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應該弄清國家的涵義。近幾年來的學術討論中，有人往往把我們這個時代關于國家的涵義等同于歷史上的國家的涵義，這是錯誤的、不科學的。我們今天所說的國家，包括**、土地、人民、**各個方面。由于政權性質的不同，國家可以分為好幾類，有人民民主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國家，等等。歷史上國家的涵義就跟這不一樣。簡單地說：歷史上的國家只能是某一個家族的政權，不能把它等同于今天我們所說的國家。曹操的兒子曹丕臨死前寫了一篇遺囑，說：自古無不亡之國。這里所說的“國”是什么呢？就是指某個家族的政權，是指劉家的、趙家的、李家的或者朱家的政權。這些政權經常更替，一個滅亡了，另一個起來。所以曹丕說自古無不亡之國。但是一個政權滅亡了，當時的國家是不是也滅亡了呢？沒有。譬如漢朝劉家的政權被推翻了，曹操的兒子做了皇帝，還是有三國，我們的歷史并沒有中斷。曹家的政權被推翻了，司馬氏做了皇帝，國家也沒有滅亡。所以，歷史上的所謂亡國，就是指某一個家族的政權被推翻，國家還是存在的，人民還是存在的。因此我們所說的明太祖建國，也是指他建立的朱家的政權。這個國跟我們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本質的不同，它只代表一個家族、一個集團的利益，而不代表整個民族的共同的利益。把這個涵義弄清楚，我們才可以講下面的問題，就是朱元璋的政權依靠的是什么。
1.土地關系問題
要講土地關系問題，不能不概括地講講當時的基本情況。
在14世紀中葉，大致是從1348年到1368年的二十年中間，發生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農民戰爭。規模之大，幾乎遍及全國，從東北到西南，從西北到中南，到處都有農民戰爭發生。不單是有漢族農民參加，各地的少數民族也參加了，如東北的女真族（就是后來的建州族）、西南的**都參加了斗爭的行列。時間之久前后達二十年。戰爭激烈的情況，在整個歷史上都是少有的。
在二十年的戰爭中，反對元朝的軍事力量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體系：一支是紅軍。因為參加起義的人都在頭上包一塊紅布作為標志，在當時**的文書上稱為“紅軍”，也有個別的叫作“紅巾軍”。這是反對元朝的主要力量。現在有些歷史學家不大愿用“紅軍”這個名稱，大都稱為“紅巾軍”。大概有這樣一個顧慮：怕把歷史上的紅軍同我們黨建立的紅軍等同起來。在我的記憶里有這樣一件事：大約二十年前，****的一個什么館，要我寫明史。書寫好之后交給他們看，他們什么意見也提不出來，最后說：你這上面寫的“紅軍”改不改？要改就出版，不改就不出版。我說：不出版拉倒！（這本書現在沒有出版）他們怕紅軍，不但怕今天的紅軍，也怕歷史上元朝的紅軍，因此他們要我改掉。我不改，因為根據歷史記載，這支起義軍本來就是紅軍，不是白軍。這不說明什么政治內容，而只是說他們頭上包了一塊紅布而已。紅軍又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在東邊活動；一部分在西邊活動。具體說，東邊是指今天的安徽、河南、河北一帶，西邊是指江漢流域（長江、漢水流域）。江漢地區的紅軍很多，包括“北瑣紅軍”和“南瑣紅軍”。反對元朝的另一支軍事力量是非紅軍系統：在浙江有方國珍，在元末的反元斗爭中，他起兵最早；在江蘇有張士誠；在福建有陳友定。這幾支軍隊都不屬于紅軍系統。當時為什么能爆發這樣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呢？我想在講元朝歷史的時候已提到了。這里就不再重復。
下面講講紅軍提出了些什么問題。
紅軍當中的一些領導者，他們在反元斗爭展開之后發布了一個宣言（當時叫檄文），里面有這么兩句話：“貧極江南，富稱塞北。”（文件的全文已看不到了，只留下這么兩句）這說明什么呢？說明紅軍反對元朝的統治，要推翻元朝的統治。這是一個有各族人民參加的階級斗爭。當時元朝的政治中心，一個在大都（北京），一個在上都。元朝**經常派出很多官吏和軍隊到南方去搜刮物資，把這些物資運到北方去供少數人享受。元朝的皇帝在剛上臺時，為了取得軍事首領、部族酋長的支持，對他們大加賞賜，按照不同的地位給他們金、銀、綢緞一類的物資。遇到政治上有困難時，為了獲得支持以鞏固自己的統治，也采取這種辦法。每次賞賜的數目都很大，往往要用掉一年或者半年的收入，國家財政收支的一半甚至全部都給了他們。這些物資是從哪里來的呢？是從全國人民身上搜刮來的。幾十年光景，造成了“貧極江南，富稱塞北”的局面。這樣的統治使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他們就起來斗爭，改變這個局面，所以提出了這樣鮮明的口號。
紅軍初期的主要領導人韓山童，是傳布白蓮教起家的（他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傳布白蓮教的）。由于通過宣傳白蓮教，通過宗教迷信活動可以組織一部分力量，于是他就提出“明王出世”“彌勒佛降生”的口號。明王是明教的神，也叫“明尊”或“明使”。明王出世的意思是光明必然到來，光明一到，黑暗就給消滅了；最后人類必然走上光明極樂的世界。彌勒佛是佛教里的著名人物。傳說在釋迦牟尼滅度（死）后，世界就變壞了，種種壞事全部出現，人的生活苦到不能再苦。幸得釋迦牟尼在滅度前留下一句話，說再過若干年，會有彌勒佛出世。這佛爺一出世，世界立刻又變得好起來：自然界變好了；人心也變慈善了，搶著做好事，太太平平過日子；種的五谷，用不著拔草翻土，自己會長大，而且下一次種有七次的收成。這種宗教宣傳，對當時受盡苦難的農民發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們希望有人來解救他們。所以，在廣大農民中間，白蓮教就用“明王出世”“彌勒佛降生”這樣的口號作為號召來組織斗爭力量。
