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紅樓夢》寫了一個戀愛不能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悲劇，就是賈寶玉和林黛玉、薛寶釵的戀愛、婚姻的悲劇。這是《紅樓夢》悲劇的中心事件。
作者處理這個故事，跟我國過去任何關于戀愛或婚姻問題的作品不同。《紅樓夢》的特點是，它寫出了這個悲劇發生和發展的復雜細致的現實內容，寫出了造成這個悲劇的全面的深刻的社會根源。這就是，一方面，作者不是簡單地或表面地了解賈、林、薛的婚姻事件，而是從悲劇主人公的思想性格上來看那內在深處的真相，從日常生活活動中來看那多方面的內心精神的關系的；另一方面，作者不是把問題局限在本身的范圍里面，使之和所在的環境絕緣，而是圍繞著這個中心事件，同時鋪開了一個由無數有關人物所構成的極其廣闊的社會生活環境，亦即同時描寫了這個步步走向崩潰的貴族統治階級社會的真實內幕的：總之，作者是努力從人物性格和生活環境的極其復雜深邃的關聯和發展上來連根地“和盤托出”這個悲劇的。
古今中外的文學，還少見這樣一部作品，它展開這樣廣闊的一個生活環境，從多方面具有重大意義的矛盾斗爭中，從無比地錯綜著的人與人的關系上，如此充分地來描寫人物性格和事件發展的。《紅樓夢》現實主義藝術高度的思想傾向性和它的宏大的結構，首先就是產生于作者這種深和廣的對生活的認識能力和愛憎感情上面。
我們知道，現實主義藝術無不以從生活中塑造真實的人物形象為能事，無不以塑造具有豐富深刻的現實內容和巨大藝術感染力量的人物形象為能事。作品中寫的場面、情節和無論什么事物與瑣細節目，離開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就失去了意義。作品的思想主題，社會和歷史的特征內容，也總是從人物形象表現和反映出來。
因此，我們研究《紅樓夢》這樣一部偉大的古典現實主義作品的內容，正應該從人物形象的研究著手。研究眾多人物主次從屬的關系，研究眾多人物形象的特征，研究眾多人物在矛盾斗爭中的地位和彼此間的關系，研究人物性格的形成和發展，研究作者在處理上所表現的態度或愛憎感情等等。只有這樣的來作研究，才能了解作品的思想內容和它所反映的現實意義。
但是有些《紅樓夢》研究者往往拋開人物形象，從書中摘取一些枝節的事項和節目，來論斷作品反映了怎樣的思想，提出了怎樣的問題。還有不少這樣的例子，比如列舉大觀園里一頓酒飯花了多少銀子，烏莊頭送來多少什么地租，諸如此類，以證明賈家生活的奢侈，如何剝削農民，和說明了什么性質的歷史或經濟問題，等等。
若是一部《紅樓夢》只提供了這樣一些干癟的事實和數字，那它有什么價值？作為死的歷史資料看，許多文獻盡有更為翔實更為精確的記載，《紅樓夢》和一切文學作品都遠不能及。《紅樓夢》的偉大與不朽之處，是在它以無比豐富的活生生的藝術形象，真實具體地反映了社會和歷史的內容；在這一點上，任何歷史記載都不能和它比擬。
凡是閹割了藝術的生命，抹殺了文學作品的特點，那方法都是錯誤的。
如前所述，《紅樓夢》以賈寶玉和林黛玉、薛寶釵的戀愛和婚姻問題為中心事件，整個《紅樓夢》悲劇都以這三個人物為中心。而賈寶玉在三個中心人物中又居于主要的地位，并且全書所有各類人物都是圍繞著他作為一個完整的典型社會生活環境而展開的。因此，在闡論《紅樓夢》現實主義藝術的思想傾向性這個總題目里，這里首先試從賈寶玉的典型形象著手。
二
賈寶玉這個藝術典型一如現實中的人一樣，他的思想性格，是他的生活環境中多方面復雜的條件和因素，在他的具體遭遇和經歷里，給予影響，發生作用，而于不知不覺中形成起來的。《紅樓夢》描寫賈寶玉性格的特點，同時充分地描寫了造成他的性格的生活環境和他的具體境遇的各方面特點。使我們信服地看出來，賈寶玉的獨特的性格，完全是一個必然的存在。
關于《紅樓夢》的典型社會環境，這里不作全面和具體的分析；這里只能就形成賈寶玉性格的現實條件方面，簡括地說明幾點。
我們都知道賈寶玉生長在一個腐朽衰敗的“侯門公府”的封建貴族大家庭的社會環境里。這個環境，在中國封建社會——尤其末期，作為上層統治階級社會看，具有豐富的典型特征和意義。
在當時，官僚地主家庭一般都逃不出一個常例，即所謂“五世而斬”。意思是，這種家庭的所謂“榮華富貴”，無法長久持續下去；傳了幾代，就衰敗沒落，據說不出五代也就往往垮臺了。這是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本質所規定，歸納了無數實例而得出來的一種認識。
《紅樓夢》所寫的賈家也是這樣。開頭第二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先就借著冷子興和賈雨村的談話，扼要地介紹了賈家榮寧兩宅的這種形勢，并且指出那蕭索衰敗的征象：一是“人口日多，事務日繁，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榮，運籌謀畫的竟無一個。那日用排場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沒很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二是“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的人家兒，如今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跟著就敘說賈家的世代，說出富貴家庭趨于衰敗的必然發展過程和具體現象。
冷子興說的第二點，即養的兒孫一代不如一代，被認為一件大事。強調指出這種“勢所必至”的現象，是必要的；這是籠罩全書具體描寫，有重要意義的一點。因為封建社會是以男性為中心建立它的統治權力的。兒孫的腐朽無能，在這種統治階級家族是“理有固然”的，也是最嚴重的現象。比較起來，“內囊盡上來”倒是小事了。我們看賈家兩宅的老爺少爺們，實在沒有一個不是腐朽無能的。他們雖然各有不同的面目，但共同的特點是不管事，不負責，沒腦筋，沒識見，荒淫無恥，作惡多端，精神墮落，道德敗壞。賈政算是他們之中的一面旗幟。但是他的毫無辦法和極端庸陋，從他管教子侄、結交門客和言談治事等方面可以看出來。
其實不止賈家如此，《紅樓夢》寫到的整個統治階級的社會，這一趨勢是相同的。
和男性的腐朽無能相應而生的一個特征現象，就是婦女的掌握權柄。就封建社會——尤其統治階級社會說，婦女當權，是常常不可免的，但同時也是紀綱毀墮的嚴重現象。他們的格言說，“牝雞司晨，唯家之索”。所以母雞打鳴，就要殺它；母雞跳上了灶，就看作很不吉利的事。這些在我們今日看來覺得極為愚蠢可笑的意識，其實都反映了封建社會統治權力的特點。因為婦女在這個社會制度里是被當做奴隸看待的，她們沒有獨立的人格，沒有自主之權，只應該遵守“三從四德”的教訓，服從夫權和父權；祖母也須遵從兒子的權位，體察兒子的意旨，以襄助教育和家庭大事（所謂“女主內”，應該是指日常家務和操作，并非指家庭大事的**而言）。《紅樓夢》里的賈家（其實不止賈家），卻一反其道，原應居于被統治地位的婦女，卻掌握了家庭中的一切大權。大勢所趨，這個封建階級大家庭就陷于他們的制度所忌諱的所謂“牝雞司晨”的局面。
書中具體描寫出來的，賈家治家教子等的大權是握在賈母的手里。這個“老祖宗”，被全家上下尊崇為思想領導的最高權威；而鳳姐，心目中無視公婆和丈夫，一心向“老祖宗”獻好討喜歡，于是攫取了總理全家事務的實際大權。
第三十三回賈政毒打寶玉，賈母走來，和兒子發生尖銳的沖突。賈母滿心震怒，用種種諷刺和挖苦的話斥責了賈政。賈政忙叩頭說：“母親如此說，兒子無立足之地了！”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這里母子間所爭的是關于教育方面的家庭大權。賈政說，“兒子管他為的是光宗耀祖”。按封建社會的“道理”說，講孝道和遵從父權是并存而不相犯的，即賈政應該對賈母孝敬，以盡“子職”，賈母也應該支持和遵從賈政的“父職”，不當奪了他管教兒子的權威。但賈母不管這些。爭執的結果，兒子只好服從了母親，并且“直挺挺跪著，叩頭謝罪”，真心自悔“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
第二十四回寫賈蕓謀差事。賈芹、賈薔求事，直接找了鳳姐，很快就成；賈蕓不知底細，找了賈璉，就走錯了道路。但賈蕓機敏乖巧，看到風勢不對，立刻糾正，設法買了冰片麝香去求鳳姐，當天就得到管理園中種花木的事。賈蕓說：“求叔叔的事，嬸娘別提，我這里正后悔呢。早知這樣，我一起頭兒就求嬸娘，這會子也早完了。誰承望叔叔竟不能的！”又說：“我倒要把叔叔擱開，少不得求嬸娘。”鳳姐冷笑道：“你要揀遠道兒走么！早告訴我一聲兒，多大點子事，還值的耽誤到這會子！……早說不早完了？”這里鳳姐打下自己的丈夫，把家里任何一點權力都攬到手。
封建社會末期，統治階級對于子弟的教育已經完全破產。封建禮教本是違反人性，先天地不合理的；到此時更顯出虛偽和罪惡。為使子弟循規蹈矩，自必只有倒行逆施。古代所提倡的一套“以身作則”和“循循善誘”的教育原則，都談不上了，野蠻的打和罵，成為他們使子弟“就范”的唯一方法。
第九、第十七、第三十三等各回，多次描寫了賈政對寶玉的父子間的關系形態，一方面是辱罵和毒打，一方面像怕老虎。尤其在“大觀園試才題對額”一回，作者著力描寫了賈政這一封建典范人物和他左右的門客們頭腦的愚蠢、心思的干枯和學養品格的迂腐卑劣；而賈寶玉以一個“不喜讀書”的少年，卻那樣才華橫溢，思想清新活潑，兩方成為明顯的對照。賈政對寶玉的題詞和議論，心里不能不欣賞，口里卻無理地一口一聲辱罵他“畜生”和“蠢物”。這樣的“父范”和教子的態度，怎么能夠叫賈寶玉親他敬他，接受他的影響和教育？顯然是不能夠的。作為旗幟人物的父親尚且是這樣，賈寶玉的伯父和兄長，如賈赦、賈珍、賈璉之流，就不必去說了。
除了父兄的榜樣，應該還有學塾方面的教育。這個社會的學塾情形，第九回里作了具有特征意義的集中的暴露。師生和學童彼此間風氣的腐朽敗壞，完全是這個社會的投影。
更為重要的，是賈母這個利己享樂主義者對于孫兒的庇護和驕縱。
賈寶玉自幼受祖母溺愛，在祖母這邊屋里居住，“和姐妹們一處嬌養慣了的”，“無人敢管”（見第三回）。賈政來叫，賈寶玉嚇得“死也不敢去”。賈母就說：“好寶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了你。”又吩咐老嬤嬤，“好生帶了去，別叫他老子唬著他”（見第二十三回）。又當著賈政的面罵趙姨娘等人，“都是你們素日調唆著逼他念書寫字，把膽子唬破了，見了他老子，就像避貓鼠兒一樣……我饒那一個！（見第二十五回）”甚至男孩子受一切封建社會生活教育的機會也給擋開。賈寶玉挨打后，賈母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就把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以后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的，一則打重了，得著實將養幾個月才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才許出門。”并把這話告訴寶玉，叫他放心。從此寶玉“不但親戚朋友一概杜絕，連家中晨昏定省，都隨他便了”（皆見第三十六回）。
