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梯也爾先生
親愛的先生：
不要對二月革命不領情。它讓您感到驚訝，甚至讓您感到震驚，但它也使您作為作者、雄辯家和有利害關系的顧問而獲得了意外的成功。 [1] 在這些成功中，有一樣是最為非凡的。最近我們在《新聞報》（La Presse ）上看到：
“國內工業保護協會（即從前的米默勒爾委員會）剛剛向本報記者發布一篇新聞稿，宣布將捐獻一筆資金，用以購買梯也爾先生論述財產權問題的書籍，以在工廠中廣為散發。協會自己還訂購了五千本。”
我真想在您看到這振奮人心的消息時就在您身旁。這消息一定會給您帶來一些快樂。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說，上帝的做法是不可預測的，也是不會出錯的。如果您能給我片刻工夫，那么我很快就可以向您證明，貿易保護主義已經變得如此普遍，如果上帝還讓其繼續存在，就會演變成共產主義，就像小毛病會變成大災難一樣。我將向您揭示，貿易保護主義的捍衛者卻擺出一副共產主義毀滅者的樣子，是多么的不可思議；而更異乎尋常、更讓人鼓舞的是，一個為傳播共產主義理論和實踐而建立的強大組織（它一直為它的成員帶來好處），今天卻拿出其半數資金摧毀它用另一半資金所支持的那種邪惡。
重復一遍，這可真是令人鼓舞的景象。它使我們打消了對真理必將獲勝的疑慮，因為它向我們顯示了，顛覆性理論的第一位真正的傳播者，由于害怕這些理論獲勝可能帶來的后果，現在正在同一個實驗室中調和毒藥和解毒劑呢。
這表明，共產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原則是一脈相通的。當然你或許不承認這種同一性，不過說實話，我自己反正是不可能在寫了一本400多頁論述財產權的著作之后，卻一點都不受其影響。也許您覺得，我投身自由貿易事業微不足道的努力，我在最后不了了之的討論中的急切心態，我的戰斗熱情和斗爭的尖銳性，使我總是透過放大鏡觀察我的論敵，就像我們的雄辯家常做的那樣。我覺得，您的觀點對《工業觀察報》的理論的打擊與對《人民報》（the Populaire）的理論的打擊一樣沉重；毫無疑問，您會覺得這純屬我的想象，您是為了聲援貿易保護主義者才寫這本書的啊。大制造商、有名望的地產主、富裕的銀行家、能干的政治家怎么可能使自己成為共產主義在法國的創始人和傳播者呢？他們對共產主義可是一無所知，并且決不想這樣啊。而我倒想問您，為什么不會呢？那么多勞動者都真誠地相信就業權，因而也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共產主義者，而他們自己本來也決不會聽任自己變成這樣的人啊。其間的原因在于，在社會的各個階層中，自私自利之心影響著其意志，而意志，如帕斯卡所說，則是信念的主要因素。很多實業家，盡管在別的方面都令人尊敬，但卻在積極推進共產主義事業（在別的名義下的共產主義），因為只要有機會瓜分或者分享別人的東西，人們總是會毫不猶豫地那樣做。然而，一旦依照這一原則輪到別人分享自己財產的時候，他們就對共產主義深惡痛絕了。從前，他們推銷《工業觀察報》，而今，他們則在贈閱論述財產權的書籍。如果對此覺得驚訝，那說明這個人對人的心理、對其內在的靈活性、對其總愛耍小聰明有些無知。
不，尊敬的先生，并不是激烈的斗爭使我這樣看待貿易保護主義理論的；恰恰相反，是因為我在斗爭之前先看到了該理論的致命之處，所以才投入到這場斗爭中去的。 [2] 請相信我，驅使我這樣做的動機從來都不是希望促進我們的對外貿易，盡管在這方面確實間接地產生了不菲的效果。我以前相信，現在仍然相信，這是事關財產權利的問題。我過去相信、現在仍相信，我們的保護性關稅借助其賴以存在的精神狀態及為其辯護的觀念，為踐踏財產權敞開了大門，據此，所有破壞財產權的立法都有可能獲得通過。在目前的公共輿論下，在我看來，某種形態的共產主義（我必須承認，我們尚未意識到它的存在及其程度）正在向我們迎面走來。在我看來，這種形態的共產主義（因為共產主義有多種形態）幫忙論證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正當性，而這只是其邏輯的必然結論而已。因此，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我認為反對共產主義是有用的；因為，自從貿易保護主義用米默勒爾委員會所傳播的詭辯武裝起來之后，除非從公眾思想中徹底駁倒這些詭辯，否則，是不可能戰勝貿易保護主義的。
這就是我們在波爾多、在巴黎、在馬賽、在里昂建立自由貿易協會的立場。從本質上說，商業自由毫無疑問對世界各國都是非常重要的東西。然而，畢竟，如果我們所考慮的僅僅是這一點，那么，我們就應當把我們的組織叫做商業自由協會，或者更世故一點，干脆就叫做關稅改良協會得了。然而，自由貿易一詞所指的是一個人支配自己勞動果實，換句話說即他的財產的自由，而這正是我們選擇它的理由所在 [3] 。當然，我們知道，這個詞會給我們帶來很多麻煩。它堅持了一條原則，因而，必然使所有反對這一原則的人都變成我們的對手。而且，那些本來應該最堅定地支持我們的人士，也即商人，也與我們大相徑庭，如今，他們最關心的是降低關稅而不是打敗共產主義。阿夫勒市（LeHavre）盡管完全支持我們的觀點，卻拒絕加入我們的陣營。方方面面的人都對我說：“如果我們不提出那些太絕對的要求，那么，我們就已經能夠有很好的機會實現降低關稅的目標了。”
我的回答是：“如果這就是你們要追求的全部目標，那你完全可以通過你們的商會去行動。”
他們又對我說：“自由貿易這個詞太扎眼了，會阻礙你們成功的。”
完全正確。但是，恰恰是這個詞所引起的驚駭使我有最充分的理由采用這個詞。我要說的是：“它越嚇人，就越能證明，財產權觀念已經在人們思想中蕩然無存了。貿易保護主義理論已經導致人們接受了錯誤的觀念，而錯誤的觀念又導致更多貿易保護措施。通過耍手腕或者是商業部長發善心，我們是可以降低一點點關稅的，但這只能減輕貿易保護主義觀念的影響，而不可能完全消滅其根源。”
因此，盡管它給我們帶來了障礙，我們還是保留了“自由貿易”這個詞，因為我們就是想制造這種障礙；這種障礙顯示了我們思想中的病灶所在，恰恰向我們揭示了正在受到威脅的社會秩序的基礎所在。
用一個口號來顯示我們的目標是不夠的；我們還要對它予以界定。這一點我們已經做過，這兒摘錄一下本協會已經發表的宣言，這是本協會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
“在團結起來捍衛一種偉大的理想之時，我們全體簽名者認為，有必要闡明他們的信念；宣布他們協會的目標、范圍、手段和性質。
“交換，與財產權一樣，乃是一種自然的權利。每個生產或獲得某一產品的人都應該可以選擇或者立刻將其用于自己的目的，或者將其轉讓給地球上任何人，只要該人同意以某種他所希望得到的東西與他交換。如果他并未有任何違反公共秩序和良好道德的行為，而僅為滿足另一個人的便利，那么，剝奪他的這種選擇權，乃是把掠奪行徑正當化，是對正義的法律的踐踏。
“進而言之，這種行徑是對公共秩序賴以形成的環境的破壞；因為，如果每種產業在法律和公共警察力量的支持和煽動下，企圖以壓制其他行業為代價而確保自己的利潤，則這樣的社會將形成什么樣的秩序？
“它也是對主宰人的命運的上帝之旨意的漠視，因為上帝賦予人們的氣候、季節、自然能力和愛好各不相同，上帝并不是在人們中間同等配置一切，為的就是讓他們通過貿易、以普遍的兄弟情誼為紐帶團結起來。
“它也阻礙著公眾的財富的增長，因為不能自由地交換的人，就不能自由地選擇他的工作崗位，他會發現他把自己的努力、能力、資本和自然賦予他的種種力量用在了錯誤的地方。
“最后，它也會威脅國際和平，因為它割裂了各國之間的商業聯系，而本來商業聯系會讓各國輕易不會發動戰爭。
“因而，本協會以自由貿易作為其目標。
“我們并不想反對國家為維持公共開支而對穿越其邊境的貨物征稅的權利，但條件是稅率僅僅是根據國庫之需要而確定。
“然而，一旦稅收不再具有財政性質，其目的是為了排擠外國產品，為了人為地抬高國內同類產品的價格，因而也是為了某個階層的利益而要求整個社會作出犧牲，甚至不惜為此損害國庫收益，那么，從這一刻起，它就變成了貿易保護，或者毋寧說是掠奪；而這，正是本協會將致力于批駁的原則。本協會將致力于從我們的法律中徹底清除這種原則，不管別國是否也奉行這種原則，排擠我國產品。