這種宗教宣傳對農民能夠發生作用，可是對知識分子就不能夠發生作用了，特別是一些念四書、五經的儒生不相信這一套。因此，對他們必須有另外一種口號。紅軍的領袖們就利用一些知識分子對元朝統治的不滿，對宋朝懷念的心情，提出了“復宋”的口號。他們假托自己是趙家的子孫。韓山童是河北人，起兵之后被元朝**殺害，他的兒子韓林兒跑掉了。以后劉福通就利用元朝**治理黃河的機會組織反元斗爭。當時黃河泛濫成災，元朝**用很大力量調了很多民夫、軍隊來做黃河改道的工作。民夫和軍隊都集中在一起，劉福通就乘機組織民工發動反元斗爭。軍事行動開始之后，他們就假托韓林兒是宋徽宗的第九代子孫，劉福通是南宋大將劉光世的后代。他們以恢復宋朝的口號來團結一部分知識分子。所以紅軍有兩套口號：一方面宣傳“明王出世”“彌勒佛降生”來團結和組織農民；另一方面以恢復宋朝政權相號召，團結社會上有威信的知識分子。而中心則是階級斗爭，推翻剝削階級。
劉福通起兵之后，聲勢很大，得到了各個地方的響應。在江蘇蕭縣有芝麻李起兵響應；安徽鳳陽有郭子興起兵響應，一下子就發展到幾十萬軍隊。他們從山里把韓林兒找出來，讓他做了皇帝，建立了統治機構。同時分路出兵攻打元朝：一支由華北打到內蒙，以后東占遼陽，轉入高麗；另一支打到西北；還有一支打到四川。
以上講的是東部紅軍的情況。
西部紅軍的主要領導人叫彭瑩玉，他是一個和尚，原來在江西袁州組織過一次武裝起義，失敗以后，就跑到淮水、漢水流域，秘密傳教，組織力量。后來他找到徐壽輝，組織武裝力量，進行反元斗爭。徐壽輝被他的部下陳友諒殺掉以后，西部紅軍的主要領導人就是陳友諒。此外，徐壽輝的另一個部將明玉珍跑到四川，在那里也建立了政權。
從二十年的長期戰爭中，我們可以看出這樣幾種基本情況：
第一，不管是東邊韓林兒這一支，或者是西邊陳友諒這一支，他們遇到的最堅強的敵人不是元朝的軍隊。這時元朝軍隊已經失去了建國初期那種勇敢、剽悍的特征，無論是軍官也罷，士兵也罷，都腐化了，不能打仗了，在與紅軍作戰時，往往是一觸即潰。既然元朝軍隊不能打仗，為什么戰爭還能延續二十年呢？原因就在于堅決抵抗紅軍的是一些地主階級的武裝力量。這些武裝力量，元朝**把它稱為“義軍”。這些力量很強大，最強的有察罕帖木兒、擴廓帖木兒父子所領導的一支；此外，李思齊、張思道、張良臣等也都很有實力。至于小的地主武裝就舉不勝舉了。這些地主武裝為什么這樣堅決地反對農民起義呢？因為紅軍堅決反對階級壓迫。應該說當時的農民革命領袖并沒有消滅地主階級的思想，若要把現代人的意識強加于古人，那是錯誤的。那個時代的人不可能有消滅地主階級的思想，但是，他們恨地主階級，因為他們世代受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現在他們自己有了武裝力量，就要對這些地主階級進行報復。在這樣情況下，各地的地主階級都組織力量來抵抗紅軍。其中最強的是察罕帖木兒和李思齊這兩支力量。所以，紅軍在幾路出兵的千里轉戰中，所遇到的主要敵人不是元朝的正規軍，而是這些地主階級的武裝。在紅軍遭到這些地主武裝的頑強阻擊而受到損失之后，元朝**就承認這些地主武裝，封給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張良臣及其部隊以官位和名號。
一方面是紅軍，他們要改變“貧極江南，富夸塞北”的局面；另一方面，頑強抵抗紅軍的主要是地主階級的武裝力量，其中主要的數量最多的是**地主的武裝力量。這就是從1348年到1368年二十年戰爭中的第一個基本情況。
第二，在二十年的斗爭中，盡管起義的面很廣，戰爭區域很大，軍事力量發展得很快，但是始終沒有形成統一的指揮。不管是劉福通這個系統，或者是徐壽輝這個系統，都是各自為政，互不配合。盡管在戰爭的過程中，東邊的勝利可以支持西邊，西邊的勝利可以支持東邊，可是戰略上沒有統一的部署，缺乏統一的領導。不只是東邊這一支和西邊這一支二者之間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在劉福通領導下的軍事力量也是這樣。軍隊從幾路分兵出發，不能采取通盤的步驟，而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盡管他們也有根據地（劉福通建都開封，陳友諒建都武漢），但是在當時交通不便的情況下，前方和后方的聯系很差，這支軍隊和那支軍隊之間的情況互不了解。盡管他們的軍事力量都很強大，一打起仗來往往是幾百里、幾千里的遠征，所到的地方都能把敵人打敗，所消滅的敵人也很多，可是并不能把所占領的地方安定下來，沒能建立起各個地方的政權。因此紅軍走了之后，原來的蒙古和**地主的聯合政權又恢復了。最后，這幾支軍隊都由于得不到后方的接濟，得不到友軍的配合而逐個被消滅了。他們雖然失敗了，但在歷史記載上很少發現有投降元朝的，絕大多數都是戰斗到最后。相反，不屬于紅軍系統的那些反元力量，像浙江東部的方國珍（佃戶出身），以蘇州為中心的張士誠（販私鹽的江湖好漢出身），他們也是反抗元朝的，也都有自己的政權，建號稱王，可是在頂不住元朝的軍事壓迫的時候，就投降元朝，接受元朝的指揮。過一個時期看到元朝軍事力量不行了，又起來反對元朝。方國珍也罷，張士誠也罷，都這樣經常反復。他們雖然反對元朝，但并沒有像紅軍那樣提出政治的、宗教的階級斗爭口號。在二十年戰爭中，最后取得勝利的不是這些人，而是在韓林兒的旗幟下成長起來的朱元璋。
