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6月，李大釗曾用飽蘸憂慮的筆觸敘寫過辛亥革命后中國社會的景況：“國基未固，百制搶攘，自統一**成立以迄今日，凡百士夫，心懷兢惕，殷殷冀當世賢豪，血心毅力，除意見，群策力，一力進于建設，隆我國運，俾鞏固于金甌，撼此大難，肩此巨艱，斯固未可以簡易視之。而決未意其扶搖飄蕩，如敝舟深泛溟洋，上有風雨之摧淋，下有狂濤之蕩激，尺移寸度，原望其有彼岸之可達，乃遲遲數月，固猶在惶恐灘中也。”(1)這段話出現于武昌起義八個月之后，但反映了隨新舊鼎革而來的一個歷史時期。辛亥革命促成了舊體制的瓦解和新體制的建立，中國歷史因之而越出了改朝換代的舊軌。然而舊體制卻留下了舊的社會心理。這種幾千年歲月積淀而成的沉重慣性如同一種板結的地塊，使新的體制難以把自己的根須扎進社會的深處。制度的鼎革并沒有終結新與舊之間的沖突。(2)于是而有“兩種特別的現象，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后而舊的又回復過來，即是反復；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后而舊的并不廢去，即是羼雜”(3)。新與舊的“反復”和“羼雜”交錯地出現于辛亥革命之后，既反映了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山重水復現象，又體現了中國近代社會新陳代謝的復雜性和艱巨性。
一、還是“亂黨”
革命派締造了民國的基石，袁世凱得到了民國的名器。這是當時中國社會選擇的結果。但前者并不甘心于這種結果，后者并不滿足于這種結果。于是，開始于清末的民主與專制之爭斗注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展開新的肉搏。
迎接袁世凱南下就職的蔡元培專使一行
1912年2月13日，民國的開創者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咨請辭去臨時大總統時，曾在咨文的末端提出三項條件：“一、臨時**地點設于南京，為各省代表所議定，不能更改；二、辭職后，俟參議院舉定新總統親到南京受任之時，大總統及國務各員乃行辭職；三、臨時**約法（此時尚未制定）為參議院所制定，新總統必須遵守頒布之一切法制章程。”(4)前兩項意在迫袁遠離舊勢力的中心，“勿任天下懷廟宮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社城尚存之感”；第三項則想用法律來抑制袁世凱的野心，俾共和之基礎鞏固于“民權主義”之上。孫中山在他任職的最后一段時間里主持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其用意，“一以表示我黨國民革命真意義之所在，一以杜防盜憎主人者，與國民共棄之”(5)，表現了革命派在交出名器之前企圖用約法限制袁世凱的努力。然而，孫中山在辭去大總統并薦袁以自代之際，又為袁的假象所迷惑，一度認為民族、民權主義已經實現，因而舍去政治，專心致志于實業。孫中山在正式解職的當天發表演說：“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唯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后吾人所當效力的即在此事。”(6)黃興在辭去南京留守府的職務后，亦認為：“吾黨從前純帶一種破壞性質，以后當純帶一種建設性質。”(7)注重實業固然是必要的，但卻忽視了在政治上與袁世凱的抗爭，約法實施也就喪失了必要的監督機制和實力保障。
與孫中山、黃興不同，宋教仁認為：“今革命雖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種族主義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達到也。推翻專制政體，為政治革命著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設共和政體。今究其實，則共和政體未嘗真正建設也。”(8)征諸當時的實際，這種判斷無疑是清醒的。在宋教仁看來，民國取代帝國之后，政治斗爭的方式也要相應地改變。他說：“以前，我們是革命黨；現在，我們是革命的政黨。以前，是秘密的組織；現在，是公開的組織。以前，是舊的破壞的時期；現在，是新的建設時期。以前，對于敵人，是拿出鐵血的精神，同他們奮斗；現在，對于敵黨，是拿出政治的見解，同他們奮斗。”(9)基于這樣的認識，他力倡責任內閣和政黨內閣，表現了革命派在交出名器之后企圖用合法的政黨競爭來建設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政體的努力。相比之下，宋教仁在那個時候顯示出更倔強的政治進取精神。因此，“**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唐解閣時，宋尊重閣制，聯辭農林總長職，移住農事試驗場。袁極力牢籠，餌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于各政黨間，發表政見，冀以政治策略，為有次序之進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時聲望大嘩。”(10)1913年初，由同盟會改組而來的**已在參、眾兩院870個議席里得到392席，于議會政黨之中居絕對多數之勢。(11)宋教仁通過合法的政治斗爭表現了自己所代表的力量。袁世凱曾想以巨金收買他，但宋教仁是個既有能力又有政治操守的人，并不愿做袁世凱個人的私黨。因此，當宋教仁要用自己所代表的這股力量“鉗袁”的時候，陰險奸詐的袁世凱使用非法的暗殺結束了他的生命。袁世凱的行為證明：在一個沒有民主的社會里，非法比合法更有力量。然而，宋教仁的血又從反面告訴世人：在一個沒有民主的社會里是不會有真正的共和民國的。于右任在宋教仁的追悼會上沉痛地說：“今日之追悼宋先生，實我全國國民之自悼也。蓋宋先生已置生死度外，宋先生死而假共和之面目已揭破，可知民賊時時欲殺吾國民，破壞共和。”(12)馬君武在會上亦發表演說：“宋先生之死，實死于官僚派之手。官僚派無整頓中國之能力，見有能整頓中國者，輒以殘忍卑劣手段暗殺之。若國民一任其所為，民國將萬無可望。故今后之競爭，乃官僚與民黨之競爭。宋先生死后，中華民國是否與之俱死，當視能否戰勝官僚派為斷。今當竭盡心力與官僚派競爭，堅持平民政治，以竟宋先生未竟之志。”(13)“宋案”的發生，一方面說明了宋教仁對袁世凱的制約作用，另一方面又使一度為袁所迷惑的革命黨人終于看清了袁世凱假共和的真面目。于是，“宋案”直接觸發了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是革命派為保衛民主共和而對袁世凱所作的武力抗爭。就其實質來說，這種抗爭是辛亥革命的繼續，有相當的規模，地域涉及江西、江蘇、安徽、湖南、廣東、福建、四川和上海等八個省區，革命派仍有很大的實力。但是，同辛亥革命相比，革命派又面臨著時易勢移的局面。袁世凱不是宣統，他踐踏了民主共和，然而他又是民國元首。因此，他有著革命黨人所沒有的優勢。一面越過國會，擅自以**名義與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簽訂了2 500萬英鎊的“善后大借款”，積極備戰，誅鋤異己；一面又以160萬元的高昂代價，暗助共和、統一、民主三黨合并成進步黨，在國會中與**相抗，企圖擊垮**。同時，袁世凱又以威迫利誘等手段，收買**一部分黨員脫黨，另組政團，分化其部門。但進步黨并沒有實力擊敗**。5月24日，袁世凱發表“傳語**人”的談話：
