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2月13日，一艘巨大的輪船“喬治·華盛頓”號載著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駛向歐洲的海岸。自從有地球以來，還沒有哪一只船、哪一個人被數百萬人帶著那么多的希望和信任所期待著。整整四年的時間，歐洲國家在互相毀滅，他們彼此用機關槍和大炮、用**和毒氣屠殺了數十萬最好的、最風華正茂的年輕人；四年了，他們彼此用言語和文字來交流的只有仇恨和輕蔑。但是，這些被激發起來的躁動也無法讓人們內心深處的一個秘密聲音保持沉默：他們所做的、他們所說的是反理智的，讓我們這個世紀尊嚴掃地。這些數以百萬計的歐洲人，無論有意識還是無意識，都有一種不言而喻的感覺：人類又回到了那荒漠般的、早以為已經一去不返的野蠻世紀。
這時從另外一個世界、從美利堅傳來了別樣的聲音，它越過仍然硝煙彌漫的戰場發出這樣的呼吁：“再也不要有戰爭。”再也不要過去那種將民眾在不知情、不愿意的情況下推到屠殺場上的分裂和罪惡的秘密外交。要有一個新的、更好的世界秩序，這將是“法律的國度，其基礎是治理對象的認可并受到人類有序輿論之維護”。太好了：在所有的國家，無論哪種語言，人們馬上就聽懂了這個聲音。戰爭，在昨天還是為爭奪地塊、邊界、原材料礦山和油田的無意義爭斗，突然之間獲得了一個更高級的、差不多宗教性的意義：建立一個擁有永久的和平、法律和人道的彌賽亞之國。一下子，百萬人的血似乎沒有白流。這些人遭受的痛苦，是為了在我們的地球上再也不要有這樣的痛苦重新出現。幾十萬上百萬的聲音帶著沉醉般的信任在向這個人喊話。他，威爾遜，要在勝利者與被戰勝者之間締結和平，從而讓它成為一個正當的和平；他，威爾遜，應該成為另外一位摩西，將新的律條帶給迷失的各國族。用不了幾個星期，威爾遜的名字將會是一種宗教性的力量，一種彌賽亞的力量。人們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建筑物和孩子。每一個或者正在經受困苦，或者感覺受到不公待遇的族群，都派遣代表團去他那里；數以千計的各種寫滿建議、請求和承諾的信件和電報來自五大洲，裝滿整個整個的箱子，正待運往那開向歐洲的船上。整個一個大洲、整個地球要求這個人成為最近一次爭吵的裁判，人們期待著夢寐以求的最終和解。
威爾遜不能抗拒這樣的呼喚。他在美國的朋友勸阻他，讓他不要去親自去參加和平會議。作為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他有責任不離開自己的國家。更好的辦法是，他從遠處來主持談判。但是，威爾遜不為所動。在他看來，與人們要求他去建成和平大業這一任務相比，他的國家里最高的榮譽、合眾國總統的責任也顯得輕微。他要考慮的不是一個國家、一個大洲，而是整個人類；不是眼下這個時刻，而是更美好的未來。他不是要心胸狹隘地去代表美國的利益，因為“利益不能將人聯結在一起，利益讓人分道揚鑣”，他要看到所有人都受益。他感覺到，他自己必須小心地警惕著不要讓再軍隊和外交官來左右民族國家的激情——對這兩種可怕的職業來說，人類的協同一致就意味著敲響了這兩個職業的死亡鐘聲。他個人必須是一根保險絲，“出于人民的意愿而不是他們的領導者的意愿”來說話。在人類這最后一次、最終有效的和平會議上，每一個字都要在全世界面前大開著門、大開著窗戶說出來。