賈寶玉在十二三歲時受他的貴妃姐姐賈元春之命（也是體貼賈母的意思），隨同眾姊妹搬到大觀園里去住。這在寶玉的現實社會里是一個非常獨特的自由環境，使他得到機會和封建秩序進一步隔離了開來。于是他在另一種與封建主義范疇相背的生活方式和日常活動中（包括和林黛玉和薛寶釵的關系的發展）去發展自己的思想與性格。
第四十五回里賴嬤嬤指著寶玉說：“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爺不過這么管你一管，老太太就護在里頭。當日老爺小時，你爺爺那個打，誰沒看見的？老爺小時，何曾像你這么天不怕地不怕的？還有那邊大老爺，雖然淘氣，也沒像你這扎窩子的樣兒，也是天天打。還有東府里你珍大哥哥的爺爺，那才是火上澆油的性子，說聲惱了，什么兒子，竟是審賊！……”
第六十六回興兒對尤三姐等談到賈寶玉：“他長了這么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學里的師老爺嚴嚴的管著念書？偏他不愛念書？是老太太的寶貝。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
賴嬤嬤和興兒這番話，很好地概括了賈寶玉在受封建主義教育方面的特點。
三
由于這些特點，賈寶玉雖然生長在貴族統治階級家庭里，但自幼并沒有受到封建主義統治勢力正常的熏陶教育。而在他的現實環境里，卻有一個和罪惡腐敗的統治勢力鮮明地對照著的女孩子們的世界。
《紅樓夢》的作者，一如賈寶玉對他的生活環境的看法，他把他所處理的社會現實從中畫一條線，區分為兩個相互對照的世界：一邊是居于統治地位的罪惡腐敗勢力，一邊則以居于被壓迫被犧牲地位的女孩子們為主——不論她們的主觀思想如何。
這些女孩子們，除了為數不多的姑娘們，絕大多數都是丫鬟們。賈家的丫鬟有兩種：一種是所謂“家生子兒”，如鴛鴦和小紅；一種是買來的，如襲人和晴雯。另外還有唱戲的女孩兒，是從蘇州采買來的貧家女孩子，如芳官、齡官等。她們所受封建統治階級的影響當然各有深淺，思想品格也各有不同，但在客觀上都是處于被奴役和被蹂躪的地位，都各有一番辛酸悲苦、混合著血與淚的身世經歷，還各有一個慘淡的未來運命等在前面：這方面她們是完全共同的。
賈寶玉實際就是在這些以丫鬟們為主的女孩子群里長大的。其中許多女孩子服侍他，看護他，各以一顆純真的心圍繞著他，傾注著他。賈寶玉自幼不止在生活上跟她們親密，精神內心里也是親愛著她們的。
作者特意為我們描寫了跟賈寶玉生活上最密切的襲人的家庭和她的身世。襲人在思想品格上當然是書中的一個反面人物，但是她境遇的悲苦則和別的丫鬟有相同的一面，這卻不可抹殺。她家是城市貧民，一家餓得沒飯吃，幾兩銀子把她賣給了賈家。
和襲人思想品格相對立的是被稱為賈寶玉的“第一等人”的晴雯。她十歲上被人買來，孝敬了賈母。她的父母親人都沒了，只有個姑舅哥哥在賈家后門外居住，伺候園中買辦雜差。
賈寶玉親近的還有賈母的丫鬟鴛鴦。她的父親在南京為賈家看屋子，得了痰迷的病，人事不知。娘死了也不能回去守孝，哥嫂都在賈家做奴仆。這是賈家所謂“根生土長”的丫鬟。
所有這些女孩子一般都有她們真摯純潔、自由不羈的一面。像那些唱戲的女孩子們，都是些豪爽坦率、慷慨好義的小英雄。比如派給怡紅院和賈寶玉發生了親密友誼的芳官，那種勇敢無畏、豪邁開朗的性格，好像從來就沒有受過封建禮教的拘檢一樣。她受了干媽的不平待遇，立刻抗爭；她橫遭趙姨娘的欺侮，別的小英雄就義憤填胸，一窩蜂跑去找趙姨娘對打（見第五十八回）。
另外，為賈寶玉所親近，引為知心朋友的，還有外邊的秦鐘、柳湘蓮和蔣玉函。他們有的身居貧賤，有的是沒落了的舊家少年。賈寶玉在和他們的友情關系中自然要受到影響的。
這所說的影響，不只是指她們或他們的思想品格的本身，重要的還應該是她們或他們的社會存在。比如襲人，她屢次規勸賈寶玉走封建主義的道路，用陰柔的手段對賈寶玉進行無休止的斗爭，但賈寶玉并沒有在這些方面接受她的思想影響。可是她的社會存在，或者說她在社會關系上所處的地位、所遭的運命等，總是不幸的，可悲的；因此她對賈寶玉的用心，仍然使他感動，從而蒙受巨大的積極影響。
在這種方面，不止賈寶玉精神上所親近的眾多丫鬟們給予他以巨大深刻的影響；這個社會所有的女孩子，包括那些姑娘們在內，也無不在日常耳鬢廝磨的親密接觸中，對賈寶玉性格的形成起著強力的積極作用。因為她們，在賈寶玉的直感生活里，和那以世俗男性為主的居于中心統治地位的勢力，都在聰明和愚蠢，純真和腐朽，潔凈和污濁，天真和虛偽，善良和罪惡，美好和丑陋：每一點上都鮮明映照，尖銳對比著。
書中強調地寫了賈寶玉的聰慧和早熟；以他這樣感覺敏銳的小孩，在這兩相對照的生活里耳濡目染著，很快就把事物的特征辨別體察出來，而在自己思想上形成強烈的傾向，感情上產生明確的愛憎，那是不難理解的。
我們知道階級偏見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社會關系、在具體處境、在生活教育的不斷的作用下形成起來的。舊社會有“赤子之心”的話，意思應該是說小孩入世不深，所受社會影響或階級蒙蔽不大，因此能夠有一些識辨是非、分別善惡的初步能力。當然，在剝削階級的社會里，這種所謂“赤子之心”不能長久保持，等他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所造成的生活現象看慣了，尤其和他自身的實際利害結合起來了，那時他的敏感和純真善良的心都會失掉的。
賈寶玉所以能夠保持這種“赤子之心”，并且一步步和封建主義統治勢力遠離，成為自己階級的叛逆者，而日益發展了他的進步思想，那原因，除了上面已經論到過的他所在的社會關系和具體生活境遇等等方面的特點和它們的總和而外，他的以上述條件為基礎而產生的和林黛玉的戀愛關系的發展，以及步步逼來的在婚姻問題上、在整個生活道路問題上所遭受的封建主義勢力的切身壓迫，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
關于賈寶玉的戀愛和婚姻的悲劇問題，當另文詳論。這里應該指出他所親愛與鐘情的林黛玉和他倆的愛情關系，對他成長中的性格的巨大影響和重要意義。
我們知道林黛玉原是個衰落舊家的女兒，父親死后，就成為一無所有、悲苦無依的孤女。她像小浮萍似的寄居在這個聲勢顯赫的“公府”里，環境的勢利與惡劣，使她自矜自重，警惕戒備；使她孤高自許，目下無塵；使她用真率與鋒芒對社會勢力抵御、抗拒，以保衛自我的高超純潔，免受輕賤和玷辱。這就形成她的性格與所在環境的矛盾對立。
在賈寶玉心目中，林黛玉的身世處境和內心品格，可以說突出地、集中地包括了生活環境里所有女孩子們一切使他感動、使他親愛的客觀與主觀的特征。賈寶玉對女孩子們廣泛的同情愛護之心，就是他對林黛玉發生發展其纏綿悱惻、生死不渝的愛情的根據。唯其林黛玉的性格具有極其廣闊豐富的特征意義，所以他和林黛玉的相愛是以根深蒂固含有深刻社會內容的思想感情為基礎的。
因此，林黛玉性格與所在環境的矛盾、他們的愛情關系與社會秩序的矛盾，就成為賈寶玉和封建主義勢力永不妥協，成為他對自己本階級叛逆到底，并且從而步步克服自身的劣點和弱點，日益發展他進步的新的思想性格的主要的支持力量或牽引力量。
另一方面，自古以來中國封建社會里面傳統的人民性或民主性的文化思想，自然也給賈寶玉的性格以重大的影響。賈寶玉喜讀詩詞，喜讀《莊子》，喜讀《西廂記》和《牡丹亭》，就是具體的例子。
第二回里，當時尚未發跡的賈雨村對賈寶玉的性格有一番評論，提了一大串古人的名字，其中有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卓文君等，認為他們和賈寶玉都是易地皆同之人；稱為清明靈秀之氣，仁者之所秉；說他們往往成為情癡情種，逸士高人，斷不為庸俗所制。這正是說的賈寶玉性格的傳統因素。
但這方面因素，對賈寶玉性格的形成，不能居于決定性的主要地位。因為離開了上述種種社會現實的條件，這種傳統因素是不能夠起多大的重要作用的。
四
但是，賈寶玉的生活環境既是罪惡腐敗的統治階級社會，他在里面生長起來，就不可能入污泥而不染。許多貴家公子的惡劣習氣和腐朽觀念，最初賈寶玉也同樣沾染了，和他的性格中的好的傾向并存著的。但隨著在生活環境中他所面對的重大事件給予的刺激和教育，隨著他在參加現實斗爭中精神上所受的挫折與打擊，他的思想品格里一些腐朽惡劣的東西就慢慢減少了，消除了。
賈寶玉一如現實中的人，他的性格是不斷發展著的。
賈寶玉在書中一被介紹出來，首先給我們的當然是一種與眾不同的印象。他有許多清新自由的見解，有許多離奇與獨特的性格，為他當時那個社會所不能理解；尤其是他關于女子的議論，和對于世俗的批評，都使人驚訝，認為大逆不道。王夫人稱為“混世魔王”“孽根禍胎”。他思想性格里這些同世俗社會相抵觸，跟封建秩序相違背的苗芽，都是在上面所論述的一些具體條件之下培養成的。但是與此同時，作為當時封建統治階級家庭里一個寵兒，許多壞思想、壞習性，他也不可能沒有。
比如，他幼年時常跟著鳳姐到寧宅去玩，第五、第七、第十、第十一各回，屢次寫他被鳳姐帶領著到“東府里”去。在秦可卿死前，書中很著力地描寫寧宅。正如第五回太虛幻境“金陵十二釵”冊子和“紅樓夢”曲子里的話：“漫言不肖皆榮出，造釁開端實在寧”“箕裘頹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寧”。寧宅是個荒淫無恥的魔窟，賈珍許多淫亂行為，鳳姐一些曖昧關系，書中有種種隱約曲折的暗示。當然榮宅也不是沒有這方面的事，但不如寧宅的厲害和顯露，是事實。賈寶玉當時以一個小孩，經常習染在里面，自然就學會了腐朽。像第六回寫的和襲人的茍且行為，第十五回寫的和秦鐘睡前說的胡話。
對于書中寫的性行為，不能無區別地一律批判它。因為在當時那個社會環境里，有些兩性關系可以看作自由愛情，具有反封建秩序的意義，如秦鐘和智能的關系。但那不純潔的、邪惡腐朽的行為，卻不能承認它。賈寶玉在幼年時代有這種腐朽、邪惡的習性，這是不能掩飾和抹殺的。
可是賈寶玉的這些方面，經過秦可卿之死（見第十三回），經過秦鐘之死（見第十六回）等等一連串事故的刺激以后，他漸漸有所警悟，思想起了變化。因為這些事故，都是腐朽的封建主義勢力糟踐女子，迫害人命，摧殘自由愛情的極為罪惡的表現。與此同時，他所親愛的林黛玉死了父親，成為一個身世飄零的孤女，她開始更為執著、更為切摯地要求著他的情分；他又見到身為貴妃的姊姊歸省時那種完全失去人倫天性、難于忍受的悲苦的內心生活。賈寶玉從這些閱歷里面開始認識到了關于男女關系的嚴肅與玩弄、純潔與腐朽、美好真摯與罪惡虛偽的區分。從此，他對女孩子有了進一步的尊重和同情，對兩性關系開始顯出了比較嚴肅的態度，對自己所在的社會表現了深一層的反感。更為明顯的，是他對鳳姐疏遠起來了；到了寧宅，感到嫌厭，待不下去了。
第十九回寫賈寶玉到寧宅看戲，“兄**侄，互為獻酬；姊妹婢妾，共相笑語。獨有寶玉，見那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往各處閑耍”。他顯然感覺精神上的郁悶和孤寂，想到小書房里一軸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因而碰見茗煙和萬兒的事；他對萬兒流露了深切的關護，對兩人的關系表示了由衷的同情。
