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應該資助藝術嗎？
對此表示支持和反對的理由當然數不勝數。
認為國家應該資助藝術的人說，藝術可以擴展人們的視野，可以提升一個國家的精神文明，并使這個國家更加富有詩情畫意。藝術使一個國家的人民能從物欲中解脫出來，使他們能欣賞美，從而對這個國家的風俗、習慣甚至工業都產生有益的影響。這些人可能會問，如果沒有意大利劇院和音樂學院，那么法國的音樂將是什么樣子呢？如果沒有法蘭西劇院，那么戲劇藝術將是什么樣子呢？如果沒有我們的展會和博物館，那么繪畫和雕塑將是什么樣子呢？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躬身自問，如果沒有對高雅藝術的集中管理和隨之而來的補貼，那么是否還會發展出這種高雅藝術呢？高雅藝術那獨一無二的精致品味是法國藝術的顯著特征，它使法國的藝術作品成為全世界的關注焦點。在這些成就面前，竟然讓法國公民不要再對此做出什么貢獻，這難道不是一種輕率之舉嗎？畢竟他們已經在歐洲成功地建立了至高無上的藝術地位，并享受了無盡的榮耀。
我承認，這些理由或者其他理由是極具說服力的，但在其他同樣強有力的理由面前，這些理由可能會不堪一擊。首先，這里面存在著分配的正義問題。難道立法者的權利已經達到了可以通過侵犯工匠的利益而補貼藝術家這樣的程度嗎？拉馬丁（Lamartine）[1]先生說：“如果你取消了對劇院的補貼，那么你還會想取消什么呢？照這樣下去，你會不會進而關閉你們的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和圖書館呢？”我可以這樣回答這個問題：“如果你希望補貼一切能發揮作用的正義事業，那么你還會想補貼什么呢？照這樣下去，你會不會進而想用補貼去建立一連串農業、工業、商業、公益和教育方面的事業呢？”然后，補貼肯定會促進藝術的進步嗎？這個問題還有待考證。我們發現，那些生意繁榮的劇院正是那些靠自己注入活力的劇院。最后，讓我們考慮得更深遠些吧，我們可以指出，人們的需求和欲望是源源不斷地產生的，并且隨著公共財富越來越能使人們感到滿足，他們對精致東西的追求也變得越來越強烈。
**沒有必要卷入這種連鎖效應，因為在當前這種財富狀態一定的情況下，如果**要通過稅收去刺激奢侈品產業，那么那些基礎產業勢必會受到影響，進而擾亂文明的自發演化進程。可以指出的是，對需求、品位、生產和人口之間固有關系的人為干預和擾亂，會使國家處于一種大廈將倒般的風雨飄搖的危險境地。
那些反對國家就公民的優先事項進行干預的人，就這么把這幾個理由擺在了我們面前。這些公民相信，他們應該由自己滿足自己的需要和欲望，進而由自己決定各自的行動。我必須承認，我就是那種認為必須由下層而不是上層，由公民而不是立法者來進行決策和行動的人。在我看來，如果本末倒置，這就會導致人類喪失自由和尊嚴。
然而，通過擺出那種既錯誤又不公正的推論，你知道經濟學家被人們指責成什么嗎？當我們反對補貼的時候，我們就會被指責成是在反對接受補貼的東西本身，我們就成了所有這些活動的敵人，而我們的本意其實是希望這些活動自由發展、自負盈虧。因此，如果我們要求國家不要通過征稅來干涉宗教事務，我們就成了無神論者；如果我們要求國家不要通過稅收來干預教育，我們就成了啟蒙事業的反對者；如果我們說國家不應該通過稅收來給土地或某一特定的經濟產業進行人為定價，我們就成了財產和勞動的敵人；如果我們認為國家不應該資助藝術家，我們就成了認為藝術無用的野蠻人。