宋教仁遇刺后
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自信政治軍事經驗，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嘗不愿，然今日誠未敢多讓。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我即敢舉兵征伐之！**誠非盡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嘗不能平之。(14)
在這里，原告成了被告！醉心專制的巨奸大憝代表著四萬萬人民；而為四萬萬人民爭民主共和的元勛卻重新變成了“亂黨”。自后人視之，這不過是袁世凱的大言不慚。但在當時的中國，這些話卻顯示了一種嚴酷的對比。比之南北武力之懸殊，這種對比更加可怕。從7月12日李烈鈞在江西宣布獨立舉兵討袁，到9月12日四川熊克武被迫離職取消獨立，載著“亂黨”之名的贛寧之役不過兩個月就失敗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凱下令通緝孫中山、李烈鈞、柏文蔚、許崇智、陳炯明、廖仲愷、朱執信、鄧鏗、譚人鳳、熊克武等革命黨人，其中黃興、陳其美、紐永建、何海鳴、岑春煊等五人被列為“寧滬之亂”的“首魁”。至此，民國的開國元勛成了袁世凱的通緝要犯。身歷此役的革命黨人孫中山、黃興、陳其美、李烈鈞等滿懷悲憤地離開自己所熱愛的祖國。這個結局包含著雙重的悲劇意義：一、革命派用鮮血和頭顱創建了民國，但袁世凱取得名器之后，“民國”卻容不得革命派；二、革命派為四萬萬人求民主共和，但卻沒有為自己尋找一塊可以立足依托之地。因此，斗爭一旦失敗，他們只得循著過去的軌跡流亡于異國他鄉。
二次革命失敗后一個月，袁世凱即用丘八威迫議員，由國會選舉而成為正式大總統。1913年10月4日，袁世凱以**發動二次革命為借口，下令解放**京師本部，取消**議員資格，追繳證書會章，并通飭各地警察廳長及地方官，“凡**所設機關，不拘為支部、分部、交通部及其他名稱，凡現未解散者，限令到三日內，一律勒令解散。嗣后再有以**名義，發行印刷物品、公開演說或秘密**者，均屬亂黨，應即一體拿辦，毋稍寬縱！”(15)這樣，國會實際上已名存實亡。1914年1月正式解散了國會，2月又相繼解散了各地自治會及各省議會，5月廢止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并公布了經過增修的《中華民國約法》，規定“大總統為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取消責任內閣制和國會對總統行使權力的一切牽制，大總統實質上已擁有至高無上的專制皇帝的權力。12月，袁世凱又拋出了《修正大總統選舉法》，規定總統任期改為十年，連任無限制，并有權推舉繼任人，書于嘉禾金簡，藏之金匱石室。袁世凱不僅成了“終身總統”，而且可以“傳之子孫，以至無窮”。“袁在世界上，已經有了他所想要的一切。他在全國恢復了相當程度的秩序，他的話就是法律，他至少在中國得到和以往任何一個統治者所得一樣大的權力。”(16)當民國喪失了國會和《臨時約法》的時候，民國便只剩下一具軀殼。其時，距離中華民國成立還不到三年時間。袁世凱不但排除了**，而且丟棄了“袒袁”的進步黨。在專制主義的權力面前，任何政黨都被剝奪了存在的權利。對于資產階級革命派來說，這短短的不足三年的時間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他們親見了革命的成功，又目睹了民國的夭折；他們體會過勝利的歡欣，又親嘗了失敗的痛楚。由此產生的種種反應因人而異，但又都真情畢露。戴天仇曾狂呼：“熊希齡賣國，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章炳麟阿權，殺！”(17)表現了一種憤激的意氣。《正式國會之殷鑒》一文則在法理和武力的比較之中表達了更深刻的反思：“縱使將來國會議員人人皆肩比盧梭，而駕孟德斯鳩，一入袁氏之武力世界中皆成無數木偶。”(18)同他們相比，寧調元、蘇曼殊流露的是欲說還休的悲涼和酸苦。寧調元是很有思想的人物，他在獄中寫了不少詩。《獄中書感》云：“拒狼進虎亦何忙，奔走十年此下場。豈獨桑田能變海，似憐蓬鬢已添霜。死如嫉惡當為厲，生不逢時甘作殤。偶倚明窗一凝睇，水光山色劇凄涼。”《秋興》云：“漢家陵闕對西暉，南眺瀟湘煙雨微。眼見紅羊成浩劫，若為黃鵠竟高飛。畏蛇畏藥何時了？為雨為霜此愿違。起視東南生意盡，幾人田宅擁高肥。”在悲涼和酸苦之中表達了一種憤世嫉俗的情懷。他在另一首《秋興用草堂韻》中的兩句詩“茫茫前路無歸處，暮雨秋風江上舟”，則反映了辛亥后一代人的迷茫與悵惘。蘇曼殊是一個革命的浪漫主義詩人，他的詩更集中地體現了那個時代的悲哀：“相逢莫問人間事，故國傷心只淚流。”詩不是史，但詩中有史，它往往比其他文字資料更真切地反映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心態。而曾經忝列進步黨的著名新聞記者黃遠生在目睹民國初年政壇的種種黑幕和丑惡的社會現象之后，終于幡然悔悟，對自己做了嚴肅的解剖和虔誠的懺悔：
戴季陶
吾之一身，有如兩截。一為傀儡，一為他人之眼。要知此他人之眼，即吾真正之靈魂。吾之靈魂，實有二象：其一吾身如一牢獄，將此靈魂，囚置之用全失；其禽，騰跳奔突歸其自由。耗力小，百端沖于暗室之中，不復能動，真宰二方其梏置之初，猶若檻獸羈，必欲沖出藩籬，復其故所，矣哀哉！牢籠之力大，抵抗之突，皆屬無效。梏置既久，遂亦安之。此所謂安，非真能安，盲不忘視，跛不忘履，則時時處獄隙之中，稍冀須臾窺見天光，慘哉天乎，不窺則己，一窺則動見吾身種種所為，皆不可耐，恨不能宰割之，棒逐之。綜之恨不能即死，質言之，即不堪其良心之苛責而已。(19)
黃遠生
黃遠生并不是隨波逐流、趨勢附炎的小人，但他卻寫出了人性黑暗的一面，反映了在袁世凱專制獨裁之下一個良知未泯者靈魂的苦痛。
在同一過程里，那些被迫而流亡海外的革命黨人，不以挫折而灰心，不以失敗而退怯，而在失敗和挫折之后重新振作起來，組織革命團體，“共圖三次革命”。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組成了中華革命黨，追隨于黃興之后的另一部分**人則組織了歐事研究會。這兩個團體皆以反袁為己任。但**一分為二的背后，卻是山重水復所帶來的彷徨。這種彷徨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彷徨。但他們被袁世凱目為“亂黨”，又說明他們仍在不妥協地為中國社會尋求新的出路。
二、兩種復辟勢力
民國初年的政壇詭譎變幻，暗潮翻滾。袁世凱撲滅二次革命后，由臨時大總統而正式大總統而終身大總統，并進而企圖“承天建極”；而被推翻的清王朝并不甘心于這種命運，伺機“恢復祖業”，“光復舊物”。于是，在袁世凱和溥儀的周圍聚集了兩種形相各異而實質相同的復辟實體。這是兩個呼之欲出的幽靈，它們寄生于民國而又與民國為敵：一個企圖復清朝之辟，一個力謀復帝制之辟；一個擁戴溥儀復辟，一個推動袁世凱稱帝。兩種復辟勢力所擁戴的具體對象不一，但它們植根于相同的社會土壤和由千百年的歷史積淀而成的皇權心態。
溥儀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創立了中華民國，但在紫禁城里仍然保留著最后一代君主以及與之相稱的**帝王禮儀。按《關于清帝遜位之后優待之條件》規定：溥儀仍擁皇帝尊號，每年坐收四百萬元巨款，養尊處優于北京皇宮的小朝廷，依然沿用宣統年號，稱皇道朕，依然可以稱孤道寡地頒布上諭，英文教習莊士敦，還穿著補褂，在“南書房”行走，民國**還要以待外國君主之禮相待。在歷史已經進入20世紀之后，這里還滿是19世紀留下的灰土和塵埃。它是一個國中之國，完整地保存著前清的皇朝體制。溥儀后來回憶自己的師傅陳寶琛時說：
