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竟然頑固地拒絕為某些人保護自己的利益而限制他人貿易的措施大唱贊歌，我們知道這些人士的抱怨是多么的悲切。假如說他們并不是想完全壓制這門學科，那他們至少也是想解雇那些講授這門學科的人士。他們效法的是中世紀宗教裁判所總結出來的充滿智慧的公理：“你想打敗你的論敵嗎？那就封上他的嘴。”
因此，議會在起草一份關于大學各系組織的法律時，向公共教育部長發來一篇很長的備忘錄。里邊出現了我們用自己的話敘述的下面這些意思，當我們得知此事時，我們根本就不應驚訝：
“你是否認識到你在干什么，先生？你竟然要把政治經濟學理論引入大學課程！這樣做的必然結果就是我們的特權將聲名掃地！
“如果說有什么公理是顛撲不破的，那就是這一條：在所有國家，教育都必須與其**的制度保持一致。你是否以為在斯巴達或羅馬，國庫會付錢給教授們去高聲攻擊戰爭中的掠奪行徑或反對奴隸制？那么，在法國，你怎么能允許教授們批判貿易限制政策！ [2]
“先生，這是自然的旨意，每個國家都只能靠自己勞動的果實生存，而上帝又使勞動成為一件痛苦的事。因此，我們看到，所有時代，各個地方的人們都熱切地希望掠奪他人。把自己的負擔加到鄰人肩上，而把好處留給自己，這是多么的愜意啊。
“戰爭，可以說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重要的手段。要想搶占他人的財產，這是最迅捷也最簡單的辦法。
“奴隸制次之。這是一種更優雅的辦法，歷史已經證明，不再殺死俘虜而是將其作為奴隸，是文明的一大進步。
“最后，隨著時間的推移，出現了一種更為狡猾的辦法，取代了上面兩種比較粗暴的掠奪方式。這種辦法能長時間維持下去，而它的名字‘保護’，也更能掩藏其可惡之處。你不明白，名字有時能夠大大有助于我們掩蓋真相。
“先生，你得明白，在當代鼓吹反對貿易保護，就相當于在古典時代反對戰爭和奴隸制。這就意味著擾亂社會秩序，干擾最值得尊敬的階層的寧靜。如果異教的羅馬鎮壓那個跑到他們民眾中間散布威脅平靜和友愛的新教派（指**教），從而顯示了其超凡的智慧和有先見之明的保守主義精神，那么今天，我們怎么竟然同情政治經濟學教授？而且，我們并沒有要你把他們喂給獅子吃。你看，我們的辦法是多么地文雅，我們是如此地講究中庸之道。只要不讓他們講課，我們就心滿意足了。
“或者最起碼，如果他們確實打心眼里希望講課，那他們怎么就不能稍微顯得公正一些呢？他們怎么就不能調整一下他們的課程以滿足我們的希望呢？所有國家的政治經濟學教授難道注定了非得用理性的武器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制度不成？即使這種制度有一些缺陷，可它怎么也應該有一些長處吧，因為它對我們有好處。教授們難道就不能不說其缺點而多講其優點？
“而且，如果學者不去搞科學發現，那要學者有什么用呢？誰會養活他們去創造一種專門反對我們的政治經濟學？顯然，他們是存心跟我們作對。當羅馬宗教裁判所裁定伽利略認為地球自轉的想法是錯誤思想后，這位偉人毫不遲疑地改口說，地球不轉了。他甚至跪在地上發表了這一聲明。他確實低聲咕噥了一聲，據說是Epursimuove（“但它還在轉”）。應該讓我們的教授們也公開跪地發表聲明：自由是無益的，即使他們低聲嘀咕什么Epurèbuona（“但它確實有益”），我們也并不在意。
“不過，我們希望更中庸一些。一個人必須不偏不倚，先生，你不會否認這一點吧。那好，由于世界上有兩種互相對立的學說，一種信奉這樣的座右銘：允許自由貿易；另一種則提出：禁止自由貿易。那么，為了公平起見，就平等對待這兩種理論吧，讓他們同時教授兩種理論。務必保證大學要教授各種流派的政治經濟學。
“看到科學總是站在自由一邊，難道不是很令人喪氣的事嗎？科學是否不應該有這樣強烈的傾向呢？應該如此，可是，只要設立一個教授職位，他立刻就表現出美杜莎的頭 [3] ，自由貿易主義者的面孔。
“于是，薩伊 [4] 樹立了典范，而布朗居伊 [5] 、羅西 [6] 、米舍爾·舍瓦利埃 [7] 和若瑟夫·加尼埃 [8] 緊隨其后。假如你的前任沒有投入更多精力限制這些人的有害學說，我們現在會變成什么樣？誰知道呢？即便是這樣，我們這些年也不得不承受面包降價之苦。
“在英國，亞當·斯密、杜加爾德·斯圖亞特 [9] 、拿騷·塞涅爾 [10] 等成千學者也搞出了同樣造謠惑眾的理論。牛津大學還創立了政治經濟學教授職位，讓誰擔任此職？——一位未來的大主教 [11] ，于是，大主教先生也在散布宗教與科學和諧的理論，而譴責我們從貿易保護制度中得到的好處。結果如何呢？漸漸地，公共輿論受到誘惑。在兩年之內，英國人很不幸地實現了其貿易自由。他們可真是罪該萬死！