我在這里極力反對這些推論。我們的想法與那種要廢除宗教、教育、財產、生產和藝術的荒謬想法隔著十萬八千里。與這種想法相反，當我們要求國家保護所有這些人類活動的自由發展，而不是讓公民共同付費來資助這些活動時，我們所相信的是在自由的環境下，社會上所有這些充滿生機的活動會和諧地發展，而不會像我們今天看到的那樣，成為動蕩、虐待、暴政和混亂的源泉。
我們的反對者認為，如果某種活動既沒有得到國家資助，又不接受國家監管，那么這種活動便已經遭到了滅頂之災。我們的看法恰恰相反。這些人相信的是立法者，而不是人性；我們相信的是人性，而不是立法者。
因此，拉馬丁先生說：“本著這一原則，我們就應該廢除那些給我們國家帶來榮譽和財富的公共博覽會。”
對此，我可以這樣回復拉馬丁先生：“你的觀點是，不給予補貼就等于要廢除。按照這種觀念，除了國家的意志外，沒有任何東西是存在的。因此，你的結論是，如果沒有稅收支撐一切，我們就會一無所有。但我要轉而以你所舉的例子為例對你的觀點表示反對，我要向你指出，迄今最宏偉壯觀的展覽正是這次在倫敦籌備的博覽會，這個博覽會以自由為基本理念，我甚至可以用‘人道主義’這個詞來形容它，當考慮到這個盛大博覽會是唯一一個沒有**參與，也沒有稅收資助的博覽會時，我覺得這個詞對它來說沒有絲毫抬舉之嫌。”[2]
回到高雅藝術上，我再說一遍，人們都可以提出支持和反對補貼制度的有力理由。讀者將會明白，我的寫作目的既不是列出這些理由，也不是在它們之間做出選擇。
但是，對于拉馬丁先生提出的一個論點，我不能不加以評論，因為這個論點正屬于我經濟研究的范圍。他說：“關于劇院的經濟問題可以用一個簡單的詞來概括，即生產。這種生產的性質是無關緊要的。與一個國家的任何其他類型的項目一樣，這種生產也是一種豐富、多元和能產生效益的活動。你知道，在法國，劇院養活了至少8萬名工人，給他們支付工資，這些人涉及各種各樣的職業——畫家、泥瓦匠、裝飾師、服裝制造商、建筑師等，這些人是首都好幾個區的命脈和活力所在。因此，這些人值得你們付出同情心。”
你們的同情心？哈！大白話一點就是“你們的補貼”。
拉馬丁先生進一步說：“巴黎人民的幸福生活體現在各部門的生產和消費上。富人的奢侈生活為20萬名各類工人提供了收入，從而解決了他們的溫飽問題。這些工人在遍布全國的劇院的各個行業中謀生，從這些讓法國聲名顯赫的高貴樂趣中獲得維持生命的食物，獲得自己家人和孩子生活的必需品。這些正是你給劇院6萬法郎的結果。”（聽聽！聽聽！掌聲如雷！）
對我來說，我不得不說：“錯！錯！錯！”當然，我的評判僅限于我們正在討論的經濟問題。
在我們所說的這6萬法郎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給劇院里的工人的。一筆小錢很可能在半路失蹤。如果你仔細觀察這件事，那么實際上，你可能會發現完全不是這么回事。所以，如果那些工人能得到一些殘羹剩飯的話，他們就太幸運了！但是，如果所有的補貼真能送到油漆工、裝飾工、服裝制造商、美發師等人手中，那么我對這個結果還是相當滿意的。這就是我們看得見的。
然而，這些補貼來自哪里呢？這就像硬幣的反面，但這一面和它的正面一樣重要。這6萬法郎來自哪里呢？如果議會投票沒有首先把這些錢送到瑞弗里大道（the ruede Rivoli），再經由瑞弗里大道送到格蘭愛爾路（the rue de Grenelle），[3]那么這些錢又會去哪里呢？這是我們看不見的。