在他嘴里，革命、民國、共和，都是一切災難的根源，和這些字眼有關的人物，都是和盜賊并列的。“非圣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這是他對一切不順眼的總結論。記得他給我轉述過一位遺老編的對聯：“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他加上一個橫批是：“旁觀者清”。他在贊嘆之余，給我講了臥薪嘗膽的故事，講了“遵時養晦”的道理。他在講過時局之后，常常如此議論：“民國不過幾年，早已**人怨，國朝二百多年深仁厚澤，人心思清，終必天與人歸”(20)。
這是一種懷著深沉的失落感等待奇跡的孤臣孽子之情，而紫禁城小朝廷的存在又給他們伺機而動的希望。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之后，共和民國在一切舊勢力的進攻和腐蝕之下，變成了沒有靈魂的軀殼，這就使那些力主“還政于清”的孤臣孽子和宗社黨更加躍躍欲試。溥儀說：
到民國三年，就有人稱這年為復辟年了。孤臣孽子感到興奮的事情越來越多：袁世凱祀孔，采用三卿士大夫的官秩，設立清史館，擢用前清舊臣。尤其令人眼花繚亂的，是前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被任為清史館館長。陳師傅等人視他為貳臣，他卻自己宣稱：“我是清朝官，我編清朝史，我吃清朝飯，我做清朝事。”那位給梁鼎芬在梁格莊配戲的勞乃宣，在青島寫出了正續《共和解》，公然宣傳應該“還政于清”，并寫信給徐世昌，請他勸說袁世凱。這時徐世昌既是清室太傅同時又是民國**的國務卿。他把勞的文章給袁看了。袁叫人帶信給勞乃宣，請他到北京做參議。前京師大學堂的劉廷琛，也寫了一篇《復禮制館書》，還有一位在國史館當協修的宋育仁，發表了還政于清的演講，都一時傳遍各地。據說在這個復辟年里，連四川一個綽號叫十三哥的土匪，也穿上清朝袍褂，坐上綠呢大轎，儼然以遺老自居，準備分享復辟果實了。(21)
袁世凱要復的當然不會是清朝之辟，歷史已經證實了這不過是那些醉心于清朝復辟者的一廂情愿。但袁世凱的姿態卻使他們感到興奮，一時復辟聲浪大播。袁世凱“洪憲帝制”失敗后，紫禁城中又出現一種新的“響城聲”：“袁世凱失敗，在于動了鳩占鵲巢之念”；“帝制非不可為，百姓要的卻是舊主”。他們按照自己的邏輯進行思維，并從袁的失敗中看到了清室復辟的希望，堅定了王朝復辟的信念。
溥偉
在這股復辟勢力中，既有以張勛為代表的武裝力量，也有以善耆（肅親王）、溥偉（恭親王）、升允（原陜甘總督）、鐵良等為代表的清室王公貴族勢力，還有以勞乃宣、梁鼎芬等為代表的前清遺老。他們絕大部分在紫禁城之外而又對紫禁城心向往之。他們分居于青島、大連、旅順、天津、上海等地的租界或租借地，公開反抗共和民國，并與外來勢力勾結，從事復辟武裝活動。“其中有一支由蒙古貴族巴布扎布率領的隊伍，一度逼近了張家口，氣勢十分猖獗。直到后來巴布扎布在兵變中被部下刺殺，才告終結。在鬧得最兇的那些天，出現了一種很奇特的現象：一方面‘勤王軍’和民國軍隊在滿蒙幾個地方乒乒乓乓地打得很熱鬧，另一方面在北京城里的民國**和清室小朝廷照舊祝賀往來，應酬不絕。紫禁城從袁世凱去世那天開始的興隆氣象，蒸蒸日上，既不受善耆和巴布扎布的興兵作亂的影響，更不受他們失敗的連累。”(22)這確實是一種很奇特的現象，但比這種非常不協調的社會現象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寄居于紫禁城之外的宗社黨徒和其他前清遺老。他們身在租界而神馳于康乾同光之間，食民國之粟而緬懷帝國之恩。不平等條約所帶來的租界，在清季曾被革命志士用為躲避緹騎緝捕之地，在民國卻被前清遺老用為寄托復辟之所。對于后者，這有點像是歷史的嘲弄。
民國取代了清朝，但又給反對民國的清朝復辟勢力留有周旋的余地。所以，清室復辟活動自“頒布退位詔起到偽滿洲國成立止，沒有一天停頓過”(23)。與這個復辟實體相互倚伏而又相互排斥的是，麇集于袁世凱周圍的另一股汲汲以謀帝制的力量。這是一些學識、經歷和動機各不相同的文士和武夫。他們為袁世凱的實力與權勢所吸引，他們又煽熾了袁世凱的帝王之想，擁著他從專制跨向君權。徐世昌說：方南北和議之際，“楊士琦主君主，人皆以為維持清室，不知楊之所謂君主者，非溥儀，乃項城也。同時，汪兆銘、楊度組織國事匡濟會，楊度亦主君主，其意圖正與楊士琦同，但兩人各不相謀耳”。當南方迎袁專使到京后，“其某公子與左右親昵者，密謀由曹錕所統第三鎮駐京各營撞入東華門，強挾項城入宮正大位。惟不敢與馮國璋所統之禁衛軍接洽。二十九日夜發動后，為禁衛軍所遏，不得逞，遂搶燒東華門一帶。事后宣稱部隊嘩變，系因索餉之故，借以威嚇南來專使”(24)。這是一個源頭。于是而有“籌安會”、“全國**聯合會”、“**團”和“選舉”**皇帝。
張勛
兩種復辟勢力導致了“洪憲帝制”和“丁巳復辟”(25)兩場歷史丑劇。雖然這兩場復辟丑劇很快灰飛煙滅，但歷史中的丑劇又常常蘊含著迫人深思的內容。在袁世凱和張勛的背后，有著新朝的佐命元勛和舊朝的孤臣孽子。而他們后面又有著辛亥革命所沒有革去的社會心態。“洪憲帝制”的禍首之一梁士詒說過：“中國官方的和商業的傳統和習慣都強調個人的關系。就制度和一般法律原理來說，抽象的思想形式為我國人民所不理解。在皇帝的統治下，權力將會更加穩固，因此有可能徹底進行基本財政改革，如地產稅改革等。要**官員中貪污腐化的發展，就必須要有對個人忠心和負責這樣一個因素。中國人無法想象對一種純粹抽象概念的個人職責。”(26)他的話表達了這種心態。一個西方外交官在護國軍起事后評論說：
中國人是宿命論者。原先在他們看來使袁世凱擁有皇帝權力的帝制運動是不可抗拒的，因此許多人都壓制住內心的懷疑和恐懼，但是當一個公開反對袁世凱的運動發動起來的時候，他們又紛紛聚集到新的旗幟之下，各地都出現了持不同政見的人。(27)
這個過程是難以用個人的品格來解釋的。復辟的丑劇既顯示了袁世凱和張勛的可鄙和可憎，又顯示了舊的社會心態感染下不止乎一二人的暈眩和迷失。于是而有所謂“自籌安會發起變更國體之議，二十二行省計四百兆生民響應云集，投票公決，咸恭戴我皇上萬世一系，并奉以完全**，萬眾一心，山呼雷動。由是而軍政兩界，而國民代表，而紳學農工商各社會，相繼以**書上矣。群情愛戴之誠，望若云霓，歸如流水，有沛然莫御之勢。”(28)這些來自各省吁請袁世凱登極的**書，固然不能用來說明當時的全部實情，據說其中“大部系由北京的一小撮顧問準備好，發交各省，再發回北京的”(29)。但忠順的奴才并不罕見。如陳宧，當他奉命帶兵入川平亂的時候，“向項城辭行，竟行三跪九叩大禮。項城驚異道，何必如此。陳對以陛下登極大典，臣恐未必能躬預，故先行慶賀。項城即說，即改國體亦廢跪拜禮了。陳又跪下，三嗅項城之足而退，據說是喇嘛對活佛的最敬禮”(30)。王朝已成為歷史之后，與王朝相應的禮儀及心態卻未曾改變。
湯薌銘、陳宧及北洋大大小小的軍閥無論矣！曾是一代巨人的康有為，在背負著儒家的十字架遨游世界的過程里深深懺悔戊戌變法之孟浪。他帶著這種感情千里奔赴“丁巳復辟”，并在不成氣候的復辟里找到了自己的歸宿。直至復辟失敗，他雖已暮色蒼茫，也還在眷戀著被趕出紫禁城的清遜帝。巨人變成了侏儒，變成了“大言不慚之書生”(31)。君憲主義者楊度則通過為袁世凱謀帝制而為自己的政治理想謀，希望借助袁世凱而實現一展抱負之想。他因力倡君主立憲而成名，又因“洪憲帝制”失敗而名裂。但這種結局卻成為楊度轉折的起點。他拋棄了君主立憲而走向孫中山。
