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都邑者，政治與文化之標征也。自上古以來，帝王之都皆在東方。太皞之虛在陳，大庭氏之庫在魯，黃帝邑于涿鹿之阿，少皞與顓頊之虛皆在魯、衛，帝嚳居亳。惟史言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與古帝宅京之處不同。然堯號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陽；舜號有虞氏，而子孫封于梁國之虞縣，孟子稱舜生卒之地皆在東夷。蓋洪水之災，兗州當其下游，一時或有遷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禹時都邑雖無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見于經典者，率在東土，與商人錯處河、濟間，蓋數百歲。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遷，不出邦畿千里之內。故自五帝以來，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東方，惟周獨崛起西土。武王克紂之后，立武庚，置三監而去，未能撫有東土也；逮武庚之亂，始以兵力平定東方，克商踐奄，滅國五十。乃建康叔于衛，伯禽于魯，太公望于齊，召公之子于燕。其于蔡、郕、郜、雍、曹、滕、凡、蔣、邢、茅諸國，棋置于殷之畿內及其侯甸；而齊、魯、衛三國，以王室懿親，并有勛伐，居蒲姑、商、奄故地，為諸侯長；又作雒邑為東都，以臨東諸侯；而天子仍居豐、鎬者凡十一世。自五帝以來，都邑之自東方而移于西方，蓋自周始。故以族類言之，則虞、夏、皆顓頊后，殷、周皆帝嚳后，宜殷、周為親；以地理言之，則虞、夏、商皆居東土，周獨起于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范》“九疇”，帝之所以錫禹者，而箕子傳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為名，而殷人承之矣。文化既爾，政治亦然。周之克殷，滅國五十；又其遺民，或遷之雒邑，或分之魯、衛諸國。而殷人所伐，不過韋、顧、昆吾；且豕韋之后仍為商伯，昆吾雖亡，而已姓之國仍存于商、周之世。《書·多士》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當屬事實。故夏、殷間政治與文物之變革，不似殷、周間之劇烈矣。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移轉；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又自其表言之，則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無以異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則其制度文物與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萬世治安之大計，其心術與規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夢見也。
欲觀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異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其旨則在納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周公制作之本意，實在于此。此非穿鑿附會之言也，茲篇所論，皆有事實為之根據，試略述之。
殷以前無嫡庶之制。黃帝之崩，其二子昌意、玄囂之后，代有天下。顓頊者昌意之子，帝嚳者玄囂之子也；厥后虞、夏皆顓頊后，殷、周皆帝嚳后。有天下者，但為黃帝之子孫，不必為黃帝之嫡。世動言堯、舜禪讓，湯、武征誅，若其傳天下與受天下有大不同者。然以帝系言之，堯、舜之禪天下，以舜、禹之功，然舜、禹皆顓頊后，本可以有天下者也；湯、武之代夏、商，固以其功與德，然湯、武皆帝嚳后，亦本可以有天下者也。以顓頊以來諸朝相繼之次言之，固已無嫡庶之別矣。一朝之中，其嗣位者亦然。特如商之繼統法，以弟及為主，而以子繼輔之，無弟然后傳子。自成湯至于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繼兄者凡十四帝；〈外丙、中壬、大庚、雍己、大戊、外壬、河亶甲、沃甲、南庚、盤庚、大辛、小乙、祖甲、庚丁〉其以子繼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為弟之子。〈小甲、中丁、祖辛、武丁、祖庚、廩辛、武乙〉惟沃甲崩，祖辛之子祖丁立；祖丁崩，沃甲之子南庚立；南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此三事獨與商人繼統法不合。此蓋《史記·殷本紀》所謂中丁以后九世之亂，其間當有爭立之事，而不可考矣。故商人祀其先王，兄弟同禮；既先王兄弟之未立者，其禮亦同，是未嘗有嫡庶之別也。此不獨王朝之制，諸侯以下亦然。近保定南鄉出句兵三，皆有銘：其一曰“大祖日已、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已”；其二曰“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其三曰“大兄日已、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此當是殷時北方侯國勒祖父兄之名于兵器以紀功者；而三世兄弟之名先后駢列，無上下貴賤之別。