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吳敬梓逝世二百周年
一
歷史悠久、豐富多彩的中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發展到十八世紀中葉，無獨有偶，產生了兩位值得我們自豪的杰出的大作家。這就是《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和《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他們的不朽的作品，不只使我國優秀的文學傳統獲得前所未有的新的發展，就是在世界文學歷史中，他們也應該居于最先進最光輝的行列。就產生的年代說，曹雪芹比俄羅斯的巨匠托爾斯泰要早一個世紀；吳敬梓比俄羅斯的諷刺家果戈理也早一個世紀，比契訶夫則早一個半世紀。這里我們將曹雪芹和托爾斯泰作比，將吳敬梓和果戈理、契訶夫作比，不僅因為他們筆下所反映的社會現實與歷史面貌具有某些類似之處，也因為他們作品的氣派或風格、思想與藝術的造詣，都是兩相交輝、相互媲美的。
至于吳敬梓和曹雪芹呢，吳比曹要大二十多歲，但作品的寫作年代幾乎相同。他們都生當**戰爭以前——中國開始半殖民地化以前一百年頃：幾千年長期停滯的中國封建社會已經到了衰朽不堪的地步；同時清的勢力侵入，經過幾十年武力與政治的統治，政權逐漸鞏固起來。本來尖銳激烈的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至此都轉趨消沉。這可以說是古老中國封建主義統治最后的“回光返照”時期。在此時期，中國廣大被壓迫人民實際處在一種沉郁苦悶的境遇之中，中國社會的矛盾，是突出地表現在統治階級階層的內部。即是，統治階級自相傾軋，劇烈分化，生活越趨腐爛，精神越趨崩潰，封建主義制度破綻百出，加速地走向窮途末路。曹雪芹和吳敬梓都出身于沒落的統治階級家庭，他們各以自己的切身感受，繪成充滿詩情的巨幅圖畫：一個以兩性婚姻問題為中心，反映了貴族統治階級的罪惡和崩潰；一個則從“功名富貴”的問題著眼，反映了士大夫階層的墮落和政治的黑暗與窳敗。他們對現實的態度和所反映的社會層、生活面都有不同，但是所提出的問題的性質則同一范疇，同是給當時罪惡的封建主義社會制度和政權統治以無比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狙擊。因此，他們都成為當時中國廣大被壓迫人民的代言人，他們的控訴，正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心聲。近二百年來，他們的作品在讀者中間廣泛流傳，深入人心，一直在直接、間接地教育著中國人民；這對民主主義思想的啟發和培養，無疑地做了出色的貢獻。
《儒林外史》，因為它的高度的諷刺藝術這一特色，向來對社會有特殊的影響。同治年間惺園退士的序引述這樣一句話：“慎勿讀《儒林外史》，讀之乃覺身世酬應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里說，從有了《儒林外史》，中國的小說“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又說，以后也少有“以公心諷世之書如《儒林外史》者”。我們的魯迅，在思想與藝術方面所受此書的影響很大，他在許多篇雜文里論及它，推崇備至。《且介亭雜文二集》為葉紫作《豐收》序說：
《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嘗在羅貫中下，然而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這部書就好像不永久，也不偉大了。偉大也要有人懂。
魯迅的這話，對于今天的我們，也是很重要的提示。由于《儒林外史》的題材和主題的一些具體問題，也由于藝術手法方面的一些特點，我們今天讀起來，是會發生許多隔閡的。要向這部可珍貴的文學遺產進行學習，很好地認識它的思想和藝術，困難似乎比讀《紅樓夢》還要多些（《紅樓夢》寫的兩性問題，這是有普遍性的題材；書中充滿一個青年人的感覺情緒，這也容易為一般讀者領會）。本文提出幾點粗淺的見解和體會，希望得到指正。
二
關于吳敬梓的生平和思想，有幾個要點，對我們了解《儒林外史》是不可忽略的。
吳敬梓（1701—1754）生長在長江北岸安徽省全椒縣一個“名門望族”的大家庭。他的曾祖和祖父兩輩宗族，官做得特別發達，在明清之際，有五十年光景的“家門鼎盛”時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輩中功名很小，而且早就死去；他自己的父親也只做了幾年縣教諭，后來得罪上司，官弄丟了，次年也就死去。吳敬梓十三歲死母親，二十三歲死父親，他既不熱心功名，又輕視錢財，喜歡揮霍，喜歡幫助人。上代留給他的家產幾年就被他花費掉，奴仆也逃散了。但是他的宗族多是富貴中人，自然看不慣他，講勢利的鄰里們也歧視他。他在故鄉住不下去，三十三歲那年搬家到南京，很快就弄到精窮。從這時直到五十四歲在揚州逝世，主要就依靠賣文和朋友的周濟過活，有時不得不把幾本舊書拿去換米，有時幾天沒米下鍋。從這里我們可以知道，吳敬梓自幼處在富貴宗族或“名門望族”的社會環境中，而在自己的、從祖父起就已經衰微下來的家庭里長大，到中年以后又驟然陷入貧困不堪的境地的。在他一生所經的這種由“漸”到“驟”的家庭破落過程中，他在家鄉全椒縣、在蘇北贛榆縣（他父親任上）、在南京都曾久住過，到過揚州、安慶、蕪湖等城市；從他幾代上輩的關系，他的宗族們的關系和他自己的關系，他所接觸的士大夫階層很廣泛，認識與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臉，受的冷暖，經歷的人事，體驗的世情，都很豐富深刻。這就培養了他的富有正義的敏銳感覺，和體察現實的清醒頭腦，使他看透清朝黑暗統治下士大夫階層的墮落與無恥，看透政治的罪惡與社會的腐敗，使他的心傾向于他所接觸的微賤的和落拓不得意的人物。總之，他的這種身世經歷，就是他的嚴肅的現實主義精神的直接淵源。
吳敬梓的先代和他的許多宗族都以八股文起家，博得很大功名富貴。他的曾祖是順治朝“探花”，做到翰林院侍讀的官；曾祖兄弟五人，除了一個沒有功名，其余四人都是明代或清代的“進士”。和他祖父同輩的宗族中，有“榜眼”，有“進士”，有“舉人”。只有他自己的祖父是“監生”，父親是“拔貢”，功名都不得意，卻都有自己的信念，講究“孔孟之徒”的德行與操守。吳敬梓在這方面受了上代——尤其父親的深刻影響，他始終對父親念念不忘。他輕視功名富貴，講究“文行出處”，就有家庭這方面的根深蒂固的來頭（明末清初許多愛國主義先輩**們給他的思想影響后面再說）。但在當時的社會制度和士大夫風氣中，在他自己的具體處境中，說他對功名富貴就毫不動心，那恐怕也不可能。他的詩文中就有“從來家聲科第美”這類夸耀的話。尤其在他中年落拓貧困以后，那味道在他這樣出身的人不是好受的。他在揚州看見本來富有的他的好朋友程晉芳這時也貧困了，拉著手流淚道：“你也到了我這樣地步，這境況不好過呀，怎么辦？”這話說得很真摯。他二十歲考得“秀才”以后，也還應過考；三十六歲時安徽巡撫征他應乾隆朝的“博學鴻詞”科**，他確實到省去考過。但到正式薦舉他入京廷試時，他終于沒有去。后來他的詩中可又流露失悔之情。到他親眼看見赴京考“詞科”的幾個熟人一個個落第的狼狽丑態，他才死心塌地，而且從此真正斷絕了這個念頭。由此可見，他在“窮”“達”、“沉”“升”、“貧賤”與“富貴”之間，有過苦痛的思想斗爭，到了寫作《儒林外史》以前幾年，他才斗爭過來，思想上才完全堅定了下來。這不是很簡單很輕易的思想斗爭過程。沒有這種占去他大半生的切身苦痛經驗，他不能有那種強烈敏銳的憎惡八股制藝、憎惡功名富貴的感情；更不能通過日常現象中的一些人與事，那樣深刻地領會到那根源和本質——政治和社會的罪惡；也就不能有魯迅所說的“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戚而能諧，婉而多諷”的他的這種對現實的態度和看法。閑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說：