人們常說，辛亥革命是一次既勝利又失敗的革命。說它勝利，一條重要的理由就是皇帝不那么好做了，“任憑你像堯舜那么賢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像曹操司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國皇帝，乃永遠沒有人答應”(32)。而還有那么多人主張復辟又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
三、軍閥割據在形成
護國戰爭結束了“洪憲帝制”，被一種武力擁上臺的袁世凱又被另一種武力逼下了臺。隨著袁世凱的死亡，他一身而維系的那種專制主義統一也傾覆破碎了。然而，推翻袁世凱的人們并沒有足夠的力量建立起新的統一。于是，在舊的統一已被推倒和新的統一尚未來到之間，出現了一個軍閥割據的時期。
軍閥是一種封建勢力，但又有著異乎尋常的特點。一、在他們手里，本是國家的統治工具的武裝、軍隊變成了一己私有之物；二、私有的武裝、軍隊又分割地方，形成了私有的地盤。沒有無軍隊和地盤的軍閥。因此，軍閥統治的實質是實力之下的武治，它比尋常的封建統治帶有更多的動亂性和黑暗性。人們常把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目為近代軍閥的鼻祖。其實，曾國藩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軍閥武裝。因為湘軍和淮軍不完全是他們的私人軍隊，還得聽命于清朝**。他們也沒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地盤。李鴻章做了多年的直隸總督，兩江總督多由湘軍將領擔任，左宗棠似乎以福建為地盤，但這些地盤不同于后來軍閥的地盤，清朝**還是可以隨時調動的。追溯歷史的淵源，從八旗綠營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南北軍閥，湘、淮軍不過是個中間環節。那個時候的軍制改革包含著后來產生軍閥的可能性。但可能性并不是現實性。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需要條件，而這種條件并沒有在上一個世紀出現。在袁世凱沒有做皇帝，沒有塌臺之前，還維持著一個統一的形勢。已經存在的各股軍閥勢力之間的紛爭，還沒有完全暴露出來。袁世凱死后，留下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真空，黎元洪繼任總統，但實權卻掌握在軍閥手中。因此這個脆弱的同一體實際上已經分崩離析。軍閥割據混戰，正是在這種分崩離析的形勢下出現的。
黎元洪
護國戰爭之后的中國，是北洋軍閥和西南軍閥兩大軍閥官僚體系的天下，“政客借實力以自雄，軍人假名流以為重”，“政客”與“名流”大都依附于軍人。北洋軍閥主要來自于袁世凱的小站舊人。據統計，小站練兵時，大小參謀隊官有58人。在民國初年，這一群人中先后出了兩個總統，3個總理，10個陸軍總長、次長，兩個巡閱使，23個護軍使、鎮守使，以及眾多的師長、旅長、團長。這些人組成了所謂“北洋袍澤”。當時人說：“民國所謂北洋軍閥者，若大總統、副總統、執政、國務總理、各部總長、巡閱使、檢閱使、各省督軍、省長以及軍長、師長、旅長都出自小站。”(33)這種說法不免有些夸張。但北洋將領“多袁舊人”卻是事實。西南軍閥則多由辛亥革命后的都督演變而來。(34)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曾參加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或護國戰爭，有的人還曾參加過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政黨，充當過革命的角色。如唐繼堯，早先留學日本便加入同盟會，回國后曾參與策劃和組織云南辛亥重九起義與護國運動。但在同北洋軍閥的武力對抗和縱橫捭闔中，他們自身也變成了軍閥。他們以其自身的變化反映出中國社會的山重水復。孫中山在**運動失敗后說：“南與北如一丘之貉”，是就軍閥的本質而言，他們對近代社會的破壞并沒有什么兩樣。但北洋軍閥和西南軍閥又各有其特點，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性。
段祺瑞
（一）北洋軍閥始終操縱北京**，打著“統一”的旗號，頗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勢。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分裂為皖、直兩大派系，以及稍后以張作霖為首領的奉系軍閥。(35)其內部的勾結與對峙，主要是圍繞著爭奪中央政權而展開的。西南軍閥以滇、桂、黔系為主體，包括川、粵、湘系在內。它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但始終是地區性的。就軍閥的地位而言，它是從屬的，形成的年代也比北洋軍閥晚。
（二）西南軍閥大多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護國運動有或多或少的關系，而北洋軍閥一開始就是以鎮壓革命運動起家。這個差異與當時中國社會變遷的諸因素有關。在近代中國，新興力量首先是從南方開始，而后由南向北。單就辛亥革命來說，黃花崗起義、武昌起義、四川保路運動，都發生在南方而后震撼全國。二次革命期間，反袁的力量主要在江西、江蘇等地，也是南方。護國戰爭還是以南方為基礎，從南方發動的。近代新的生產力、革新力量都從南方興起，然后向北方推進。西南軍閥與北洋軍閥兩大體系的內部組織結構，固然都存在著濃厚的封建宗法性，并依靠這種由血親、同鄉、同僚、故舊、師生等關系組成的宗法性關系**，把持軍事和民政。甚至可以說，一個個大大小小的軍閥集團實際上就是一個個宗族性實體，軍閥的凝聚就是“私的結合”。皖系軍閥倪嗣沖督皖期間，其主要血親不下五十人，“都蒙其提拔，掌握了安徽的軍權、政權、財政等，組成一個倪氏統治安徽的大集團”(36)。桂系軍閥集團由其首領陸榮廷家族及其妻弟兼把兄弟譚浩明家族為主體，“結成封建宗法性小集團，實行封建把頭式的家長制專制統治”(37)。直系、奉系、滇系、晉系、黔系等軍閥集團莫不安插家族、姻婭、同鄉、同僚、故舊，分布要津，帶有明顯的家族意識和宗派意識，但從總體上說，北洋軍閥具有更濃的封建性，南方軍閥具有稍多的近代性。
（三）由于西南軍閥和北洋軍閥所處的地位不同，故而二者在對外關系上，也就不完全一樣。北洋軍閥控制中央**，可以代表國家與帝國主義締結賣國條約。皖系、奉系與日本相勾結，直系與英美關系比較密切。西南軍閥和帝國主義的直接關系不太明顯。就這一點而言，西南軍閥的罪惡比起北洋軍閥來要小得多。但也不能一概而論，必須把二者、二者內部的各派軍閥以及各個軍閥頭目區別開來。
近代軍閥出身于不同的社會階層，大概言之，可以歸為四類：一、由清代職業軍官轉化而來；二、起于行伍，脫穎而出者，如馮玉祥；三、在國內外軍校受過新式軍事教育者，這部分軍閥接受近代軍事知識，受過近代軍事訓練，使用近代武器，指揮近代軍隊，帶有更多的新質；四、從土匪頭目演變為地方實力派，如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桂系軍閥頭目陸榮廷。前者原是東北的紅胡子，后者出身于綠林。五光十色的軍閥頭頭的出身，是中國近代社會才有的。它既包含著來自傳統的成分，又包含著傳統以外的成分，由此產生的新舊雜陳是近代社會的一種特色。軍閥都迷信武治，因此，軍閥的時代是愚昧統制文化的時代。然而武治又并非全然沒有意識形態。從袁世凱到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都主張尊孔讀經。山西的閻錫山倡辦過“洗心社”，他主張的是周公孔子之道；湖南的趙恒惕則發出“以湘治湘”、“聯省自治”的口號，搞地方憲法，模仿美國的聯邦制度。前者未必相信周孔，后者未必崇奉歐美。不統一的割據混戰局面產生了不同的群體利益，不同的群體利益需要不同的觀念。這個過程又以變態的方式反映了中國社會新陳代謝的復雜性和矛盾性。軍閥頭目的各種來源和光怪陸離的意識形態，及其所表現出來的復雜的歷史社會現象，是中國近代社會新舊兩種因素相互交織而又矛盾沖突的產物，他們因此而具有種種古代軍閥所沒有的特點。
