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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西澳大利亞殖民地的建立》澳大利亞史 斯科特作品集

精彩看點

詹姆斯·斯特林勘察天鵝河——建立殖民地的提議——托馬斯·皮爾的拓殖計劃——天鵝河殖民地的建立——珀斯成為行政中心——拓殖早期的困難——詹姆斯·斯特林擔任總督——西澳大利亞和東澳大利亞的殖民地——對流放制度的不滿情緒

這一章的視角將轉向澳大利亞西部地區,即荷蘭航海家們往返東印度群島途中看到的海岸線。威廉·丹皮爾曾經不屑地說:“即使是地球上最貧瘠的地方也存在一定的探險樂趣,因此,我才會被新荷蘭的海岸吸引。”

與澳大利亞的其他地方一樣,探險家們為殖民者指明了定居的地點。英國一直懷疑法蘭西人想要殖民澳大利亞,但后來被里彭爵士[1]認定為“不實的謠言”。因此,1827年,芮福·達令總督派埃德蒙·洛克伊爾少校占領了喬治王灣。與此同時,詹姆斯·斯特林率領英國皇家艦艇“成功”號勘察了天鵝河。之所以叫天鵝河,是因為荷蘭人威廉·德·福拉曼在這里看到了一種黑色天鵝。詹姆斯·斯特林被眼前的美景吸引,與他隨行的植物學家查爾斯·弗雷澤為這條美麗的河流和這片富饒的土地寫下了一段精彩的文字。查爾斯·弗雷澤在官方報告和寫給一些名流的私人信件中,高度評價了此次發現。在其中的一封信中,他說在天鵝河兩岸的土地上,“擁有我見過的最美麗的自然景象,是世界其他地方無法企及的。”這里“非常適合居住,可惜一直沒有人發現,殊為可惜當地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并不亞于倫巴第平原”。

里彭爵士(1827—1909)

芮福·達令總督接到查爾斯·弗雷澤的報告后,立即想在天鵝河流域建立定居點。埃德蒙·洛克伊爾在阿爾巴尼建立的殖民地并沒有發展前景,但詹姆斯·斯特林的報告指出了其中蘊藏的無限可能性,因此,芮福·達令總督派詹姆斯·斯特林親自前往英國向**報告相關情況,以便為在天鵝河拓殖提供支持。

一些人仍然認為法蘭西人覬覦澳大利亞的土地。奇怪的是,英國海軍部秘書長強調了一些潛在的成脅,稱“法蘭西人或美國人會占領澳大利亞西海岸唯一安全的泊船點”,但當時并沒有明顯證據表明美國對西澳大利亞產生了興趣。顯而易見的是,無論外界的呼聲有多大,英國**決定不再為潛在的威脅支付額外的費用,因為英國的財政大臣正在削減開支,而且認為擴大澳大利亞的英屬殖民地并沒有多大意義。殖民部秘書長威廉·赫斯基森建議東印度公司承建殖民地,殖民地**承諾給東印度公司提供種種便利,但東印度公司并沒有答應。后來,倉姆斯·斯特林成立了一家公司,并希望得到皇室的特許,聯合其他資本家進行拓殖,但**并不支持他的做法。實際上,英國**認為繼續拓殖不會帶來任何好處。新南威爾士有很多可以進一步擴張的機會。只要在澳大利亞的海岸插上英國國旗,并在西港、阿爾巴尼或梅爾維爾島流放幾個罪犯,如果有外國艦船靠近澳大利亞,英國殖民者就可以用外交辭令告訴他們:“這是屬于我們的領土。”昔日的英國雄獅飽餐過后,懶洋洋地蹲伏著,爪子搭在為它準備的晚餐上面。

威廉·赫斯基森(1770—1830)

然而,一些英國人看到詹姆斯·斯特林寫的關于天鵝河的報告后,十分激動,認為在天鵝河流域投資既可以獲得可觀的利潤,也可以為擴大英國版圖貢獻力量。自由**為澳大利亞帶來了大筆資金。1824年,擁有一百萬英鎊的澳大利亞農業公司成立。1825年,范迪門斯地公司在澳大利亞南部島嶼獲得大量土地。這些大公司成立之初,發現天鵝河的消息恰好傳來。

