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戰爭
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在蘇共二十一次代表大會上，諷刺美英戰爭狂人的核戰爭方案說：“先生們，你們的手太短了！”
現代戰爭廣泛運用科學技術成就，蘇聯的洲際火箭、導彈可以擊中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百發百中；蘇聯的科學技術成就有力地保障了世界和平，使得手太短的戰爭狂人不敢輕于發動毀滅自己的戰爭。
手的長短說明今天兩大陣營的軍事力量。
古代也是如此。在遠距離的殺傷武器發明以前，戰爭是人與人的搏斗，槍、刀、箭、槊等都是手的延長。戰將和士兵的體力，運用武器的熟練程度，武器的重量，和勇敢、機智相結合，在戰爭中發生作用。
在戰爭進行中，士兵和士兵、戰將和戰將搏斗，面對面地廝殺，往往以傷亡較多的一方無力繼續進行戰斗而結束戰局。
將軍和將軍的廝殺，大戰幾百個回合。甲殺了乙或乙殺了丙，雖然不一定決定戰爭的勝負，但是，在有些場合，卻起著關鍵性的作用，特別是敵方的主將或驍將陣亡，失去指揮，影響士氣，就非打敗仗不可了。
小說和戲文上常常描寫、演出戰爭，戲臺上除了戰爭雙方的隊伍用幾個戰士作為大軍的象征外，戰爭展開的重點通常放在兩方主將的搏斗上面，這種表現手法是有歷史事實根據的。
在斗將的場合，有大戰幾百個回合之說，一個回合的意思是交手一次。戰將無論騎將或步將，都得手執武器。兩軍相對，中間有一段距離，雙方同時前進，到了面對面接觸的程度，互用武器殺傷對方，一擊不中，就得退回來，準備第二次的接觸，這樣一進一退，就叫一個回合。在生和死的搏斗中，手的長短也就是武器的長短、重量，是有極重要意義的。長槍、大刀、馬槊等長武器要比劍、短刀這類短武器更為優越。而更重要的則是使用武器的熟練程度、人的機智，這就要講武藝了。同樣的體力和武器，決定勝負的是武藝。戰將為了保護自己，就得戴盔披甲，一副盔甲分量是很重的，騎將的馬也得披甲，再加上武器本身的重量，沒有極健壯的體力是支持不了的。在有些場合，斗到相持不下的時候，還得換馬。也有這樣一種情況，戰將本人并未打敗，只因馬力乏了，或者馬受傷了，進退不得，被敵方殺傷，吃了敗仗。“射人先射馬”，就是這個道理。
戰爭時用旗、金、鼓指揮，叫作三官。
旗是管節度的，大將有大纛，指揮全軍；有方面旗，東碧，南赤，西白，北黑，中央黃，指揮各方。因為人多距離遠，講話聽不見，走馬傳令費時間，就用旗來指揮：中央旗揮動，全軍**，旗俯即跪，旗舉即起，卷旗銜枚，臥旗俯伏，見敵旗三揮，布陣旗左右揮。方面旗舉，方面兵急需裝束，旗俯即進，旗豎即住，旗臥即回。召將用皂旗，一點皂旗隊頭集，二點皂旗百人將集，三點皂旗五百人將集，一點一招千人將集。
金、鼓管進退，擊鼓進軍，鳴金退軍。
擊鼓三通共千槌，一通三百三十三槌（一說三百六十五槌）。行軍平時撾鼓吹角**，吹角一十二變為一疊，鼓音止，角音動，一晝夜三角三鼓。大將以下都按級別備金鼓，遇有緊急事故，先頭部隊擊鼓報警，全軍就進入戰爭準備狀態了。（1）
殺敗敵人以首級論功，是沿襲秦的制度，殺一個敵人賜爵一級來的。
報功和發表戰績時也照例要夸大一番，以一為十，例如殺敵百人，露布上必定要寫千人之類。（2）
帥旗是中軍所在的標志，也是全軍指揮的中心，帥旗一倒，全軍就失去指揮，陷于混亂。以此，奪取敵方的帥旗也就成為古代戰將的主要目標了。
古代的斗將
兩軍對壘，將和將斗，叫作斗將。我國的武打戲有悠久的傳統，武打戲中的斗將，突出地集中表現了勇士們的英勇氣概，更是受人歡迎。其實，不只是今天的人們喜歡看斗將的戲，古代人也是喜歡的。例如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態度很嚴肅，取材極謹慎，但寫晉將陳安的戰斗犧牲，卻十分寄予同情。
太寧元年（323）七月，晉將陳安被趙主劉曜打敗，率精騎突圍，出奔陜中。
劉曜遣將軍平先等追擊陳安。
陳安左手揮七尺大刀，右手運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一殺就是五六人，遠則左右馳射，邊打邊逃。平先也勇捷如飛，和陳安搏斗，打了三個回合，奪掉陳安的蛇矛。
到天黑了，下著大雨，陳安和幾個親兵只好丟掉馬，躲在山里。第二天天晴了，趙軍追蹤搜索，陳安被擒犧牲。
陳安待將士極好，和將士共甘苦。死后，隴上人民很想念他，為他作壯士之歌，歌詞道：
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干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驄交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蕩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驄竄巖幽，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
為我外援而懸頭，這是陳安被隴上人民長久思念的道理。司馬光在北宋對遼和西夏的戰爭中，懷念古代孤軍抗敵的民族英雄，聞鼙鼓而思將帥，怕也是有所寄托吧。
宋曾公亮《武經總要》也記了幾件斗將的故事。一是史萬歲。隋將竇榮定將兵擊突厥，史萬歲到轅門要求參軍，竇榮定早聽說史萬歲勇敢的聲名，一見大喜。派人告訴突厥，各選一壯士決勝負。突厥同意，派一騎將挑戰，榮定就派史萬歲應戰。萬歲馳出，斬敵騎而回。突厥大驚，立刻退軍。
一件是白孝德的故事。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千臨城挑戰。龍仙健勇，驕傲輕敵，把右腳放在馬鬣上，破口謾罵。
唐軍元帥李光弼登城，看敵人情況，對諸將說：“誰能去干掉他？”大將仆固懷恩報了名，光弼說：“這不是大將干的事，看還有誰去？”大家都推白孝德。
光弼問白孝德要多少兵，孝德說，我一個人就行了。光弼很稱贊他的勇氣，還問需要什么，孝德只要五十個騎兵，大軍鼓噪助威。
孝德手持兩個蛇矛，騎馬過水，劉龍仙見他只一個人，不以為意，還是把腳放在馬鬣上。稍近，龍仙剛要動彈，孝德搖搖手，好像叫他別動，龍仙不知其意，也就不動了。孝德對他說：“侍中（光弼官稱）叫我來講話，沒有別的。”龍仙退卻幾步，還是破口大罵。孝德勒住馬，瞪著眼說：“狗賊，你認得我嗎？”龍仙說：“誰啊？”孝德說：“我是大將白孝德。”龍仙罵：“是什么豬狗！”孝德大叫一聲，持矛躍馬便刺，城上一齊鼓噪，五十騎也跟著沖鋒，龍仙來不及射箭，只好沿堤亂轉，孝德追上，斬首而回。
一是王敬蕘，說他多力善戰，所用的槍、箭都用純鐵制成。槍重三十多斤，摧鋒破敵，都以此取勝。
斗將的武藝
戰將和戰將面對面的搏斗中，武藝起決定作用。
小說戲文里記著許多回馬槍、奪槊、索的故事。
唐玄宗時名將哥舒翰善用回馬槍。他有家奴名左車，十五六歲，很有力氣。哥舒翰每追敵人靠近了，用槍搭敵人的背，大喝一聲，敵人失驚回頭，趁勢刺中喉頭，挑起三五尺摜下，沒有不死的。這時左車便下馬割取首級，每次如此。
唐太宗的大將尉遲敬德善于避矟，每戰，單騎沖入敵陣，敵人的矟四面攢刺，終不能傷。又會奪敵矟，反刺敵人，出入重圍，往還無礙。
太宗的兄弟齊王元吉也會使矟，看不起敬德，要和他比賽。太宗叫兩人把矟的刃去掉了，光用矟桿相刺。敬德說：“帶刃也不能傷我，不必去。但我的可以去掉。”比的結果，元吉竟不能中。
太宗問他：“奪矟避矟，哪個難些？”敬德說：“奪矟難。”太宗就叫奪元吉的矟。元吉執矟躍馬，一心打算刺殺敬德，不料一會兒工夫，他的矟三次被敬德所奪。元吉以驍勇著名，雖然口頭上十分稱贊，心里卻非常惱恨，以為丟人。
王世充領步騎數萬來戰，驍將單雄信領騎直追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敵軍稍退，敬德護衛著太宗突出敵圍。（3）
長武器畢竟只能在近距離面對面廝殺，遠一些就不濟事了。這時，弓箭就起了作用。另外，有一種拋擲式的武器叫索。武則天時，契丹將李楷固善使索和騎射、舞槊，每次沖鋒，都如“鶻入鳥群，所向披靡。黃麞（地名）之戰，（唐將）張玄遇、麻仁節皆為所”（4）。
長武器也講究重量，《新唐書》卷一九三《張興傳》：“為饒陽裨將，安祿山反，攻饒陽，興擐甲持陌刀，重十五斤，敵人登城，興一舉刀就殺幾個人，敵人很害怕。”《宋史·兵志》十一記，1000年時神騎副兵馬使焦偓獻盤鐵槊，重十五斤，在馬上揮舞如飛。還有相國寺和尚法山，還俗參軍，用鐵輪撥，渾重三十三斤，頭尾有刃，是馬上格戰的武器。
唐代中期流行用陌刀作戰，最著名的陌刀將是李嗣業，每為隊頭，所向必陷。748年高仙芝攻勃律（國名，在今新疆邊外巴基斯坦境內。本為東、西布魯特人所居。布魯特即勃律），嗣業和郎將田珍為左右陌刀將，吐蕃十萬眾據守娑勒城，據山因水，嗣業領步軍持長刀上山頭，大破敵軍。756年和安祿山香積寺之戰，嗣業脫衣徒搏，執長刀立于陣前大呼，擋嗣業刀的人馬都碎。（5）闞棱善用兩刃刀，長一丈，名曰陌刀，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6）《裴行儉傳》和《崔光遠傳》也都記有用陌刀作戰的故事。《通鑒》卷二〇二注：陌刀，是大刀，一舉刀可殺數人。《唐六典》說，陌刀是長刀，步兵所用，就是古代的斬馬劍。