“同樣的事情在意大利也發生了。大大小小的國王、君主、公爵可真是輕率，竟然容忍經濟學教學活動，而沒有強迫這些教授搞出支持貿易限制的科學來。不出所料，日諾維西 [12] 、貝卡里亞 [13] 及當代的西亞羅扎 [14] 等無數教授都積極宣傳自由，而今，托斯卡納實行了自由貿易，那不勒斯正在削減關稅。
“你也知道，這一思想運動在瑞士的結果是什么，它總是讓人們的思想倒向經濟學知識。瑞士是自由的，又處于歐洲中心，就像一盞明燈，明晃晃地讓我們很尷尬。因為，當我們宣稱‘自由貿易的結果就是毀滅農業、商業和工業’時，人們總是情不自禁地提到瑞士。這時，我們可真是無言以對。感謝上帝，《新聞報》（La Presse ）總算把我們從這種困窘中解脫出來，它幫我們想出了一個很好的理由：瑞士之所以沒有被毀滅，僅僅因為它是小國。
“科學，可惡的科學，很有可能在西班牙也釋放出同一個魔鬼。西班牙可是貿易保護的典型。看看它是如何地繁榮昌盛！即使不算上它從新世界榨取的財富及從自己富饒的國土上掠奪的財富，單是貿易保護主義制度就足以解釋它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然而，西班牙也有了政治經濟學教授，比如**格拉 [15] 、弗洛雷茲·埃斯特拉達 [16] 和目前的財政部長薩拉曼卡先生 [17] 等人士，他們都提出要恢復西班牙的信譽，完全通過自由貿易的力量提高國家的收入。
“先生，你還想怎樣？在俄國，只有一位經濟學家，而他也贊成自由貿易。
“你知道，世界上所有反對貿易壁壘的學者的陰謀都是不能容忍的。驅使他們這樣做的動機是自私自利嗎？不是。如果他們愿意，他們也可以很好地宣傳貿易保護，他們又不會給餓死。那么，宣傳自由貿易，純粹是心懷叵測。他們的看法一致，這是非常危險的。你知道人們會怎么說？看到經濟學家的想法如此一致，人們會得出結論，他們也會由于同樣的理由而團結在一種信念之上，就好像自阿基米得之后，所有的幾何學家對直角三角形之斜邊的平方等于什么有同樣的結論一樣。
“先生，當我們請你下令大學不偏不倚地同時教授兩種相反學說的時候，在我們看來，這僅僅是權宜之計，因為我們預料到會發生什么：你強令要求傳授貿易保護主義理論的人，通過自己研究，很快也會轉而信奉自由貿易理論。
“因此，最好是一勞永逸地禁止經濟學和經濟學家，回歸明智的帝制傳統。不去創設什么新的政治經濟學教授職位，而是干脆廢掉這種教職，如果幸運的話，僅留下極少數。你知道政治經濟學的定義是什么嗎？就是教勞動者保護屬于自己的財產的科學。顯然，如果這種可怕的科學四處傳播，那人類的四分之一就會被毀滅。
“讓我們牢牢堅持美好的古老的古典教育，它對任何人都不會造成傷害。讓我們向我們的青年人灌輸古希臘和拉丁文。如果他們一天到晚都在審視他們筆下的《田園詩》的六步格，那怎么可能傷害到我們？讓他們與格拉古兄弟和布魯圖一起生活在羅馬社會。在這里，元老院中談論的都是戰爭，而城鎮的廣場中討論的都是如何分配戰利品；就用賀拉斯文雅的哲學來教化他們：
‘特拉拉拉拉（表示歡快），我們的青年
特拉拉拉拉，在這里成長。’
“有必要教他們勞動和交換的法則嗎？羅馬教他鄙視勞動，這是奴隸才干的事，除了為被征服者悲哀、為尚武的奴隸主吶喊之外，他們不承認任何交換的正當性。這樣，我們就使我們的年輕人為進入現代社會做好了準備。這里，確實有一點點小小的危險。我們的年輕人可能會多多少少成為共和主義者，他們對自由和財產權會有一些奇怪的看法；他們盲目地崇拜殘酷的暴力，因此，他們或許可能跟整個歐洲反目為仇，他們會喜歡在大街上用鋪路的石頭來解決政治問題。這是不可避免的，坦率地說，多虧了提圖斯皇帝和李維 [18] ，我們多多少少都沾染了這個習性。不過，對于這種危險，你可以用那些好心的警察來對付。但是，你能用什么樣的警察力量對付這些經濟學家的顛覆性觀念？他們在其課程中竟然厚顏無恥地這么定義財產權：當某人自己揮汗生產出某一東西后，由于他有權消費它，所以他也有權交換它。 [19]
“不，不，對這些人我們必須竭力予以駁斥。
“快點——一個馬嚼子（gag），兩個馬嚼子，三個馬嚼子！”
* * *
[1] 在《掠奪與財產》一文（本書第8章）中提到的決議通過3年前，主張貿易保護主義的米默勒爾委員會正式要求解雇政治經濟學教授，取消政治經濟學教席。不久它變得溫和一些，僅僅要求在教授自由貿易理論的同時，也必須教授貿易保護理論。1847年6月13日，巴斯夏在報紙Le Libreéchange上運用諷刺手法批駁了這種要求，當時米默勒爾委員會頭一次提出這種要求。——法文版編者注
[2] 這顯然是《學位與社會主義》（第9章）一文的初步想法，這一點，下面的段落表現得更明顯。——法文版編者注
[3] Medusa，希臘神話中的蛇發女怪之一，凡看她一眼的人都會變成石頭。——中譯者注