朱元璋出身于紅軍。他家里很窮苦，沒有土地。從他祖父起，就經常搬家，替地主干活。最后，他父親在安徽鳳陽（當時的濠州）的一個小村子里落了戶。朱元璋小的時候給人家放牛羊，以后因為遇到荒年，瘟疫流行，他的父母、哥哥都死了，他自己沒有辦法生活，便在廟里當了和尚。廟里是依靠地租過活的（過去寺院里都有大量的土地），遇到荒年，寺院里也收不到租，當和尚也還是沒有飯吃。朱元璋只好出去化緣、要飯。他在淮水流域要了三年飯。這三年要飯的生活對朱元璋一生的事業有很大的關系。因為我們上面講到的彭瑩玉就是在這一帶地方進行活動，通過宗教宣傳、組織反元斗爭的。這樣，朱元璋就不能不受到他的影響。同時，這三年的流浪生活也使朱元璋熟悉了這一帶的地理、山川形勢和風俗民情。三年后，朱元璋重新回到廟里。這時，濠州的郭子興已經起兵，成為紅軍的將領之一。因為朱元璋和紅軍有來往，元朝**就很注意他。他的處境很危險。但這時朱元璋還很彷徨，兩條道路擺在面前：是革命呢？還是反革命呢？經過一番考慮，最后還是投奔了紅軍，在郭子興的部下當了一名親兵。朱元璋自己后來寫文章回憶，說他當時參加這個斗爭并不很堅決，而是顧慮很多的。參加了郭子興的部隊以后，他很勇敢，也能夠出主意，能夠團結一些人。后來成了郭子興的親信，郭子興就把自己的養女馬氏許配給他，這樣他就成了郭子興的女婿。軍隊里稱他為朱公子。朱元璋在反元斗爭中用計謀襲擊了一些地主武裝，把這些地主武裝拉了過來。同時他又回到自己的家鄉去吸收了一批人。當時有二十四個人跟他參加了紅軍，以后都成了有名的將領，開國名將徐達就是其中之一。郭子興死了之后，朱元璋代替了郭子興，成為韓林兒旗幟下的一支軍事力量的將領。這時，他的力量還并不強大。那么，他為什么能夠贏得戰爭的勝利，取得全國的政權呢？有這么幾個因素：
一個因素是正當朱元璋開始組織軍事力量時，劉福通部下的紅軍正在跟元朝的軍隊作戰，元朝軍隊顧不上來打朱元璋。朱元璋占領區的北面都是紅軍，這樣，就把他的軍隊和元朝的軍隊隔開了。所以，當紅軍和元朝軍隊作戰時，朱元璋可以趁此機會壯大自己的武裝力量，占領許多城市。
第二個因素是他取得了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支持。他起兵之后不久，就有一些知識分子投奔他，像李善長、馮國用、劉基、宋濂、章溢、葉琛等。這些人都是浙江、安徽地區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在地方上有些威望，而且都有武裝力量。這些知識分子替朱元璋出主意，勸他搞生產、搞屯田。在安徽時，朱升勸他“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這就是要他先把根據地搞好，在后方解決糧食問題，一開始不要把目標搞的太大。李善長、劉基勸他不要亂殺人，不要危害老百姓，要加強軍隊紀律，要鞏固占領的城市；并經常把歷史上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告訴他。朱元璋本人也很用功地學習歷史，他在進行軍事斗爭或政治安排時，總是要征求這些人的意見，研究歷史上的經驗教訓。
這里有一個問題，朱元璋出身于紅軍，他反對地主，而地主階級為什么要支持他呢？這不是一個很大的矛盾嗎？要了解這個問題，必須從當時的具體歷史情況來看。朱元璋本人要打擊地主，因為他受過地主階級的壓迫。可是在進行軍事斗爭的過程中，他感到光像過去那樣打擊地主、消滅地主，不僅很難取得地主階級的支持，而且會遭到地主階級的頑強抵抗。所以，在他還沒有成為一個軍事統帥的時候，他就改變了紅軍的傳統，開始和地主階級合作，取得他們的支持。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地主階級怎么愿意支持他呢？前面不是說過，紅軍在北上的戰爭中所遇到的最大阻力不是元朝軍隊，而是地主階級的武裝嗎？原因很簡單，就是安徽、浙江地區的地主階級，他們看到元朝**已經不能維持下去了，他們不能再依賴元朝**的保護，而他們自己的武裝力量又無論如何也抗拒不了朱元璋的進攻；更重要的是他們理解到朱元璋歡迎他們，采取跟他們合作的方針。他們與其堅決反抗朱元璋而被朱元璋消滅，還不如依靠朱元璋，得到朱元璋的保護，以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所以，當朱元璋派人去請劉基的時候，劉基開始拒絕，可是經過一番考慮之后，最后終于接受了。
朱元璋的軍隊加入了這樣一批力量之后，它的性質逐漸改變了。所以在他以后去打張士誠時所發布的一個宣言中，不但不再承認他自己是紅軍，反而罵紅軍，攻擊紅軍，把紅軍所講的一些道理稱為妖言。盡管這時他在形式上還是接受韓林兒的命令，用韓林兒的年號，他的官爵也是韓林兒封的，但實質上他已經叛變紅軍。到了1368年，他已把陳友諒、張士誠消滅，派大將徐達進攻北京，這時又發布了一個宣言。在這個宣言中像紅軍所提出的“貧極江南，富稱塞北”的口號都沒有了，主要提些什么問題呢？夷夏問題。就是說少數民族不能當中國的統治者，只能以夏治夷，不能以夷治夏。他要建立和恢復漢族的統治。在這樣的情況下，戰爭的性質改變了，不再是紅軍原來的階級斗爭的性質，而是一個漢族與蒙古族的民族戰爭。
1368年，朱元璋的軍隊很順利地打下了北京。元順帝跑到蒙古，歷史上稱為北元。元順帝雖然放棄了北京而回到蒙古，可是他的軍事力量并沒有受到太大的損失，還仍然保持著比較強大的軍事力量和完整的政治機構。他并不認為自己統治的王朝已經結束了，他經常派兵來打北京，要收復失地。所以在明朝初年明朝和北元還有幾次很激烈的戰爭。到了洪武八年，北元的統帥擴廓帖木兒死了，蒙古對明朝的威脅才減輕了一些，但仍然沒有結束。這時北元和高麗還保持著密切的關系，高麗的國王還照樣是北元的女婿（每一個高麗國王都要娶蒙古貴族女子作妻子），在政治上仍然依附于北元。這種關系一直維持到洪武二十五年。這一年，高麗內部發生斗爭，大將李成桂為了取王朝而代之，他依靠明朝的支持，在國內發動政變，推翻了舊的王朝，建立了一個新的朝代。從此，高麗臣服于明朝。同時，李成桂在求得明太祖的同意之后，把國名高麗改為朝鮮。此后一直叫朝鮮，不再稱高麗了。朝鮮國內的政治變革，反映了明朝和北元的斗爭關系和勢力的消長。