“本協會致力于徹底摧毀貿易保護主義體系，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求這樣的改革在一天之內，通過一次選舉就完成。即使是從壞制度變成好制度，從人為狀態回歸自然狀態，我們也必須始終謹慎行事。結束貿易保護主義的具體措施需要**來設計執行，本協會的職責是傳播和普及自由貿易的基本原則。
“至于本協會為實現這一目標而采用的手段，則永遠不會利用**和法律以外的任何方式。
“最后，本協會完全是無黨無派的。它不為任何一個行業、階級或地區謀求利益。它信奉永恒的正義、和平、團結、自由來往、普遍的兄弟情誼之理想，追求公共福利，不管在何地，不管在哪個方面，都是與消費者的利益完全一致的。”
在這個綱領中，每一個字無不表達了鞏固或者是重新在人們頭腦中確立財產權觀念的熱切期望，這種觀念已經被貿易保護主義理論給扭曲了。很明顯，在這個綱領中，商業利益是第二位的，社會利益才是第一位的。從行政管理或者是從財政角度看，關稅本身是好還是壞，我們并不關心。然而，只要關稅被有意用來進行貿易保護活動，也就是說，只要開征某種關稅的目標是進行掠奪，也即從根本上否定財產權，我們就起而反對它。我們反對的不是這種關稅，而是這種貿易保護制度。我們說了，“這就是我們致力于批駁的觀念，要努力將其從我們的法律中清除出去。”
人們肯定會問，我們為什么心里想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普遍性問題（財產權），卻將自己斗爭的目標局限在這么具體的問題上（貿易保護主義）。
原因很簡單。我們必須成立自己的組織以反對論敵的組織，我們必須壯大自己的隊伍。我們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能提出并且最終解決所有問題，與財產權有關的道德、政治、哲學和經濟等方方面面的問題，貿易保護主義者與自由貿易論者之間的論辯就不可能堅持下去，而由于米默勒爾委員會主要關注的是具體問題，卻危害到了財產權，所以我們也希望通過直接致力于與之相反的目標（自由貿易），以重申財產權之原則。
不過，我曾經說過什么或想過什么，有什么關系呢？對貿易保護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關聯，我是否已經察覺或者我是否相信自己已經察覺到了，這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證明，確實存在這種關聯，這就是我下文的任務。
你們肯定還記得，你們一直如饑似渴地求索著什么，終于有一天，你們從普魯東先生著述中看到下面這句話——這句話現在已經很有名了——“把我的就業權給我，我就讓你擁有你的財產權。”普魯東先生沒有掩飾下面的事實：在他看來，這兩種權利是不相容的。
如果財產權與就業權不相容，如果就業權的依據與貿易保護主義是同一個原則，那么，由此得出的結論只能是：貿易保護主義本身是與財產權不相容的。在幾何學中這是一個不容爭辯的真理：如果兩個東西都等于第三者，那它們就必然相等。
現在，來了一位杰出的雄辯家比洛特先生 [4] ，他覺得自己應該發表一個支持就業權的講話。不過，比洛特先生大概不大容易清楚地認識到，他順嘴引用的普魯東先生的話——讓國家干預以實現財富平均、使每個人的生活水平保持在同一個水平——就已經使自己走上了通往共產主義之路。那么，為了說服國民公會踐踏財產權，他都說了些什么呢？他非常純真地告訴你們，他要你們做的，就是你們通過關稅已經在做的那些事情。他的要求無非就是把你們已經接受和運用的理論，應用到更廣泛的領域。
下面是他的話：
“讓我們看看我們的進口關稅。依靠保護性關稅、歧視性關稅、補貼等等方法，社會扶持、限制或者鼓勵我們的全國工業計劃。（很好！）這樣不僅能維持它所保護的本國勞工與外國勞工之間的平衡，也越來越深入廣泛地干預國內各個產業。我們不斷聽到一個產業**另一個產業的呼聲。舉個例子，我們都看到了，那些使用鐵的行業抱怨國家保護國產鐵，限制外國鐵的進口；而那些使用亞麻布和棉線的人則抱怨**保護國產棉線而排擠外國棉線；其他行業也有這種現象。于是，社會（他其實應該說**）發現，它必然要卷入經濟的各種斗爭和所有麻煩中。它每天都在積極地干預，或者是直接的，或者是間接的；只要涉及關稅問題，你就會看到，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不得不有所偏袒，不得不自己對這些要求作出評價。
“這并不足以構成反對‘社會對貧困的勞動者應承擔起義務’之理念的理由，這種觀念就需要**干預工業事務。”
請注意，比洛特先生這樣一番論證，完全不是說反話。他很樂于暴露貿易保護主義的自相矛盾之處，但他絕不是冒充自由貿易論者。不，比洛特先生本人是不折不扣的貿易保護主義者，他追求的是通過法律手段實現財富平等。他認為關稅法案對實現這一目標是有用的，但他發現，財產權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障礙。他就像你一樣，略過不理財產權；接下來他提出的是就業權，這是這條路上的第二站。他又發現財產權是個障礙，他又一次跳過不理。然而，他回頭一看，很驚奇地發現，您并沒有跟著他走。他問你為什么。如果您對他說，“我原則上承認，法律可以侵犯財產權，但是，我覺得以就業權的名義侵犯財產權，有點不大合適”，比洛特先生應該能夠理解您的意思，并想跟您討論什么樣的做法是恰當的這樣一個次要問題。然而您卻提出財產權本身，也不想討論這個問題。這令他大為驚訝，他覺得他有資格對您說，“已經到了這種時候，就不要跟我講什么大道理了，即使你不承認就業權，那最起碼你也不能把這種想法建立在財產權基礎上啊，因為你在自己覺得合適的時候就曾經利用保護性關稅侵犯過財產權啊。”他還會加上這樣的理由：“利用保護性關稅，你一般侵犯的都是窮人的財產權，而偏袒富人的財產權。而實現就業權，你則是侵犯富人的財產權而造福于窮人。那么，為什么到了現在，你才良心不安呢？” [5]
因此，您和比洛特先生之間只有一個區別。你們兩個都已經走上了通往共產主義之路。不過您只邁出了一步，而比洛特先生已經邁出了兩步。就這一點而言，最起碼在我看來，您處在有利地位。然而，沿著其邏輯走下去，您就會喪失這種有利地位。因為，您走的路正是他已走過的，盡管您走得更慢，但最后必然也會走向反對財產權。因此,您擺出一副財產權捍衛者的樣子，就當然很可笑了。比洛特先生本來是能夠避免這種自相矛盾的，然而，唉，這種邏輯最后只能淪為拙劣的詭辯！比洛特先生那么聰明的人，竟然沒有意識到，哪怕是模模糊糊地意識到，順著他的這條路，每走一步，都必然離共產主義更近一步。在他侵犯財產權的時候，卻做出一副捍衛財產權的樣子，他一點都沒有覺得有什么荒謬之處。然而，他是用什么魔法使自己以為已經證明了自己的觀點的正當性？他用的是那些企圖調和根本無法調和的兩種東西的所有人最愛用的公理：沒有什么絕對的原則。私有財產權與共產主義兩者，根據具體的環境，可以一樣來上那么一點。
“在我看來，文明的鐘擺總是根據時代的需要，從一個原則擺向另一個原則，而在強調個人主義的絕對自由原則之后，回歸到強調**行動的必要性，總是意味著更大的進步。”
于是，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么正確的東西，也沒有什么絕對的原則，因為，鐘擺總是根據時代的需要，從一個原則擺向另一個原則。啊，比喻，如果我們只用比喻，你要把我們帶到什么地方！
誠如您在講臺上曾經說過的，一個人不可能同時說清各種事情，更不要說寫出來了。想必您很清楚，我在此并不想全面地考察貿易保護制度的經濟影響，也不想探討，從國民財富的角度看，這種制度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我只是想證明，貿易保護無非是共產主義的一種表現形態而已。比洛特先生和普魯東先生就是樣板。下面我將進一步論述這一點。