第十六回一面寫元春“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全家“莫不歡天喜地”，熱鬧非常；一面插寫秦鐘家里為智能戀愛私奔發生的慘劇：把這兩個極端的事——皇家婚事和民間戀愛——拿來對比著。在榮寧兩宅忙于謝恩慶賀，熱鬧得意的時候，賈寶玉卻“置若罔聞”“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毫不介意”，一心惦記著秦鐘，跑去痛哭好友的慘死。這時賈寶玉在性愛或婚姻問題上劃清的界限和表現的態度就明白起來了。
但賈寶玉有些行為卻不能歸入上面說的腐朽邪惡這類里面去。比如書中追敘他幼年時有過“吃胭脂”的事。我們知道他自小在女孩子們群里長大，所謂“七歲不同席”之類“男女之大防”的封建禮教觀念，他是沒有的。在當時這樣一個年幼的孩子，這些只能說是對女孩子表示親愛的行為，本身是天真無瑕的。
我們在書中看到直接描寫這事的有兩次。第二十三回賈寶玉懷著緊張害怕的心情去見賈政，廊檐下站著丫鬟們，金釧兒對他說了一句有才擦的胭脂吃不吃的話。這分明是逗他、取笑他。所以彩云推開金釧兒說“人家心里發虛，你還慪他！”第二十四回鴛鴦來傳賈母的話，賈寶玉被襲人找回來，在等著換鞋的工夫，回頭見鴛鴦作何打扮，是何面貌，就猴到她身上去親熱她，提到此事。這也應該看作賈寶玉不顧封建秩序違礙，對素日看顧他的女孩子（祖母的貼身丫鬟）表示親愛的坦率純真的行為。
賈寶玉一貫地被一種意識和情緒支配著：他對于在被糟踐的運命籠罩之下的女孩子們，總抱著深切的愛護、親熱和體貼之心；因為比照起那些體現了封建主義統治勢力罪惡的世俗男子來，她們從內心到外表都會顯出耀人心目的純潔、美麗和可親可愛。
所以對賈寶玉跟女孩子們的關系，首先應該從他的思想性格和他所處的現實環境的關聯與矛盾上，來了解那內在的社會意義。若一概看作性愛行為，那就掉進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的泥沼，必定得出離奇不經的論斷。這并不是說，賈寶玉對于女孩子的感情完全沒有性愛的因素；這種因素不免會有。但更具有重要意義并且主導著他那些行為活動的卻無疑是其中的社會內容；這是不容忽略的。
五
其次，賈寶玉對人一般溫存和順，合情合理，尤其對女孩子們。可是在初期有時對女孩子也表現出暴厲脾氣。
第八回里，在薛姨媽家喝多了酒，就一連兩次對女孩子發怒：從薛家回來，一個小丫頭替他戴斗笠，動作不如他的意，他就罵她“蠢東西”；跟著回到自己屋里，他留了豆腐皮包子給晴雯，又沏了一碗楓露茶，都被李嬤嬤吃了。他討厭孿嬤嬤，卻把脾氣發作在捧茶來的茜雪身上，摔了茶杯，跳起來大罵，說“攆出去”！
這是十足的貴家公子的惡劣作風，所謂階級的烙印。他本是個大官僚地主家庭的驕子，當他在生活中未受什么鍛煉和挫折時，他這些從大人處學來的惡劣脾氣，是不可能沒有的。若是賈寶玉在書中一出現就是個完美的新人性格，那對曹雪芹的現實主義藝術就要打個問號。但是當他歷練較深，所受事實教訓較多，或者說所受封建主義統治勢力的壓迫打擊較為深重的時候，他的辨識能力提高了起來，思想感情進一步劃清了界限，上述惡劣作風也就顯見得澄清了。
這里所說的歷練和教訓，重要的有兩件：一是金釧兒跳井慘死，一是他自己被賈政毒打。這是接連著發生，體現了賈寶玉新的性格和他父母的封建主義嚴重地矛盾沖突的事件。
金釧兒慘死事件。在書中是作為重要的脈絡之一，來揭示在矛盾斗爭中各方面有關人物的內心，而主要是描寫賈寶玉性格的發展的。金釧從被打被攆以至跳井而死，占了第三十第三十二各回；跟著和第三十三回“大受笞撻”的事相結合，發展為另一重大事件；到第三十五回“親嘗蓮葉羹”、第四十四回“撮土為香”，仍是這一事件的余緒。
現在不妨看一看第三十回中關于金釧兒事件發生的具體描寫。我們知道這時賈寶玉為自己婚事、為林黛玉因“金玉”問題和他的吵鬧，曾陷入從來沒有的苦痛之中。這里跟林黛玉和解了，卻受到薛寶釵冷酷尖刻的諷刺，林黛玉又從旁嘲弄他。他走出來，到了母親的上房，看見母親在床上午睡，金釧兒為她捶腿，一邊打瞌盹；于是他動了金釧兒一下耳環子，掏出一丸“潤津丹”放在她口里，并說要向母親討她過去。我以為這種場合下賈寶玉的心緒可以這樣理解：他剛從林、薛之間苦惱的糾葛里逃避開來，這時看見這個坦率熱情的丫鬟在這種苦境，就產生同情和親近之心。他說要討她去，因為怡紅院是個自由天地，那里沒有主奴之界，也不講封建規矩；她若到他那里，就不會有這種替人捶腿自己打瞌盹的苦差和苦情。因此可以說賈寶玉這時并無邪念。至于金釧兒這個活潑真率的女子，她本和賈寶玉不拘形跡慣了，向來不知什么忌諱，說話就不免脫口而出。但賈寶玉想不到母親向來“寬仁慈厚”的人，從來不曾打過丫頭們一下子，這回卻忽然翻身起來，給金釧兒一個嘴巴，指著罵起“下作的小娼婦兒”來。他料不到這會如此觸怒母親，他第一次看到母親可怕的面目，切身受到封建主義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打擊。在驟然震驚之下，當時他趕快溜開了。這樣走到園子里，遇見齡官“畫薔”，心里不禁對女孩子生起更為深切的同情，于是甚至忘了自己，淋了一身雨回屋。
綜看賈寶玉這段生活經歷，可以說在苦惱的心緒之上，又加上難忍的苦痛和不安。因為叫不開門，所以火上添油，“不由得一肚子沒好氣”，他的惡劣的貴家公子脾氣又有了一次嚴重的發作：他把開門的襲人當成“那些小丫頭們”，對她踢了一腳，還罵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擔待你們得了意，一點兒也不怕，越發拿著我取笑兒了！”這里賈寶玉爆發出來的惡劣的封建主義習氣和意識，和他平日一般表現的思想性格正相矛盾，和剛才一路來對女孩子所流露的心情也是嚴重地抵觸的。這個嬌生慣養、缺乏歷練的公子，在剛受到一些切身挫折的特殊情況下，就不由自主地把他最壞的階級本性暴露出來了。這是真實而且深刻的；這時處此具體情況下的賈寶玉勢必有這種表現。
但他這時還不知道剛才在母親那里的事所造成的悲慘的后果，連金釧兒被罵被打之后又被殘酷地攆走了的事，他也不知道。等他知道了這全部的事實，他才算親身受到一次慘痛的教訓：他具體地感到了封建主義的血腥壓迫，他清楚地看到了封建主義獰惡的面目。金釧兒死后，我們看到賈寶玉抱著怎樣一種抱憾終古的苦痛的心；這表現在后來對玉釧兒的態度上（見第三十五回），表現在怎樣在家長那么重視、全家上下那么隆重舉行的鳳姐生日那天，排除萬難，不顧一切，逃到北門外水仙庵去“不了情撮土為香”的祭奠的事上（見第四十三回）。
由于金釧兒之死，由于和蔣玉函交好：以這兩件事為導火線，引起賈政對賈寶玉的一頓痛打。這是賈寶玉的性格和封建主義勢力正面沖突的另一重大事件。
蔣玉函的事和金釧兒的事性質是相同的。賈寶玉一貫不肯和上層士大夫交往，他鄙視他們功名利祿、庸俗惡劣的思想，卻和處在被壓迫被侮辱地位的優伶講交情；他對蔣玉函只有親近愛慕之心，實無腐朽玩弄之念。但那位忠順王爺卻以己度人，把他們純潔的友誼看得那么腌臜，以為賈寶玉霸占了他，他要奪他回去；并且不承認、不允許蔣玉函有人身自由之權。這自然也是封建主義統治勢力和民主自由思想之間的矛盾斗爭。
但金釧兒和蔣玉函這兩件事，都被賈政扣上罪名：“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疏學業，逼**婢。”這兩件事所體現的矛盾斗爭，都是通過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庶出的賈環對正出的賈寶玉的挑撥誣陷和忠順王府對國公賈府的爭執），歸總為賈政對賈寶玉父子之間封建主義勢力和民主自由思想的矛盾而爆發出來。賈寶玉這次所受的嚴重打擊，更是以前所沒有經驗過的。
六
賈寶玉受到父親和母親這兩次封建主義勢力的切身壓迫，是向封建主義投降了呢，還是進一步對封建主義背叛了呢？或者說，是遵從了家長的訓誡了呢，還是更加靠攏了被壓迫者了呢？我們知道，賈寶玉走的不是前一條路，而是后一條路。經過這兩次嚴重的考驗和鍛煉，他對封建主義進一步劃清了界限，對封建主義的反感大大加深了，對封建主義的警惕大大提高了；原先留存的封建統治階級的惡劣習性和意識顯見得消除了，他的反封建的性格愈加成熟起來了。這具體表現在兩方面：
第一，從此他對處于被壓迫、被糟踐地位的女孩子們的同情和體貼之心，更為深切、更為周到、更為無微不至了。看書中的描寫上舉一些打罵丫鬟的惡劣行為，此后就再沒有發生過。那次對襲人腳踢而且辱罵的事，成為他性格中惡劣因素“回光返照”的最后一次的表露。
第二，他原先對女孩子們的親近和好感，本是一視同仁，因為她們在封建社會所居的客觀地位和所遭逢的運命總都是不幸的，可悲的；而對她們主觀方面的思想性格，卻不加區別，或沒有明確認識。比如對于林黛玉和薛寶釵、史湘云，對于晴雯和襲人，他雖然經常地處在她們彼此間無休止的沖突斗爭的糾葛里面，可是他一直認不清她們各自的內心思想，因而他對她們的態度也一直總是狼狽進退、模糊不明的。但經過兩次歷練之后，他對她們就能在一視同仁地懷著同情之心的原有態度之中，又進而對她們的思想性格有了明確的辨識能力，心里分出彼此來了。
在經過為跟金釧兒表示好心而在母親面前受了打擊以后（當時金釧兒還沒有死），他對這方面已經表現有所認識。第三十二回“訴肺腑心迷活寶玉”，描寫了賈寶玉和林黛玉戀愛關系發展到一個重要的新階段。這一新階段的發展，就是建立在賈寶玉這種思想認識的基礎上面的：那就是他明確地辨認出薛寶釵、史湘云兩人和林黛玉的思想有本質的不同。一聽見史湘云規勸他的話，他就“大覺逆耳”，立刻給她下不去；同時自覺地認識到林黛玉是自己思想上的知己，于是懷著升高了的白熱的愛情向路上遇見的林黛玉訴說了平日說不出的肺腑里的話。這種認識能力，是他過去所沒有的。
但是一個人對于日常切近身邊的事物，往往失去敏感，最不容易辨識。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賈寶玉對于近在身邊的襲人和晴雯就是如此。他在被父親痛打以前，對晴、襲兩人的思想性格就缺乏實質的明確認識。有時甚至也對晴雯的率直和銳利表示嫌厭，為襲人的溫和與柔媚深受迷惑。所以他一直有些親襲而疏晴。第二十回里他對麝月說晴雯：“滿屋里就只是她磨牙。”第三十一回寫怡紅院里一場爭吵，賈寶玉顯然跟襲人站在一邊，而責備晴雯。（這時期各方面復雜的和激烈的矛盾斗爭輳集在賈寶玉身上，他異乎尋常地顯出感情波動，心緒煩躁；這是他思想上和愛情上產生重要變化的時期。）
可是在第三十三回挨打之后，他的思想驟見提高，反封建的感覺靈敏起來，這情形就完全轉變。第三十四回，林黛玉悄悄地來看過他的傷，兩眼哭得像桃子一樣。過后，他心里惦記著林黛玉，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阻攔，便設法先使襲人到薛寶釵那里去借書，而后才命晴雯去看黛玉，并且拿了兩條舊絹子給她送去。這事說明，他已經明確知道他和林黛玉的關系，襲人不會贊助，他把她歸到薛寶釵那邊去；而晴雯卻可親信，他托她為自己向黛玉傳達愛情、遞送私物。此后，賈寶玉所感受的封建主義壓迫愈深——主要在婚姻和生活道路問題上，他在晴、襲之間內心傾向愈見分明；即是說，他愈把晴雯看作知己，流露特殊的親切厚摯之心。晴雯被攆至慘死前后，他對晴雯的情分，不但瞞住了襲人，就連和襲人思想一致的麝月、秋紋也不讓知道。
從這些我們可以明顯看出：賈寶玉原是一般不加區分地對女孩子懷著同情的，但經過切膚之痛的斗爭以后，就進而對她們思想性格的實質有了認識，因而在對她們懷著同情之中，又能有分明的取舍和愛憎了。