總結上面所說的歷史情況，得到這樣的結論：經過二十年長期的戰爭，一方面是紅軍（包括東、西兩部分）和非紅軍（像方國珍、張士誠）；另一方面是元朝軍隊，更重要的是各個地方的**地主武裝力量。在戰爭過程中這些**地主武裝大部分被消滅了。也由于二十年的長期戰爭，各地人口大大減少，土地大量地荒廢。因此1368年明太祖建國之后，他就不能不采取一些措施，改變這種情況。一個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手段的國家，農業生產得不到保證，他就不能維持下去。因此，在明朝初年采取了一系列的辦法：
第一，大量地**。例如移江浙的農民十四萬戶到安徽鳳陽，遷山西的一部分人口到河南、河北、安徽去。**的數量是很大的，一移就是幾萬家、甚至十幾萬家。遷移的民戶到了新的地方之后，**分配給他們土地。這些土地是從哪里來的呢？就是一些在戰爭中被消滅的大地主的土地和無主荒地。此外，**還給耕牛、種子、農具，并宣布新開墾的荒地幾年內不收租，鼓勵他們的生產積極性。
第二，解放匠戶。元朝有所謂匠戶制度。成吉思汗定下了這樣一種辦法：每打下一個城市之后，一般的壯丁都殺掉，但是有技術的工人，無論是銅匠、鐵匠或其他行業的工匠都保留下來。把每個大城市的技術工人都**在一起為官府生產，這些人就稱為匠戶。這些匠戶幾乎沒有人身自由，世世代代為官府服役。明太祖把他們部分地解放了，給他們一些自由，鼓勵他們生產。匠戶數目很大，有幾十萬人。
第三，凡是戰爭期間，農民的子弟被強迫去當奴隸的，一律解放，給予自由。這樣，增加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力。
第四，廣泛地鼓勵農業生產。明太祖采取了很多措施：規定以各地農業收成的好壞作為考核地方官工作成績的重要標準之一，地方官每年要向中央報告當地人口增加多少，農作物的產量增加多少，大力鼓勵農民種植桑樹和棉花，規定每一戶的土地必須種多少棉花、多少桑樹和果樹。而且用法令規定：只要能夠種棉花的地方就必須種棉花，能夠種桑樹、果樹的地方就必須種桑樹、果樹。這樣，農民的副業收入增加了。關于朱元璋鼓勵種棉花的措施值得特別提一下。在朱元璋以前，更具體地說，在1368年以前，我們的祖先穿的是什么衣服呢？有錢的人夏天穿綢、穿緞，冬天穿皮的（北方）或者穿絲棉。老百姓穿的是什么呢？穿的是麻布。有一本看相的書，就叫《麻衣相法》。當時棉花很少，中國自南北朝的時候就有棉花進口，但數量少。到宋朝時棉布還是很珍貴。可是到了明太祖的時候，由于大力提倡種植棉花，以及當時由于種種原因，紡紗、織布的技術提高了，因而棉布大量增加。這樣，我們祖先穿的衣服就改變了，過去平民以穿麻衣為主，現在一般人都能穿上棉布衣服。并且形成了幾個產棉區和松江等出產棉布的中心。也是在這個時期，棉花種子從中國傳入了朝鮮。結果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朝鮮人也穿上了棉布衣服。
在農業生產發展，農業經濟恢復的基礎上，朱元璋采取了支持商業的方針。在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都專門為商人蓋了房子，當時叫作“塌房”，以便他們進行商業活動。
所以，經過從1348年到1368年的二十年的長期戰爭，由于戰爭延續的時間長，涉及的區域廣，戰爭的情況又極為殘酷，使得社會上人口死亡很多，荒蕪了很多土地。但是，經過洪武時期二十多年的努力以后，社會生產逐漸恢復并發展了，經濟繁榮了。
那么，最后，問題歸結到什么地方呢？朱元璋的政權依靠誰呢？
上面說過，元朝的大地主在戰爭中基本上被消滅了，在這種情況下，土地關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第一種情況，過去土地比較集中，一個大地主占有很多土地，擁有很多莊園。現在這些大地主被消滅了，他們的土地被分配給了無地、少地的農民，或者是新來的**。這樣，一家一戶幾畝地，土地分散了，是這基本的情況。土地分散的后果是什么呢？在政治上是階級矛盾的緩和。原來那些人口密度很高的地區（江蘇、浙江一帶），現在一部分地主被消滅了，一部分人口遷徙出去，留下來的農民有了部分土地，有了一些生產資料，這樣，階級關系就比過去緩和了。第二種情況與這相反，就是那些沒有被消滅的地主，像李善長、馮國用、劉基、宋濂這些人，他們原來的土地不但保留下來了，而且有了發展。他們大都成為明朝的開國功臣，作了大官。第三種情況是出現了新的地主階級。像朱元璋回家招兵時，跟他出來的二十四個人后來都成了他的大將、開國功臣，朱元璋給他們封公、封侯。這些人在政治上有了地位，經濟地位也跟著提高了。明朝初年分配土地的結果，他們都成了新的地主階級。
情況這么復雜，那么，整個說來，農民的土地問題解決了沒有呢？沒有解決。封建剝削還是存在，農民還是要向地主交租，還是受地主階級的壓迫，在某些地方甚至還有所加強。明太祖是紅軍出身，是反對地主階級的，現在他自己成了全國最大的地主。因此，就發生了前面所提到的那種情況：明太祖建國之后，農民的反抗斗爭就隨之開始，一直到明朝滅亡。什么原因呢？因為階級關系沒有改變，土地問題沒有解決。但是由于元末大地主階級的土地分散的結果，使得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某些地區的階級斗爭有所緩和。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出現以后的鄭和下“西洋”的事情。