首先，我們該如何理解共產主義的含義呢？有若干種辦法可以實現，或者至少可以用來嘗試實現財產的共有。拉馬丁先生說有四種辦法。你覺得有上千種辦法可以實現共有制。我同意你的說法。不過，我覺得，所有這些方法可以歸為三大類，而在我看來，只有一類是真正危險的。
第一種，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可以設計共同勞動和生活。只要他們并不準備直接、間接地擾亂治安或限制他人的自由或侵占他人的財產，那么，即使他們造成了什么傷害，也只是自己害自己而已。這些人最好是到遙遠的荒無人煙的地方去實現自己的夢想。我們只要稍加思索就知道，這些可憐的家伙必將困苦而死，必將成為他們的幻想的犧牲品。在我們這個時代，這種類型的共產主義者給他們空想的極樂世界安了個名義：伊加利亞。看樣子，他們對自己正在追求的可怕的災難已經有了不祥的預感。我們應當為他們的愚昧而悲傷，也應當警告他們，假如他們準備聽我們的勸告的話；但是，我們不用擔心他們的幻想會對社會造成危害。
另一種共產主義，當然也是最殘酷的共產主義，則是把所有現存的財產都予以沒收，并予以平均分配。這是把掠奪變成一種普遍的法律規則。它不僅摧毀了財產權，也摧毀了勞動和激勵人們辛勤工作的驅動力本身。這種類型的共產主義太暴虐、太荒唐、太兇暴，因而我倒不認為它有多大實現的危險。這番話是我在其尚未吸引相當多選民——其中大多數都屬于受苦階層——前說的。對我這番話，人們議論紛紛。
我想簡單說說我對這些議論的看法。他們說：“什么，巴斯夏先生竟敢說這種共產主義不危險？那他就是個共產主義者！哈，我們早就看出來了，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經濟學家都是一丘之貉。”我還真有點百口難辯。但是，那種共產主義本身突然夭折，證明了我的說法是正確的。是的，如果共產主義以其最天真的形式出現，如果只有完完全全赤裸裸的掠奪，那它就不危險。我之所以說它不危險，是因為它令人害怕，因而人們將敬而遠之。
我得趕緊加上一句，如果說貿易保護主義與共產主義可以、并且應當相提并論的話，那么，我所指的并不是這種形態的共產主義。
然而，共產主義還有第三種形態。
讓國家進行干預，賦予它以穩定利潤、平均財富的使命，讓它未經某些人同意就拿走他們的財富并將其無償地分配給另外一些人，讓國家出面借助掠奪手段實現平等，這，確實也算共產主義。國家到底用什么樣的辦法實現這些目標并不重要，用什么名義裝點它們的觀念也不重要。國家不管是用直接手段還是間接手段，是通過限制措施還是通過稅收，是借助關稅還是借助就業權，是以平等、團結的名義進行掠奪，還是以博愛的名義進行搶劫，其本質并沒有什么不同。對財產的掠奪，不可能因為是通過法律以一種定期的、有序的、系統的方式進行的，就不是掠奪。
補充一句，在我們時代，這是真正危險的共產主義形態。為什么？因為在這種形態中，我們看到，它得寸進尺，意在蠶食一切財產權。好好地看看吧。有的人要求國家免費為匠人和農民提供生產工具。這等于要求國家從其他匠人和農民那里偷盜這些生產工具。另一位要國家發放無息貸款，而如果不侵犯他人的財產權，當然無法做到這一點。第三位呼吁國家提供各級義務教育！義務！意思就是說，納稅人掏錢吧。第四位要求國家補貼工會、劇院、藝術家，等等。然而，這些補貼資金的每一分錢，都得來自那些正當地掙到這些錢的人。第五位則乞求國家人為地抬高某種產品的價格，以照顧出售這種產品的人。而這必將令那些購買這種產品的人蒙受損失。是的，很少有人不是這種意義上的共產主義者。您是，比洛特先生也是，我懷疑，我們法國所有人多多少少都是這種共產主義者。國家的干預似乎可以使我們能把掠奪的責任分攤到每個人頭上。換句話說，任何人都不用承擔自己的責任，這種安排使我們在享受他人財產的時候可以心安理得。我們這個時代最正直的人、令人尊敬的圖勒先生 [6] 在擔任部長的時候，不就用下面的話為他提出的促進農業發展的法案辯護嗎：“為了促進農業發展，光給予農民指導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向他們提供生產工具。”在說了這番話之后，他向國民公會提交了一份法律草案，其第一條是這樣寫的：
“第一條，在1849年度預算中，必須撥出一千萬法郎給農商部部長，以分配給農地所有者及所有者協會。”
我們得承認，立法語言掩飾了其真正的含義，這一條說的其實是下面的意思：
“在1849年度，應該授權農商部長從一些農民口袋里掏出一千萬法郎——他們也急需這些錢，這些錢本來屬于他們——然后把這些錢放進另一些農民的口袋，他們也需要這些錢，但這些錢卻并不屬于他們。”
這難道不是共產主義法案？如果這種法案普遍化，難道不是賦予共產主義以合法地位？
同樣，那些寧死也不會偷別人一分錢的制造商，卻毫不猶豫地向立法機關提出下面的要求：“制定一部法律，提高我生產的布料、鐵和煤炭的價格，好讓我能夠從容地榨取顧客的錢財。”他提出這種要求的基礎是，他對通過自由交換或者自由貿易（不管別人怎么說，反正我認為這兩者是一回事）獲得的利潤不滿足；而另一方面，我們所有人都對我們的利潤不滿足，也都想求助于立法機關；那么，至少在我看來，顯然，如果立法機構不這樣回答：“我們不會考慮你的這種要求；我們并沒有權力侵犯財產權，相反，我們承擔著保障財產權的責任，”如果他們不這樣回答，我們就快陷入完全的共產主義了。國家行政機關為滿足人們的這種要求所采取的手段可能不同，但其結局是一樣的，依據的也是同一個原則。
假定我跑到國民公會上說：“我開辦了一家企業，我覺得我的利潤太少了。因此，我請求你們發布一道法令，授權稅務官從法國每個家庭征收一分錢給我。”如果立法機構同意了我的請求，人們在這里看到的——假如他愿意看的話——就只能是一次法律授權的掠奪行徑而已，這恐怕還算不上共產主義。但是，如果所有法國人，一個接一個，都跑到國民公會提出同樣的要求，而立法機構根據財富平均原則審查這些請求，那么，我相信——你們恐怕也不得不相信——其結果就是共產主義。
立法機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是利用關稅官員還是征稅員，是直接征稅還是間接加稅，是借助限制措施還是搞補貼，都是無關緊要的事。它難道以為，自己有權無償地剝奪、給予？它難道以為自己的職責是平均利潤？它能按照這樣的信念行事嗎？絕大多數公眾同意和支持這種行動嗎？如果真是這樣，那么，我就要說，我們正在走向共產主義，不管我們是否意識到。
假如有人對我說：“照你看來，國家不應該代表所有人這么做，而只能代表少數階層這么做？”我的回答是：“如果是后者，那只是通往更惡劣的共產主義之路而已。”
先生，我清楚，人們很容易被這個問題搞糊涂而對我的論證表示懷疑。人們會舉出完全正當的行政管理行為。在這些案例中，國家的干預既是公平的，也是有益的。于是，他們就得出結論，說這些案例與我所竭力反對的案例中間，看起來沒有什么不同，因此，是我弄錯了。他們對我說：“要么你不應當從保護性關稅中看出共產主義的影子，要么你就應當從所有**行動都看出共產主義。”
我可不想掉進這個陷阱中。因此，我覺得有必要明確，到底在何種情況下，國家干預會具有共產主義性質。
國家的職能是什么？公民應當把什么樣的權利委托給**的有組織的暴力？應當把什么東西留給私人活動？要回答這些問題，毋寧要上一堂政治哲學課。幸運的是，為了解決現在討論的問題，我并不需要這么做。
如果公民們不愿意自己向自己提供某種服務，而求助于公共服務，也就是說，當他們覺得，聯合起來完成某項工作或者共同獲得某種滿足是合適的，那么，我不會說這是共產主義。因為在這里，我看不出共產主義的特點：通過掠奪實現平等。國家確實在通過征稅拿走民眾的財產，但又通過提供服務償還了這些財產。這是一種特殊但也正當的交換形態，是所有社會正常運行的基礎。我還想進一步說明這一問題。公民在授權國家提供某種特殊服務的時候，可以處理得好，也可以處理得不好。如果他們處理得好；如果國家很好地提供了這種服務并且比較經濟，就說明他們處理得比較好；反之就是處理得不好。但在這兩種情況下，都不會出現共產主義的原則。如果處理得好，公民們就成功了，如果處理得不好，他們就犯錯誤了；僅此而已。即使說共產主義是一種錯誤，卻并不能由此就說，所有的錯誤都是共產主義。