是故大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周公之繼武王而攝政稱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殷自武乙以后，四世傳子，又《孟子》謂：“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子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為大子，大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后”。《史記·殷本紀》則云：“帝乙長子為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故立辛為嗣。”此三說雖不同，似商末已有立嫡之制。然三說已自互異，恐即以周代之制擬之，未敢信為事實也。〉舍弟傳子之法，實自周始。當武王之崩，天下未定，國賴長君；周公即相武王克殷勝紂，勛勞最高，以德以長，以歷代之制，則繼武王而自立，固其所矣。而周公乃立成王而已攝之，后又反政焉。攝政者，所以濟變也；立成王者，所以居正也。自是以后，子繼之法遂為百王不易之制矣。
由傳子之制而嫡庶之制生焉。夫舍弟而傳子者，所以息爭也。兄弟之親本不如父子，而兄之尊又不如父，故兄弟間常不免有爭位之事。特如傳弟既盡之后，則嗣立者當為兄之子歟？弟之子歟？以理論言之，自當立兄之子；以事實言之，則所立者往往為弟之子。此商人所以有中丁以后九世之亂，而周人傳子之制正為救此弊而設也。然使于諸子之中可以任擇一人而立之，而此子又可任立其欲立者，則其爭益甚，反不如商之兄弟以長幼相及者猶有次第矣。故有傳子之法，而嫡庶之法亦與之俱生。其條例，則《春秋左氏傳》之說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公羊家之說曰：“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侄娣；嫡侄娣無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無子，立左媵侄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現在，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后生。”此二說中，后說尤為詳密，顧皆后儒充類之說；當立法之初，未必窮其變至此。然所謂立子以貴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者，乃傳子法之精髓，當時雖未必有此語，固已用此意矣。蓋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爭。任天者定，任人者爭；定之以天，爭乃不生。故天子諸侯之傳世也，繼統法之立子與立嫡也，后世用人之以資格也，皆任天而不參以人，所以求定而息爭也。古人非不知官天下之名美于家天下，立賢之利過于立嫡，人才之用優于資格，而終不以此易彼者，蓋懼夫名之可藉而爭之易生，其敝將不可勝窮，而民將無時或息也。故衡利而取重，絜害而取輕，而定為立子立嫡之法，以利天下后世；而此制實自周公定之。是周人改制之最大者，可由殷制比較得之。有周一代禮制，大抵由是出也。
是故由嫡庶之制而宗法與服術二者生焉。商人無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藉曰有之，不過合一族之人奉其族之貴且賢者而宗之；其所宗之人，固非一定而不可易，如周之大宗、小宗也。周人嫡庶之制，本為天子諸侯繼統法而設，復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則不為君統而為宗統，于是宗法生焉。周初宗法雖不可考，其見于七十子后學所述者，則《喪服小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于上，宗易于下，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后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是故有繼別之大宗，有繼高祖之宗，有繼曾祖之宗，有繼祖之宗，有繼禰之宗，是為五宗。其所宗者皆嫡也，宗之者皆庶也。此制為大夫以下設，而不上及天子諸侯。”鄭康成于《喪服小記》注曰：“別子，諸侯之庶子，別為后世為始祖者也；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也。”又于《大傳》注曰：“公子不得宗君。”是天子諸侯雖本世嫡，于事實當統無數之大宗，然以尊故，無宗名。其庶子不得禰先君，又不得宗今君，故自為別子，而其子乃為繼別之大宗。言禮者嫌別子之世近于無宗也，故《大傳》說之曰：“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注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此傳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又若無適昆弟，則使庶昆弟一人為之宗，而諸庶兄弟事之如小宗，此傳所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大傳》此說，頗與《小記》及其自說違異。蓋宗必有所繼，我之所以宗之者，以其繼別若繼高祖以下故也，君之嫡昆弟、庶昆弟皆不得繼先君，又何所據以為眾兄弟之宗乎？或云：立此宗子者，所以合族也。若然，則所合者一公之子耳；至此公之子與先公之子若孫間，仍無合之之道。是大夫士以下皆有族；而天子諸侯之子，于其族曾祖父母、從祖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以下服之所及者，乃無綴屬之法，是非先王教人親親之意也。故由尊之統言，則天子諸侯絕宗，王子公子無宗可也；由親之統言，則天子諸侯之子，身為別子而其后世為大宗者，無不奉天子諸侯以為最大之大宗，將以尊卑既殊，不敢加以宗名，而其實則仍在也。