上面所說的，牽涉到最近史學界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農民起義能不能建立農民政權的問題。這個問題有不少爭論，涉及到所謂皇權主義問題。中國的農民有沒有皇權主義？有的人說有，有的人說沒有。我們現在從朱元璋這個具體的人，以及從當時的具體歷史事實來研究這個問題。我想，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歷史上任何農民戰爭最后必須要建立一種政權。政權有大有小，有的農民起義領袖自稱為將軍，因為他只知道將軍是最大的；有的自稱為“三老”；有的稱王；有的稱皇帝。他們能不能采取別的稱號呢？能不能不利用這些當時實際存在的、為大家所熟悉的名稱，而采取跟當時歷史實際沒有關系的名稱呢？或者說農民有沒有這種可能，就是他們在建立政權時，不采取他們所反對的政權形式，而另外創立一種跟原來的政權完全不同的政權形式呢？沒有！他們只能稱將軍，稱三老，稱王，稱帝，不可能稱幾百年、幾千年之后的蘇維埃共和國，不可能稱總統或者主席。
因此，在談到農民革命能不能建立政權的問題時，結論只能是：（1）它必然要建立政權。沒有政權怎么辦事？大大小小總要有一個機構；（2）它組織的政權跟當時現行的政權不可能完全相反，它只能運用它所熟悉的東西，而不能采取它所不知道的東西；（3）這個政權不可能是為農民服務的政權。因為它為了使自己能夠長期存在下去，所能采取的辦法只可能是封建國家壓迫農民的辦法，而不可能有其他辦法。如果它要真正成為農民自己的政權，它就必須解決這樣的問題：推翻地主階級的統治，實行土地革命。但是這樣的思想認識，在長期的封建社會里是不可能有的。任何國家的封建社會都沒有發生過。它只能對個別地主進行報復，你這個地主欺侮過我，殺了我的人，我現在也把你殺掉，把你的房子燒掉，把你的東西搶來。這些都是可能做到的。但是要把整個地主作為一個階級推翻，這在當時是不可能的。要知道，“反封建”這種口號的提出，還是近代的事情。而且就是在今天世界各國，除了我們已經完成了這個任務之外，還有很多地區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印度也算是一個共和國，但是它不反封建，印度的地主階級照樣存在。我們不能以19世紀、20世紀才出現的思想去要求封建社會的農民。而且從理論上來說，農民政權要建立起來，而且要鞏固下去，它的收入從何而來？它的財政開支從何而來？那時沒有現代化的大工業，國家財政開支只能取之于農民。除此之外，別無出路。所以，它只能采取封建國家對農民壓迫的形式，而不可能有別的形式。因此，歷史上所有的農民革命沒有例外地在它取得政權之后，必然變質，他們從反對地主階級開始，結果是自己又變成了地主階級，新的地主階級代替舊的地主階級。這就是歷史上農民革命不斷起來的根本原因。
在土地比較分散的基礎上，尤其是在這樣一個空前的大國的情況下，朱元璋建立了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權。關于政治機構問題，當時要完全改變明朝以前的政治機構，既不容許這樣做，也沒有必要這樣做。元朝的中央政權機構有中書省（相當于我們現在的國務院），中書省的長官有左丞相、右丞相、平章、參知政事等官。中書省下面有管具體事情的各部。為了統治全國，元朝**把中書省分出一部分到地方上，代表中央管理地方工作，叫行中書省，簡稱行省。行省的職權很大，民政、財政、軍事一切都管。掌管監察的機關叫御史臺，地方上有行御史臺，簡稱行臺。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了權力分散的問題。所以后來元朝**對地方的統治愈來愈弱。明朝初年（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三年）繼承了元朝的這個制度，中央還設有中書省，地方上設立行中書省。這就是上面所說的，農民革命不能創造出新的東西來，它只能模仿和繼承已有的東西。
這種局面給朱元璋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鞏固和加強自己的統治問題。明初政權逐漸產生了很多矛盾，第一，明朝的政權是地主階級的政權，但明初地主階級又分為舊地主和新興地主兩派。朱元璋起兵于淮河流域，而劉基等則是參加了紅軍的江浙地主。兩個地主集團之間存在著矛盾。當時有一首詩說：“城中高髻半淮人”。衣服穿得漂亮的、有錢的，多是兩淮流域的人。兩淮流域的新興的地主階級、官僚貴族，其中絕大多數不但擁有廣大的莊園，而且還有大量的奴隸、家丁。有些將軍還有假子。假子是朱元璋興起的辦法。他在起兵時把一些青年收作自己的兒子，像沐英、李文忠都是他的干兒子，也是他手下最有名的將領。他往往在派一個將軍出去作戰時，同時派一個假子去監視。在這種作風的影響下，他下面的許多將軍也有很多假子，他們擁有武裝力量，有土地，有很多奴隸。這樣，就形成為許許多多小的軍事力量。他們往往不遵守**的規定，違法亂紀。明太祖要把這些勞動力放在國家的控制下，他們卻要放在自己的莊園里。這是第二個矛盾，兩淮流域新興的地主集團和國家，即和朱元璋的統治之間的矛盾。這兩個矛盾從1379年到1381年逐步展開。兩淮流域地主集團的代表人物胡惟庸在這個斗爭中被殺了。除了上面所說的兩個矛盾之外，還有第三，胡惟庸個人和朱元璋之間的矛盾，這是君權和相權之間的矛盾。皇帝應該管什么事，宰相應該管什么事，歷史上沒有明文規定過。在設置中書省的情況下，許多事情都由中書省掌握，中書省認為這件事情有必要請示皇帝就請示，認為沒有必要請示的，就自己辦了。胡惟庸這個人有野心，也很有才能，他在中書省多年，排斥了一些人，也提拔了一些人，造成他在中書省的強固地位。有許多事情他自己辦了，明太祖根本不知道。以后明太祖發現了就很生氣。這樣，矛盾就發生了，而且日益尖銳。洪武十三年，這三個方面的矛盾終于全面爆發。按照明朝的規定，軍隊指揮權掌握在皇帝手中。這樣，明太祖在這個斗爭中取得了勝利，他假借一個罪名把胡惟庸殺了，還牽連殺了不少人。
