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千年間，巨人般的巴西一直沉睡著。它，連同它之上蜿蜒墨綠的森林，連同那里的高山、河流以及激蕩回響的大海，都不為人所知。1500年4月22日下午，遠方的地平線上突然出現了幾艘滿載的帆船。在那些白帆之上，畫有葡萄牙的紅色十字。這些帆船靠近海岸，第二天，幾艘小艇率先登上了未知的沙灘。
這是一支葡萄牙艦隊，由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1)擔任指揮。他們于1500年3月在特茹河口起航，希望能重復瓦斯科·達伽馬的傳世之旅，越過好望角、找到印度，再現卡蒙斯《葡國魂》(2)中傳唱的輝煌。據說由于風向相反，船只偏離了達伽馬的航道，漂向了一個陌生的地方。人們對海岸的遼闊一無所知，故將此地命名為圣十字島。盡管阿隆索·平松幾乎到達了亞馬遜河口，韋斯普奇也許已經到達過巴西大陸，可葡萄牙與卡布拉爾才是公認的巴西發現者。而這一切，似乎只是風浪的合謀。對此，許多歷史學家心存疑慮。因為卡布拉爾的隨行者中，有一位是達伽馬的指揮員，他完全知道準確的航線。而根據貝羅·瓦斯·德·卡米尼亞的證言，風向之說也失去了價值。作為當時船上的一員，卡米尼亞聲稱船隊偏離佛得角時，并未出現極端天氣或強風干擾。既然船隊偏離好望角向西航行并非受到風暴影響，那么便是卡布拉爾有意為之，或者是國王秘密授意，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說，早在正式發現巴西之前，葡萄牙王室已對巴西的地理位置有所了解。里斯本大地震摧毀了相關檔案，能夠揭開這一謎題的證據也不復存在，人們將再也無法得知巴西發現者的真實姓名。或許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后，葡萄牙曾派艦隊勘探這塊區域，并在返航之時帶回了新的消息；又或者早在哥倫布之前，葡萄牙宮廷已經知道在遙遠的西方有這樣一塊土地。這些假說也并非毫無根據。可是無論得知怎樣的消息，葡萄牙都會避免驚擾自己善妒的鄰國；在航海大發現時代，葡萄牙王室將一切有關航海擴張的消息視為國家機密，對于走漏風聲到其他強國的人處以極刑。地圖、司南、航海日志和旅行報告，都同金銀一樣視若珍寶，封存在里斯本藏寶庫中。而發現巴西的消息，尤其不能提前泄露。因為按照教皇詔書，佛得角西面一百里格(3)以外的地方均歸西班牙所有，而巴西恰在這個區域之內。若在那時將巴西公諸于世，增加的只是鄰國的疆土，而葡萄牙則一無所獲。為此，在取得這片區域的統治權之前，葡萄牙不會公開發現巴西的消息。葡萄牙王室需要通過合法手段，將這塊新土地從西班牙手中奪走，納入自己的統治之下。而在發現美洲之后，西葡兩國于1494年6月7日簽訂的《托德西利亞斯條約》則提供了這一保證。該條約大大擴展了葡萄牙的領地范圍，將其從佛得角以西一百里格擴展到了三百七十里格，而這一區域恰好包含了尚未發現的巴西海岸。倘若這次擴展只是巧合，卡布拉爾又怎么會恰巧偏離航道來到這里，而不是偏向其他地方，根本就無法解釋。
部分歷史學家認為葡萄牙早就知道巴西存在，是葡萄牙國王秘密指揮卡布拉爾向西偏移，并在寫給西班牙國王的信中，將這一發現稱為“神跡般的奇妙巧合”。同樣有其他證據支持這一論斷，其中之一便是艦隊記錄員貝羅·瓦斯·德·卡米尼亞給國王的匯報。他們意外發現了一塊新大陸，卻沒有表現出絲毫的欣喜或振奮，只是平淡地陳述事實，仿佛是一件平常的小事。另一位記錄員沒有留下姓名，記錄方式卻完全一樣，對這件事只說是“令人開心的發現”。沒有一點得勝的喜悅，沒有任何其他的猜想。同哥倫布及其后繼者不同，沒有人猜測可能到達了亞洲。這種冷冰冰的報告，與其說是有了新發現，倒更像是確認已知的事實。而如果能夠證實平松到達了亞馬遜河北部，那么卡布拉爾或將永遠失去巴西發現者的榮耀。不過既然尚未找到相關文件，我們便依舊認為是在1500年4月22日這一天，巴西踏入了世界歷史的舞臺。
對于剛剛登陸的航海者而言，這塊新大陸的第一印象非常美好：土地肥沃，氣候溫和，水源潔凈，果實豐碩，居民友善。在卡布拉爾發現巴西的一年之后，亞美利哥·韋斯普奇來到這里，贊美道：“如果塵世中真有天國，那一定離這里不遠！”之后無論誰來到巴西，都會發出同樣的感嘆。大發現者受到了原始居民的熱情招待。他們渾身赤裸、毫不掩飾，裸露的身體直面世人，“如臉龐一般天真無邪”。尤其是這里的女人，不僅身材曼妙、十分順從，而且不問對象（這一點也受到后來殖民者的贊揚）。是她們讓船員忘記數周的壓抑。那時，他們并未對內陸地區進行真正意義上的開發或占領，因為卡布拉爾在完成了這個秘密使命之后，還要繼續履行他的官方目標，盡快到達印度。他們在巴西一共停留了十天，于5月2日啟程向非洲進發。在此之前，卡布拉爾指派賈斯帕爾·德·賴默斯率領一艘帆船沿巴西海岸向北探查，然后返回里斯本報告大發現的消息，并帶回了一些新大陸上動植物的標本。
不管是秘密指派還是出于偶然，卡布拉爾發現新大陸的消息傳到了葡萄牙。宮廷愉快地接納了這一消息，但卻沒有特別興奮。葡萄牙正式告知西班牙君主，以確立葡萄牙對巴西的所有權。然而，這塊“沒有金銀，甚至連金屬都沒有”的土地起初并沒有受到重視。在之前的幾十年里，葡萄牙發現了太多土地，占有了世界上太多地方，已經窮盡了這個小國的能力。通往印度的新航道又確立了它對香料的壟斷，僅此一項就是無比巨大的財富。里斯本人知道，在卡利卡特和馬六甲，有無數的奇珍異石、綾羅綢緞、珠寶香料，這些幾個世紀以來的傳說，正等著他們去掠奪。而將東方文明古國豐饒的財富掠為己用的野心，則給葡萄牙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與勇氣，在世界歷史上鮮有比擬。連《葡國魂》也無法使我們理解這次遠征，就像亞歷山大大帝一樣，葡萄牙期望用幾個人、幾艘船同時征服三塊大陸及所有大洋。這個小國，兩百年前才從摩爾人手中取得獨立，國庫毫無儲蓄可言；它的國王，每準備一支艦隊，都不得不向銀行家與商人請求借貸。葡萄牙也沒有足夠的士兵，無法同時向**人、印度人、馬來西亞人、非洲人、土著人開戰，不能在三大洲的所有地方建立殖民地和防御工事。然而，如奇跡般，葡萄牙釋放出了全部力量，無論是騎兵還是農民。哥倫布曾經氣憤地聲稱：在葡萄牙，連裁縫都離開作坊、告別家人，投入到遠征的隊伍之中。全國各地的人們，無論是何職業，都奔赴港口。盡管按照若昂·德·巴胡斯的名言，“海洋已經成為葡國人最大的墳墓”，他們卻無所畏懼，因為“印度”一詞擁有更加神奇的力量。對國王來說，一艘從寶庫返航的帆船能夠彌補十艘沉船的損失；對個人而言，與風暴斗爭、與死神較量能夠為自己取得財產，更能為子孫謀得富貴。既然世界寶庫的大門已被強行打開，自然沒人愿意繼續留在祖國的“小房子里”。這種舉國一心的愿望給了葡萄牙狂熱的力量與巨大的勇氣，使他們在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完成了不能完成的任務，創造了不可思議的成就。
在這番激情與狂熱之中，“發現巴西”這一重要事件竟被忽略了。卡蒙斯的史詩便是最典型的例證。在千萬行詩句之中，巴西的存在與發現只占了寥寥數語。瓦斯科·達伽馬的水手不僅為葡萄牙帶回了綾羅珍寶、奇石香料，還帶回了一個重要消息：當地首領與酋長的財富，比這更要多千百倍。與此相比，賈斯帕爾·德·賴默斯帶回的東西是多么無足輕重！五顏六色的鸚鵡，幾樣木材標本，一些干果和令人沮喪的消息——別想從這些赤裸的人身上得到任何東西！他沒有帶回哪怕一粒金子、一塊寶石、一袋香料；而這些東西，只要一點點，就抵得上整片的巴西木林。奇珍異寶只靠槍炮就能輕易取得，而巴西木的樹干，卻需要經過砍伐、刨鋸、運輸、販賣。即使“圣十字島”（或者“圣十字地”）藏有潛在的寶藏，也需要常年的勘探與發掘。可對葡萄牙國王而言，為了歸還之前的借貸，財富必須馬上兌現。他必須將船派往印度、非洲，派往東印度群島，派往遙遠的東方。因此，在非洲、亞洲、美洲三姐妹中，“圣十字地”便成了李爾王的考狄利婭。盡管在父親面前飽受歧視，在災難面前，卻只有她能保持忠誠。
葡萄牙沉醉于輝煌的成就之中，起初并沒有注意巴西。這是當時情形下的必然結果。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地方，自然不能燃起民眾的熱望。德國和意大利的地理學家在地圖上隨意勾勒，在海岸線旁寫上“巴西”或者“鸚鵡之國”；畢竟“圣十字地”上的荒蕪與翠綠，根本無法吸引航海者和冒險家的注意。然而，盡管曼努埃爾國王沒有時間與財力開發這片土地，也決不會讓其他國家占去分毫。因為巴西守護著通往印度的航線，更因為沉醉于冒險與征服的葡萄牙帝國，希望將整個世界攬入懷中。通過不懈努力和非凡手段，葡萄牙說服西班牙承認其對這塊土地的所有權，因為根據《托德西利亞斯條約》，這一區域歸葡萄牙所有。盡管它們并不需要這塊土地——它們需要的只是鉆石、黃金——可兩個國家卻差點為此大動干戈。不過，它們馬上意識到這樣做非常荒謬，因為雙方都需要人手去開辟從天而降的新土地。1506年，西葡兩國達成一致，葡萄牙對巴西的所有權終于不再是一紙空文。
對于強大的鄰國西班牙，如今已經無需畏懼。可法國，由于在西葡分割世界時未能嘗到甜頭，便開始明目張膽地染指這片廣闊的土地。在尚未有人居住的海岸旁，有越來越多來自迪耶普或勒阿弗爾的船只。它們來此砍伐巴西木。那時，巴西港口還沒有葡萄牙的駐軍，也就無法制止這種**行徑。葡萄牙的合法權益僅停留在理論層面。而法國只需三五船只、少許裝備，就能征服整個巴西。保衛廣闊海岸的最佳方式就是殖民。葡萄牙國王要想將巴西歸入囊中，就必須派葡萄牙人去那里居住。在那里，廣袤的國土尚未開發，諸多可能性都等待著雙手去創造、去探索。而每一個到達那里的人都會向葡萄牙呼喚，請求派來更多的人。這種呼喚由始至終，貫穿了整個巴西歷史，“人，人！”就像是渴望成長的自然之聲，為了完成真正的目的，為了成為偉大的國家，最不可或缺的條件便是：人。
