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水滸傳》是我國古代，也是世界文學罕有的一部描寫農民革命斗爭的長篇小說，它的產生，跟我國文學史上許多家喻戶曉、為人民喜愛的名著一樣，是有進步思想的文人作者采取民間流傳的群眾創作，加工再創作而成的。
北宋末，本有“宋江三十六人”起義的史事。到了南宋，在民族矛盾和階級斗爭持續劇烈發展的歷史背景下，這些起義英雄為人民群眾傾心愛慕，廣泛流傳，以至紛紛起而效尤。
我們知道，北宋腐朽政權面對嚴重“內憂外患”，一貫對外屈降，對內鎮壓。鎮壓了內部，才可以偷生苛安混下去。但這個政權“民窮、財匱、兵弱、士大夫無恥”，他們哪有力量“安內”？《宋史·侯蒙傳》說宋江在京東起事，侯蒙給宋徽宗上書，建議“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徽宗對侯蒙的建議大加稱賞，就要他照他的獻策去辦。可是侯蒙受命，在路上就死了，他的建議遠沒有成為事實。不久，北宋亡國了。南宋統治者是更加無恥的投降主義者，而當時南北廣大人民群眾對金統治者侵擾是堅決抗戰的。他們一批批建立山寨水寨，對金反侵略、反擴張，對宋反投降、反壓迫；與南宋統治者相對立，形成大是大非黑白分明的陣線。茍延殘喘的南宋統治者處此局勢，當年侯蒙的獻策自然而然成為他們“安內”最好的政策，想方設法加以提倡和號召。
這其中，插手傳聞傳說，就是一個方面：“正史”“野史”及各種私家筆記，所記關于宋江三十六人受招安、征方臘的事，就由原來遠未實現的主觀愿望，儼然變成“真人真事”了。
利用當時受群眾歡迎的所謂“瓦舍技藝”的“說話”，進行反動政策的宣傳，是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有史書記載，說宋高宗趙構在宮里喜歡聽“說話”，有個內侍會說“小說”，搜集了據說在金兵渡江時受騙上當接受了招安的義軍邵青的事，編成“小說”。趙構最愛聽這種故事，極力贊美邵青手下有些將領的所謂忠義之氣。“瓦舍”藝人到宮里表演也是常事，“說話”人很多有“待詔”“御前供奉”之類名銜。由此可知最高統治者親自插手利用“說話”技藝來宣傳他們罪惡政策的情況。
利用流行的畫像題贊的方式來進行宣傳提倡，是又一個方面。據宋末畫像龔開《宋江三十六人贊》所說的看來，為宋江三十六人作畫贊，在當時統治階層長時期來已經蔚成風氣，他的先輩“高如李嵩輩”多次傳寫過。這李嵩，是出身貴族的南宋三朝畫苑的著名畫家。封建統治者的御用畫苑，百般給他們所稱為的“虎狼”“巨盜”塑造美術形象，意欲何為？用心難道還不明顯！再看龔開的自述和贊語，他持封建統治者的觀點，痛罵誤國的奸臣賊子，比照之下，對巨盜宋江之流深表敬慕和贊賞；每人四句贊語，說他們“酒色粗人”“志在金寶”“酒色財氣，更要殺人”，極盡歧視和污蔑，可對宋江卻說：“不假稱王，而呼保義，豈若狂卓，專犯忌諱！”這四句就說到點子上：這是指所捏造的受招安、征方臘說的。
“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這是南宋時流行的一句民諺。魯迅說，“這是當時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華的結語”。當時統治者正是這樣施展其陰謀以瓦解起義軍的反抗的。受招安、征方臘、效忠于趙官家的宋江，就是他們精心樹立的一個黑樣板。這是事實，把它揭露出來，對我們研究《水滸》以至史事是有必要的。
我們知道三十六人，除宋江外，本無姓名，更不必說別號和性格了。龔開的贊里，每人都有了別號和姓名，而且隱約有了性格和故事。與此同時的《大宋宣和遺事》關于水滸故事部分，有花石綱、楊志賣刀、取生辰綱、晁蓋落草、宋江殺惜上山以及受招安、征方臘、封節度使等段子，所記草率粗略。但人物故事發展起來了。這兩種資料都產生在宋元時期，看來，這些都是從南宋百多年來所謂“街談巷議”，其中主要是“瓦舍技藝”的“說話”等慢慢積累起來，而后被采取過來，填進，或拼湊到上述以宋江這個黑樣板為主的最初的胚胎上來的。
