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靖華
當年，《鐵流》在中國，真是生不逢辰，命途多舛啊。它在中國還未出世，就“先天地”受到**反動派的迫害。
那是一九三〇年前半年吧，上海神州國光社約魯迅先生編一套新俄文藝作品的叢書，魯迅先生應約擬定了十種，名為“現代文藝叢書”。《鐵流》即其中之一。定后，魯迅先生即寫信到列寧格勒約我翻譯。我答應了。可是不久就如魯迅先生在《〈鐵流〉編校后記》中所說：
對于左翼作家的壓迫，是一天一天地吃緊起來，終于緊到使書店都駭怕了。神州國光社也來聲明，愿意將舊約作廢，已經交去的當然收下，但向未開手或譯得不多的其余六種，卻千萬勿再進行了。那么，怎么辦呢？去問譯者，都說，可以的。這并不是中國書店的膽子特別小，實在是中國官府的壓迫特別兇，所以，是可以的。于是就廢了約……然而停止翻譯的事，我們卻獨獨沒有通知靖華……待到攢湊成功的時候，上海出版界的情形早已大異從前了：沒有一個書店敢于承印…… 1
于是，魯迅先生就用了一個“三閑書屋”的名義，自己拿錢來印《鐵流》，于一九三一年底出版了。一出版就遭到**反動派的嚴禁。“三閑書屋”原是徒具其名，實際并不存在的。這樣，在黑暗勢力的橫壓下，通過日本人在上海開的內山書店，一點一滴地將初版一千部《鐵流》，滲透到讀者中間去。稍后，北平書商盜印翻版之風甚熾，《鐵流》也是被翻印之一。但只要能傳布，倒也是“功德無量”的。可惜翻印本一出世，也立即遭到沒收。一九三二年，上海光華書局將《鐵流》紙型騙去印了一版，又同樣遭到嚴禁。從此，《鐵流》由若斷若續的“潛流”，而進入長期的“斷流”了。
一九三八年，在抗日戰爭的炮火中，生活書店重印了《鐵流》，我在該年三月寫的《重版〈鐵流〉后記》中，有這樣的話：
《鐵流》在中國出版后，備受禁壓，始終難以達到讀者面前。此外，蘇聯遠東國家出版局（在伯力），雖然也根據我的譯稿的副本，在一九三二年印了一版，但那主要是在供給蘇聯境內的漢文讀者的需要，因郵路隔絕，這版本流傳到中國的，據我所知，不過數冊而已。記得一九三三年秋，一位從海參崴到天津的不相識的同船人，在船要開進大沽口的時候，他把自己的行李仔細“整理”了一番，將所帶的唯一的一本書——蘇聯版的漢文本《鐵流》，拿在手里，靠著欄桿，翻了幾翻，無言地、決然地，把它摔到海里了。
近年來，多少讀者都切望這類書的重印，但哪有可能呢？我僅有的一本三閑書屋版的《鐵流》，在“一二·九”時，被中國大學的一位同學借去，無聲地周流了中國大學之后，靜悄悄地流入燕大，流入清華，后來流得不知去向了。
在令人窒息的時代，讀者想要讀一本有意義的書，是多么不可能啊！
幸虧這樣不快的時光過去了，《鐵流》終于在全國人民爭取生存和自由的抗戰炮火里，同讀者見面了……
實際上，這樣“令人窒息的時代”以及“不快的時光”當時并沒有“過去”，日本侵略者的炮火雖猛，但并沒有使**反動派對《鐵流》解凍。這是為什么呢？我在上述的《后記》中說：
《鐵流》，這是被踐踏者爭取生存的光芒萬丈的火炬。我們看這一群烏合之眾，在白黨的兇殘的屠殺下，帶著女人孩子的難民，穿著破爛的衣服，光著腳，每人只有三顆子彈，有一大半簡直只有一支空槍，這樣原始的、“亞洲式”的軍隊，在血的教訓中，在萬難想象的艱苦中，粉碎了敵人的鐵的重圍，沿途掃蕩了現代化裝備的勁敵，打下了全副武裝的城池。甚至母親舉起孩子，跛子揮起拐杖，老頭子、老太婆……都抓起馬料、車桿、斧子、掃帚，擊退了哥薩克騎兵的夜襲。這并非神話，這是絕望的求生的斗爭！這是要消滅敵人，為的自己不要被敵人消滅！
在這樣殘酷的斗爭里，他們埋葬了自己的苦難，建立了自由幸福的生活。
