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看點
大衛·柯林斯和威廉·帕特森去世——副總督托馬斯·戴維——喬治·亞瑟的統治——罪犯管理體制——麥夸里海灣——亞瑟港——叢林土匪——黑色戰爭——喬治·亞瑟的黑色行動——喬治·奧古斯都·羅賓遜對土著人的保護——愛爾蘭政治犯——來自多賽特郡的勞動者——約爾延·約根森——取名塔斯馬尼亞
1803年和1804年設立霍巴特與達爾林普爾港殖民地的原因,在第八章已經提到。1810年,霍巴特的建立者和副總督大衛·柯林斯中校去世,當地的治安長官花五百英鎊為他辦了葬禮,但招致了拉克倫·麥夸里總督的批評。承辦葬禮的賬單被保存了下來,賬單中有一份長達一百二十碼的包括棺罩材料、十一件水手妻子的長袍、十一雙長筒襪、十一件襯裙、大量手絹和兩加侖優質醋的購買清單,顯得非常奇怪。大衛·柯林斯撰寫了第一本反映澳大利亞早期歷史的書——《新南威爾士史》,真實有趣地記錄了當代英國在澳大利亞建立統治的過程。1810年,朗塞斯頓的建立者和副總督威廉·帕特森在返回英國的途中不幸離世,他是亞瑟·菲利普總督時期澳大利亞的重要官員。
范迪門斯地作為新南威爾士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歷史實際上是一段罪犯流放史,當地實行的管理制度與其所屬的殖民地并無二致。大衛·柯林斯去世以及威廉·帕特森離開后,霍巴特和朗塞斯頓的副總督一職由來自英國的一位官員接任。新來的軍官叫托馬斯·戴維,在特拉法加海戰中,他曾在霍雷肖·納爾遜將軍手下擔任海軍軍官。他是一個樂天古怪的人,由于天氣炎熱,他來霍巴特入職時穿著一件短襯衫,胳膊上搭著外套。托馬斯·戴維雖然受人歡迎,但行事不夠沉穩老練,導致他的管理缺乏紀律性,下級對上級顯得有失尊重。他經常與朋友們把酒言歡,其中包括一些罪犯。他喜歡粗俗的嬉戲打鬧,與能夠取悅他的人開懷暢飲。但如果有人冒犯了他,就會遭到鞭打或被吊死。他縱欲無度,用刑殘忍。這位喧鬧的托比·貝爾奇[1]式的托馬斯·戴維為人處事的風格引起了拉克倫·麥夸里總督的不滿。終于,在拉克倫·麥夸里總督的打壓下,托馬斯·戴維被迫辭職。
托馬斯·戴維(1758—1823)
來自第四十八團的威廉·索雷爾接替了托馬斯·戴維的職務。威廉·索雷爾是一位受人敬仰的優秀管理者,也是最后一位位居新南威爾士總督之下的副總督。
1825年,喬治·亞瑟在上任一年后,開始實行新制度。英國的帝國議會通過法案,決定分開管理范迪門斯地**與新南威爾士**,還設立了一個由指定的七人組成的上議院。上議院的職責與舊殖民地的對應機構近乎一致。議會還指派執行委員會為副總督提供建議。范迪門斯地的司法管理得到進一步強化。當地的小島被分成幾個管理區域,每一個區域由一位領取薪俸的治安官管理。此外,范迪門斯地還建立了高級法庭,首席檢察官約瑟夫·蓋利布蘭德由于收取了一位委托人的辯護費用,后來又反過來指控對方,被喬治·亞瑟革除了職務,以表明他嚴格執法的決心。