故《大傳》曰：“君有合族之道。”其在《詩·小雅》之《常棣序》曰：“燕兄弟也。”其詩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大雅》之《行葦序》曰：“周家能內睦九族也。”其詩曰：“戚戚兄弟，莫通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幾。”是即《周禮·大宗伯》所謂“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者，是天子之收族也。《文王世子》曰：“公與族人燕則以齒。”又曰：“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是諸侯之收族也。夫收族者，大宗之事也。又在《小雅》之《楚茨》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此言天子諸侯祭畢而與族人燕也。《尚書大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后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是祭畢而燕族人者，亦大宗之事也。是故天子諸侯雖無大宗之名，而有大宗之實。《篤公劉》之詩曰：“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傳》曰：“為之君，為之大宗也。”《板》之詩曰：“大宗維翰。”《傳》曰：“王者，天下之大宗。”又曰：“宗子維城。”《箋》曰：“王者之嫡子，謂之宗子。”是禮家之大宗限于大夫以下者，詩人直以稱天子諸侯。惟在天子諸侯，則宗統與君統合，故不必以宗名。大夫、士以下皆以賢才進，不必是嫡子，故宗法乃成一獨立之統系。是以喪服有為宗子及其母、妻之服皆齊衰三月，與庶人為國君、曾孫為曾祖父母之服同。適子、庶子袛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于宗子之家；子弟猶歸器，祭則具二牲，獻其賢者于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敢私祭，是故大夫以下，君統之外復戴宗統，此由嫡庶之制自然而生者也。
其次則為喪服之制。喪服之大綱四：曰“親親”，曰“尊尊”，曰“長長”，曰“男女有別”。無嫡庶，則有親而無尊，有恩而無義，而喪服之統紊矣。故殷以前之服制，就令成一統系，其不能如周禮服之完密，則可斷也。喪服中之自嫡庶之制出者：如父為長子，三年；為眾子，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母為長子，三年；為眾子，期。公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功；為庶子之長殤、中殤，無服。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功；為庶子之長殤，小功。適婦，大功；庶婦，小功。適孫，期；庶孫，小功。大夫為嫡孫為士者，期；庶孫，小功。出妻之子為母，期。為父后者，則為出母，無服；為父后者，為其母，緦。大夫之適子為妻，期；庶子為妻，小功。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期；為庶昆弟，大功；為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功；為庶昆弟之長殤，小功。為適昆弟之下殤，小功；為庶昆弟之下殤，無服。女子子適人者，為其昆弟之為父后者，期；為眾昆弟，大功。凡此皆出于嫡庶之制。無嫡庶之世，其不適用此制明矣。又無嫡庶則無宗法，故為宗子與宗子之母妻之服無所施。無嫡庶，無宗法，則無為人后者，故為人后者為其所后及為其父母昆弟之服亦無所用。故《喪服》一篇，其條理至精密纖悉者，乃出于嫡庶之制即行以后，自殷以前，決不能有此制度也。
為人后者為之子，此亦由嫡庶之制生者也。商人諸帝，以弟繼兄者，但后其父而不后其兄，故稱其所繼者仍曰兄甲、兄乙；既不為之子，斯亦不得云為之后矣。又商之諸帝，有專祭其所自出之帝，而不及非所自出者。《卜辭》有一條曰：“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牛一，羊一。”〈《殷虛書契后編》卷上第五葉，及拙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其于大甲、大庚之間不數沃丁，是大庚但后其父大甲，而不為其兄沃丁后也。中丁、祖乙之間不數外壬、河亶甲，是祖乙但后其父中丁，而不為其兄外壬、河亶甲后也。又一條曰：“□祖乙〈小乙〉、祖丁〈武丁〉、祖甲、康祖丁〈庚丁〉、武乙衣。”〈《書契后編》卷上，第二十葉，并拙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于祖甲前不數祖庚，康祖丁前不數廩辛，是亦祖甲本不后其兄祖庚，庚丁不后其兄廩辛，故后世之帝，于合祭之一種中乃廢其祀〈其特祭仍不廢〉。是商無為后者為之子之制也。周則兄弟之相繼者，非為其父后而實為所繼之兄弟后。以春秋時之制言之，《春秋經》文二年書“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公羊傳》曰：“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后祖也。”夫僖本閔兄，而《傳》乃為閔為祖，僖為禰，是僖公以兄為弟閔公后，即為閔公子也。又《經》于成十五年書“三月乙己，仲嬰齊卒。”《傳》曰：“仲嬰齊者，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后也。為兄后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后者為之子也。為人后者為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后？后歸父也。”夫嬰齊為歸父弟，以為歸父后，故祖其父仲遂而以其字為氏，是春秋時為人后者無不即為其子。此事于周初雖無可考，然由嫡庶之制推之，固當如是也。