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
這是全面概括地闡明了這書的主題，說得非常中肯和確切。作者所要表現的這個主題，和他內心深處的思想感情結合為一；書中的人和事，都經過他自己平日深切的體察和感受才寫出來的。這是作者一生心血的結晶，它之所以寫得深刻動人，不是偶然的。
因為家庭破落，才有清醒的頭腦來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才能通過生活經歷和感受深刻地體察到事物的本質：這種高度的現實主義精神，曹雪芹和吳敬梓可以說沒有區別。可是他們的具體的身世經歷，環境教養，則有很大的差異，他們的思想也就完全不同。曹雪芹從小過著繁華綺麗的貴家公子生活，不到二十歲，突然一切化為烏有；這真恍如夢幻。他平日又多接觸佛老思想，這就使他的思想很自然的帶上一些虛無主義的色彩。他把他的悲劇的社會原因，了解成為整個的人生問題；把對現實的否定，歸結為對人生的否定。于是創造一個“太虛幻境”，作為他的理想世界（這里只是指出一些思想的特點，說明曹雪芹對現實的否定更為徹底一些，以與吳敬梓比較；當然沒有貶低曹雪芹的意思）。吳敬梓的思想完全不是這樣。如前面所說，他出身于上層中比較“寒素”的家庭，與曹家相比，屬于另一個社會階層。他到中年以后才經過他自己的手陷于貧困，他完全清楚自己家庭破落的根由。他自小受“孔孟之徒”的熏陶教養，他的思想雖含有許多新的進步因素，但并未跳出“名教”的范圍；也就是說，他的思想基本上仍屬封建主義思想體系。同時，他的先代在明朝即已發達，雖然曾祖吳國對做過清代順治朝的大官，但他的家庭終究不是清朝的暴發戶，倒是他祖、父兩輩和他自身的沉落都在清朝。因此，他對清代外族統治，保有良知，抱有憎恨和反感。總之，他對現實并不全部否定，也絕無消極逃世之心。他主要只是憎惡清代外族黑暗的封建統治，憎惡士子們醉心八股制藝，熱衷功名富貴，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墮落窳敗的社會風氣。他的朋友程晉芳介紹他的思想，說他“好治經”，把治“經”看作“人生立命處”。這很明白，他是要以正統的儒家思想作為自己立身處世的站腳點，以與清廷統治下的現實社會與政治對抗；并且也以一個自以為正統儒者的觀點，以一種熱愛自己民族與社會的積極態度，欲罷不能地要對當時罪惡窳敗的政治與社會痛加攻擊和針砭。閑齋老人序說：
故其為書亦必善善惡惡，俾讀者有所觀感戒懼，而風俗人心，庶以維持不壞也。
作者寫作《儒林外史》的態度確是這樣的。但必須點明，這一種態度的根本出發點，還是對清廷統治的憎惡。
三
但是，要了解吳敬梓所持的正統儒家思想的實質，他所謂“治經”和說“治經”是“人生立命處”的實際意義，我們還必須就明末清初的復古運動這一總的時代思潮的背景來加以說明。
我們都知道自宋代起統治者為了加強思想統制，就大力提倡程頤、朱熹的所謂“理學”；到了明代，“理學”又與八股制藝相結合，讀書人以此爭取功名富貴，風氣日益墮落。關于“理學”的本身，這里不去談，但提倡“理學”的結果，文化思想方面形成前所未有的黑暗時期；中國社會的“封建禮教”，是從宋代起發展到特別嚴重地步的。這是事實。
到了明末清初，爆發了一個思想革新運動；這是中國歷史上隋唐以后的第二次復古運動。這個思想運動的重要人物非常之多，我們在這里只就顧炎武（1616—1682）、黃宗羲（？—1695）、王夫之（1619—1693）、顏元（1635—1704），還有后起的戴震（1723—1777）幾個**來說一說。他們都以復古的正統儒家思想來反對“理學”。最初對明代的理學家王陽明發動攻擊，后來連宋代的程、朱也一并反對。他們復古思想的主要精神有下述幾點：
第一，他們反對理學家“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斥“理學”“儒表佛里”“佛老混雜”。他們主張“窮經”。顧炎武說“理學”即“經學”，“經學”而外，古今無所謂“理學”。黃宗羲指斥明人襲程、朱語錄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戴震說宋以來儒者，以自己見解硬坐為古圣賢立言之意；因此孔孟的經書盡失其解，儒者雜襲老釋之言以解之。
第二，他們攻擊理學只空談，不實踐。他們主張“致用”與“力行”。顧炎武說理學家“言心言性”，講“危微精一”，而置“四海窮困”不言；明代亡國，就是因為清談孔孟之故。又說，孔子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所以說“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他聲言自己“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他治學貴獨創之見，反對依傍和因襲；貴有豐富確切的實證，反對空疏；而最終目的則是為了“經世致用”。黃宗羲在主張“窮經”之外，還以為“拘執經術，不適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讀史”。顏元攻擊程、朱：“為愛靜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即茫然。故誤人敗天下者，宋學也。”說：“書本上見，心頭上思，可無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不特無能，其實無知也。”他拿行路作比，說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為通天下路程，其實一處未行，一處未到。又拿行醫作比，說滿天下都是名醫，“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除了顏元所說的實行另有意思而外，顧炎武、黃宗羲所說的“致用”，就是指“四海窮困”“救民水火”這樣的“當世之務”。他們不只如此說，確是如此去干的。他們是卓越的思想家、學術家，也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
第三，明朝亡國以后，在清廷外族統治之下，他們一身硬骨頭，保持凜然的民族氣節，始終與清**對抗，不受它的收買和利用。清代在順治、康熙各朝都在施用恐怖手段的同時，兼用對士大夫階層的收買政策，先是征舉“山林隱逸”，后來開“明史館”和“博學鴻詞”科試，但他們都堅決地拒絕薦舉。顧炎武奔走南北，黃宗羲往來沿海，都是反清斗爭的英勇參加者。他們研究經學，詳考史事成敗，精研山川要塞，兼通天文算法，講究文字聲韻，都是從“經世之務”“利濟天下”著眼；他們的研究學術，是為了心含隱痛，志圖匡復明社。所以這個復古運動，含有強烈的民族思想。
第四，他們反對“理學”，實即具有明顯的民主主義思想的因素。黃宗羲從民族斗爭的實踐，根據他的高超的史學眼光，提出極精辟的反對專制政治的理論。《明夷待訪錄·原君》篇說，古代是人民為主，君是人民的公仆；后世卻以君為主，從此天下不得安寧。“后之為人君者不然……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原法》篇說：“后之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為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這說得何等透辟！十八世紀初反映歐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盧梭的《民約論》也不過是這些意思。此外，明亡后，起兵反抗清兵失敗，逃入深山著書立說的王夫之，在攻擊“理學”時，也發表了深刻的反封建禮教的見解。他說：“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無人欲則天理亦無從發現。”這種新的學說，為后起的戴震加以發展。戴震指斥理學家“以釋混儒”“舍欲言理”。他的《孟子字義疏證》里說：“圣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纖微無憾是謂理，而其所謂理者，同于酷吏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后儒以理殺人！”又說：“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于道義。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這些學說，都有“人性自由”或“個性解放”的民主主義因素，都含有反對封建主義政治與文化的要求，這是很清楚的。