縱觀范迪門斯地作為流放殖民地的歷史,其殘忍的統治制度是文明時代的任何國家都無法比肩的。約翰·羅素和查爾斯·格雷等政治家說過,罪犯流放制度實質上就是奴隸制。但事實上,美洲和其他地方實行的奴隸制的殘忍程度并不及這個美麗小島上實行的罪犯流放制度。范迪門斯地比新南威爾士更墮落、酷刑執行更嚴苛,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解釋。一開始,范迪門斯地大多數罪犯的罪行比新南威爾士罪犯的罪行更惡劣嚴重。居住在霍巴特的人原本都來自諾福克島,諾福克島是嚴厲懲罰流放到澳大利亞后再次犯罪的人的地方。后來,人們認為必須嚴明法紀。總體來說,在霍巴特,分派給殖民者的罪犯比悉尼的罪犯更不老實。因此,當地**規定了非常嚴苛的懲罰制度。如果有殖民者因生氣投訴了分派給自己的罪犯,治安官就可以對罪犯施以鞭刑。據記載,有幾個罪犯遭到了殘酷的鞭打,只是因為他們的主人在下達命令時,他們臉上露出了微笑的“無禮行為”。如果殖民者寫信要求懲罰自己的罪犯,治安官就會鞭打罪犯直至昏厥,根本不需要提供他犯錯的證據。喬治·亞瑟總督提供的證據表明,1833年,范迪門斯地的一萬七千名罪犯中,有五千名罪犯從未受到任何投訴。喬治·亞瑟總督認為,這一數據對殖民地非常有利。但顯然,數據表明有一萬兩千名罪犯受到了投訴,而簡單的一個投訴就會使他們遭受鞭刑。
喬治·亞瑟(1784—1854)
英國**在塔斯馬尼亞島發布的一份圖文并茂的公告,旨在提倡土著民與定居者之間和諧共處
范迪門斯地被視為亡命之徒的收容站。1821年,澳大利亞西海岸的麥夸里海灣被選為專門流放罪惡最深重的罪犯的地方。麥夸里海灣位于一片荒涼海岸上,周圍是常年受到雨水沖刷的巨大山石,顯得非常蕭肅冷清。航海家馬修·弗林德斯曾“帶著恐懼愕然”仰望那里的山峰。附近的海面常年受到南極大風的侵襲。就這樣,麥夸里海灣成了收容罪惡滔天的亡命之徒的地方,見證了他們的痛苦經歷。麥夸里海灣的囚犯身穿粗糙丑陋的黃色衣服,衣服上有一個黑色的寬箭頭,箭頭周圍是獄卒的火槍。這身囚衣明確表明,他們是一群令人厭惡、無可救藥的罪犯。普通罪犯一般身穿灰色或藍色囚衣。重犯常常結伙干活,主要工作是砍伐森林里的大樹,然后將木材拖到海灘上。一些罪犯帶著鎖鏈,在風暴肆虐的巖石上忍饑挨餓。由于物資匱乏以及生活艱辛,他們很快染上了惡疾,最后被病痛折磨致死。通往麥夸里海灣的狹窄入口叫地獄之門。喬治·亞瑟總督在塔斯曼半島上建了一座新監獄,派一隊持械警察和一群受過訓練的警犬前去巡視當地與陸地的狹長連接處,亞瑟港的名字由此而來。亞瑟港的城墻和炮塔孤零零地聳立在壯觀的廢墟中,提醒后人這里曾有一段可怕陰森的過往。
廢棄麥夸里海灣的原因之一是,管理者與叢林土匪的矛盾日益加深。托馬斯·戴維、威廉·索雷爾和喬治·亞瑟執政期間,社會矛盾愈發尖銳。在一個暴力恣意的社會中,叢林土匪應運而生。早在1806年,悉尼的公報上曾出現“威廉·佩奇,叢林土匪”等字樣。1809年,威廉·布萊總督描述范迪門斯地的社會狀況時,稱叢林土匪是“一群強盜暴徒”。