閻錫山
從護國戰爭到1928年張學良在東北“改旗易幟”，大大小小的軍閥擁兵自雄，自成派系。或控制數省以為己有，或盤踞一省稱“督軍”，或割據一省的某一地區稱“鎮守使”。“凡擁兵數千、號為師旅長者，皆得盤踞縣邑，以為采地。大或連城數十，恣肆其間，兵力所至，閭里為墟。”(38)大軍閥往往網羅小軍閥以壯聲勢，小軍閥常常投靠大軍閥以求自保。各派軍閥或相互勾結，合縱連橫；或矛盾沖突，明爭暗斗。“一年三小仗，三年一大仗”，大小兵燹連綿不斷。據統計，在民國初年，光是四川內部各派軍閥之間的戰亂，即達400余次之多。在軍閥的燒殺劫掠之下，百業俱廢，民生凋敝，人民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災難之中。湖南寶慶“城廂內外，及各鄉百里間凡兵隊經過駐扎之處，幾使家無幸免，女無完節，戶少炊煙，路斷行人，傷人慘目，天日為暗”(39)。環顧國中，如寶慶者不知凡幾！頻繁的戰亂，又造成了政局的動蕩。控制中央政權的軍閥頭目，像走馬燈一樣，不停地變換。從1912年至1928年的17年間，內閣變更了47次。正所謂“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
民國時期湖南施粥場
軍閥的割據和混戰是世界各國的近代社會里所不曾有的特殊現象。**曾把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歸為兩種：一是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二是帝國主義劃分勢力范圍的分裂剝削政策，分而治之的政策。**戰爭以后，西方資本主義的東來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使自然經濟因侵蝕而開始分解。但這個過程又是長期緩慢的、不平衡的。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充分卻使分解了的自然經濟因沒有出路而再次重建。同時，落后的交通又成為一種天然屏障，使沿海的經濟變化同內地的停滯閉塞引人注目地共存著。強有力的統一的資本主義民族市場遠沒有形成，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系不緊密。因此，占優勢的仍然是地域性的農業經濟。農業經濟的自給自足性為軍閥割據提供了生存的物質基礎，而由于社會生產不發展，農業人口沒有出路又為軍閥混戰提供了富足的兵源。四川的人口多，所以軍閥也多。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經濟上落后，軍閥的兵源也來自這種經濟形態。1912年，參議院曾規定全國常規武裝的編制為50個師，每師1萬人。但到1919年，調查公布的結果，軍隊人數已逾150萬。比之實際人數，這還不過是一個縮小了的數目。軍隊人數的激增，固然反映了軍閥勢力的惡性膨脹，但這種膨脹又與分散的地域性農業經濟，農業人口過剩有著直接的關系。落后的社會經濟是軍閥割據和混戰的溫床，當帝國主義的分裂剝削政策滲入這種落后的時候，軍閥之間的矛盾，同時又代表了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加劇的矛盾帶來了加劇的割據和混戰。
四、孔教會和靈學會
大沖擊后的社會有逆流，也有回瀾。逆流是對沖擊的懺悔，回瀾是對沖擊的慎思。“棼亂穢濁”的社會現實導致了意識形態的混亂和回復。與政治上的逆轉相對應，出現于辛亥革命后的孔教會和靈學會及其所代表的思想，可以說是社會前進之后的歷史回流。
辛亥革命并沒有自覺地圍剿孔子，但辛亥革命所具有的反封建性質，又使它所造成的社會變化必然會直接或間接地觸犯孔子。1912年3月，南京臨時**頒布的《臨時約法》，規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實際上具有否定“定于一尊”的孔子的意蘊。同時，南京臨時**教育部還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規定學校不準讀經，不準祀孔，從而把“大成至圣先師孔子”逐出了學校。廣東、江蘇、湖南、四川等地的學校，廢除了尊孔讀經，把孔廟改為學校或習藝所，停止了祀孔典禮。這種做法在孔子主義者看來簡直是大逆不道。康有為在《復教育部書》中說：“自共和以來，百神廢祀，乃至上帝不報本，孔子停丁祭，天壇鞠為茂草，文廟付之榛荊。鐘虡隳頓，弦歌息絕，神俎圣伏，禮壞樂崩，曹社鬼謀，秦廷天醉。嗚呼，中國數千年以來，未聞有茲大變也。”在他看來，孔子為中國改制之教主，為創教之神明圣主，孔子之教是“中國之國魂”，中國一切文明，皆與孔教相系相因，中國人飲食男女，坐作行持，政治教化，矯為頓足，無一不在孔教范圍之中。若廢棄孔教，“則舉國四萬萬之人，彷徨無所從，行持無所措，悵悵惘惘，不知所之，若驚風駭浪，泛舟于大霧中，迷罔惶惑，不知所往也”(40)。教化之與政治，如車之雙輪而并馳，缺一不可！天下豈有無教主而可為國哉？世可無圣人，可無教主矣？若廢孔教，“則一切文明，隨之而盡也，即一切種族，隨之而滅也”(41)。因此，他對廢止祀孔祭天、尊孔讀經強烈不滿，他憤怒地說：
頃者四海橫流，六經掃地，上丁竟廢陳俎，庚子不復橫經，《論語》已付燒薪，黌舍鞠為茂草。國家尊器而忘道，學子媚西而棄中，或疑為無用，而誚以迂愚，或目為過去，而不周時用。甚且妄人無忌，降黜圣號，謂為政治、教育、哲學之名家。儒冠欲溺，世相詬病，中風狂走，大浸稽天，吁可痛矣！(42)
這種滿帶偏見的議論以一個孔子主義者的感情反映了革命之后中國社會對孔子的種種大不敬。他的話表達的是幾千年孔學浸潤之下凝結而成的頑固社會心理。這種心理比二百年清王朝留下的“深仁厚澤”更能感染人心。正是基于這樣一種情感和心理，康有為乃草創序列，命陳煥章、麥孟華“開會滬上”。1912年11月，陳煥章秉承師意，在上海聯絡碩學通儒沈曾植、梁鼎芬等，發起成立了孔教會，以“昌明孔教救濟社會”，“挽救人心維持國運”，并刊行《孔教會雜志》。
《孔教會雜志》
在當時以尊孔復古為己任的社團中，孔教會是一個最強有力的代表。它的發起者陳煥章既是萬木草堂的學生，后來又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這種一身而兼中西的雙重色彩使他比三家村學究出身的陋儒要迷人得多。但孔教會的真正靈魂是康有為。他力倡以孔教為國教之說，并很快得到了孔令貽、王闿運、嚴復、宋伯魯、勞乃宣、李佳白、古德諾、衛西琴、約翰·斯頓等中儒西哲，以及一些傾向尊孔的都督的響應。在一片尊孔讀經、祀孔祭天、定孔教為國教的聲浪之下，海內外一些重要城市紛紛成立孔教支會。據稱“其支會遍布于各地者百三十余處，一時稱盛”(43)。宗教是對超自然神靈的崇拜和敬仰，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實際上已經拒斥了對宇宙本源的探尋和對彼岸世界的價值關懷，而徑直進入人間此岸的經驗世界，討論君臣之道、忠恕之教、人倫秩序及君子小人之辨。孔子學說的內核是內圣外王，歸根到底，是對人間此岸的規范。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不是教主，孔學也不是宗教。雖然孔學在中國有著宗教一般的權威，但以孔子為教主、以孔學為宗教又違背傳統留下的圣人形象。章太炎曾因此而挖苦說：“如昔三水徐勤之述其師說也，謂當大啟孔廟，男女羅拜，禱祠求福，而為之宗主者，人人當舐足致禮，則是孔子者，乃洪鈞老祖、黃蓮圣母之變名，而主持孔教者，亦**兄之異號耳。”(44)康有為懷念孔子，寄托的是厭惡共和的感情。“睹民生之多艱，吾不能忍也；哀國土之淪喪，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隳落，吾不能忍也；嗟紀綱之亡絕，吾不能忍也；視政治之窳敗，吾不能忍也；傷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見法律之蹂躪，吾不能忍也；睹政黨之爭亂，吾不能忍也；慨國粹之喪失，吾不能忍也；懼國命之分亡，吾不能忍也……此所以為《不忍雜志》耶”(45)。對于共和的厭惡之情，又摻雜著對民初弊政信而有據的指責，他要把辛亥革命以后中國社會產生的失落感引向復古之途。