第五，他們當然也反對科舉制度。顧炎武在他的《日知錄》中屢次痛罵八股，說“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二十一史廢”，認為八股的流毒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還要厲害得多。
這個思想運動波瀾壯闊，方面很多，從顧炎武到戴震歷十七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中葉一百多年之久。可是限于條件，隨著清朝封建統治的趨于鞏固，因而衰退以至中斷。但影響還是很大的，乾嘉的“樸學”，雖然變了質，也是它的余緒；至清末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的維新變法運動，還接受了這個思潮的傳統。我們應該注意，他們講復古，講正統儒家思想，不過拿來作為自己思想的依據，實質上，他們的思想本身含有新的內容。我們至少可以這樣說：它反映了封建主義制度發展至衰朽不堪因而尋求變革之道的新精神（至明代亡國，則又轉為反清的民族主義精神；這時反封建統治和反外族統治實際是一回事）。毛主席曾在《中國革命與中國**》文中指告我們，“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從明代起，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業經濟有特殊的發展，而類如江、浙地區的織造業也脫離了小農經濟家庭副業的地位而成為有獨立規模的廠坊：不過這些萌芽狀態的經濟因素，因受封建主義統治的壓迫與摧殘，沒有很好地成長起來。
馬克思在他的《拿破侖第三政變記》的開端指告我們，歷史上當人們從事于變革與創新時，總要“召喚過去的亡靈來為自己效力”；并說，“其目的是在于贊美新的斗爭，而不在于仿效舊的斗爭”。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稱這個復古思潮運動是“以復古求解放”；又把宋以來“理學”的思想統治時期比之為宗教思想統治的歐洲中世紀黑暗時期，而把這個復古運動比之為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這所比擬的兩方，在一定范圍內是有它們的相同之點的（但梁著《清代學術概論》把變了質的乾嘉“樸學”當成這一思潮運動的“全盛時期”，那就完全不對了）。總之，這個復古運動，實質是一個要求變革，要求解放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價值的新思潮運動，是不容置疑的。
吳敬梓生當這個新思潮運動的末期。顧炎武在他出生前二十年死，黃宗羲在他出生前六年死，顏元在他四歲時死。但后起的戴震則比他年小二十二歲。只有在戴震以后，稱為這個新思潮的繼承者的乾嘉學者們才拋開了“經世致用”的這一主要之點，完全轉向脫離實際的為學術而學術的考據之學，即所謂“樸學”，而這個新思潮運動才變了質，成為絕學而中斷了。吳敬梓的思想一方面與顧炎武、黃宗羲的顯然一脈相通，一方面又與后起的戴震的學說有共同之點。他的好朋友程廷祚、樊圣謨都是當時有名的古學家，和他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他說“治經”是“人生立命處”，正是這個思潮的特點。但是他的先輩**們的“治經”，是拿來反對當時居于權威地位的“理學”思想；到了吳敬梓的時代，“理學”已經失去它統制思想的力量（“理學”雖經清代統治者極力提倡，也未收大效，后來不得不轉而提倡“樸學”），所以在他就具體表現為與當時特別猖獗、嚴重地腐蝕著民族與社會的八股制藝風氣作戰。再則，他的先輩**們之“治經”，是為了“經世致用”，也就是“救民水火”“匡復明社”；到了吳敬梓的時代，政治環境不同了，清朝的統治已經鞏固，民族斗爭已趨消沉，所以他的“治經”就具體表現為講“文行出處”。這就是說，在他所處的現實形勢下，他的先輩**們做那樣遠大企圖的客觀條件沒有了，在他只能以“治經”來作為個人與清朝外族統治下的腐朽社會和黑暗政治對抗的思想武裝了。同時，也應該指出，他的“治經”和戴震以后的乾嘉學者們有根本不同。乾嘉“樸學”完全脫離實際，丟開了古學的思想內容，實際是為清朝統治者服務；而吳敬梓不只想以正統的儒家思想作為自己立身處世的準則，而且以一個所謂正統儒者的精神熱情地關心著現實社會，熱愛著自己的民族和人民，他始終對黑暗窳敗的清朝封建統治保持著抗拒的和不妥協的態度。應該說，他的先輩**們的復古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愛國主義；這一基本精神，是被在他以后的乾嘉學者們完全丟掉而且走到相反的路上去了。但我們的吳敬梓，則仍然保持著這個新思潮運動的基本精神，他仍然是個熱烈的愛國主義者。
四
吳敬梓一生歷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他在康熙四十年出生，清廷已經結束了它的對內地本部的武力鎮壓，而轉向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征服。但在本部，先代所遺留的民族思想的影響還是很大，因此清廷在逐步鞏固了它的政權的同時，對文化思想的統制也變本加厲。康熙是個歷史上少有的博學多能的皇帝，對內部的文化思想統制，他有一整套的內行辦法。那就是一面懷柔，一面鎮壓與禁錮。他提倡“理學”，主持多種古籍的整理編纂，同時嚴禁“小說淫詞”，又興文字獄。著名的文字獄先有莊廷鑨明史案（這不是康熙自己搞的），死七十多人；后有戴名世和方孝標南山集案，處死刑流刑的幾百人。到了雍正朝，因為他的皇位是搶奪來的，兄弟相殘，君臣相忌，統治陣營內部分崩離析，他為了鞏固自己，大量用特務，統治手段尤其恐怖。單說文字獄差不多年年都有，如汪景祺西征隨筆案、錢名世作詩案（因為稱頌了年羹堯）、查嗣庭出八股試題“維民所止”案、陸生柟通鑒論案、徐駿奏章筆誤案；最著名的是呂留良案，牽連極廣，殺戮極慘。雍正在朝十三年，正當吳敬梓自二十三歲至三十五歲的時候，他所感受的應該特別深刻。《儒林外史》的寫作，大約開始在乾隆朝初期，他已經四十歲左右；到快五十歲的時候書即完成。這時政治恐怖空氣暫時緩和了些，但老虎總是會吃人的，那威脅還是嚴重地存在（乾隆朝的文字獄更是吹毛求疵；搜查與焚毀書籍數十次，達一萬數千部，多是些稗史筆記和詩文集；但這些都是吳敬梓死后的事）。魯迅在蔣介石恐怖統治下作的詩有“城頭變幻大王旗”“怒向刀叢覓小詩”之句。我們可以想象，吳敬梓在當時的政治環境里，寫作這樣一部深刻揭露政治與社會，處處都可以觸清廷忌諱的諷刺小說，該懷著怎樣的戰斗熱情和勇氣；而他的正義的愛國主義思想感情，又必須怎樣巧妙地表現出來，才能沒有違礙。