可在這個人丁稀少的小國，如何找到那么多的殖民者呢？葡萄牙在擴張之初，至多擁有三十萬成年男子；其中最勇敢的十分之一，早已登上甲板揚帆起航；而這些人中，十有八九已經犧牲，或葬身大海，或身染重疾。村莊已經廢棄，田野已經荒蕪，想要找到水手士兵更是難上加難。即便是冒險家也不愿意去巴西。而整個國家的中堅力量——貴族、軍人、騎士——也拒絕前往。因為他們知道，在“圣十字地”沒有黃金、象牙、瑪瑙，也沒有令人向往的榮耀。原始叢林同人類文明相隔絕，文人學者又能有什么作為？而商人面對赤裸的食人部落，又如何做得成生意？一艘前往東印度的船只足以彌補上千倍的風險，可往返巴西一次，能帶回怎樣的貨物呢？那些最貧窮的農夫，寧可種原有的農田，也不想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承擔被食人族吞掉的風險。在所有的貴族、富商、文人、政客中，沒有一個愿意到這道荒蕪的海岸。因此，最早在巴西定居的人，不過是滯留的水手或是叛逃的士兵。出于偶然或懶惰，這些人為殖民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生育了無數的混血兒，無數的“瑪麥魯古”(4)。據說他們每人都有三百個后代。可最終，這里只留下了幾百個歐洲人，盡管當時已經探明的土地已經同歐洲差不多大小。
因此，葡萄牙帝國不得不采用西班牙試行過的流放制度，強制推動巴西**。地方**接到通知：倘若罪犯愿意前往巴西，則可以免除刑罰。何苦要讓監獄人滿為患，還要用國家的錢供養他們？最好將他們流放出去，讓他們在新大陸度過余生。畢竟在那兒，他們還能有些用處。就好像高效的肥料，自身雖不干凈，卻能夠最有效地滋潤土壤，促進豐收。
真正自愿來到巴西的只有剛剛受洗的猶太人。他們不帶手銬腳鐐，不為污名所累，沒有刑罰在身。但他們的自愿也不純粹，還夾雜著恐懼與逃避。在葡萄牙，接受洗禮并不意味著虔誠，更是為了逃避火刑。即便如此，他們也不能完全擺脫宗教裁判所的陰影。那么，趁著宗教法庭的毒手還未延伸到大西洋的另一端，最好及時抽身逃往新大陸。受洗或者仍未受洗的猶太群體在港口定居，他們才是這里最初的殖民者。在巴伊亞和伯南布哥，新的****不僅最早組建家庭，而且率先開展商業活動。憑著對全球市場的了解，負責對巴西紅木的砍伐與裝運。這是巴西當時唯一的出**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特許經營權由國王授予其中的一名殖民者——費爾南·德·諾隆亞所有。無論葡萄牙還是外國船只，都常常來購買這種特殊商品。自伯南布哥到桑托斯一帶，漸漸形成了許多小型的沿海村落，也即未來城市的雛形。此時大大小小的艦隊經過多次探索，已經到達拉普拉塔河并繪制了海岸線圖。然而，在狹長的海岸背后，巴西那無邊無際的國土，依然是一片未知的領地。
最初的三十年間，巴西發展緩慢，而且慢得危險。為了得到木材，新港口的外國船只越來越多，卻沒有經過葡萄牙的許可。1530年，葡萄牙國王終于下令，向巴西派遣一支小型艦隊，由馬丁·阿方索·德·索薩擔任指揮。艦隊剛剛抵達，便當場擒獲三艘法國貨船，并在第一時間向君主匯報那已聽說了無數次的觀點：倘若不想失去巴西，就必須進行殖民。然而，自大航海時代開始，葡萄牙國庫一直是空的。印度的駐軍、非洲的要塞、必要的軍事供給，都在不斷消耗著葡萄牙帝國的財富與能力。若想殖民巴西，只能采取另一種方式，這種方式已在亞速爾群島和佛得角取得了良好效果，即以個人的進取精神，促進殖民進程。既然巴西國土尚未有人居住，便將它分為十二個長條，每一條贈與一位公民。受贈者需要在其領地上種植開墾，吸引更多的人居住；而一切收益都歸受贈者所有，且其后代享有完全繼承權。獲贈的每一塊領地都是一個真正的王國——都比葡萄牙國土還大，有些甚至抵得上法國和西班牙。在葡萄牙本國已經一無所有的貴族，在印度戰爭中功勛卓著而要求獎賞的將軍，抑或是像昂·德·巴胡斯一樣讓國王對他心存感激的史官，所有這些人都在分封的行列。每一塊巨大的領地都包含著一個美好的愿望，希望他們能夠帶領更多的人開墾土地，間接地為祖國捍衛領土。
這種方式既無組織也無計劃，但作為最初的殖民嘗試，卻極其慷慨。受贈者們擁有巨大的優勢，他們只需承擔很少的義務，便可以自由鑄造貨幣，擁有完全的領**利。如果能夠成功吸引大批人口居住，他們子孫的財富將堪比任何一個歐洲君主。可是，這些受贈者大多已不再年輕，為了替國王效命，他們耗盡了自己的青春。如今接受這塊贈予的土地，只當是留作子孫的遺產，并沒有精力進行殖民。因此，在最初的幾十年里，只有圣文森特和伯南布哥（原名為新盧濟塔尼亞）兩塊領地得到發展，這要歸功于種植甘蔗的明智選擇。而在其他地方，由于領主的無所作為，勞動力的缺乏，土著人的仇視以及陸地與海洋上的各種災難，很快便陷入到混亂之中。整個海岸面臨著分裂的威脅。他們彼此隔絕，意見不一。既沒有統一的法律，也沒有防御能力，更沒有要塞與士兵。在領地之上，無論是兇猛的敵人還是狂妄的海盜，都肆無忌憚、隨意劫掠。1548年5月12日，絕望的路易斯·德·高雅斯寫信給國王：“……若陛下不盡快救助巴西海岸與各處領地，不僅我們會失去生命與莊園，陛下也將失去自己的土地……”只有葡萄牙向巴西提供統一的組織力量，才能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只有國王派一個全權代表作為巴西的最高長官，并配備足夠的軍事力量，才能及時恢復秩序，將正在四分五裂的巴西統一起來。
*
這是巴西歷史上的決定性事件。葡萄牙國王及時聽到巴西的呼救，并于1549年指派多梅·德·索薩為最高長官，在巴西設立首都，建立中央**，掌管巴西全境。首都地點不限，但最好在巴伊亞。
多梅·德·索薩早在印度與非洲就已展現過非凡的才能。除了必要的隨從之外，他還帶去了六百名士兵和四百名流囚。他們將成為城墻內外最早的居民。建造城市的必要材料一到港，每個人立即投入到建設之中。只用了四個月時間，便修起了城墻及防御工事，拆掉了破敗的泥草房，代之以教堂別苑。他們在臨時**大樓里設立了兩個行政處，分別用以管理首都與殖民地。為了司法的公正及實際的需要，他們還建起了一座監獄。這也是一個警告，預示著從此之后，一切法令都必須嚴格執行。在每個人心中，他們再也不是被祖國遺忘拋棄的流人了，他們也有了相應的權利與義務，需要遵守國家法律，能夠受到軍隊保護。有了首都和中央**，巴西終于獲得了頭腦與靈魂，結束了一盤散沙的狀態。
多梅·德·索薩帶去了六百名士兵和四百名囚犯。他們或舉起武器捍衛領土，或操持工具建設家園。然而，這一千個人的價值卻僅僅體現在身體與力量之上。對于巴西的命運而言，他們的重要性還不及六個衣著樸素、身穿黑袍的人。國王派他們隨多梅·德·索薩一起，在巴西提供精神勸解及導引。這六個人帶來了最珍貴的、也是這片土地和人民最需要的東西：他們傳遞了一個思想，并借此創造了真正的巴西。這六名耶穌會士懷著尚未偃息的最初活力；因為他們的教派是如此之新，正飽含著熱切的心愿，期許證明神圣的教義。他的創建者依納爵·羅耀拉尚且在世，憑借鋼鐵般的意志、熾烈真摯的激情和與目標相契合的熱望，成為了自治自律的表率。同所有的宗教運動一樣，在還未取得成就的最初階段，耶穌會士克己清修、嚴謹自律，其程度之高、要求之嚴為后世所不及。在1550年，無論在精神還是世俗層面，在政治還是經濟領域，耶穌會都還未能像之后幾個世紀中那樣取得權威。而一切形式的權威都將降低人類精神的純潔，正如某個黨派的獨裁一樣。一無所有的耶穌會，無論個人還是整個教派，其思想都是精神性的，絲毫未受世俗沾染。最好的時刻來臨了。因為他們最大的目標，便是通過思想爭戰，在世界范圍內重新建立統一的宗教團體。而一塊新大陸，便是前所未有的巨大財富。1519年，在沃木斯議會上，狂熱的德國人點燃了宗教改革的戰火，近一半的歐洲大陸背離了天主教會。**教，這一從前的“世界教派”，幾乎只剩下防守的氣力。倘若能夠征服這突然出現的新世界，令它皈依真正的古老信仰，就能建立起一個全新的陣地，這將是多么巨大的優勢啊！鑒于耶穌會士對金錢特權一無所求，葡萄牙國王若昂三世同意他們在新大陸傳教，并允許六名**戰士隨軍前往巴西。但事實證明他們并非隨從，而是真正的主導者。
這六個人創造了歷史。在他們之前，所有來到巴西的人，或是為了完成使命，或是為了躲避災禍；每一個登陸巴西海岸的人，無論他們的目標是木材干果還是飛禽走獸，又或是人類礦石，都對這里有所圖謀。從沒有人想過要回饋這片土地。只有耶穌會士無欲無求、全心全意地為新世界服務。他們帶來了作物牲畜，用以耕作土壤；帶來了常用藥品，用以治療病痛；帶來了書籍工具，用以教化他人；帶來了信仰戒律，用以傳播教義、移風易俗。總之，他們帶來了新的思想，這是殖民地歷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對于歷史早期的蠻族和他們鄰旁的西班牙而言，殖民就意味著屠殺，或者將土著人當作牲畜；對于十六世紀的征服者來說，大發現就意味著統治、征服、剝削、奴役。而耶穌會士們卻完全不同。按照尤克里德斯·達·庫尼亞(5)的說法，“在那個時代，這些唯一守著原則底線的人”超越了搶掠的殖民思維，希望能用道德力量改造社會、教化后人。從這一刻起，他們在這片新大陸上，在所有人之間，樹立起了互相平等的精神信念。正因為土著人的生活落后，才不能使他們更加落后，墮落成為牲畜或者奴隸。而應該提高他們的生存條件，借助**之手將他們引導到西方文明之中；應當通過宗教、教育，使這片土地發展成為新的國度。這個卓有成效的思想，最終將巴西由分離的元素變成了有機的整體，從互斥的散沙變成了統一的國家。
耶穌會士顯然知道，如此重要的任務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他們并非混沌不清的空想家，領袖依納爵·羅耀拉也不像圣方濟各一樣輕信人類之間的手足情誼。他們是真正的實干者。依靠每日的修行，他們知道如何蓄積能量，以克服人性弱點的巨大阻力。他們明白世事艱難，任重道遠。然而，正因為有著長遠的目標和永恒的追求，才使得他們能夠自始至終區別于那些只顧眼前、用槍炮權力迅速牟利的人。耶穌會士清楚地知道，若想完成“巴西化”的過程，勢必要靠幾代人的不懈努力；他們每一個人更要不惜一切代價，用自己的生命健康以及全部力量來冒險。而作為這項事業的先驅者，他們也許無法看到任何成就。萬事開頭難，更遑論這番事業本身的艱辛與無望。可面對著一望無際而未加開采的土地，面對著未受教化的居民，他們的斗志非但沒有消減，反而越發激昂。耶穌會士的到來對于巴西是一件幸事，巴西對于他們亦是天賜的寶藏，是他們傳教的理想之地。在巴西，他們的活動不僅史無前例，而且無人比肩。僅憑這一點，就足以奠定他們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精神連同物質，本質合并形式，毫無秩序的荒野加上前所未有的組織方法，便形成了嶄新的世界與鮮活的生命。