胡惟庸被殺以后，明太祖根本改變了元朝以來的中書省、行中書省制度，取消了中書省。而且立了個法令，規定以后子子孫孫都不設宰相這個官。誰來辦事呢？把原來中書省下面的六個部（吏、戶、禮、兵、刑、工）的地位提高，來管理全國的事情，直接對他負責。結果他自己代替了過去的宰相，相權和君權合而為一，大大加強了中央集權。在地方上則取消了行中書省，把原來行中書省的職權分開，即民政、司法、軍事分別由三個機構管理：布政使司（主管官叫布政使）管民政、財政，按察使司（主管官叫按察使）管司法，都指揮使司（主管官叫都指揮使）管軍事。這三司都直接對皇帝負責。這種把一切權力都攬在皇帝個人手中的高度集權的狀況，是在明朝以前沒有過的。所以，封建專制主義經過一千幾百年的發展，到了朱元璋的時候，形成了一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高度中央集權制的政治系統。這樣的政治制度跟當時的土地形態基本上是相適應的。過去土地很集中，皇帝權力的支柱是大地主。現在土地分散了，朱元璋依靠誰呢？依靠糧長。他收糧時，不是采取各地方官收糧的辦法，而是采取糧長制。即某一個地方，誰的土地最多、納糧最多的，就讓他當糧長。每年收糧萬石的地區就派納糧最多的地主四人當糧長，由糧長負責這個地區的租糧的收運。政治制度的這種改變，適應了土地比較分散的情況，也保證了朱元璋的經濟收入。因此，他對糧長很重視，每年都把這些人召到南京去，親自接見，和他們談話。發現了其中某些有能力的人，就提拔他們。他的政權依靠什么呢？就依靠這些人。他的統治基礎就在這里。所以，明朝初年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一些官職的任用是來自糧長。糧長之外，各地還有很多富戶和耆民，朱元璋也經常把他們找來，發現有才能的，就任用他們為官。所以，他的政權是以中小地主作為支柱的。政治機構的這種發展變化，是和當時的土地形態、經濟關系相適應的。
可是，在這樣高度集權的情況下又發生了另一個新問題：皇帝到底是一個人，不是機器，什么事都要自己管，什么報告都得看，國家這么大，事情這么多，他怎么管得了呢？他只有每天看公文，變成文牘主義者。我曾給他做過統計，從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到二十一日，八天內他收的文件有一千六百六十六件，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情。他平均每天要看兩百份文件，處理四百多件事情。這怎么可能長久搞下去呢？非變成官僚主義者不可。因此就發生了這樣的矛盾：一方面他非看文件不可，怕別人欺騙他；另一方面，愈看愈煩，特別是那些空泛的萬言書，更使他惱火。有一次，一個官員上了一份萬言書，他看了好幾千字，還沒有看出什么問題，生了氣，就把這個官員找來打了一頓屁股。打完之后又叫人繼續念這個報告，念到最后五百字才提出一些問題，提出幾條建議，而且還不錯，這才知道打錯了人。第二天，他向那個官員承認錯誤，他說：不過你的文章不該寫這么長，最多寫五百字就夠了，為什么要寫一萬字呢？所以他就發起了一個反對文牘主義的運動，提出了一個寫文章的格式，要求簡單，講什么事就寫什么事，不要東扯西拉，從上古說到今天，沒完沒了。他希望通過這個辦法使自己能夠處理實際事務。結果還是不行。他一個人怎么能管那么多的事？以后他又另外想了個辦法，找了一些有文才，能辦事的五、六品官到內閣來作機要秘書，幫他做事。為了勉勵這些人，就給他們一個稱號，叫作大學士。上面加上宮殿名稱，如武英殿、文淵閣、東閣、文華殿等等。這時，內閣還只是宮殿的名稱，不是政治機構的名稱。因為這些人是在內廷里辦事，所以就叫殿閣大學士。后來，明成祖的時候，把這個辦法制度化了，國家大事都集中在內閣辦。內閣大學士在這里辦事愈久，政治權力就愈大，官位就愈高，有的做到六部的尚書。這樣，內閣大學士雖然沒有過去丞相的名稱，但事實上等于宰相。入閣也就是拜相。內閣大學士中的第一名稱為首輔，就是第一個輔助皇帝的人。這時，內閣便正式成為政治機構了。
這個改變，在歷史上是個很大的改變。皇帝的權力高度集中，提高了六部的地位，以后又設立內閣。明朝一直繼承著這個制度。清朝也實行這個制度。所以，在政治制度上清朝是繼承了明朝的。
隨著經濟的發展變化，土地占有形態也發生了變化。明朝前期土地比較分散，經過幾十年之后，土地又慢慢集中了。到了明朝中葉，土地集中的情況已經很嚴重。到了萬歷時，土地集中到這樣的程度，在張居正的信件里有一份材料，說一個姓郝的地主擁有土地七萬頃。明朝建國時的土地不過是八百五十萬頃，現在這一家的土地就等于建國時全國土地的百分之一。從明武宗（就是《游龍戲鳳》中的那個正德皇帝）之后，皇帝大搞皇莊，左占一塊地，右占一塊地。北京附近的皇莊就有很多。不但是皇帝搞莊園，就是貴族也搞莊園。嘉靖的時候，封皇子到各地去作親王，有一個親王就有二萬頃土地。萬歷封福王到河南洛陽，準備給他四萬頃土地。這些土地是從哪里來的呢？都是從老百姓手里奪來的。把原來的自耕農變成了親王的佃戶。土地集中愈來愈嚴重，農民的生活愈來愈困難。凡是有皇莊的地方，不但皇莊內部的佃農要受管理皇莊的太監的統治，甚至周圍的老百姓也要受皇莊管事人員的壓迫和各種超經濟剝削。你要過橋就要交過橋稅，要擺渡就要交擺渡稅。京戲《打魚殺家》中有一個肖恩抗魚稅。明末有一個大地主錢謙益，做大官，文章寫得很好，卻是一個沒有骨頭的人，后來投降了清朝。他占有幾個湖，要湖邊的老百姓向他交稅。老百姓氣極了，就把他的房子燒了，他的一個收藏了很多古書的“絳云樓”也被燒掉。所以《打魚殺家》這樣的事在歷史上是有根據的。