《儒林外史》所寫的，多有當時實有的真人真事做影子。這不只是金和跋里一個個的指說過，我們根據有關的資料看，書中的杜少卿確實像作者自己，莊紹光確實像他的朋友程廷祚；書中寫了杜少卿和莊紹光謝征辟的事，寫了南京祭祀太伯祠的事，這也都是當時實有的事，但作者卻把這些親身的閱歷（當然經過了很大的加工），也就是當時清代的政治與社會現實，假托為明代的故事；把明代的某些史事，拿來作成當時現實的背景，這在作者是懷著苦心的。因為這樣辦，一則可以規避現實政治，免得觸犯忌諱；二則借事影射，可以很好地來攻擊現實；三則也寄托了他對亡明故國之思，抒寫他的隱痛。這樣的假托，有《水滸傳》《金瓶梅》的先例可以效法，但他運用得非常現成而且巧妙。
開宗明義第一回，作者就用飽含詩意的筆，寫了一個他所懸為士子典范的歷史人物王冕；他就王冕的歷史材料加以概括和提高，創造為自己理想中最完美的形象，標題明白點出，這是為了“櫽括全文”“敷陳大義”。這一種士子的典型，在中國封建社會里，自來就被人敬慕的。士子這一階層居于封建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為封建統治者統治人民，享有特殊的社會地位。按照傳統的教導，他們應該替統治者行“仁政”，就是在適當范圍內顧念人民利益，重視人民意見，使封建主義制度得以維持和鞏固。因此，每當封建統治者堅決與人民為敵的時代，也就是所謂“無道之世”，有些潔身自愛的士子就退隱不出，過他們“安貧樂道”的生活。早在春秋時代，就有長沮、桀溺；在魏晉之世，最為人所知的有陶潛。另一種情形，每到有道的君主出來，就親自到田園、山林或江湖去尋訪有名的賢士，誠敬地請他來輔佐“仁政”，比如“渭水訪賢”，周文王請出呂尚來；“三顧茅廬”，劉備請出諸葛亮來，這也都被人傳為美談。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就是士子講“出處”講“操守”的原則。因此，作者所創造的王冕這個典型，概括了歷史上這種高明的賢士的傳統精神。但同時又添上了新的特點，因為王冕是外民族統治的元朝人，他的退隱，除了表現反對一般“無道”的封建統治的精神而外，同時又含有反對外民族統治的意義。這一回中寫推翻元代，復興民族的朱洪武，寫“大明”建國，都帶有明顯的稱頌口氣。作者筆下的王冕對朱洪武本懷著好感，后來從八股取士的制度，看到明朝也不是有道之世，才堅決地逃官到會稽山中。
作者用王冕這樣一個典型來櫽括全書，就形象地把主題思想揭示出來，評量全部人物也就有了明確的準繩或尺度。閑齋老人序里所歸納的四類人物，只有那不要功名富貴的最后一類，才是“品地最上一層”，才是“中流砥柱”，為什么呢？因為他們拒絕參加清朝的黑暗政治，不受清代外族統治的利用；而另外那些占絕大多數的三類人物之所以可憐可笑，主要就因為他們忘掉了這個大道理。
書中揭露現實政治吏治黑暗之處，也都是對于清朝統治的攻擊。最露骨的是第四十回極寫蕭云仙的戰功和生聚教訓的勞績之后，不但沒有得到朝廷一句獎勵話，反倒被兵部工部斥為“任意浮開”工費，勒限嚴予追比，結果賠了七千兩，把父親的家產賠光了，還少三百兩銀子，仍被地方官緊追，后來沾了平少保的光，才不了了之。同樣，第四十三回寫湯鎮臺為顧全朝廷體統，積極主張興師征苗，這事得到總督的支持，湯鎮臺野羊塘大勝，忠勇謀略都了不起，可是具了本奏進京去，卻奉上諭指為“率意輕進，糜費錢糧，著降三級調用，以為好事貪功者戒”。湯鎮臺只好嘆了一口氣，收拾打點回家。我們知道康熙、雍正和乾隆各朝屢次攻略邊疆，尤其雍正朝，有功勛的將領總被猜忌、受懲處，岳鐘琪革職多次，年羹堯以征西功高受滅門之戮。所以這里對現實政治的譏彈意味是很明顯的。全書一貫憎惡做官，對做官的有種種辛辣的諷刺，王冕的母親說：“我看見那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場。”蘧太守認為兒子亡化，晚景凄愴，“仔細想來，只怕還是做官的報應”。做官這樣可憎，熱衷功名那么可笑，所以書中一貫地單只頌揚孝弟之道，而且極力用了最美好的感情來寫盡孝；這是以盡孝否定盡忠，也就是說，作者根本否定了“盡忠”這回事。另外，作者還一貫地表露一種態度，就是對于“舊家”和老年人總懷著好感，而對于暴發戶和青年新貴總表示憎惡鄙視，給以嘲笑與挖苦。這不能單純了解為守舊或落后意識。因為在作者的時代，凡是“舊家”總在明代就發達起來的，凡老年人總是明代的遺民，在作者眼里他們總保有較為淳厚篤實的家風和性格；而暴發戶和新貴，都是在清朝統治下才飛黃騰達的，他們一得意，就忘了根本，帶上滿身奴才相和市儈氣味了。書中反映的整個社會風氣，也有江河日下之勢，作者對這一發展趨向，寄予了無限憂憤悲慨之情。這都是作者主觀的印象，也是客觀真實的反映。因為在外族黑暗統治下，對社會人心所起的腐蝕作用總是特別嚴重。
以上說的各點，都表露了作者對清朝政權的態度，表露了作者的民族思想和感情；雖然表露得隱隱約約，曲曲折折，但貫串在主題，彌漫在全書，不一定枝枝節節在某一處。因為士大夫的墮落，社會的敗壞，政治的黑暗，和清朝的外族統治分不開；人民與封建統治的矛盾和民族矛盾就是一回事。魯迅說《儒林外史》的描寫，“誠微詞之妙選，亦狙擊之辣手”；看來作者的“微詞”和“狙擊”，最終都指向了清朝罪惡黑暗的統治。
五
但是《儒林外史》攻擊和揭露清朝封建統治下的政治與社會，主要還是就士大夫階層下手，即以士子們對功名富貴的問題作為中心的。在過去封建時代，士子們在民族、社會中起著感官和神經的作用，他們對人民群眾影響很大，往往左右著民心的向背。清廷征服者人口少，力量弱，文化落后，而被征服的這個大民族，則擁有歷史悠久的高度文化。因此對于士子們的駕馭，對于文化思想的統制，清朝統治者在建立政權之初即特別重視；它很現成地沿用了明代八股制藝這一罪惡制度，作為牢籠士子，統治文化，禁錮思想，腐蝕人心的主要辦法。特別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也就是吳敬梓生活著的年代，復古思潮運動的影響隨著先輩**們的凋謝與清朝統治的鞏固而益趨淡薄，這是八股制藝最猖獗的年代，是清朝統治者的罪惡政策取得勝利果實的年代，是文化思想重又回到黑暗的年代，也是一般士子們墮落無恥、喪心病狂的年代。章學誠在他的《答沈楓墀論學書》中說，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幾年的時候，八股風氣大盛，老生宿儒甚至把通經服古看成“雜學”，把詩和古文辭稱為“雜作”，士子不會做八股制藝，就不能算“通”。章學誠這里說的，正和《儒林外史》所描寫的完全符合。這樣的情形，在保有清醒頭腦和敏銳感覺的熱衷愛國主義者的吳敬梓，覺得最為沉痛而無法容忍：《儒林外史》痛擊八股制藝，集中地諷刺士子們的熱衷功名富貴，那特殊意義是很可理解的。
在開頭幾回里，作者先就八股制度的本身作了深刻有力的揭露和攻擊。周進和范進，在沒有考中的時候，他們的生活和內心精神，是多么悲苦，多么令人不堪，可是一旦中了，就一步登天。像周進，受盡辛酸和屈辱，但后來科名得意了，原先侮弄他的梅三相，恬不知恥地在別人面前冒充他的學生了，他寫的對聯也要小心地揭下來，像寶貝一樣珍藏起來了；輕視他賤視他，辭掉他的館的薛家集的人，替他供起長生祿位牌，把他當作神明來看待了。像范進，原來窮得沒米下鍋，一家人餓了兩三天，不得不將一只正生蛋的雞拿到集上出賣。但轉眼之間，田也有了，房子也有了，奴仆丫鬟也有了，細瓷碗盞和銀鑲杯箸也有了。他們都從踩在腳下的地位，驟然升為高高騎在人頭上的縉紳大老爺。有功名就有富貴，這怎么不叫人拼死？不叫人發瘋？但是中與不中，卻全無憑準。周進考了一輩子，到老還是童生，忽然一下運氣來了，就青云直上；范進也是考到胡須花白，只因遇上年老才發的考官周進，對他懷著同情和憐憫，有心要取他，把他做的八股文章連看三遍，先是覺得實在不好，“都說的是些什么話，怪不得不進學”，最后忽然看出是“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于是考生的卷子還未交齊，就把他取為第一名，把另一童生魏好古取做第二十。