范迪門斯地和新南威爾士除了殖民開發的領地,還有大片無人居住的區域。給這無人區目無法紀、偷盜成性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機。刑期已滿或逃脫了被奴役命運的罪犯們會“落草為寇”,偷一匹馬四處游蕩劫掠,過著居無定所的流浪生活,直到被抓住或被槍打死。持有武器的土匪是最危險的,以搶奪施暴為生。二十多年來,范迪門斯地一直是叢林土匪的活動地帶。一群逃離管制的囚犯知道自己被抓后一定會被吊死,于是破釜沉舟,憑借野外生存技能和狡猾的犯罪頭腦,過著冒險的叢林生活。叢林山寨一般隱藏在深不見底的洞穴里,僅能容一人藏身。叢林里有大量袋鼠可供食用,突襲當地駐點、搶劫郵件或洗劫商店也可以獲得生存資料。
上述事實說明麥夸里海灣很難管制。到了特定季節,由于暴風肆虐,人們根本無法接近麥夸里海灣。想要逃離這個荒涼偏僻的地方,只能坐船或翻過杳無人煙的陡峭高山,然后穿過島上西邊的大片茂密的灌木叢,但這會是一場令人絕望的冒險。近百人曾嘗試過逃跑,但大多數人命喪途中或被槍打死。曾有一群人逃到了叢林里,因饑餓開始互相殘殺,據說有十個人被同伴殺死吃掉了。兩個可憐的幸存者被抓到時,身上還攜帶著一些人肉。還有一些人成功逃離,加入了和他們一樣的強盜團伙。毫無疑問,很多被分派給殖民者的罪犯遭到殘忍虐待后,被迫與不法分子為伍。因此,他們殘忍報復以前的壓迫者也不足為奇。
喬治·亞瑟擔任副總督時,也是叢林土匪最猖獗的時期。1825年,一群近百人的兇徒全副武裝,騎著馬在范迪門斯地境內游蕩,給當地的殖民生活蒙上一層恐怖陰影。他們燒殺搶奪,無惡不作。馬修·布雷迪是從麥夸里海灣逃出的一名罪犯,他帶領一伙曾經攻擊過威廉·索雷爾的土匪,突襲并成功圍困了前來抓捕他們的軍隊,還將當地的罪犯全部放走了。在朗塞斯頓,這伙強盜有組織地發起了一場突襲,就像作戰部隊一樣。當時最臭名昭著的土匪麥克·豪自稱“護林隊長”或“小鎮鎮長”。殖民地被這群無賴土匪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是時候采取一些措施鎮壓叢林土匪了。當地的農場都被封鎖了起來,以免遭到襲擊,甚至留下了防御的槍眼。喬治·亞瑟總督還制訂了法令,允許殖民者看到持械的罪犯時立即開槍。一群士兵和一些殖民者拿著武器四處巡視,追捕逃跑的犯罪分子。喬治·亞瑟總督也親自參與了追捕。人們齊心協力,一共抓獲并審判了三十七名土匪。被捕的土匪全被判了死刑。1825年至1826年,一百多名罪犯被絞死。但這些有力措施并沒有根除叢林土匪,因為將幾千名罪犯流放到一個艱苦且人口稀少的地方,根本無法避免一些問題的產生。無論如何,當地**還是將一群窮兇極惡、蹂躪搶劫殖民者的土匪一網打盡了。
后來,一些通俗小說將叢林土匪塑造成英雄形象,就像英國詩歌和傳奇故事美化攔路強盜的所作所為那樣。但事實上,逃亡的罪犯身上沒有一點兒騎士精神,他們只是一群窮兇極惡的罪犯,而且大多數都很危險。
澳大利亞內陸地區也有一些作亂的土匪。1834年,在新南威爾士,威廉·溫特沃斯的朋友沃德爾醫生在家中被一個土匪殺死。維多利亞時期,凱利幫[2]的惡行和對他們的追捕成了一個刺激經典的冒險犯罪故事。但澳大利亞內陸殖民地遇到的麻煩遠不及范迪門斯地遇到的多。