帶著這樣的想法，他站在船上眺望著歐洲的海岸。它已經在霧中朦朧顯現，影影綽綽、邊際不清，如同他自己關于未來民族友誼的夢想一樣。他站得筆直，這是一位高個子男人，臉上線條孔武有力，眼鏡下面是銳利而清澈的眼睛，美國式有力的下顎向前突出，厚重多肉的嘴唇緊閉。作為美國南方長老會牧師的兒子和孫子，他有著那種類型男人身上所具有的嚴肅和執拗：對他們來說只有一個真相，而他們是一定要知道真相的。在他的血液里，有所有那些虔信上帝的蘇格蘭和愛爾蘭祖先的火熱，以及加爾文教派的熱忱，而這一教派授予頭領和教師的任務是：去拯救有罪的人類。在他的身上，完整地體現著一個布道者和殉難者的固執，他寧可為了自己的信念被燒死，也不愿意偏離圣經的一個字母。對于他這位民主黨人、學者來說，人性、人類、自由、和平、人權等這樣的概念并非冰冷的詞語，它們對他而言正如贊美詩對于他的父親和祖父那樣意義重大。對他來說，它們不是意識形態上的、含義模糊的概念，而是宗教的信仰條款。他已經下了決心，要一個音節一個音節地來捍衛它們，正如他的祖先捍衛《福音書》那樣。他已經經歷過很多次斗爭，當他瞥見歐洲的土地在他的視線中變得越發明亮時，他感覺到這一次斗爭是決定性的。他的肌肉不由自主地繃緊了，“為新秩序而戰斗：極盡協同之能事，于不得已時并不怵懼分歧”。（to fight for the new order, agreeab** if we can, disagreeab** if we must.）
可是不久以后，他那投向遠方的目光里的肅穆就變柔和了。在布雷斯特港口迎接他的有禮炮、彩旗，這些只是按照規定的對于盟國總統的禮節來進行的。但是，他感覺到在海岸上與他迎面而來的，那不是安排好的、有組織的接待，那是沒有預定的歡呼，是全體人民的火熱興奮。列車所到之處，任何一個村莊、一個聚落，每個房子都飄著旗幟，這希望的火苗。人們的手伸向他，人們的聲音環繞著他，當他從香榭麗舍大街進入巴黎時，興奮的瀑布從活人組成的歡騰之墻上奔流而下。巴黎人、法國人作為所有陌生的歐洲民族的象征，他們喊叫、他們歡呼，他們把自己的期待推擁到他的面前。他的臉越來越放松，一種自然的、幸福的、幾乎是沉醉的微笑從他的牙齒間露出來。他揮動著帽子，向右、向左，好像要問候所有的人、問候全世界。對，他親自來這里是對的，只有活生生的意志能戰勝僵硬的法律。一座如此幸福的城市，一群這樣樂于看到希望的人們，我們難道不能、難道不應該讓所有的人永遠都這樣嗎？還有一夜的安靜和休息，然后明天馬上就開始來給世界以和平，這是這個世界幾千年來都在夢想的。這是一個地球人所能完成的最偉大的行動。
在法國**安排的大廈、在外交部門前、在美國代表團下榻的克里雍大飯店（Hotel de Crillon）前面，已經擠滿了迫不及待的記者，他們已經是一支不小的軍隊。從北美就來了150位記者，每座城市、每份報紙都派出了自己的通訊員，他們所有的人都要求得到參加所有會議的入場券。參加所有的會議！因為這次會議特別地向全世界承諾了“完全公開”，這一次將不存在秘密會議或者私下協定。《十四點和平原則》的第一段就是：公開的和平條款，公開地達成，不應該有任何類型的國與國之間的秘密協商。“秘密協約”這個黑死病所造成的死亡比任何流行病都多，它要通過威爾遜的“公開外交”新法則而最終被戰勝。
令人失望的是，這聚集的人群等來的卻是尷尬的拖延。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都會獲得參加大會的許可，這個公開會議的紀要全本會讓他們轉達給世界的——實際上所有至關重要的內容都被化學清洗過了。但是，會議消息還不能先透露出來。首先必須確立談判日程。這些滿心失望的人本能地感覺到，正在自己面前發生的事情，肯定有什么不對勁的地方。但是，信息發布人所說的話，也并非完全不真實。關于談判日程，威爾遜在“四巨頭”的第一次會面上就感覺到了來自協約國的抵抗：人們有充分的理由不想什么都拿出來公開地談判。所有參戰國的公文包和文件柜里都有秘密合同條款，這些條約保證給每個國家他們的應得部分和戰利品，骯臟的和不體面的內衣只會在最親近的人面前才會晾出來。為了不從一開始就讓會議議程大打折扣，有些事情就只好先關起來門說好，提前處理干凈了。但是，不同意見不光存在于談判日程上，分歧也還在更深層次當中。從根本上，情形再清楚不過：美國和歐洲這兩個集團各有各的立場，一個在左，一個在右。在這個會議上本來要簽署完成的不光是一個和平，而是兩個。這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和平。其中的一個和平是短時的、是當下的，這是要與戰敗了、已經放下武器的德國結束戰爭。同時還有另外一個和平、一個未來的和平，它要讓未來的任何戰爭都變得永無可能。一方面是依照舊的、艱難方式的和平；另外一方面是新的、威爾遜的盟約，要成立國聯。這兩個當中，要先談判哪一個呢？
