時會怎樣地雀躍和歡呼啊！可以回到俄國的家了！他們可以回家，不必用假護照、用化名，不用像在沙皇俄國那樣冒著死亡的危險，而是作為自由的公民來到自由的土地上。他們已經在收拾那點兒可憐的家當，因為報紙上登載著高爾基發出的言簡意賅的電報：“大家都回家來！”回來，回來！**起來！團結起來！自覺醒以來，他們就已經將生命獻給一種事業，現在他們將再一次把生命投入這一事業當中：為了俄國的革命。
……失望依然
就在幾天以后，他們就不無震撼地認識到：對于俄國革命的消息，他們曾經像看見雄鷹展翅一樣內心為之高昂，但這并不是他們夢想的那種革命，這不是俄國的革命。這不過是一個反對沙皇的宮廷政變而已，是由英法外交人員秘密推動的，其目的在于阻止沙皇與德國媾和。這不是人民——那些想要獲得和平與自身權利的人——的革命、不是他們為之將生死置于度外的革命。這只是戰爭各方的一種詭計，是那些帝國主義者和軍頭們不想讓自己的計劃受到干擾的詭計。很快，列寧和他的同道們就認識到，那個讓所有人都回家去的承諾并不包括像他們這樣的人，這些要真正的、激進的、卡爾·馬克思式革命的人。米留可夫以及其他自由派分子已經發出指令，要阻止這些人返回俄國。像普列漢諾夫這樣溫和的、對延長戰爭有利用價值的社會主義者，會受到友好的迎迓，在體面的送迎中乘魚雷艇從英國回到彼得堡；托洛茨基則被扣留在（加拿大的）哈里法克斯；其他的激進者在邊境上無法入境。所有協約國的邊境站里都有一個黑名單，在西美爾瓦爾德（Zimmerwald）參加了第三國際大會的人都被名列其上。列寧絕望地向彼得堡拍發電報，一封接著一封，但是它們要么被截獲，要么無法發送過去。在蘇黎世無人知道、在歐洲也少有人知的事情，在俄國人們卻完全了解：它的反對者符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是多么強悍、多么有能量、多么目標明確、多么有致命的危險。
這些被拒之于國門之外的人一籌莫展，他們絕望無邊。那么多年以來，在倫敦、巴黎、維也納的無數次總部會議上，他們從戰略上構想俄國革命。組織行動上的每個細節他們都考慮過、做過先期嘗試并仔細討論過了。幾十年來他們在自己的期刊上爭論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困難、危險和可能性。這個人的全部生活就是構建這個思想體系，他對它一再修改、深入思考并形成了最終的表述。現在，就因為他被困在瑞士，他的革命就會被別人篡改和顛覆，解放人民這個被他視為神圣的理念會被用來為外國效力、為外國人謀求利益。在這些天里，列寧的處境與戰爭之初的幾天內興登堡所經歷的情形，有不可思議的相似之處。興登堡花了四十年的時間來準備和演習對俄國征戰，但是當戰爭爆發時他不得不穿著便服坐在家里，拿小旗子在地圖上跟蹤著被他任命的將軍們的進軍和錯誤。在這些充滿絕望的日子里，那些最無端的、最不著邊際的夢幻翻滾而來，甚至列寧這位原本傾向于現實考慮的人也失去了對夢幻的免疫力。可不可以租一架飛機，從德國或者奧地利飛過去？然而，第一個為他提供幫助的人就被證明是個間諜。這逃亡的主意越來越狂野、越來越不著邊際：他往瑞典寫信，要求給他辦一份瑞典護照；他要裝作聾啞人，這樣在遇到盤查時就根本不用回答問題。當然，在這幻想的長夜之后，列寧自己也認識到，這些瘋狂的夢想都無法實施。但是，有一點他在大白天也知道得非常清楚：他必須回到俄國，必須是他而不是別人去進行他的革命，那是一個真正的、誠實的革命，而不是出于政治目的的革命。他必須回去，而且不久后就要回到俄國。要回去，不計任何代價！
取道德國：行，還是不行？
瑞士位于意大利、法國、德國和奧地利之間。列寧作為一個革命者，取道協約國回俄國行不通；如果取道德國和奧地利的話，列寧的身份是俄國的臣民，是敵對國的成員。荒謬的情形是：根據列寧的判斷，德國威廉皇帝會比俄國的米留可夫以及法國的普安卡雷對他更友好些。在美國宣布參戰的前夜，德國一定會不計代價地與俄國達成和平協議。所以，一個革命者、一個讓英國和法國外交使節感到頭疼的人，在德皇那里一定是一個備受歡迎的助手。
