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看點
美洲殖民地起義的影響——殖民主義者的問題——終止運送罪犯到美洲的政策——約瑟夫·班克斯建議在新荷蘭設罪犯安置地——詹姆斯·馬特拉的建議——喬治·揚爵士的計劃——英國**決定在新荷蘭設安置地——威廉·皮特的政策——亞瑟·菲利普擔任總督——第一艦隊起航——亞瑟·菲利普放棄植物學灣選擇杰克遜港——德·拉佩魯茲伯爵在植物學灣——亞瑟·菲利普的任務及其作用——亞瑟·菲利普對未來的堅定信念——亞瑟·菲利普退休
正如荷蘭人發現澳大利亞西部和北部海岸與歐洲宗教改革緊密相關那樣，1788年，英國人在杰克遜港設立的安置地也與世界其他重大歷史事件緊密相連。
1782年，由美洲殖民地起義引發的美國獨立戰爭結束。這場戰爭產生的兩個重大影響使英國大臣們的注意力轉向了海洋南邊的無人大陸。第一個影響是對美洲大陸親英派的影響。在黑暗的戰爭歲月里，一直對英國忠心耿耿的殖民者陷入了可怕的困境。獲勝的美國人對自己的“同胞敵人”毫不留情，不僅沒收了他們的財產，還宣布欠債人欠的錢全部一筆勾銷，將幾千人逐出了美洲大陸。五萬多名保皇黨逃往加拿大的新斯科舍半島和西印度群島。其余一些人在戰爭結束時跟隨英國軍隊返回了祖國，其中大部分人在倫敦過著貧苦凄慘的生活。如何安置這些人成了英國**亟需解決的問題。
第二個影響是，由于無法繼續將罪犯流放到美洲，英國刑罰面臨無法執行的尷尬局面。18世紀以來，將大批罪犯流放到殖民地已經成為英國的刑罰慣例。當時，殖民地的勞動力需求很大。承包商愿意無條件接收罪犯，然后以二十英鎊每人的價格將其賣給種植園主。1717年至獨立戰爭期間，至少有五萬名英國罪犯被流放到美洲大陸。幾個殖民地曾**罪犯流放制度，還試圖通過立法機構制定法令終結這種行為，但英國**否決了殖民地提出的法令。
現在，美國已經脫離英國的統治，獲得了獨立。因此，將罪犯運送到美洲的懲罰方式已經行不通。但英國法律依然將流放規定為懲戒方式之一，在類似的判罰中，法官繼續沿用這種判決制度。監獄根本無法容納所有罪犯。1786年，埃德蒙·伯克在議會上說：“英國監獄已經擁擠不堪。倫敦的一所監獄里容納了五百五十八人，這所監獄里的人數和英國下議院的人數一樣多。我指的就是臭名昭著的紐蓋特監獄。”他補充說：“紐蓋特監獄的環境亟需改善。那里原本是一座貯藏室，但現在，幾千名囚犯擁擠在這個骯臟的大容器里。監獄里擠滿了作奸犯科的人。雖然很多罪犯被判流放異地，但沒有可以流放他們的地方。”據說，當時英國有十萬名罪犯被判流放，雖然有些夸大其辭，但足以說明問題的嚴重性。英國**對非洲西南部的幾處駐點進行了調查，有人曾提議在那些地方設立流放安置地。事實上，已經有幾百名罪犯被送到非洲，但流放罪犯的非洲安置點瘟疫肆虐，幾乎是傳染病和饑荒的溫床。
埃德蒙·伯克（1729—1797）
埃德蒙·伯克義正辭嚴地質問英國**：“嚴明的法律已經赦免了罪犯的死刑，但到頭來卻是虛假的仁慈。罪犯們被送到一個根本無法生存的地方，那里的死亡方式怪異可怕，這難道是公平的懲罰？如此說來，將罪犯送到非洲其實是一種更殘忍的刑罰。用絞刑架殺人的方式遠不及非洲的惡劣環境或野蠻人可怕。”于是，如何安置在獨立戰爭中幸存下來的保皇黨和以前被流放到美洲殖民地的罪犯的問題，使以威廉·皮特[1]為首的內閣大臣們煩惱不已。
約瑟夫·班克斯首先提出可以在新荷蘭建立一個罪犯安置地。1779年，下議院委員會授命約瑟夫·班克斯考慮解決罪犯安置問題的辦法。約瑟夫·班克斯當場提出解決方式，建議通過改造植物學灣解決難題。因為他在植物學灣收集到很多植物標本，所以對當地的印象很好。然而，當時的英國**正忙著處理其他緊要事物，并沒有按照他的建議及時采取行動。