由于土地形態的變化，一方面使原來的政治機構不能適應，結果造成明朝政治上停滯的狀態。明朝后期有這么兩個皇帝：一個是嘉靖皇帝（明世宗），一個是萬歷皇帝（明神宗）。這兩代有共同點：明世宗做了很多年皇帝，但是他經常在宮廷里，不跟大臣們見面。萬歷皇帝也是如此。鬧得有一個時期，六部很多長官辭了職，沒人管事。他也不管，使朝廷很多問題不能解決。另一方面，由于土地高度集中，也促使農民起義以更大的規模開展起來，最后形成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全國規模的大起義。
2.明太祖為什么建都南京？
明太祖之所以建都南京，主要是因為江蘇、浙江、安徽這些地方比過去繁榮，是經濟發達的地區，是糧食和棉花的產區。他建立了中央政權以后，有很多官員和軍隊，這些人吃什么呢？這就不能不依靠東南地區的糧食來養活。建都別的地方行不行？不行。以往的朝代建都洛陽、開封、西安，但這些地方交通不方便，糧食也供應不了。為了經濟上的原因，他決定建都南京。可是這樣發生了另外一個問題：軍事上的問題怎么解決？元順帝雖然跑掉了，但是他的軍事實力并沒有受到嚴重損失，他還保存著相當多的軍隊，并且時時刻刻在想辦法反攻。因此，加強北邊的防御，防止蒙古的反攻是非常必要的。不這樣作，他的政權就不能鞏固。但是建都在南京，對于在北方進行防御戰爭就比較困難了。當然，北邊有一道萬里長城，可是長城也要有人守才能發揮作用。因此，必須在北方駐重兵防守。可是把軍隊交給誰呢？交給將軍行不行？不行，他不放心。如果他把十多萬軍隊交給某個將軍，一旦這個將軍叛變，他就沒有辦法了。因此，他采取了分封政策，把自己的兒子封到沿邊地區。第四個兒子燕王朱棣封在北京，其余的，寧王封在熱河，晉王封在山西，秦王封在陜西，遼王封在遼東，代王封在大同，肅王封在甘肅。這些都叫作塞王。每一個王府都配有軍隊。親王除了指揮自己的軍隊之外，在接到皇帝的命令以后，還可以指揮當地的軍隊。在有軍事行動時，地方軍隊都要接受當地親王的指揮。這樣，就把每一個邊防地區的軍隊都直接控制在中央的指揮之下了。
明太祖一方面建都南京，這樣來解決糧食問題、服裝問題；另一方面派自己的兒子到沿邊地區去鎮守，防止蒙古族南下；而且每年派親信將領到北京來練兵，視察各個地方的軍事情況，指揮軍隊，過一二年回去，然后又派人來，這樣來鞏固北方的邊防。他自己認為這個辦法是比較穩妥的。但是在他死后，情況發生了變化。他的大兒子早死了。孫子建文帝繼位。當時他的第四個兒子燕王在北京，軍事力量很強大，結果就發生了皇室內部的斗爭。建文帝依靠的是一些知識分子，這些人認為親王的軍權太大，中央指揮不動，可能發生叛變，像漢朝時候的“七國之亂”一樣。因此他們勸建文帝削藩，削減親王的權力，把違法亂紀的親王關起來或者殺掉。這樣就引起了各個藩王的恐慌，最后燕王起兵打到南京。南京政權內部發生了變化，有的將軍和親王投降了燕王，建文帝自殺。建文帝被推翻以后，燕王在南京作了皇帝，就是明成祖。可是北方的軍事指揮權交給誰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明成祖決定把都城遷到北京。
我們講了明太祖建國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對當前正在爭論的一些問題提出了一些看法。現在就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到底能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權的問題進一步提供一點意見。
農民戰爭、農民起義到底能不能建立政權呢？答復是肯定的。既然農民戰爭是要推翻舊的政權，它必然要建立一個新的政權。這個政權有大有小，有地區性，名稱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但是，這個政權是不是農民自己的政權呢？是不是跟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權相對立的政權呢？從所有歷史上的農民戰爭來看，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農民戰爭在建立政權以前，它是要摧毀、沖擊或者削弱舊的地主階級的政權的；但是，等到它自己建立了政權之后，它不可能不根據舊的地主階級政權的樣子來辦事，它不可能離開當時為人們所熟悉的、行之多年的一套統治機構。要知道，摧毀舊的國家機器這樣的理論在《**宣言》里還沒有提到，是在巴黎公社之后才總結出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的國家機器，是只有在有了科學的共產主義理論，有了巴黎公社的經驗之后才能得出的結論。既然是這樣，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怎么可能先知先覺，在還沒有巴黎公社的經驗的情況下，就能摧毀舊的國家政權，建立起農民自己的政權呢？這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農民戰爭取得勝利之后，它所建立的政權必然變質。這也是一個歷史規律，無論對誰都是一樣的。漢高祖劉邦還不是變質了，朱元璋還不是變質了！明朝末年，李自成打到北京做了皇帝，他還不是變質了！李自成在進入北京以前，能取得廣大農民支持的原因之一，就是過去明朝**收租很重，人民負擔很重，他現在不收租了，叫作“迎闖王，不納糧”，以不納糧為號召。可是能不能持久呢？老百姓都不交糧了，他的軍隊吃什么？他的政權的經濟基礎、財政基礎放到哪里？他難道能夠喝空氣過日子？不行，維持不下去。因此，他進北京后沒有待多久就失敗了。即使當時清軍不入關，他的政權也不能延續多長時間，也不能鞏固。因為他沒有生產作基礎，沒有經濟基礎。農民種地不納糧了，對農民來說很好，可是那時候沒有大工業，一旦農民不納糧，不但他的軍隊沒有吃的，連**的經費也沒有來源了。這樣，那個政權是不能維持下去的。它要維持下去，也非采取明初的辦法不可，就是向農民收租。