宋元時代除“說話”外，還有“雜劇”不斷由此取材。由于當時人民的愛國熱情和反抗黑暗統治的要求，這種說英雄故事、演英雄戲的風氣形成高潮。他們熱烈向往那樣一些傳說中的英雄，水滸原來的人物故事就日益發展豐富起來。例如由三十六人，發展為七十二人，又發展為一百零八人等。但也都是單個的片段故事。
統治階級的思想就是統治思想。當時隨著商品經濟和城市規模的發展而興起的所謂市人或市民（亦即城市居民）以及被迫脫離土地和農村的勞動者、流浪者，實包括廣泛的階級階層。他們的思想意識是很復雜的。他們的主體當然是處于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跟封建統治者必然存在著對立的一面，但同時，就是這些下層人民對封建統治又存在依賴性的一面。要這些人民群眾不受封建統治思想的影響，應該說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們絕大多數畢竟還是下層被壓迫者。因此，人民口頭創作的人物故事，其思想內容和官方的要求往往不但不相符合，相反，絕大部分和官方的觀點形成尖銳的對立。比如龔開畫贊中的人物多是流氓盜賊的面目，但民間創作的則多是抑強扶弱、劫富濟貧的英雄好漢。就拿宋江說，例如有人記一個篙師口述的宋江，說他“為人勇悍狂俠”。這個口述，看來也是一種傳說，但這樣風貌，跟他“橫行齊魏”的行徑就很相合。拿來跟統治者塑造的黑樣板形象比一比，就成為鮮明的對照了。
如上所述，今存宋元時代的《大宋宣和遺事》，其中關于水滸的故事，才開始把幾個零散故事編排在一起。梁山泊故事已成雛形，但遠遠談不上有機的藝術整體。元末有個施耐庵，就在上述長期積累的群眾創作基礎上，用他自己的思想觀點、斗爭經驗和文化涵養，寫成這一部在封建時代可稱“奇跡”的《水滸傳》。
關于施耐庵的生平，我們所知極少。但從作品的內容看，我認為作者若沒有相當的斗爭實踐，一個古代文人，盡管在元代統治下處于受壓迫歧視的地位，而能具有作品里所表現的基本觀點和愛憎感情，能夠把那些英雄好漢寫得有血有肉，激動人心，都是難于設想的。
二
施耐庵的加工再創作，不只是把單個的英雄故事連貫起來，使短篇發展成為長篇；更可重視的是他提高、加強了人物故事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力量。這可以從以下三方面略加說明：
一、著重揭露了封建統治的罪惡和社會的黑暗。為了突出“亂由上作”“**”，書中首先描寫了“道君皇帝”所寵用的以高俅為代表的六賊。這是最高統治集團，貫穿全書。“六賊”之下，有許多無惡不作的地方官，如大名府梁中書、冀州殷天錫、江州蔡九知府等；以下還有一處處基層的貪官污吏、土豪惡霸，如張都監、蔣門神、西門慶等；另外各級官府都有無數的爪牙，如陸謙、富安、董超、薛霸等。這樣，從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層，構成一個壓在良民百姓頭上使之求生無路的極端兇殘黑暗的統治勢力。在《水滸傳》之前，包括宋元“話本”和“雜劇”，往往把封建時代的社會、政治問題，理解為個別人的好壞問題。寫壞人，只寫他個人壞，好像是偶然的事例，因而強調命運注定。施耐庵站得高一些，把這樣一些個人和個人行為，當作整個的社會、政治問題來處理（雖然后來也寫了一些好官），因此揭露得很深刻。例如高俅的義子高衙內調戲林沖的妻子，若將此看作個人惡行，意義不大。作者卻把此事同統治集團的代表人物聯系起來。高太尉使用權力，幫同兒子干壞事，不惜下毒手百般陷害林沖。在發展中再聯上許多人物和社會面，形成了廣闊的如火如荼的社會階級斗爭。這就賦予它以強烈的政治社會意義。作品寫了一系列這樣的人與事，旨在揭露封建統治者及其社會的罪惡的實質，無不貫注著作者的義憤，其深廣程度是以往的作品從來沒有達到過的。