論夷陵之戰
夷陵之戰發生于蜀章武元年（221）。這年七月，劉備率軍伐吳，孫權寫信請和，劉備盛怒不許。到第二年六月，吳將陸遜大破蜀軍于夷陵（今湖北宜昌），劉備退屯白帝城；十月，孫權又遣使請和，劉備答應了。這一仗前后歷時一年，吳將陸遜堅取守勢，捕捉戰機，最后以火攻取得大勝，是歷史上有名的戰役之一。
戰事發生的原因是荊州的歸屬問題。
208年，赤壁戰役之后，曹軍敗退，留曹仁、徐晃守江陵，周瑜、劉備水陸并進，追到南郡（今湖北江陵縣東南），瑜軍圍曹仁，相持了一年多，曹仁棄城走。孫權以周瑜為南郡太守。劉備推劉琦為荊州刺史，南征四郡，武陵（今湖南常德）、長沙（今湖南長沙）、桂陽（今湖南郴州）、零陵（今湖南零陵）皆降。劉琦病死，諸將推劉備為荊州牧，駐公安（今湖北公安）。劉備從此有了根據地。
荊州原來不屬孫權，赤壁之戰，劉備是有功勞的，南征四郡是劉備自己的戰果，蜀吳雙方怎么會發生荊州的歸屬問題呢？據《吳書·魯肅傳》：“后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唯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魯肅死后，孫權評論他：“后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看來當時兵力，孫強劉弱，孫權兵力可以直取四郡，劉備要求有個立足之地，魯肅從孫劉聯盟、為曹操樹敵的戰略出發，勸孫權答應，有了這個默契，劉備才能南取四郡，和孫吳成掎角之勢，所以“曹操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于地”，給曹操以極大威脅。
214年，劉備取益州。第二年孫權就要討還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劉備不肯。孫權派呂蒙率軍爭取，劉備也到公安，派關羽爭三郡。魯肅駐益陽（今湖南益陽），和關羽相聚。魯肅責備關羽不還三郡。關羽說：赤壁之戰，劉備和吳軍勠力破魏，豈能徒勞？連立足之地都沒有！達不成協議。正好這時曹操南定漢中，蜀漢北方受到威脅，劉備趕緊與孫權聯合，分荊州為二，江夏、長沙、桂陽屬吳；南郡零陵、武陵屬蜀，以湘水為界，雙方罷兵。暫時妥協了，但問題并未根本解決。
219年，關羽率眾攻曹仁于樊（今湖北襄陽），水淹于禁七軍，斬將軍龐德，威震華夏。曹操遣使說孫權，出軍攻關羽后路，權將呂蒙誘降關羽在江陵、公安的守將，盡虜羽軍妻子。羽軍遂散，關羽父子出走，為孫權所殺。
劉備失了荊州，也就失去了向東出川的門戶，和曹操抗衡的軍事重鎮，在戰略上是非爭不可的。
他和關羽、張飛的關系，從漢靈帝末年，184年黃巾起義以后，便相從征伐，“寢則同床，恩同兄弟”。小說上桃園結義之說，便是從這兩句話演繹出來的。三四十年的戰友、君臣，鎮守出川門戶的上將，一旦摧折，劉備的感情沖動是可想而知的。221年張飛又為部下所殺，持首級奔吳，舊仇加新恨，伐吳報仇便成為他的最后志愿，什么好話也聽不進去了。
諸葛亮遠在隆中對策時，便指出孫權“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赤壁戰前，他和魯肅共同努力，定下了聯合抗曹的大計。他是始終堅持劉、孫兩家聯合的方針的。但他也深知劉備的個性，對關羽、張飛的感情和荊州在軍事上的重要性，明知用言語是勸阻不了劉備的。夷陵敗后，他嘆氣說：
使法孝直（正）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趙云是堅決反對伐吳的，他指出主要的敵人是曹操，不是孫權。如先滅魏，則吳自服。當前形勢，絕不應該放掉主要的敵人，先和孫吳交兵。廣漢處士秦宓也說天時不利，朝臣很多人都反對，劉備一概不聽。
蜀吳交兵后，孫權遣使求和。吳將諸葛瑾駐公安，寫信勸劉備，要他留意于大，不要用心于小。指出關羽和漢朝的輕重，荊州和海內的大小，雖然都應仇疾，但要分清先后。論點和趙云是一致的，劉備當然不能接受。
交戰雙方，蜀軍由劉備自己指揮，兵四萬余人，大將吳斑、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等于巫，進軍秭歸。將軍黃權自請為先鋒，勸劉備為后鎮，劉備不聽，派他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夷陵敗后，交通斷絕，他不肯降吳，只好降魏。備軍從巫峽、建平連營直到夷陵界，立數十屯，豎柵連營七百多里，全軍成一條直線，居高臨下，兵力分散。曹丕聽說蜀軍布置之后，笑道：劉備不懂兵法，豈有立營七百里而可以拒敵的！必敗無疑。
吳軍以陸遜為大都督，率諸將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守。蜀軍遠來，利于速戰，吳軍諸將要迎擊，陸遜堅決不許。他指出蜀軍銳氣方盛，而且乘高守險，不利進攻，如有不利，影響全局。不如堅閉固拒，伺機捕捉戰機，以逸待勞，取得勝利。
兩軍對峙相持了七八個月，蜀軍兵疲意沮，陸遜乘機發起攻擊，先攻一營，得不到便宜。諸將正埋怨他枉然死了許多人，陸遜卻說，我已經找到破敵的方法了，下令諸軍每人拿一把茅草，乘風縱火，全線進攻，陣斬蜀大將張南、馮習，連破四十余營，蜀軍潰敗，劉備退守白帝城。
蜀軍敗后，吳諸將要求直取白帝，陸遜認為曹丕正在大合士眾，不懷好意。下令退軍。
這年十一月，孫權遣使到蜀漢聘問，劉備也遣使報聘，兩國又恢復和平，重建了對魏的掎角之勢。
這次戰役，劉備犯了兩個大錯誤：第一是政略的錯誤，正如趙云、諸葛瑾所指出的，他把大小、輕重擺錯了次序，因荊州之失、關羽之死而發動對吳戰爭，破壞了兩國聯合共同抗曹的正確策略；第二是戰略的錯誤，不聽黃權的忠告，把他一軍放在江北，削弱了兵力，又把全軍列成縱深戰斗序列，戰線過長，兵力分散，前軍一敗，后軍動搖，彼此不相呼應，造成全面的敗局。
京劇《夷陵之戰》是根據歷史事實編成的歷史劇，劇情是符合歷史真實情況的。主題思想是通過戰爭的失敗來批判劉備個人的“義氣”，趙云、諸葛亮的諫阻，諸葛瑾的求和，直到馬良死后劉備的自責，都表達了這個看法。就演出而論，是成功的。特別是保留了傳統劇目哭靈牌一折，造成全劇的高潮。問題也正是出在這里，恰恰因為前半部把劉、關、張三人的關系寫得深了，再加上這一哭，又哭得這么好，將觀眾的同情逐步引到劉備方面，相對地把主題思想削弱了。
劇中次要人物關興是關羽的次子，做過侍中、中監軍的官，早死。張飛的兒子張苞也是早夭的。看來都沒有參加夷陵之戰。劇本把這兩人寫成蜀軍的大將，通過他們加強劉備主戰拒和的決心，是完全可以的。
馬良在征吳之役，奉命到武陵招撫當地少數民族，軍敗后，他也被殺。劇本把他寫成掩護劉備，中箭身死，也是可以的。
回紇助唐記
一千二百多年前，中國發生內戰，長安、洛陽兩個都城全陷落了。天寶皇帝拋棄了人民和土地，帶著他寵愛的妃子出奔，一直逃到成都。在成都待了一陣，托將軍郭子儀，尤其是盟邦回紇的福，居然打了幾個勝仗，收復了京城，舉行了還都大典，一切都復了原，腐化、貪污、作弊，加上賣官鬻爵，連和尚道士的度牒都賣錢，還有惡性通貨膨脹。唯一未復原的是馬嵬驛的孤墳。還有，年紀過七十了，兒子早當了家，只好當太上皇，吃碗有點別扭的閑飯。
回紇的騎兵是有名的，排山倒海而來的騎兵方陣，沖破了安祿山、史思明的曳落河（壯士、外族軍），擊潰了安慶緒、史朝義的蕃將漢兵。當然，也根據唐回條約，搶光了洛陽、長安和沿途所經的城市，榨干了中國人民的血汗，蹂躪侮辱了中國的子女。還在唐回商約的保證下，每年來笑納一筆可觀的保護費，或者說是援助費吧。
史實是這樣的，不妨回憶一番：
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安祿山反于河北，以討伐楊國忠為名，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噪震地；十二月陷洛陽，第二年六月入潼關，取長安，天寶皇帝南奔。他的兒子北奔，就當時最強的朔方軍組織流亡**。
朔方的統帥是郭子儀，有五萬大軍，還有許多驍猛的蕃將，本錢還不錯。中原方面，有張巡、許遠用力阻擋安祿山，不許他南下。長江以南的局面是完整的。回紇可汗和吐蕃贊普都派人來說愿意出兵援唐。九月，唐肅宗為了要“借兵于外夷以張軍勢”，派一個宗室和蕃將仆固懷恩出使回紇，發援汗那兵和西方蕃族兵，條件是大大的經濟報酬。
回紇派了貴將葛羅支帶兩千精騎和郭子儀合軍，一到就打了個大勝仗。郭子儀覺得有辦法了，勸唐肅宗再請回紇援助。回紇懷仁可汗也真慷慨，至德二年（757）九月又派他的兒子葉護和將軍帝德帶四千余騎來助戰。皇太子廣平王俶做天下兵馬元帥，和葉護結拜為兄弟，統率朔方、回紇、安西、南蠻、大食兵十五萬，號稱二十萬，一個實實在在的國際聯軍，從鳳翔出發，削平“內亂”，收復失地。