猖獗的林中土匪是引發“黑色戰爭”的原因之一。半個世紀內,“黑色戰爭”導致了塔斯馬尼亞人的滅絕。范迪門斯地的土著人與澳大利亞內陸的土著人不同。在歷史上的某個遙遠的地質時期,這個小島和澳大利亞內陸是相連的。然而,由于海床下沉,小島和大陸之間的連接斷裂,島上的黑人被隔絕,沒有受到外來人種的影響。后來,外來人種改變了澳大利亞內陸黑人的特征。塔斯馬尼亞人待人友好,遇見過他們的英國人和法蘭西人都認為他們不喜歡挑釁,富有幽默感。如果他們得到殖民者的尊敬,一定不會為對方制造麻煩。但殖民者和被流放的罪犯絕不允許這些土著人過上太平日子。隨著殖民地的進一步擴張,殺戮和暴行成為家常便飯。有確切的證據表明,白人是導致戰爭的罪魁禍首。托馬斯·戴維在1813年的聲明中寫道:“可憐的、未開化的黑人的仇恨,完全是被野蠻殘酷的掠奪手段激發出來的,殖民者甚至奪走了他們的孩子。我們捫心自問,到底誰是野蠻人?是從黑人父母那里奪走孩子的白人,還是勇敢奪回孩子的黑人?”威廉·索雷爾擔任總督時期,類似的暴行依然存在。加上叢林土匪們的蹂躪和掠奪,塔斯馬尼亞人的生活更加痛苦不堪。被文明拋棄的墮落的流放者,用各種殘忍方式折磨范迪門斯地土著們不幸的孩子。
愛德華·凱利被俘
塔斯馬尼亞人的生產與生活
壓迫最終導致了反抗。塔斯馬尼亞人決定與壓迫他們的白人對抗。1824年,喬治·亞瑟擔任副總督時,塔斯馬尼亞人采取了行動。然而,復仇只能讓更多無辜者失去生命。黑人厭惡白人,白人為得到更多資源殺戮黑人。此外,白人擁有先進的武器。棍棒和長矛根本無法抵抗火槍。很多黑人在洗澡時或晚上圍坐在營火旁時被射殺。《塔斯馬尼亞史》的作者約翰·韋斯特從幸存下來的證人那里,收集了一些資料,撰寫了關于那個時代的歷史。他用一句生動的話再現了當時的戰爭:“受傷的人的腦袋受到重擊,嬰兒被丟進火里,刺刀一次次插入瑟瑟發抖的身體中。土著人在火焰旁相擁入眠,卻在黎明前成為祭奠自己的靈火。”
喬治·亞瑟總督非常清楚土著人遭遇的不幸,也曾試圖保護他們。他組織成立了土著居民保護委員會。該委員會指出,由于受到了殘忍的傷害,土著人才采取了野蠻的報復措施。然而,作為一個負責的行政長官,喬治·亞瑟決不允許無**狀態占據上風。黑人不再區分敵人和朋友,任何闖入他們勢力范圍的白人都會死在他們的長矛下。喬治·亞瑟竭力緩解緊張局面,下令懸賞活捉土著人,一個成人五英鎊,一個兒童兩英鎊。因此,一個抓捕隊很快成立,他們像搜捕獵物一樣抓捕土著人。菲利普港的殖民先鋒約翰·巴特曼因采取了溫和手段招降黑人而名噪一時。
然而,小規模行動的隊伍并不足以平息動亂。喬治·亞瑟決定組織一次大規模驅逐行動,將小島中部和南部的黑人趕到塔斯曼半島上。所有士兵、警察和持械的殖民者們一起,對湖區到東海岸的圣帕特里克之間的區域進行了地毯式搜捕。近五千人參與了這次行動,喬治·亞瑟總督親自擔任最高指揮。所有武裝力量由軍隊的軍官統一指揮,一名士兵負責搜尋一處區域。這場搜捕動用了殖民地儲備的大量彈藥、槍支和手銬。
1830年10月7日,搜捕隊開始向南推進,每個人都相信自己是幫忙將土著人驅逐到關押他們的轄區。但行動結束時,他們只抓到了一個男人和一名兒童。除了這兩個人,其他土著都偷偷躲過了他們的防線。喬治·亞瑟的黑色行動耗資高達三萬英鎊,但最終像用捕蝶網捕捉陽光一樣,徒勞一場。
塔斯馬尼亞人在開會
塔斯馬尼亞人受到殖民者的壓迫,奮起反抗