羅伯特·皮爾[2]的堂兄托馬斯·皮爾是拓殖計劃的主要推動者。作為專門成立的財團代表,他負責將一萬**送往西澳大利亞定居。據估計,每位**投入三十英鎊或一共投入三十萬英鎊,就可以在西澳大利亞得到四百萬英畝土地,每英畝土地價值一先令六便士。托馬斯·皮爾是一個樂觀自信的人,與殖民辦公室經過多次交涉,他斷定英國**會接受財團開出的條件。他甚至購買了一艘船來運送第一批**。

然而,雖然英國**不想為開拓天鵝河投入任何資金,但殖民辦公室認為托馬斯·皮爾開出的條件極具吸引力。從以往運送罪犯的經驗來看,運送一個**的成本不會超過三十英鎊。四百萬英畝土地比整個約克郡的面積還要大,其價值無法估量。雖然殖民辦公室會給每個**分配兩百英畝土地,但也只是總面積的兩萬分之一。因此,殖民辦公室減少了批地,只給新的**者批了一百萬英畝土地。每個**投入三英鎊就可以獲得四十英畝土地,即每英畝土地投入一先令六便士。這塊土地在前三年只能用一英畝一先令六便士的價格進行開發改良,否則就不能成為殖民者的私有財產。

羅伯特·皮爾(1788—1850)

托馬斯·皮爾的合伙人并不認為這一價格有利可圖,但托馬斯·皮爾渴望成為“強大的新興王國”的開創者,從此留名青史,就像美國的賓夕法尼亞州和特拉華州一樣。同時,他也希望大賺一筆。此外,作為殖民地的開拓者,他可以得到二十五萬英畝土地,這比亨廷頓的面積大很多。因此,他決定繼續實施開拓計劃。

托馬斯·皮爾用自己的錢投資了五萬英鎊,但差一點兒血本無歸。詹姆斯·斯特林被任命為西澳大利亞殖民地的總督,1829年6月1日,他與五十五個乘客一起乘“帕米利”號到達西澳大利亞。

當時,西澳大利亞的行政中心還沒有確定下來。人們認為弗里曼特爾港并不合適,于是決定在風景優美的珀斯設立行政中心。一開始,詹姆斯·斯特林將**們安置在花園島。花園島是一處距天鵝河入海口幾英里的沙灘荒地。在花園島,**們過了幾個月物資匱乏的生活。很多人為了躲避刺骨的海風,像野人一樣住在草叢里。探險隊從這片沙灘荒地出發,前去尋找可開拓的土地。與此同時,更多**陸續來到西澳大利亞。不少**都是讀了托馬斯·皮爾的報告后,對西澳大利亞心生向往,于是滿懷希望,離開了英國。托馬斯·皮爾帶走了三百**,打算開發自己的二十五萬英畝土地。1830年1月,已經有二十五艘船載著八百五十人來到天鵝河殖民地。當時,天鵝河殖民地共有一千三百人。這些人共分配到五十二萬五千英畝土地。隨后,另外約一千人到達天鵝河殖民地。殖民地開始有了牛、羊、馬、果樹、植物、種子、工具等必需的生活資料。

然而,托馬斯·皮爾的實驗最終還是失敗了。這位善良的投資家遭遇了挫折。他失敗的原因并不難理解。數百個殖民者被分布到一片遼闊的土地上,這樣一來,必定會造成社區人口過于分散。此外,兩個人之間往往相隔幾英里。他們管轄著屬于自己的土地,陪伴他們的只有無盡的孤寂。新來的英國殖民者不能很快適應當地沒有公路的生活。一些勇敢大膽的人對“周圍的新環境很好奇”。詹姆斯·斯特林在報告中說:“雖然有土著人的威脅,以及將物資搬離海灣途中的種種危險,但很多人不畏艱難,很快在自己的土地上安頓了下來。”