在今天，在全國人民爭取生存和自由的反抗侵略的炮火里，《鐵流》的重版，無疑地具有極大的文學的和政治的意義。它將成為爭取生存和自由的榜樣，教育著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民，去消滅敵人，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它將成為不可遏止的鐵的激流，流到前方，流到后方，流到被敵人侵占的區域，流到中國的每一個角落里，去鼓舞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民，為自己的生存和自由而斗爭！我們要消滅敵人，為的自己不要被敵人消滅！
這是我們的求生的斗爭！
可是，一貫主張“寧贈友邦，不給家奴”以及“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派，恰恰怕人民起來，怕人民得到自由。這樣，《鐵流》也就恰恰成了他們的眼中釘。它在抗戰初年再度出版后，即刻就又處到反動派的棺材蓋子似的重壓下了。不過畢竟是抗戰時期，那禁壓的手法，在表面上和以往是有所不同的。以往是普遍地明令嚴禁，這時是明開暗禁；都門之內開放，都門之外禁止等等。這是為了“壯國際觀瞻”，所以在戰時首都開放，替紙糊的民主貼金，于反動派有利的緣故。
可是皖南事變后，反動派索性連“國際觀瞻”也不“壯”了。忽然一陣冰雹，嚴寒襲來。戰時首都，頓成革命文化工作者的大集中營，隨時都有被集體坑陷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出版業就根本停了擺。這也就無所謂禁了。這窘相對反動派的“民主”是大煞風景的。這一陣冰雹過去，表面又好像放松了。但實際是外弛內張。對出版事業控制的手段，更其嚴密、毒辣而且卑劣。當時壓迫的花樣，舉不勝舉，其重要者如：
一、加強審查：某些文章或全部檢扣，或部分刪削，有時刪得體無完膚，面目全非，上不接下，讀來不知所云。有時檢查官不僅刪削，而且還任意涂改原稿，甚至改外國作家的文章。隨心所欲，信筆亂改。有時竟改得與原意完全相反，簡直成了惡作劇。譯稿送審時，必須附送原本，否則不收。這并非檢查官要替你做義務校對，而是一種刁難。這樣，凡在戰火中失掉原文的譯本，就根本無法再印了。這矛頭是針對蘇聯文學的。
二、控制印刷機構：**反動派當時把控制印刷機構，作為控制文化的手段之一。用刮來的民脂民膏，強制收買私人的印刷機構和印刷器材。這樣，使進步書刊無處印行。
三、慫恿印刷工人進行“階級斗爭”：官方印刷廠把工人工資特別提高，同時慫恿資金薄弱，而且得不到“平價米”及其他補助的朝不保夕、茍延殘喘的私營印刷廠工人，向資方要求增加工資，同官家印刷廠工資看齊，企圖借此一箭雙雕地壓垮私營印刷廠，進而扼殺進步文化。反動派當年把這種把戲稱作“階級斗爭”式。其含義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來嘲弄主張階級斗爭學說的文化界。
四、控制紙張：當時規模較大的造紙廠，全在反動派手中。此外，對民營紙廠所產紙張，亦強制限價收購。其限價往往低于成本。通過控制紙張，來壓迫進步文化。這樣，反動的出版單位如正中書局、中國文化服務社、獨立出版社、勝利出版社、拔提書店等等，幾乎用無代價的紙張，大量印行反動書刊，廉價發售，而進步書店卻不得不用高價到黑市購紙印書。反動派企圖使這些“異己”書店，在成本高壓下，自行倒閉。
五、營業稅：營業稅也成了反動派扼殺進步文化的手段之一。這就是：加重文化事業的營業稅，使毫無補助的進步文化事業，在這種苛稅下倒閉。當時重慶進步出版家、文化工作者，都曾奮起**。