二、更為可貴的是作品塑造了許多起義英雄的正面形象。作者以高度熱情，清醒頭腦，把那些在舊時代被稱為“寇盜”、被當作洪水猛獸的革命反抗者放在主要地位，歌頌他們的品德和反抗精神，描寫他們通過不同道路在火熾的殘酷的斗爭中發展成長，以及造反上梁山的過程，把他們寫得非常可敬可愛、真切動人。其中，魯智深和李逵是突出的。盡管像李逵也還有一些不良作風。魯智深性格的特點是路見不平就挺身而出，他不能容忍任何欺壓人的事。他不存私心，“殺人須見血，救人要救徹”，干完了就丟開忘掉。作者寫他這些性格的特點，同時也寫明了形成他性格的社會根源。就是說，這和他的出身、經歷和現實處境不可分：他是個一無所有、身居卑賤的江湖好漢。李逵的性格和魯智深有些相近，但具體表現迥不相同。他聽到謠言說他素所愛戴的宋江強娶民女，他就掄起板斧要殺宋江；等到確知枉屈了人，又立刻負荊請罪。他的單純與勇于反抗，以及疾惡如仇，都顯現出一個貧苦農民子弟的優美品性。武松是屬于另一種性格，他最初受城市小私有者的思想影響，個人意識強，私人恩仇觀念重。武松出場時，作者一面盡情贊揚他英雄了得，說是“說開星月無光彩，道破江山水倒流”；一面卻用連續的情節場面，毫不聲張地描寫他性格中的缺陷和丑行。例如為哥哥武大雪冤報仇，事前告狀，事后自首（李逵、魯智深絕不肯這么干）。充軍到孟州后，又被土豪施恩利用，大打另一地霸蔣門神。直到橫遭他看作靠山和恩主的張都監的陷害，這才幻想破滅，大鬧飛云浦，血濺鴛鴦樓，轉變思想，上了梁山。林沖和楊志屬于較上層的人物，一個是“禁軍教頭”，一個是“三代將門”之后。他們轉變立場，走上革命道路，更是艱難曲折，作者又各有不同的處理。作者對這些英雄人物懷著熱愛，同時又以嚴峻的態度，對他們作了分析。在大大肯定他們的前提之下，寫他們的缺點或弱點，著力描寫他們如何在火熾的階級斗爭中克服了存在的缺點和弱點，提高了思想認識，從而成為英勇堅強的革命者。作者塑造的許多主要英雄，一面顯得很高大，不平凡，了不起，一面又像我們的老朋友一樣，令人感到熟悉和親切。他們都是古代現實生活中的具體的人，同時其內心精神又顯然有了適度的提高。在這方面，作者在深厚的民間創作基礎上所取得的作品內容和藝術方法上的成就，在當時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創新。它的要點在于他能以當時被壓迫人民的觀點與要求來評價人物，并且還能以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觀察現實，分析問題。就前一點說，封建時代作品能以被壓迫人民的觀點來處理、評價人物，不止在《水滸傳》以前是罕見的，即在《水滸傳》以后也是少有的。所謂把顛倒的歷史顛倒了過來，就是因為作者掌握了這種令人驚奇的高明觀點。上面說，《水滸傳》的產生是個“奇跡”，主要也指這點說的。再就后一點說，在古代小說發展史上，《水滸傳》使我國中世紀源于民間的英雄傳奇式的作品，在現實主義藝術方法上異軍突起，造詣很深，成就驚人！什么叫作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我的一孔之見，就是作者在觀察現實、塑造人物時，能夠符合唯物論辯證法。生活里，本有樸素唯物辯證法，作者在生活實踐中，如能逐步掌握，他的觀察現實就能符合客觀實際，塑造人物就能栩栩如生，真實動人。除此之外，當然還需要相當的文化知識，從前人的經驗中獲得借鑒與啟發。明清時代的評論者總從文筆方面贊賞《水滸傳》，說他從《左傳》《史記》學到了高明的筆法。這種評論是**的。但說《水滸傳》借鑒了古代史傳文學的經驗，在藝術概括方面，接受了古代史傳文學的傳統，看來確是事實。我國古代史傳文學跟我國的小說屬于不同的體系，不能混為一談。但它們是以寫人物為主，跟此后以記事為主的史書不同。它們在寫人物方面的成就給予后世小說作品以巨大影響，應該說就是從《水滸傳》開始的。明清出現的文人作者創作的許多現實主義名著，在人物處理和藝術概括方面，接受了這一傳統，也是不能抹殺的。毛主席在《矛盾論》里指出：“《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并說“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毛主席的教導，我們讀《水滸傳》應該加深學習。