上面講的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有沒有皇權主義。有不少人說俄國的農民有皇權主義，中國的農民沒有，好像中國的農民是另外一種農民。中國的農民沒有皇權主義，那么他們有什么主義呢？任何一次農民戰爭，它要建立一個政權不可能不根據現存的政權來辦事，它不能離開現實。農民起義的領袖們只能夠把當時為他們所熟悉、所理解的政權形式作為自己的政權形式。可是有些人硬要把中國的農民戰爭區別于其他國家的農民戰爭。當然，這個國家和那個國家的農民戰爭是有很多不同之點的。但是，從皇權主義這一點來說，不能不是相同的。理由是它們都不能夠離開現實政治。當時的農民除了他們所熟悉的政權形式之外，不可能創造出當時還不可能有的政權形式來。不只是農民戰爭如此，連舊時代的一些神話、傳說也是如此。大家都熟悉的《西游記》，孫悟空大鬧天宮，天上的組織形式，玉皇大帝的那一套機構還不是反映了人間的機構。龍宮中龍王老爺的機構同樣不能離開當時的現實，都是當時社會現實的反映。
第三個問題，對明太祖這個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明太祖這個人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是應該肯定還是應該否定？當然應該肯定。因為他做了好事，他結束了長達二十年的戰爭混亂局面，統一了中國。統一這件事，在歷史上是了不起的事情。而明太祖的統一中國，在歷史上還有另外一種性質和意義。當時以北京和大同為中心，包括河北、山西及內蒙古一部分的這個地區，從唐末以來叫“燕云十六州”。從唐玄宗天寶末年，具體地說，從755年起，這個地區發生了“安史之亂”。以后雖然用很大的力量把這個戰爭結束了，但這個地區還是分裂了，少數民族化了。五代十國的時候，這個地區被一個賣國的奴才皇帝石敬瑭割讓給了遼。從此，北京就成為遼的南京。在遼和北宋對立的時期，北宋從宋太祖起一直到宋神宗，曾經多少次想收復這個地方，幾次出動軍隊，結果都失敗了，沒有能夠統一。北宋末年，金滅掉遼，并繼而推翻北宋政權，這樣，便出現了金和南宋對峙的局面。后來元朝統一了。這時，不但是燕云十六州少數民族化，而且是整個國家都在蒙古族的統治之下。明太祖通過二十年的大規模的農民戰爭，把歷史上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解決了，即把從755年起，一直到1368年長期在少數民族統治或者影響之下的北方廣大地區統一了。過去多少世代沒有能夠完成的任務，到明太祖完成了，這是一個很大的歷史功績。所以，從那個時候起，北京一直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有條件建都北京。
其次，朱元璋統一中國之后，采取了許多鼓勵生產的措施。因而，三十多年以后，人口慢慢增加了，開墾的土地面積也慢慢擴大了。到他晚年的時候，全國已開墾的土地有八百多萬頃，合八億多畝。今天我們的耕地是多少呢？大概是十六億畝，也就是說，明太祖時期的耕地相當于我們現在的一半。人口增加了，耕地擴大了，生產發展了，人民生活也比過去好了，這應該說是他做了好事，在歷史上起了進步作用。
還有一點，他建立了一個高度的封建中央集權的國家。這樣一種政治制度，明清兩代基本上沒有什么改變。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明太祖在歷史上是一個有地位的、了不起的人物，是應該肯定的。
反過來說，這個人是不是一切都好呢？不是的，他有很多缺點，做了不少壞事。不要說別的，我們就舉這樣一條：他訂了一些制度，寫成一本書叫《皇明祖訓》。訂制度是可以的，可是有一點，他不許他的后代改變。這個作法就有了問題，時代變了，情況不同了，可是老辦法不許改變，用老辦法適應新形勢。這樣，就影響到以后幾百年的發展，把后代的手腳都捆住了。蔣介石有一句話，叫作“以不變應萬變”。明太祖就是這樣，以不變應萬變。這是一種唯心主義的辦法，很不合理。以后在政治上、經濟上往往不能不改變，可是又不敢改變。原因何在？就是被這個東西捆住了。他定了這樣的制度：把他的兒子封為親王，封在那個地方以后，國家給這個親王多少畝土地，每年給多少石糧食。這個制度定下來以后，過了一百多年，中央**就不能負擔了。像河南省征收來的糧食，全部給明太祖封在河南的子孫都不夠，成為當時最大的一個負擔。到了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孫有十幾萬人，這些人一不能做官，二不能種地，三不能搞手工業，四不許做生意，只能坐在家里吃飯，而且要吃好飯。這樣，國家就養不起了。當然，他在其他方面的缺點還很多，我們今天不能作全面的評論。
現在我們講第一部分的第二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