六、“文化站”：當年**反動派在大后方控制了交通工具。因此，進步書刊出版后，由出版地運往他處，幾乎全不可能。而偽軍委會政治部利用特權，組織了“文化站”，這些分站好像蛛網一樣，分布了國統區。當時重慶兩路口社會服務處的閱覽室內，有一大幅全國分站圖，載得很詳細。“文化站”的“任務”有二：一為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優越的交通條件，將反動書刊迅速而大量地運到窮鄉僻壤；二為步步為營地檢扣、銷毀進步書刊。**中央組織部也有同樣的“文化驛站”的組織。當時重慶出現的由數十家組成的聯營書店，就是在這些致命的打擊下，合力圖存的產物。這是進步文化事業單位，在無可奈何中，用來對抗反動派的一種辦法。
七、郵檢暗扣：在戰時重慶，反動派有時為了“國際觀瞻”，對文化壓迫，多講“策略”“技巧”。所以，對革命作家，少捕殺，對進步書店，少封閉。多用軟刀和暗箭手法。郵檢暗扣，就是這種扒手方式之一。這就是派特務常川駐郵局檢查，遇要沒收者，人不知鬼不覺地沒收完事，而且對外絕不承認有此事。寄件人寄出了，而收件人卻永遠收不到，掛號也歸無用。當時郵件上均蓋著一個戳記，載明：“凡遇不可抗之損失，本局概不負責。”這是很妙的雙關語。所謂“不可抗”者，表面似指戰火等，而實際卻是指暗扣的。
八、通令密禁：進步書刊透過上述的天羅地網，在“國際觀瞻”所系的戰時的都門之內，照理可以通行了，其實不然。凡所謂國立、市立或公立各圖書館、各學校圖書館或閱覽室的負責人，都是反動派思想上的可靠的“自己人”。反動派經常有禁書目錄發給他們，凡目錄中所載者，責令他們嚴禁購買及陳列。同時，并將這些禁書目錄分發給各官營和中立的民營書店，嚴禁代售。時有特務到各書店巡視，遇有禁書，輕則沒收，重則嚴懲。
九、盯梢：反動派用盡一切方法，還難杜絕市區內個別讀者對進步書刊的購閱，于是就實行盯梢。方式約有兩種：一是派特務專往特定的幾家進步書店，如新華、生活、新知、讀書等店內，獵狩顧主。有時他狠狠地瞪你一眼，撞你一下；有時跟出門來，揍你一拳，罵你一頓；更有時跟到你的住所，把你的“來歷”追出來，把你“記”到“賬”上，到時再算。另一種是在機關、學校里盯梢，監視個別讀者，當時沙坪壩偽中央大學的進步學生，都曾“擇地讀書”，就是把“不安全的書”，偷偷帶到“安全地方”去讀。嘉陵江畔和松林坡上，一時都成了安全閱書地。宿舍、教室和圖書館，反而不能看書了，否則特務就要盯你的梢，“記”你的“賬”，“賬”被“記”到一定程度，你就有“自行失足落水”的危險。蓋“明哲保身”的讀者，對一切“是非之書”，固早已敬而遠之了。
以上所記，僅個人所記憶的大略而已。至禁例中的苛細，是不勝枚舉的。
在反動統治時代，《鐵流》就是在這樣的天羅地網、步步設堤的嚴防中，時而“斷流”，時而“潛流”，時而“滲透”地度過來的。有時甚至以斬頭斷尾的殘骸，出現到讀者面前。如一九四五年三月，我在重慶寫的《〈鐵流〉后記》中說：
《鐵流》現在重印了。但因特殊困難，目前能與讀者見面的，也只有正文與卷末的注解而已。其他如作者給中譯本寫的序言、《作者自傳》、史鐵兒同志的譯序、魯迅先生寫的《編校后記》，以及作者的《我怎么寫〈鐵流〉的》等篇，都只有暫付闕如了。
總之，反動派統治者長期間的這些網羅、橫壓，并不能杜絕《鐵流》對中國廣大讀者的影響。最嚴酷的現實教育了讀者，使他們于走投無路時，在禁書中找指示，求力量。所以讀者以求“寶”之心，跨過一切藩籬，不顧任何危險，去尋求禁書。一旦遇到，那它就以沛然莫之能御的氣勢，在進步讀者中，形成鐵的奔流的地下河。至于在解放區，那更是一股洶涌澎湃、浩浩蕩蕩的鐵的洪流了。
抗戰末年，林祖涵同志從延安到了重慶，在一個小規模的文藝聚會上，把我拉到一個屋角里，以滿懷激動的心情告訴我說：“延安有一個很大的印刷廠，把《鐵流》不知翻了多少版，印了多少份。參加長征的老干部，很少沒有看過這書的。它成了教育人民、教育部隊的教科書了……”