三、《水滸傳》不止寫了一個個英雄的發展成長，每個英雄都是梁山泊隊伍的一員。他們的成長、轉變的過程，也就是革命隊伍的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作品著眼要寫的就是這個革命隊伍的發展壯大以至最后慘遭敗滅的全部過程。這是《水滸傳》全書的主要之所在。梁山成員有許多是從統治陣營分化出來的。他們被逼上梁山，成為義軍的骨干。還有不少的人是被生拉硬扯過來的。這有兩種：一種是社會地位高，名望大，拉過來可以擴大義軍的政治影響；一種是有高強的武藝和特殊技能，可以壯大義軍的戰斗實力。此外凡有一技之長者，都被視為義軍所必需。作者讓所有這些人都團結在宋江的周圍，統一在一個綱領之下，發揮各自的才能。梁山義軍的綱領，是所謂“替天行道”，劫富濟貧，其理想是一種空想的平等社會。作品的重要部分是描寫反抗黑暗封建統治的革命斗爭。作者對義軍隊伍的描寫，比起他作為再創作基礎的前人的創作來，無論在政治素質或精神面貌各方面，都做了明顯的很大的提高。例如元人雜劇中的魯智深、燕青等人多為一些**事件大賣氣力，李逵總是滿口“桃花流水”“黃鶯杜鵑”，看一看元雜劇《詩酒麗春院》的名目，就知道李逵是個什么樣的人物。元雜劇的英雄人物，多寫得非常萎縮狼狽，往往忍凍挨餓，躲躲藏藏，跳墻頭搞偷竊，都是常事。這其中也包括魯智深。《水滸傳》上的英雄就明顯地高大起來了。再舉一例：石秀和時遷兩人投奔梁山；英雄來投，向例會受熱烈歡迎隆重接待的。可是晁蓋聽說時遷在祝家莊偷了人家的雞，勃然大怒，說他們敗壞了梁山的榮譽，要殺時遷祭旗。
作者盡可能把理想與愿望賦予了這支隊伍，同時對隊伍里眾多人物，又區分了內外親疏，予以不同的對待。對那些骨干人物，著重寫他們思想政治品德，給人印象很深；對另外許多拉過來的人物，只突出他們擅長的武藝和技能，給人印象淺。這些拉過來的人多是上層分子，看來作者不止認定必須分化敵方以壯大義軍，同時也深思熟慮到義軍團結問題和走什么道路的問題。因此，作者一貫十分強調宋江的核心團結作用和方向領導作用。可是，問題恰就出在宋江這個領袖身上。宋江問題和他領導的義軍受招安問題，是作品不容忽視的兩個大問題，也是必須從中對作者的思想政治觀點作具體研討的問題。
三
宋江是作品的主要中心人物。作者有心要寫這樣一個人物作義軍領袖，放在顯著地位，著力描寫了他。宋江出身地主家庭，身居縣吏的職位（書中特意敘明宋代縣吏受壓迫與損害的情況）。他的性格具有革命性和妥協、動搖性的兩面。對宋江這種兩面性，作品里描寫得很清楚。他冒著性命干系給晁蓋報信，為維護和梁山關系而殺閻婆惜，這算是他革命性的表現。他有極其廣闊的社會關系，上至官僚地主，下至江湖好漢和勞動人民，識與不識，多同他有深厚的情誼；絕大多數英雄好漢直接或間接是因為他的關系而參加義軍。他們也深受他的感召，一心擁護他，緊密團結在他周圍。他沒有個人權位欲望，謙虛謹慎，能平等待人等。凡此描寫，都表明作者把可能有的最好的理想與愿望賦予了他，極力抬他作義軍領袖，并且認作最好的領袖。另一方面是他的動搖、妥協性。在《宣和遺事》和元人雜劇里，宋江殺惜之后即上梁山。作者把這點作了改動：宋江殺惜之后不肯上山，而是逃到了官僚花榮、大地主柴進和孔太公莊上。這些描寫是符合宋江性格的。可是大鬧清風寨之后，大批人馬跟著他上梁山，中途接到宋太公病危的假信，就丟下大家，堅決回家去。回家之后，竟又報官自首，甘愿流配江州；發配途中，故意繞過梁山，唯恐被劫上山去。這已經夠使人起反感了，作者卻不以為意，認為宋江這些作為有道理。