又與嫡庶之制相輔者，分封子弟之制是也。商人兄弟相及，凡一帝之子，無嫡庶長幼，皆為未來之儲貳，故自開國之初，已無封建之事，矧在后世，惟商末之微子、箕子。先儒以微、箕為二國名，然比干亦王子而無封，則微、箕之為國名，亦未可遽定也。是以殷之亡，僅有一微子以存商祀；而中原除宋以外，更無一子姓之國。以商人兄弟相及之制推之，其效固應如是也。周人即立嫡長，則天位素定，其馀嫡子庶子，皆視其貴賤賢否，疇以國邑。開國之初，建兄弟之國十五，姬姓之國四十，大抵在邦畿之外，后王之子弟亦皆使食畿內之邑。故殷之諸侯皆異姓，而周則同姓異姓各半，此與政治文物之施行甚有關系，而天子諸侯君臣之分亦由是而確定者也。
自殷以前，天子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當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葉稱王；湯未放桀之時，亦已稱王；當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稱王。蓋諸侯之于天子，猶后世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誥》，皆稱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踐奄，滅國數十，而新建之國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魯、衛、晉、齊四國，又以王室至親為東方大藩。夏、殷以來古國，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復諸侯之長而為諸侯之君。其在喪服，則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與子為父、臣為君同。蓋天子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此周初大一統之規模，實與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
嫡庶者，尊尊之統也，由是而有宗法，有服術，其效及于政治者，則為天位之前定，同姓諸侯之封建，天子之尊嚴。然周之制度，亦有用親親之統者，則祭法是已。商人祭法，見于《卜辭》所紀者，至為繁復。自帝嚳以下，至于先公先王先妣，皆有專祭；祭各以其名之日，無親疏遠邇之殊也。先公先王之昆弟，在位者與不在位者祀典略同，無尊卑之差也。其合祭也，則或是上甲至于大甲九世，或自上甲至于武乙二十世，或自大丁至于祖丁八世，或自大庚至于中丁三世，或自帝甲至于祖丁二世，或自小乙至于武乙五世，或自武丁至于武乙四世，又數言自上甲至于多后衣。此于卜辭屢見，必非周人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大祭，是無毀廟之制也。雖《呂覽》引《商書》言“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而《卜辭》所紀事實，乃全不與之合，是殷人祭其先無定制也。周人祭法，《詩》、《書》、《禮經》皆無明文。據禮家言，乃有七廟、四廟之說。此雖不可視為宗周舊制，然禮家所言廟制，必已萌芽于周初，固無可疑也。古人言周制尚文者，蓋兼綜數義而不專主一義之謂。商人繼統之法，不合尊尊之義，其祭法又無遠邇尊卑之分，則于親親、尊尊二義，皆無當也。周人以尊尊之義經親親之義而立嫡庶之制，又以親親之義經尊尊之義而立廟制，此其所以為文也。說廟制者，有七廟、四廟以殊，然其實不異。《王制》、《禮器》、《祭法》、《春秋穀梁傳》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曾子問》言“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荀子·禮論》篇亦言“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惟《喪服小記》獨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高祖以下也，與始祖而五也。”如鄭說，是四廟實五廟也。《漢書·韋玄成傳》：“玄成等奏：《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朝四而七。”《公羊·宣六年傳》何注云：“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周家祖有功，宗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于子孫，自高祖以下而七廟。”《王制》鄭注亦云：“七者，太祖及文、武之祧，與親廟四。”則周之七廟，仍不外四廟之制。劉歆獨引《王制》說之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不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是謂七廟之中，不數文、武，則有親廟六。以禮意言之，劉說非也。蓋禮有尊之統，有親之統。以尊之統言之，祖愈遠而愈尊，則如殷人之制，遍祀先公先王可也。廟之有制也，出于親之統；由親之統言之，則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親，上不過高祖，下不過玄孫，故宗法服術皆以五為節。喪服有曾祖父母服而無高祖父母服，曾祖父母之服不過齊衰三月。若夫玄孫之生，殆未有及見高祖父母之死者；就令有之，其服亦不過袒免而止，此親親之界也。過是，則親屬竭矣，故遂無服。服之所不及，祭亦不敢及。