他對林黛玉的愛情，正就是在這種思想意識的基礎上面成熟鞏固起來的。
與此同時，另一方面，前文已經提到，他和林黛玉的關系，對他的思想的成長，也起著特別重大的作用。林黛玉從她孤苦無依的身世與處境和高潔的思想品格出發，一貫執著地、強烈地向他要求著彼此“知心”“重人”、忠于自我，與封建主義秩序截然劃分界限的嚴肅專一的愛情。為此她以血淚與生命，對他不斷地進行了鏤心刻骨的斗爭，使他從苦痛的體驗中逐步擺脫社會勢力對他的糾纏和吸引，使他性格趨于純化，頭腦趨于清醒，思想感情趨于穩固與堅定。這一因素的力量，是必須充分估計到的。
這里應該順便說一說賈寶玉對于仆婦們的看法和態度。我們不能因為賈寶玉一貫地愛護女孩子們而憎厭婆子媳婦們，就譴責他并不尊重在下層地位的人。
賈寶玉憎厭婆子媳婦們，是事實；而且一直不變，甚至愈來愈甚。第五十九回春燕對鶯兒轉述賈寶玉的話：“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寶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兒來；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么變出三樣來？”春燕這里引此話，更為說明她的母親和姨媽“老姐兒兩個”越老越把錢看得真了。第七十七回周瑞家的帶了司棋出去，迎春、繡橘都啼哭、贈物，依依不舍。周瑞家的不耐煩，只是催促。司棋要求到相好的姊妹跟前辭一辭，周瑞家的冷笑，堅決不許。這時恰好賈寶玉走來遇見，不覺如喪魂魄，連忙攔住。周瑞家的說，“我們只知太太的話，管不得許多”，又威嚇司棋，“你如今不是副**了，要不聽話，我就打得你了”……幾個婦人不由分說，拉著司棋就出去了。賈寶玉恨道：“奇怪，奇怪！怎么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守園門的婆子聽了笑問：“這樣說，凡女兒個個是好的了，女人個個是壞的了？”賈寶玉發狠道：“不錯，不錯！”
從這些具體的場合來看賈寶玉的話，已經可以了解他的意見的正義性。我們不妨再看看他對奶母李嬤嬤的態度。賈寶玉從早就十分討厭他的奶母。第八回“奇緣識金鎖”那次，他在薛姨媽家喝酒，正和薛寶釵、林黛玉說說笑笑，心甜意洽之時，也即在家長的管束以外作稱心如愿的自由活動之際，李嬤嬤上來攔阻，說：“你可仔細！今兒老爺在家，提防著問你的書！”賈寶玉頓時垂頭喪氣。
我們常看到賈寶玉從李嬤嬤跟前受到封建主義的干涉和威脅，看到封建主義勢力經常通過林之孝家的、周瑞家的、王善保家的這些人對賈寶玉、對女孩子們的活動進行控制和壓迫。這些婆子媳婦們，實在就是封建主義統治機構的基層組織細胞，封建主義勢力總是通過她們來作惡逞威的。當然，她們自己也處于被壓迫被奴役的地位。但她們所體現的封建主義罪惡特征卻是更為重要的方面；因為她們總是為主子執行命令，作為封建主義勢力的爪牙而從事活動的。賈寶玉嫌惡她們、憎恨她們，正是他反封建思想感情的具體表現。前面曾舉賈寶玉因李嬤嬤吃了他留給女孩子的東西而大發脾氣，那實質上也含有對封建主義發生反感的意義；至于他對茜雪發作了那脾氣，那是另一回事。
總之，關于賈寶玉性格的發展，書中的描寫極其真實深到；以上不過舉出犖犖大端，以見他在思想上愛情上進于成熟與穩定階段的情況而已。賈寶玉性格全部的發展變化，前面已經一再指明，主要和他的戀愛婚姻問題密切結合，直到最后出走都應包括在內；這在后面研究作者的處理態度時還有論述。
七
現在就賈寶玉典型形象的主要特征作一些說明。
賈寶玉性格最初的也是最突出的一個特征就是對于世俗男性的憎惡和輕蔑，以及與此相應的對于女孩子的特殊的親愛和尊重。這是他自幼所處的生活環境的特點在他思想感情上的具體反映，前面闡論他的性格形成的條件，對這一點已經作過說明，這里不須重復。
《紅樓夢》非常強調地描寫了它的主人公性格的這一特點。開篇第二回，作者借冷子興演說榮國府，就特意介紹了賈寶玉這句名言：“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第二十回里作者又在旁敘中重說此點：“他便料定天地間靈淑之氣只鐘于女子，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可有可無。”至于“國賊祿鬼”“須眉濁物”，就是他平日鄙視與厭惡男性的口號。重要的不是他這樣說、這樣想，他也是這樣做人，這樣生活的。全書里面，不只關于賈寶玉生活活動的描寫一貫地表現了這一特征思想或基本精神，而且由眾多人物所構成的現實環境，也為他這種思想的產生提出了無可置疑的具體根據。這不必多說。
與這點相關聯的，賈寶玉還有一種意識，那就是對于自己出身的家庭或階級階層的憎惡，以及與此相應的對于有些比較寒素和微賤人物的愛慕和親近。
第七回中描寫賈寶玉和“年近七旬”“宦囊羞澀”的“營繕司郎中”秦邦業的幼子秦鐘見面：“那寶玉自一見秦鐘，心中便如有所失。癡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個呆想，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豬癩狗了！可恨我為什么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要也生在寒儒薄宦的家里，早得和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比他尊貴，但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他和“一貧如洗”“父母早喪”的破落世家子弟柳湘蓮締結深厚的友誼，對為當時社會所輕賤的“唱小旦的”蔣玉函衷心傾慕，可以說，也含有同樣的意識。
當然，秦鐘、柳湘蓮和蔣玉函的所謂“人品”，是使他和他們親厚的主要原因。假如沒有具備這種使他引為知己的“人品”，他對他們的交情是建立不起來的。比如對于賈蕓，最初他很懷有好感，但是接談幾次之后，看到賈蕓人品的庸俗；他就不愿和他交往了。那么這種所謂“人品”，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認為就是帶有女性風格的美貌。我以為這是片面表面的看法。
第四十七回里寫到在賴大家賈寶玉和柳湘蓮見面的一個場面。他們的談話主要是關于照管秦鐘的墳墓和柳湘蓮遠行的事。賈寶玉一見柳湘蓮，就問他這幾日可曾去看秦鐘的墳。一個說，想著雨水多，放心不下，特意繞路去看了墳，回家就弄了幾百錢，雇人去收拾好了；一個自恨天天圈在家里，一點做不得主，但園子里結了蓮蓬，就摘了十個，叫焙茗送到墳上供他。柳湘蓮又說，“這個事也用不著你操心，外頭有我，你只心里有了就是了”。柳湘蓮雖然“一貧如洗，家里是沒的積聚的”，但他早“已經打點下上墳的花消”。賈寶玉意欲打發焙茗送錢給他，柳說用不著，這也不過各盡其道。于是談到遠行的事，賈寶玉依依難舍，說：“你要果真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聲，千萬別悄悄的去了！”說著便滴下淚來。
這里流露出來的他們之間友情的內容，在當時社會里是一種慷慨義氣、嚴肅而又高尚的品格和精神。這不但和同一回里映照著描寫的呆霸王薛蟠對柳湘蓮的腌臜無恥的用心和行為成為尖銳的對比，就是和封建統治階級或上層士大夫間——如賈雨村對甄士隱和賈家、賈政及他的那些門客們——那種庸俗的勢利關系，也同樣屬于不同的范疇。這意思是說，像這種金子似的心，是當時被壓迫人民所崇尚，賈寶玉的本階級里一般是沒有的。
早年賈寶玉對北靜王水溶也懷著好感。那不止因為水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主要還因為水溶“風流跌宕，不為官俗國體所縛”，和他的思想有合拍之處的緣故，盡管如此，仍然礙于身份與社會地位，賈寶玉后來和他沒有什么交往，更未和他發生像和柳湘蓮、秦鐘那樣的親密的友誼關系。
賈寶玉對于世俗男子和對于自己社會出身的憎惡，實質上都是對他出身的本階級的否定。他對世俗男子的否定，同樣也就是對他本階級的否定。因為封建主義社會以男性為中心建立其統治，婦女所受的壓迫，實即反映了階級的壓迫；在舊社會，婦女的解放是必須在階級斗爭中去求取的。
賈寶玉的這種意識特別清楚地表現在對居于下層地位女子們的用心上。他對她們被糟踐的命運，懷著無限同情；對她們純真敏慧的資質和自由活潑的性格，傾心地親愛。第二十三回寫他在園中看見風吹花落，不忍落花被人踐踏，兜起來抖入池中；后來又和林黛玉掘土葬花。這種對花憐惜的心情，正是他從對女孩子們的處境和品質的聯想產生的。
八
書中關于賈寶玉對女孩子溫柔體貼的描寫隨處都有，并且非常突出。這里只舉兩三個例，具體看一看賈寶玉這方面思想活動的特點，是有意義的：
第十九回寫賈寶玉在寧宅看戲，對那里的富貴繁華和熱鬧發生厭惡，感覺內心的孤寂，就叫茗煙同他到花家去看襲人。他對襲人說：“我怪悶的，來瞧瞧你作什么呢。”后來襲人回來，賈寶玉和她談及在花家看見的穿紅的女子，襲人有意用歪話纏他。他說她們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她實在好的很，怎么也得她在咱們家就好了。”襲人冷笑道：“我一個人是奴才命罷了，難道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寶玉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咱們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襲人又故意說：“明兒賭氣花幾兩銀子買進她們來就是了。”寶玉笑道：“你說的話，怎么叫人答言呢？我不過是贊她好，正配生在這深宅大院里，沒的我們這宗濁物倒生在這里。”后來襲人說及她們明年就要出嫁，寶玉不禁連“嗐”兩聲氣。女孩子出嫁，在賈寶玉看來就像落花一樣，遭受封建性的踐踏；并且她們出嫁后漸漸成為社會機構的組成細胞，就會失去她們原有的純真美好的內心精神和品質。賈寶玉一貫聽說女孩子出嫁就難過，正是為此；他對女孩子的深切同情，也出于同樣的意識。
賈寶玉這種意識和感情在金釧兒慘死，尤其在他和林黛玉的戀愛婚姻問題上所感受的切身壓迫愈深的時候，就愈益發展了。
我們可以看看第四十四回“平兒理裝”和第六十二回“香菱情解石榴裙”兩回的描寫。處于“婢妾”地位的平兒，為賈璉和鳳姐極端丑惡的爭鬧受到無辜的毆打和枉屈。賈寶玉招待平兒到怡紅院，連聲勸慰她：“好姐姐，別傷心。”照料她換衣、梳洗、擦脂粉，替她剪下秋蕙簪在鬢上。平兒到李紈處去了后，賈寶玉自覺在平兒前稍盡片心，引為今生意中不想之樂，歪在床上怡然自得。“忽又思及賈璉惟知淫樂悅己，并不知作養脂粉。又思平兒并無父母兄弟姊妹，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他竟能周旋妥帖，今兒還遭荼毒，也就薄命的很了。想到此間，便又傷感起來。復又起身，見方才的衣裳上噴的酒已半干，便拿熨斗熨了疊好；見他的絹子忘了去，上面猶有淚痕，又擱在盆中洗了晾上。又喜又悲……”賈寶玉服侍平兒溫慰體貼的用心，這里是刻畫得很清楚的。