八股取士就是這樣一種瞎胡鬧的制度，功名富貴的來頭就是這樣的滑稽扯淡。但就是這種滑稽胡鬧的制度，使得士子們利欲熏心，喪魂失魄，什么是非觀念也沒有了，什么理想和抱負都拋掉了，人人變得墮落無恥，糊涂愚妄而不自知。第十三回寫馬二先生的一番議論，在他的觀念里，自古以來，士子就是要做官，不管怎樣才做得到手，“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馬二先生是個很誠篤的人，說得赤裸裸，一點沒有矯飾。三十四回高翰林評論杜家，說杜少卿的父親“又逐日講那敦孝弟，勸農桑的呆話，這些都是教養題目文章里的詞藻，他竟拿著當了真”，在八股世界里，什么都公然成了騙取功名富貴的假文章，根本無所謂德行和作為了。于是這些士子們習于虛偽和謊騙，而不以為怪。像范進本是個拙樸的人，中舉后，母親死了，就被張靜齋攛掇著拿這做題目，到高要縣湯知縣處去打秋風，湯知縣請他吃飯。他因要守孝盡禮，連象牙銀箸都不肯用，可是大蝦肉圓子卻吃。荀玫本也是個誠實青年，科名一得意，就聽從王惠的建議，要匿喪不報，悄悄去求周司業、范通政保舉，而周、范兩位為人倫師表的學官竟說“可以酌量而行”。我們知道在封建社會里孝是“百行之首”，是做人的最基本的德行，可是這些大人先生們拿它作偽，并且視為當然。與此相關聯，這些功名中人另一個普遍的特征，就是愚妄無知。著名的選家馬二先生呆頭呆腦，把騙子洪憨仙認真當作神仙，誠誠懇懇地跟他做行騙的勾當，直到事情完全揭穿，他還對他懷著感激之情。王玉輝也是個正派的老好人，但迂腐到泯滅了人道和天性，他鼓勵女兒絕食殉夫，滿口說女兒死得好，他的老妻和親家都不讀書，但腦筋比他清楚。張靜齋和范進兩位舉人在湯知縣處大談劉基的故事，滿口胡說八道，眼面前的歷史知識也一點沒有；做了通政的范進，連蘇軾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士子們的惡劣與無行，也成為風氣。像嚴貢生關人的豬，賴人的錢，強奪寡婦的財產，甚至把云片糕硬說成值幾百兩銀子的藥。滿口做官的張老爺、周老爺，如此誣賴和威嚇船家，目的不過是不給賞錢。王德、王仁兩兄弟，因為姊夫嚴監生以王氏名義每人贈了一百兩銀子，他們兩人就馬上哭得眼紅紅的，并且“義形于色”，拍著桌子說：“我們念書的人全在綱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說話，也不過是這個理……”這類恬不知恥的人物，充滿當時的儒林中，他們利欲熏心，各有一套招搖撞騙、趨炎附勢的本領，妙的是大家習以為常，對自己的墮落無恥毫無一點自覺，反倒沾沾自喜，引為得計。
當時做官的，就多是這種八股取士制度所培養訓練出來的愚妄與無恥的人，所以政治吏治的黑暗窳敗是當然的事。看高要縣的湯知縣怎樣辦案，他為**賣牛肉的事，自己沒有主意，聽了張靜齋的一席話，搞出人命，鬧得一團糟，結果還要發落幾個為頭的，以保持臉面。為鹽船被搶一案，那彭澤縣知縣問原告舵工水手等：“那些搶鹽的姓甚名誰？平日認得不認得？”隨即大怒，說：“本縣法令嚴明，地方清肅，那有這等事”，不由分說，把他們各打二十板，寄監再審，還要打朝奉。但湯少爺拿帖子一說情，就扯個淡一齊“開恩”趕出來。王太守一到南昌的任，一心記著“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話，用戥子、板子和算盤來治理地方，因此被稱為江西第一個能員，很快就升了上去。凡稍有一點好的傾向，比較為人民歡迎的，如溫州知縣李瑛、安東知縣向鼎，就有摘印或被參的危險。有這樣的衙門，他們的差役也就專干壞事，像杭州巡撫衙門的潘三等一批差役，像押解宦成的差役，他們久慣牢城，神通廣大。像匡超人的打**，萬青云從假中書變成真中書，都是公開的或合法的偷天換日。書中對當時政治吏治隨處作漫不經意的但又是十分深刻的揭露。我們沒有看見一個官是忠于朝廷的，他們一律徇私舞弊，欺上瞞下，這就是清朝統治的特點。
書中除寫醉心功名的士子而外，還以同等的筆墨寫了許多招搖撞騙的假名士。這種假名士，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原也有悠久的來歷。所謂名士，本應該是像呂尚、諸葛亮或陶潛這樣的人，他們隱居著，不出來做官，心懷淡泊寧靜，以品行、識見或才學而知名，所以稱為名士。《禮記·月令》篇說：“勉諸侯，聘名士。”名士是為有道的統治者所尊重的。因此就產生一種情形，就是一些并不高明，也無賢行的士子，裝出隱居的姿態來，藉以邀得統治者和社會的尊重，博富貴和名譽。古書上稱這種假名士是“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但到了像《儒林外史》里的這些名士或山人，連隱退的姿態也干脆不做了，因為做了，也無人理睬了，除非像婁三婁四這樣唐吉訶德式的公子才滿懷幻想，自我陶醉地去訪楊執中、權勿用這樣莫名其妙的人。他們多是功名爬不上去，想謀富貴而不可能，想受人敬重而不可得，所以有的就走巧路，學著謅幾句濫調的詩，冒稱高雅；因為詩是寫在斗方紙上，所以稱為“斗方名士”。他們奔走富貴者之門，扯扯謊，幫幫閑，騙些銀子，或混碗飯吃。杭州、揚州和南京，到處看見他們喪魂失魄地跑來跑去。像牛玉圃、景蘭江、趙雪齋、浦墨卿、支劍峰、辛東之、金寓劉等，都是當時社會制度制造出來的一群游民。
因此功名富貴不止腐蝕了士子們，也對士子們以外的廣泛社會散布著惡劣影響。比如牛浦郎本是個市井貧家少年，他為了一心想相與官府老爺，就冒充了別人姓名，騙人，嚇人，無所不為。婦女們像王太太之類，也一心想做誥命夫人，甚至**如聘娘也想做官太太想得做了夢。又比如五河縣，整個兒成了利欲熏心的世界，正如余大先生說的：“我們縣里禮義廉恥一概都滅絕了。”
如上所述，作者全面地體察了功名富貴的制度對社會人心與政治吏治的腐蝕作用和惡劣影響，因此，他自然而然傾心于兩種人物：一種是輕視功名富貴，襟懷沖淡的人，他們保有先代進步思想，講究品德和學問，正和作者自己志同道合，因之也是書中的肯定人物，如虞育德、莊紹光、杜少卿和遲衡山等。另一種就是下層細民和落拓不得志的人物。他們都受當時政治社會的壓迫，處境很悲慘；或者在功名富貴的圈外，因之能保有善良人民的本色或真性情。比如三十五回莊征君辭爵還家途中所見一對無人過問的年老夫婦的死；三十六回虞育德救助的，為田主所逼因而自殺的農民等，書中雖沒有著重地寫，但那同情之心是顯而可見的。二十四、五各回寫鮑文卿的為人以及他和倪老爹的關系，尤其對于倪老爹，作者充滿了同情、悲憐和不平；二十一回寫卜老爹、牛老爹的友誼，二十回寫甘露僧對牛布衣的情分，十六回寫匡超人未發達時的家庭關系，十五回寫馬二先生對匡超人的關愛，作者都以深沉的贊嘆和憂郁情緒，描寫了這些在貧賤中的人物的真摯篤厚的人情。傾心欣慕之情還突出地寄托在頭回對王冕的田家生活和末回對四個市井高士的描寫里。作者著力寫了這些人物的美好的品質與純良高潔的內心精神，與功名富貴中人的丑惡習性做對比，以反照儒林中的寂寞無人。很明顯，作者一心傾向于“微賤”人物的這種深切親愛的感情，是從對于功名富貴中人的利欲熏心、墮落無恥的反感而來，也是從對于統治者所設“名韁利鎖”的罪惡制度的憎恨而來。他覺得凡是功名富貴圈外的人，多比較可親可愛，他們的心地多能保持本有的真誠與篤實。比如周進的姐夫金有余和他的朋友，牛浦郎在被牛玉圃痛打后路上所遇的那個黃客人，都是商人或做小買賣的，但他們幫助人，對待人都是一片真心實意；這是一般熱衷功名富貴的士大夫階層所沒有的人情。又如撫院差役潘三，三教九流，作惡多端，但作者不是取一種憎惡的態度來批判他，相反，從他的壞蛋行為中倒著重地描寫了那種江湖豪杰式的慷慨義氣，和真摯親切的人情；這比起飛黃騰達后的匡超人，和那批澆薄虛矯的假名士來，就顯得非常可愛了。