此禮服家所以有天子四廟之說也。劉歆又云：“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雖然，言豈一端而已。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有無貴賤一者。車服之節，殯葬之期，此有等衰者也。至于親親之事，則貴賤無以異。以三為五，大夫以下用之；以五為九，雖天子不能過也。既有不毀之廟以存尊統，復有四親廟以存親統，此周禮之至文者也。宗周之初，雖無四廟明文，然祭之一種限于四世，則有據矣。《逸周書·世俘解》：“王克殷，格于廟。王烈祖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此太伯、虞公、邑考與三王并升，猶用殷禮，然所祀者四世也。《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于先公之中追王二代，與文、武而四，則成王、周公時廟數雖不必限于四王，然追王者與不追王者之祭，固當有別矣。《書·顧命》所設幾筵，乃成王崩，召公攝成王冊命康王時依神之席，〈見拙撰《周書顧命考》及《顧命后考》〉而其席則牖間、西序、東序與西夾凡四，此亦為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設。是周初所立，即令不止四廟，其于高祖以下，固與他先公不同。其后遂為四親廟之制，又加以后稷、文、武，遂為七廟。是故遍祀先公先王者，殷制也。七廟、四廟者，七十子后學之說也；周初制度，自當在此二者間。雖不敢以七十子后學之說上擬宗周制度，然其不如殷人之遍祀其先，固可由其他制度知之矣。
以上諸制，皆由尊尊、親親二義出。然尊尊、親親、賢賢，此三者治天下之通義也。周人以尊尊、親親二義，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而以賢賢之義治官。故天子諸侯世，而天子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蓋天子諸侯者，有土之君也；有土之君，不傳子，不立嫡，則無以弭天下之爭；卿大夫士者，圖事之臣也，不任賢，無以治天下之事。以事實證之，周初三公，惟周公為武王母弟，召公則疏遠之族兄弟，而太公又異姓也。成、康之際，其六卿為召公、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而召、畢、毛三公又經卿兼三公，周公、太公之子不與焉！王朝如是，侯國亦然，故《春秋》譏世卿。世卿者，后世之亂制也。禮有大夫為宗子之服，若如春秋以后世卿之制，則宗子世為大夫，而支子不得與，又何大夫為宗子服之有矣！此卿、大夫、士不世之制，當自殷已然，非必周制，慮后人疑傳子立嫡之制通乎大夫以下，故附著之。
男女之別，周亦較前代為嚴。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此周之通制也。上古女無稱姓者。有之，惟一姜嫄。姜嫄者，周之妣，而其名出于周人之口者也。傳說黃帝之子為十二姓，祝融之后為八姓；又言虞為姚姓，夏為姒姓，商為子姓。凡此紀錄，皆出周世。據殷人文字，則帝王之妣與母，皆以日名，與先王同；諸侯以下之妣亦然。〈傳世商人彝器多有妣甲、妣乙諸文。〉雖不敢謂殷以前無女姓之制，然女子不以姓稱，固事實也。〈《晉語》：“殷辛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案：蘇國，己姓，其女稱妲己，似已為女子之稱姓之始，然恐亦周人追名之。〉而周則大姜、大任、大姒、邑姜，皆以姓著。自是訖于春秋之末，無不稱姓之女子。《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婚姻可以通乎！”又曰：“系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則，商人六世以后，或可通婚；而同姓不婚之制，實自周始；女子稱姓，亦自周人始矣。
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異姓之勢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術，而自國以至天下合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則賢才得以進；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別嚴。且異姓之國，非宗法之所能統者，以婚媾甥舅之誼通之。于是天下之國，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諸國之間，亦皆有兄弟甥舅之親；周人一統之策實存于是。此種制度，固亦由時勢之所趨；然手定此者，實惟周公。原周公所以能定此制者，以公于舊制本有可以為天子之道，其時又躬握天下之權，而顧不嗣位而居攝，又由居攝而致政，其無利天下之心，昭昭然為天下所共見。故其所設施，人人知為安國家、定民人之大計，一切制度遂推行而無所阻矣。
由是制度，乃生典禮，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是也。凡制度典禮所及者，除家法、喪服數大端外，上自天子諸侯，下至大夫士止，民無與焉，所謂“禮不下庶人”是也。若然，則周之政治，但為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設，而不為民設乎？曰：非也。凡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者，以為民也，有制度典禮以治。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使有恩以相洽，有義以相分，而國家之基定，爭奪之禍泯焉。民之所求者，莫先于此矣。且古之所謂國家者，非徒政治之樞機，亦道德之樞機也。