回紇軍的給養每天羊二百只，牛二十頭，米四十斛。替唐朝作戰的條件，說明在兩都收復后土地人眾歸唐，玉帛子女歸回紇，也就是政治的**，拿不走的土地算一份，經濟的物資和女人之類也算一份，兩家平分。一個可以回老家，一個呢，做一票大買賣。
第一次大戰是香積寺之戰。在長安西，灃水東。
開頭唐軍被敵人齊頭并進的曳落河突破，陣勢亂了。苦戰了一陣子，前軍用長刀沖鋒，穩住戰局。突然從斜刺里殺出仆固懷恩的回紇軍，兩頭夾擊，十萬敵軍被殲滅了六萬，當晚退出長安。
第二天大軍進入西京，葉護立刻下令大搶，履行條約。
廣平王沒辦法，只好拜于葉護馬前，說是“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愿至東京乃如約”。葉護想這道理也對，答應到洛陽再動手。
第二役是新店之戰，在陜城西面。
安祿山的部隊有十五萬，郭子儀軍一接仗就吃了虧，又是回紇軍抄背后。大風黃土中萬馬奔騰，箭似連珠，安祿山軍著了慌，一下就垮了。又是兩頭夾擊，完成了一個殲滅戰。第二天大軍進入東京。
這一回雙方都忠實實行條約上的權利，回紇軍整整放開手搶了三天。**庫藏光，民間積蓄光，大元帥干瞪眼。回紇軍到第四天還不肯住手，洛陽的紳士們只好再來一次自動的慰勞，獻出中國的名產繒帛萬匹，才算收了手。于是大元帥接收了空城，家家像洗過一樣的空房子，和丟了老婆不見女兒的丈夫和父母。不過，**是完整的。
葉護凱旋到長安，皇帝派群臣郊迎，在長樂驛舉行慰勞儀式，在宣政殿擺慶功宴，人人賜帛繡繒器。葉護樂極，說要親自回國，再調一批人馬來，直搗范陽，奠定統一。皇帝也樂了，大夸獎說：“為朕竭義勇，成大事，卿等力也。”拜為司空，爵忠義王，每年賜絹二萬匹。
歲幣之外，是和親。和親照漢朝的老規矩，是拿宗室女子或民間美女來代替的。這次卻不然，為了表示親善，唐肅宗居然舍了自己親生的小女兒寧國公主，奉送給他所冊立的回紇英武威遠毗架汗磨延啜。陪送使臣為了這一點，當面和可汗說明，是皇帝親生公主，“恩禮至重”！于是公主成為回紇可敦，唐天子天可汗成為回紇可汗的老丈人，一門真正的親戚。
當然，回紇軍第三次來華，回紇王子骨啜特勒、宰相帝德又率領騎兵三千來助戰。
乾元二年（759）二月，九節度師潰于相州，回紇將軍奔還長安。為了安慰，為了下次的援助，這些敗軍之將還是運回了比過去所得更多的賞賜。
寶應元年（762）九月，洛陽又失陷了，唐使臣劉清潭又到回紇去乞師。回紇先以為唐朝連遭玄宗和肅宗之喪，中國無主，落得趁火打劫。出兵到朔方三受降城，眼見邊地已經殘破不堪，越發起了輕視的念頭，對天可汗的使臣加以困辱。唐朝急得沒辦法，還是請仆固懷恩去辦交涉。這時的回紇可汗是懷恩的女婿，左勸右勸，才答應助唐。可是出師路線，左不行，右不行，最后才挑了一條不會和敵軍接觸，而沿途給養又充足的陜州線。
天可汗派皇太子雍王適做天下兵馬元帥，行營在陜州。過河去見回紇可汗，同去的有兩個將軍和兩個高級幕僚。一到便被逼向回紇可汗行拜舞禮，為了顧全體面，抵死不肯。將軍幕僚每人被鞭一百，兩個當場打死，剩下兩個屈辱地跟元帥回營，什么也沒有說，更說不上軍事的配合了。
東都再度收復，回紇軍又隨至大掠，殺人搶東西，無所不為，老百姓無處投奔，只好逃避到圣善寺和白馬寺，求泥菩薩庇護。把回紇軍搞惱了，一把火連燒了十幾天，殺了一萬多人。唐朝的官軍也癢了手，在汝州、鄭州照樣來一套，整整三個月工夫，弄得這戰區，沒有一所房子是完整的。老百姓衣服被剝光，只好穿紙衣裳過日子。
為了報答收復東都的大功，天可汗冊封回紇可汗為頡咄登里骨啜蜜施合具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為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從可汗到宰相，共賜實封兩萬戶，將軍都封王和國公。
回紇先把所掠寶貨安置在河陽，派兵守護，到回國時，又把沿途民家一掃而光。唐朝地方**的招待稍不如意，便殺人放火，鬧得沒有人敢替回紇辦差。唐朝**也知道這情形，廣德元年（763）七月下令：凡回紇行營所經過的地方，免今年田租一年以示體恤。
回紇從此算是唐朝的有功有德的盟邦了。對盟邦是不應該不友好的，對盟邦不友好便是違反**利益，大逆不道。推而論之，即使是盟邦對我們稍有不友好情形，也應該容忍、原諒，務必在和諧的空氣中，保持大國風度。
以下是零碎的一連串的回紇對唐表示友好的事實：
廣德元年（763）閏正月己酉夜，有回紇十五人犯含光門，突入鴻臚寺，守衛不敢攔阻。含光門在朱雀街西，是中央**機關所在地，鴻臚寺是國賓招待所。
大歷七年（772）正月，回紇使臣突出鴻臚寺，在鬧市搶女人，毆擊干涉他們的官吏。接著又一哄沖出三百多騎兵要沖進金光門、朱雀門，鬧得皇城門全關上，長安罷市。**派出經常出使回紇的太監，多方說好話，賠笑臉，才算了結此案。
同年七月又跑出鴻臚寺，到大街搶劫，連長安縣令邵說也給趕跑了，把他的坐馬搶走。邵說只好低頭，另換一匹馬回家。
大歷九年（774）七月壬寅，回紇白天在大街上殺人，地方官把殺人犯拘捕之后，皇帝下令特赦。
次年九月戊午，回紇又是白天在大街上殺人，把一個市民腸子刺出，被拘囚在萬年縣監獄。回紇使臣赤心立刻帶人劫獄，把獄吏砍傷，犯人搶走。**得到報告，為了親善，沒有說話。
以上這幾個例子只是在首都的暴行，而且只是當時史官所記下的暴行，至于其他地方的、史官所沒有記下的更不知有多少了。
可是，就是這幾個例子也足夠了，在堂堂天可汗國的首都，在國賓招待所里，在皇城城門口，在**機關，在大街廣巷，攻打皇城，攻擊官署，搶劫地方長官坐馬，殺人劫獄，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對平民百姓又可想而知了。
不只如此，大歷十三年（778）正月，回紇大軍入寇太原，唐軍抵抗，死了一萬多人，回紇縱兵大搶，過了一個月才被更大的兵力所壓迫退出。**還是容忍，也不問為什么來攻擊來搶，回紇使臣來了，還是照舊招待。
而且，從758年以來，根據唐回商約，回紇用馬來換唐的繒帛，每馬一匹換帛四十匹。回紇每年趕幾萬匹馬來通商，大部分是老的病的。買的不夠數，給的繒帛不夠數，立刻鬧翻，不是動手打就是用軍隊打。**苦于無法應付，而又不敢不應付，只好竭盡庫藏，實在沒辦法，有時鬧得由公務員捐月薪、將軍獻家財。每一次回紇使臣回去，所得的賞賜和馬價要用一千多輛車子才夠裝。
這情形一直到843年，回紇接連發生內亂，部落離散，唐軍大破回紇之后，才結束了這九十年來的“親善關系”。
可惜，史缺有間，要不然，一定會有多少次的敦睦邦交令可以讓我們參考。
陣圖和宋遼戰爭
在古代，打仗要排陣，要講究、演習陣法。所謂陣法就是野戰的戰斗隊形和宿營的防御部署；把隊形、部署用符號標識，制成作戰方案，叫作陣圖。
根據陣圖在前線指揮作戰或防御的帶兵官，叫作排陣使。
從歷史文獻看，如鄭莊公用魚麗陣和周王作戰，到清代的太平軍的百鳥陣，無論對外對內，無論是野戰或防御，都要有陣法。沒有一定的組織形式，幾千人幾萬人一哄而上，是打不了仗的，要打也非敗不可。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是諸葛亮的八陣圖，“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的詩句，一直為后人所傳誦。正因為如此，小說戲劇把陣圖神秘化了，如宋遼戰爭中遼方的天門陣，楊六郎父子雖然勇敢，但還得穆柯寨的降龍木才能破得了。
穆柯寨這出戲雖然是虛構的，但是就打仗排陣來說，也反映了一點歷史的真實性。從976年到1085年前后，這一百一十年中，北宋歷朝的統治者特別重視陣圖。（無論是在這時期以前或以后，關于陣圖的討論、研究、演習、運用，對前線指揮官的控制和陣圖在戰爭中的作用，都比不上這個時期。）從這一時期的史料分析，北宋的統治者是用陣圖直接指揮前線部隊作戰的，用主觀決定的戰斗隊形和防御部署，指揮遠在幾百里以至千里外的前線部隊。敵人的**、遭遇的地點、戰場的地形、氣候等，都憑主觀的假設決定作戰方案，即使作戰方案不符合實際情況，前線指揮官也無權改變。照陣圖排陣打了敗仗，主帥責任不大；反之，不按陣圖排陣而打了敗仗，那責任就完全在主帥了，敗軍辱國，罪名極大。甚至在個別場合，機智一點而又有擔當的將領，看出客觀情況不利，不按陣圖排陣，臨機改變隊形，打了勝仗，還得向皇帝請罪。
宋遼戰爭的形勢，兩方的優勢和劣勢，989年熟悉北方情況的宋琪曾做具體分析，并提出建議。他說：“每蕃部南侵，其眾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概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游奕，百十里外，亦交相偵邏，謂之欄子馬。……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我師，即競乘之，所以新羈戰蹄，有余力也。且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土風曳柴，饋餉自資。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霪，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劍弩，兵勝也。敗豐士眾，力張也。”契丹以騎兵沖鋒為主，宋方則只能憑氣候地利取守勢。以此，他建議“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砦柵，但專守境”。到戎兵馬肥時，也“守陴坐甲，以逸待勞……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到春天新草未生，陳草已朽時，“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最后，還提出前軍行陣之法，特別指出，要“臨事分布，所貴有權”（7）。宋太宗采納了他的一部分意見，沿邊取守勢，做好防御守備，但要集中優勢兵力，大舉進攻。至于授權諸將，臨事分布，則堅決拒絕了。