一項偉大的事業，必須由更加強大的力量加以完成。這兩者相遇之時最特別的驚喜，便是出現一位真正的領導者。馬努埃爾·達·諾布萊加精力充沛，在得到教區長委托之后，立即啟程奔赴巴西，甚至沒有留出時間前往羅馬親自接受會長羅耀拉的指示。他那時三十二歲，在加入耶穌會之前，曾在科英布拉大學學習。然而，諾布萊加之所以能為歷史銘記，并非因為其突出的理論修養，而是因為他旺盛的精力和高尚的道德力量。由于語言缺陷，諾布萊加無法成為維埃拉(6)一樣的偉大布道者，也不是安謝塔(7)一般的偉大作家。在羅耀拉眼中，他是一名戰士。在解放里約熱內盧的遠征軍中，他是整個部隊的推動力量，也是最高長官的策略顧問。處理行政事務時，他展現出了一名天才指揮的完美才能。他的信件中有明顯的英雄義氣，證明他從不懼怕任何形式的自我犧牲。在那些歲月里，僅僅為了勘查探索，他們從南到北又由北向南，橫跨了整個大陸，在憂慮與危險之中度過了上百個夜晚。在那些歲月里，他成為了長官身邊的長官，**之中的**。他建造了城市，平息了騷亂。在那個時代，巴西歷史上的每一件大事，都與他的名字緊緊相連。收復里約港口，建立桑托斯與圣保羅，征服敵對部落，成立大學，普及教育，解放土著居民，這一切的一切，都有他的功勞。諾布萊加開創了一切。他的學生與繼任者，維埃拉與安謝塔，在巴西的名聲雖然更大，卻不過繼續發揚了他的思想。他們建造的一切，無不在諾布萊加的基石之上。在巴西歷史這“獨一無二的歷史”中，諾布萊加寫下了第一頁。這雙堅定有力的雙手所勾勒的筆觸，直到今天仍留有印記。
*
在抵達巴西之初，耶穌會士致力于了解當地情況。在傳道授業之前，他們愿意先學習。立即有人提出要盡快學會土著語言。只需一眼就能發現，這些人還生活在極其落后的游牧社會。他們一絲不掛，不知道勞作，也沒有武器，甚至連最原始的工具都沒有。如果餓了，就直接從樹上摘、到河里捉；一個地方的東西吃光了，再換另一個地方。他們天性善良，溫順純樸；之所以互相爭斗，也只是為了抓到幾個俘虜，在隆重的場合將他們吃掉。即便這種食人風俗也并非由于他們性格殘忍；這些野蠻人甚至會把自己的女兒送給囚徒，對他們如丈夫一般侍奉照料，直到將他們殺死的那天。當圣徒們勸說他們放棄食人，他們的驚異多于真正的反抗。因為這些土著居民遠離文明社會，沒有一點道德觀念，在他們眼里，吞掉俘虜就如喝酒跳舞做愛睡覺一樣，是一種單純的快樂。
這種低下的生活方式，乍看起來是耶穌會士不可逾越的障礙，事實上卻簡化了他們的任務。既然這些赤裸的人們毫無道德與宗教觀念，便更容易說服他們。其他地方的人，或有固定的文化成見，或者受到巫師、圣徒、薩滿控制，對傳教士心存怨恨；而巴西的土著居民則恰恰相反。按照諾布萊加的話說，他們溫和順從得就像一張“白紙”，接受一切教化，服從新的指示。土著居民熱情地接待了這些白人傳教士，對他們沒有絲毫懷疑：“無論我們到哪兒，都會受到友好接待。”他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洗禮，心甘情愿、滿懷感激地（為什么不呢？）追隨傳教士們，讓這些“好白人”保護他們免受“壞白人”的迫害。作為專注的實踐者，耶穌會士自然明白，這些食人者天真的盲從，他們的祈禱、跪拜，并不代表真正的**教精神。即便在最成功的傳教區域，在圣保羅和第比利薩(8)，有時仍能見到食人風俗的復興。耶穌會士從不浪費時間統計征服了多少靈魂，他們明白真正的使命尚未完成。首先要讓這些游牧部落定居下來，他們的子女才能得到撫養教育。要使食人部落的這一代人文明開化，已經不可能了。但若教育他們的孩子，使下一代人遵守文明禮儀，或許并非一件難事。
對于耶穌會士而言，最重要的便是建立學校。他們謹慎地采用了種族融合的辦學方法，以便使巴西融合為一個整體，并且永遠保持下去。他們有意識地聚集起茅草房中的印第安兒童，讓他們同許許多多的混血小孩一起；并且不斷請求送來更多的白人小孩，盡管他們都是無家可歸的流浪兒。一切嶄新的事物，只要有利于種族融合，他們都極力歡迎，即便是“在葡萄牙被稱作惡棍的迷途浪子與流氓土匪”。他們有意在人民群眾中培養大眾領袖，因為土著人在宗教學習中，更愿意相信他們的兄弟而不是外國人，更愿意相信膚色相近的人而不是白人。與其他人不同，耶穌會士更關心下一代。這些現實主義者目標明確，只有他們能夠看清巴西的未來。早在所有的地理學家之前，他們已然了解巴西的廣袤，并對自己的任務進行了嚴格規劃。這是一份長期的作戰綱領，永遠不得變更。其目的就是要在這片新大陸上，建立起統一的宗教、統一的語言和統一的思想。巴西完成了這些目標，更應當向這些傳教士報以永恒的感激，因為正是他們，使它成為了真正的國家。
*
在這個偉大的殖民計劃中，耶穌會士所遇到的真正阻礙，并不像預想的那樣來自土著人和野蠻的食人部落，而是來自于歐洲人，來自于**徒和殖民者。直到那時，對于叛逃的士兵、落魄的水手或是囚犯來說，巴西還是一個異域天堂。在這里沒有法律，沒有約束，沒有義務，每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他們不受司法或行政的嚴格管束，可以放任自流，隨意妄為。那些在葡萄牙必須受到嚴懲的罪行，在巴西只是無傷大雅的玩笑。“赤道另一側不存在罪責”，這是征服者的慣例。他們侵占土地，不論地點也不限數量；他們隨意捕捉土著人，用皮鞭強迫他們干活；他們強占遇到的每一個女人，擴大一夫多妻的范圍，生下眾多的混血后代。這些人身上還留有勞教所的印記，在這里卻像帕夏(9)一樣，可以無視宗教律法，甚至再也不用動手勞作。這些最初的殖民者非但未給這里帶來文明，連自己也變得更加野蠻。
要讓這群殘忍的烏合之眾遵紀守法，改變懶散暴虐的習慣，真是一件艱難的任務。這些憐憫的傳教士最無法接受的便是一夫多妻的淫亂行為。但換個角度來講，既然不可能在這里合法結婚、組建家庭，又如何能怪罪這些姘居的人呢？在這個根本沒有白人女性的社會里，又如何能組建家庭呢？為此，諾布萊加請求國王送來婦女：“懇請陛下將無家可歸的女子送來這里，所有人都可以結婚。”貴族階級顯然不會將女兒送到這么遠的地方，讓地痞流氓當她們的丈夫。諾布萊加，憑借他高尚的精神勇氣，甚至請求國王將墮落的女子、里斯本的**也一并送來。在巴西，她們都能找到丈夫。一段時間之后，宗教組織與世俗機構建立起了一些秩序。但在奴隸問題上，他們遭到了整個殖民地的瘋狂抵抗。從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奴隸制度一直是巴西最灼痛的話題。土地要靠雙手耕作，可卻沒有足夠的勞力。要想種植甘蔗、加工蔗糖，僅靠幾個殖民者是遠遠不夠的。更何況這些征服者冒險來到這里，可不是為了跟鋤頭鐮刀打交道。他們要當主人，就得解決這個難題——他們像獵人追野兔一樣抓捕土著居民，用皮鞭強迫他們工作，直到這些可憐的人們精疲力竭倒下為止。這些冒險者辯解說，土地是他們的，地上地下的一切就都是他們的，這些兩只腳的深色動物也不例外。他們才不在乎這些工人的死活；如果死了一個，他們可以找來幾十個來代替。而抓捕本身就是有趣的體育活動。
這種如意算盤遭到了耶穌會士的強烈反對，因為奴隸制度會使居民減少，直接妨礙他們的偉大計劃。他們不能任憑殖民者將土著人貶低為動物，因為作為羅耀拉的使徒，他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令這些野蠻人皈依信仰，令他們成為土地和未來的主人。為了使這里人丁興旺、文明開化，就必須解放每一個土著人。殖民者們不斷挑撥各個部落彼此爭斗，以加快它們的滅絕速度，在戰爭結束以后，還可以用很低的代價購買戰俘。耶穌會士則盡力安撫每個部落，用廣袤的土地將他們分隔開來，讓他們能夠安心定居。這些土著居民就是未來的巴西人，就是潛在的****。他們是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財富，比蔗糖、巴西木、煙草還要重要。但為了這些東西，他們卻要淪為奴隸，遭到屠殺。傳教士將這些一無所知的人看作上天眷顧的種子，像對待從歐洲帶來的作物果實一樣，將他們安頓在肥沃的土壤中悉心培養，不允許他們墮落或者消失。他們明確要求國王保障土著人的自由。在傳教士的計劃中，巴西不應當只由白人統治，有色人種不應當淪為奴隸；他們應當團結一致，在這片自由的國土上共同生活。
即使是國王的命令，在三千英里之外也會喪失效力。而在這十幾個耶穌會士中，有一半人每天都跋涉傳教，得不到絲毫休息。他們又怎么能斗得過那些自私自利的殖民者呢？為了拯救這些土著，雖然只能救一部分，耶穌會士也不得不在奴隸問題上讓步。他們必須同意讓“正當”戰爭中的戰俘做殖民者的奴隸，而所謂“正當”戰爭指的就是土著人之間的戰爭。這一條款自然遭到了最具彈性的解讀。不僅如此，為了能夠盡快發展殖民地，他們還想到了從非洲進口黑人。在那個年代，黑人奴隸一貫被當作商品，如同木材、棉花一樣，即使這些道德高尚、最具人道精神的人也不能免俗。既然在首都里斯本，黑人奴隸已經達到了一萬人，殖民地為什么不能引進？就連耶穌會士也覺得有必要進口黑人奴隸；諾布萊加冷漠地宣稱，在第一所學校里有三個奴隸和幾頭奶牛。不過耶穌會士始終堅持這一原則，即任何冒險者都不能隨意捕獵土著人。他們為每一個新入教的**辯護，堅定地為巴西有色人種爭取權利。但這種堅持對他們自己來說，卻意味著災難。為了將巴西建成一個真正的國家，為了使巴西人民擁有統一的民族身份，他們為居民的自由而戰，卻使自己陷入到前所未有的艱難境地。一名耶穌會士悲痛地認識到這一點，寫下了這樣的話：“如果我們一直待在學校，單純地履行宗教職責，會比現在生活得平靜得多。”然而，對于這個教派的創建者而言，參軍的經歷并非毫無用處——他教會了使徒們為信念而戰。令他們奔赴新大陸的正是這個信念：要將巴西建設成為真正的國家。
*