1783年，曾經和詹姆斯·庫克一起參加過“奮進”號探險的一個科西嘉人為了解決**面臨的尷尬局面，再次將植物學灣作為解決方案提了出來，成功引起了**的關注。1783年，詹姆斯·馬特拉在寫給內政部國務大臣托馬斯·湯森[2]的信中指出，在英國的庇佑下，將美洲大陸上幸存的保皇黨人送往新荷蘭定居，不僅可以緩解這些人的悲痛，還可以使他們在南部地區落戶安居，因為那里有廣闊的土地和許多與印度、中國以及日本進行貿易的機會。他們可以通過發展產業重新獲得在美洲大陸失去的財富。關于這個問題，同美國人商議后，英國人一致認為，該提議非常有發展前景，將給飽受煎熬的保皇黨人帶來福音。
紐蓋特監獄的罪犯
威廉·皮特（1759—1806）
托馬斯·湯森（1733—1800）
在托馬斯·湯森與詹姆斯·馬特拉的一次會面中，兩人討論了流放計劃的可行性。托馬斯·湯森認為，如何安置罪犯的問題比保皇黨人的問題更嚴重。但詹姆斯·馬特拉認為，如果稍微修改一下原來的方案，可能會獲得更多人的支持，并實現在新荷蘭殖民的計劃。后來，詹姆斯·馬特拉指出，新荷蘭存在很多建立接收罪犯的殖民地的機會。
1785年，海軍艦隊司令喬治·揚爵士向英國**遞交了一份在新南威爾士安置保皇黨人和罪犯的詳細計劃書。在他看來，新荷蘭距歐洲十分遙遠，是實施流放計劃的最佳地點。他認為，如果將罪犯送到新南威爾士，英國就可以“一勞永逸”地擺脫罪犯造成的困擾了。
在非洲西岸設立安置點的計劃落空，再加上支持新荷蘭的呼聲越來越高，1786年，英國**被迫決定在澳大利亞進行殖民實驗。1787年1月，英王在向議會的演講中肯定地宣布，英國已經計劃將一部分罪犯運走，“目的是解決全國各地由于監獄擁擠導致的一系列問題”。英王在講話中并沒有提到保皇黨人的命運。由于對英國忠心耿耿，保皇黨人選擇了戰敗的一方，因此處在了當前的艱難困境中。但英國**并沒有抓住機會向他們宣傳去新荷蘭定居的好處。他們原本可以利用豐富的殖民經驗在新荷蘭開啟新的生活。
后人眼中的威廉·皮特是一位有遠見的偉大政治家，解決問題時能夠高瞻遠矚并能一石二鳥。然而，事實上，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威廉·皮特曾打算在海洋南邊建立一個新的殖民地。他是一位實用型政治家，注重解決眼前的種種復雜問題。當前，他的內閣面臨的問題之一是如何處置重犯。負責該事務的托馬斯·湯森建議將罪犯送去新荷蘭。威廉·皮特雖然同意了托馬斯·湯森的建議，但他并不重視此事。有一次在下議院，威廉·皮特以“公共事務繁忙”為由，沒有為及時提供罪犯安置計劃的信息致歉。還有一次，他為流放計劃辯護，稱“從費用支出方面來講，沒有比這一計劃更便宜的解決罪犯問題的辦法了。”這種話絕不是一個有帝國擴張野心的人說的話，但這也說明威廉·皮特確實很務實。如果他優先考慮美洲大陸上的保皇黨人的訴求，并重視弗朗西斯·培根[3]說的，“讓人渣和邪惡的罪人成為你的勞動伙伴，是一件可恥不幸的事”，那么后來，英國在澳大利亞殖民地的所有成就也許都屬于他。可惜的是，他只專注于解決眼前的麻煩，并沒有開拓新殖民地的想法。然而，如果從政治事件對后世產生的影響來判斷其重要性和價值，以及對人類社會的深遠影響，新南威爾士的建立無疑是威廉·皮特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政策之一。1786年，威廉·皮特授權在澳大利亞建立安置點，由此誕生了澳大利亞聯邦的最初形態。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建立了新的安置點，英國**也沒有完全改變將罪犯送往別的殖民地的政策。顯然，英國**還沒有下定決心讓植物學灣成為英國罪犯唯一的收容地。