政治經濟學家對**干預通常持深刻的懷疑態度。他們從干預中看出了種種麻煩——減少了個人的自由、活力、審慎和經驗，而這些，卻恰恰構成了一個社會最寶貴的資源。因而一般情況下，他們都反對這種干預。但他們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卻根本不是從這一立場出發，也不是由于這個理由。我們對自由的偏愛——或許是過于明顯了——不應該被拿來作為批駁我們的論據。我們不希望聽人這樣說：“由于這些紳士們反對各種形態的國家干預，所以，他們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就一點都不奇怪。”
首先，說我們反對一切國家干預是不正確的。我們承認，國家的職能就是維護秩序和穩定，保護人身和財產，鎮制欺詐和暴力行為。什么樣的干預是積極的呢？我們只能遵循下面的規則：只有在確信國家的干預可以實現資源總量上的節約時，才能進行干預。然而，看在上帝的份兒上，在進行這種估計的時候，我們最好還是考慮考慮國家壟斷所帶來的種種不便之處。
接下來，我不得不重復一遍，在權衡各方面的利弊之后，如果發現授予國家某種新的權力會帶來不便并導致國民的損失，然后，投票反對授予國家這種權力，這是一回事；而由于授予國家的某種權力是不正當的、是掠奪性的，等于是授權**去干它理當防范和懲罰的事情，因而投票反對授予這種權力，這是另一回事。現在，人們說，我們是同時根據這兩種論據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制度的。然而，事實上，在我們猛烈攻擊貿易保護主義制度的斗爭中，我們更多地是出于后一個理由——當然，是用合法的手段。
因此，舉個例子來說，如果問題是某個市政委員會想弄清，是讓每個家庭自己跑上半里地去打水合適，還是由市政當局征收一筆稅金然后雇人把水送到村里更劃算，對這個問題，原則上，我不反對進行一番調查研究。在這里，權衡所有的利弊是決策需要考慮的唯一因素。人們的考慮可能出錯，但一次錯誤只能導致一筆財產的損失，而不可能導致人們的財產權受到系統的侵害。
然而，如果市長提出，為了一個行業的利益而壓制另一個行業，為了鞋匠的利益而禁止別人穿木屐等等諸如此類的事情，那么，我就要對他說，這已經不是權衡利弊得失的問題了。在這里，我們所看到的已經是權力的濫用，是對公共警察力量的不正當使用。我要對他說：“你是公共權力的受托人，你的職責本來是執行法律，懲罰掠奪行為，你自己怎么膽敢利用這種權力和暴力保護和組織掠奪行徑？”
如果這位市長的想法獲勝了，如果我看到，這個村莊里的各個行業都爭相要求市政當局犧牲別人的利益照顧自己——這種情況是有先例的——如果在肆無忌憚的野心的喧鬧之中，我看到的正是破壞財產權的想法，那我就完全有理由認為，為了使這個村莊免于繼續沉淪，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對他們大聲發出警告，告訴他們，那項措施作為這可悲的鏈條的第一個環節，是如何的不正義。
先生，從您的著作中我們不難找到一些段落，討論的正是這個話題，并完全坐實了我的看法。事實上，隨便翻開本書就可以發現這些東西。是的，如果我們再玩一次小孩子的游戲，想在這本書上扎一只大頭針，那我就應當在隨便翻開的一頁上，找找有沒有譴責貿易保護主義制度（事實已經證明這種制度跟共產主義是一回事）——的字句，不管是明確的還隱晦的。我干嘛不做一下這種試驗？好吧，現在我就驗證一下。在283頁上就有一只大頭針在閃光：在這里，我讀到下面的話：
“因此，一味怪罪競爭，而沒有看到，如果國家是一個生產者，那么它同時也是一個消費者。如果它搞到的東西少（對此我不承認，你本人在下面幾行也否認了），那么，它付出的也就會少。因此，在抑制人的勤奮的制度與給予人的勤奮無限活動范圍、告訴它不要停止的制度之間，就仍然有區別。——這些都是嚴重的錯誤。”
我不同意您說的。在我看來，發生在比達索阿河 [7] 兩岸的競爭，跟發生在盧瓦爾河 [8] 兩岸的競爭，不會有什么區別。讓我們再來扎個大頭針，這次是在325頁：
“權利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如果它們存在，就會產生絕對的結果……而且，如果某種權利存在，那它就會每時每刻都存在，它在今天、昨天、明天、后天，不管春夏秋冬，都絕對會存在，不僅在它請你有效地宣布它的時候存在，在它請工人利用它的時候也存在。”
您是否在主張，某位冶鐵商擁有某種不受限制的、永久性的權利，可以阻止我在我工作的地方——即葡萄園——偷偷地生產兩英擔鐵，為的是保護他在自己的工廠——鐵廠——只生產一英擔的優勢？這種權利也是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如果存在這種權利，那它不管是在今天、昨天、明天、還是后天，不管是春夏秋冬都會存在，不僅在它請你有效地宣布它的時候存在，在它請冶鐵商利用它的時候也存在。
我們再來碰碰運氣。我們在63頁上又找到了。在這里我讀到下面的警句：
“如果我在消費它的時候卻不給予，財產權就不存在。”
就我們而言，我們想說的是：“如果我不能在消費它之外交換它，財產權就不復存在。”請允許我加上一句，交換的權利最起碼跟贈送的權利一樣寶貴，一樣具有社會重要意義，一樣是財產權的屬性。我們覺得很遺憾，在一本全面論述財產權問題的著作中，你覺得應當用兩章來論述贈送，卻沒有舍得用哪怕是一行來論述交換，而這種權利在法律中卻恰恰遭到了粗暴的踐踏。
又扎了一針。哈，這是在47頁：
“對自己的人身和勞動的權利是人的第一位的權利。對他的勞動產品——未必是他存在的一部分，而不是那么神圣——的權利則是次一級的權利，這些產品的總和構成了所謂的世俗的財貨，而保障他擁有這些東西對社會有極大的好處。因為，如果沒有這種保障，就沒有人愿意干活，而如果沒有努力干活，就不會有文明，甚至不會有那些生活必需品，而只有貧窮、搶劫和野蠻。”
好吧，先生，如果您樂意，我們就詳細地說說這一點。
與你一樣，我認為，財產權首先是支配自己人身的自由，然后是支配自己勞動的自由，最后是支配自己勞動成果的自由——順便說一句，這證明了，從某種角度看，自由和財產權是彼此不可分割的。
我實在不敢像您那樣斷言，一個人對自己的勞動產品的權利，不像生產技能本身那樣，也是我們的存在的有機組成部分。從物理學上看，這一點當然無可置疑，然而，一個人不管是被禁止使用自己的勞動，還是被剝奪了勞動產品，其結果其實都是一樣的。這種結局就叫做奴隸制——這是自由從根本上等于財產權的又一證明。如果我使用暴力迫使一個人為我而勞動，這個人就是我的奴隸。當然，我也可以允許他自己按自己的心愿干活，但我仍然通過某種辦法，或者是用暴力，或者是用欺騙手段，攫取他的勞動果實。第一種壓迫更可憎一些；第二種更狡猾一些。當主人發現，讓被征服者自愿勞動，他會更聰明、生產效率更高，他就會說：“我們就不要直接占有我們的奴隸的勞動了，我們應該讓他們自己勞動，然后我們就可以從他那里攫取更多財富。咱們給這種新型的奴隸制度起個好名字，就叫做保護吧。”
您還說，社會應該致力于保護財產權；我完全同意。只是我要您更進一步，如果你所說的社會是指**，那么，我就要說，對于財產權問題，**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保護它；如果**企圖平均財產，那么，這種作法本身，就是侵犯財產權而非保護財產權。這一點，有必要進一步予以闡明。
有一群人，他們如果不勞動，如果不擁有財產就無法生存，假如他們聯合起來掏錢建立一支公共警察力量，那么，很顯然，他們的目的是想在十分安全的狀態下創造和享有自己的勞動果實，而決不會讓他們的勞動和財產受這種力量的支配。我相信，即使是在所有形態的正規**制度建立之前，個人自衛的權利、個人捍衛自己的人身、自己的勞動自由和自己的財產的權利，也是無可置疑的。