在建造未來帝國的計劃中，諾布萊加敏銳地發現了通向未來的橋梁，展示出一名戰略家的才智與謀略。到達巴伊亞之后，他立即開辦了第一所學校，并同之后到來的神父一起馬不停蹄到沿海地區視察。從伯南布哥到桑托斯，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最終，他決定在圣文森特定居，但在哪里建造主學院，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他希望將主學院作為宗教與精神的中心，慢慢覆蓋到整個國家。乍看起來，這種對落腳點的悉心選擇簡直不可理解。諾布萊加為什么不將他的總部設在巴伊亞，設在首都，同**與主教一起呢？這是人們第一次察覺到一種隱蔽的對抗，這種對抗在后來將愈發明顯，直到演變成激烈的沖突。耶穌會士不愿意在**與教皇的監管之下開展這項事業。他們不愿屈從于宮廷與教會，不愿受制于教書與輔政，不愿充當殖民者手中的工具。在巴西問題上，他們懷有更崇高的目標。巴西對于他們而言，是一個決定性的試驗對象，是耶穌會組織與實踐能力的第一次嘗試。諾布萊加直言不諱：“這片土地是我們的事業。”這也就是說：在上帝與人民面前，我們要為這里負責。這些強大的人想要將這一責任一肩擔起。也正是因為如此，對耶穌會的懷疑從他們登陸巴西的那天起就如影隨形，人們懷疑他們來巴西是別有用心。無論出于有意還是無意，他們所奮斗的目標并非為了葡萄牙某個殖民地的發展，而是要建造一個神權國家，一個不屈從于金錢權勢的新的團體，就像他們后來在巴拉圭所嘗試的那樣(10)。他們一直希望將巴西建設成獨一無二的國家，使它成為世界上新的典范。或早或晚，這種觀念必然會同葡萄牙宮廷的商業主義與封建思想產生沖突。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耶穌會士絕對沒有——像他們的敵人所說的那樣——想過要占領、剝削、統治巴西。
他們來到巴西，并不僅僅為了傳授福音，而是要做一番不同于其他教派的成就。葡萄牙**馬上意識到這一點，對他們的服務表示感謝，卻又十分謹慎地監視著他們；教會意識到了這一點，絲毫不愿意將精神領域的特權與他人分享；殖民者們也意識到這一點，在他們自私自利的殖民計劃中，耶穌會士無疑是巨大的障礙。他們追求的不是具體的成就，而是精神準則的實現。正因為如此，他們的理想主義不能為時代潮流所理解。持續不斷的反抗力量想要戰勝他們，將他們從這片土地上驅逐出去。但那時，他們已經在這里播下了希望的種子。為了能將這場沖突盡量推遲，諾布萊加經過深思熟慮，決定將他的羅馬——這里的宗教中心——建立在遠離**與主教的地方。在巴西推行**教，雖然大有可為，卻是一個緩慢且艱辛的過程。若要成功，只有在不受監管、沒有約束的地方進行。將宗教中心由沿海轉向內陸，無論在地理位置還是教義傳播方面，都具有極大的優勢。內陸地區有群山遮蔽，可以防止海盜襲擊；更能夠靠近土著部落，使他們皈依宗教，開始定居生活。只要內陸的一個交叉路口，就能成為一個理想的發展基地。
諾布萊加最終選擇了比拉提寧加，也就是今天的圣保羅。歷史的發展證明了這個決定有多么英明。因為直到幾百年后的今天，這里仍是工商業及宗教中心。1554年1月25日，就在這里，諾布萊加和他的助手們建起了“低矮逼仄的小房子”。如今這里已是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車水馬龍，高樓林立。諾布萊加做出了最好的選擇。巴西高原氣候溫和，土壤肥沃；附近有一個港口，河水流量很大，能夠連通巴拉那州(11)與巴拉圭，并與拉布拉塔河交匯；比拉提寧加四通八達，傳教士們可以到達各個部落，使耶穌會的教義在那里生根發芽。不僅如此，在這個小居民點附近，沒有一個道德敗壞的殖民者。耶穌會士善待土著居民，通過贈送小禮物贏得了他們的友誼。幾乎沒費什么力氣，土著居民便按照傳道士的要求組成了小村落，這些團體的發展方向類似于蘇聯的集體農莊。一段時間之后，諾布萊加已經可以說：“居民點正在繁榮發展。”那時的耶穌會還未擁有土地資源，由于經濟條件拮據，諾布萊加無法大力發展神學院。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依然培養出了一批神職人員，既有白人也有印第安人。他們一旦學會土著語言，便會到一個個部落輪番傳教，目的是讓當地居民放棄游牧生活，皈依**教會。他們建立起了一個聯盟，第一個“屬于全體印第安人的團體”；很快的，傳教士與土著部落之間也都團結一致、忠誠相待。游牧部落第一次來襲，正是這些剛剛受洗的**，他們在首領第比利薩的帶領下，懷著虔誠的犧牲精神，挫敗了敵人的攻擊。一項偉大的試驗開始了：他們希望建立一個以宗教精神為指導的新國家。正是得益于這次嘗試，巴拉圭才能建起舉世無雙的“耶穌會國”。
從國家意義上講，諾布萊加也向前邁出了一大步。這個尚未成形的國家第一次找到了某種平衡。直到那時，說起巴西，有的只是北方的三四個沿海城市，除了出口熱帶產品之外，沒有任何的商業活動。而現在，南方與內陸地區也得到了發展。各方力量漸漸融合，向著內陸洶涌而去。憑著自身的好奇與渴望，每一片土地、每一條河流都將得到探訪。內陸地區形成了第一個遵紀守法的村莊，設想已久的計劃也終于變成了現實。
*
巴西才剛剛五十歲。它漸漸退去胚胎期不安的萌動，有了自己的意識與真正的思想。殖民的最初成果也漸漸顯露出來。巴伊亞與伯南布哥的甘蔗種植業盡管仍處于起步階段，已經創造了巨大的收益。越來越多的商船帶著貨物，用來交換這里的原材料。還沒有人愿意冒風險來巴西旅游，還沒有書向世界介紹這廣袤的天地。對于全球商業而言，巴西并不搶眼。但這種遲疑隨性的吸引方式，卻恰恰是巴西的幸運。因為只有這樣，它才能發展得更加全面。在那個暴力與征服的時代，能夠默默無聞不受凱覦，便是莫大的優勢。阿爾布克爾克(12)在印度與馬六甲看到的財富，科爾特斯(13)從墨西哥帶走的象牙，皮薩羅(14)在秘魯掠奪的黃金，使其他國家貪婪的目光偏離了巴西。幸運的“鸚鵡之國”依舊寂寂無名，無論是宗主國還是其他國家對它都毫無興趣。
正因為這樣，1555年11月10日發生的事件才沒有引發戰爭。那一天，一支小型的法國艦隊停駐在瓜納巴拉海灣(15)，并有幾百人登陸到其中的一座島嶼上。那時的里約熱內盧還未發展成一座城市，甚至連一個居民點也算不上。因此在幾間破舊的茅草房中，沒有一名士兵，沒有一個葡萄牙官員。即使一個人單槍匹馬到這里搖旗吶喊，也不會遇到絲毫抵抗。羅德島的騎士尼古拉斯·杜蘭德·維列蓋格農，一位頗具吸引力的神秘人物，他既是海盜也是學者，正是文藝復興造就的人才。他不僅將蘇格蘭女王瑪麗一世帶到了法國王宮，而且驍勇善戰，醉心于文化藝術。皮埃爾·德·龍沙(16)對他大加稱贊，法國宮廷則懼怕他，因為他思維獨特，不可捉摸。為了能夠自由自在不受束縛，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自己充滿幻想的世界；他厭惡穩定的職位，鄙視崇高的身份。在胡格諾派眼里，他是一名天主**；對于天主**而言，他又是一名胡格諾派。沒人知道他的確切立場，也許連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只想做出一件驚天動地、大膽狂妄、舉世無雙的大事。如果在西班牙，他一定會成為另一個皮薩羅或者科爾特斯；但是法國君主國事纏身，實在沒有精力組織殖民擴張。野心勃勃的維列蓋格農只好靠自己。他糾集了幾艘船只，塞滿了幾百個人。這些人大部分是胡格諾派，希望逃離吉斯家族統治下的法蘭西；但也有一些渴望到新大陸去的天主**。為了能夠建功立業名垂青史，維列蓋格農還帶了一位歷史學家安德烈·戴維。他要在這里建立一個大西洋的法蘭西，他要成為這里的開創者、管理者，甚至是具有絕對權力的郡王。法國宮廷究竟在多大程度了解、認同并支持這一計劃，我們不得而知；但很有可能的是，一旦他們取得成功，亨利二世便會將功勞據為己有，就像英國的伊麗莎白一世對雷利(17)與德雷克(18)爵士所做的那樣。先讓維列蓋格農以個人名義去碰碰運氣，不但不必動用國家力量，還能避免同葡萄牙產生正面沖突。
作為一名富有經驗的將領，維列蓋格農首先想到的便是防御。在登上以他名字命名的島嶼之后，他立刻修建起了軍事要塞，取名為科利尼，以紀念這位胡格諾派的海軍將領。為了證明對國王的忠誠，他又將這個未來的邊塞小城大張旗鼓地命名為亨利郡，盡管那時這里只有荒蕪的丘陵和沼澤地。維列蓋格農一點不顧忌宗教問題，以至于當他無法找到更多的法國天主**前往巴西時，竟然在1556年從日內瓦帶來了一批加爾文派的**。從那之后，這片小殖民地上便不斷掀起宗教爭端。雙方的神父都將彼此視為異端，并不斷指責這座小島的異端實在太多。可不論怎樣，大西洋的法蘭西畢竟建立起來了。由于法國人不愿意捕捉奴隸，他們與土著人的關系也十分和睦，并且經常彼此交易。從那時開始，盡管這塊殖民地尚未得到官方認可，法國人卻已經將其視作常駐港口，并有法國船只定期往來。
巴伊亞當局不可能對這種入侵完全視而不見。根據當時實行的法律條款，巴西沿海水域屬于葡萄牙領海，外國船只不得在海岸停靠，更不得從事貿易活動。其他國家在殖民地最好的港口修建軍事要塞，可能會造成南北割據，破壞巴西統一。巴西**理應立即解除外國船只的武裝，拆除他們的一切建筑；但他們沒有力量執行如此重大的軍事行動。早年來到巴西的那幾百名士兵，如今已然成為了農夫或莊園主，經過這么多年松弛懈怠，根本無法適應身著戎裝的生活；年輕一代對祖國沒有認同感，也沒有保衛領土的思想基礎；葡萄牙也沒有財力馬上派出遠征軍。對于葡萄牙王室而言，巴西的重要性遠遠不夠，不值得因此組建一支耗資巨大的艦隊。因此，法國人才有時間不斷地挖掘戰壕、修建要塞。直到1557年，新的巴西總督門德薩前往巴伊亞，才開始著手對抗入侵者。門德薩十分信任諾布萊加，在宗教領域賦予他絕對的權威。正是諾布萊加以其旺盛的精力，堅決要求對法國人進行打擊。耶穌會士是最了解巴西的人，同里斯本的商人比起來，自然也更加關心巴西的未來。那些人評判一塊土地的價值，只看生產的作物能夠獲取多少收益。而耶穌會士們卻知道，如果法國的胡格諾派們在殖民地扎根，不但會破壞巴西領土的完整，也會給宗教帶來災難。巴西總督與諾布萊加輪番上陣，不斷寄信到葡萄牙，請求“支援可憐的巴西”。但葡萄牙就像另一個阿特拉斯(19)，整個世界都在他脆弱的雙肩之上。直到兩年之后的1559年，葡萄牙才派出幾艘船只前往巴西。門德薩終于可以考慮對入侵者采取軍事行動了。
諾布萊加才是這次遠征的真正領導者。他同安謝塔一起，將**盡量組織起來，組成了一支弱小的葡萄牙軍隊。1560年2月18日，諾布萊加與巴西總督同時到達里約熱內盧。3月15日，由圣文森特臨時組建的部隊也匯集起來，開始對維列蓋格農基地進行猛烈進攻。于我們今天來看，這次重要的行動就像是螻蟻之爭。一百二十個葡萄牙人與一百四十個印第安人聯合起來攻打由七十四個法國人和幾個奴隸守衛的科利尼要塞。法國人抵抗不住逃往內陸，找到他們的土著人朋友，試圖在山丘的庇護下重新作戰。既然科利尼要塞已被攻下，葡萄牙人便認為自己已經得勝；他們沒有繼續追趕法國人，直接返回了巴伊亞與圣文森特。