行動失敗后,一個叫喬治·奧古斯都·羅賓遜的建筑師和土著人打過交道,有一些經驗,也懂得土著人的語言。喬治·奧古斯都·羅賓遜是衛理公會派的**,為人善良,非常同情土著人的命運。在同時代的人眼中,他的提議使他看起來像一個瘋子或傻子。事實上,喬治·奧古斯都·羅賓遜曾提議不帶武器去接近土著人,像朋友一樣和他們對話,告訴他們不管某些殖民者和罪犯如何對待他們,**的真正目的是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他的提議中有一條是停止抓捕土著黑人,禁止殖民者在他們面前攜帶武器。這個默默無聞的建筑師確實做了一些不同尋常的事。他曾跋涉幾百英里,為了完成自己的任務不惜任何代價。他做過的最偉大的事是告訴世人,被抓捕的黑人也擁有人的靈魂,可以與他的靈魂產生共鳴。他接納了一些自己熟悉的黑人,與他們成了朋友,并在這些人的帶領下來到了土著人藏身的地方。他經常身陷危險,但沉著和自信總能幫他化險為夷。曾有一幫土著人用長矛瞄準了他,但他平靜地走到他們面前,和他們握手言和。他還將一個野蠻部落的殘余力量帶到了霍巴特的**大樓前。為了向土著表示歡迎,喬治·亞瑟總督命令樂隊奏樂,但土著人嚇得大聲尖叫,圍在喬治·奧古斯都·羅賓遜周圍尋求保護。
喬治·奧古斯都·羅賓遜(1791—1866)與塔斯馬尼亞人
然而,顯而易見的是,只要土著人、殖民者和罪犯生活在同一片大陸上,就一定會有紛爭。喬治·奧古斯都·羅賓遜不可能前往所有地方調解爭端。他可以勸他所接觸到的土著人做任何事,但在他去不了的地方,爭斗仍然不可避免。因此,有人提議讓喬治·奧古斯都·羅賓遜召集所有活著的土著黑人,將他們帶到巴斯海峽的弗林德斯島。1835年,該提議被批準實施,但需要遷離的人口總數只有二百零三人。歐洲人第一次占領范迪門斯島時,當時的一個土著部落有幾千人。即將遷離的土著人受到了喬治·奧古斯都·羅賓遜和其他殖民者的禮待。但所有想保留這個種族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費。這些土著人漸漸病倒,最后都病死了。然而,他們留下了一些混血兒。1860年,最后一個塔斯馬尼亞人也去世了。
有關范迪門斯地罪犯流放制度的最后階段將在第十七章中敘述。范迪門斯島除了接收罪犯,也收容了很多能人異士。托馬斯·溫賴特就是其中之一,他既是偽造犯、投毒犯,也是一位藝術家、文人。他是查爾斯·蘭姆的朋友,曾是皇家藝術學院的繪畫師。此外,**運動中的幾位領袖,如約翰·弗羅斯特、威廉·瓊斯、澤弗奈亞·威廉姆斯等人,由于在1839年參與了威爾士的新港動亂被流放。如果在這之前被控叛國罪,他們受到的刑罰應該是死刑,但他們在范迪門斯地過著非常安逸的生活,并親眼見證了**運動提出來的所有改革意見被澳大利亞政治體系采納的過程。1848年的愛爾蘭叛亂為殖民地帶來了一群頗有影響力的政治犯,其中包括史密斯·奧布萊恩、托馬斯·馬爾和約翰·米切爾。他們都是受過教育、有才能的人。托馬斯·馬爾回憶起1848年的愛爾蘭叛亂時寫道:“付出巨大代價冒險一搏后,還是失敗了。”政治犯受到了悉心照料,在假釋問題上有很大的自由度。其中一位還在霍巴特辦了一家報紙,叫《流放的愛爾蘭人》。他們屬于喬治·亞瑟在一份官方文件中提到的“語言貼近大眾、行為比較紳士的罪犯群體”。托馬斯·馬爾在給朋友加萬·達菲的信中寫道:“我們應該像君子一樣,心甘情愿地付出代價。”史密斯·奧布萊恩在流放地變得越來越焦躁不安,給自己造成了不必要的束縛。約翰·米切爾將妻兒帶到了殖民地,在島上生活了五年后,他在六位同伴和一些愛爾蘭裔美國人的幫助下,成功逃到了美國。