1789年11月，外交大臣威廉·格倫威爾給威廉·皮特寫了一封親筆信。他在信中說道：“雖然船主們只是為了履行合同，但對一個獨立的外邦來說，英國罪犯在美國登陸是一種冒犯行為。對英國**來說，這種政策實在太不合適了。此外，罪犯上岸后沒有任何物質資源，只能被活活餓死或被當地人殺死，這是極其殘忍的。在美洲殖民地，海軍上將馬克·米爾班克公然違命后，沒有一個總督愿意讓罪犯登陸他們的轄地。”威廉·格倫威爾指的是，《1786年愛爾蘭議會法案》明文規定將罪犯運往美洲或歐洲以外的地方，紐芬蘭總督馬克·米爾班克不顧法令，拒絕接收八十名愛爾蘭罪犯。需要說明的是，愛爾蘭罪犯是在澳大利亞殖民地建成后被送去紐芬蘭的。
威廉·格倫威爾（1759—1834）
英國皇家海軍軍官亞瑟·菲利普當選新南威爾士的第一任總督，管轄范圍從約克角到范迪門斯地的最南邊，往西一直到西經135°。這片區域是整個澳大利亞面積的一半，但并不包括荷蘭人劃定的新荷蘭的西邊區域。當時，還沒有人發現澳大利亞大陸是一個巨大的島國。很多人認為新荷蘭和新威爾士之間有一道海峽。英國**應該也是考慮到了這一點，謹慎地將殖民地的西部邊界劃在了西經135°的位置。目前，他們還沒有開發整個澳大利亞的野心。
1787年5月13日，第一艦隊從英國起程，其中包括“小天狼星”號、“供應”號、三艘食物儲備船以及六艘載有罪犯的運輸船，總共十一艘船。1788年1月18日，亞瑟·菲利普登陸植物學灣。兩天后，所有船安全抵達，總共一千多人，其中包括軍官、水手以及攜帶家眷的二百九十名勞動力。到達植物學灣的罪犯共有七百一十七人，其中五百二十人是男性。這就是整個殖民地的安置人口。仔細查看了植物學灣后，亞瑟·菲利普很快得出結論，認為植物學灣并不適合定居。植物學灣的海灣很開闊，周圍沒有遮蔽，而且土壤貧瘠不適合耕種，平地周圍全是沼澤，因此殖民工作開展得很不順利。于是，亞瑟·菲利普決定繼續向北搜尋，考察詹姆斯·庫克船長曾在地圖上標記但并沒有進入的杰克遜港。到達杰克遜港后，這名老水手眼前一亮，憑借多年累積的經驗和見識，認為杰克遜港滿足定居需要的所有條件。亞瑟·菲利普形容杰克遜港是“世間最美的港灣，千帆盡可無憂漂泊”。杰克遜港有一道深長的海灣，近處有豐富的淡水資源。亞瑟·菲利普給這里取名悉尼灣。多年來，悉尼灣接納了幾千名流放罪犯，正如詩人托馬斯·坎貝爾說的：“命中注定邂逅悉尼灣。”不久，亞瑟·菲利普又發現了一處適合居住的地方——布羅肯灣。當他來到位于杰克遜港北部的布羅肯灣時，看到了“這輩子見過的最美的水域，于是將這里命名為‘彼得沃特’”。
“小天狼星”號抵達澳大利亞海岸
布羅肯灣的確與亞瑟·菲利普熱情的贊美之詞相符。布羅肯灣位于一片廣闊水域的南邊，天然分散成一道道狹長的海灣，周圍是茂密的分層植被，整片海灣被綠蔭覆蓋，形成一道迷人的風景，很有發展前景。這片水域正對著長達兩百英里的深水區，在“那黑色漩渦般的時間深淵里”，它曾是河流的入海口，離現在的海岸線往東還有幾十英里。但后來由于海床下沉，陸地到了現在的水平位置，形成了一片多邊環繞的海灣。
亞瑟·菲利普在悉尼灣登陸
托馬斯·坎貝爾（1777—1844）
亞瑟·菲利普從杰克遜港回來后，第一艦隊還在植物學灣停泊休整，有人看見兩艘陌生船只正在向他們靠近。兩艘船的出現引起了第一艦隊的好奇。有人認為這兩艘船是荷蘭人的。荷蘭人因英國人登陸植物學灣前來理論。還有人推測雙方可能會動武。亞瑟·菲利普認為這些人是德·拉佩魯茲伯爵指揮的法蘭西王國探險船隊。結果證明他猜對了。1788年1月24日凌晨，亞瑟·菲利普正忙著將大隊人馬全部轉移到他新選的安置點，他認為現在等候陌生人并不合適，應該抓緊時間籌備轉移事宜。
德·拉佩魯茲伯爵（1741—1788）