在這里，兩種觀點針鋒相對。威爾遜對短時的和平興趣不大。確定邊界、支付戰爭損失賠償、賠款這些事情，在他看來應該由專家和委員會在《十四點和平原則》的基礎上制定條款，并按照條款執行。這些是小活兒，是次要工作，是專業人士的工作。所有國家領導人的任務應該是——但愿如此——去開創新的、將要形成的事業，是各國間的一致、是永久的和平。每個集團都覺得自己所表達的議程是當務之急。歐洲的協約國也不無道理：不可以讓這個已經筋疲力盡的、不安的世界在四年戰爭之后再長達幾個月地等待和平，否則混亂就會在歐洲爆發。首先是實實在在的東西，將邊界、賠償定下來，讓那些還守著武器的男人回到他們的女人和孩子那里去，讓貨幣穩定下來，讓商業和交通恢復過來。在那之后，在堅實的地面上落腳之后，才可以讓威爾遜的海市蜃樓熠熠發光。就像威爾遜在內心里對當下的和平并不感興趣一樣，克里孟梭（Clemenceau）、勞合·喬治（Lloyd George）、桑尼多（Sonnino）作為老油子的戰術者和務實者，在內心最深處對威爾遜的要求也頗感無所謂。他們出于政治上的算計，部分也是由于真誠地喜歡他的人道的要求和理念，給他以掌聲，因為他們——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在自己的民眾那里感覺到，一個非自私自利的原則能帶來吸引人的、強迫性的巨大力量。因此，他們也愿意來討論威爾遜的計劃，當然要對其有一定的削弱和保留。但是，他們要首先締結與德國的和平來結束戰爭，然后才是盟約。
但是，威爾遜自己也是一個務實的人，他知道通過拖延一個充滿生命活力的要求會變得疲憊，會流干了血。他自己知道，如何將令人厭煩的質詢拖延性地推到一邊：如果一個人只擁有理想主義的情懷，是無法成為美國總統的。因此，他不屈不撓地堅持自己的立場：首先討論盟約。他甚至要求，盟約要在與德國的和平條約中一字不差地寫進去。他的這一要求又生發出第二個沖突。對于協約國來說，有罪的德國入侵比利時已經血腥地踐踏了國際法，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wsk），霍夫曼將軍的“拍桌子”是毫無顧忌的暴力行為最好例證。如果實行新規則，他們已經超前享有了他們根本配不上的未來人道主義原則的優待券。必須先用舊的、響當當的硬幣來清算，然后才是新的規矩，協約國提出這樣的要求。田野還荒蕪著，所有的城市都遭到了轟炸。為了給威爾遜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讓威爾遜親自去參觀。但是，威爾遜這個“不實際的人”有意地掠過廢墟。他只看向未來，他看到的不是被炸毀的房屋，而是永久性的建筑。只有一件事是他的任務：廢除舊秩序、建設新秩序。盡管他自己的顧問蘭辛（Robert Lansing）和豪斯（Colonel House）都反對他的要求，他還是不為所動，固執地堅持己見。先討論盟約。首先是全人類的事情，然后才是單個民族的利益。
斗爭是艱苦的，最致命的是他還浪費了時間。非常可惜的是，威爾遜沒能給他的夢想以一個有固定邊際的形式。他帶來的盟約條款，還遠遠沒有最后成形，那只是“初稿”，那還應該在無數個會議上討論、修改、改善、加強或者減弱。除此以外，禮貌也要求他除了巴黎以外還要去其他盟國的首都訪問一番。威爾遜去了倫敦，在曼徹斯特發表了演說，去了羅馬。在他離開巴黎期間，其他國家的政要并沒有真正的樂趣和熱情將他的盟約項目向前推進。過了一個多月，才召開了第一次全體會議。在這一個月中，在匈牙利、羅馬尼亞、波蘭、波羅的海沿岸和達爾馬提亞地區的邊境（dalmatinische Grenz），正規軍隊和志愿者軍隊也時有交火、占領地盤，維也納的饑荒在升級，在俄國情況也正變得尖銳。