對于婦女和兩性關系，作者也持著完全不同于世俗的，他自己的清新自由的獨特見解和人道觀點。這種見解和觀點，并不徹底，而且有時顯得自相矛盾，但是，卻有明顯的反對封建禮教的意味。他并不一般地反對封建婚姻，但二十五回寫鮑廷璽娶王太太，卻把封建婚姻的毒害作了深刻的揭露；十三回寫宦成和雙紅的戀愛私奔，則寄予了欣喜和同情。他也并不一般地反對旌表節烈，但五十二回寫王玉輝之女的殉夫，卻深切有力地暴露了封建禮教的泯滅人性與慘無人道。他反對像玩弄男戲子這類上層社會盛行的腐朽惡劣的風氣，三十回寫“訪友神樂觀”“高會莫愁湖”，對杜慎卿作了集中的挖苦。他對夫婦關系的觀念，表現在正面人物莊紹光和杜少卿的家庭生活描寫中。三十三回寫杜少卿與娘子同游清涼山，三十五回寫莊紹光居玄武湖與娘子飲酒讀書，都是作者對世俗社會挑戰的著意之筆，因為這樣的夫婦關系，正為封建禮教所不容，為世俗社會看不入眼的。虞博士說：“這正是他的風流文雅處，俗人怎么得知？”他所主張的無非是一種合乎道義與人情的真摯篤實的人倫關系，其主要內容還是反對功名富貴之泯滅人性和喪失天良。三十四回寫杜少卿說《詩經》，就直接表露了這種見解。杜少卿說：“溱洧之詩也只是夫婦同游，并非淫亂。”最明顯的是講女曰雞鳴一章：“但凡士君子橫了一個做官的念頭在心里，便先要驕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鬧起來。你看這夫婦兩個，絕無一點心想到功名富貴上去，彈琴飲酒，知命樂天：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齊家之君子。”這番話，可以作書中許多描寫的注腳，也具體見出作者以“治經”為“人生立命處”的精神。這里講的是《詩經》，實際是發表他自己由世俗觀念反激出來的清新自由的進步思想。因此他反對娶妾，認為娶妾最傷天害理，但理由是免使天下有無妻之客，所以主張人生四十無子，方許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別嫁。這番議論，被蕭伯泉譏為“風流經濟”，我們今日看來，他確實不夠高明。但他還是尊重女性人格的。四十一回寫沈瓊枝，充分寫出了當時社會制度下受壓迫**女性的內心深處的辛酸和苦痛。沈瓊枝對杜少卿和武書說：“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這里來的，不是把我當作倚門之娼，就是疑我為江湖之盜。兩樣人皆不足與言。今見二位先生，既無狎玩我的意思，又無猜疑我的心腸……”作者對于沈瓊枝的同情和尊敬，也還是由對于利欲熏心的世俗社會的反感而生。后來杜少卿說：“鹽商富貴榮華，多少士大夫見了，就消魂奪魄；你一個弱女子，視如土芥，這就可敬的極了。”書中寫沈瓊枝言談行動落落大方，對待拘捕她的差役，回答知縣的審問，都從容沉著，理直氣壯，有主意，有信念；一直寫到沈瓊枝的故事結束，都是筆歌墨舞，把這個反封建反世俗的女性英雄，塑造出光彩奪人的高尚形象，并從而對當時窳敗黑暗的社會和政治作了真實深刻的揭發。
六
魯迅說：“諷刺的生命是真實”“非寫實決不能成為所謂諷刺”。所以諷刺即是寫實。吳敬梓的以愛國主義為內容的高度現實主義精神，是他的諷刺藝術的生命。《儒林外史》所寫的人與事不止具有嚴格的真實性，而且也是平凡的生活中到處可見的，是日常普遍存在著的。不過這些日常生活現象，在別人司空見慣，不以為意，好像認為應該如此，理所當然似的。但作者則從愛國主義的正義思想出發，以其清醒頭腦，敏銳感覺，隨時隨處明確地認識和強烈地感到那可笑、可鄙與可憎，這對他，猶如芒刺在背，骨鯁在喉；他以藝術的筆，善意地寫它出來，希望“讀之者，無論是何人品，無不可取以自鏡”。
閑齋老人序說：“稗官為史之支流，善談稗官者可進于史。”又說本書所以名為“外史”，是表示不自居于“正史”之列的意思。作者在書中所表現的態度，正是我們中國古代史家的一種高明的傳統態度。在我國古代史家所要求采取的實即是一種嚴肅的現實主義態度。這種態度的要點，是反對主觀主義，力求客觀真實。不但不容許無中生有或憑空臆造，而且力求“不虛美”“不掩善”，即不容許以主觀去任意改動客觀真實。認為國家大事的得失成敗，如日月之蝕，絕不是“飾辭矯說”所可掩蔽的。所以要求做到“明鏡照物，妍媸畢露；虛谷傳聲，清濁必聞”。但又絕不是置身事外，無是無非的客觀主義態度。即在記載中，在處理上，要有明確的善惡觀念，有一定的褒貶傾向。章學誠《文史通義》說：“春秋之所書以褒貶為主。”《三字經》說：“寓褒貶，別善惡。”史的目的就是分別善惡，有褒有貶，使后人借鑒。但這種別善惡，有褒貶，要能“愛而知其丑，憎能知其善，善惡必書”。對于所擁護愛戴的方面，不掩蓋隱藏其缺失；對于所反對的方面，也不抹殺其優長。這就是，排除主觀偏見成見，而將客觀真實顯示出來，讓它本身去作褒貶。因為客觀真實本身有善惡，有是非；史家要能發現它，掌握它，把它顯示出來給人看。我國古代史家所講究的這種態度，實是一種努力追求與堅持真理的合乎科學原則的態度；而這，在寫作上也就是一種嚴肅的現實主義態度。
《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首先就生根在這種嚴肅的現實主義上面。他接受了我國古代史家的優良傳統，具體運用在小說創作上，而加以發揚光大。
比如，書中寫了幾個正面人物，主要只是肯定他們不同于世俗、不熱衷功名富貴這一點。他們輕視功名富貴，所以心懷沖淡，為人篤實，有真性情，有真見解，有真信念。他們一個個是活的人，各有自己的個性和特點，而不是一些善的概念或標本。他們都生活在當時社會現實中，因此，也就不能完美無缺。比如被稱為“真儒”的虞育德，就不是沒有可疵議之處。他把家鄉房子給表侄湯相公住，表侄拆賣了，又到南京來找他要銀子租房住；他說拆賣房子是應該的，要的銀子也照給。這就是只顧自己講厚道或恕道，實際鼓勵別人作壞。一個監生犯了賭博，送給他懲處，他卻留在書房里天天一桌吃飯，大加優待，還替他向上面辯白。學生考文作弊，把夾帶誤夾在卷子里，交到他手里，他趕快悄悄還給那學生。發案之后，這學生考列二等，跑來謝他，他堅決不承認有這事。這樣一些作法，當然都有他的不同于世俗——尤其反對功名富貴制度的高明之處，但既然如此，他何必做這國子監的學官？這實在是一個為社會風氣反激出來的迂而無當的濫好人。又比如杜少卿，這是作者取他自己為影子而創作出來的一個正面人物，他在家鄉相與臧荼和張俊民這些莫名其妙的人，他罵臧荼說：“你這匪類！下流無恥極矣！”但仍和他們做親戚，大把的拿錢幫助他們。所以婁老爹批評他“賢否不明”；這是十足的舊家大少爺脾氣。余大先生，在書中也是作為有品行的君子來處理的，但他到無為州去打秋風，受賄賂，鬧出一場官司。鳳四老爹是個義俠，卻在秦中書家作賓客，為冒官的萬中書大賣氣力，這樣的“俠”和“義”，也未免無聊得很。從這些處理上，我們很難說對這些正面人物就毫無挖苦的意思。但他們在主要方面，畢竟還是應該被肯定的典型。這些正面人物并不使今日的我們讀著覺得討厭，起反感，正因為他們都是真實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這就是作者的“愛而知其丑”的態度。
同樣，書中對于否定人物，主要也是只嘲笑他們熱衷功名富貴，醉心八股時文，此外絕不一筆抹殺。而且對他們也不苛求，許多被挖苦的很沒品行的人物，都讓他們參加了祭祀太伯祠的典禮，擔任著職位；其中如辛東之、金寓劉等性格有些惡劣，如儲信、伊昭等很庸俗，景本蕙、臧荼等很無聊。但這些人物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功名上不得意，都不是富貴中人；參加太伯祠祭典的，沒有一個飛黃騰達的人物。書中對一些**厚祿、享有富貴的上層人物諷刺得最辛辣，最不留情，如對高翰林、秦中書和施御史等；那是因為這種人確實是那副嘴臉，我們只覺寫得新鮮活潑，入木三分。但書中也并不一味否定做官的，比如向太守對鮑文卿的厚摯之情，李給諫對匡超人的提攜之力，都寫得真切動人。這就是作者的“憎而知其善”的態度。（這里也只是指出他處理人物的態度的特點，至于這種態度是否值得我們今天來學習，那是另一問題，這里不談。）