德·拉佩魯茲伯爵指揮的兩艘船停靠在了植物學灣。與此同時，亞瑟·菲利普留下負責“小天狼星”號的約翰·亨特船長出海了。在德·拉佩魯茲伯爵的信件和日記中，對法蘭西人來到植物學灣的原因記錄得很清楚。德·拉佩魯茲伯爵一直在太平洋探險，他的兩艘船上的大部分船在薩摩亞群島上遇險，剩下的人被當地土著殺害，船隊中的大船也被土著人砸毀。當時，德·拉佩魯茲伯爵的船艙里裝著兩艘新船的框架和木板，他想找個安全的海灣將它們拼裝好。因為擔心會再次遇上土著人，所以他沒有在南部登陸。由于失去了同伴，船員們很憤怒，但如果和土著人再次正面交鋒，他們一定會損失慘重，甚至無睱顧及新裝好的兩艘船。到時候，新船一定會被迫擱淺在海灘上，其中一艘只能被摧毀。德·拉佩魯茲伯爵曾是詹姆斯·庫克船隊的學徒，他還記得詹姆斯·庫克船長對植物學灣的描述，于是決定前往植物學灣拼裝新船。如果說德·拉佩魯茲伯爵想要將植物學灣據為己有，或在那里建立殖民地，那絕對是空穴來風。在植物學灣，法蘭西人一直待到1788年3月10日才離開。他們與英國軍官相處得很融洽。再次駛入太平洋后，他們不幸在珊瑚礁觸礁沉船。
1788年1月26日，亞瑟·菲利普在悉尼灣揚起了英國國旗，通過簡單的儀式宣布了國王身體抱恙的消息，并鼓勵大家努力工作。所有人積極開荒建房。亞瑟·菲利普住的用帆布臨時搭建的房子既不防風也不防水。軍官、水手以及罪犯都住在從英國帶來的材料搭建的帳篷里。良莠不齊的勞動力全被組織起來為建設一個有序的社區努力。大片空地被開墾出來種植玉米，砍伐的樹木被用來搭建木屋，船上的貯藏品都拿了出來，原始森林和灌木叢逐漸被一個秩序井然的小鎮代替。1788年2月7日，亞瑟·菲利普當場宣讀了委任狀。在所有人的見證下，他按法律規定進行了宣誓。宣誓的其中一條是放棄追隨斯圖亞特家族的小覦位王子[4]。這是亞瑟·菲利普最后一次說出類似的誓詞，因為在他鄭重發誓絕不承認查理三世的王位繼承權的前一星期，即1788年1月31日查理三世駕崩。
歷史上沒有幾個人能像亞瑟·菲利普那樣，得到如此一個絕佳的機會。他在一片從來沒有文明人生活過的新大陸上建立了自己的王國。歷史上再也沒有人能像英王喬治三世[5]那樣，在臣民中享有極高的聲望。雖然每一位君王都想名留千古，希望駕崩后得到銅鑄或大理石雕刻的紀念碑以及公眾的祭奠，但一切其實都是過眼云煙。歷史上有很多君王想盡辦法流芳百世，然而，他們中又有誰能像亞瑟·菲利普那樣開疆拓土，披荊斬棘，克服重重困難建立殖民地，卻從沒想過獲得豐厚的回報呢？
查理三世（1716—1788）
喬治三世（1738—1820）
殖民地建立初期，亞瑟·菲利普面臨很多困難。譬如，勞動者的個性差異使管理工作變得非常艱難。另外，物資供應也十分匱乏，尤其是剛起步的殖民地十分依賴外部資源。因為殖民地的主要勞動力是被判流放的罪犯們，所以拓殖進程進行得十分緩慢。很多罪犯懶惰又無能。亞瑟·菲利普在報告中說：“他們中的很多人從小就懶惰慣了，如果讓他們自力更生，肯定會被餓死。”越來越多的罪犯被流放到新殖民地。亞瑟·菲利普抱怨說，身體健康且懂得經商的罪犯都被關在英國監獄，只有沒用的人才會被送到殖民地。他寫道：“將無依無靠的粗魯人送來流放的確可以空出一些監獄，解決教區面臨的難題，但顯然，如果一直這么下去，這片安置地將無法自給自足，甚至成為英國的負擔。”他認為應該鼓勵殖民者進行改革，作為嘉獎，可以授予行為良好的罪犯自由權，并希望英國**可以送來一些誠實聰明的殖民者，為殖民地樹立榜樣并帶動其他人。“我們需要一些品德高尚的模范來給這里的人樹立榜樣。”