但是，即便是在1月18日的全體會議上，這也只是理論上規定了盟約應該是“總體上的和平條約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份文件仍然沒有起草出來，它仍然在無休止的討論中從一個人的手里到另外一人手里，從一個修改者到另一個修改者。這樣又過了一個月，這是對歐洲來說最令人震驚不安的一個月，歐洲仍然熱切地想要真正的、實實在在的和平。一直到了1919年2月14日，在停戰三個月之后，威爾遜的盟約才有了一個最終的形式，它也被毫無異議地通過了。
世界再一次歡呼。威爾遜的要求勝利了。在未來，保證和平的，將不是武器暴力和恐怖，而是協議，是對更高一層權力的信任。離開談判大樓時，他獲得了暴風雨般的掌聲。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帶著驕傲的、由于幸福而感恩的微笑看向簇擁著他的人群，心里想著在這個民族后面的其他民族，在他們身后受過那么多苦的這整整一代人。感謝這個最終的安全保障，未來的一代再也不要有戰爭的煎熬，再也不受獨裁者的欺壓。這是他最了不起的一天，同時也是他最后的幸福日。因為威爾遜過早地凱旋般離開了戰場，這破壞了它的勝利。他于第二天，2月15日回到美國，為的是在那里給他的選民和同胞展示這永久和平的大**，而不是去重新回到另外那些簽訂最終停戰和約的人那里去。
當“喬治·華盛頓”號駛離布雷斯特時，又有禮炮轟鳴為他送行。但是，擁擠的人群現在變得更放松、更無所謂了。對民眾來說，那種激情澎湃的期待、那種彌賽亞式的希望已經過去了，因為威爾遜要離開歐洲了。在紐約，等待著他的迎接場面也是冷淡的。沒有飛機繞行在返鄉船的上空、沒有暴風雨般的歡呼。在他自己的**機構里、在參議院、在國會、在自己的黨內、在自己的人民當中，他看到更多的是不信任。歐洲對他不滿意，因為威爾遜沒有更邁進一步；美國對他不滿意，因為他走得太遠了。對歐洲來說，他那要將不同利益在一個更大的、普遍性的全人類利益之下聯結起來的要求似乎還不夠；在美國，他的政治對手——已經眼睛盯著下一次總統選舉——鼓動說，他沒有資格將新大陸的政治與不安定、不可預期的歐洲政治那么緊地聯在一起，這樣也違反了美國國內政治的基本準則，有悖于門羅宣言。威爾遜被嚴正警告說，他不是一個未來的夢想國的締造者，不用為其他國家著想；他要首先考慮美國人，是他們出于自己的意愿選舉他來代表美國人的。威爾遜還沒有從與歐洲談判的疲憊中休息過來，就又得開始與自己的黨人和自己的政治對手們談判。尤其是他必須給那個令他驕傲的盟約大廈補上一道后門，加上“美國可以從聯盟中退出”這一危險條款。這大廈本來是要建得不可動搖、無法戰勝的，可是這樣一來，為永久而計劃的“國家聯盟”（Leagues of Nations）的第一塊石頭就被拆除了，墻上的第一道裂縫出現了，這也導致了其最終坍塌的結局。
即便做了些限制和修正，威爾遜還是讓他的人類大**在歐洲和美國通過了，不過這只是半個勝利。威爾遜又一次回到了歐洲，不再像他離開時那么自如、那么有把握了。他此行是要來完成他的任務中的第二部分。船再一次駛進布雷斯特港口。他投向岸上的目光已經不再是從前那充滿希望的目光。他變老了，也累了，在這有限的幾個星期以內，他的臉顯出失望、嚴厲而僵硬的線條，一種艱難而痛苦的表情從嘴的周圍開始，左邊的面頰上有一道紋路貫穿，這是疾病的預警式先兆在他身上聚集起來。隨行的醫生沒有錯過任何一秒鐘，出于對他的保護而給他以預警。他知道，去實現這些規則比表述這些規則要困難。但是，他下了決心不要犧牲計劃中的任何一點。要么是全部的，要么什么都沒有。永久的和平，或者沒有和平。