再看賈寶玉生日那天，香菱和幾個頑皮女孩子斗草，彼此逗趣，打鬧起來。香菱的石榴紅羅裙弄到臟水里玷污了，正在沒辦法，賈寶玉恰好走來看見，于是招呼她換了襲人的裙子，又無微不至地對她盡了一番溫存體貼之心。這里描寫兩方內心活動是很深細的。賈寶玉說裙子本不值什么，但弄壞了，一則辜負琴姑娘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會說只會糟蹋東西，不知惜福。香菱聽了，碰在心坎兒上，反倒喜歡起來。這因為賈寶玉替她設身處地，想的深切入微。這在作“婢妾”的香菱是從來沒有經過的溫情。所以在襲人送來裙子給她換好之后，香菱已經走開，又重復回轉身叫住寶玉；紅了臉，只管笑，要說什么，又說不出口來；末后臉紅說：“裙子的事，可別告訴你哥哥，就完了。”這正因為香菱從未領略過這樣的溫柔體貼，所以一時心里對賈寶玉有說不出的感激和欣喜。至于賈寶玉這樣看待香菱，那心理活動也是很明白的：“一壁低頭，心下暗想：‘可惜這么一個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給這個霸王！’因又想起：‘往日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兒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
可見賈寶玉對平兒和香菱的用心都是很嚴肅的。他只是對這些處于悲苦地位遭受壓迫蹂躪的女子懷著莫可奈何的關懷和憐惜；他無力改變這種現狀，于是到處發揮這種不能自制的感傷的溫情。
但是賈寶玉嚴肅純潔的內心，總是不為人所了解。比如香菱，就以為他對她懷著輕薄。第七十九回所寫的，當時晴雯已死，迎春將嫁，和林黛玉的關系陷入一籌不展的苦境，賈寶玉在沉郁中，這種意識更為深入了。他到迎春住處紫菱洲一帶徘徊瞻顧，吟詠了“蓼花菱葉不勝悲，重露繁霜壓纖梗”這樣的詩句；這時遇見香菱，談到薛蟠將娶夏金桂。香菱是個天真的女子，在薛家長大，也只能有世俗的見解，對她自己悲苦的處境并沒有自覺。所以這時她仍很高興，說“我也巴不得早些娶過來”。寶玉冷笑道：“但只我倒替你擔心慮后呢！”香菱道：“這是什么話？我倒不懂了。”寶玉笑道：“這有什么不懂的？只怕再有個人來，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香菱聽了，不覺紅了臉，正色道：“這是怎么說？素日咱們都是廝抬廝敬，今日忽然提起這些事來，怪不得人人都說你是個親近不得的人！”一面說，一面轉身走了。寶玉見她這樣，便悵然如有所失，呆呆的站了半日，只得沒精打采，還入怡紅院來。
這里的描寫顯出賈寶玉在他的世俗社會里精神內心是多么孤獨寂寞；香菱對他的了解，正可以代表一般的世俗之見。
自來《紅樓夢》的讀者對上述賈寶玉看待女子的用心，也總是以封建社會的世俗之見去了解。他們認為賈寶玉對下層地位的女子都懷著邪念。這是荒謬的。
賈寶玉的這一思想傾向堅定不移。為金釧兒和蔣玉函的事挨了賈政的痛打之后，林黛玉來看他，抽噎地說：“你可都改了罷？”他長嘆一聲說：“你放心。別說這樣的話。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
他此時對林黛玉說這樣的話，主要是因為他明確意識到，自己和林黛玉的愛情關系，跟他被封建勢力拿做罪名的那整套行為思想完全屬于同一回事。這是賈寶玉堅持他的行為思想和反封建決心的表示，也是他向林黛玉提出他和她愛情關系的再次的聲明和保證。
前面已經說過，賈寶玉對于生活環境里的女子們廣泛深切的同情與愛護，是和他跟林黛玉的愛情關系互為因果、不可分割的。正因為賈寶玉性格的這一特點，他把它集中專注在林黛玉身上，才發展成為他們之間那樣生死不變的深摯的愛情；也正因為他在愛情問題上遭受著封建主義勢力的沉重的壓迫，他才對環境里的女子愈益深切地懷著那樣的同情和體恤。
九
綜觀上述賈寶玉思想的這些特點——一方面對自己出身的本階級抱著憎惡和否定的態度，一方面對他所接觸的生活環境中居于被壓迫地位的人物——尤其女孩子們則寄予尊重、同情和無限親愛體貼之心：這就積極方面意義看，實即反映了人性解放、個性自由和人權平等的要求，實質上也就是人道觀念和人權思想，就是初步的民主主義精神。
賈寶玉非常講究尊重個性，尊重意志。第二十回他對賈環說：“大正月里，哭什么？這里不好，到別處玩去……譬如這件東西不好，橫豎那一件好，就舍了這件取那件……你原是要取樂兒，倒招的自己煩惱。”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寫晴雯生氣說到怕砸了盤子，寶玉笑道：“你愛砸就砸。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著玩兒也可以使得，只是別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杯盤，原是盛東西的，你歡喜聽那一聲響，就故意砸了，也是使得的，只別在氣頭兒上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這番議論，我們今天看來自然覺得太過分，很不妥帖，其中流露了濃厚的貴家公子氣味。但主要的意思，卻是尊重意志，尊重個性；用當時思想家的話說，就是“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戴震語）。
第三十六回寫“情悟梨香院”的一段，賈寶玉興興頭頭去找齡官，因素日和女孩子玩慣了，只當齡官也一樣，央她唱一套“牡丹亭”曲子。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起身躲避，正色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我還沒有唱呢。”寶玉見此景況，從來未經過這樣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后來看見賈薔那樣體愛齡官，齡官又那樣自愛并愛著賈薔，他就悟出“人生情緣各有分定”的道理。
他是完全尊重齡官的個性、意志和她與賈薔的關系的。他平日和姊妹、丫鬟們一處，也總是尊重別人的意見，很少拿自己的主張；更不想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意見。
在日常生活活動中，賈寶玉也一貫流露這一思想。第四十回賈母、王夫人和眾姊妹商議給史湘云還席。賈寶玉因說：“我有個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幾樣。也不必按桌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幾，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一個十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致？”這意見立刻為賈母所接受。他作詩也不主張限韻，要求自由發揮個性。
賈寶玉這種思想是和封建主義原則正面抵觸的，它直接破壞著封建秩序。我們試看賈寶玉待人接物的態度，他總是否定封建社會的禮法觀念，主張聽任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心愿去自由活動。
第二十回寫他對弟弟賈環：“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做兄弟的怕哥哥，卻不知那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甚怕他，只因怕賈母不依，才只得讓他三分。”
他對茗煙，也是親密無間，沒有什么主奴的界限。像第十九回寫的他對茗煙和萬兒的喜劇，第二十三回寫的茗煙替他買來各種小說，第二十六回寫的茗煙受薛蟠之囑竟誑說老爺叫他，第四十三回寫的和茗煙偷偷同到水仙庵去祭奠，茗煙祝告的時候說：“跟二爺這幾年，二爺的心事，我沒有不知道的。”
在丫鬟們跟前，反倒經常服侍她們；并且受她們的排揎，不以為忤。正如襲人說的：“你這個人，一天不挨兩句硬話村你，你再過不去。”（見第六十三回）麝月甚至這樣“村”他：“你偏要比楊樹，你也太下流了！”（見第五十一回）傅家婆子議論他：“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到了！”（見第三十五回）
在賈寶玉這種思想領導下，怡紅院關起門來，除了襲人做些梗，可說是個沒多少封建禮法觀念的民主自由的世界。第六十三回描寫“壽怡紅”，林之孝家的走后，丫頭們要為寶玉安席，賈寶玉笑道：“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了。知道我最怕這些熟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這會子還慪我，就不好了。”眾人聽了，都說：“依你。”于是先不上坐，且忙著卸裝寬衣。（這里“庚辰本”“脂批”：“吃酒從未如此者。此獨怡紅風俗。故王夫人云他行事總是與世人兩樣的。”）尤其姊妹們散后，簡直弄得“無法無天”。但他覺得稱心如愿，無比的快樂。襲人也說：“昨日夜里熱鬧非常，連往日老太太、太太帶著玩，也不及昨兒這一玩。”這話從襲人這樣思想的人說出來，可見她們這些處在被壓迫地位的女孩子們都是喜愛這種無拘無束的自由生活方式的。所以平兒說：“還說給我聽，氣我！”
第六十六回興兒對尤三姐等評論賈寶玉：“再者也沒有一點剛性兒。有一遭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玩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我們，我們坐著臥著，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得去。”
賈寶玉這種性格，愈到后來，愈發展得厲害。第七十回寫怡紅院早晨，晴雯、麝月、芳官笑鬧膈肢，賈寶玉也參加進去鬧。碧月走來說：“倒是你們這里熱鬧。”他們在郁悶的生活中，簡直作為精神的發泄。第七十九回寫道：“這百日內，只不曾拆毀了怡紅院，和這些丫頭們無法無天，凡世上所無之事都玩耍出來。”
當時封建主義勢力在大觀園里大肆猖狂，園中素日豐富多彩的生活活動日見毀壞，形成“風雨如晦”的局勢；賈寶玉和眾多女孩子們所受壓迫摧殘日益加緊，宛如“釜底游魚”：這樣形勢下，怡紅院中愈是逞心胡鬧，愈令人覺得慘切；但同時也足見賈寶玉雖然限于條件，逼于形勢，卻充分表現了他負隅頑抗、苦戰到底、不肯屈服的精神。
從這整套頗具規模的初步民主主義思想看，當時封建主義社會秩序為一個統治階級的兒子所安排的道路，賈寶玉當然不能遵循。除了家庭中晨昏定省而外，一切應該參加的交游和禮節，他都不愿參加，盡力逃避。這是明顯的事：他和處于被壓迫地位的女孩子們的純真自由的世界，與居于統治地位的庸俗腐朽的男子們或利欲熏心的士大夫們的世界——這兩個世界在賈寶玉的具體生活環境里是尖銳地矛盾對立著的。對這兩相矛盾對立的生活道路加以抉擇的問題，早就提到賈寶玉的面前。自幼雖經家長訓誡逼迫、襲人和寶釵等規勸，他卻利用衰朽制度和腐敗社會的空隙，極力抗拒逼來的壓力。他批評“讀書上進的人”是“祿蠹”，“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把所有士大夫都罵為“國賊祿鬼”。