由于宋遼的軍事形勢不同，采取防御戰術，阻遏騎兵沖擊的陣法便成為宋代統治者特別關心的問題了。在平時，和大臣研究、討論陣圖，如987年并州都部署潘美、定州都部署田重進入朝，宋太宗出御制平戎萬全陣圖，召美、重進及崔翰等，親授以進退攻擊之略。（8）997年又告訴馬步軍都虞候傳潛說：“布陣乃兵家**，小人有輕議者，甚非所宜。我自作陣圖給王超，叫他不要給別人看。王超回來時，你可以看看。”（9）1000年，宋真宗拿出陣圖三十二部給宰相研究，第二年又和宰相討論，并說：“北戎寇邊，常遣精悍為前鋒，若捍御不及，即有侵軼之患。今盛選驍將，別為一隊，遏其奔沖。又好遣騎兵出陣后斷糧道，可別選將領數萬騎殿后以備之。”（10）由此可見，這些陣圖也是以防御敵騎奔沖和保衛后方給養線為中心思想的。1003年契丹入侵，又和宰相研究陣圖，指出：“今敵勢未輯，尤須阻遏，屯兵雖多，必擇精銳，先據要害以制之。凡鎮、定、高陽三路兵，悉會定州，夾唐河為大陣。量寇遠近，出軍豎柵，寇來堅守勿逐，俟信宿寇疲，則鳴鼓挑戰，勿離隊伍，令先鋒、策先鋒誘逼大陣，則以騎卒居中，步卒環之，短兵接戰，亦勿令離隊伍，貴持重而敵騎無以馳突也。”（11）連遠在河北前線部隊和敵人會戰的地點以及步外騎內的戰斗部署都給早日規定了。景德元年（1004）八月出陣圖示輔臣，十一月又出陣圖，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揮使高瓊等。（12）1045年宋仁宗讀《三朝經武圣路》，出陣圖數本以示講讀官。（13）又賜輔臣及管軍臣僚臨機抵勝圖。（14）1054年賜近臣御制攻守圖。（15）1072年宋神宗賜王韶御制攻守圖、行軍環株、戰守約束各一部，仍令秦鳳路經略司抄錄。（16）1074年又和大臣討論結隊法，并令五路安撫使各具可用陣隊法，及訪求知陣隊法者，陳所見以聞（17），出攻守圖二十五部賜河北。（18）1075年討論營陣法，郭固、沈括都提出意見，宋神宗批評當時臣僚所獻陣圖，以為皆妄相惑，無一可取，并說：“果如此輩之說，則兩敵相遇，須遣使預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誅草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決矣。”否定當時人所信從的唐李筌《太白陰經》中所載陣圖，以為李筌的陣圖只是營法，是防御部署，不是陣法。而采用唐李靖的六花陣法，營陣結合，止則為營，行則為陣，以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定下新的營陣法。沈括以為“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十萬人之隊，占地方十余里，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無丘阜溝澗林木之礙者！兼九軍共以一駐隊為籬落，則兵不可復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則死。此正孫武所謂靡軍也”（19）。可見宋神宗的論斷，是采取了沈括的意見的。宋代統治者并以陣法令諸軍演習，如宋仁宗即位后，便留心武備，令捧日、天武、神衛、虎翼四軍肄習戰陣法。（20）1044年韓琦、范仲淹請于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三軍，訓以新定陣法；于陜西四路抽取曾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這個建議被采納了，1045年遣內侍押班任守信往河北路教習陣法。（21）到命將出征，就以陣圖約束諸將，如979年契丹入侵，命李繼隆、崔翰、趙延進等將兵八萬防御，宋太宗親授陣圖，分為八陣，要不是諸將臨時改變陣法，幾乎打大敗仗。（22）1070年李復圭守慶州，以陣圖授諸將，遇敵戰敗，復圭急收回陣圖，推卸責任，諸將以戰敗被誅。（23）
在宋代統治者講求陣法的鼓勵下，諸將紛紛創制陣圖，如1001年王超援靈州，上二圖，其一遇敵即變為防陣，其一置資糧在軍營之外，分列游兵持勁弩，敵至則易聚而并力。（24）1036年洛苑使趙振獻陣圖，1041年知并州楊偕獻龍虎八陣圖，青州人趙宇獻大衍陣圖，1045年右領軍衛大將軍高志寧上陣圖，1051年涇原經略使夏安期上弓箭手陣圖，1055年并代鈐轄蘇安靜上八陣圖，1074年定州路副都總管、馬步軍都虞候楊文廣獻陣圖及取幽燕之策。這個楊文廣就是宋代名將楊六郎的兒子，后者也就是為人所熟知的穆柯寨里被俘的青年將領楊宗保。（25）
在作戰時，選拔驍將做排陣使。如976年攻幽州，命田欽祚與郭守文為排陣使，欽祚正生病，得到命令，喜極而死；1002年周瑩領高陽關都部署，為三路排陣使；1004年澶淵之役，石保吉、李繼隆分為駕前東西都排陣使；等等。（26）
由于皇帝事先所制陣圖不可能符合客觀實際情況，統軍將帥又不敢違背節制，只好機械執行，結果是非打敗仗不可。1075年宋神宗和朝廷大臣研究對遼的和戰問題，張方平問宋神宗，宋和契丹打了多少次仗，其中打了多少次勝仗，多少次敗仗，宋神宗和其他大臣都答不出來。神宗反問張方平，張說，“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唯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八十一仗敗了八十次，雖然失于夸大，但是，大體上敗多勝少是沒能疑問的。打敗仗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主觀主義的皇帝所制陣圖的罪過。
相反，不憑陣圖，違背皇帝命令的倒可以不打敗仗。道理是臨機應變，適應客觀實際情況。著例如979年滿城之戰，李繼隆、趙延進、崔翰等奉命按陣圖分為八陣。軍行到滿城，和遼軍騎兵遭遇，趙延進登高瞭望，敵騎東西兩路挺進，連成一片，不見邊際。情況已經危急了，崔翰等還在按圖布陣，每陣相去百步，把兵力分散了，士卒疑懼，略無斗志。趙延進、李繼隆便主張改變陣勢，把原來“星布”的兵力，集中為兩陣，前后呼應。崔翰還怕違背節制，萬一打敗仗，責任更大。趙延進、李繼隆拍胸膛保證，如打敗仗，由他兩人負責。這才改變陣勢，兵力集中了，士卒忻喜，三戰大破敵軍。這里應該特別指出，趙延進的老婆是宋太宗尹皇后的妹子，李繼隆則是宋太宗李皇后的兄弟，兩人都是皇帝親戚，所以敢于改變陣圖，轉敗為勝。（27）另一例子是1001年威虜軍之戰。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王顯奉詔于近邊布陣和應援北平控扼之路。但遼軍并沒有根據宋真宗的“作戰部署”行事，這年十月入侵，前鋒挺進，突過威虜軍，王顯只好就地迎擊。剛好連日大雨，遼軍的弓以皮為弦，雨久潮濕，不堪使用，王顯乘之大破敵軍。雖然打了勝仗，還是憂悸不堪，以違背詔令，自請處分。宋真宗親自回信慰問，事情才算結束。（28）
前方將帥只能機械地執行皇帝所發陣圖，在不符合實際客觀情況下，也無權臨機應變，以致造成屢戰屢敗，喪師辱國的局面，當時的文臣武將是很深切了解這一點的，多次提出反對意見，要求不要再發陣圖，給前方統帥以機動作戰的權力。例如989年知制誥田錫上疏說：“今之御戎，無先于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略，自然因機設變，觀釁制宜，無不成功，無不破敵矣。……況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以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29）999年，京西轉運副使朱臺符上疏說：“夫將帥者王之爪牙，登壇授鉞，出門推轂，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所以克敵而制勝也。近代動相牽制，不許便宜。兵以奇勝，而節制以陣圖，事惟變適，而指蹤以宣命，勇敢無所奮，智謀無所施，是以動而奔北也。”（30）1040年三司使晏殊力請罷內臣監軍，不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31）同時王德用守定州，也向宋仁宗指出真宗時的失策：“咸平景德（時）邊兵二十余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故敵得軼境，徑犯澶淵。且當時以陣圖賜諸將，人皆謹守，不敢自為方略，緩急不相援，多至于敗。今愿無賜陣圖，第擇諸將，使應變出奇，自立異功，則無不濟。”（32）話都說得很透徹，但是，都被置之不理，像耳邊風一樣。其道理也很簡單，一句話就是統治者對爪牙的不信任。最好的證據是以下一個例子。922年鹽鐵使李惟清建議慎擢將帥，以有威名者俾安邊塞，庶節費用。宋太宗對他說私話：“選用將帥，亦須深體今之幾宜。……今縱得人，未可便如古委之。此乃機事，卿所未知也。”（33）由此看來，即使將帥得人，也不能像古代那樣授權給他們，而必須由皇帝親自節制，陣圖是節制諸將的主要手段，是非要不可的。