澤弗奈亞·威廉姆斯(1795—1874)
還有一些罪犯是在早期的英國工會運動中,由于受到英國**的敵視被逮捕流放。喬治·洛夫萊斯和四個多賽特郡工人因參與了農業勞動者友好協會,并煽動其成員宣誓不接受低于一星期十先令的工資被判流放七年。1836年,由于這一事件激起了民憤,**被迫釋放了他們。喬治·洛夫萊斯是一個誠實可靠的人,做的一切只是為了改善同伴的生活條件。服刑結束后,他寫了《輝格黨原則的受害者》一書,書中講述了他在流放地看到的逸聞趣事。
在這段瘋狂、野蠻的歲月里,一位叫約爾延·約根森的特立獨行的人來到范迪門斯地。他是一個高瘦、藍眼的丹麥人,也是一個天才浪子,一生充滿傳奇和冒險。他曾在馬修·弗林德斯的帶領下參與了探險航行,在“納爾遜夫人”號上擔任大副,也是護送第一批殖民者登陸里斯頓灣的軍官之一,親眼見證了殖民地的建設過程。后來,他被流放到了里斯頓灣。回到歐洲后,拿破侖戰爭期間,他在一艘丹麥走私船上工作,但被英軍俘虜。后來,他被派往冰島運送補給品。他抓了冰島的丹麥總督,并向當地人宣稱自己是英國**派來兼并冰島的。因此,他成了冰島的總督,還在冰島建立了陪審團制度,改善了當地的教育體制,并向倫敦發送文書宣布自己占領了冰島,將其歸入了英國的版圖。當然,英國并沒有承認這種未經授權的占領。回到英國后,約爾延·約根森被派去歐洲大陸從事秘密外交工作。任務結束后,由于天性好賭,為了籌集賭資,他偷偷賣掉了租住的屋子中的家具,繼而鋃鐺入獄,獲刑七年。他在紐蓋特監獄服刑四年,協助監獄里的藥劑師配藥。出獄后,他被當地驅逐出境。他承諾要離開這個國家,但卻沒有做到,后來作為逍遙法外的異鄉人再次被捕,并被判終身流放。見過他的人都說他是一個能力出眾的人。約爾延·約根森確實多才多藝,他在旅行見聞、神學、政治經濟學方面都有著述。
約翰·米切爾(1815—1875)
約爾延·約根森(1780—1841)
范迪門斯島的海岸線附近迎接了很多航海家、探險者,其中有荷蘭人、法蘭西人和英國人。范迪門斯地見證了許多流放者的痛苦,傾聽他們的懺悔。然而,隨著制度的變遷,舊名字隨之更換。流放罪犯制度結束前,這里的居民一直希望廢除流放制度。于是,他們開始用塔斯馬尼亞稱呼范迪門斯島。1853年,島上建立自治機構時,“塔斯馬尼亞島”被寫進了憲法。
注解:
[1] 托比·貝爾奇(Toby Belch),莎士比亞的喜劇《第十二夜》中一個酷愛酗酒享樂的人物。——譯者注
[2] 凱利幫是以愛德華·凱利為首的叢林土匪的名稱。愛德華·凱利隨父親來到澳大利亞,從小生活艱苦,蔑視權威,并屢次被捕,后來拉幫結伙成立了凱利幫。——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