可是他們只勝利了一半，因為法國人仍然留在巴西。他們總共撤退了大約一公里，如果今天乘坐汽車，也就是幾分鐘的路程。他們像以前一樣，可以在港口自由活動、交換貨物，船只可以隨意裝卸；他們在榮耀之山上修起了另一個要塞，并鼓動土著人朋友幫助他們反抗葡萄牙人；也是他們組織起了這些土著人，對圣保羅進行了第一次襲擊。門德薩卻沒有能力將他們驅逐出境。自始至終，巴西都面臨著同一個問題：沒有人。門德薩不能出動巴伊亞唯一的帆船，如果他這么做，巴西經濟的支柱——蔗糖的生產就要停止。更可怕的是，一場瘟疫奪取了大多數人的生命。如果沒有葡萄牙的幫助，他們就不可能趕走法國人，但這幫助卻遙遙無期。維列蓋格農的殖民者們留了下來，在里約相安無事地待了五年。這一次，又是諾布萊加不斷地提醒葡萄牙，如果法國繼續向殖民地派遣援軍而他們卻無動于衷，葡萄牙一定會失去里約海灣，就連巴西也會一并失去。終于，王后聽到了他執著的請求，派埃斯達西奧·德·薩(20)率領耶穌會在本土招募的援軍前往巴西抗擊敵人。1565年3月1日，埃斯達西奧·德·薩率軍進入瓜納巴拉海灣，并在糖面包山腳下安營扎寨，也就是今天的烏爾加街區。盡管糖面包山距離榮耀之山不過十分鐘的車程，葡萄牙軍隊卻在兩年之后才展開攻擊。這其中的原因我們無從知曉。1567年1月20日，埃斯達西奧·德·薩的部隊向敵人開戰。他們僅用幾個小時便結束了戰斗，以二三十人的犧牲換取了歷史性的勝利。這場戰役決定了這座城市是里約熱內盧還是亨利郡，決定了這個國家是說葡萄牙語還是法語。無論在印度還是在美洲，整個大陸未來幾個世紀的走向與命運，都是由這種數十人的戰役決定的。埃斯達西奧·德·薩被弓箭射中，為勝利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這一次，是決定性的勝利。法國人乘坐四艘小艇逃離了巴西。除了對煙草的發現，他們一無所獲。后世為了紀念法國大使讓·尼科，將其中的生物堿成分命名為尼古丁。在法國要塞的廢墟之上，一名主教主持了新教堂落成的祝圣儀式，這里就是巴西未來的首都——自這一刻起，才有了里約熱內盧。
*
這是一場矮人間的戰爭，卻捍衛了巴西的統一：巴西從此歸屬于巴西人民。現在是發展殖民地的時候了，巴西也為此迎來了五十年的和平歲月。疆域慢慢地向帕拉伊巴、北大河州與內陸方向拓展，圣保羅的耶穌會居住點越發繁榮，沿海地區的種植業大獲豐收。不僅蔗糖與煙草的出口大量增長，還興起了一項卑鄙的貿易：對“黑色象牙”的進口(21)。他們源源不斷地運來非洲奴隸，數量一次比一次多。由于船上骯臟擁擠，這些來自于幾內亞或塞內加爾的奴隸，許多在運輸途中便死去了，而那些幸存下來的人，則被運往巴伊亞的市場上出售。一段時間之后，歐洲文化的影響已經受到嚴重威脅。不僅黑人的數量越來越多，還有無數各種膚色的混血兒。在沿海地區，一面是一夜暴富的實業家，另一面卻是不計其數的奴隸。只有耶穌會士在內陸維護著各方面的平衡：他們建立了農莊，教會土著人如何耕種土地，制止外人對印第安人的屠殺，并且無條件地支持異族婚配。如果不是他們，巴西就會成為另一個非洲，因為歐洲人對此完全無動于衷。而葡萄牙歷經多次戰爭，可用的殖民者本來就不多，能夠看清這塊土地價值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早在1587年，加布里埃爾·蘇亞雷斯·德·索薩(22)就曾在日志中做過預言：“陛下在這里的一切行動都將有所回報。因為只需付出稍許代價，它就能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帝國。”
然而，由葡萄牙統治半個世界的時代已經遠去，它也失去了幫助別人的能力。它曾經期望將三大洲收入囊中，讓它們全部臣服于十字架之下；如今，這宏偉浪漫的夢想也已不復存在。曾經，對這個強大的小國而言，擁有非洲的東西海岸仍不能使它滿足，還必須將印度、中國變成自己的貿易壟斷區。塞巴斯蒂昂國王是這個英雄家族的最后一個夢想家，也是最大膽的一個，他試圖用一個十字架徹底結束摩爾帝國的統治。他沒有將最精銳的部隊派往各個殖民地，也沒有將他們組織起來保衛盧濟塔尼亞的領土，而是像圣杯騎士一樣，身披銀質的盔甲，將各方力量整編為一支隊伍開赴非洲，預備給宿敵摩爾人以致命的一擊。可致命的一擊并未打中摩爾人，而是打在了自己身上。1578年的三王之戰，是遲來的十字軍東征，也是東西方最后一次宗教大戰。在這場戰役中，葡萄牙軍隊全軍覆沒，塞巴斯蒂昂國王也戰死沙場。然而對功名的熱望卻遭到了殘酷的報復：葡萄牙只是一個小國，它想要征服世界，卻連自己的獨立也失掉了。西班牙奪取了空置的王位。葡萄牙在千百次戰役之后已經筋疲力盡，甚至連反抗的力氣都沒有。從1578年到1640年，獨立的葡萄牙在歷史上消失了六十二年。它的所有殖民地，甚至包括巴西在內，都變成了西班牙王室的財產。
在這樣一個歷史性的時刻，菲利普二世成為了世界帝國的君主。他的領土遠遠超過了亞歷山大與奧古斯都。除了伊比利亞半島之外，這個哈布斯堡人還擁有芬蘭和美洲全部的已知部分，四分之三的非洲領土與葡萄牙征服的印度帝國也都在他的掌控之下。這種自信心與自豪感在伊比利亞藝術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塞萬提斯，洛佩德維加，卡爾德隆(23)寫下了令人驚嘆的優秀作品，世界各地的財富都向這勝利的國度涌來。
可巴西卻沒有分享到絲毫勝利的喜悅。作為一直未受重視的殖民地，巴西被迫歸屬于西班牙之后，不但沒有獲得力量，反而頻頻受到西班牙敵國的侵擾。英國海盜劫持了桑托斯，焚燒了圣文森特；法國人在馬蘭尼奧修建了臨時要塞；荷蘭人占領了巴伊亞，掠奪了港口的船只。巴西必須痛苦地認識到，自從“無敵艦隊”潰敗以來，有多少個新興勢力要與西班牙爭奪海上霸權。這些強盜行徑確實沒有造成嚴重后果，除了較小的損失及風波之外，殖民地的發展并未受到影響。直到荷蘭經過仔細研究，制定出了明確的計劃，巴西才真正陷入到危險之中。在這份計劃里，荷蘭不僅要劫持港口，還要征服整個“het Zuckland”(24)。這些優秀的商人如此命名巴西，因為蔗糖是這里最好的商品。
荷蘭在經濟組織方面堪稱典范，他們的商人頭腦敏銳，自然不會忽視《巴西博大對話錄》(25)中所說的——巴西比印度擁有更多的財富。正因為如此，荷蘭才會仿照東印度公司的模式，于1621年在阿姆斯特丹建立“西印度公司”。他們為公司投入了大量資本，宣稱只是為了在巴西與南美進行貿易活動；事實上卻另有所圖，希望將巴西變成它的貿易壟斷區。這個公司擁有十分優秀的財務人員，他們明白，想要完成如此宏偉的目標，必須要有巨大的財力支持。他們不僅要占領巴西，更要持久地掌控這里。那就絕對不能像法國一樣僅僅派兩三只船、精疲力竭的水手和剛剛入伍的士兵；而是要準備一支真正的艦隊，船上的所有將士必須經過嚴格訓練。巴西在最近的五十年中迅速發展，它的重要性也越來越為世界所知曉。荷蘭為占領這里投入的巨大力量，恰恰是巴西發展的明證。維列蓋格農只用兩三只艦艇就想建立起大西洋的法蘭西，才會被不足百人的臨時部隊一舉擊潰。而荷蘭方面則預備了二十六艘船艦，派遣了一千七百名正規將士與一千六百名水手。
他們攻擊的第一個目標便是首都。1624年5月9日，荷蘭人輕取巴伊亞并掠奪了大量財產。西班牙方才如夢初醒，派遣了五十只艦艇與一萬一千名士兵，并在伯南布哥土著人的幫助下，重新占領巴伊亞。荷蘭又派出了由三十四只船組成的第二支艦隊。巴西的價值終于得到了認可，可如今要想保衛“蔗糖之鄉”，必須付出之前千百倍的努力。荷蘭被迫從巴伊亞撤退之后，積蓄起新的力量發動了又一輪攻擊。1635年，他們成功占領了累西腓；1636年，除了巴伊亞之外的整個北部沿海地區全部由荷蘭占據。從那時起，荷蘭**在巴西北部足足統治了二十三年。
在這二十三年中，荷蘭**的殖民活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甚至超過了葡萄牙在過去一百年中的全部成果。荷蘭人有著豐富的經驗與清晰的組織意識。他們并不信任無**狀態下的**活動與行政管理；他們派往巴西的不是國內的避難者，而是經過事先選拔的優秀人才。荷蘭宮廷的官員約翰·毛里茨(26)是這塊新屬地的統治者。他不僅是荷蘭王室的后代，更是一位真正的貴族，是智慧與道德的化身。他為殖民地帶來了無數的專家、學者、工程師、植物學家、天文學家，希望將巴西變成另一個歐洲。同法國與荷蘭相比，葡萄牙派往巴西的人文化層次明顯更低。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在我們能看到的巴西早期資料中，但凡有一點文學價值的，除了耶穌會士所寫的信件之外，沒有一件出自葡萄牙人之手。而法國人到巴西不過幾年，就已經創作出有關“大西洋法蘭西”的作品；在毛里茨的授意下，巴爾留斯(27)更是寫出了一本配有圖示的豪華杰作，將他們的付出與榮耀永遠銘刻在歷史之中。
拿騷的毛里茨在巴西歷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他帶來了人道主義的寬容思想，允許自由開展宗教活動，促使各項藝術繁榮發展，禁止任何人使用暴力，甚至資深的殖民者也不例外。在以他名字命名的毛里賽亞，也就是現在的累西腓城，建造起了石屋與宮殿，開辟了干凈的公路，地理學家還對周圍區域進行了勘探。為了發展蔗糖工業，他們進口了液壓機；對于逃離葡萄牙的商人，他們提供貿易機會；在公共生活方面，他們管理有序，成效卓著。除此之外，他們還對葡萄牙人的合法權利及土著人的人身自由予以保障。可以說，基于人道主義的毛里茨與站在宗教立場的耶穌會士一樣，都希望能建立起一個和平發展的殖民地。
但是巴西的命運并不由自己決定，而是掌握在歐洲人手中。1640年，葡萄牙脫離西班牙統治，王位回到了若昂四世手中。從此之后，荷蘭對巴西的占領便失去了正當理由。一份休戰協議使兩個國家得以喘息。這個時候，荷蘭與英國這兩個新興的海上強國正在交戰，為巴西爭取獨立提供了機會。巴西國民軍開響了反抗斗爭的第一槍，這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一次不再是葡萄牙，而是殖民地要捍衛自己的自由與統一。1649年，那個時代最天才的外交家——安東尼奧·維埃拉神父——在里斯本成立了“巴西商業總會”，用以反抗荷蘭人。商會自己出資組建了一支艦隊；并同巴西的農場主合作，臨時組建了一支國民軍隊，幫助他們奪回失去的莊園。這一舉動取得了驚人的效果。葡萄牙還在同荷蘭談判，商討應該將哪一塊區域留給荷蘭人。而巴西卻在葡萄牙援助艦隊靠岸之前，便獨自展開攻擊。他們慢慢逼退了荷蘭人。1654年，拿騷的毛里茨從累西腓撤退，放棄了他最后一個據點。荷蘭人徹底離開了巴西。《葡國魂》中描繪的烏托邦帝國，在葡萄牙鼎盛之時迅速崛起，又在轉眼之間便煙消云散。巴西卻靠著自己的力量，保持了自身的統一與完整。