不要假模假樣地在這里把**的起源和權利的范圍問題哲學化，對我這不大好使的腦子來說，這樣的論題未免太大了，簡直讓我害怕，所以，我只局限于討論您的一個觀念。在我看來，國家的權利沒有別的，就是使已經存在的個人權利規范化、系統化。就我而言，我無法想象竟然會有某種集體性權利，其基礎竟然不是個人權利，或者竟然不以個人權利為先決條件。因此，要想知道國家擁有的某種權利是否正當，我們必須問，個人就其本性而言，在不存在任何**管治的情況下，是否享有這種權利。正是據此理由，我在若干天前，公開反對就業權。當時我說：由于彼得并沒有權利要求保羅直接給他就業機會，因而他也不應該通過**的中介而行使這種虛構的權利；因為，國家只不過是彼得和保羅掏錢為了明確的目的而創造的公共警察力量，它并不能賦予那些不正當的東西以正當性。正是根據這一試金石，我也對國家的貿易保護和平均財富政策作出了評價。為什么國家有權保護所有人的財產權，有時甚至使用暴力？因為這種權利是在國家出現以前個人就擁有的。個人為了打退對他們的人身、勞動自由或財產的侵略，擁有正當自衛的權利，如果需要的話，可以使用暴力。我們不可能否認這種權利。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由于這種個人權利屬于每個公民，所以，它也可以呈現為一種集體的形態，從而賦予公共警察力量以正當性。那么，國家為什么沒有權利平均財富？這是因為，如果要這么做，我們必須要拿走一些人的財產交給另一些人。而由于三千萬法國人沒有任何一個有權以平均財富的名義用暴力拿走別人的財產，我們就不明白，他們怎么可以利用公共警察力量行使這種權利？
請注意，平均財富的權利是對國家應該保護的權利的破壞。我們來看看野蠻人尚未建立**時的情景。每個野蠻人都有正當自衛的權利，我們不難看到，正是這種權利，將成為合法的公共警察力量的基礎。如果有一位野蠻人投入自己的時間、精力和聰明才智造出了一張弓箭，而另一位卻跑過來想搶走它，整個部落肯定都會同情這位受害者；如果讓部落里的長老來斷這個案子，那個掠奪者肯定會受到譴責。某種公共警察力量，只不過是長老的這種作用的延伸而已。這種力量的功能，至少是其正當的功能，到底是讓人們根據自己本來就有的權利捍衛自己的財產，還是踐踏這種權利，讓有的人侵占他人的財產？如果集體性暴力賴以建立的基礎不是個人的權利，而是對這種權利持久的、系統的侵犯，這可真是前所未聞的。是的，我眼前這本書的作者是不可能支持這種論旨的。然而，他不支持這種論旨則罷了，他還反對這種論旨。僅僅批判有些宗派分子在某些聲名狼藉的小冊子中所提出的那種粗糙的、荒唐的共產主義形態是不夠的。我們更需要揭露和批判那些更大膽、更狡猾的共產主義形態，而這種形態的共產主義通過曲解國家權利的正當觀念，已經悄悄地滲透到我們立法機構的某些分支，并有可能侵入整個立法機構。
因為，下面的事實是無可爭辯的：由于征收關稅，由于實行所謂的貿易保護主義制度，**已經造成了我描述過的那種悲慘局面。由于把某種虛構的、通過掠奪平均財產的權利——這種權利在**出現之前從來就不存在，由于同樣的原因，這種權利也不可能在社會中維持下去——強加于**頭上，**不再支持每個公民在國家存在之前就擁有的正當自衛權利，而這種權利才是**賴以存在的基礎所在，維護這種權利也是**必須履行的根本職責所在。
但是，在這里堅持這些一般性觀念有什么益處？在這里論證共產主義的荒謬有什么用處？對這些東西的論述，你可能做得比我還精彩（只有一點除外，你沒有指出共產主義的一種表現形態——在我看來，也是在實際中最危險的表現形態——的荒謬）。
也許您會告訴我，從原則上說，貿易保護主義制度與財產權并不是對立的。那么，讓我們來透視一下這種制度的具體作法。
作法主要有兩類：鼓勵出口，限制進口。
關于補貼，其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我絕不相信有的人所說的，鼓勵出口制度即使是在最極端的情況下，也不可能導致完全的共產主義。誠如你說的，公民們在公共警察力量的保護下工作，每個人要對維持自己的生活承擔全部責任，所謂各得其所。然而現在，國家，具有世界上最仁慈的意圖的國家，卻承擔起一種責任，一種非常新奇、與其最基本的責任截然不同的責任。在我看來，這種責任不僅與其基本責任不相容，而且簡直是對基本責任的破壞。國家當然巴不得成為利益的仲裁者，由它來決定哪類勞動不應當獲得充分的報酬，而哪一類勞動應該獲得超額報酬；它也樂于扮演穩定器的角色，用比洛特先生的話說，就是讓文明的鐘擺擺向偏離個人主義的自由的一側。于是，國家為了照顧某種產品的出口商的利益，而以補貼的名義對整個社會征稅。它聲稱自己在促進產業發展，其實應該說是以犧牲所有產業為代價，促進某一產業發展。我不得不指出，國家是以犧牲最有效率的部門為代價，扶持效率低下的部門；然而，一旦走上這條路，**怎么能拒絕賦予所有勞動者以要求獲得補貼的權利？如果他能證明自己的收入不如他的鄰居多；國家的職能難道就是聽取并評估所有這些要求、然后予以公平處理？我當然不這樣認為。但是，那些這樣認為的人士也應該有勇氣正確地表達他們的思想，大聲疾呼：“**的職能并不是保護財產權，而是平均財產。換句話說，不存在財產權了。”
我在這里所關心的僅僅是一個原則問題。如果我想全面地考察出口補貼的經濟影響，那大家看到的肯定是一副荒唐的情景，因為，出口補貼不是別的，純粹就是法國人無償送給外國人的禮物。獲得這筆補貼的，其實并不是出口商，而是外國的購買者，就像你本人在論述稅收問題時所提出的那種法則：歸根到底，是消費者承擔了所有的生產負擔，那么現在，就是外國消費者獲得了補貼的全部好處。因此，這些出口補貼，是我們所能遇到的最丟臉、也讓人迷惑不解的事情。有些國外**會這樣想：“法國納稅人掏多少補貼，我就把我們的進口關稅提高多少。很顯然，我們的消費者仍然感受不到什么變化，因為東西到他們手里，價格還一樣。一件商品的價格，在法國那邊降低了5法郎，那么，到了德國這邊就多交給我們5法郎的關稅。這可真是一條讓法國國庫承擔我們的公共開支負擔的好辦法。”而我相信，有的國家的**則更精明，它們會這樣想：“法國提供的出口補貼實際上是法國送給我們的禮物；而我們如果提高關稅，那么，這種商品進入我們國家的數量就不會比以前更多，我們就等于自己拒絕這些好心的法國人的慷慨大度。因此，我們要倒過來做，就是臨時取消這些關稅；鼓勵他們的布料更大量地出口我國，因為每一尺布都能給我們帶來一筆無償的禮物。”在頭一種情況下，我們的補貼進了外國國庫；在第二種情況下，他們給外國民眾帶來了好處，且其數量更大。
我們再來看看進口限制。
舉個例子，我是個匠人，是個木匠。我有一間小木工廠，有工具，還有一些原料。這些東西無可爭辯地都屬于我，因為是我做的這些東西，或者說用另一種方式得到了這些東西。我購買了這些東西，為這些東西付了錢。而且，我還有一把力氣，有一定的智力，還有不小的決心。就是靠著這些，我可以維持我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所需。請注意，我不可能生產出我需要的一切東西，我生產不出鐵，也生產不出木頭，還有面包、酒、肉、布料等等，我都自己生產不出來。但是，我可以生產出買這些東西的財富來。歸根到底，可以說，這些東西一定能從我的鋸子、刨子下面生產出來。我最關心的就是，讓自己的每一份勞動都盡可能地換取最大數量的我自己不能生產的生活生產必需品，當然是公正地。我之所以說到公正地，是因為我不想侵犯任何人的財產權或自由。當然，我也絕不希望任何人侵犯我的財產權和自由。我和其他勞動者都一致同意，我們自己作出一些犧牲，把我們的一部分勞動轉交給那些叫做**官員的人，我們授權他們成立專門機構，保護我的勞動及勞動果實不受任何侵犯，不管是來自外部還是來自內部。
事情這么安頓好之后，我就準備用我的才智、我的力氣、我的鋸子、我的刨子投入工作。自然，我會全身心地爭取獲得那些維持我的生存所必需的東西。我只能靠創造出購買這些東西所需要資金的方式間接地獲得它們。因而，我的問題就是，發揮自己的最大優勢創造財富。因此，我會全面地考察各地的各種產品的價值，這種價值體現為各種商品的現價。根據有關這些現價的信息，我注意到，舉個例子，以盡可能小的勞動獲取盡可能多的燃料的途徑，在我看來，是做好家具賣給一位比利時人。作為回報，他會給我煤炭。