他登陸時不再有人群歡呼，巴黎的街道上不再有歡呼，報紙在冷淡地等待觀望，人們謹慎而沒有信任。歌德的句子再度成真：“興奮不是一個能用很多年的物品。”威爾遜沒有利用恰當的時間，沒有在這火熱的鐵塊還在柔軟和可變的狀態中，按照他的意志來打造：他放任歐洲的理想主義情愫僵冷下來。他不在的這一個月什么都改變了。和他同時離開的還有勞合·喬治，克里孟梭被一位暗殺者的**擊中，兩個星期無法工作。這些無人監管的時間被那些私利代言人所利用，他們進入了委員會的會議廳。最賣力氣、最危險的活動是軍方的那些人。所有的元帥和將軍，他們在利益的聚光燈之下站了四年，他們的話、他們的決定、他們的意志在這四年讓成千上萬的人耳熟能詳，現在他們根本不打算黯然退場。一個要將他們的權力手段即軍隊拿走的盟約——盟約里說要廢除任何形式的兵役制——會威脅到他們的生存。因此，這出關于永久和平的鬧劇、這出奪去了他們的職業意義的鬧劇，一定要被鏟除，或者要把它給推到一條死胡同的軌道上去。他們威脅著要求增加軍備，而不是威爾遜的減少軍備；要求設定新的國界線和國家保障，而不是通過國與國的協商來解決問題。在他們眼里，能保證一個國家安全的不是寫在空氣中的十四點條例，那靠的是自己軍隊的武裝以及將對手解除武裝。在軍人的后面是工業集團的代表，他們要讓戰爭企業繼續運轉下去；還有那些中間人，他們要在戰爭賠款中掙錢；外交官們變得越來越搖擺不定，在他們的背后反對黨在威脅著，每個人都想要為自己的國家爭得一塊肥肉作為增長的基礎。不同的公共意見表達上，都留有那么幾個利益相關方的手印。所有的歐洲報紙——美國報紙也隨聲附和——無論哪種語言都是同樣的一個主題：威爾遜因為他的幻想而拖延和平。他那份本來值得表彰的、肯定是充滿了理想主義精神的烏托邦妨礙了歐洲的穩固。現在沒有時間可以浪費在道德考慮以及超級道德的顧慮中！如果不能馬上締結和平的話，歐洲就會爆發大混亂。
不幸的是，這些主張也并非完全沒有理由。威爾遜的計劃是為整個世紀考慮的，他的時間計量單位與歐洲各民族的時間計量單位有所不同。要完成實現人類千年夢想這樣的巨大任務，四五個月的時間在他眼里并不長。但是在此期間，在歐洲東部，有組織的“自由軍團”（Freicorps）這股黑暗勢力在調動并占領了一些地方，整個地區還都不知道他們現在屬于誰、應該屬于誰。德國和奧地利的代表團在四個月之后還沒有得到會晤。在沒有被劃定的邊界線上生活的民眾，變得越來越不安。有明確的信號表明，也許明天的匈牙利、后天的德國就會轉向布爾什維克。外交官們催促快些有個結果，盡快簽署條約，無所謂公正或者不公正。首先要把橫在路上的一切障礙物清除掉，首當其沖的就是這個倒霉的盟約！
到達巴黎后的第一時間已經足以讓威爾遜明白，他在三個月里搭建的建筑物，在他離開的這一個月里被拆毀殆盡，現在面臨著倒塌的危險。福煦元帥幾乎都成功地讓盟約從和平條約中消失，最初的三個月似乎都沒有意義地白干了。但是，在有決定性意義的關鍵地方，威爾遜意志堅定地不退讓一步。在第二天，3月15日他通過媒體正式聲明，1月25日的決議一如既往有效力，“盟約是和平協議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聲明，是他針對協約國的第一個反擊：協約國力圖將舊的秘密條約而不是新的盟約作為與德國簽訂和平條約的基礎。威爾遜總統現在準確地知道，這些國家剛剛還莊嚴地承諾尊重各民族的自我決定，實際上是各有領土要求目標：法國要求萊茵蘭地區和薩爾地區，意大利要求菲烏梅港口和達爾瑪提亞地區，羅馬尼亞、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要求他們的戰利品。如果他不進行反抗的話，那么這個和平就會是他所說的拿破侖的、塔列朗（Talleyrand）的、梅特涅（Mettenrnicht）的方法，而不是按照由他提交的、被熱烈接受的原則來簽訂和平條約。