第三十二回史湘云天真直率地向他提出這個生活道路的問題：“如今大了，你就不愿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會這些為官作宦的，談講談講那些仕途經濟，也好將來應酬事務，日后有個正經朋友。讓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里，攪的出些什么來？”賈寶玉立刻還擊，斥為“混賬話”。
第三十六回寫道：“那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吊往還等事……日日只在園中游玩坐臥……卻每日甘心為諸丫頭充役……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勸導，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個清凈潔白女子，也學的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意造言，原為引導后世的須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鐘靈毓秀之德了。’”這里概括地寫出了賈寶玉日常生活中的堅定不移的信念和戰斗姿態。
后來隨著家道的愈趨敗落，形勢對他的要求愈迫切，那逼到頭上的壓力也愈沉重，他也就愈見陷于力疾苦戰的地步。但是在他具體的主客觀條件下，他的信念始終不移，戰斗也始終不休。賈寶玉對封建主義勢力為他安排的生活道路是堅決否定了的，而他的民主主義思想和要求是一直堅持到底的。
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正就是建立在這種思想和要求的基礎之上，同時他和林黛玉的關系，也堅定了和發展了他的這種思想和要求；他被逼被騙和薛寶釵結婚后而終于出亡，也得從他這整套思想和要求來看，才能了解。
十
從以上的闡論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一些賈寶玉形象所含有的民主主義思想的限度。
不錯，賈寶玉思想性格中民主主義因素已經具備規模，我們可以看見那色彩鮮明、線條清楚的完整的輪廓；它和封建主義抵觸著、矛盾著，不能相容，并且態度堅定，沒有調和妥協的意向。這方面都是不容置疑的。但同時，我們卻也看得出，它的力量是如此其微弱，所處的境狀如此其黯淡，它在衰朽腐敗的封建主義勢力跟前，宛如一棵幼芽壓在大石之下，顯得無法與之抗衡，因之也看不見天日、找不到前途。這方面我們也不能忽視。
賈寶玉經常想到死和毀滅。在他的早期就有這念頭，到后來不但未變，反倒愈來愈見深徹。
第十九回他和襲人說：“只求你們看守著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灰還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的！等我化成一股輕煙，風一吹就散了的時候兒，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憑你們愛那里去那里去就完了。”
第三十六回他說——還是對襲人：“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趁著你們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夠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去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托生為人：這就是我死的得時了！”
第七十一回尤氏駁辯賈寶玉對探春的批評：“誰都像你是一心無掛礙只知道和姊妹們玩笑？餓了吃，困了睡，再過幾年，不過是這樣，一點后事也不慮。”寶玉笑道：“我能夠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又說：“人事難定，誰死誰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隨心一輩子了。”
賈寶玉自幼從生活中明確感覺到那尖銳的矛盾。他身在那矛盾中，為之嘔心耗血，苦痛難置；他無法解決那矛盾，也不能為自己的斗爭找到支援和出路。他始終在一種莫可奈何的境狀中。于是感傷主義情緒隨著他的民主主義思想同時生長起來。他一般只能給予處在封建主義勢力壓迫摧殘下的人們以溫情和體恤，對自己切身的戀愛婚姻和生活道路問題一般只能做出偏于消極性的奮斗：他堅決不向封建主義妥協投降，但是他也不能積極有為地做出有力和有效的反抗。他一般多是以逃避態度對待面臨的矛盾，但這是逃不脫的；為了減輕斗爭中的苦痛，他找到了可能找到的虛無主義思想。
感傷主義和虛無主義是賈寶玉民主主義思想的弱點和病癥。
他欣賞《莊子》，喜觀佛家思想。當他在切身的尖銳矛盾中、在激烈的思想斗爭中的時候，他就以此**，求得苦痛的解脫。
第二十一回他摹擬南華文，寫出什么“焚花散麝，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的句子。第二十二回因聽見戲曲中魯智深唱的“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等句，就喜得拍膝搖頭，并且作了幾句佛偈。這都是他用來自解煩惱，**苦痛的辦法。在他的現實條件下，他只能找到這樣一些精神思想的出路。
當然這些都是他早期的勾當，但是虛無主義一直生根在他的思想里。他的“死”和“化灰化煙”的念頭，正就是它的流露。
溫情主義和感傷主義是同一東西的兩面。賈寶玉對處于不幸運命中的女孩子的溫情，實出于一種莫可奈何的態度。這種思想感情的深化和擴大，就成為明顯的感傷主義。
第三十九回劉老老向他胡謅了“雪中抽柴”的若玉**的故事，他就當成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去辦。第四十三回他為祭奠金釧兒在水仙庵看見“洛神”像，以為真有“荷出綠波，日映朝霞”的姿態，就不覺滴下淚來。第五十八回見園中杏樹“綠葉成蔭子滿枝”，想到邢岫煙已經擇了夫婿，又“不免傷心，只管對杏樹嘆息”。他為藕官掩護燒紙（見第五十八回），為彩云等瞞贓（見第六十一回），也都流露同一思想。
芳官**媽打了，正吵鬧，“寶玉恨的拿柱杖打著門檻子，說道：‘這些老婆子都是鐵石心腸似的，真是大奇事！不能照看，反倒挫磨他們。地久天長，如何是好？’”（見第五十八回）
他對面臨的現實無可奈何，尤其當他對切身的戀愛婚姻問題束手無策時，比如在第五十七回“情詞試莽玉”以后，感傷主義就主宰了他的心神。
十一
賈寶玉思想里這些病癥和弱點是根深蒂固的。他對面臨的和切身的矛盾無可如何，首先是因為他自己的思想里存在著嚴重的矛盾。
他的思想上的矛盾在這里：他從生活現實中否定了封建統治階級社會，否定了封建主義社會秩序，可是，他卻沒有能夠否定君權和親權——封建主義統治權。這是賈寶玉直到“出家”沒有獲得解決的思想問題。這個思想問題使他對現實的斗爭始終帶著陰黯氣氛和悲劇色彩，并且他也只能成為悲劇主人，以悲劇來結束他的斗爭。
第三十三回“大受笞撻”，眾門客勸阻，賈政不許，說“明日釀到他弒父弒君，你們才不勸不成”？這是說在賈政看來，賈寶玉的行為雖然已離經叛道，但“今日”還未到弒父弒君的地步，不過聽任不管，“明日”會釀到那地步。
賈寶玉不只沒有弒父弒君的思想，他對君權親權都一直尊重，從來不敢直接違抗。
這首先表現在他的民主主義思想并未突破封建主義體系而獨立，他還不能不崇信“孔孟之道”。
第三回他說：“除了四書，杜撰的也多呢。”第十九回襲人復述他的話：“除了什么‘明明德’外就沒有書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編出來的。”
第二十回作者旁敘他的思想：“只有父兄伯叔兄弟之倫，因是圣人遺訓，不敢違忤。”
第七十三回敘道：“更有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惡，說這原非圣賢之制撰，焉能闡發圣賢之奧，不過是后人餌名釣祿之階。”
由于把孔孟之道看作天經地義，由于不敢違忤圣賢遺訓，賈寶玉對于封建主義統治從不懷疑。
第二十八回為“金”“玉”的問題他向林黛玉表白：“我心里的事也難對你說，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個人，我也起個誓。”
第三十六回他對襲人發議論：“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須眉濁物只聽見‘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節，便只管胡鬧起來。那里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諫之臣，只顧他邀名，猛拚一死，將來置君父于何地？必定有刀兵，方有死戰，他只顧圖汗馬之功，猛拚一死，將來棄國于何地？”又說：“那武將要是疏謀少略的，他自己無能，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么？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記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彈亂諫，邀忠烈之名；倘有不合，濁氣一涌，即時拚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要知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若非圣人，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幾重任交代。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釣譽，并不知君臣的大義。”
這些話把他顛簸不破地信持著的君父觀念全盤托出來了。
第六十六回里他和柳湘蓮有一段對話。柳湘蓮說：“你們東府里，除了那兩個石獅子干凈罷了！”寶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說：“我該死胡說，你好歹告訴我，他品行如何？”寶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問我做什么？連我也未必干凈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別多心。”
這里賈寶玉流露了很深的宗族觀念；其實在他的具體條件下，這也是理所當然的。