然而，在法國，也有個工人在地下挖煤。現在，**官員——他本來是由這位礦工和我掏錢養活的，他們應當保護我們每個人的工作自由和支配自己產品（也即我的財產）的自由——卻突然有了另外一個全然不同的念頭，想要發揮完全不同的職能。這種念頭就是，他們認為，他們必須平均我的勞動和礦工的勞動。于是，禁止我用比利時煤炭取暖，我帶著自己的家具到邊界線上取比利時人給我的煤炭時，我發現，這位**官員禁止比利時煤炭入境，這跟禁止我帶著我的家具離開我家的結果是一樣的。于是我就想：我們可從來沒有想過，養活這些**官員是為了讓他們給我們捍衛自己的財產添亂。如果換成那位礦工，他有權跑到邊界線上，借口我不出口這件家具對他更有利，從而禁止我進行對我更有利的交換嗎？他當然沒有這種權利。如果他提出這種不正當的要求，我們就可能當場打起來。他受自己的不正當要求的驅使，而我則要堅定地行使自己的正當自衛權。我們之所以指派一位**官員，正是為了避免這種沖突。現在，我卻發現，礦工和官員一致同意要限制我的自由和我的事業，要縮小我的生產能力可以發揮的范圍。這是怎么啦？如果**官員站在我一邊，我明白，這是他份內之事；他的權利來自于我自己的權利，因為正當自衛權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權利。然而，在礦工不義的時候，他卻幫礦工。誰給了他這種權利？于是，我明白了，**官員已經改變了他的職能。他不再是個凡人，由其他人，也即擁有這種權利的人授權他們行使某種權利。是的，他現在已經成了優越于整個人類的超人，他的權利來自他自己；他謊稱在這些權利中，他擁有拉平每個人收益的權利，把所有人和各個社會階層都拉平到一個同等的水平。“很好”，我想說的是，“如果真是這樣，那么，只要我看到這個世界上隨便什么地方某個人比我富裕，我就會反復不斷地要求跟他平等。”
回答卻是，“他不會聽你的，因為如果他聽你的，他就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他絕不應該忘記他的職責是保護財產權，而不是平均分配財產。”
多么混亂而自相矛盾的政策！從這種混亂而自相矛盾的觀念中，你能得到什么結果？在與共產主義的斗爭中，你會一無所獲。如果你仍然偏向它、縱容它、珍愛它已經浸透其中的法律，你的努力就是徒勞的。它是一條大毒蛇，由于你的支持，由于您的熱心，它的頭已經潛入我們的法律和習俗中。現在，它的尾巴偶爾露出來時，您卻大感憤慨！
先生，你有可能對我作出讓步。您也許會對我說：“貿易保護主義制度是建立在共產主義原則之上的。它是與正義、與財產權、與自由勢不兩立的。它使**偏離了正軌，賦予了**沒有理性基礎的專斷的特權。所有這些都十分正確。但貿易保護主義制度是有用的，沒有了它，國家就會面臨外國的激烈競爭，就會被打敗。”
這就需要我們從經濟學角度仔細地考察進口限制。拋開有關正義、道德、平等、財產權、自由等一切的考慮，我們將把進口限定為一個純粹實用的問題，一個生意問題來討論，不過，如你所知，這并不是本文的目的。另外也請您小心，您根據實用而把您對道德的蔑視正當化，您就等于在說：“被正義所唾棄的共產主義，或者掠奪，卻可以被作為一種權宜之計接受”。您應該承認，這種說法是非常危險的。
盡管我并不想在此討論經濟學問題，不過我還是想提出我的看法。我堅信，我已經撇開各種更高層面的考慮而僅僅從經濟學的角度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利弊得失做過準確的估算。我還相信，我已經得出了結論，各種限制進口的措施都會在帶來一種好處的同時，帶來兩種壞處，或者換句話說，在一個人獲利的同時，有兩個人蒙受損失。而每個人的損失都等于獲利者的收益；由此得到的只能是一個完全的凈損失，這一點可以讓我們完全肯定地斷言，在這里，跟別的方面一樣，效用與正義是和諧的，我敢說，在所有領域都是如此。
這確實僅僅是一個論斷，但數學的證據可以證明這一論斷。
在這一問題上，公共輿論之所以得出錯誤的看法，是因為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一個收益是肉眼可以看得見的，而它所帶來的兩個損失，一個被廣泛分攤給所有的民眾，另一個則只有經過心智的探索才能看見。
我不想讓人以為，我是假裝高明已經論證了這一點，下面我將簡單說明這一論斷的基礎。
兩件產品A和B，在法國的正常價值分別是50法郎和40法郎。我們假定，A在比利時只值40法郎。在這種假設條件下，如果法國采取貿易保護主義制度，得通過投入相當于90法郎的勞動才能獲得A和B，因為它不得不直接生產A。在自由貿易制度下，相當于90法郎的勞動總量將可以用于：（1）生產B，它將被運到比利時以交換A；（2）為自己生產另一份B；（3）生產C。
正是用于生產C的那一部分可以利用的勞動，也就是說，創造出相當于10法郎新財富的勞動，由于沒有使法國喪失A和B，所以，很難被人們看到。如果把A換成鐵（這是比利時具有相對優勢的），把B換成酒、絲綢和巴黎的各種時尚產品（這是法國具有相對優勢的），那么，C就是人們渴望得到的種種財富——不管是什么，你都會發現，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必然會減少國民財富。 [9]
您是否喜歡我們做這些乏味的代數題？我當然樂意奉陪。您無法否認，如果貿易保護主義制度想成功地為煤炭工業帶來某些好處，唯一的辦法只能是通過提高煤炭價格；您也無法否認，從1822年至今煤炭價格的升漲，已經導致所有使用煤炭的人需要為生產每個單位熱量掏更多錢，換句話說，它是一種損失。我們能說，實施這種限制性措施，煤炭生產者能得到等于這種損失的額外收益，也即超出投資于受損產業的資本之利息和該產業正常利潤之上的收益嗎？如果真是這樣，那么，我們可以先不管這是不公正的，是可惡的、掠奪性的，是共產主義的，至少也可以證明，從純粹經濟的角度看，這種措施是中立的，因為我們可以將其看成是共同掠奪，僅僅是重新分配財富而并沒有消滅財富。若果真如此，貿易保護措施還有點道理。然而，您本人在236頁上斷言：“Aveyron，Alais，Saint-étienne，Creusot，and Anzin等地的煤礦，無一例外都沒有為投資于其中的資本創造出4％的收益！”在法國，在沒有保護的情況，正常的資本平均收益率是4％。那么，這種收益如何抵消上面提到的損失？
不僅如此，另一個國家也蒙受了損失。由于煤炭的相對價格提高，所有煤炭消費者都蒙受了損失，外國也不得不相應地限制其他產品的消費。我國的各個產業都必然相應地感受到其負面影響。而對這種損失，從來沒有人考慮過，因為它一點都不引人注目。
請允許我再闡明一點。這一點，大多數人都沒有注意到，對此，我頗為驚訝，也即：農產品貿易保護會對所謂的無產者造成不折不扣的負面影響，同時也將最終損害土地所有者自身的利益。
讓我們設想，在南海有一座島嶼。在這里，土地已經成為一定數量的居民的私有財產。
設想在這個有限而又已經被人完全占有的地區，無產者的人口一直在增加，或者趨于增加。 [10]
無產者階層成員無法直接生產其生存所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他們不得不出賣他們的勞動給那些可以供應這些必需品的人。作為交換，他們獲得食品，甚至獲得原料——谷物、水果、蔬菜、肉、羊毛、麻布、皮毛和木頭，等等。
顯然，市場上出售這些東西的數量越多，越符合他們的利益。市場上這些農產品供應越充分，勞動者每一單位勞動所能獲得的東西就越多。
在自由貿易制度下，會有大量商船駛到外島和大陸去尋找更多的糧食和原材料，用本島生產的制成品去交換。由此，地主也將享有他們有權獲得的大量財富，在工業勞動與農業勞動之后將形成一種公平的平衡。
然而，這個島上的地主卻這樣算計：“如果我們阻止無產者為外國人干活，不準他們從外國人那里交換生活必需品和原材料，工人就不得不來買我的東西。他們的人口在不斷增加，由于他們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他們就會大聲要求我們在留出自己需要的產品之后，把余下的那部分糧食和原材料拿出來出售，我們就可以以很高的價格出售我們的產品。換句話說，他們的勞動與我們的勞動之間的相對價值平衡就會被打破。他們將為讓我們滿意而不得不付出更大數量的勞動。那么，咱們就趕緊制定一條法律來禁止出口他們的制成品。不過，這對我們來說可不是件愉快的事。而為了執行這部法律，咱們就創建一支**官員隊伍，無產者將和我們一起來養活這些官員。”
我想問您，這是不是最嚴厲的壓迫？是不是對一切自由的、最基本的、最神圣的財產權的公然踐踏？
然而，請注意，對地主來說，誘惑工人接受這種法律也許不是樁難事。他可以告訴他們，這一法律對他們是有益的：