但是，邁出這樣的一步，跟他以前在自己的文字里上百次地咒罵和威脅過的德皇制下的德國發生勾連，也要承擔巨大的責任。按照當時的道德判斷，這理所當然是嚴重的背叛：在兩國交戰期間，經敵國軍事總部同意取道該國返回俄國。列寧當然知道，這從一開始就有傷于自己的黨和自己從事的事業，他會被懷疑，人們會以為他是一位被德國**收買或者雇用、被派往俄國的情報人員；如果他的立即和平的計劃得以實現的話，他就要在歷史上永遠擔負一種罪名，是他阻擋了俄國獲得真正的、因勝利才贏得的和平。當他聲明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愿意走這條最危險也是最能讓名譽掃地的路時，感到吃驚的不光是那些溫和的革命者，大多數與列寧思想一致的人也同樣始料不及。他們不知所措地向他指出一點，瑞士的社會民主黨已經開始談判，為的是通過戰俘交換這條合法而且中立的途徑讓俄國革命者返回故國。但是列寧知道這條路有多長、有多么大的人為因素，俄國**肯定會有意地將他回國的日期無限推遲。可是他也知道，現在的每一天、每一小時都有決定性的意義。他認準的只是目標，而那些不像他那么狠、那么無畏的人，斷然不敢下決心采取這樣的舉動，因為依照現存的一切法律和態度這都是背叛性的。
協定
正因為列寧知道他走出的這一步能引起關注也會帶來挑戰，所以他采取了盡量打開天窗說亮話的做法。受列寧的委托，瑞士工會秘書長弗里茨·普拉騰（Fritz Platten）去找德國公使，將列寧的條件向他攤牌。這位公使此前已經與流亡俄國人有過一般性的談判，而這次遇到的這位個頭矮小、默默無聞的流亡者與眾不同，他好像已經能預知到自己即將擁有權力，他根本不是在向德國**提出請求，而是在提條件——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旅行者才會接受德國**提供的便利：承認車廂有治外法權；上下車時均不設護照檢查和身份查驗；乘客自己按正常價格購買車票；不可以有旅客被強制或者自行離開車廂的行為。德國公使羅姆貝爾格（Konrad Romberg）向上轉達了這一消息。這條消息到了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的手里。毫無疑問，他批準了這一行動，盡管他在后來的回憶錄中對于這件有世界史意義、也許堪為他生平中最重要的決定不置一詞。公使試圖去修正一些細節，因為列寧有意在計劃安排中使用有歧義的表述：獲準在不受護照檢查的條件下可以同行的，不全是俄國人，這里面也包括一個奧地利人拉狄克（Karl Radek）。和列寧一樣，德國**也很著急，因為就在這天，4月5日，美國對德國宣戰了。
就這樣，弗里茨·普拉騰在4月6日的中午得到了那份值得紀念的通知：“事情如愿安排妥當。”1917年4月9日兩點半，一小群穿戴糟糕、提著箱子的人從餐館“采格林霍夫”（Zähringerhof）出發前往火車站。總共32人，里面也有婦女和孩子。那些男人的名字，后來為人所知的只有列寧、季諾維也夫和拉狄克。他們一起吃了一頓簡單的午飯，一起簽署了一份文件，表明他們從《小巴黎報》上看到過臨時**的通告，對于任何途經德國的旅行，臨時**將以嚴重的叛國罪來處罰。他們用僵硬的、墨水充沛的字母來簽名，聲明他們自己對本次旅行承擔完全的責任，他們同意所有的條件。他們平靜而毅然決然地為這載入世界歷史的旅行做好了一切準備。到達火車站時，他們沒有引起任何注意，沒有記者和攝影師出現在這里。在瑞士誰認識這位戴著皺巴巴的帽子、身穿一件破舊的上衣、腳穿沉重的礦工鞋（他把這雙鞋一直帶到了瑞典）的烏里揚諾夫先生呢。