十四天是在艱苦的斗爭中度過的。威爾遜當然不想將薩爾地區給法國，因為他認為這打破“自我決定”的首例會對后面的談判有示范作用。果然，意大利意識到它的所有要求都與打破這一原則連在一起，威脅要退出和平會議。法國的媒體加強了緊鑼密鼓的煽風點火，匈牙利更靠近布爾什維克了。協約國認為，他很快就讓歐洲洪水滔天了。甚至與他關系最密切的顧問，豪斯上校和羅伯特·蘭辛都越來越對他有抵觸，這能讓他感覺到。甚至他們，他從前的好朋友，現在考慮到世界的混亂局面也要求快速地締結和平，寧可犧牲幾條理想主義的要求。在威爾遜面前，形成了一道異口同聲的防線，在美國由政治上的敵人和對手鼓動起來的民意在錘擊他的后背。在有些時刻，威爾遜覺得自己的力量到了盡頭。他對一個朋友承認說，面對來自全方位的抵抗，他一個人挺不住太長時間。他已經決定，如果他的意志無法實現，他會離開這個和平會議。
在這場與所有人對抗的斗爭進程中，還有最后一個敵人也加入其中，這敵人來自內部、來自他的身體。在4月3日，恰好是在血腥的現實與還沒有規劃好的理想之間的斗爭到了關鍵節點時，威爾遜自己挺不住了。一場流行感冒讓這位63歲的人倒在床上。但是，時間的涌動比他發著燒的血流還要更加激蕩，不給這位病人任何時間來休息。從陰沉的天空上，災難性的消息像閃電般劈下來。4月5日，共產主義在巴伐利亞取得權力，宣告成立了一個“蘇維埃共和國”；奧地利這個處于半饑餓狀態、被布爾什維克的巴伐利亞和布爾什維克的匈牙利所包圍的國家，也隨時都可能加入其中。對他的抵抗力量在增加，每個小時他“一個人為所有事情負責”的責任也在增加。人們在催促、在逼迫這位筋疲力盡的人，一直到他的床邊。在旁邊的房間里，克里孟梭、勞合·喬治和豪斯上校正在商議，他們都已經下了決心，要不惜一切代價達成一個結局。這個代價是要讓威爾遜以他的要求、他的理想來支付的。現在大家一致的意見是，他的“長久和平”必須退讓，因為它擋住了現實的、軍事上的、物質上的和平之路。
可是，威爾遜疲倦、筋疲力盡，他被疾病給掏空了，被媒體上將他歸咎于遲延和平的攻擊給弄得暈頭轉向，被自己的顧問拋棄，被其他**的代表攻擊，但是他還沒有讓步。他感覺不可以對自己的話撒謊：只有當這個和平與非軍事的、長久的、未來的和平取得一致時，他才算真正為這唯一能夠拯救歐洲的“世界秩序”全力奮斗了。4月7日，他給華盛頓的美國海軍總部發了一份電報：“喬治·華盛頓”號出發來法國布雷斯特的最早日期，到達布雷斯特的最早的可能日期。總統希望這艘船盡早出發。當天整個世界都得到通告，威爾遜總統已經調遣他的船前來歐洲了。
這條消息如一道驚雷，人們很快就領會了其含義。現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威爾遜總統拒絕任何對他的盟約哪怕有絲毫違背的和平，他寧可提前離開會議，也不愿意作出讓步。一個歷史時刻來到了，一個決定了歐洲幾十年、幾百年命運的時刻來到了。如果威爾遜在會議桌前憤然起身，舊的世界秩序崩塌了，混亂出現了，但是，也許從中會有一顆新星辰誕生出來。歐洲在迫不及待地看著：其他的會議參加者會接手這個責任嗎？他會自己接過這個責任嗎？決定性的時刻。
決定性的時刻。這時威爾遜的決心還沒有任何動搖。沒有妥協，沒有讓步，不要“脅迫下的和平”，而是“公正的和平”。不給法國薩爾地區，不給意大利菲烏梅，不能將土耳其割裂開來，不能“交換人口”。正義凌駕于權力之上，理想凌駕于現實之上，未來凌駕于當前之上！正義必須開步而行，哪怕世界因此毀滅。這個短短的時刻將成為威爾遜的偉大的瞬間，他最偉大的、最人性的、最英雄的瞬間：如果他有力氣來堅持自己的主張，那會是一個無與倫比的行為，他的名字就會永久地列于為數不多的、真正的人類朋友當中。但是，這個瞬間后面有一個星期的時間，各個方面都在向他施壓：法國的、英國的和意大利的媒體抱怨他，稱他為“和平兇手”，以理論上——神學上的僵化思想來破壞和平，為私人的“烏托邦”理想來犧牲現實的世界。