稱帝時的袁世凱
與孔教會同時并存的另一個尊孔的強有力者是執國政的袁世凱。康有為并不喜歡袁世凱，但袁世凱卻對康有為的尊孔復古言行心心相印。1913年6月，袁在《通令尊崇孔圣文》中說：“天生孔子為萬世師表，既結皇煌帝諦之終，亦開選賢與能之始，所謂反之人心而安，放之四海而準者。”辛亥革命后，“诐邪亢塞，法守蕩然，以不服從為平等，以無忌憚為自由，民德如斯，國何以立？本大總統維持人道，日夜兢兢，每于古今治亂之源，政學會通之故，反復研求，務得真理，以為國家強弱存亡所系，惟此禮義廉恥之防，欲遏橫流，在循正規，總期宗仰時圣，道不虛行，以正人心，以立民極，于以祈國命于無疆，鞏共和于不敝”(46)。只有“宗仰時圣”，用“禮義廉恥之防”來“遏橫流”、“正人心”，才能使“民國體制”垂諸久遠。孔子是中國思想傳統的最大權威，皇帝則是中國權力的最大權威，二者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所以歷代君主都借祀孔以鞏固君權。袁世凱通令尊崇孔圣，其用心已彰彰在人耳目。大約半年之后，內務部又在《準孔教會批》中說：“鑒于世衰道微，慮法律之有窮，禮義之崩壞，欲樹尼山教義以作民族精神。”(47)同這種“民族精神”相稱的，還有《祀天典禮告令》、《祭圣告令》等。袁世凱不僅恢復了祀孔典禮，而且恢復了前清的祭天制度，孔教與政治再度聯姻。魯迅后來曾多次以不無譏諷的口氣說道：“從二十世紀的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但到袁世凱時代，卻又被從新記得，不但恢復了祭典，還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們穿起來。跟著這事而出現的便是帝制。”(48)如同一切儒者一樣，袁世凱主張尊孔，但他懷念孔子，寄托的是帝王之想。兩種復辟勢力各有懷抱，而又合力以作波瀾，掀動了尊孔復古的歷史回流。于是，有人力主把孔學列入憲法，在憲法中寫上“中華民國以孔教為國家風教之大本”。這種不倫不類的倡議在遭到民主主義者的反對之后，以折衷的結果寫入“天壇憲法”草案第十九條：“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湯化龍北上接長教育部之后，于中小學設修身課，“通電各省于學校配置經學鐘點”。蔡元培在南京把孔子逐出了學校，湯化龍在北京又把孔子請回了學校。此間嚴復、梁啟超一類名流還在孔學中找到共和之義。他們是一批化腐朽為神奇的能手。人所熟知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經梁啟超重新標點之后竟變成意思全然不同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嚴復則從另一角度對這句話進行了重新詮釋。他認為，把孔子此語視為愚民主義，乃是淺學粗心之人所為。孔子所謂“民”是一切氓庶無所知者之稱，“不可”二字亦不能與“毋”、“勿”等字等量齊觀，全作禁止口氣，“之”字所代不離道德、宗教、法律三者。因此，孔子此言，“不但圣意非主愚民，即與‘誨人不倦’一言，亦屬各有攸當，不可偏行。淺人之所以橫生疑謗者，其受病一在未將章中字義講清，一在將圣人語氣讀錯”(49)。孔子，真乃圣之時者也。
然而，在孔子主義者神化和圣化孔子的同一過程中，另一部分知識人卻深不以為然，據理抗爭。于是孔子和孔學成了南京臨時**北遷后新舊之爭的重要論題。曾主張“用國粹激動種姓”的章太炎發表了《駁建立孔教議》，指出“今人猥見耶蘇、路德之法，漸入域中，乃欲建樹孔教”，是“師其鄙劣”。又說“學校諸生所尊孔，猶匠師之奉魯班，縫人之奉軒轅，胥吏之奉蕭何，各尊其師”(50)而已。師匠并列，否定了知識界尊崇孔子的特殊地位。他在北京被監視期間，假化石橋共和黨支部開國學會，門上貼“凡入孔教會者不準入會”字樣，并大罵孔教會的康有為、陳煥章之流。(51)其他如許世英的《反孔教為國教呈》、艾知命的《上國務院暨參眾兩院信教自由不立國教**書》等，則以“孔教”非宗教，把它列于憲法之中是違背信教自由、破壞五族共和（因各少數民族的信仰不同）等理由來反駁。此外，也有從歷史進化觀念來反對尊孔復古的。如藍公武的《辟近日復古之謬》，即其一例。他說：“時代遷移，則古今易轍；文化相接，則優劣立判，居今之世而欲復古之治，以與近世列強之科學智識、國家道德相角逐，是非吾人所大惑不解者耶！……中國之禮教，所謂忠孝節義者，無一不與近世國家之文化相背反。設中國自安于固陋之習，不欲進于近世國家之文化則已，茍尚不甘長處于危亡之境，而欲力圖其文化之發展，則凡足以為今日進步之阻者，不可不廓清而更新之。”最后更明確地指出：中國的出路“不在復古而在革新，不在禮教而在科學；不欲以孔孟之言行為表率，而欲奉世界之偉人為導師。……國人當謀所以革新國運發展文化之道，幸勿背道而馳，以自速其亡焉！”(52)這種論點越出了“孔教”是否應規定為國教之爭執，從進步與反進步、科學與反科學立論，多少觸及了日后新文化運動所爭辯的問題。尊孔與反尊孔的論爭，是辛亥革命后民主思潮激蕩的結果。在中古時代，討論孔子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這種討論又是一種進步的社會現象。
《靈學叢志》
同孔教會相比，靈學會則是一種土洋結合的東西。靈學又稱心靈學、神智學、靈魂哲學等，本系西方之物，是英文Psychic Philosophy的漢譯。它不是科學，但又以科學為名，19世紀80年代英國物理學家勞奇撰著的《死后之生存》，就是一本在靈學旗幟下的作品。因此，西方的靈學同中國特有的鬼神迷信并不完全相同。中國靈學是在西方靈學影響下出現的，但又不同于西方靈學。中國靈學家在移植西方靈學（包括傳心術即心靈感應、催眠術、靈力見鬼術、天眼通、靈魂攝影等）的過程中，又在西方靈學中自覺不自覺地滲入了中國固有的“神道設教”、“天人感應”、“修道成仙”、“靈魂不滅”、“因果報應”等根深蒂固的觀念意識，以及“扶乩”、“求鑒”、“招神問鬼”等源遠流長的民間迷信方式，從而使中國靈學具有中西雜糅、土洋結合的特點和區別于西方靈學的理論外觀。1916年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神戶組織的所謂“中國精神學會”，以及在國內最早大張靈學之幟的，1917年由俞復、陸費逵、楊光熙、楊璿（瑞麟）等發起組織的盛德壇和靈學會，即是西方靈學與中國固有的鬼神信仰結合的產物。1918年初，他們出版了《靈學叢志》，“專研究人鬼之理，仙佛之道，以及立身修養種種要義”，以大張鬼神之說為己任，并狂言所謂“鬼神之說不張，國家之命遂促”。這本是一種愚昧的東西，然而它比科學的東西更容易影響人心。正是在《靈學叢志》和盛德壇的鼓吹之下，各種名目不一而實質相同的民間迷信團體紛紛出籠。如北京升平道社、同善社，天津醉紅軒，河南廣善社，湖南誠念社，無錫演化壇，廣東省躬壇，許昌至善壇等。1919年7月北京又成立了悟善社，并發行社刊《靈學要志》。至此，中國靈學南北呼應，風靡一時，成為五四時期中國思想界的一股濁流。民國大佬黎元洪和洋人莊士敦都是此道中的熱心人物。就連受過近代教育的哲人嚴復也為之辯護：
