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傳及其著書
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名之曰“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即伯魚之卒，當孔子六十九歲也。《論語》（按，《先進》 ）曰：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材]（才）不[材]（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以此觀之，伯魚之卒在顏淵之前，而又在孔子在魯之時，即當在孔子年六十八歲返魯以后也。不然，則當在孔子五十五歲以前。而子思之生亦當在孔子五十歲前后也。然據《孟子》、《檀弓》、《漢書·藝文志》皆云子思晚年為魯穆公之師。穆公即位在周威烈王十九年。如子思之生在孔子五十前后，則此時當年九十明矣，其說難信。故若以伯魚之死在孔子返魯以后，而子思之生略前于此，則子思之為穆公師時，年七十七八，是尚可信也。《困學紀聞》之說亦如此，則《孔子家語》謂伯魚年五十而死，是也。
子思生于孔子之晚年，伯魚之子也。孔子不甚注意于其子之教育，觀陳亢問伯魚之語，而曰：“聞君子之遠其子”（按，《論語·季氏》 ），可以見已。又伯魚似非甚明哲之人。孔子就顏淵之死，而曰：“[材]（才）不[材]（才），亦各言其子也。”則顏淵與伯魚，其賢明之度之相去明矣。就伯魚之事，史傳無一言之者。
子思之事跡，史傳不詳。《孔叢子》謂子思被圍于宋，然其書不可信。劉向《說苑》曰：子思在衛甚苦，田子方贈以狐白裘，不受。孟子亦言其居衛之事。又其晚年為魯穆公之師，出于《孟子》、《檀弓》、《藝文志》。由此觀之，子思之年當至八十歲，而經過孔子學派全盛之時代者也。
子思不知學于何人，意七十子之徒皆其師乎？唯韓愈《送王塤序》曰：“子思之學蓋出曾子。”此不過想象之說，故以“蓋”字疑之。伊川信之，至朱子遂去“蓋”之一字。觀《檀弓》：曾子謂子思曰：“伋”，汝云云，語氣雖似師弟，然觀其下文所述，乃敵體之問答，不能以《檀弓》之詞而遂斷為曾子之門人也。
孔子之學說之根柢，仁也。仁者不可名狀，又人之所以不可不仁，不能由理論證明之，譬諸無基礎之宮室，此其缺點也。比之老子自宇宙之根本說來者，甚為薄弱。老子之說出，孔子之說危，此必然之勢也。于是子思乃從宇宙說起，以證人倫之為宇宙必然之法則。《中庸》之本意即在于此。曾子，孔子之徒也，故用社會上之文字而謂之曰“忠恕”。然子思用更普遍之文字而謂之曰“誠”。前者社會問題，后者宇宙問題也。此二者雖不必相矛盾，決不可同類視之也。故吾人以《中庸》為反于孔子之正傳，乃孔子學派對老子而欲保其獨立之位置而作者也。然《中庸》實儒教哲學之淵源，通孟子而至宋代，遂成偉大之哲學者也。
第二章 本論
第一節 形而上學
孔子之“仁”，倫理的概念也，圣人之本能也。曾子窺破此本能，而謂之曰“忠恕”。忠恕所以維持人類社會者，而子思以“誠”之一字形容之，更進而以“誠”為各人之本性。茍人率其性而行，則行而無不正。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按，《中庸》 ）是以彝倫存于人之天性中。后世儒教哲學之根本全在于此。然《中庸》于思索之涂徑，不止于此。以為人之性質之動而合于彝倫也，恰如鳶之飛，魚之躍，此等皆自然而能然者。尋其所以然之源，則由于“誠”之發現。故一切萬物，“誠”而已矣，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而“誠”者是一而非二，有性而無量。自其為萬物之根本觀之，與叔本華之“意志”相似，故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誠又非盲目的活動，而有智力的成分者也，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誠，絕對也，不變也，無始終也，常活動也，故曰：“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征，征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而誠者一切萬物之本性，又人之本性也。
由此觀之，子思以有倫理的意義之誠，為宇宙之根本主義，因之為各物之本性。故自子思目中觀之，倫理的法則與物理的法則、生理的法則，皆同一也。自其發現之方面言之，雖千差萬別，然求其根本，則無出于誠之外者。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而人之能返于誠者與自然無異，即與天地合體者也。故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按，以上引文均見《中庸》 ）
如此，以“誠”為宇宙之根本主義，為人類之本性，故彝倫者人性先天中所有者也。其駁擊蔑視社會、排斥倫理之徒，可謂十分用意。今不問其論據之是非，如此飄然而涉宇宙問題，孔子之所夢想不到也。孔子平時之所說者，社會內耳，人情上耳，詩書執禮耳，與子思之說，其大小、廣狹、精粗之差，果何如乎？宜哉荀卿洞察之，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按，《非十二子》篇 ）
第二節 倫理學
若夫一切之事，一切之物，而皆為誠之發現，則人率其性，自無不合于道，教育之事可廢矣。子思欲救此失，于是謂人性誠也，然其知之與行也，人各不同。知有種種之階級：其上者“生而知之”，其次“學而知之”，其下“困而知之”。行亦有“安”、“利”、“勉強”之別。故人之本性雖為誠，然有不知其誠者，于是有教育之必要；有知之而不能行者，于是有訓練之必要。果然，則知與行可謂妨礙誠之發現者也；即妨之者非知與行，然必有妨礙之者明矣。至此而子思所建設之一元論，不得不破而為二元論，即一面“誠”有倫理的實現性，一面有妨礙之者是也。
其所以有矛盾者，由“誠”有二義：一，倫理上之意義；一，實在之意義也。子思混而一之以證人性之誠。其說宇宙之法則時，只有實在之意義；而其說人性也，又有倫理上之意義，而不悟其與事實相矛盾。于是至孟子，而不得不唱“性”“欲”二元論，亦自然之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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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刊于1905年7月《教育世界》104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