王安石和宋神宗曾經幾次討論宋太宗以來的陣圖問題，并且比較了宋太祖、太宗兄弟兩人的御將之道，說得十分清楚。一次是在熙寧五年（1072）八月：
神宗論太宗時用兵，多作大小卷（陣圖）付將帥，御其進退，不如太祖。
王安石曰：太祖知將帥情狀，故能得其心力。如言郭進反，乃以其人送郭進，此知郭進非反也，故如此。所以如進者皆得自竭也。其后郭進乃為奸人所摧，至自殺。楊業亦為奸人所陷，不得其死。將帥盡力者乃如此，則誰肯為朝廷盡力？此王師所以不復振，非特中御之失而已。
神宗曰：祖宗時從中御將，蓋以五代時士卒或外附，故懲其事而從中御。
王安石曰：太祖能使人不敢侮，故人為用，人為用，故雖不中御，而將帥奉令承教無違者，此所以征則強，守則固也。（34）
指出從中御將，頒賜陣圖是懲五代之事，是怕士卒叛變，怕將帥割據，指出宋太祖雖不中御，而將帥奉令唯謹。反面的話也就是宋太宗和他以下的統治者，不能使人不敢侮，因之也就越發不放心，只好從中御將，自負勝敗之責了。
另一次討論在第二年十一月：
宋神宗問先朝何以有澶淵之事。
安石曰：太宗為傅潛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將所在，詔付兩卷文字云，兵數盡在其中，候賊如此，即開某卷，如彼，即開某卷。若御將如此，即唯傅潛王超乃肯為將。稍有才略，必不肯于此時為將，坐待敗衄也。但任將一事如此，便無以勝敵。（35）
連兵將所在、兵數多少也不知道的前方統帥，只憑皇帝所發陣圖作戰。這樣的統帥，這樣的御將之道，要打勝仗是絕對不可能的。這是宋遼戰爭中宋之所以屢戰屢敗，不能收復幽燕的原因之一。這也是宋代著名將帥如廣大人民所熟知的楊業，所以遭忌戰死，狄青做了樞密使以后，被人散布謠言去職憂死的原因。因為這些人都不像傅潛、王超那樣，而是有才略、有決斷、有經驗、有擔當的。同時，這一事實也反映了宋代統治階級內部的深刻矛盾。
談甲午海戰
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對外戰爭史上重要的轉折點，這一仗日本打敗了清朝，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清朝**委曲求和，忍辱割地賠款，訂立不平等條約，將已經走向沒落的腐朽的清朝統治，推向懸崖的邊沿。同時，也因為這一不光彩的敗仗，一連串的屈辱，激發了全國各階層人民的同仇敵愾，看清楚了清朝統治者的真實面貌，知道非用自己的力量來保家衛國不可，非用自己的力量來反抗侵略不可，高舉反對帝國主義的大旗，敢于斗爭，進一步敢于革命，從而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面貌。
這一仗是腐朽的垂死的封建主義和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爭，清朝**的失敗是必然的。但是，應該著重指出，軍事上的失敗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政治。
首先是清朝**的失敗主義，注定了戰爭的結局。清軍統帥李鴻章從一開始便不敢抗爭，不惜犧牲一切來換取和平。當敵人忙著備戰，引起戰火，甚至在擊沉清**的運兵船高升號時，李鴻章始終采取避戰方針，幻想通過俄、英、法、美等國的斡旋，出賣中國人民的利益，求得暫時的妥協。事實是你越退讓，敵人便越瘋狂；你越不敢打，敵人便越要打，以退讓、出賣國家**來換取屈辱的妥協，結果導致甲午戰爭的完全失敗。
更有諷刺意義的是海陸軍統帥主和，手無寸鐵的文人卻堅決主戰，以翁同龢為首的一批清談家和傀儡皇帝卻極力主戰。他們沒有實權，不懂軍事，卻大嚷大叫，制造了強烈的輿論，可是在實際行動上卻拿不出一點辦法來，更談不上和人民聯結在一起了。這樣，統治集團內部就形成兩派，翁同龢和皇帝這派主戰，李鴻章和西太后這派主和，吵個不休。在兩派的混吵中，敵人卻全部一致，全力進攻，清朝**呢？一面向各國哀求斡旋，一面被動挨打，正因為在不惜犧牲一切祈求和平，也就沒有認真備戰；也正因為沒有認真備戰，也就不能不接連打敗仗，這樣，連屈辱的妥協也哀求不到了。政治的腐爛，決定了戰爭是非失敗不可的。
以這次著名的海戰為例，事實也正是這樣。
中日兩國海軍的實力，李鴻章是清楚知道的，他在光緒二十年（1894）七月二十日（陰歷）報告清朝**：
查北洋海軍可用者只鎮遠、定遠鐵甲船二艘，為倭船所不及。然船重行緩。吃水過深，不能入海汊內港。次則濟遠、經遠、來遠三船，有水線甲、穹甲而行駛不速。致遠、靖遠二船，前定造時號稱一點鐘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逾舊逾緩。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應以船行之速遲為準，速率快者，勝則易于追逐，敗亦便于引避。若遲速懸殊，則利鈍立判，西洋各大國講求船政，以鐵甲為主，必以極快船只為輔，胥是道也。
詳考各國判行海軍冊籍，內載日本新舊快船推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緒九年后分年購造，最快者每點鐘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訂購在先，當時西人船機之學尚未精造至此，僅每點鐘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為極速，今則二十余海里矣。
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1888）后，我軍未增一船。……倭人心計譎深，乘我力難添購之際，逐年增益。
戰艦的噸位和航行速度，決定海軍的作戰力量。北洋海軍只有兩條大鐵甲艦，且船老行遲；日本呢，主力艦噸位雖小，卻船新行速。更重要的是清朝從光緒十四年（1888）以后未添一船，日本卻從光緒九年（1883）以后逐年添造，白白給日本以六年時間，走到前面，這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
其次是速射炮的出現。《晨園漫錄》指出：
我各軍艦之購置，其最新者亦距開戰十二三年。其時軍艦之犧裝大抵專注重艦首之重炮，而于兩舷側之速射炮，則不甚加意。試一檢查各艦之炮位表可以知之矣。其后速射炮日益發達，我各艦依然仍舊，未曾加以改造。
李鴻章知道不知道這情況呢？他是知道的，并且專寫報告要求添裝，但是**決策是“停購船械”，實現不了。可見這也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了，而且是政治問題。
主力艦艦首的重炮比敵人的威力大，在戰時是可以發揮作用的。但是到臨戰時重炮的炮彈一共只有三枚，英人泰萊親身參加了這次海戰，他在《甲午中日海戰見聞記》中說：
在旅順查看軍械清單，得知一可悲之事實，戰艦中十英寸口徑之大彈，只有三枚。其練習用之小彈亦奇絀。唯其他諸艦，彈儲尚足。
他立刻向李鴻章提意見，要求補充。結果負責后勤的官員答復，此種炮彈不能制造。這個官員是誰呢？李鴻章的親戚張士珩，這難道不是政治而是軍事問題？泰萊明確地指出：“蓋腐敗，中飽，及援結私親諸癥，使其手下各組織無復完膚者，其病源皆在鴻章自身，而彼之染此諸癥，且視尋常中國官吏為甚。”事后，他總結說：“是故中國艦隊，就重炮及鐵甲而論，至少與日本相埒，炮術甚精。訓練雖稍有遺憾，唯水兵可稱善戰。極嚴重之事因厥為子彈之缺乏。此缺乏也，吾人有理由可信其咎非僅在疏忽，而在其工廠總辦之通敵賣國。”其實，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其病源皆在清朝**自身”，李鴻章不過是代表人物之一而已。
海戰發生在1894年9月17日。
據泰萊的觀察，海軍戰士的士氣很高：“呈欣欣之色者，大率為水手。彼等舉動活潑機敏，以種種方式裝飾其炮座，若不勝其愛護者，其響望之情盎然可覺。”又說：“唯水兵可稱善戰。”
提督丁汝昌是陸軍出身的，戰事由海軍總兵劉步蟾指揮。劉步蟾是海軍中公認“怯懦已素著”的膽小鬼。