魯迅所說作者“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更重要的應當是在“戚而能諧，婉而多諷”這一特點方面。就是作者對于人物的挖苦嘲笑，絕不是對個人的人身攻擊，相反，他對他們都懷著一種深切的同情。這就使我們在閱讀中，覺得這些人可笑、可鄙與可憎，但同時又覺得他們處境很慘，十分可憐；我們忍不住要笑，但同時又不禁皺起眉頭，沉下了心，覺得難過。因為書中揭露得很明顯，不是這些人本身不可救藥，而是他們的思想性格里體現了政治與社會的罪惡。作者好像堅決地相信：人多是些好人，比如匡超人、馬二先生、王玉輝等等，他們只是受了政治與社會制度的作弄以致迷失本性，陷入這樣墮落無恥、愚妄無知的不堪地步。這就是，從人物思想性格的描寫中，深刻地揭露了那政治與社會的本質；從對于人物的嘲笑中，有力地攻擊了統治者與社會制度。作者熱愛著民族，熱愛著祖國，熱愛著人群，但是痛恨清朝的罪惡統治，痛恨腐朽的社會制度。他清楚地指告給讀者，要對那罪惡統治抗拒，要和那腐朽的社會制度隔離，要站得遠遠的，保持自己善良純樸的品質，清新自由的合乎真理與人情的思想。書中對于士子的墮落與愚妄，對于社會的惡劣與庸俗，對于政治的黑暗窳敗，都通過人物描寫，作了無情的深刻的暴露和有力的鞭撻；但同時，他又對自己的民族、祖國與人群持著堅定不移的信心，認為我國先代所遺光輝傳統和精神財富無比深厚，不可摧毀，世道人心可以變得好起來，一切的丑惡與恥辱都可以洗刷干凈。因此他雖然身處日益沉淪的黑暗現實之中，但絕不悲觀，絕不沮喪。他似饑若渴地熱望著未來的光明，似饑若渴地尋求著那種繼承了過去傳統和顯示著未來光明的力量；這種力量主要是表現在人性的尊嚴上面，表現在對于真理正義的理想的堅持上面，表現在對于生活和創造的執著與熱愛上面。但是顯然的，他已經漸漸不能在士子們——無論富貴的或貧賤的——社會里發現這種可貴的力量，因之他也漸漸不能再把對于未來光明的希望寄托在士子階層了。在最后“添四客”“彈一曲”一回的開端，他以黯然之情綜括地敘明了這一點，而后，寫了四個特立獨行、有品格有信念的狷狂人物：一個“自小兒無家無業，總在這些寺院里安身”的會寫字的季遐年；一個“祖代是三牌樓賣菜的”，賣火紙筒的棋手王太；一個家道破落后，淪為開茶館的，會畫畫、喜讀書的老人蓋寬；一個“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余下來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喜歡做詩”的，做裁縫的荊元。他在自己所接觸到的生活范圍里面，欣慰地發現所尋求的那種顯示未來光明的力量，是存在于市井下層社會里面了。
吳敬梓的愛國主義是熱烈深沉的，因此，他的現實主義是嚴肅的、高度的，因此，他的諷刺藝術也是無比深刻的。他總是從日常生活現象的體察之中，抓住事物內在的本質，透入人物內心的深微之處；總是從一些似乎是漫不經意的淡淡幾筆描寫中，飽滿深到地托露出那發展的必然。比如周進游貢院，一頭撞在號板上，他為什么這么傷心？在第二回中，一直抓緊了寫這一點。當周進未出面時，先就為他布置好了那個利欲熏心、惡俗澆漓的社會環境；在這樣的環境氣氛中，這個考到胡子花白還是童生的主人翁的內心感受應該怎樣？梅玖怎樣挖苦他、**他？王舉人的言談與生活勢派怎樣威脅著他、壓迫著他？他又怎樣連一個每年十二兩銀子束脩的館也丟了，不得不受姊丈的照顧，跟著去做記賬的：從這些描寫里，無不深切入微地揭示了他積壓在內心的辛酸、悲苦、屈辱和絕望之情；因此，我們也就不難想象從前以往、一直多年以來他是怎樣生活過來的。這樣，一旦進了號，看見兩塊號板，“不覺眼睛里酸酸的，長嘆一聲”，一頭撞上去，直僵僵不省人事，就成為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的發展焦點了；而這，是怎樣準確與透徹地暴露了功名富貴制度的罪惡本質？范進為什么中舉發了瘋？因為他考到老，時時熱切盼望這一日，但又從來沒料到真會有這一日，這猛然的大喜，使他的長久郁結之情頓時大開，使他的神經不能承受；那發瘋的狀態和過程，無不使人發笑，又無不令人慘然，但寫來絲絲入扣，筆筆深徹，毫無一點臆造或走樣。這時與他的性格有相同之點的他的老太太卻還不會受到什么刺激，因為她是一個貧家的婦女，她根本不了解中了舉人有怎樣的實際意義。但等到知道細瓷碗盞、銀鑲杯箸以及奴仆房屋都是自己家的，這對她就具體得很了，于是大笑一聲，也不省人事了。匡超人是怎樣一個純良勤謹的貧家少年，他是怎樣一步步成為那種惡劣無恥的人的？他的性格中本來有聰明乖巧這種特點，他的處境使他要向上爬，他有向上爬的條件，并且得到那些際遇，于是他就自然而然那樣發展起來了。所有這些描寫，都是嚴格地真實、無比地深刻、不肯有一點茍且，有一絲模糊或差訛。唯其如此，書中所表現的人物性格、生活現實，其內部蘊藏都可驚地深厚，足夠我們作步步深入的體會與發掘。我們常聽人說，讀《儒林外史》像吃橄欖，初上來似乎淡而無味，但愈是咀嚼，愈覺得味道醇厚雋永。這并不是神秘不可理解的，反映生活真實愈深刻豐富，就愈令人有咀嚼不盡的味道，而其動人之力也就愈大。
但有幾回卻不是如此。如三十八回寫郭孝子尋親途中經歷，三十九回蕭云仙救難、平少保奏凱，以至四十回上半勸農興學；另外還有四十三回野羊塘大戰：這些片段，有的寫得完全不真實，有的寫得概念平板，總之都沒有實際生活經驗；作為藝術看，顯得很低劣，和書中所表現的一般高度的嚴肅的現實主義精神是迥不相牟的。其次，在這幾段里有幾處對話，那思想跟全書主題和作者的思想也正面沖突，不能相容。如三十九回郭孝子勸蕭云仙不要作俠客，說“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時候，任你荊軻聶政，也只好叫做亂民。像長兄有這樣品貌才藝，又有這般義氣肝膽，正該出來替朝廷效力；將來到疆場一刀一槍，博得個封妻蔭子，也不枉了一個青史留名……長兄年力鼎盛，萬不可蹉跎自誤……”蕭云仙道：“晚生得蒙老先生指教，如撥云見日，感謝不盡。”后來父親蕭吳軒吩咐他投效平少保去打松潘，也說：“……你也可以借此報效朝廷，正是男子漢發奮有為之時。”這樣再三宣揚“報效朝廷”“替朝廷效力”“博個封妻蔭子”“青史留名”，和全書精神、作者思想完全違背。若說是諷刺，全書中從沒有這樣蠢笨的諷刺；而且這些明明都是正面話，說話的也都是作為正面人物來處理的。尤其郭孝子，前面三十七回里的郭孝子是個反對統治者的狷介人物。武書要他去找虞老師，他說：“我草野之人，我那里去見那國子監的官府？”以后武書提及杜少卿，他說：“杜少卿？可是那天長不應征辟的豪杰么？”又說：“這人我倒要會他。”我們知道，郭孝子的父親就是“曾在江西做官，降過寧王，所以逃竄在外的”王惠。他隱姓埋名稱做郭孝子。這樣一個人，怎么會忽然替朝廷宣揚起來？再看這幾段里用的語言，也多陳詞濫調，生硬呆滯，讀著枯癟無味；手法上也庸俗拙劣，有些地方對不起榫來，有些地方顯然是坊間小說的老套。我們知道，現在最流行的五十六回本，除最末一回已公認是后人所加，還有五十五回。但程晉芳作的傳和全椒志都說原書只有五十回。上面提出的幾段（不是整回），可能不是原作者的手筆。
七
吳敬梓的諷刺藝術，從對現實的處理方面看，是取傳統的史家態度而加以發展；若從表現手法或技巧方面看，則可稱為“史筆”。
晉書有“皮里陽秋”一語，意思是“口無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貶”；這和“寓褒貶”意思相同。后人所說“皮里陽秋”的筆法，其實即是春秋筆法。我國古代文學與史學同流。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詩教所講“溫柔敦厚”“主文譎諫”“風人之旨”“諷諭之義”等說法，那基本精神和史筆是一致的。過去作詩為文，講“蘊藉”“含蓄”，講“意在言外”“言有盡而意無窮”“意到筆不到”；戒直言，戒淺露：是我國文學在表現上的傳統準則。
所謂“寓褒貶”，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作者把自己的意見或思想寄寓在客觀真實的具體形象里面傳達出來給讀者；因為表現出來的形象的特征，是經過作者挑選糅合的，即是，經過作者按照客觀真實的本質和法則而概括、集中，而安排與處理的。在這里，作者的主觀之見，不應該違背客觀真實，而必須盡可能做到統一于或服從于客觀真實——在這個前提之下，作者的看法，尤不容簡單地直接拿出來硬塞給讀者，而必須通過具體形象的本身和盤托出來。我國傳統的這種所謂“史筆”，實是很高的現實主義手法。
《儒林外史》在表現上，就是用的這種“史筆”，或“皮里陽秋”的手法。上段說作者體察現實的深度，我們隨手舉出了一些例子作了粗淺的說明，這些例子同時也好說明他的藝術手法的特色。周進和范進的中舉，匡超人的發跡，在全部描寫中，都通過具體逼真的形象，表現了豐富深刻的思想，傳達了明確的正義觀點（這種思想與觀點，是作者從愛國主義出發，由對生活的現實深入體察得來的）。作者并沒有直接對我們褒貶什么，但那種種形象卻無處不含有巨大力量的褒貶。這種地方很不容易說明；簡單地說，我們在閱讀時，不可忽略下述三點：