到江州以后，不知哪里來的滿腹牢騷，忽在江樓題反詩，而后在官府迫害下被梁山弟兄劫上山去。以上所說在殺惜之后，安排宋江一北一南轉了兩個大圈子，把大批英雄好漢串連上了梁山，作者用心，一方面是為把一人一事組織為長篇的即結構上的考慮，同時也借以顯示宋江作為義軍領袖的威望和作用。可是這里面就存在一個嚴重問題：作者寫宋江上山，并無思想轉變，完全出于被動；這個作為“眾望所歸”的領袖人物的思想立場問題遠遠沒有解決。我們知道，上述作者所賦予宋江的種種美德，就一個領袖人物說，當然十分重要，因為義軍的團結統一確乎是重大問題，從而也表明作者政治思想——尤其在封建時代確有嶄新的高見。但說到底，這畢竟都屬思想作風；而一個革命者——尤其領袖人物的思想立場問題，才是根本問題。作者一味偏重前者，顯然本末倒置。作為藝術形象，宋江的性格本來顯得現實血肉太少，概念化的成分太多；再加上這個根本缺陷，就愈益使人覺得此人只是作者的一個觀念的傀儡。凡此，都反映了作者思想觀點的嚴重局限；連到上述第二點所論，顯示了作者世界觀的尖銳矛盾。
這就關聯到義軍受招安的問題。作者有心安排這樣一個立場不對頭的人物作義軍領袖，應該說，其主導思想就是認為受朝廷招安是義軍唯一正確的道路；宋江念念不忘招安的思想，實即作者自己的思想。寫義軍走這樣一條投降道路，作者在嚴重的思想局限下，內心確實存在著不能解決的矛盾。例如，作品里特意安排了幾個堅定的骨干人物：李逵、魯智深、武松，還有林沖，出面反對，對宋江的決策表示強烈的反感，連桌子也踢翻了。更有重要意義的是，走這條投降道路，導致了義軍事業的徹底失敗，落了個極其悲慘的結局。征方臘以及跟著而來的慘局據說都是《水滸傳》最早本子里原有的，出于原作者的手筆。那么，作者是否通過這些安排與描寫對宋江所抉擇的道路加以批判和否定呢？仔細看，卻又不能這么說。實際是，宋江走的這條死路，正是作者費盡心思籌劃決定的。在《水滸傳》以前，關于宋江義軍的結局，正史、野史和民間傳說有幾種不同的記載：一種是義軍被官軍消滅了；二是說官軍追困義軍到海濱，而后擊潰了；三是義軍受招安，征方臘后，宋江作了節度使。作者對三種結局全都拋棄不用。他熱愛梁山義軍，還是寫義軍受招安，但作了迥不相同的處理：排了座次，宋江決策后，首先寫大鬧東京，如入無人之境，以顯示他們若要奪取趙家政權，實易如反掌；接著又大寫三敗高俅，二敗童貫，大長義軍威風，如此通過走各種門路和嚴重艱巨的斗爭，然后“光榮體面”地接受招安。由此可見，作品里所寫受招安及其慘痛的悲劇結局，正是作者自以為給義軍找到的“最好的理想道路”。
作者顯然熱愛義軍，卻安排這樣一個宋江作領袖，從而又給義軍尋求這樣一條投降的死路。究竟為什么？真叫人難解。
四
到這里，只有就作品內容再具體談一談作者的世界觀問題。
先從“忠”的思想說。作品標榜與宣傳“忠”：梁山“聚義廳”，宋江當上領袖，就改為“忠義堂”；后來的《水滸傳》加上了“忠義”的頭銜，也不是沒有依據的。宋江口口聲聲說“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閉塞，暫時昏昧”；阮氏兄弟大唱“忠心報答趙官家”，甚至魯智深也說奸臣“蒙蔽圣聰”。作品里大寫特寫義軍百般“爭取”朝廷招安，明顯的是出于這個“忠”的思想。一到征方臘，讀者不禁為之疾首痛心，作品卻寫得振振有詞，意思是，方臘起義，自立朝廷，違犯了“忠”的大倫。這以后，一面寫義軍的慘局，頗有揭出血的教訓，垂戒后世之意，但一面仍然在對宋江的描寫里流露肯定與贊美，意思是宋江效忠趙家政權，始終盡其在我，因而視死如歸。作品的主要部分明明寫的被壓迫人民反抗封建統治的極其激烈殘酷的階級斗爭，但到七十回正式提出“招安”的決策后，原來對抗的兩方忽然“合二而一”，反對的只是統治勢力中幾個“蒙蔽圣聰”的奸佞；人民與封建統治的斗爭，一變而為封建統治內部的“忠”與“奸”之爭。于是統治政權里出現了幾個“忠”臣，與義軍協力同心，完成了招安之策，實現了作者的理想與愿望。這個“忠”的觀念，使作者在不無內心矛盾的情況下甘愿犧牲艱難締造的義軍事業，以爭取與達成“招安”，走上死路。