“我們這樣做并不是為了我們自己，而是為你們好。我們根本沒有想到自己的利益，心里想的只是你們的利益。正是借助這種明智的措施，農業將會繁榮發達；我們地主會變富裕，這將使我們能夠拿出更多東西給你們，給你們支付更高的工資。如果沒有這些措施，我們就會變窮，那你們會受到什么影響？這個島上會被外島來的生活必需品和原材料所淹沒。你們的船不得不一直在海上航行。國家將何其不幸！你們的各種生活必需品的供應確實會很豐富，然而，你們能分享人家的財富嗎？不要說你們的工資還能維持目前的高水平，更不要說能夠提高了，因為外國人不會干別的，只會提高他們的產品價格。誰能向你們保證，他們不會突發奇想把他們的產品免費送給你們？如果真是這樣（我們都破產了），你們不用再勞動，也失去了工資收入，那你們就得在豐富的供應之中被毀滅。相信我們，你們應該對我們的法律心懷感激。不管怎么樣，我們土地上的產品，除了我們自己消費的之外，留在島上的生活必需品的增加和增值，都會用來交換你們的勞動，這些東西終究都是屬于你們的。最重要的是，不要相信有人說的，這里的對立是你們和我們之間的沖突，好像你們的自由和財產受到了危害。永遠不要聽有些人告訴你們的這些話。要相信，這種沖突是你們跟外國人之間的沖突，顯而易見，這些野蠻的外國人——上帝詛咒他們！——是想在以后突然翻臉，開出天價剝削你們，那時，你們愿不愿意都沒有用了。”
對立法者不斷重復這樣的說教，再裝點上種種詭辯，什么貿易平衡，我國的工業、農業、戰爭的前景，等等，未必不能獲得巨大的成功，并且有可能說服被壓迫者自己。假如征求他們的看法，他們也可能支持這種壓迫性法令。這種情形以前已經出現過，以后還會再次發生。
然而，地主和無產者的美好想象，并不能改變事物的本質。結果將是，人們受貧窮煎熬，陷入饑餓、無知和扭曲狀態，營養不良、疾病和墮落將使人口減少。更深一層的結果就是，道德、財產權、自由和真正的國家**的觀念受到嚴重破壞。
而我在這里非常希望證明的一點就是，懲罰也很快會降臨到地主頭上。由于消費群體的毀滅，他們也面臨被毀滅的命運；因為島上的生活環境變得越來越惡劣，島上的人只能消費得起質量最差的東西。在有的地方，他們可能靠采摘栗子維持生存，在有的地方靠玉米生活，在有的地方靠糜子、蕎麥、燕麥或馬鈴薯生活。他們將不會知道小麥和肉是什么滋味。地主將會十分驚恐地眼看著農業日見衰落。他們自己忙活、搞什么委員會都沒有用，一個勁兒重復下面的諺語也沒有用：“多加料，多養牲口；多養牲口多積肥，多積肥多打小麥。”他們設立新稅種，補貼苜蓿生產者也沒有用。他們面對下面的情景將束手無策：備受貧困煎熬的人沒有購買肉類的能力，因而，也不能為這一熟悉的周轉提供第一個刺激力量。他們將會從自己付出的代價中逐漸認識到，自己多費點勁兒為爭奪富裕的消費者而努力，要比由一位壟斷者獨占所有消費者對自己更有利一些。
因此，我想說：貿易保護一開始就使窮人唯一的財產——他們的技能和勞動——受富人的支配；它對所有人帶來一種凈損失，最后，以富人與窮人一起破落而告終。它賦予國家某種特殊的權利，可以把窮人本來就不多的東西拿走，為的是讓富有的人更富有。而最后，在這個世界上無所繼承的人也根據同樣的原則，強烈要求倒過來，通過國家的干預對財富進行更公平的再分配。我實在不知道原來那些獲利的人如何應對窮人的這種要求。不管如何，最基本的、也是最好的回應就是：放棄一切壓迫。
不過，我想把這些想法聯系起來看。畢竟，我們是因為什么而發生爭論的？我們是怎么說的，您是怎么說的？在一點上，在一個重要的問題上，我們都一致認為：立法者進行干預，平等地分配財產，拿走一些人的東西給另一些人，這就是共產主義；而這，就意味著一切勞動、節儉，一切幸福、公正的終結，以及社會的瓦解。
在您那方面，您認為您已經察覺到，這種有害的理論已經滲透到各種各樣的報刊書籍中。換句話說，已經侵入純粹的思想領域中，您就要在這個領域與之頑強搏斗。
而就我而言，我相信，我已經發現，在您的贊成和幫助下，它早就已經滲透到我們的法律和政策、行動領域中，而我正是在這些領域中與之斗爭的。
接下來，我希望您能注意到，如果您一方面在理論上反對共產主義，另一方面卻寬恕——甚至鼓勵——實踐中的共產主義，您就陷入前后矛盾中了。
如果您回答我說：“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實行保護性關稅而導致的那種共產主義，盡管與自由、財產權和正義是背道而馳的，卻合乎效用原則，正是這種考慮使我沒有理會其他方面的問題。”難道您不覺得，您已經先損害了您著作的整個成就，您已經使書中的觀點互相抵消了，您已經剝奪了您的觀點的力量，至少是在哲學和倫理問題上，站在了形形**的共產主義一邊？
那么，先生，一個如您這樣文明的有思想的人能夠承認實用與正義之間截然對立這種說法嗎？您希望我直言相告嗎？與其冒險提出這種破壞性、不虔誠的論斷，倒不如說：“在我看來，效用和正義是彼此沖突的，這是一個很特殊的問題。我很高興那些耗費一生精力仔細研究這一問題的人士得出了相反的結論。我確實對這個問題沒有充分的研究。”我對此沒有充分研究！那么，承認這一點就是那么痛苦，以至于某些人由于不想承認這一點，而準備自相矛盾到徹底否認主宰著社會發展的上天的法則，宣稱正義與效用是根本無法和諧的？還有什么比這更徹底地否認上帝的圣明的？我始終認為，一個有理智、有良知的人所能遭受的最大的災難，就是在這一點上陷入迷途。面臨這樣非此即彼的選擇的時候，一個有頭腦的人會站在哪邊？他決定站在效用一邊？那些自稱講究實惠的人經常就是這樣說的。然而，除非他們看不到一個念頭與另一種念頭之間的關聯，否則，他們也肯定會對系統的掠奪和不公正的后果感到恐懼。他毅然決然地決定站在正義、理想的一邊，而不管付出何種代價，“不管發生什么事，我都要作正義的事”。那些合乎正道的人經常都是這樣說的。然而，誰能承擔得起將自己的國家和整個人類推入不幸、荒蕪和死亡之中的責任？任何人，如果他相信效用與正義是對立的，他就無法在兩者之間作出任何抉擇。
我錯了。有人將作出抉擇，人心如此，自私自利將壓倒良心。事實已證明了這一點。不管在什么地方，人們都相信，貿易保護主義制度有利于人民的福利。人們采用了這種政策，盡管口口聲聲說著正義；然而，很快，不可避免的后果就出現了。對財產權的尊重被摧毀了。人們學比洛特先生的樣兒說：財產權既然已經受過貿易保護主義的踐踏，那為什么就不能再受就業權的損害？有些人追隨比洛特先生，走出第三步；還有些人則跟隨另一些人，走出第四步，直至共產主義大獲全勝為止。 [11]
還好，像您這樣健全的思想家，對這種惡果來得這么快大驚失色。他們企圖收回覆水。他們確實是想收回覆水，您在您的書中就是這樣說的，而貿易保護主義制度，只要一個社會邁出第一步，只要這一步，就會從致命的斜坡上滑下去。而看著目前對財產權的這種否定，如果您不是堅持下面的公理，“權利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如果它們存在，就會引起全部相應的結果”，而是說，“這兒情況特殊，在這里，為了國民的幸福，需要犧牲某種權利”，此時，你在書中所表達的力量和邏輯，就只能變成虛弱和自相矛盾。
因此，先生，如果您要完善您的著作，您就必須公開您對貿易保護主義制度的立場，而要這么做，就絕對有必要從解決經濟問題入手。您必須集中研究這種制度的所謂效用問題。因為，即使假設我已經看到了您從公正的角度譴責了這種制度，您也并不能完全打敗這種制度。重復一遍，人性如此，如果要讓他們在一種具體的好處與抽象的正義之間進行抉擇，正義的理想必然會危乎殆哉。如果你想了解這方面明顯的證據，那就請看看發生在我身上的事。
我 到巴黎的時候發現，形形**號稱自己是民主黨人和社會主義者的思想流派，如你所說，都在搬弄“原則”、“利他主義”、“自我犧牲”、“博愛”、“平等”、“和諧”等等詞匯。他們以輕蔑的態度對待財富，在他們眼里，財富如果不是可鄙的，起碼也是次要的；而由于我們重視財富，于是，我們就被人家看成是冷酷的經濟學家，自我主義者，個人主義者，資產階級，無情無義的人，只知道為了低級的自私自利而感謝上帝。 [12] “好吧”，我對自己說，“這兒都是些心靈高尚的人，我沒有必要跟人家討論經濟學觀點。這些問題太微妙了，而巴黎的政治理論家一般都無人愿意對這類研究投入太多精力。不過，跟這些人討論自私自利的問題，則不應該有什么障礙，他們要么由于信仰神圣的智慧而相信，自私自利是與正義和諧的，要么樂于犧牲個人的私利，因為他們都渴望成為忘我的人。那么，如果他們同意我說的，自由貿易是一種抽象的權利，那他們應該毅然團結在它的旗幟下面，因此，我將向他們陳述我的呼吁。”你知道他們是怎么回答我的？他們是這樣說的：