[4] J.B.Say（1767—1832），法國古典經濟學家，他認為勞動、資本和土地構成生產三要素，而工資、利潤和地租就是其各自服務的報酬，并把政治經濟學分為生產、分配和消費三論，為19世紀經濟學所普遍接受。著有《論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教程大全》等。——中譯者注
[5] Jérôme Adolphe Blanqui（1798—1854），法國經濟學家，巴黎商業學校（the Parisé cole de Commerce）領導人。——英譯者注
[6] Pellegrino Luigi Eduardo Rossi（1787—1848），政客、法學家，著名政治經濟學家。由于參加意大利統一戰爭而被驅逐，成為日內瓦研究院法學教授（1819），及日內瓦派駐聯邦議會的代表。1833年成為法蘭西學院（the Collège de France）政治經濟學教授，1834年成為索邦大學憲法學教授。1848年遇刺身亡。他與薩伊一起代表著一種實用唯心論（the practical ideali**），在巴斯夏看，這正是政治經濟學的本質。——英譯者注
[7] Michel Chevalier（1806—1879），法國經濟學家和政論家。早年熱衷于圣西門主義，曾任Le Globe編輯，此后，成為文明產業主義（enlightened industriali**）的鼓吹者，認為它可以促進社會進步和個人自由。由于這一點，也由于他鼓吹自由貿易，所以是巴斯夏的同仁。他也跟英國自由貿易主義者科布登一起，參加了1860年著名的英法商業條約談判過程。——英譯者注
[8] Clement Joseph Garnier（1813—1881），亞當·斯密文集的評注者，公認為法國最杰出的經濟學家之一。巴黎商業學校教授。——英譯者注
[9] Dugald Stewart（1753—1828），托馬斯·里德（Thomas Reid）創立的“常識”學派的蘇格蘭哲學家、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英譯者注
[10] Nassau William Senior（1790—1864），英國經濟學家，牛津大學第一位政治經濟學教授。——英譯者注
[11] 指Whateley，都柏林大主教，他在該城創建了政治經濟學教授職位，是牛津大學教授。——法文版編者注
[12] Antonio Genovesi（1712—1769），意大利哲學家、經濟學家、那不勒斯大學教授。作為自由主義者和洛克的信徒，他代表著啟蒙運動的精神。——英譯者注
[13] Cesare Bonesanade Beccaria（1738—1794），意大利哲學家，刑法學家、經濟學家。他是法國啟蒙運動的熱心信徒，在本國，積極地爭取更公正、更人道的刑事審判程序。他的著作《犯罪與懲罰》（Crimes and Punishments，1764）是經典著作。——英譯者注
[14] Antonio Scialoja（1817—1877），意大利經濟學家和政客，都靈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鼓吹自由貿易。1860年后，當選議員，并曾出任內閣部長。——英譯者注
[15] Ramónde La Sagra（1798—1871），植物學家、議會議員、經濟學家。他的重要著作有Lecciones de economia social （1840），Organización de trabajo （1848）和Banco de lpueblo （1849）。——英譯者注
[16] Alvaro Florez Estrada（1765—1833），19世紀上半葉西班牙最著名的經濟學家。——英譯者注
[17] José de Salamanca y Mayol（1811—1883），西班牙銀行家、政客。除擔任過財政部長外，后來還擔任過眾議員和參議員。參與了西班牙鐵路線的建設。——英譯者注
[18] Titus（39—81），古羅馬皇帝，曾鎮壓猶太人起義，蕩平耶路撒冷，所建凱旋門至今猶存。Livy（59BC—17AD），古羅馬歷史學家，著有《羅馬史》142卷，記述羅馬建城至公元前9年的歷史，大部分散佚。
[19] 參見作者法文版全集第二卷th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f the Society for Free Trade。——法文版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