問題不在他只在口里說了什么或心里想了什么。重要的是他在日常生活活動中表現出來：他一貫遵循與順從親長的囑咐，從不當面違抗。當然他心有不愿，但不敢直說，而只是逃避、掩飾，或作側面的斗爭和曲折隱忍的表示；要是逼緊了，也只好順從。日常晨昏定省之禮，除非特殊原因和祖母叮囑，也還是謹守不渝的。對父親，他從心里懼怕；對母親，他從心里尊重（有人認為芙蓉誄“毀诐奴之口”“剖悍婦之心”二句中有指王夫人的意思，這怕是誤解。按情理，按賈寶玉的思想，這還只能是指那些仆婦，如王善保家的之類）；對老太太，他從心里崇敬。親長通不過的事，他只能偷偷地隱瞞著做：如到花家去看望襲人，到水仙庵去祭奠金釧兒。凡這些，他都不能理直氣壯、光明正大地在親長前公開做出來。
下人來傳親長的話，他得站起來答話。甚至走過父親書房門前要下馬這一禮節，他也不肯違犯；他只能要求打角門繞過去，以免下馬。周瑞說“老爺不在書房里，天天鎖著，爺可以不用下來罷了”。寶玉笑道：“雖鎖著，也要下來的。”他不肯越過禮去（見第五十二回）。
到檢抄大觀園后，晴雯、芳官、四兒等無辜被攆出去，他雖然如喪魂魄，痛憤得萬箭穿心，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際，自不敢多言”，還一直跟送王夫人到沁芳亭。到了晴雯垂死的時候，賈政叫他隨同出去作詩，他也只好去。
賈寶玉在家庭里，在他的社會環境里，在奴仆下人心目中，都有他特殊的地位。他以這種地位或面子對被壓迫者被糟踐者給予溫情和庇護。他的丫鬟們也依靠了他的地位和勢力以對抗婆子們和她們自己長上所施的壓迫和干涉。并且，他得有這樣的特權：打破了成規，被準許進行為封建主義社會秩序所不容的這樣那樣的民主自由生活活動（包括和林黛玉的愛情）；從這里，培養出來他的具備規模的初步民主主義思想和反封建主義的叛逆精神。
可是，他的地位和特權哪兒來的呢？顯然，他依靠的是親長的愛寵，是封建主義統治勢力的支持。
這是可悲的矛盾：他所深惡痛絕的，正是他所仰賴的；他所反對的，正是他所依靠的。
因此之故，在家長威力的壓迫之下，他可以變得失去力量，毫無作為。
我們可以看看第七十七回的幾段描寫。周瑞家的押送司棋出去，堅執不允許司棋辭一辭姊妹們；賈寶玉走來遇見，向周瑞家的求道：“姐姐們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道：“太太吩咐不許少捱時刻，又有什么道理？我們只知道太太的話，管不得許多。”寶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恨的只瞪著他們。
到晴雯被攆以后，賈寶玉偷偷地去看她。他“將一切人穩住，他獨自得便，到園子后角門，央一個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先這婆子百般不肯，只說‘怕人知道，回了太太，我還吃飯不吃飯？’無奈寶玉死活央告，又許他些錢，那個婆子方帶了他去”。
這樣的場合下，賈寶玉社會關系的真相就顯出來了：沒有了封建主義勢力的支持，他就失掉了特殊地位，也就不能得到重視了。當王夫人拿出猙獰面目，殘酷地把晴雯等人攆出去時，賈寶玉不但不能挺身而出，有所抗辯，甚至也不敢到老太太那里去求情。為什么？因為這就和母親的意志正面沖突，就直接違犯了親權。
賈寶玉是一貫尊重著與信守著封建主義統治的；違犯了統治權力的事，他就不能理直氣壯公開做出來。
所以賈寶玉只能在封建主義統治所特準或其衰朽勢力所不能控制的范圍里進行他的反封建秩序的活動和發揮他的民主主義精神。這樣的反封建活動，這樣的民主主義思想，盡管它本身已具有規模，而且很堅決，不妥協，但終究是缺乏力量，沒有前途的。
賈寶玉的戀愛與婚姻的悲劇，就植根在他的這種嚴重的思想矛盾上面：他熱烈地進行了自由戀愛，他迫切地要求婚姻自主，可是同時又不得不期待家長的主持和批準，不得不仰賴封建主義勢力的贊助與支持。
第五十六回賈母和江南甄家來的女人有一段談話，透露了他們看待賈寶玉的許多消息，尤其道破了賈寶玉思想的這一癥結所在。
賈母笑道：“不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憑他們有什么刁鉆古怪的毛病，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經禮數來的。若他不還正經禮數，也斷不容他刁鉆去了。就是大人溺愛的，也因為他一則生的得人意兒；二則見人禮數，竟比大人行出來的還周到，使人見了可愛可憐，背地里所以才縱他一點子。若一味他只管沒里沒外，不給大人爭光，憑他生的怎樣，也是該打死的。”
對于封建主義統治無法違抗，自己的民主主義思想和要求又不能放棄：于是賈寶玉的出路只有出家做和尚——那不是現實世界里的和尚，而是回到虛無飄渺的“太虛幻境”里去，大約還是去做什么“神瑛侍者”吧？
總之，他只能在超現實的世界里找到出路。
而且，當他隨著“空空道人”和“渺渺真人”離開這個現實世界的時候，他光著頭，赤著腳，身上披著大紅猩猩氈的斗篷，還不得不去找在歸途中船上的賈政倒身下拜，特意向父親告辭。
因此，在他決心“出家”以前，也須考得一個功名以報“親恩祖德”。
續書作者這樣一些處理，可說費了很大的心血：他是掌握了他的主人公的性格里這個癥結問題的。
十二
賈寶玉典型形象的特征以及它所反映的矛盾和限度，跟原作者曹雪芹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因為賈寶玉的性格在書中是不斷地成長、發展的，所以原作直到原著八十回結束，還曾有多處對他的主人公的某些弱點給予諷嘲和批判。
作者對于賈寶玉的感傷主義和虛無主義并不表示異議或反對，因為作者自己顯然具有同樣的思想感情。但是賈寶玉一些稚氣的、空想的、過癡過傻的感傷與溫情，作者則不免要給以同情的挖苦和嘲笑。
第三十九回“村老老是信口開河，情哥哥偏尋根究底”，寫扮演著丑角的劉老老為博得喜歡、投其所好，胡謅了“雪中抽柴”的若玉**的故事；賈寶玉信以為真，顯出那等欲罷不能、嚴肅探摯的用心，打發焙茗去認真訪了一整天。焙茗回來說，在田埂子上找到一個破廟，說“可好了”，一看泥胎，活似真的似的。賈寶玉喜的笑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焙茗拍手道：“那里是什么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發的瘟神爺！”
作者對賈寶玉的一些迂闊之見和在斗爭的關鍵問題上認識模糊、易受愚弄哄騙的弱點也加以揭發和諷刺。
第七十七回剛直純真的晴雯遭受歧視和陷害，被殘酷地攆了出去，賈寶玉痛憤難言，對襲人生了疑心，提出許多尖銳問題，使襲人窘態畢露，無可回答。于是襲人就用對賈寶玉慣用的詭譎的挾制手段，把話題岔開，故意說賈寶玉是咒晴雯死。賈寶玉對襲人詭詐的用心毫不覺察，還呆頭呆腦的說什么階下海棠花死了半邊的壞兆頭，又長篇大論發表迂闊的謬論。襲人接過來說：“就是這海棠，也該先比我，也還輪不到他。想是我要死的了！”這一下賈寶玉被她抓住了弱點，忙掩住她的口，勸道：“這是何苦？……罷了，再別提這事……”襲人聽說，心下暗喜道：“若不如此，也沒個了局。”這里通過對襲人鬼蜮伎倆的揭露，狠狠地譏諷了賈寶玉的軟弱和糊涂。
賈寶玉不是不知道襲人的思想性格和自己是背道而馳的。但另一方面，襲人的身份和地位，同其他受壓迫糟踐的女子一樣，他對她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愛護；同時襲人從早一片真心待他，對他無微不至，他對她有特別親切深厚的感情。這樣，賈寶玉對襲人的關系就糾結著愛和憎，而他對處于被壓迫地位的女子一貫總是以同情和愛護為主導的，這使他無法解決自己對襲人的矛盾。
他的性格的這一特點，不但成為弱點，老是被襲人抓在手里加以利用，而且也使他對襲人的為人在認識上有時清楚，有時模糊，不想去深究。因此，他不只對晴雯“善善而不能留”，對襲人也“惡惡而不能去”。這就使他在斗爭的關鍵上顯得軟弱沒有辦法，只能自欺欺人、得過且過地茍安下去。
第七十八回那個伶俐的小丫頭順著賈寶玉的意思編了一套謊話，說晴雯咽氣前自說死后去做花神，又見景生情地胡謅，說她專管芙蓉花。這些謊話正符合賈寶玉的內心要求，他不但不以為怪，亦且去悲生喜。他決心到晴雯靈前一拜，但尸已抬出焚化了，他撲了個空，回園順路找林黛玉，林黛玉到薛寶釵處去了，再尋了去，薛寶釵搬走了，蘅蕪院已空寂無人，他不覺大吃一驚，怔了半天。因轉念一想：“不如還是和襲人廝混，再與黛玉相伴。只這兩三個人，只怕還是同死同歸。”
賈寶玉在這樣嚴重的尖銳斗爭關頭，卻一再地持這類迂闊無稽之見來為自己解慰苦痛，對晴雯的慘死、對襲人的奸偽，就都不了了之，安心要茍且地廝混下去了。在這種地方，作者對賈寶玉性格中弱點的揭發和批判是很嚴厲、很不留情的。
但所有這些，不僅是作者對他的主人公性格在肯定的前提之下持著善意的愛護的態度提出來的諷嘲與批判，而且也是賈寶玉性格在繼續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續書里描寫了賈寶玉這些弱點的克服，或性格的進一步發展：當林黛玉郁病致死后，他并沒有長久和薛寶釵、襲人等茍且廝混下去，而是終于拋棄了她們，毅然決然出走了的。當然，其中許多具體安排——如和薛寶釵做了頗為恩愛的夫妻，日后生子，賈家仍得“蘭桂齊芳”；如賈寶玉思想發生變化，是因再游“太虛幻境”，由此悟了“仙緣”，才“斬斷塵緣”等——都不對頭，有心的讀者會覺得遺憾；但這方面問題本文且不討論。
十三
不用說，作者在書中一貫是以熱烈贊揚的肯定態度處理他的主人公賈寶玉的形象的。
開頭安排了一系列的神話，突出地渲染主人公為世俗所不容的新的性格和他跟林黛玉的悲劇關系。關于他的前身，一面說它是“頑石”、是“蠢物”，一面說它是“通靈”、是“寶玉”；一面說它“無才補天”，一面說它“靈性已通”。整個的神話以及這種正反兩面的口吻，都表露著作者反對世俗之見，寄予主人公特殊的揄揚和贊美。
第二回用冷子興和賈雨村的談話來介紹還未出場的主人公，也是先說世俗之見的評論，而后又用較為高明的見解予以駁斥，再從而極力加以贊揚。
書中特意安排主人公和林黛玉見面的場合出場，以最重的著色之筆來反復描繪。仍然先介紹出于世俗成見的貶詞，再用站在面前的主人公光彩耀人的具體形象把那些貶詞批判掉；兩首《西江月》，也還是取嘲弄世俗的反語，以貶為褒，以抑為揚，對主人公作了籠括全書的贊美。
作者所采取的這種從批判反面來歌頌正面，或從否定世俗來肯定反世俗的態度和描寫手法，在全書里面是一貫的。我們前面的闡論正是從這兩相對立、彼此映照的具體描寫來說明作品的思想傾向性的；這里面自然也正體現了作者的這種態度和手法。
作者在書中猛烈地攻擊了腐朽罪惡的封建主義統治勢力，對賈寶玉反封建、反世俗、一心傾向于被壓迫、被糟踐者的正義感情，以及他的全部以初步民主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思想性格和行為活動作了極高的評價，并且以一種不勝悲慨之情，給予全心的同情和歌頌。
同時，從書中所安排的神話和一些超現實的情節描寫里，我們也看得出來，作者對他的主人公在熱烈愛護中，明顯地帶著驚異；在極力贊揚中，流露著覺得神奇；在全心歌頌中，顯得以為不可解、不可知。于是賈寶玉這一高度現實主義藝術的典型形象出現在我們讀者之前的時候，被作者點染了許多神秘主義的云霧。這些神秘主義的東西正是作者企圖解釋它、說明它，因而才帶了出來的。