發現日艦后，劉步蟾發出信號，改變丁汝昌和將領們一致決定的分段縱列式、兩主力艦居前的戰斗序列，改為諸艦相并橫列，以主力艦居中的橫陣。這樣，敵艦炮火就會集中兩翼的弱艦，不致集中到劉步蟾指揮的旗艦了。他本人比較安全了，可是北洋海軍的命運也就由這一個怕死的指揮官改變陣勢而決定了。他是知道這兩種不同戰斗序列的意義的，為了個人的安全而犧牲全軍，這不只是軍事上的嚴重錯誤，而且是政治上的嚴重錯誤。
交戰后，北洋艦隊凌亂成半月形，僅有的三個重炮彈，有一彈射入日艦松島之腹內。“北洋士兵均獰厲振奮，毫無恐懼之態。”致遠艦經過激戰，炮彈打完了，管帶鄧世昌開足馬力去撞日艦吉野，和敵人同歸于盡，被日艦魚雷擊中犧牲。超勇等四艦亦被擊沉，濟遠船見致遠沉沒，管帶方伯謙先逃，撞沉另一戰艦，剩下的殘艦也先后駛出陣地逃避，這場不光彩的海戰就此結束了。
電影《甲午風云》中的正面人物是鄧世昌和李士茂、王國成，反面人物是方伯謙和李鴻章，都是符合歷史實際的。當時雖然有人為方伯謙被軍法處死而鳴不平，寫了一本《冤海述聞》的書，但這是不可信的，沒有根據的。書中說日海軍擊沉高升號時，濟遠發炮打傷日船有功，其實，方伯謙一見日船就害怕，趕忙掛白旗，日艦不理；他又掛日本旗，又不理，就趕忙逃走，只是由于士兵英勇，李士茂、王國成等違令發炮，才能打傷日艦。就方伯謙兩次臨陣脫逃而論，他的死是千該萬該的。
這次海戰失敗的教訓是：第一，和平不可能是祈求得來的，也不可能是從任何國際活動或會議得來的，祈求和妥協只能招致屈辱和失敗。第二，侵略戰爭既然強加于人，那么反侵略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當敵人著著進攻，戰爭怎么有可能單方面避免呢？相反，只有團結一致，被侵略者奮起抗戰，沉重打擊侵略者才能保國衛民，取得勝利。第三，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也是政治表現的形式，甲午戰爭的失敗，主要不是軍事上的，而是政治的腐爛和內部的不團結。第四，只有敢于斗爭，敢于革命，敢于勝利的人民，才有可能阻止戰爭的爆發，也才有可能在戰爭中取得勝利，保障和平的事業。
最后，還要插一句話，清朝**從光緒十四年（1888）起就決定不再添買軍艦和武器了，那么，海軍經費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晨園漫錄》指出了這筆錢的去路：“撥其經費，作為建造頤和園之用！”
捻與捻軍筆記
《民間文學》指定要我寫有關捻軍的文章，我對這個問題沒有做過深入的研究，只好從頭學起。幾個月來，先后讀了新出的《安徽民間故事》《安徽捻軍傳說故事》和《捻軍史初探》《關于捻軍史的幾個問題》，以及《民間文學》所刊載的捻軍的故事。這些書和文章，主要是根據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得來的民間口頭資料，其中絕大部分是由捻軍領導人的后人和捻軍地區的老年人所提供的，都是正面材料，是活的史料，不但史實正確，而且愛憎分明，生動活潑，非常之好。同時也讀了大量的反面材料，如《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捻軍》和《捻軍資料別集》《捻軍史料叢刊》，等等，這些資料和前者相反，都出于捻軍所反對的清朝的官僚和地主階級之手，其中有些資料是鎮壓捻軍的劊子手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的書札。盡管他們對捻軍的斗爭盡歪曲誣蔑的能事，但是紙畢竟包不住火，在研究敵情，決定對策，在比較捻軍和清軍的紀律，各地人民對捻軍和清軍的態度時，真話就出來了，因為不說真話就不行，全說假話，這個仗便沒法打。從這些大量的反面史料中，不但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些劊子手對捻軍的恐懼和鎮壓捻軍的戰略、戰術，也可以從他們偶爾流露出的真話，與民間傳說相印證，證明這部分已經搜集到的口頭資料的可靠性及真實性。
以下就根據這些反面資料，談捻與捻軍的一些問題。
捻子
18世紀后期，至遲在19世紀初期，安徽、河南、江蘇三省交界一帶興起了一種農民武裝力量，稱為捻或捻子。咸豐元年（1851），張洛行在安徽雉河集（今安徽渦陽）舉起抗清義旗。咸豐三年（1853）五月以后，太平軍北伐部隊路過江北各地，捻子受了太平軍的積極影響，爆發了全面的起義，成為捻軍。從1851年到1868年十八年中，在安徽、河南、山東、江蘇、湖北、山西、河北、陜西、四川、甘肅十省地區，進行了英勇壯烈的波瀾壯闊的反清斗爭，在中國農民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從捻子到捻軍的覆滅，時間有七八十年。
捻或捻子這一名詞的來源，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如《湖北通志》以捻為捏，把許多人捏在一起，倉促捏成，撒手立散，是臨時組織的意思。《湖北通志》七十三：
咸豐元年辛亥（1851）秋閏八月……初安徽潁、亳、壽諸州及河南汝寧、光州、南陽各郡，風氣獷悍，往往聚徒黨劫掠為生，俗謂之捻子。捻者捏也。亡賴招呼成隊，若手之摶物，倉促捏成，撒手立散。蔓延江南之淮、徐、海，山東之兗、沂、曹、濟，湖北之襄、棗、鐘、隨。以諸省論，皆屬邊界；以大勢論，則居天下之中。自粵匪倡亂，群捻揭竿而起，受其嗾指，或分攏以掣我軍，或前驅以助賊勢，亡慮千數百股。
如《牟平縣志》說是“以捻香聚眾起，故曰捻”。《萊陽縣志》和《壽光縣志》則以為“捻匪者起于皖北。當嘉慶時，蘇、皖、魯之交，鄉民迎神賽會，有燃油紙捻為龍戲之俗。洪秀全占據金陵，皖北苦于兵禍，捻黨結聚，初立名號，曰堂主，曰先鋒，或數百人為一捻，數千人為一捻，遂成流寇，故曰捻匪”。《掖縣志》則以為“以其販私鹽、捻小車，故名”。《渦陽縣志》和王闿運《湘軍志》則以為“其黨明火劫人，捻紙燃脂，因謂之捻”。另一種說法則以為一股謂之一捻，如陶澍在嘉慶十九年（1814）條陳緝捕豫皖等省紅胡匪徒折子里所說：
每一股謂之一捻子，小捻子數人，數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
黃鈞宰《金壺七墨》、佚名《山東軍興紀略》、方玉瀾《星烈日記匯要》的說法大體相同。
以上各種說法，絕大多數是望文生義，不可相信的。只有最后一種說法，每一股謂之一捻子才是捻的真正語源，因為根據調查，現在皖北的渦、蒙、亳一帶一直到河南南部，湖北北部一帶的方言，叫一股子，一伙人還叫作捻。“捻兒上的”這句口頭話到現在也還流傳在人民中間。
關于捻的性質、作用，河南固始人蔣湘南有很具體的描寫，《蔣子瀟先生遺集·讀漢書游俠傳》：
江淮間有所謂捻子者，數百人為一群，抬炮、鳥銃、刀、矛各殺人器皆具，蟻擁蜂轉，地方官莫敢誰何。予嘗視其魁，下中人耳。而所在闐門，呼曰響老。響老者，人有不平事輒為之平。久之，赴愬者眾，贊口洋溢轟遠近，如風鼓雷鳴，則成響捻子也。因問其主人曰：“國家為民設官，百里一縣，若等有事，胡不之官而必之捻子為？”士人蹙曰：“難言也。官衙如神廟然，神不可得而見，司閽之威，獰于鬼卒，無錢者不能投一辭也。投矣而官或不準，準矣而胥或不傳，傳矣而質或無期，質矣，而曲直或不能盡明；然已胥有費，吏有費，傳卷有費，鋪堂有費，守候之費又不可以數計，故中人之產，一訟破家者有之。何如愬諸響老，不費一錢而曲直立判，弱者伸，強者抑，即在一日之間乎？”余于是喟然曰：捻子其漢代之游俠耶！當其聞難則排，見紛則解，不顧其身，以殉人之急，合于太史公所謂救危振贍，有仁義行者。然而重諾市義之后，無業者投之，亡命者投之，販鹽、掘冢、博掩者投之，兄事弟畜，盜賊以藪，背公死黨，無不可為，自古俠魁未有不為罪魁者。班孟堅曰：“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蓋其人亦自知末流之無可歸矣。”孟堅與子長違，而各成其是，皆足以觀世變云。
這是一篇極有史料價值的文字。作者是舉人，道光時代曾經主持過陜西關隴書院的講席，是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他這篇文章寫作于捻軍起義之前，生動地指出：第一，捻子是農民的武裝力量，農民自己有了組織、有了武器，地方官便奈何他們不得。第二，捻子的首領叫響老，是專為老百姓打不平的，替老百姓申冤雪枉，做的好事多了，得到人民支持，成為響捻子。第三，對比清朝地方官和響捻子的作用，老百姓有冤枉，假如經過官府，官府就像個神廟，神是見不著的，衙門門房的威風，比神廟的鬼卒還可怕，不送門包是投不進狀子的。送了錢，告了狀了，官可能不準。官即使準了，衙門的胥役或者不傳。即使傳了而審案的日子又沒個準。即使審了，是非曲直也不一定弄得清楚。就是這樣，要送錢給門房，給胥役，給吏；傳卷得給錢，開庭審案得給錢，至于等候開庭的那些日子的費用就更沒法計算了。要告官府，中等家庭的生活，一告就得破產，還不一定申得了冤，又何如去告響老，不花一個錢，曲直立刻分明，弱的申了冤，強的栽了跟頭，一半天就解決問題呢！蔣湘南從老百姓那里了解了捻子的情況以后，便以贊嘆的口吻，類比捻子為漢代的游俠，文章表面上贊美的是捻子，而實質上卻對清朝地方官僚的統治流露出不滿的情緒。他的階級立場是很鮮明的，在惋惜自己的階級統治機構無能的情況下，說出了人民對捻子的真實估價。