總體而言，荷蘭在巴西歷史上的插曲是一件幸事。它持續了足夠長的時間，能夠讓人們看到，在這個國家里，良好的組織與人道的管理如何得以實現；它又沒有持續太久，不但沒有破壞語言的統一或葡萄牙的風俗，反而正是在外國統治的威脅之下，才激發了大眾的民族主義情感。由北到南，整個殖民地已經成為統一的國家。他們團結一致，要將國家內部的武力侵擾統統驅趕出去——從此之后，如果外國人想留在巴西，就必須努力融入巴西生活。從表面上看，這場戰爭將巴西歸還給了葡萄牙，但事實上，它是將巴西交到了自己手中。
*
在這場葡萄牙與荷蘭的戰爭之中，一個新的因素第一次顯露出來，它的力量尚不為人所知。那就是：巴西人。
在“巴西人”的形成過程中，充滿了對抗性的因素。沿海與內地展現出完全不同的形態。在沿海地區的城市里，不斷有新鮮的血液注入，或來自于**與商人，或來自于奴隸與水手；內地的村莊卻恰恰相反，祖祖輩輩都流著相同的血液。沿海居民大多從事工商業活動，大海才是他們真正的故鄉，他們的一切生產、計劃，無不與歐洲密切相關。對于內地的居民來說，故鄉卻是土地，只有土地才能激發出團結共通的情感。
內陸人擁有更大的活力。他們居住在沒有保障的地區，在習慣了危險之后便愛上了它。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圣保羅人。圣保羅人大多是葡萄牙人或葡萄牙人的后代，在他們的血液中，既有印第安人對于游牧生活的愛好，又有他們的歐洲祖先對于冒險的向往。因此，新一代圣保羅人并不喜歡在自己的土地上勞作。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這項繁重的工作都由奴隸完成。但這種緩慢的致富方式無法克制他們血液中不安定的成分。單靠種植畜牧很難發家，除非農場規模巨大，擁有數百個奴隸。而他們卻想像征服者一樣一夜暴富，即使要冒生命危險也在所不惜。因此，圣保羅人才會聚集成幾個大部隊，一年數次深入內地，就像曾經的劫匪一樣。他們都騎著馬，前面撐起一面旗幟，后面跟著許多隨從與奴隸。(28)在他們出發之前，這面旗幟一定要在教堂得到祝福。有時候他們的人數多達兩萬，于是在那幾個月里，圣保羅與周圍的居民點就會空無一人。他們并不知道自己在尋找什么；他們之所以上路，一方面是對冒險的渴望，一方面是希望在這片無人探尋的土地上得到一點意外的收獲。自從發現秘魯與波托西的寶藏以來，就一直流傳著一個關于黃金國的傳說。也許黃金國就在巴西呢？正是帶著對傳說中金礦的向往，圣保羅人才會翻山越嶺，開辟蹊徑，逆著風向不斷前行。那時，稀有金屬的礦藏還未被發現，“腹地的赫拉克勒斯”費爾南·迪亞斯(29)還沒有找到翡翠，他們卻找到了另一樣東西：人。在最初的幾十年里，這些人唯一的任務就是兇殘地捕捉奴隸。對于圣保羅人來說，與其到巴伊亞市場上購買黑奴，還不如騎馬追捕土著人；不但更加簡單有趣，熱鬧的圍捕還能使他們精神振奮。可他們最終發現，追逐受到驚嚇的土著人并不容易，不僅要長途跋涉，還要深入叢林。而到耶穌會士建立的殖民區內抓捕就容易多了，那里印第安人組織有序，而且學會了如何工作。
這種強盜式的捕獵活動顯然是非法的，因為國王曾經明確表示土著人是自由居民。安謝塔絕望地指出：“對于這種人而言，刀劍才是最好的布道。”單單為了滿足自己貪婪的欲望，這些強盜摧毀了耶穌會士歷盡艱辛才創造出的殖民成就；他們清空了曾經的居民點，將恐懼散播到安寧的村落，他們不僅掠奪毫無防備的土著居民，甚至連已經皈依**教的人也不放過。可是圣保羅人經過世世代代的混血融合，如今已經太強大了。無論是法律還是命令，都不能使他們有所畏懼。就算是教皇訓喻要反對他們，在這荒山野嶺的腹地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他們對土著人的劫掠越來越殘暴，涉及的地區也越來越多。在德布雷(30)十九世紀初創作的《巴西歷史風情之旅》中，我們還能看到一個最恐怖的畫面，其中的男女老少全身赤裸，被鐵鏈捆成一排；殘暴的捕獵者像驅趕牲畜一樣驅趕他們。
即使如此野蠻的行徑，在巴西歷史上也并非沒有功勞。對一夜暴富的追求盡管可鄙，卻也是鼓勵人們到荒遠之地的潛在動力；是它推動了腓尼基人的船隊，是它將征服者吸引到新大陸上，也是它——這人性中最糟糕的弱點——將人類從安定與停滯中強拽出來。就這樣，那些只想著搶奪擄掠的圣保羅人反倒推動了巴西文明建設的進程，因為他們漫無目的的游竄促進了對巴西地理情況的認識。他們由巴伊亞沿圣弗朗西斯科河逆流而上，又從圣保羅沿巴拉那河與巴拉圭河向米納斯進發，他們翻山越嶺開赴馬托格羅索與戈亞斯，甚至原始叢林也留有他們的足跡。在那些不為人知的地方，是他們尋覓并開辟出了最初的道路；在他們破壞居民區的同時，卻又創造了新的居住地。他們在一些地方留了下來，那里便形成了村落。這些村落就像種子一樣，以它們為中心的枝葉，慢慢延伸到了人跡未至的地區。對于耶穌會士的殖民計劃，他們進行了殘酷的破壞；可他們對于未知區域的好奇探索，又大大加快了**進程。正如歌德所說，這種力量“常想作惡，反而常將好事做成”(31)，這一力量在巴西的建設過程中，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
同樣是這些圣保羅人，最先深入到米納斯·吉拉斯無人居住的峽谷中，并在維利亞斯河里發現了第一批金子。其中一個將這個消息帶到了巴伊亞，另一個人將它帶到了里約熱內盧。在這兩個城市與其他許多地方立刻掀起了一股**熱潮，人們競相趕往這個荒無人煙的地方。莊園主帶走了全部奴隸，作坊遭到廢棄，士兵擅離職守。在金礦附近，短短幾年時間內就形成了許多城市，包括富鎮、皇鎮、阿爾布克爾克鎮，其居民總數達到了十萬人。很快地，他們又發現了鉆石。巴西在一夕之間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黃金產地，也成為了葡萄牙王室最寶貴的財富。從那時起，巴西不僅黃金產量占到全世界的五分之一，還包攬了所有二十四克拉以上鉆石的出產。
起初，這個新州府一片混亂。由于在殖民初期，遙遠的山谷并未受到**監管，**者也未受到法律義務的約束；所以中央**想要在此確立秩序時遭到了激烈反抗，就像之前耶穌會士所遭遇的那樣。為了捍衛自己的權利，圣保羅人抗擊著“印博阿巴”(32)與沿海地區的入侵者，并在數次決戰之中戰勝了國王的權威。誠然，將這些淘金者聚集起來的是貪婪，因為他們不愿同別人分享這從天而降的財富。可在這固執的立場之后還暗藏著一種高尚的心理，那就是民族主義。在最初反抗葡萄牙當局的斗爭之中，圣保羅人已經在不經意間表明：巴西土地上的財富只能歸巴西人民所有。那些由他們——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由他們的奴隸——開采出的金礦，卻被運到另一個國家建造巨大的宮殿與修道院；而這個國家遠在千里之外，在大海的另一端，在一個他們永遠也見不到的地方。這是多么荒謬的事情！這場由淘金者領導的反葡起義，已經可以看作爭取獨立斗爭的序曲。半個世紀之后，就在同一個地點、同一個城市，受到壓制的力量再一次激發出來。正是黃金使人們第一次認識到巴西的富有；從這一刻起，巴西再也不需要依靠宗主國的施舍。它已然是一個自由國家，因為葡萄牙所給予的，它已經百倍奉還。
這場淘金熱只持續了不到五十年。金礦的枯竭對葡萄牙而言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巴西歷史上慣有的情景再一次出現：宗主國的災難卻恰恰是殖民地的幸運。巴西的黃金來源剛一切斷，葡萄牙便遭遇了嚴重的財政危機，甚至連彭巴爾侯爵也無法控制，并在最后直接導致了對耶穌會士的驅逐及國會的解散。金礦的發現打破了原先的平衡，巴西的居民分布由此得到重新確定。大批居民涌入荒無人煙的內陸地區，后來金礦枯竭了，這些無家可歸的淘金者卻寧肯留在肥沃的米納斯·吉拉斯，也不愿回到沿海地區。圣保羅的故事再次上演：人們在新的州府定居下來，并且找到了連接外界的媒介——圣弗朗西斯科河。巴西從最初的沿海地區慢慢發展為真正的國家。
對于巴西來說，自我認同比開采金礦更為重要。同法國人的斗爭使他們一路向北來到馬蘭尼昂，而對未知區域的大膽探索與西部人口的大量增長，則讓他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征服了亞馬遜的峽谷、馬托格羅索、戈亞斯、南大河及許多其他的州府。在地理范圍上，每一個州府都相當于一個無所不能的歐洲國家，就同德國、法國、西班牙一樣，甚至比它們更大。在那個時期，美國領土才開發出六分之一，而面積相當的巴西卻已經勘探到了每一塊土地。它小小的宗主國早已不能發號施令，因為如果在遼闊的殖民地上勾勒出它的輪廓，葡萄牙看起來就像巨大毛巾上的一個墨水點。在1750年的馬德里條約上，西葡雙方試圖將巴西與西屬殖民地的界限確定下來。西班牙不得不憤怒地承認，巴西的邊界已經不能限制在托德西利亞斯條約規定的范圍之內。礙于巴西殖民活動所取得的事實權利，之前條約上的內容宣告無效。就這樣，從十八世紀末開始，歐洲與巴西才慢慢意識到，經過這么多年悄無聲息的緩慢發展，巴西已經成為了一個統一強大的國家。它已經脫離了幼年時代，擺脫了經濟依賴，并且越來越感受到局促與不公——它要擺脫葡萄牙的壓制，尋求自由的發展道路。
為了從殖民地榨取更多的利潤，葡萄牙王室向巴西下達了一系列法令，用以切斷它同世界的貿易交流。舉例來說，盡管巴西棉花產量豐富，葡萄牙**卻不允許它開展紡織業，強迫巴西從里斯本進口棉織品。這一類的禁令不斷增多，以至接近暴政。1775年下達了一條禁止生產肥皂的法令，隨后酒精產業也遭到打壓，迫使消費者飲用更多葡萄牙生產的酒。任何人若想進入總督府邸，就必須身穿葡萄牙的紡織品。他們甚至禁止這個擁有二百五十萬人口的國家種植水稻，禁止在這個哲學與啟蒙時代印刷報刊，禁止巴西人購買外國船只，也禁止外國人居住在里約熱內盧或停泊在附近的港口。他們將巴西封閉起來，仿佛它是葡萄牙國王的私人花園。直到十九世紀洪堡(33)探索巴西，希望寫出一部傳世之作，將巴西真正介紹給世界的時候，葡萄牙方面還秘密下令，要想方設法為難“這位洪堡男爵”。