后來,西澳大利亞的土著人開始憎惡突然到來的白人,因為白人占領了他們自由打獵的土地。成廉·丹皮爾一直不喜歡西澳大利亞的黑人,他稱黑人是“馬拿莫大巴的怪人”,并說道:“雖然殖民者也很野蠻,但和黑人相比就很紳士了。”托馬斯·皮爾的殖民者們也不喜歡土著黑人,因為土著黑人會將白入視為入侵者攻擊。詹姆斯·斯特林的幾個士兵曾被迫向土著黑人開槍。

殖民者在珀斯設立行政中心

諷刺漫畫:托馬斯·皮爾(1793—1865)在天鵝河殖民地的殖民計劃失敗

此外,在荒郊野外修建房屋、清除雜草、種植農田、照顧牲畜等都是非常辛苦的體力活。西澳大利亞的面積是法蘭西的四倍半,德國的三倍,陸地上全是廣袤的森林和草地,以及遼闊干旱的平原。殖民者們從一個人口稠密的國家來到這里建立家園,自然需要面對各種困難,尤其是他們沒有任何經驗。想要快速適應并改造這里的惡劣環境,就必須有一顆勇敢剛毅的心。可惜的是,大部分殖民者都缺少勇氣和毅力。詹姆斯·斯特林說:“許多來到澳大利亞的殖民者就不應該離開原本安逸平靜的生活。”因此,很多人絕望地放棄了拓殖安家的念頭,牢牢守在營地中心。住在珀斯的人只能通過**的補給商店獲得食物。還有一些人離開了天鵝河,前往澳大利亞其他地方碰運氣。我們會在后面的章節看到,一些家庭就是這樣成為維多利亞的第一批殖民者的。

托馬斯·皮爾的公司選擇的**逐漸離去。其他獲得大量批地、從英國帶來勞動力的人也遭受了同樣的挫折。這些勞動力并不是精心挑選的,詹姆斯·斯特林在報告中說,“許多有契約在身的勞動力是由教區官推薦給雇主的”,“他們生活散漫,缺乏紀律”。確實,大多數“勞動力”都是英國的“教區盲流”,給國內的教區造成了負擔,教區官迫切希望將他們送出國。但同時,托馬斯·皮爾的公司也帶來了一些勤懇踏實的農場工人,他們干活很勤快。然而,托馬斯·皮爾與這些人簽定的契約規定,他們每天會得到三便士工資,但如果為其他殖民者工作,他們的工資會更高。雖然一些人因違反契約被托馬斯·皮爾懲罰,但托馬斯·皮爾也允許一部分人辭職。在一本關于殖民地的小冊子中,費雷德里克·歐文寫道:“其中一部分人死心塌地跟著托馬斯·皮爾,除非托馬斯·皮爾主動要求他們自由選擇雇主。”托馬斯·皮爾的初衷雖然是善意的,但他并不是一個成功的領袖。面對慘重的損失,他意識到計劃已經失敗。痛定思痛后,他才知道建立新殖民地并不像紙上談兵那么容易。最后,交還了批地后,他垂頭喪氣地回到了英國。

雖然托馬斯·皮爾的實驗失敗了,他的殖民地也被形容為“文明的稻草人”,但西澳大利亞的殖民地保留了下來。這次失敗為開拓澳大利亞南部海岸帶來了機會。

由于簡姆斯·斯特林的堅持和努力,西澳大利亞的殖民地經歷了第一次失敗后并沒有荒廢。在詹姆斯·斯特林的建議下,天鵝河殖民地建立了起來。他雖然沒有拓殖經驗,也嚴重低估了其中的困難,更沒有充分的準備,但絕不允許殖民地就這樣荒廢。三十八歲的詹姆斯·斯特林正值壯年,當過海軍軍官,善于組織其他人商量對策。他帶著年僅二十二歲的要子來到異國他多“吃苦”。他的妻子處事大方得體,帶領文夫的手下一起為美好生活努力,在開拓期間發揮了不可小的正面作用。詹姆斯·斯特林堅持親自指揮探險隊,帶領殖民者們通過其他方式增加收入。他在西澳大利亞當了九年總督,其間兩年曾在英國向殖民辦公室解釋拓殖失敗的原因,并為確保以后的成功尋求幫助。積極向上的樂觀主義是他的處事明燈。在他的引領下,西澳大利亞殖民地克服了種種困難后保留了下來。