他一言不發地走在一群背包羅傘的男人和女人當中，不受人注意地在車廂里找到一個座位。這些人看起來和無數來自南斯拉夫、魯登尼亞、羅馬尼亞的**別無二致，他們經常在蘇黎世停留，坐在木箱子上休息幾個小時，之后被送往法國的海邊，從那里再到海外。瑞士工人黨不贊成這次行程，沒有派代表過來。只有幾個俄國人來了，讓人將一些食物和問候帶給家鄉人。還有幾個人是要趕在這最后的幾分鐘提醒列寧不要做這個“沒有意義的、犯罪的旅行”。但是，他們去意已決。三點十分，列車員給了信號。列車開向格特馬丁根（Gottmadingen），德國的邊境站。三點十分：從這個時刻起，世界之鐘有了另一種走法。
全封閉列車
在那次世界大戰中，幾百萬發炮彈被發射出去，那都是由工程師們設想出來的沖擊力最大、摧毀力最強和射程最遠的炮彈。但是，在近代歷史當中，還沒有哪顆炮彈比這顆火車炮彈射程更遠，對命運的決定力更強。這顆列車炮彈彈膛里是那個世紀最危險、最決絕的革命者。現在，這顆列車炮彈要從瑞士邊境發射，呼嘯著越過德國，在彼得堡落下，在那里將這個時代的秩序炸毀。
在格特馬丁根的鐵軌上，停著這獨一無二的炮彈。這節車廂分別有二等座和三等座，婦女、兒童在二等座，男人在三等座。粉筆在地板上畫出來的線表明這里是俄國貴賓的中立區，與兩位德國軍官的包廂分隔開來。他們是被派來押解運輸這些活性**的。列車行駛一夜，并無什么未料之事發生。只是在法蘭克福突然有德國士兵過來，因為他們聽說有俄國革命者從這里駛過。有一次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試圖和旅客交流，遭到拒絕。列寧知道得很清楚，只要他在德國的地面上和德國人交流一個字，他將會受到怎樣的懷疑。在瑞典他們受到了熱烈的歡迎。餓壞了的他們沖向瑞典人的早餐桌，黃油小面包在他們看來似乎是難以當真的奇跡一般。列寧不得不讓人給他買幾件衣服和一雙新鞋，以便換下那雙礦工鞋。終于到了俄國的邊境。
一聲炮響
列寧在俄國地面上的第一個做法，具有他的個性特點：他不去看單個的人，他先把目光投向報紙。他離開俄國已經十四年了，十四年沒有看見過這里的土地、國旗和士兵的軍服。但是，這位有著鋼鐵般理念的政治人不像別人那樣迸出淚水，也不像婦女們那樣去擁抱士兵，搞得這些不知底里的士兵莫名驚詫。報紙，首先是報紙，《真理報》。他要看看，這份報紙，他的報紙，是否還堅定地保留著國際主義的立場。他生氣地將報紙團成一團。不，還不夠，還一直是什么“祖國”的論調，還一直是“愛國主義”，還一直不足以成為他設想的那種純粹革命。他感覺到：時間到了，他的到來就是要奪過方向盤，讓他的平生理念沖出去，管它結果會是勝利還是毀滅。可是，他還能做到嗎？最后的不安，最后的猶疑。米留可夫會不會馬上來到彼得堡——當時這座城市還叫這個名字，但是并沒有持續太長的時間——逮捕他？兩位到列車上來迎接他的朋友，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這個只有一盞照明燈、光線昏暗而搖曳不定的三等車廂里露出了一種奇怪的、神秘的微笑。他們沒有給出回答，或者不愿意給出回答。
但是，真實的場景給出的回答是再清楚不過了。當列車駛進彼得堡的芬蘭火車站時，站前廣場上已經聚集了上萬的工人和各種武器類別的儀仗隊，他們在等待歡迎這位從流亡中回家的人，《國際歌》響起。這位前天還住在一個補鞋匠家里的符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被幾百只手抬起來，人們把他舉到裝甲車上。安裝在周圍房屋上和城市要塞上的聚光燈照在他的身上，他站在裝甲車上發表了對人民的第一個演說。街道上歡聲雷動，很快那“撼動世界的十天”就開始了。這一聲炮響，摧毀了一個帝國、一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