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何在美國爭取獨立的戰爭中，巴西人民會投入如此巨大的熱情。盡管英國作為宗主國，比葡萄牙更加明智溫和，美國依然通過武力取得了自由。巴西變得愈發商業化，這使得巴西生活最早的組織者——耶穌會士變得越來越不受歡迎。這些早期的殖民者也不得不面對嚴酷的競爭，最終在彭巴爾侯爵的命令下離開了巴西。但巴西人民依然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巴西總督只想著葡萄牙的利益，對巴西的獨立發展毫不關心。在巴西地下慢慢發展出一個反葡萄牙的團體。當時，這一組織的目標還只是要葡萄牙**保障他們的平等權利，認同巴西的貿易自由。巴西人民天性如此，既不激進也不反叛；如果依靠溫和精明的手段，統治這里并非難事。可里斯本并不理解巴西的需求，甚至連彭巴爾侯爵也不例外。他試圖用啟蒙時代的方法引導里斯本，卻都徒勞無功；他在某些方面優化了巴西經濟，但卻未能促進巴西的全面發展。對耶穌會士的驅逐，在他看來是現有問題的緩解劑，卻遭到了葡萄牙民眾的強烈**，無論在精神層面還是物質層面都毫無益處。不僅如此，連殖民者也將原先對于耶穌會士的憤恨統統轉嫁到了葡萄牙身上。在米納斯·吉拉斯、巴伊亞和伯南布哥，已經出現過多起抗稅事件，只是由于他們彼此缺乏聯系，才沒有掀起大亂。這些抗稅事件大多都是區域性的，僅針對新的稅收或壓迫，是一時沖動的結果，因此并未對葡萄牙權威造成真正的威脅。直到十八世紀末，才由“米納斯謀反”的密謀者們組織起一場全國性的反叛運動。這場運動目標清晰，飽含著理想主義。
“米納斯謀反”是青年人的合謀，因此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在他們大膽的演講與詩篇中，盡管沒有突出的技巧，卻展現出那個時代特有的活力與風貌。1788年，一個巴西青年學生團隊來到蒙彼利埃大學，在那里熱烈地討論民族解放的必要性，并且希望能與美國駐巴黎大使杰斐遜簽訂協議，以獲得美利堅合眾國的援助與支持。盡管沒有實際行動，這個想法卻未曾消逝。黑金市是當時精神文化最為繁榮的城市，部分學生到達那里之后，馬上成立了一個革命團體，由剛剛從科英布拉歸來的若澤·阿爾瓦雷斯·馬西埃爾和人稱“拔牙者”的若阿金·若澤·德·西爾瓦·夏維埃爾擔任領袖。這是巴西第一次真正的解放運動，“拔牙者”更是成為了舉世稱頌的大英雄。知識分子一直都是密謀行動的中堅力量——醫生、詩人、牧師、法官——正是這個激昂的社會群體在同一時間領導了法國大革命。他們喜愛辯論、熱愛發言，卻在這一次說了太多的話。這些密謀者在激情的感召之下，尚未制定出嚴密的計劃，便認為自己離勝利不遠了。他們急切地尋找追隨者，卻不知一切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如此一來，**便在同謀者中安插了許多間諜，并趕在他們行動之前發動突襲。他們中的絕大部分被判流放非洲；詩人卡勞迪奧·曼努埃爾·達·科斯塔在獄中自盡；唯有“拔牙者”在法官面前毫不諱言，被判處死刑并以最殘酷的方式執行。1789年4月21日，“拔牙者”在里約熱內盧行刑。他備受折磨，遺體被分成許多塊，曝陳在米納斯·吉拉斯的各個地方“以儆效尤”。可是，解放運動的火種并未撲滅，而是存留于灰燼之中。十八世紀末的巴西，同南美洲的其他國家一樣，已經做好了脫離歐洲的準備；它們要做的，只是等待一個恰當的時機。
*
一件事情將巴西的獨立推遲了二十年。在拿破侖戰爭中，葡萄牙陷入到最危險的境地：在夾縫中求生存。在拿破侖與英國這兩個巨人的鏖戰之中，小國理當退居到戰爭邊緣，保持中立地位。但當暴力持續了一個世紀之后，渴望和平的國家已沒有了退路。一邊是覬覦葡萄牙港口的法國，一面是亟需打破陸地封鎖的英國，葡萄牙必須立即做出決定。對于若昂六世來說，這個決定背后的責任實在是太大了。拿破侖控制著陸地，英國則是海上霸主。如果國王無視拿破侖的要求，法國就會入侵里斯本，葡萄牙就會淪陷。如果國王拂逆了英國的意愿，海路就會遭到封鎖，他們就會失去巴西。是承受拿破侖軍隊的硝煙還是面對英國艦隊的戰火，在這艱難的抉擇之前，葡萄牙宮廷也分為了兩派，一派支持英國，一派傾向法國。國王遲疑不決，正是在遲疑之中他才第一次意識到：巴西經過三個世紀的發展，已經變得比宮廷還要寶貴；它早已不是一個單純的殖民地了。他預感到巴西將會比葡萄牙更加富有、更加強大，在世界上占有更高的地位。在判斷的天平上，巴西第一次趕上了葡萄牙！
1807年，拿破侖下達最后通牒，要求葡萄牙表明立場，說明是贊同他還是反對他。在這最后一刻，布拉甘薩王族作出決定：他們寧愿放棄里斯本和葡萄牙，也不能失去巴西。當朱諾特(34)趕到里斯本港口時，王室成員與一萬五千名隨行人員已經匆匆登船。所有的貴族、執政官、教士與將軍，還有一樣最重要的東西——兩億克魯薩多——都在英國艦隊的護送之下渡過了大西洋。正是得益于這場戰爭，三個世紀以來才第一次有王室成員踏上了巴西的土地，而這個人就是葡萄牙國王！
巴西總督及其管家感受到巨大的惶恐。里約熱內盧沒有宮殿，也沒有足夠的房間被褥供龐大的王族與貴賓使用。但民眾們卻熱情洋溢，在狂喜的呼喊中迎接他們的國王，將他喚作“巴西皇帝”。因為直覺告訴他們，既然宗主國逃到這里尋求保護，就不會再將巴西當作低級的殖民地。事實上，國王剛剛抵達巴西，所有的壁壘便統統瓦解。他們首先開放港口，允許同世界各國展開貿易；然后解放工業生產，賦予它以絕對的自由；還開辦了一家銀行，取名為“巴西銀行”。他們還組建了各個部委，籌措起一間皇家印刷廠：此前一直遭到禁言的巴西，終于印出了第一份報紙。隨著一系列機構的設立，里約不僅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首都，同時也成為了學術中心、文化博物館和天然植物園。但直到1815年，巴西才取得了同宗主國完全平等的權利：這對曾經的主仆，如今終于成為兄弟。倘若提早十年，這還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國務活動家幾個世紀都無法取得的成果，居然用如此短暫的時間便實現了。這都要歸功于拿破侖，是他改變了這個世界。得益于這份幸運（也即是葡萄牙巨大的不幸），像美國獨立戰爭那樣將一國夷為平地、讓人們血流成河的戰爭放過了這個受到上天眷顧的國家。這個時代的歐洲動蕩不安，巴西卻可以利用這個機會鞏固國界。早在1750年，《托德西利亞斯條約》就已宣告無效。在穿越亞馬遜的旅程中，這個新的王國向西擴展了太多太多。他們向南取得了南大河州，向北則占領了圭亞那這一備受爭議的地區。當時歐洲各國正為維也納會議忙碌不堪，若昂六世便抓住這一契機，先是發動突然襲擊占領蒙得維的亞，隨后又將烏拉圭作為西斯普拉提那州并入巴西，盡管這個格局只持續了一小段時間。十九世紀，巴西的邊界已經徹底確定下來。
在葡萄牙王室停留的這段時間，巴西不僅取得了豐厚的政治利益，也收獲了巨大的道德優勢。自從彭巴爾侯爵將耶穌會士驅逐出去之后，這是葡萄牙精英階層第一次在巴西首都定居。為了展現自己的優越感，國王專程請來了法國及奧地利的畫家與研究人員，由他們負責建造各個機構。從這個時代開始，我們才有了真正屬于里約的圖畫、雕塑以及值得一讀的科學與文學作品。自從成為國王的避難所，巴西便再也不是一塊蠻荒之地。短短幾年之間，它已經成為一個以歐洲文明為藍本的文化中心，同時也是最光榮顯耀的王室所在地。沒有什么比奧地利國王的舉動更能體現這個年輕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了。自拿破侖倒臺之后，奧地利便成為了歐洲最強大的國家。但即便是奧地利國王，也將巴西王位的繼任者佩德羅(35)當作舉足輕重的人物，所以他才會將瑪麗·路易莎(36)的妹妹、他的女兒利奧波丁娜嫁給佩德羅為妻。為了迎接利奧波丁娜，里約熱內盧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如果若昂六世能順從自己的心意，他就會永遠留在巴西。因為他像所有人一樣，很快便發現了巴西的美好與潛力。然而，葡萄牙對此充滿妒忌。既然拿破侖已經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島，歐洲也已經恢復了平靜，國王便理所應當立即返回。召喚已經漸漸變成了命令，如果若昂六世不予聽從，他很可能會失去祖輩傳下來的王位。他不斷地將啟程日期一推再推，卻還是不得不走：1821年，若昂六世返回里斯本。在走之前，他親自選定了自己在巴西的**人，也就是王位的繼承者——佩德羅王子。
*
若昂六世在巴西居住了十二年，足夠他明白在新的世紀，巴西已經變得多么強大、自由和獨立。在他內心深處一直有個不祥的預感，擔心由兩個相隔三千英里的國家所組成的聯邦無法永遠存在下去。正因為如此，他才會指定佩德羅王子為巴西攝政王，并且建議他在必要情況下，寧可親自戴上巴西的王冠，也不能讓它落在任何一個冒險家手中。就這樣，國王的離去加速了巴西尋求獨立的民族化進程，而王位的繼任者對此非但不反對，反而加以支持。在公然的反叛之后，這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于1822年9月7日宣告巴**立。在這個過程中，他得到了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若澤·布尼法西奧·德·安德拉德·伊·西爾瓦的幫助，后者是巴西人中第一個政治家，擁有很高的智慧，知道如何利用王位繼承人的野心。同年10月12日，攝政王向國家宣誓，保證自己并非專制君主，而是受憲法約束的國王。人們便擁立他為巴西皇帝，世稱佩德羅一世。經過幾次小規模的戰役——敵人一部分是忠誠的葡萄牙軍隊，一部分是革命運動分子——巴西便獲得了平和的外部環境；可若想贏得人民內心的平靜，卻面臨更多困難。巴**立的情感，因著突然的勝利而飄飄欲仙，卻還希望看到更加奪目的榮耀。民族主義者并不認同第一位皇帝是真正的巴西人，人民也不會諒解佩德羅一世的葡萄牙出身。甚至有人懷疑，待若昂六世死后，他就會將兩個國家合二為一。佩德羅一世又過于浪漫而不切實際，怯懦而缺乏勇氣。他沉浸在男歡女愛之中，為了討好情人桑托斯侯爵夫人，甚至不惜犧牲國家利益。這個皇帝實在無法贏得人民的敬重。