當時,沒有人知道西澳大利亞的沙地下蘊藏著豐富的金礦,殖民地只能依靠土地維持經濟生活。層姆斯·斯特林意識到,在這一階段,依靠小規模資產增加殖民地的收入,從而振興經濟的計劃并不可行。西澳大利亞有豐富的木材資源,但當時的市場對木材的需求量并不大。唯一可以發展經濟的機會是,對混合農耕和放牧的人實行鼓勵機制。僅僅依靠農業很難振興經濟,但飼養牛羊牧馬的前景似乎大有可為。在近代,隨著人口的增長,市場對小麥和水果種植的需求逐漸增加。因此,原本用來發展畜牧業的大片土地變得處境尷尬。但需要記住的是,在開拓西澳大利亞殖民地的早期,正是高牧業政策挽救了當地的經濟,使人們避免了破產的命運。

人口數量曲線反映了殖民地的發展狀況。1830年,西澳大利亞的人口為四千人。后來,由于人口流失加劇,1832年時只剩下一千五百人。隨后,人口一點點增長起來,但增長得非常緩慢。1840年,西澳大利亞的人口為兩千三百五十人,1850年時終于超過了五千人。

西澳大利亞的殖民者與澳大利亞其他地方的殖民地之間隔著一片無人踏足的遼周沙漠,以及一條長兩千英里的海路。與悉尼相比,西澳大利亞更便于與倫敦進行貿易。西澳大利亞生產的所有商品幾乎都能在其他殖民地生產。因此,西澳大利亞與倫敦很少有貿易往來。這片殖民地雖然與其他殖民地一樣,都處在澳大利亞大陸上,但無論從地理位置還是經濟效益來看,都是孤立、脫節的。流放罪犯到新南威爾士的時代結東幾年后,這一特征逐漸顯現了出來。在公眾不知情的情況下,西澳大利亞殖民地要求英國**將罪犯流放到這里。流放制度的終結會在后面的章節中專門敘述,這里只解釋西澳大利亞再次啟用該制度的原因。

逃離西澳大利亞

起初,人們堅持認為西澳大利亞不應該引入罪犯,因為在西澳大利亞建立殖民地的初衷并不是為了安置罪犯。費雷德里克·歐文在1835年的《西澳大利亞的現狀和地位》一書中,稱將罪犯引渡到喬治國王灣的做法“令人作嘔”。他說這是一項“可怕的計劃”,“不可能得到人們的支持”。托馬斯·皮爾也明文規定,禁止將罪犯引渡到天鵝河。英國**從未違反托馬斯·皮爾的這一規定。1845年,一些人要求嚴禁刑滿釋放者登陸珀斯,還有一些人非常擔心刑滿解教者會偷偷來到西澳大利亞。

然而,在關鍵時刻,一場巨變正在醞酸之中。**帶來了人口增長,但罪犯勞動力非常稀缺。與此同時,隨著東澳大利亞和南澳大利亞殖民地的開拓,西澳大利亞殖民地的罪犯勞動力逐漸減少。結果,造成了西澳大利亞的農場和高牧業勞動力短缺。西澳大利亞殖民地的前期開拓工作已經完成,繁榮時代即將到來,但此時,這里正面臨著發展停滯的威脅。更重要的是,英國**最近引入了一項新的土地政策,這一土地政策會在后面的章節中提到。土地政策的具體內容是,不論土地質量,大臣們統一將澳大利亞殖民地的所有土地抬高到每英畝一英鎊。這條規定從三個方面影響了西澳大利亞。首先,剝了西澳大利亞殖民地通過廉價士地吸引殖民者的優勢。如果想在澳大利亞定居,每英畝土地至少需要支付一英鎊。因此,很多人寧可去其他地方,也不會選擇天鵝河。其次,隨著購買土地的人逐漸減少,殖民地沒有足夠的資金養活更多勞動力。最后,由于澳大利亞**帶來的新資本相対減少,蕭條的氛圍籠罩著天鵝河,當地的貿易停滯不前,土地一直賣不出去。