當然，沒有人敢說，這6萬法郎是議會投票活動在投票箱中開出的花朵，是純粹增加的國家財富；也沒有人敢說，如果沒有這次神奇的投票，我們就永遠看不見、摸不著這6萬法郎。我們必須承認，議會中的多數派所能做的決策只是讓某個地方拿出這些錢，然后把這些錢發到某個地方。也就是說，只有這些錢從某個地方轉移出來，它們才能被送到某個目的地。
既然事情是這樣的，那么很明顯，一個納稅人只要上交了1法郎，他將永遠不能使用這1法郎。很明顯，那價值1法郎的錢所能帶給他的滿足感就這么被剝奪了。同樣，那個本來因接受他這1法郎而感到心滿意足的工人——不管這個工人是誰——也不會再得到這1法郎了。
因此，讓我們不要抱有那種幼稚的幻想，認為5月16日的投票對國家的福祉和就業有任何好處。它只是干擾了人們的偏好，并重新分配了工資財富，如此而已。
人們會不會說，比起一般的生產行業，那種受到補貼的生產行業更需要大力發展，而且也是更高尚和更符合發展規律的呢？我可能要對此表示反對。我會說：“你從納稅人那里搶了6萬法郎，你就減少了農夫、工人、木匠和鐵匠的收入，而增加了歌手、美發師、裝飾師和服裝制造商的收入。沒有什么能證明第二類人比第一類人更有價值。拉馬丁先生并沒有這樣說。他自己說過，劇院的工作和其他任何工作一樣，是一種豐富、多元和能產生效益的活動。那這樣的話，拉馬丁先生的說法本身就是有爭議的，因為證明第二類人的活動不如第一類人那樣能產生效益的最佳證據是，第一類人被要求資助第二類人。”
但是，這種對不同形式的生產活動的價值和內在價值的比較并不是我現在這篇文章的主題的一部分。我在這里所要做的就是向大家證明，拉馬丁先生和那些贊同他的論點的人，如果在一方面看到演員的供應商獲得了收入，那么也應該在另一方面看到納稅人的供應商沒有了收入。如果不這樣做，他們就把自己暴露在以假亂真的胡言亂語中。如果他們知行合一，他們就會要求無窮無盡的補貼。因為在相同的情況下，如果補貼1法郎和6萬法郎是正確的方案，那么基于同樣的道理，補貼10億法郎的方案也會行之有效。
當涉及稅收問題時，先生們，讓我們用那些基于基本原理的理由來證明稅收的效用，但永遠不要訴諸“公共支出為工薪階層提供了生計”這一可悲的論點。這個論點錯誤地掩蓋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即公共開支總是在替代私人開支，其結果是它通過剝奪一個工人的生計為另一個工人提供了生計，但沒有提高工薪階層整體的生活水平。你們的論點很時髦，但太荒謬了，因為其中涉及的推理實在是糟糕透頂。
[1] 拉馬丁，一位詩人（著有《沉思集》等）出身的政治家，于1848年6月成為臨時**的一員，并擔任外交部部長。——譯者注
[2] 這里是指1851年5月至10月在倫敦海德公園舉行的國際工業博覽會（The ?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經濟學家們對這次展覽非常興奮，因為它不僅展示了工業革命的成就，也展示了國際自由貿易所帶來的無限可能。這次展覽是由皇家藝術、制造業和商業鼓勵協會的成員在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阿爾伯特親王的贊助下自行策劃和組織的，旨在鼓勵藝術、制造業和商業的發展。法國從1798年開始首次舉辦國際工業博覽會，之后，1819年、1823年、1827年、1834年、1839年和1844年又相繼舉辦。1844年在巴黎舉辦的該博覽會可能是1851年倫敦博覽會的靈感來源。——譯者注
[3] 財政部設在瑞弗里大道，教育部和美術部設在格蘭愛爾路。——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