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尤其是最近幾年，人們都想通過普遍提供信貸來實現財富的普及。
我敢說，自從二月革命（February Revolution）以來，巴黎已經印制了一萬多本包含這類內容的小冊子來介紹這種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我并不覺得自己有任何夸大其詞的成分。
唉，如果海市蜃樓真的存在，這種解決辦法就是建立在純粹的海市蜃樓之上的。
人們一開始是混淆貨幣和產品，緊接著是混淆紙幣和現金。在這兩種混淆形式中，他們聲稱自己找到了真相。
關于這個問題，我們絕對有必要忘記貨幣、硬幣、紙幣和其他那些被人們用于交換產品的媒介工具，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看到產品本身，看到貸款的真正基礎。
當一個犁匠借了50法郎去買犁的時候，他實際上并不是借了50法郎，而是借了犁。
當一個商人借2萬法郎買房子時，他所欠的不是2萬法郎，而是房子。
在這里，貨幣只是使幾個當事人達成協議的東西。
假如皮埃爾（Pierre）不愿意借給紀堯姆（Guillaume）犁，雅克則愿意借給紀堯姆錢，那么紀堯姆會怎么做呢？于是，紀堯姆向雅克借了錢，然后用這些錢從皮埃爾那里買了犁。
但實際上，沒有人是為了借錢而借錢。一個人借錢是為了得到產品。
現在，沒有哪個國家的產品轉手數量能超過可用產品的數量。
不管流通中的硬幣和紙幣的總數是多少，所有借方得到的犁、房子、工具、食品或原材料都不能超過所有貸方能提供的東西。
因此，我們應該牢牢記住，每存在一個借方都意味著有一個貸方，任何一筆借款都對應著一筆貸款。
話雖如此，信貸機構又有什么用呢？它們可以幫助借款人和貸款人找到對方并促成協議，但它們不能做的是立即使那些可用于借貸的東西的數量增加。
然而，如果要實現改革者的目標，那么增加那些東西的數量便是必要的，因為他們的目標無非就是把犁、房子、工具、食品和原材料送到所有需要它們的人手中。
那么，他們到底想怎么辦呢？
他們建議國家為貸款提供擔保。
讓我們更深入地探討這個問題吧！因為其中有些東西是看得見的，有些東西是看不見的。我們要努力看見這些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東西。
讓我們假設世界上只有一個犁，而有兩個犁匠想得到它。
皮埃爾擁有法國唯一一個可用的犁。讓（Jean）和雅克想借用一下。讓的正直品格、豐厚財產和良好聲譽是他借得犁的擔保。人們相信他，他有信用。雅克則沒有得到這種信任，或者別人對他的信任感更少一些。毫無疑問，皮埃爾會把他的犁借給讓。
但現在，在社會學者的鼓舞下，國家介入了，并告訴皮埃爾：“把你的犁借給雅克吧，我會為犁提供擔保物。我這個擔保物比讓的更有價值，因為他只能代表他自己。雖然我確實什么都沒有，但是我管理著所有納稅人的財富。如果你需要的話，我會用他們的錢付給你本金和利息。”
因此，皮埃爾把他的犁借給了雅克。這是看得見的。
對此，社會學者鼓掌歡慶，他們說：“看看我們的計劃是如何成功的吧。由于國家的干預，可憐的雅克有了犁。他不再被迫用鋤頭翻地，他現在正踏上財富之路。這是他的資產，也是整個國家的利益。”
不，先生們！這對國家沒有好處，因為這里還有看不見的東西。這看不見的東西就是，犁之所以被分給了雅克，只是因為它沒有被分給讓。
人們看不見的是，如果雅克可以用犁而不需要用鋤頭翻地，讓就不能用犁而得用鋤頭翻地。
其結果是，人們所期望的貸款增長只不過是貸款轉移。
更重要的是，人們看不見的是，這種轉移意味著兩種嚴重不公：對讓的不公，他通過自己的正直和行動獲得了應得的信用，卻眼睜睜看著自己一無所有；對納稅人的不公，他們承擔著與他們無關的債務風險。
那么，**可不可以給讓和雅克提供一樣的設施呢？但由于只有一個可用的犁，那就不可能把犁借給兩個人。爭論的焦點又轉回來了：由于國家的干預，借出的東西將會多于可借的東西，因為犁在這里就代表了大量的可用資本。
的確，我已將整個過程簡化到了最容易讓人理解的形式，但當用同樣的標準來測試最復雜的**信貸機構時，你就會相信，它們能夠制造的唯一結果正是轉移信貸，而不是增加信貸。在某個國家的特定時間里，只存在一定數量的可用于投資的資本。通過給那些資不抵債的銀行提供擔保，國家很可能會增加借方數量，因此便會提高利率（總是對納稅人不利），但它做不到的是增加貸方數量和貸款總額。
然而，愿上帝保佑我，不要讓人們斷章取義。我雖然說法律不應該人為地偏袒借款，但并沒有說它應該人為地阻礙借款。如果我們的抵押貸款體系或其他什么制度阻礙了信用的傳播和應用，我們就應該把這些阻礙因素連根拔起，這是一件完美無缺的公正之事。但如果社會改革家們想自己名副其實，他們就該運用法律讓改革與自由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