使天子、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典禮，以親親、尊尊、賢賢，明男女之別于上，而民風化于下，此之謂“治”；反是，則謂之“亂”。是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者，民之表也；制度典禮者，道德之器也。周人為政之精髓實存于經。此非無征之說也，以經證之，禮經言治之跡者，但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而《尚書》言治之意者，則惟言庶民。《康誥》以下九篇，周之經綸天下之道胥在焉，其書皆以民為言。《召誥》一篇，言之尤為反復詳盡，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者一以貫之。其言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又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兇，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且其所謂德者，又非徒仁民之謂，必天子自納于德而使民則之，故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又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充此言以治天下，可云至治之極軌，自來言政治者未能有高焉者也。古之圣人亦豈無一姓福祚之念存于其心，然深知夫一姓之福祚與萬姓之福祚是一非二，又知一姓萬姓之福祚與其道德是一非二，故其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德與民二字。此篇乃召公之言，則史佚書之以誥天下，〈《洛誥》云：“作冊逸誥”，是史逸所作《召誥》與《洛誥》日月相承，乃一篇分為二者，故亦史佚作也。〉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義**胥在于此。故知周之制度典禮，實指為道德而設；而制度典禮之專及大夫、士以上者，亦未始不為民而設也。
周之制度典禮，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親親、賢賢、男女有別四者之結體也，此之謂民彝。其有不由此者，謂之非彝，《康誥》曰：“勿用非謀非彝。”《召誥》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非彝者，禮之所去，刑之所加也。《康誥》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罔不憝。”又曰：“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袛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周公誥康叔治殷民之道，殷人之刑惟寇攘奸宄，而周人之刑則并及不孝不友，故曰“惟吊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又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其重民彝也如此！是周制刑之意，亦本于德治、禮治之大經；其所以致太平與刑措者，蓋可睹矣。
夫商之季世，紀綱之廢、道德之隳極矣。周人數商之罪，于《牧誓》曰：“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弗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以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于《多士》曰：“在今后嗣王，……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袛。”于《多方》曰：“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于《酒誥》曰：“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袛，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無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由前三者之說，則失德在一人；由后之說，殷之臣民，其漸于亡國之俗久矣。此非敵國誣謗之言也，殷人亦屢言之。《西伯戡黎》曰：“惟王淫戲用自絕。”《微子》曰：“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奸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仇。”又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夫商道尚鬼，乃至竊神祇之犧牲，卿士濁亂于上，而法令隳廢于下，舉國上下，惟奸宄敵仇之是務；固不待孟津之會、牧野之誓，而其亡已決矣。而周自大王以后，世載其德，自西土邦君，御事小子，皆克用文王教，至于庶民，亦聰聽祖考之彝訓。是殷、周之興亡，乃有德與無德之興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為務。《召誥》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周之君臣，于其嗣服之初反復教戒也如是，則知所以驅“草竊奸宄”、“相為敵仇”之民而躋之仁壽之域者，其經綸固大有在。欲知周公之圣，與周之所以王，必于是乎觀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