第二回里寫尚在落拓中的賈雨村駁斥世俗說主人公“不過酒色之徒”，“將來色鬼無疑”，罕然厲色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的來歷。大約政老爺也錯以**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元之力者，不能知也。”但賈雨村所能作出的解說，只是把他比做古來封建社會里傳統的優秀人物——“情癡情種，逸士高人”。
第五回寫“太虛幻境”，作者寫了一個“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癡”的警幻仙姑。她款待賈寶玉喝“千紅一窟”的茶，飲“萬艷同杯”的酒，聽“開辟紅濛，誰為情種”的紅樓夢曲子，后來對賈寶玉說：“……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又詳加解說道：“……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云雨無時，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惟‘意淫’二字可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雖可為良友，卻于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眥。……”
這些議論，我以為都可以看作作者從活生生的對現實體察中，認識了這種新的性格的特征，他努力要正確地說明它，但是難于尋找確當的概念或語言，只好用“情癡”“情種”等名目，又覺得不能盡意，不夠妥帖，就又找來“意淫”二字，特意加以詮釋，指明須作特殊的意思來理解。此外，作者再無法說明這個性格了。
自來《紅樓夢》的評點家批注家，一般也襲用“意淫”二字來說明賈寶玉的特征性格，但已與上引警幻仙姑所解說的詞義完全相背，而是用了作者再三駁斥的世俗之見，按照字面望文生義來作理解的。
庚辰本脂批有兩段說得比較老實。例如第十九回批賈寶玉對襲人說話一段：“這皆寶玉意中心中確實之念，非前勉強之詞，所以謂今古未有之一人耳。聽其囫圇不解之語，察其幽微感觸之心，審其癡妄委宛之意，皆今古未見之人，亦是未見之文字，說不得賢，說不得愚，說不得不肖，說不得善，說不得惡，說不得正大光明，說不得混賬惡賴，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得庸俗平凡，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癡情種，恰恰只有一顰兒可對，令他人徒加評論，總未摸著他二人是何等脫胎，何等骨肉。余閱此書，亦愛其文字耳，實亦不能評出二人終是何等人物。后觀情榜評曰：‘寶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評自在評癡之上，亦屬囫圇不解，妙甚。”老實承認對這個新的性格不理解，但認為是“今古未有之一人”，或“今古未見之人”；這倒為我們作了很好的說明。
有位署名“讀花主人”的，在光緒十四年版《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上面作有人物論贊，對書中人物的理解，我以為高出任何評點家；其中《賈寶玉贊》說：“寶玉之情，人情也，為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為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盡之情……此為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我故曰：寶玉圣之情者也。”
這里正面說明的，用來詮釋上引警幻仙姑說的話，我想倒還比較中肯些。這所說的“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不只是男女關系的“情”，而是一種廣義的“情”，即“人情”；這是長期封建主義社會秩序所壓制的東西；當時進步的思想家特意提出來加以鼓吹，并且用以反對“理”、批判“理”的，也就是這東西；用我們今日的話說，就是要求“個性解放”，要求“人性自由”，就是“人道觀念”和“人權思想”，就是民主主義精神。
十四
賈寶玉典型形象的特征是復雜多端的，但是民主主義卻無疑是它的主要內容。
有人懷疑賈寶玉性格中民主主義精神的來頭。他們說：在那種“富貴溫柔之鄉”的生活環境里，怎么可能產生這樣的進步思想？
有人否認賈寶玉性格反映了當時歷史與社會的新的內容。他們說：賈寶玉性格的民主性內容，不過是自古以來中國封建社會內優良傳統的因素，其中沒有什么新的東西。
也有人承認賈寶玉性格含有新的現實內容。但又覺得賈寶玉成天關在大觀園里，現實社會可能給他的影響很遙遠，難于指明；因此還是只好過分地去強調我國古代進步文化傳統對他性格所起的作用。
根據本文的分析，我想提出下面幾點意思：
封建統治階級和被壓迫人民并不是各有一個自己的天地，彼此隔離著，互不相關。因此，賈寶玉固然生活在封建統治階級社會里，生活在“富貴溫柔之鄉”的大觀園里，但是我們不能以為他的生活環境就和人民的“現實社會”截然劃開，沒有關系。
我們也不可脫離實際生活，把“階級矛盾”的概念作簡單化的理解，以為只有像《水滸傳》所描寫的斗爭才是階級矛盾；在賈寶玉的生活里就沒有階級矛盾，而賈寶玉所受的壓迫、所參與的斗爭就與現實社會的階級矛盾無關。
我們也不可脫離實際生活，把“人民”或“市民”的概念作簡單化的理解，以為只有像住在村莊里的“二丫頭”之類才是人民（事實上住在農村里的也不一定就是勞動人民），以為只有城市手工業者、織造工匠才是市民；賈寶玉的生活環境里就沒有人民或市民。
從書中的具體描寫看，賈寶玉的生活環境里存在著兩個矛盾對立的世界，這是很清楚的。賈寶玉認識這兩相鮮明映照、尖銳對比著的世界，他以分明的愛憎態度和感情，背叛了自己出身的本階級，站到處在被壓迫地位的一邊去；并且把自己的切身問題和這些處在被壓迫地位人們的幸福問題完全連結起來：由此，從他豐富的閱歷和苦痛經驗中，逐步發展了和鞏固了他獨特的思想性格。
我們也清楚地看出來，給予他的思想性格以積極影響，使他的民主主義精神得以萌生與成長的，主要就是他生活上密切接近、精神上傾心親愛的居于被壓迫地位的眾多男女青年們——首先是那些境遇悲苦、資質優美的女孩子們。她們和他們的具體境遇與內心精神以及在生活中所體現的迫切要求，不斷地啟發著他、熏陶著他；他在切身問題上所做的熱情追求、所受的嚴重壓迫，不斷地教導著他、鍛煉著他：由此，憑他敏銳的體察和很好的文化知識的修養，經過融合與提高，就使他性格中的民主主義精神日見深入鞏固起來。
賈寶玉的生活環境正是當時封建主義統治下整個現實社會重要的剖面和縮影；這個環境里極其復雜錯綜的斗爭沖突的主要環節，正是當時整個現實社會主要矛盾的具體反映。
為賈寶玉所傾心親愛，從而對他的性格給予了積極影響的那眾多男女青年們——主要是女孩子們，實質上正就體現了當時人民或市民的歷史處境與時代要求；而且，她們和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自身正就是人民或市民。
對賈寶玉性格的形成發展起了決定作用的，是社會現實的條件與因素；只有在這種現實的基礎上，他才有可能接受并進一步發揚古來優良文化傳統的影響。一味地或過分地強調文化傳統的作用，不止不符合作品的具體內容，同時也是違背事理的。
假如賈寶玉只接受了優良文化傳統的影響，他的性格自必不會有什么新的內容；那么，就賈寶玉這個具體人物說，恐怕也就只能像書中第二回賈雨村所說的，不過是“情癡情種”“逸士高人”之類。可是這樣的人物或典型，賈雨村也已具體指明，在我國歷史上和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為人所熟知；我們從賈寶玉形象的特征內容看，從作者的處理態度看，從作者和他同代人的理解情況看，可以知道事實遠不是如此的。
看不到或忽視了產生賈寶玉性格的社會現實的根由，也就不能認識賈寶玉性格的新的內容。
如前文所闡明的，從賈寶玉形象的主要特征，我們可以看出色彩鮮明、線條清楚的民主主義精神的完整輪廓或雛形；這在當時我國歷史現實中、在我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中，無疑是“新人的典型”。我國封建社會內要是沒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孕育，要是當時生產關系在原有的社會基礎之上沒有發生一些顯著的變化，那就不僅不可能出現賈寶玉這樣的典型形象，首先應該是不可能出現作品所描繪的那樣形態的典型環境、那樣形態的人與人間矛盾對立的關系，更為重要的是不可能出現那樣種種不同典型的具有光彩耀人的內心精神的女子們。
賈寶玉形象的特征所反映的矛盾和限制，也是復雜多端的；其中有許多東西當然應該歸于沒落階級的屬性，比如那些感傷主義和虛無主義成分。但是當時的歷史條件還是它的矛盾和限制的主要根源。
在當時歷史階段，封建主義制度雖然早已到了衰朽不堪、瀕于最后崩潰的地步，資本主義萌芽雖然曾有長久孕育的歷史，但后者仍然遠沒有脫離前者的社會基礎而獨立。史實告訴我們，當時各種工礦實業、國內外商業和銀錢業，隨著經濟的恢復，開始有了顯著的成長。可是這些新的經濟因素，都是掌握在封建主義統治者之手；資金所有者和官僚、地主緊密地結合著，成為“三位一體”的社會統治勢力。于是處在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因素，和衰朽的封建主義勢力之間，一面抵觸著，一面卻又依存著。在這種形勢下面，生活處境最感苦痛的，首先是被迫脫離了土地、脫離了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生產的廣大城鄉被壓迫人民；他們迫切要求巨大的變革，但又困在黑暗的現實中，看不到自己的斗爭道路。
《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從他自己的生活經歷里面敏銳地感受到那時代的窒息氣氛，深刻體驗到社會統治勢力的罪惡，通過他天才地創造的以賈寶玉為主人公的巨著，提出了控訴與詛咒，同時描繪了自己所向往的生活理想；這正和當時廣大被壓迫人民內心的苦痛狀態和熱切要求完全相通的。
作為偉大藝術家的《紅樓夢》作者，憑他的生活體驗和形象思維通過賈寶玉典型所說道、所宣傳的，和當時歷史階段我國偉大的思想家、學術家所呼吁、所主張的，那內容實質也是一致的。這些先進的思想家、學術家，一面鼓吹人的“情”“性”或“欲”，以反對統制文化思想的“理”，但一面還是只能以儒家經典為依據，為孔孟之學作新的解說；一面反對專制政治，攻擊“后世之為君者”，一面還只能向往于古代仁君之政，拿“古之為君者”作根據來要求新的政治：他們所提倡鼓吹的，含有明顯的民主主義的新的因素，有強烈的反對封建主義文化與政治的要求，可是同時也沒有能夠脫離封建主義思想體系。
我們知道有一個民間故事：一個樵夫，坐在樹枝丫上面，用斧子砍他所坐的那枝丫；他所要砍掉的，正是他賴以托身的。
這個故事是可笑的；但就歷史現實說，卻是可悲的！
1956年6月16日補畢
（原載《北京大學學報》195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