蔣湘南還寫了一首《捻子》的長詩：
淮西叛唐代，教民尚勇斗，習染一千載，至今沿其陋。兒童矜帶刀，長大詡弓彀，架炮肩機槍，蜂蟻紛相就，伙涉數百人，亡命皆輻輳，響者為頭目（能排難解紛者，眾奉為首，呼曰響者），見難必拯救，睚眥無不報，殺人當白晝，其名曰捻子，紅胡乃詛咒（良民詈之曰紅胡子）。捻子有強弱，眾寡皆盜寇，兩捻或不合，一戰禍已構。其先下戰書，來使必豐侑，期前各亮兵，門前勿馳蹂（凡捻子相斗，必先下戰書定期。期前三日，此捻子向彼捻子門前耀武，次日，彼捻子亦向此捻子門前耀武，各不相見，謂之亮兵）。至期擇廣場，對壘排獵囿，戚鄰作調人，長跪口為授（說和者具衣冠至場中長跪，二捻子頭目亦長跪），和則兩相揖，不和兩相嗾。但聽槍鳴鳥（捻子以鳴鳥槍為相罵），遂如圈逸獸。傷錨者折股，中刃者絕脰，黠者搶槍炮，飛跳捷于狖（無賴少年有專習搶槍炮者，各捻子皆出重資賃之）。戰勝奏凱歸，戰敗仍守候，匿尸不報官，養銳仇必復。汝、光鄰鳳、潁，習慣真逐臭，新例罪縱加（新例：南、汝、光有十人結伙者，即發煙瘴），頑梗終如舊……我生于此邦，頗知其所狃，地本瘠而貧，人亦蠢不秀，博進為生涯，私鹽轉販售，官亦姑容之，民窮且寬宥。固始與息縣，疆界相錯繍，固境有水利，安靜襲仁壽，息境溝渠堙，饑寒遑恤后，恒產自來無，恒心何處逗？……
這首長詩說明了這一帶地區，長期以來民間就有尚武斗爭的傳統；捻子的產生，主要是地瘠民貧，饑寒交迫，以固始和息縣相比，固始水利好，人民生活好些，息縣水利不修，就有捻子的組織；除了強調捻子響老排難解紛的行為以外，也說明了捻子是自發的農民武裝組織，特點是分散獨立，不相統屬，沒有統一的領導，并且這捻與那捻之間，有時還發生私斗。詩中的良民指的是地主，說人民蠢而不秀，也正是說明了這一地區人民的反抗地主階級壓迫的優良傳統。從這一篇文章和長詩來看，捻子時期的主要行動是農民為了保衛自己而組織起來，有了武裝力量，有了領袖，便能夠團結在一起，免于或少受地主階級的迫害，在有冤屈需要申雪的時候，捻子的頭目響老便代行了地方官府的職權，由于他們是生活在人民當中的，熟悉了解情況，因之，也就可以立刻判別曲直，為人民申冤做主，因而也越發得到人民的支持，成為地方官府奈何不得的力量。
另外，由于這一地區地瘠民貧，捻子經常在春秋二季，援旗麾眾，外出打糧，奪取地主的糧食浮財，由近及遠，糧盡再出。（36）年成好活動得少些，一遇之災荒，便到處出動。（37）居則為民，出則為捻。（38）各地的地主為了保衛自己的利益，也紛紛組織武裝力量，成立寨、堡，抵抗捻子的襲擊。捻子和地主階級的武裝斗爭相持了幾十年，清朝的地方官顧得這頭，顧不得那頭，這一股打退了，那一股又起來了，弄得筋疲力盡，只好閉著眼睛不管，圖個暫時安便。就這樣，捻子的聲勢越來越大，人越來越多，活動地區越來越廣。1851年雉河集結盟以后，有了統一的組織和領導，到了和太平天國結合以后，有了明確的政治目標，高舉反清義旗，軍事組織和戰略戰術也有了進一步的提高，捻軍便成為太平天國后期和太平天國滅亡以后，打擊清朝封建統治的重要力量。
軍民關系
研究捻軍、清軍和當時人民的不同關系，是了解捻軍性質的主要標志之一。
當然，捻軍本身沒有留下任何文獻資料，但是，反面資料談到當時兩軍和人民關系著實不少。例如陳昌《霆軍紀略》說：
同治五年（1866）八月，是時捻蹤所近，百姓遷徙一空，閉寨自守，賊得因地為糧，而官軍無從買食；及得一飽，而賊已遠揚。其兵民相仇之地，奸民得借口糾眾以與官軍為難，奪其衣物器械，戕其身命，至有活埋零隊兵勇，或舉數十百人而同付一坑者，其咎不盡在兵，亦不盡在民也。
捻軍可以因地為糧，而清軍則無從買食，有些地區的人民則更進一步，專和清軍為難，不但奪取清軍的衣物器械，還殺害零散的清軍，甚至活埋數十百個清軍，在這種對比下，人民對于捻軍和清軍的愛憎不是很分明嗎？
杜松年的《知非齋瑣記》具體記述了河北東部人民仇視清軍的行動：
直東從賊各村婦女亦刁悍異常。每遇官兵列隊而來，婦女悉持竹帚鐵锨，從上風揚土；殺之不懼。
馬賊既起，從逆者達數萬人。官兵所至各村，僅有老弱婦女供應炊汲，毫無畏懼者，其壯丁均在賊中也。賊來其村，不特不擄掠，反以財物與之，所以人樂從賊。
兵勇擄掠奸淫，村民恨忿，各筑堡寨，官軍至，列隊登埤以拒。驕兵悍將必欲入村，往往互相格斗，兵民從此成仇。
軍中文武委員往來，若僅四五人，村中即殺之，行李馬匹并掘一坎，與尸同埋，無跡可尋，被害甚眾。
恒提軍（恒齡）馬隊入直，有四十余騎入一村求食，村眾醉以酒，掘大坑，人馬全埋殺之。
村人埋殺弁兵，人少者逼令本人自掘坑坎，毒虐備至。
卓勝營（金運昌所部）入直隸，分隊追賊，至吳橋境，一哨百余人住宿一村，悉被埋殺。
作者是河北靜海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舉人，做過山西大寧知縣，記的是本鄉本土的事情，當然是可信的史料。
《瑛蘭坡（39）藏名人尺牘·周爾墉》二十三：
昨日聞宋郡逃難婦女及捻敗后賊營婦女被掠自行逃出者，均望汴垣而來，為數約數百名，入城時，均經在官人扣住，以布蒙頭，不分老少妍媸，每人八百大文，聽人略賣，妓館倡樓，視為奇貨，兩日來聞賣去者已不少。
二十四又說：
收養被難婦女一事，前日聞之極確。
對于逃難的婦女和從捻軍出來的婦女，清朝官府和軍隊所采的手段就是略賣，以布蒙頭，八百大文賣作**，這種行徑，人民怎么能夠不恨！不起來反對呢？
又如葛士達《遠志齋稿·尉氏軍中呈賈云階師書》：
東豫民俗頑悍，各立圩寨，賊至獻糧納款，兵至反閉關絕市，甚有亂放槍炮，擊傷弁勇，守令莫能主張，似此為亂樂禍，上下離心，兵民隔絕，即寇氛少已，時勢豈可問哉！
明白指出河南東部人民，捻軍來則獻糧納款，清軍來則閉關絕市，甚至用武器抗拒。李棠階也說：
今日大患在官與民如寇仇……官不能衛民，民思自衛，猶屬良善之徒。若民并不得自衛，則焚殺淫掠，既被慘禍，不能自存，必皆從賊。民日少，賊日多，何由得平！十余年來，日計平賊，而賊益滋蔓，可不反思其故乎？潁、亳、陳、汝之前車可不鑒乎？今聞山東、直隸之交，如曹、單、東明一帶，又皆為賊矣。民豈甘于為賊？上為官驅，下為賊擾，不能安居，勢所必至耳。（40）
指出這一帶人民之所以歡迎捻軍，是由于清軍的焚殺淫掠，人民不能自衛，只有歸順捻軍一條道路。孟傳鑄寫了一篇《禁兵掠食論》，他說：
比來兵勇劫掠村墟，主帥佯曰不聞；有踵門泣告者，大聲恐喝，逐去之，不使盡所欲言。意謂輕騎逐寇，勢難重赍；賊過之地，市肆皆虛，非掠食則餓殍矣。初不令其掠資財也，掠婦女也，掠牛馬也。抑知食既可掠，則瞋目叱叱，張威橫行，室內之物，乘機恣取，何獨貪于飲食，廉于資財、婦女、牛馬乎？（41）
指出清軍搶糧食、搶資財、搶婦女、搶牛馬，不折不扣地是強盜。這種行徑，領兵將帥是知道的，卻一意包庇，被害百姓來告狀，反而大聲恐嚇，趕出去完事。結果鬧得清軍所到地方，不但老百姓閉門不納，連有些城市的地方官也閉門不納了。劊子手曾國藩有一個批牘，標題是《全軍營務處李副將昭慶呈，軍抵嘉祥，城門不開，請飭東省州縣，遇有官兵到境勿得閉門由》，批語是：
該軍初五日馳抵城外，黃令何得閉門不納？……堅閉城門，禁絕出入，則大不可！……東豫兩省民間圩寨，本已恨兵如仇，若各州縣再為之倡，則以后行軍，處處皆成荊棘，實屬有礙大局。（42）
可見他是知道東豫兩省人民恨兵如仇的。可是一到連地方官也閉門不納清軍的時候，便認為有礙大局了。他的學生李鴻章在給他的信里也說：
直境柴草維艱，兵與賊皆取資于民，千里無寨，所過已如梳篦，故民仇兵甚于仇賊，久必不堪設想。鴻章謂從軍十六年，此為下下策。（43）
另一劊子手左宗棠在給他兒子的信里說：
直隸之大、順、廣一帶與山東、河南各處接壤，各處民團兇悍異常，專與兵勇為仇，見則必殺，殺則必毒。（44）
同時的大官僚翁同龢在日記里記著：
同治七年（1868）二月初六日，仆人曹喜歸省，行至涿州南，見難民遍野，露處號呼，而官兵搶掠之酷，又倍于賊，萬口同聲，似非無據。（45）
以上這些資料都出于封建官僚之手，而且還都出于直接屠殺捻軍的劊子手之手，他們共同供認，各地的人民仇恨清軍，歡迎捻軍，捻軍和人民的關系，不是很清楚了嗎？
相反，說捻軍正面好話的，當然不會有。但是，也有偶爾流露出來的個別真話，例如林紓在《六合十齡童子賊中尋弟記》一文中便說：
捻既窟宅于滁，亦偽立官府，不復遮殺行旅。
可見捻軍在取得城池，建立政權以后的軍紀情況。這種情況恰和清軍的焚殺淫掠，形成鮮明的對比。
曾國藩、李鴻章論捻軍
曾國藩、李鴻章都是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在長期戰爭中積累了一些反革命的軍事經驗。盡管如此，兩個老奸巨猾，面對捻軍的戰略戰術，卻都感到難以應付，外表鎮定，內心恐慌，曾國藩在和捻軍接觸以后，仔細研究分析捻軍情況，他向皇帝報告：
臣查群賊之中，以任柱之騎為最悍，以賴文光之謀為最詭。
又說：
該逆狡詐多端，飄忽異常，從不肯與堂堂之陣，約期鏖戰，必伺官軍勢孤力弱之時，出不意以困我。
對捻軍和太平軍的比較，以為：