神秘一事，是自有人類未行解決問題。往者宗教興盛，常俗視聽，以為固然。然而誕妄迷信，亦與俱深，惑世誣民，遂為詬病。三百年科學肇開，事嚴左證；又知主觀多妄，耳目難憑；由是歷史所傳都歸神話。則摧陷廓清之功，不可誣也。然而世間之大，現象之多，實有發生非科學公例所能作解者，何得以不合吾例，然遂指為虛？”(53)
從認識論來說，“科學公例”所不能解釋的地方，總是神秘主義和不可知論得以滋生的土壤；從那個時候的社會現實來說，當人們因社會動蕩及其所帶來的精神痛苦而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時，人們就往往會向神靈世界祈求希望和慰藉。基于以上兩點，靈學成為那個時候廣有聲勢的社會意識。
孔教會和靈學會，前者代表了圣道，后者代表了神道。它們的出現和存在說明：在新陳代謝的歷史進程里，最落后的東西又總是最頑固的東西。不科學的東西通過曾經相信過科學的人來表現自己，君主和專制通過曾經宣傳或篤信過民主的人來表現自己，落后通過曾經先進的人來表現自己，才有分量，才有權威性。這種復雜性往往蘊藏在不易察覺的歷史深處。
五、民國初年的社會危機
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彌漫著一種危機感：“哀哉！吾民瘁于晚清稗政之余，復丁干戈大亂之后，滿地兵燹，瘡痍彌目，民生凋敝，亦云極矣。”(54)“蒙藏離異，外敵伺隙，領土削蹙，立召瓜分，邊患一也；軍興以來，廣征厚募，集易解難，餉糈罔措，兵憂二也；雀羅鼠掘，財源既竭，外債危險，廢食咽以，財困三也；連年水旱，江南河北，庚癸之呼，不絕于耳，食艱四也；工困于市，農嘆于野，生之者敝，百業凋蹶，業敝五也；頑梗未凈，政俗難革，事繁人乏，青黃不接，才難六也。”(55)夭折的革命并沒有帶來人們期望的結果，但革命對舊制度的沖擊所誘發的種種社會問題卻并未隨著革命的夭折而終結，相反隨著政治的逆轉而空前惡化，于是“隱憂”變成了現實，社會在變態中畸形。對此，孫中山目擊身受。1918年，他在《建國方略·自序》中懷著痛苦的心情回顧以往的歷史說：“夫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56)
這是一個充滿黑暗和動蕩的年代。在這個年代里，軍閥橫行，兵匪肆虐，死亡流離，道殣相望，疾首蹙額者，漣漣泣涕，鵠面鳩形者，嗷嗷哀鳴。地處中州的河南情形更糟，據時人記載，河南境內每年有十之八九的黎民百姓不能自活，弱者希人之余則流為丐，強者奪人所有則流為盜，丐與盜滿河南。于是而有白朗起義。1911、1912年間開始的白朗起義，最盛時達2萬余人，縱橫豫、皖、鄂、陜、甘五省，與袁世凱周旋了近三年時間。比之兩個月就失敗的贛寧之役，它的生命力更強韌。白朗軍曾自稱“公民討賊軍”，傳檄遠近，直斥袁世凱“雖托名共和，實厲行專制”的罪行：“袁賊世凱，狼子野心，以意思為法律，仍欲帝制自為，擯除賢士，寵任爪牙，以刀鋸刺客待有功，以官爵金錢勵無恥，庫倫割棄而不顧，**叛亂而不恤，宗社黨隱伏滋蔓，而不思防制鏟除，惟日以植黨營私，排除異己，離棄兄弟，變更法制，涂飾耳目為事。摧殘吾民，蓋較滿洲尤甚！海內分崩，民不聊生。”(57)把斗爭鋒芒指向袁世凱及北洋**。但組成這支隊伍的多數卻是遣散的軍隊及無業游民。白朗起事之時，正值“共和告成，裁汰軍隊，白狼乃派部下招集被裁之兵士，購置軍械，組織大隊；又以豫省連年荒旱，民生凋敝，鋌而走險者日益眾。于是烏合景從，聞風歸附……”(58)他們集中地揭竿而起，反映了民國初年社會內在矛盾的激化。白朗部下的著名頭目李鴻賓等十余人，多系軍隊出身，或系革退軍官學生。由于這批人的加入，白朗軍更富有戰斗力。他們既是討賊，也是求生存；既有正當性，也有動亂性。
在白朗的隊伍之外，還有更多的散兵游勇。他們則全然是社會不安定的代表者和制造者。“戰后之兵，蠻野浮動，在伍時既大肆劫掠，退伍后仍將流為盜寇，則今日之兵，即他日之匪……”(59)兵化為匪，匪化為兵，兵又化為匪，民國成了名符其實的兵匪世界。失控的社會為他們提供了生存的土壤，而他們的存在又加劇了社會的失控和動蕩。早在1912年4月12日，《神州日報》即載文指出：“今日足以為中國前途之隱憂者，軍隊問題外則會黨是也。……長此不治，則充吾二十二行省皆成會黨世界。”后來的歷史不幸地證實了這一預言。辛亥革命之后，湖南會黨明目張膽，遍布鄉間，拉人入會，擄掠村莊；陜西會黨飛揚跋扈，居功自傲，廣設碼頭，“辦支應，理詞訟，直代縣官行政，甚至公然以地方主人自居，魚肉良懦，苛派錢款，鄉民畏懼，直似滿人入關時駐防。同志見此情形，莫不扼腕太息，不意鬧成會黨世界”(60)；貴州省遍開堂口，匪黨橫行，擄掠奸淫，全省糜爛，“蓋匪焰益張，民生日蹙，商不得市，農將失時，學堂盡變山堂，軍府都成盜藪，方且日夕密計大舉劫掠，洗富室以飽囊橐，焚貧戶以牽救護”(61)。此種行徑，在當時極為普遍，幾乎各省都時有發生。會黨成為民國時期十分突出而又相當棘手的社會問題。丁佛言在《民國社會之大危機》一文中說：
中國人民除中上層及安良守分之農人，其余大多數概可謂制造土匪之好原料品也。如四川之哥老、兩湖之會匪、江浙之洪江、山東直隸之義和團，加以各省無業之游民、地方饑寒之災黎，其秘密結合不知數百年，其潛伏社會不下千百萬。幸而國家無事，無所牽動誘引，彼輩也可稍安，一旦有事，即乘機而興，揭竿而起。(62)
會黨的積極性與破壞性始終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他們曾參加過辛亥革命，但革命之后仍然動不思靜；他們從土地上游離出來，但職業的慣性又使他們無法重新回到土地中去；他們在天下大亂之時卷入革命，并有力地支援了革命，但他們是按自己的意愿來理解革命的；他們各自都有嚴密的組織，然而在本質上他們又都是天然的無**主義者。所以，當夭折的革命無以吸收和消化他們的時候，他們便非常自然地成了社會動亂的因素。
保定軍校遺址
除了軍閥、兵匪、會黨外，民國初年從各階層游離出來的大量人口，也是一個令人側目的社會難題。1913年梁啟超在給康有為的一封信中提到：“兩月以來在西河沿一帶旅館運動官缺者七萬余人，其人或在前清久任實缺，或在大學優等畢業，**何法對付，惟有謝絕耳。”(63)五年之后，保定軍校招生，200人的名額引來了7 000多報考者。太多的人口和太少的飯碗，在這一矛盾中被淘汰的人們不能不變成加劇社會危機的另一原因。
社會危機是社會內部各種矛盾激化而呈現出的一種惡性狀態，它以最嚴酷的方式把社會的種種積弊、病根和矛盾展示在人們的眼前，因此它又往往成為社會轉機的起點，對于一個長期遲滯的社會來說尤其如此！就民國初年的社會危機而言，它在令人怵目驚心地外化軍閥統治的黑暗的同時，也無情地宣判了舊民主主義革命已走到了窮途末路。于是，人們在憤懣、嘆息之余又開始了新的追求。
【注釋】
(1)李大釗：《隱憂篇》，見《李大釗文集》，上冊，1頁。
(2)一位西方觀察家說：“一九一一年以來，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是許多沖突的舞臺。”（《參考消息》，1987-04-04）這種看法是深刻的。
(3)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見《中國小說史略》附錄，41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4)《南京臨時**公報》，第17號。
(5)居正：《約法問題》，見《居正文集》，上冊，95頁，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