歷史唯物主義教導我們，評論任何事物，必須聯系當時的歷史環境。我們知道水滸故事從口頭流傳、逐步發展以至由文人加工再創作而成書的整個年代，民族矛盾是居第一位的。北、南宋之交以至整個南宋，堅決抗擊侵略、反對投降主義，是上下各階級階層普遍的共同的強烈要求。我想這里不須多說。到南宋亡，在元代統治下，所謂“趙官家”，就逐步成為“漢家”的象征性稱號。所謂“漢”“唐”，有時也用作這種意義的稱號。書中多處提到“保國安民”之類口號，宋江勉勵武松要到邊庭上一刀一槍，博個封妻蔭子、青史留名。魯智深一出場就是要投奔衛國名將老種經略相公種師道。明代的思想家李卓吾，愛讀《水滸傳》，他寫的一篇著名的《忠義水滸傳敘》里把這意思說得很明白，有幾句是“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憤什么宋事？就是憤兩宋統治者不肯聯合人民的力量堅決反抗侵略，而死心塌地堅持可恥的投降主義，以至慘遭亡國之痛。由此看來，書中著力寫的大鬧東京以及敗高俅、敗童貫的斗爭，都出于爭取與“趙官家”統治政權團結合作，共同抗擊侵略的意圖。這在我們今日的讀者應該容易理解的。提出的所謂“忠”，與宋統治者提倡的“忠”，作者所采取的宋統治者捏造的宋江受招安、征方臘的黑樣板，其實際意義與實質內容是有不同的。作者寫義軍的慘局同時，又稱贊宋江被毒害而視死如歸，也都有他的道理。但把話說回來，即在此歷史背景下，宋江領導的、作者所宣揚的，這是一條不折不扣的投降主義路線。這是不容置疑的。可是在七百年前一個封建時代文人，要求他還能想出更高明一點的主意，拿我們今日新時代標準，要求于他，那就未免不實事求是。因此，我們不能說他存心宣揚宋江的投降主義路線，而只能說是出于古代作者思想的歷史局限。若說“觀今宜鑒古”，拿水滸義軍所走的路線及其慘局，作我們今日和今后的鑒戒，那我想施耐庵是會鼓掌歡呼，心悅誠服的。
其次談到“義”。作品具體描寫的義，在很大程度上有新的內容。它的意思，與謀求個人富貴的私“利”相對立，指一種被壓迫者大伙兒的利益。在很多時候，“義”的概念與保國衛民、反抗侵略與壓迫意思相通。“義”與“不義”，意即是否同情與支持被壓迫被剝削者、是否參加與堅持革命反抗。魯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義”，李逵誤信人言而要殺他素所擁護的宋江，講的也是“義”。這比《三國演義》劉、關、張所講的“義”，確有大小高下的性質與內容的不同。這里重要的是要看把這個“義”放在什么地位。在具體描寫里，這個“義”，歸根到底，不但放在“忠”之下，要服從于“忠”；而且也服從于“孝”。“孝義黑三郎”宋江的所作所為，一到“義”與“孝”發生矛盾，作者筆下就理所當然地重“孝”而輕“義”。前面說到宋江性格的兩面性，那實質內容主要就是“義”與“孝”的兩面。在那些關于宋江的描寫里，作者的褒貶，態度好像不明確，從作者的指導思想看，作品所寫宋江許多妥協、動搖性，都不外為了盡“孝”道。在作者看來，那不止天經地義，無可非議，而且是特意提出來加以表揚，認為是他心目中的義軍領袖不可缺少的美德。
作品里寫了幾個女性英雄。但作者的婦女觀在當時也還是很落后的。作品中還有許多神道觀念、宿命論迷信思想等。
由此可見，作者的世界觀沒有擺脫封建倫理體系。前面提到作者世界觀的嚴重局限，從而指出他內心思想的尖銳矛盾，就是指此而言。實則不足為奇。在那個時代，一個作者思想里不存在矛盾以至尖銳的矛盾，是不可能的。魯迅說，一個人無法揪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面。對于一個古代有成就的作者存在這樣那樣一些思想問題，當然應該指出來，但要理解，那是難于避免的。
1978年
（原載《文藝報》197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