捻匪奔突六省，久成流寇之形，雖人眾不及發逆，而馬隊則數倍過之。（46）
在致吳南屏的信里也說：
（捻軍）飄忽無常，伺隙則逞，稍一失勢，則電掣揚去，終不得痛擊而大創之。故捻匪之人多志大遠不如粵匪，而其狡黠多馬則反過之；中原之民窮財盡，難于行軍，則又倍于江南也。（47）
指出捻軍和太平軍的不同，人多志大遠不如太平軍，飄忽多馬則超過太平軍。捻軍的戰術，見有利形勢，就狠狠地打，稍一失利，便電掣揚去，保全有生力量，這個估計是完全正確的。
在吃了捻軍多次苦頭以后，曾國藩在寫給李元度的信里說出了自己恐懼的心情：
捻匪勢極猖獗，善戰而不肯輕用其鋒，非官軍與之相逐相迫，從不尋我開仗。戰則兇悍異常，必將馬步層層包裹，困官軍于核心，微有不利，則電掣而去，頃刻百里，故我有大挫之時，而賊無吃虧之日，其難辦有數倍于長毛者。不謂衰憊之年，遇此棘手之事，恐湘、淮各勇，俱不能了此賊，身名不足惜，大局殊可憂。（48）
他總結了捻軍的長處和短處，寫信告訴他的兄弟曾國荃說：
此賊故智，有時疾馳狂奔，日行百余里，連數日不少停歇。有時盤于百余里之內，如蟻旋磨，忽左忽右。賊中相傳秘訣曰：“多打幾個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僧王曹縣之敗，系賊以打圈之法疲之也。吾觀捻之長技約有四端：一曰步賊長竿，于槍子如雨之中冒煙沖進；二曰馬賊周圍包裹，速而且勻；三曰善戰而不輕試其鋒，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粵匪初起之訣；四曰行走剽疾，時而數日千里，時而旋磨打圈。捻之短處亦有三端：一曰全無火器，不善攻堅，只要官吏能守城池，鄉民能守堡寨，賊即無糧可擄；二曰夜不扎營，散住村莊，若得善偷營者乘夜劫之，脅從者最易逃潰；三曰輜重婦女騾驢極多，若善戰者與之相持，而別出奇兵襲其輜重，必大受創。此吾所閱歷而得之者。（49）
在另一信中，又說：
捻匪長處在專好避兵而不肯輕戰，偶爾接戰，亦復兇悍異常，好用馬隊四面包圍，而正兵則馬步夾進。馬隊沖突時多用大刀長槍，步隊冒煙沖突時，專用長錨猛刺，我軍若能搪此數者，則槍炮傷人較多，究非捻匪所可及。劈山炮尤為捻所畏。（50）
經過反復研究，曾國藩制訂了消滅捻軍的惡毒方案，為了對付捻軍的飄忽戰術，避免老是跟蹤追擊，陷于被動，他在臨淮、徐州、濟寧、周家口四個據點各置重兵，防遏捻軍沖突；又窮兇極惡地頒布清圩法令，斷絕人民對捻軍的接濟；另練大批馬步隊，作為游擊之師，往來策應。同治四年（1865）六月，在復莫子偲（友芝）信中說：
外間小視此捻，謂可蹙于老巢，而平之于旦夕，誠能如此，寧非快事。捻酋萬馬奔突，剽悍異常，賴逆（文光）發股，百戰之余，詭詐百出，二賊相合，已成流寇，斷無坐待官軍合圍之理。此次雉河之役，援師略集，重圍遽解，賊勢未衰，分遁歸、陳，計趨鞏、洛，若官兵與之倶流，殆將著著落后，疲于奔命。鄙意于臨淮、徐州、濟寧、周家口四路，安置重兵，以遏其沖；又搜查潁、鳳、歸、陳四屬匪圩，以清其源，另練馬步大枝勁旅，以為游擊之師，庶幾以堤之止，制水之流，或者漸有歸宿。（51）
這個惡毒的戰略沒有如他所想望的“以堤之止，制水之流”，而是被捻軍突破而徹底失敗。但是這個方針被他的學生李鴻章繼承下來，撲滅了捻軍革命的火把。
李鴻章是淮軍領袖，和湘軍領袖的曾國藩是有矛盾的。但在鎮壓捻軍這一血腥行動上，又完全繼承曾國藩的衣缽。同治七年（1868）三月二十五日，他在復曾國藩的信里說：
細察賊情，以走自活，即以走疲我；遇單弱兵將及馬隊孤行，則又縱騎一撲，其僄猾過于任柱，任好戰猶項，張則似劉……賊中云：“不怕打而怕圍。”但誰肯棄一塊凈土與之？
任柱是捻軍騎兵統帥，張指梁王張宗禹。李鴻章是很怕任柱的，稱為今日第一等騎將好漢，他在同治六年（1867）十一月十八日復應敏齋觀察信中說：
捻逆與粵匪差異。踞城之賊，殪其魁則余眾立潰。捻以走為業，蒙、亳、曹、鄆之為首者，大率親族男女偕行，窮年奔竄，練成猾勁。父兄死而子弟代，若世守家法然。任柱稱雄十年，擁騎萬匹，東三省及蒙古馬兵倶為戰盡，實今日第一等騎將好漢。劉省三、鮑春霆皆畏其鋒。（52）
1868年8月，捻軍最后被包圍，全軍覆沒于山東徒駭河邊，梁王張宗禹投水自殺。正如歷史上著名的農民革命領袖黃巢、李自成一樣，他們雖然犧牲了，但人民總是傳說他們還活著，張宗禹也是一樣。有這樣一個故事：
清同治七年西捻張總愚（宗禹）之亂，官書謂捻竄至荏平境之廣平鎮，被圍于徒駭、黃、運之間，大股殲滅，張總愚攜八騎，至徒駭河濱投水死。然故老或謂此督師者之飾詞也。張酋敗后，逃至邑治東北之孔家莊，變姓名為童子師，后二十余年病死，即葬于其莊，至今抔土尚存焉。其臨沒時告人曰，吾張總愚也。先是莊人恒見其醉飲時持杯微呼曰：“殺呀！”因懷疑莫釋，至是始恍然。（53）
* * *
（1）參見［宋］曾公亮：《武經總要》卷二；《通典》卷一五七。
（2）參見《資治通鑒》卷六六。
（3）參見曾公亮：《武經總要》后集九。
（4）參見《資治通鑒》卷二〇六。
（5）參見《舊唐書》卷一〇九。
（6）參見《新唐書》卷九二，《闞棱傳》。
（7）參見《宋史》卷二**，《宋琪傳》。
（8）參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八。
（9）參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〇。
（10）參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七、四九。
（11）參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四。
（12）參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七、五八。
（13）參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四。
（14）參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六。
（15）參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七六。
（16）參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四一。
（17）參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五四。
（18）參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五六。
（19）參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六〇；沈括：《夢溪筆談》。
（20）參見《宋史》卷二八七，《兵志》一。
（21）參見《長編》卷一四九、一五五。
（22）參見《長編》卷二〇；曾公亮：《武經總要》后集三。
（23）參見《長編》卷二一四。
（24）參見《長編》卷五〇。
（25）參見《宋史》本傳，卷一一八、一三二、一三三、一五七、一七〇、一七九、二五四、二五七。
（26）參見《長篇》卷二五九，注引陳師道：《談叢》。
（27）參見《宋史》卷二七一《趙延進傳》，卷二五七《李處耘傳附李繼隆傳》；《長編》卷二〇；《武經總要》后集三。
（28）參見《宋史》卷二六八，《王顯傳》。
（29）參見《長編》卷三〇。
（30）參見《長編》卷四四。
（31）參見《長編》卷一二六；《歐陽修文集》三，《晏公神道碑銘》。
（32）參見葉夢得：《石林燕語》九。
（33）參見《宋史》卷二六七，《李惟清傳》。
（34）參見《長編》卷二三七。
（35）參見《長編》卷二四八。
（36）參見佚名：《山東軍興紀略》卷二之上。
（37）參見黃鈞宰：《金壺七墨》。
（38）參見王定安：《求闕齋**記》。
（39）瑛蘭坡即鄭瑛，漢軍正白旗人，在河南做官多年。
（40）《李文清公遺書》二，《與周春門觀察書》。
（41）參見《秋根書室詩文集》卷七。
（42）參見《曾文正公全集》，《批牘》卷三。
（43）參見《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八，《復曾相》。
（44）參見《左文襄公家書》卷下。
（45）參見《翁文恭公日記》第八冊。
（46）參見王定安：《求闕齋**記》。
（47）參見《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十三。
（48）參見《霆軍紀略》。
（49）參見《曾文正公全集·家書》，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50）同上。
（51）參見《曾文正公全集·書牘》。
（52）參見《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七。
（53）參見《滄縣志·軼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