(6)《在南京同盟會餞別會的演說》，見《孫中山全集》，第二卷，319頁，中華書局，1982。
(7)《在中國同盟會上海支部夏季常會上的演講》，見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編：《黃興集》，240頁。
(8)《**滬交通部歡迎會演說辭》，見《宋教仁集》，下冊，459頁。
(9)《**鄂支部歡迎會演說辭》，同上書，456頁。
(10)《石叟牌詞》，見《譚人鳳集》，411頁。
(11)除跨黨者外，**在眾議院596個席位中，獨得269個，共和黨得120個，統一黨得18個，民主黨得16個；在參議院的274個議席中，**獨得123個，共和黨得55個，統一黨得6個，民主黨得8個。
(12)《于右任辛亥文集》，254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
(13)《民立報》，1913-04-14。
(14)轉引自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見孟榮源等編：《近代稗海》，第3輯，45頁。
(15)轉引自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見孟榮源等編：《近代稗海》，第3輯，65頁。
(16)[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下），542頁。
(17)戴天仇：《殺》，載《民權報》，1912-05-20。
(18)《正式國會之殷鑒》，載《民權報》，1912-09-11。
(19)黃遠生：《懺悔錄》，見《遠生遺著》，上冊，卷一，124～125頁。
(20)溥儀：《我的前半生》，89～90頁，北京，群眾出版社，1984。
(21)溥儀：《我的前半生》，89～90頁，北京，群眾出版社，1984。
(22)溥儀：《我的前半生》，95頁。
(23)溥儀：《復辟的形形**》，載《光明日報》，1962-07-09。
(24)《洪憲遺聞·徐世昌談洪憲小史》，見《八十三**帝夢》，298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
(25)一般稱之為“張勛復辟”，這里采用溥儀在回憶錄里的說法。
(26)引自[美]保羅·S·芮恩施：《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139頁。
(27)同上書，141～142頁。
(28)《孟恩遠等敦請袁世凱早登皇帝位電》，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云南省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護國運動》，130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
(29)[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下），525頁。
(30)曹汝霖：《一生之回憶》，120頁，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
(31)梁啟超：《反對復辟電》，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17頁，上海，中華書局，1936。
(32)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46頁。
(33)張國淦：《北洋軍閥的起源》，見《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上冊，16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34)從武昌起義到南京臨時**成立，各地先后稱都督的有一百多個，有的一省就有好幾個。他們中的一些人始終站在革命行列，但也有的后來轉化為軍閥。征之當時的實際，這種轉化，以西南諸省為多。
(35)奉系是依靠北洋軍閥起家的，其兵源也有一部分來自北洋新軍，所以一般把它列入北洋軍閥官僚體系中。
(36)王傳厚：《倪嗣沖在安徽的罪惡統治》，見《安徽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
(37)陸君由、蘇書選編：《陸榮廷傳》，262頁，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7。
(38)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二輯，598頁，北京，三聯書店，1957。
(39)《**運動期間南北軍閥在湖南造成的禍害》，見《湖南歷史資料》，115頁，1959（3）。
(40)康有為：《復教育部書》，載《不忍》，第4期。
(41)康有為：《孔教會序二》，載《不忍》，第1期，《孔教會雜志》，第1卷第2號。
(42)康有為：《復山東孔道會書》，見《康有為政論集》，下冊，840頁。
(43)盧湘父：《萬木草堂憶舊》，19頁。
(44)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458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
(45)康有為：《不忍雜志序》，載《不忍》，第1期。
(46)《袁大總統書牘匯編》，卷2，政令，51～52頁，上海，廣益書局，1920。
(47)《內務部準孔教會批》，見《孔教十年大事》，卷7。
(48)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見《魯迅全集》，第六卷，252頁。
(49)嚴復：《“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講義》，見王栻主編：《嚴復集》，第2冊，326～327頁。
(50)章太炎《駁建立孔教議》，見《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689頁。
(51)參見黃遠生：《記太炎》，見《遠生遺著》，卷3，225頁。
(52)參見《大中華雜志》，第1卷第1冊。
(53)嚴復：《與俞復書》，見王栻主編：《嚴復集》，第3冊，725頁。
(54)李大釗：《大哀篇》，見《李大釗文集》，上冊，6頁。
(55)李大釗：《隱憂篇》，見《李大釗文集》，上冊，1頁。
(56)孫中山：《建國方略·自序》，見《孫中山選集》，上冊，104頁。
(57)中華民國史資料叢刊《白朗起義》，22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
(58)呂咎予：《白狼擾蓼記》附《狼禍述聞》，同上書，321頁。
(59)李大釗：《隱憂篇》，見《李大釗文集》，上冊，3頁。
(60)郭希仁：《從戎紀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六），77頁。
(61)《戴戡周沆效秦廷哭上蔡鍔書》，見《貴州辛亥革命資料選編》，57頁，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1。
(62)丁佛言：《民國社會之大危機》，載《中華雜志》，第1卷第2號。
(63)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6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