“你的自由貿易是個美麗的烏托邦。它是建立在道德與正義之上的；它使自由穩固，使財產權神圣；它會促進國際和睦，人類的和平和友愛。原則上，你是正確的，一千倍的正確。但是，我們將用各種辦法，毫不妥協地與你斗爭，因為，外國的競爭對于國內工業是致命的。”
我舉出自由回應他們：
“我不承認外國的競爭對我國工業是致命的。最起碼如果真是這樣，那你們將不得不在自私自利——在你們看來，這是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基礎，與正義——誠如你們承認的，這是自由的基礎——之間作出選擇。如果我，金錢的崇拜者，讓你們作這種選擇，那么，你們這些自稱是忘我的人怎么會為了滿足自私自利而把原則踐踏在腳下？主宰著世間凡人的那種動機，也完全主宰著你們，你們不要再為這種動機巧言辯白了。”
這一經驗讓我認識到，我們首先需要解決這一最重大的問題：正義與實用之間到底是和諧的，還是彼此沖突的？這之后，我們必須從經濟學方面研究貿易保護主義理論。如果兄弟友愛的鼓吹者自己在面臨錢財損失的時候也不免猶豫，那么，很顯然，僅靠兄弟友愛是不足以保衛普遍的正義理想的。我們也必須承認那種卑俗的、低級的、可鄙的、受人輕視的，但也是最強大的動機，即自私自利。
借這次機會，我在寄這封信時也冒昧地給您寄了兩卷書 [13] ，里面對此有一些論述。我完全相信，如果您像經濟學家一樣，能夠從道德原則之外的角度來分析貿易保護主義制度，如果我們只是對其效用有不同看法，那么，您就不會拒絕仔細地研究，終極解決方案里的這兩大要素是互相沖突的還是彼此和諧的。
這里存在的是和諧，至少在我看來，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但愿您也看得很清楚！那么，就請您運用您那杰出的說服力去反對最危險的空想共產主義形態，您會對給予它致命的一擊。
看看英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吧。如果說共產主義確實可以在這個世界上找到一塊最適合它成長的地方，那非大不列顛莫屬。那兒的封建制度使社會分化為極端貧困的階層和極端奢華的階層，按說，這應該使那里的人們的思想最易受這種錯誤理論的影響。然而，我們看到的是什么？這些理論使歐洲大陸陷入動蕩之中，而在英國社會，甚至連一點波瀾都沒有掀起。人民**運動 [14] 并沒有在那里扎下根。你知道為什么嗎？因為在過去10年中，人們一直在討論貿易保護主義制度的組織，清楚地闡明了財產權和國家的合理職能。
毫無疑問，揭開貿易保護主義的假面具就能打擊空想共產主義，由于同樣的理由，即由于兩者的密切關系，反過來，如果打擊共產主義，比如你那樣的做法，則可以同時打擊這兩者。貿易保護主義是不可能長期頂住一個明晰的財產權界定的沖擊的。因此，如果說有什么事情令人驚奇，并讓我高興的話，那就是看到那個旨在為壟斷特權辯護的組織，卻消耗自己的資源傳播你的著作。這可真是最怪異的一幅景象，或許可以令我以前的努力不算白費。米默勒爾委員會的這種作法無疑會使你的著作再版多次。如果真是這樣，那就請允許我指出：您的著作中存在著若干嚴重的疏漏。以科學的名義，以真理的名義，以公共福利的名義，我懇請您滿足我的需要，迫切地請求您對下面兩個問題作出回答：
1.貿易保護主義制度與財產權之間是不是從根本上就是不相容的？
2.**的職責是保護每個人按自己的意愿發揮其生產能力及支配其勞動果實的權利，也即財產權，還是拿走一些人的東西給另一些人，從而實現利潤、機會和生活水平的平等？
啊，先生，如果您得出了我那樣的結論；如果運用您的才能，您的名望，您的影響力，使這些結論在公共輿論中占據主流地位，您對法國社會所作出的貢獻將是多么巨大啊。那時，我們將會看到，國家被嚴格限制在其正當職責范圍之內，也即保障每個人按自己的意愿運用自己的生產能力、支配自己的財產的權利。我們將會看到，國家會放棄其大量不正當的特權，并從其所承擔的可怕的責任中解脫出來。國家會把自己完全限制于鎮制對自由的濫用，也即使人們只承認自由本身。國家將確保公平對待所有人，而不保證任何人穩獲成功。公民們將學會對國家所提出的要求進行分析，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幼稚的。他們將不會用無數訴求和要求淹沒它；他們也不會再把自己的不幸歸罪于國家；他們將不再對國家抱不切實際的幻想；在熱切地追求利益的時候，國家不再是施舍者。我們不會看到他們把每一次失望都歸咎于立法者和法律，然后要求替換官員和**形態，建立起一個又一個制度，又砸爛一個又一個制度。我們將看到，人們會拋棄通過國家代價高昂而危險的干預互相掠奪的普遍的狂熱。**將嚴守其職能和責任，一切從簡，成本低廉，不把它們一環套一環的沉重代價強加于被統治者，以獲得公眾的好感。這樣的**將具有凝聚力，而這種凝聚力是我們國家從來沒有過的東西；我們也可以徹底解決一個大難題：終結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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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發表的時候，即1849年1月，梯也爾在伊利宮（路易·拿破侖擔任共和國總統時的官邸）很走紅。——法文版編者注
[2] 參見巴斯夏全集法文版第一卷，1845年1月和1846年10月致de Lamartine先生的信，及第二卷的一篇注明是1847年6月27日的文章Communi**——法文版編者注
[3] 參見巴斯夏全集（法文版）第二卷收錄的注明為1846年11月20日的文章《自由交換》（Free Exchange ）。——法文版編者注
[4] Auguste Adolphe Marie Billault（1805—1863），法國律師、政客。他沒有什么堅定的政治信念，但具有辯才和野心，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時期是個很有影響的人物，在第二帝國時期，曾擔任內政部長、參議員和不管部部長。——英譯者注
[5] 作者認為比洛特先生為了加強自己的論點而可能提出的這種看法，很快就被另一位貿易保護主義者說出來了。1850年4月27日，米默勒爾先生在議會制造業、農業、商業委員會上發表的一次講話中正是這樣說的。參見 第8章《掠奪與財產權》所引本次講話的段落 。——法文版編者注
[6] Charles Gilbert Tourret（1795—1857），工程師、政客，1837年當選議員，曾任農業與商業部長。——英譯者注
[7] Bidassoa，法國和西班牙之間的一條界河。——英譯者注
[8] Loire，法國最長的河流。——中譯者注
[9] 參見作者法文版全集第二卷的文章One Profit against Two Losses, Two Lossesagainst One Profit。——法文版編者注
[10] 參見本書 第6章《財產權與掠奪》第三封信 。——法文版編者注
[11] 參見本書 第8章《掠奪與法律》最后幾頁 。——法文版編者注
[12] 參見作者全集法文版第二卷，Polemic against the Newspapers中的大多數文章，尤其是題為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Free Trade的文章。——法文版編者注
[13] 作者寄給梯也爾先生的兩卷書就是《經濟學的詭辯》第一、二卷。——法文版編者注
[14] 1838到1848年間，英國發生的以爭取普選權為核心的勞動群眾政治運動，主要參加者為工人。后失敗。——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