一位參加長征的同志說，當年爬雪山、過草地的英雄們，把自己的英雄行為，當作中國的“鐵流”。
難怪一九三一年底，當《鐵流》剛剛出版時，瞿秋白同志就給魯迅先生寫信說：“《鐵流》和《毀滅》的出版，應當認為是一切革命文學家的責任，每一個革命文學戰線上的戰士，每一個革命的讀者，應當慶祝這一勝利。”
一九四九年，烏云四散，紅日當空。萬年冰雪解凍了。歷盡無限磨難的《鐵流》，在舉國人民的歡騰中，在黨的春風化雨中，正如魯迅先生當年所殷切期望的“鮮艷而鐵一般的新花”，開遍了祖國的漫山遍野。
《鐵流》的本身，也就是蘇聯黨所領導的那一支達曼軍，那一支包括了婦孺老弱、叫花子似的幾乎手無寸鐵的人民的隊伍，消滅了強大的勁敵，終于得到了自由和幸福。這事實的本身，以及它在中國反動時代的經歷，證明了一條真理：黨所領導的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盡管在某一個時期敵人是如何強大、兇殘和猖狂，終于要被人民的鐵的洪濤所淹沒的。這是一切反動派，一切新老殖民主義者的不可逃避的、被歷史的火焰般的筆注定了的終局。這也是人民的豪邁的樂觀主義和無盡力量的源泉。
看吧！鐵的洪濤在全世界日益高漲、澎湃起來了！這將如瞿秋白同志當年所斷言的，在全世界將卷起“鐵洋的颶風”。
1950年5月15日于北京
補記：《鐵流》在中國出版后，每逢改版，總是要看一遍，多少修改一點。不過那都是只就譯文修改的，偶爾遇到疑難之點，才對著原文看一下。這次卻是對著原文，從頭到尾，逐字逐句校改了一遍。但限于能力，距傳達原文神氣，仍相差甚遠，這要請讀者指正了。
這次所根據的原本是一九五二年莫斯科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的《鐵流》大版插畫精本，同時參照了一九五〇年莫斯科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的小版插畫精本、一九五三年莫斯科青年近衛軍出版社的《綏拉菲摩維支選集》一卷本及一九五四年莫斯科兒童讀物出版社的插畫本。這幾種原本，正文相同，只有極少的地方有出入。偶遇這些出入之處，按多數版本，衡量上下文語氣，做出決定。
書前瞿秋白同志譯的涅拉陀夫的序文，是二十多年前寫的，除了某些極個別的地方，例如談到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中的枯土左夫所率領的一群“灰色畜生”，對俄羅斯人民歷來反抗外敵侵犯的英勇精神，估計值得商討外，一般說來，這篇序文對讀者是有幫助的。同時這也是秋白同志的光輝的譯筆，對從事翻譯工作的人，都有益處，所以仍保存下來。書后所附《作者自傳》，換了比較完整的綏拉菲摩維支著作編者涅拉陀夫的《作者傳》。
《我怎么寫〈鐵流〉的》一篇，仍附在卷末，而沒有采用新版里的《〈鐵流〉寫作經過》一文。這是因為：第一，在后寫的文章中，刪去了“關于郭如鶴”一段，而這不但有礙于分析這部作品，而且有失歷史的真實，這是應該恢復的。第二，后寫的文章——《〈鐵流〉寫作經過》，已譯出，收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印的《論寫作》一書中，讀者如愿參看，也并不難。第三，這兩篇文章基本論點并沒多大區別，在校正本里想盡可能保存魯迅先生當年所編定的《鐵流》原來面貌，所以仍用了原來的一篇——《我怎么寫〈鐵流〉的》。
書中插畫，除四幅木刻是畢斯克列夫（Н.Пискарев）所作外（每幅下已注明），其余都是柯柯林（A.Кокорин）所繪。
一九五七年一月于北京
注解：
1《魯迅全集》卷7，頁60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