甚至德國，本來是寄一切希望于他的，現在也因為在巴伐利亞爆發的布爾什維主義而受到震動，也轉而反對他。反對程度一點兒也不比別人輕的，是他自己的同胞豪斯上校和蘭辛，他們堅持要他放棄自己的決定。國務秘書塔馬爾提（Tumulty）幾個星期前還興奮地從華盛頓發來電報：“只需總統的沖冠一怒，就能夠拯救歐洲甚至整個世界”，現在卻因為威爾遜的“沖冠一怒”從同樣的城市不安地發來電報說，“退出，這是個不聰明的、無論在這里還是在外國都是冒險性設想，會帶來最危險可能性的……總統應該……將中斷會議的勇氣放到它本來應該屬于的位置上……這時的退出無異于開小差。”
不安、絕望和因為眾口一詞的勸說對自己沒有把握，威爾遜惶惑地看著自己的周圍。沒有人站在他這邊：在會議室里大家都反對他；在他自己的決策咨詢團里，大家也都反對他；看不見的數以百萬記的聲音也在反對他。那些在遠處堅決地表示要他堅持住、要他保持不變的聲音，傳不到他這里。他預感不到，如果他真的做到了像他所威脅的那樣拍案而起，他的名字就會穿越一切時代被永久地保留下來。他只需要對自己保持不變，他的未來理念就會白璧無瑕地存留下來，作為可以不斷更新的信條。他預感不到，從這個他對貪婪、仇恨和非理性力量說出來的“不”當中，會有怎樣的創造性力量噴涌出來。他只是感覺到，他一個人太軟弱乏力，無法承擔這最后的責任。于是，致命的情形出現了：威爾遜慢慢地讓步了，他的僵持態度開始松動了。豪斯上校做了搭橋的工作。談判的期限被確定下來，有八天的時間來談判邊界問題。終于在4月15日，歷史上一個黑暗的日子，威爾遜帶著沉重的心情和不安的良心，同意了克里孟梭明顯降低了的軍事上的要求：薩爾地區并沒有永久性地割讓給法國，而是限期十五年。迄今為止不肯妥協的人做出了第一個妥協。就像使用了魔術棒一樣，第二天整個巴黎媒體界的氣氛大為變樣。那些昨天還罵他為和平擾亂者、世界毀滅者的媒體，表揚他是世界上最智慧的政治領袖。但是，這種表揚在他內心中焚如烈焰，如同在對他最內在的靈魂進行譴責。威爾遜知道，也許他確實挽救了和平，那是眼下的和平。但是，在和解意義上的長久和平——那是唯一能拯救世界的和平——被錯過了、打了水漂。在通往一個超越時間的理想之路上，世界在風暴中被拋回出發的原點。他，這一理想的領軍人物和旗手，在一場決定性的戰役上失敗了——那是一場對抗自己的戰役。
在這個命運攸關的時刻，威爾遜的做法有理由還是沒有理由？誰有資格做這個判斷呢？無論如何：一個決定在這個歷史性的、永不再來的日子里塵埃落定，它的后果會延伸到幾十年、幾百年，它的欠債我們要無數次地用鮮血、絕望和無力無奈的困擾來償還。從這一天開始，威爾遜的權力之翼——在道德方面，沒有哪個同代人能夠企及——折斷了，他的美譽一去不返，相伴而來的是，他的力量在衰退。誰做了坦白交代，誰就不再能夠堅持。妥協注定只會不斷地通向新的妥協。
不誠實產生不誠實，暴力催生暴力。和平——威爾遜所夢想的是一個整體、一個永久性的——仍然是碎片狀的，仍然是一個不完善的圖景，因為它不是在未來意義上被形塑的；因為它不是由人道主義的精神、出于純粹的理性來規劃的：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也許是最命運攸關的歷史時刻，可哀可嘆地錯失了。這個失望的、再度不被神靈眷顧的世界，感覺到了隨之而來的黑暗和惶惑。這個先前被當做世界的療救者而受到歡迎的人，在返回故國之時已不再是一個能救治別人的人，而是一位疲倦、生病的、被死亡尋上門的人。再沒有歡呼陪伴著他，再沒有彩旗向他舞動。當他的船駛離歐洲海岸時，這位被戰勝者轉過身去。他拒絕讓自己的目光再去看我們這不幸的土地，幾千年來這片土地渴望著和平和統一，但是還從來沒能實現過。人性化的世界這一永遠的夢幻圖景又一次消解在霧中，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