在同阿根廷的大戰中，巴西又失掉了西斯普拉提那州，從根本上動搖了佩德羅一世的統治。以歷史的眼光來看，這場戰爭為巴西帶來了政治優勢，因為烏拉圭的獨立解決了巴西與阿根廷之間的所有沖突，這兩個兄弟國家的友誼也由此建立起來。但是1828年的巴西卻只想著拉普拉塔河河口。這個它多年以來所覬覦的目標，如今徹底失去了，巴西皇帝不可能不感到沮喪。1826年，若昂六世駕崩。佩德羅一世拒絕了理當由他繼承的葡萄牙王位，清楚地表明了他對巴西利益的考慮。可是這一舉動毫無用處——在巴西，佩德羅一世仍然是一個外國人，民族主義因素對他的反抗也越來越強烈。七月的法國革命使他徹底失去了民心，因為法國模式深深吸引了巴西議院。他們按照法國人的樣子演講、辯論、制定法律，他們對法國的模仿簡直到了瘋狂的地步，以至于巴西重要的政治家都更名為拉法耶特或者本杰明·康斯坦特。要想在共和革命中保住王權，這個不得人心的國王就必須退位。因此，在1831年，佩德羅一世將王位讓給了兒子。他對當時的境況有著清晰的認識：“我的兒子比我更有優勢，因為他是巴西人。”萬幸的是，這次禪位再次體現了巴西傳統：無論怎樣的政治斗爭都能以平和的方式解決，而不會有太多的流血犧牲。巴西的第一位君主順利離境，沒有受到任何的追捕與迫害。
*
新皇帝佩德羅二世擁有哈布斯堡與布拉甘薩血統，在父親禪位時他只有五歲。作為“幼年皇帝”的監護人，若澤·布尼法西奧在臺前幕后教授給他大量政治詭計。在過去的三個世紀，巴西一直處于依附地位，受到葡萄牙的監視。對它來說，議會權力與出版自由過于新鮮，馬上便迷倒了所有的人。人們爭論不休，政治氛圍永遠處于高度緊張狀態；但他們只是因為熱衷政治喜歡辯論，并非真有什么外部訴求。一個黨派為建立共和國而努力，另一個黨派則想讓佩德羅二世早些即位；不僅黨派明爭暗斗，個人恩怨也摻雜其間。沒有一屆**、沒有一個黨派能夠穩固不變。攝政王不斷更換，七年之內就換了四個。直到1840年保守黨派宣布佩德羅國王已經成人，才獲得了一些安寧。1841年6月18日，十五歲的少年國王正式加冕為巴西皇帝。
對于爭吵不休的南美政客，外界一直抱著懷疑態度。最明顯的例證便是，佩德羅二世即位之后，巴西派特使秘密前往歐洲，希望能給年輕國王找到一位公主為妻，卻遭受了冷漠的接待。特使首先來到維也納的哈布斯堡家族，也是少年皇帝關系最近的親屬。盡管在二十多年前，這個強盛的帝國毫不猶豫地將公主嫁給了佩德羅一世，如今的權臣梅特涅對這一請求的態度卻是猶豫而冷淡。由于政局不穩、叛亂頻發，南美國家已經無法取得歐洲的信任。1841年，沒有一個國家愿意讓公主漂洋過海，前往一個比海洋還危險的地方；而即便是級別最低的公主，也對大海那邊的王位不感興趣。特使在維也納的待客室徒勞無功地游蕩了一年，最后不得不滿足于找到一個那不勒斯公主。她既不漂亮也不富有，同她未來的國王丈夫相比，她唯一超過他的便是年齡。
可是這一次——就像歷史上常常發生的那樣——那些職業政客卻算錯了。這位年輕的君王和平統治了近半個世紀，保住了這個很難維持的地位，并受到了廣泛的尊重與愛戴。佩德羅二世天性喜愛思考，他更像是一個被束縛在王位上的學者與藏書家，而不是一名政客或者軍人。他是一個真正的人道主義者，生平最大的愿望便是收到曼佐尼、維克多·雨果或巴斯德的來信，而不是在戰場上立下戰功凱旋。盡管他長有漂亮的胡須，英俊瀟灑受人歡迎，卻不愿意拋頭露面。他喜歡留在佩德羅波利斯，同他的花草一起；或者前往歐洲，流連于書籍與博物館之間。他性格溫和，行為處世也同他的國家一樣：在他任期內的唯一一場戰爭，還是由于巴拉圭獨裁者洛佩斯的挑釁，才被迫應戰。巴西得勝之后便立即同鄰國言歸于好，甚至主動將戰利品退回給戰敗國。巴西皇帝于外獨當一面，于內謹言慎行；政治家們高瞻遠矚，總能以國際仲裁或相互協商的形式解決邊境沖突；國內經濟繁榮發展，與其不斷向外擴張，不如維持國內穩定。正因為如此，在佩德羅二世統治的五十年里，巴西獲得了世界范圍內的尊重和認可。
在這些年里，只有一個問題無法解決，那就是奴隸制度。它關系到整個國家的命脈，如果強令廢除，將會造成巨大的損失與犧牲。從一開始，奴隸制度便是巴西工農業發展的基礎，如今國內仍沒有足夠的機器與自由工人來取代那幾百萬黑色的雙手。但是自從美國獨立戰爭之后，奴隸制度已經從社會問題上升為道德問題，成為了整個國家的精神重負。巴西于1810年便同英國簽訂協議，但直到1831年才全面禁止進口黑奴，一同禁止的還有黑奴運輸。1871年，為了完善保**令，又出臺了《奴隸子女自由法》，保證奴隸的孩子出生便能獲得自由。依靠這兩個法令，廢除奴隸制度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因為奴隸來源已被封鎖，隨著現有奴隸的死亡，巴西以后將全部都是自由人。可事實上，無論奴隸商人還是農場主都沒有將這些法律放在眼里。1846年，奴隸運輸已經禁止了十五年，可仍然有五萬奴隸進入巴西。1847年，數字增加到五萬七千人；1848年，又增加到六萬人。這些“黑色象牙”的商人勢力強大，無視一切國際條約，英國不得不裝配炮艇抓捕非法運輸的船只。年復一年，奴隸問題漸漸成為討論的焦點，自由團體的態度越來越強硬，要求立即全面廢止這項“黑色的罪行”。但種植業的反抗亦日趨激烈，其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害怕采取突然措施會給國家帶來嚴重危機，這也并非沒有道理，因為十分之九的經濟收入都要依靠奴隸完成。
但對國王來說，這個問題卻造成了他個人的困擾。作為一位學者和自由主義者，他推崇民主、富有感情。盡管他也帶有一點哈布斯堡家族的冷漠，但卻無法眼睜睜地看著奴隸受苦。他高調反對所有從事這項骯臟業務的人；無論一個人多么富有，只要他的財產同販賣奴隸有關，皇帝就拒絕為他封爵授勛。可就是這樣一個文雅的人，在他探訪歐洲時，尤其是在那些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巴斯德、沙爾科、拉馬丁、雨果、瓦格納、尼采——面前，卻遭受著巨大的痛苦；因為只有在他統治的國家里，奴隸依然生活在皮鞭與鐵鏈之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都必須克制自己，盡量避開相關話題，這是巴西最明智的人——里約·布朗庫子爵——給他的建議。“不要為了奴隸問題大動干戈”，里約·布朗庫在臨死之前仍不忘勸告。他希望能用巴西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也即和平的方式。奴隸問題的后果難以預料；廢奴主義者與奴隸主間的沖突十分激烈，皇帝只能盡量從中調解，因為無論偏袒任何一方都可能造成皇權的傾覆。佩德羅二世對于這個問題的態度，盡管私底下人盡皆知，但在1884年前的四十多年里，他都盡力隱藏自己的觀點。1885年的臨時法令宣布解放所有的奴隸，甚至包括七十歲的老人；巴西又向前邁出了一大步。可是皇帝如今年老多病，留給他的時日已經不多了；而如果想讓最后一個奴隸恢復自由，還需要更多的時間。因此，佩德羅二世對廢奴主義者的支持便越來越明顯；他的女兒伊莎貝拉公主，皇位的法定繼承人，也贊同父親的做法。1888年5月13日，盼望已久的法律終于頒布，規定所有的奴隸立即恢復自由。
年邁的皇帝險些沒有看到宏愿的實現。里約熱內盧全城歡慶廢除奴隸制度時，佩德羅二世卻躺在米蘭的酒店里，忍受著病痛的折磨。他一直熱衷于學習知識，四月份還參觀了博物館，拜訪了幾位意大利學者。他先后到達卡普里島，佛羅倫薩和博洛尼亞；并在威尼斯美術學院漫游，仔細欣賞一幅幅美麗的圖畫；晚上，就到歌劇院聽愛蓮諾拉·杜絲唱歌，或者接待巴西作曲家卡洛斯·高梅斯(37)。沙爾科與另外三個醫生負責照顧他，但是皇帝的病情如此糟糕，已經做好了臨終圣事的準備。任何藥品與治療手段都比不上奴隸制廢除的消息，電報給了他新的活力，使他在艾麗絲萊班與戛納迅速康復，幾個月后便計劃著返回巴西。
這個長著白胡子的老皇帝已經維持了巴西近五十年的和平與繁榮。在他回國之際，整個里約都沸騰了。但是一個街區的聲音卻無法表明整個國家的態度。事實上，與之前各黨派間的斗爭相比，廢除奴隸制度引起了更大的慌亂，因為經濟危機的形勢比預計的更嚴重。許多曾經的奴隸都由鄉村來到城市；種植企業突然失去了工人，陷入到困境之中；曾經的奴隸主們也覺得受到了損害，因為沒有拿到補償或者所得的補償金不多，不足以彌補失去“黑色象牙”造成的損失。政治家們明白出現了問題，卻不知道該怎樣解決。自從美國獨立之后，巴西共和的火種就一直掩藏在灰燼之中，卻在如今這場強勁的風潮中汲取了養料。這次運動并非針對皇帝個人，他善良真誠、支持民主，即使最激進的共和派也沒法不尊敬他。可若想保住他的王朝，佩德羅二世卻缺少一個最重要的條件——他已經六十五歲了，卻沒有一個兒子，沒有一個男性繼承人來接管皇位。他曾有過兩個兒子，但都年少夭折，女兒也已經同法國的奧爾良家族成婚。巴西的民族意識越來越強，自然無法認同一個外國血統的親王。政治叛亂起源于軍隊，始作俑者人數很少，但如果積極抵抗，應該不難鎮壓。可是年邁體弱的國王早已厭倦了國事，當他在佩德羅波利斯接到消息時，已經沒有了抵抗的欲望。以他這種溫和的性情，最不能容忍的便是內戰。由于他和他的女婿都沒能當機立斷，保皇黨在一夜之間迅速倒臺。帝國的桂冠就這樣失去了，幾乎沒有掀起一點波瀾，也沒有造成流血犧牲；就像得到它時一樣，平和的巴西精神又一次成為真正的道德贏家。在過去的五十年里，佩德羅二世一直盡心為國，新一屆**對他并無敵意，只是希望他能平安撤離前往歐洲。老皇帝高貴冷靜地接受了建議，沒有絲毫抱怨。1889年11月17日，他像自己的父親與祖父一樣，永遠離開了美洲大陸。因為這里，再無君王容身的位置。
*
從此以后，巴西各州便組成了聯邦共和國。可是這種由帝國向共和國的轉變并沒有引起國內的震動，就像先前由殖民地變成帝國以及最近熱圖里奧·瓦加斯的崛起一樣；國家外在體制的變化并不能決定人民的精神態度，只有民族內在的特點才能銘刻于歷史之中。無論巴西的形式如何變化，在本質上都始終如一；不過隨著民族品性的不斷發展，自我意識也越來越強烈。巴西秉承相同的對內對外政策，堅持互惠互利、以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因為這是幾千萬人意志的反映。它從不以自身的建設阻礙世界的發展，反而能夠推動世界共同進步。在最近的一百年里，它再也沒有拓展過邊界，而是對所有鄰國心懷友善。它將所有精力都用于國內建設，尤其是在最近十年里，經濟不斷增長，人口不斷增加。它以最穩固的方式，跟上了時代的節奏。巴西受到大自然特殊的眷顧：土地廣袤、資源豐富、風景優美，擁有無盡的潛力。可是最初的問題依然存在，需要讓人民在各地扎根，而不是集中在人口過剩的地區；需要將新舊事物結合在一起，創造出一種全新的文化。盡管已經過去了四百四十年，巴西的發展卻從未停止；這片土地、這個世界對于下一代人的意義，我們根本無法想象。無論誰想描繪現在的巴西，都會不自覺地介紹它的“昨天”；也只有看到了巴西未來的人，才能發現它的真正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