在殖民地開發的前幾年，物資供應短缺是一直存在的問題。殖民地非常依賴英國的補給品，一艘不幸遇難的供應船意味著殖民地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將面臨食物短缺的困境。人們在干活時經常抱怨吃不飽，沒有力氣干活。1792年3月，亞瑟·菲利普說殖民地從1789年11月開始就減少了定量配額，這種狀況已經持續兩年多了。如果補給船逾期沒有到港，人們就會因擔心物資短缺引發恐慌。1788年，他被迫送兩百人去了諾福克島，新建了一個定居點緩解了悉尼灣的資源短缺壓力。起初，牛羊數量很少，許多牛都病死了，螞蟻和田鼠吃了玉米種子，人們吃的大米也都變質了。在困難時期，亞瑟·菲利普將自己的私人補給拿出來和所有人分享，與大家一起同甘共苦，拒絕被特殊對待。
接下來，殖民地漸漸被饑餓的陰影籠罩，可用物資越來越少，一些人甚至覺得自己的母國將悉尼灣當作了垃圾場，但亞瑟·菲利普從來沒有灰心失望，更沒有懷疑過自己肩負的使命。其他人也許會對殖民地的未來感到絕望，但他從來沒有。他的一位軍官曾寫道：“請罪犯們在倫敦酒館吃龜肉和鹿肉都比送他們來這里便宜很多。”
然而，我們并沒有在亞瑟·菲利普的信件或報告中發現類似的記錄。他從未懷疑過未來。在每次報告的末尾，他都會記錄牛羊的死亡數量、與土著的沖突、食物短缺、勞動力生病以及地震等問題，但他仍然高呼自己堅定的信念：“我堅信這片土地將成為大不列顛最有價值的資產。”“我為自己的國家服務，為人類的事業服務！”在另一份報告中，他說不僅占領了諾福克島，還擴張了殖民地。除了悉尼，他在帕拉馬塔建了一個新的小鎮。起初，新小鎮被稱為“玫瑰山”。在“玫瑰山”，亞瑟·菲利普鼓勵人們農耕，并進行實驗，讓勤勞的罪犯下地勞作，表現好的罪犯可以獲得自由。
悉尼定居點
退休前，亞瑟·菲利普對帕拉馬塔新開墾的近兩千英畝耕地感到很滿意。帕拉馬塔河沿岸的土地非常肥沃，亞瑟·菲利普說如果在第一次尋找定居點時來到這里，說不定會將大本營設在這里。1792年，當看到殖民地在生活必需品方面已經實現自給自足時，亞瑟·菲利普因身體原因不得不退休，回到了英國。1792年12月，他離開了殖民地。本來，他希望晚些時候再回到自己原來的崗位上，但他再也沒有看到悉尼灣。1814年，亞瑟·菲利普在巴斯逝世，安靜地躺在墓地八十年后，他的功績才被人們想起。
注解：
[1] 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759—1806），英國第十四任首相，也是英國歷史上最年輕的首相，就任首相時年僅二十四歲，他通過財政改革支撐了英國抵抗拿破侖的戰爭。——譯者注
[2] 托馬斯·湯森（Thomas Townshend，1733—1800），英國著名政治家。1785年和1788年，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悉尼市和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的悉尼市分別以他的名字命名。——譯者注
[3]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國哲學家和科學家，他推崇科學、發展科學的進步思想和崇尚知識的進步口號，推動了社會的進步，被馬克思稱為“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譯者注
[4] 小覦位王子指查爾斯·愛德華·斯圖亞特，他是詹姆士二世的后代，被詹姆士黨人奉為“英格蘭和蘇格蘭國王查理三世”，被英國人稱為“小覦位王子”。——譯者注
[5] 喬治三世（George III，1738—1820），大不列顛國王及愛爾蘭國王，1801年1月1日后因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組成聯合王國成為聯合王國國王。——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