1848年,英國**啟動了處置罪犯的新管理體系。有條件赦免的含義及其產生的原因和背景,將在第十八章中闡述。查爾斯·菲茨杰拉德總督在珀斯宣誓任職后,向著名的殖民者咨詢了如何處理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問他們是否愿意通過接收犯緩解困局。關于這個問題,殖民者們認真討論了幾個月,然后于1849年上半年在珀斯召開了公共會議,通過了向英國**申請“將西澳大利亞殖民地納入罪犯安置地之列”的決議。查爾斯·菲茨杰拉德將該決議呈交給了倫敦,措辭嚴謹地表達了大多數西澳大利亞居民的態度,稱他們十分樂意將珀斯定為罪犯流放地。作為回應,1849年5月12日,英國議會宣布西澳大利亞成為罪犯流放地之一。1850年6月,第一批罪犯到達西澳大利亞。

因此,繼其他幾個澳大利亞殖民地之后,西澳大利亞也成了罪犯安置地。除了范迪門斯地,其他地區都決心竭力擺脫罪犯流放地的負累。流放制度持續了十六年,為西澳大利亞引入了一萬名罪犯。但同時,按照一開始達成的共識,英國**嚴格執行了一項規定,即同等數量的**必須送往天鵝河。這樣一來,從1855年至1863年的九年時間里,由英國**出資,四千八百名罪犯和四千八百五十名自由**來到西澳大利亞。1848年,愛爾蘭起義的部分參與者也被流放到了這里。

后來,由于澳大利亞的其他殖民地強烈**將英國的重罪犯流放到澳大利亞大陸,流放制度被追終止。1867年,最后一艘載滿罪犯的運輸船到達澳大利亞海岸。

雖然西澳大利亞殖民地的勞動力大多來自犯罪群體,但持續的勞動力供應無疑緩解了1840年以來的低迷局面,為當地**提供了修建橋梁、公路和公共建筑的勞動力。此外,新的政策規定,英國**每年會為天鵝河地區撥款九萬八千英鎊,用于當地的物資生產和消費。新政策無疑會使殖民者受益。然而,從長遠角度來看,新政策并不總是有利的。每年流放到珀斯的六百名罪犯導致了當地的人口比例失衡,犯罪人口數量高于自由殖民者的數量。很多服刑期滿的罪犯流竄到了其他殖民地,殖民地在呈交給英國**的報告中稱:“事實上,西澳大利亞地區不過是條從英國輸出道德垃圾的排放管道,通過這條管道,英國將道德垃圾排放到了整個澳大利亞地區。”服刑期滿的罪犯中,有的留在了西澳大利亞,與當地的自由**展開了社會競爭。自由**逐漸對流放制度產生了不滿,認為該制度有意排擠自由階級。從英國**的角度來看,在西澳大利亞實行罪犯流放制度是一次代價昂貴的失敗嘗試。殖民地副秘書長說:“我們的實驗是不成功的。流放制度代價高昂,與其產生的效應完全不成比例。”英國一直相信在西澳大利亞沿襲該制度會帶來一定效益,不然早在1867年前,流放制度就被摒棄了。英國**發現流放制度已經失去價值,澳大利亞東部和南部地區都極度厭惡流放制度帶來的“污染”,終于叫停了罪犯流放制度。

注解:

[1] 里彭爵士(Lord Ripon,1827—1909),英國首相F.J.羅賓遜(F.J.Robinson)的第二個兒子,1870年被牛津大學授予榮譽民法博士學位。——譯者注

[2] 羅伯特·皮爾(Robert Peel,1788—1850),英國19世紀的杰出政治家,于1834年至1835年、1841年至1846年擔任英國首相,被視為英國保守黨的創建人,也是英國歷史上杰出的首相之一。——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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