第一，書中所寫每一場合的形象的本身，哪怕是輕描淡寫的幾筆，一般都蘊藏豐富深厚，我們閱讀時不可從表面滑過。這一點，我想這里無須贅說。
第二，必須從各個場合形象關連上、發展上來作體會和了解。比如周進在薛家集教館時，村上人怎樣看待他，尤其梅玖對他怎樣態度，說了些什么；后來周進做了學道，村上人怎樣看待他，梅玖怎樣看待他。范進未中舉時，胡屠戶怎樣看待他，對他講些什么；后來范進中了舉，又怎樣態度，講了些什么。這些，都要前后關連起來看看，想想，不能看到后面丟了前面。又比如第四回嚴貢生和范進、張靜齋見面，自吹湯知縣如何特別賞識他（那說法揭露得很深廣）；又自稱為人率真，在鄉里間從不占人便宜（他特別表白這點的用意），所以很蒙父母官相愛（這些自吹與表白之點，以及特意對此時的范、張二人說的用心，都當關連起來尋求其意味）；隨后小廝來告討豬之事，他和小廝幾句對話的情狀；后來湯知縣接受王小二和黃夢統喊冤所訴之事，以及湯知縣實際對他的觀感：這些，都是前后對照著寫嚴貢生的惡劣無恥的。同樣，對于張靜齋，在胡屠戶、在那僧官、在湯知縣各人心目中的印象，以及他與眾光棍、與范進、與湯知縣的關系和對他們所發生的影響：這些，各方面也都關連著，逐步深入地寫出張靜齋的為人和作風的。這是就大處說。有許多細節，也不可忽略。比如對于周進，寫他在薛家集教館，申祥甫拿出一副藍布被褥，送他到觀音庵歇宿；以后領來七長八短幾個孩子；晚上拆著各家贄見；平日孩子淘氣，他只得捺定性子坐著教導；天暖，他午間出來看河道春日風光，雨中見王舉人船到；直寫到王舉人吃什么，他吃什么；次早王舉人走了，他如何掃地：凡這些細小節目，也都當連到他游貢院頭撞號板的事上來看，才能了解周進精神內心的具體情狀及其發展。
第三，還必須就各個場合的形象以外去尋求那所暗示的。這就是所謂“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所謂“事溢于句外”，或所謂“神余象表”。比如，前面提過，周進從前以往，一直來的經歷、遭遇，所受辛酸、悲苦，以及內心生活，書中都未提及，但讀者從他到薛家集后的描述里，這些都可推知；他的頭撞號板，不省人事，是多年長久以來所積屈抑之情的總爆發，絕不是到薛家集后短短一年中的那些情事刺激出來的：舉此一端，我們就知道書中關于周進的一些有限的描寫，暗示了多少深厚豐富的東西。又比如第六回寫嚴監生死后，嚴貢生由省回來，趙氏請王德和王仁兩位舅爺陪著他在書房擺飯，席上說話，兩方唇槍舌劍，互相詆毀；說的都是考文章一類不相干的事，并無一語提及嚴監生的財產：我們應該知道，這時他們之間，心理意識中都橫梗著一個財產的問題；正是為了孤兒寡婦的財產，他們才那樣鉤心斗角，嫉忌之情形于言色。書中沒有明寫這一要點。但是這一點，從前后許多描寫里已經充分暗示出來，實在用不著再畫蛇添足。又比如嚴監生之死，究竟是為什么致死的？書中也未明寫（難道是為悼念已死的王氏，悲痛過度所致么？實在不是）。我們知道他吝嗇到臨死連燈盞里點了兩根燈草也覺得費了油，不能斷氣。但是他為王氏喪事，被逼著花了四五千銀子；為扶正趙氏，不得不大封大封的銀子拿出來送給二位舅爺，還不時要送給他們新米、冬菜、火腿和雞鴨小菜；又花錢請三黨親戚，一次就擺了二十多桌酒席。兩位舅爺的為人他極清楚，他們的欲壑難填；只倚仗舅爺的力量，明擺著還不成，另外那不在家的老大還得準備花更多的錢來做無止境的籠絡，他已經為他的官司白貼了不少銀子了。他是個膽小怕事，心性懦弱，而擁有很大財產的守財奴，處在這樣一種眾多強橫親戚覬覦侵奪的形勢里面，他的內心精神應該是何狀態？在此處境中他無法自拔，只有不時哽咽哭泣；后來感覺心口疼痛，每晚算賬到三更，漸漸飲食少進，又舍不得銀子吃人參；兒子小，無人可托，少不得在一日自己料理一日；漸至臥床不起，還想著田租，打發仆人去，又不放心。“那一日，早上吃過藥，聽著蕭蕭落葉打的窗子響，自覺得心里虛怯，長嘆了一口氣，把臉朝床里面睡下。”于是二位舅爺又來辭行去省里鄉試，他又不得不拿出幾封銀子送給他們“添著做恭喜的盤費”。像這樣，這個守財奴的思想性格、精神內心、具體處境連同得病致死的緣由和過程，都無比深刻地托出來了。
但書中也有幾處不是這種“皮里陽秋”的寫法。四十四回至四十七回，寫到五河縣風俗人心的地方，就有幾處作者禁不住出而發議論，把自己的觀點直接拿了出來。“其風俗惡如此”，“總是這般見識”，“欣欣得意，不以為羞恥”，“生活在這惡俗地方”等等，都是直接罵出來，而后再寫具體的人和事。這幾處的寫法，在全書里是特殊的。
上面所說“皮里陽秋”的史筆，最主要的特點是“概括”和“簡約”。這里還應該特別提出來說一說。我國傳統的史筆，極其講究“概括”“集中”的手法，以及行文造語的簡約凝練。所謂“略小存大”“舉重明輕”，所謂“疏而不遺，儉而無闕”“文如闊略，語實周贍”，所謂“一言而巨細咸該”“詞約事豐，神余象表”“文雖簡略，理皆要害”等等說法，都是講如何不浪費筆墨，用最簡單的語言，表現最深刻豐富的內容；如何將生活現象精工提煉，如何抓住特征性的東西，表現那最有深刻意義的內在本質（這里只是指出我國古代的史學與文學在手法上有其基本相同之點，至于具體運用，并不是毫無出入）。高爾基說契訶夫的短篇都是一個個的小瓶子，里面裝著精煉過的無比濃洌的酒精；蘇聯葉爾米洛夫稱契訶夫的作品為“現實主義的提高”。這些評語，用在《儒林外史》的描寫，同樣很恰當。
許多精彩的情節應該首先注意：周進頭撞號板，范進中舉發瘋，范母一喜而死，范舉人吃蝦肉圓子，嚴監生伸著二指不斷氣，嚴貢生發病鬧船家，婁公子捐金訪楊執中，俠客虛設人頭會，牛浦郎發陰私被打，王太太嫁鮑后下廚，徽州烈女殉夫，來賓樓燈花驚夢……數不完的這些情節，都給我們深刻不忘的印象，我們可以隨口談出來；它們也使人愛好，使人喜歡談。那特色，是在于它們集中地、準確地揭露了矛盾，鮮明突出地表現了人物的思想性格，從而特征地、深刻地反映了政治與社會的內在本質；因此這些情節思想性和藝術性兩皆高強。這絕不是單純的材料或手法問題，而必須有賴于正義的愛國主義觀點，有賴于豐富深刻的生活體驗和感受；因為這些都從生活現象中精煉出來，是現實的最大概括和最高集中。后來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和《官場現形記》，等而下之的如《黑幕大觀》之類小說，只是簡單地追求新奇情節，就不能成為很好的藝術。
書中的對話和神情動作的描寫，看去很自然，很生動逼真，但也盡了集中與提煉的能事。尤其是對話，多是聲態并作，活靈活現，深入隱微地揭出思想性格及精神內心的特點，差不多每一處都值得仔細尋味。這在上面的舉例里已經見出梗概。這里不妨任便再舉幾處。比如第六回嚴大鬧船家，硬把云片糕說成珍貴的藥，一口一個官，要寫帖子送他們到湯老爺衙里打板子。這番話里有一要點，是威嚇為主，胡賴為次。因為這謊太離奇，訛不住人家。在那聲口語氣里，嚴大的惡劣無恥，活現紙上。接著幾個搬行李的腳夫上船勸解，說了一段話，表面是責備船家不是，骨子里卻句句揭穿嚴大的無賴，為受屈的船家開脫。在那聲口語氣里，被壓迫者雪亮的眼光，善良的品質，正義的心腸，無可奈何的**，和對于嚴大與官府的鄙視敵視之情等等，都可以具體感覺出來。二十三回牛浦和子午宮道士談話，牛浦道：
……我一向在安東縣董老爺衙門里。那董老爺好不好客！記得我起初到他那里時候，才送了帖子進去，他就連忙叫兩個差人出來請我的轎。我不曾坐轎，卻騎的是個驢，差人不肯，兩個牽了我的驢頭，一路走上去；走到暖閣上，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響。董老爺已開了宅門，自己迎了出來，同我手攙著手，走了進去，留我住了二十多天。我要辭他回來，他送我十七兩四錢五分細絲銀子，送我出到大堂上，看著我騎上了驢，口里說道：“你別處若是得意就罷了，若不得意，再來尋我。”這樣人真是難得，我如今還要到他那里去。
這番話，牛浦精神世界和內心活動的微妙處都勾了出來。他的吹牛，并不是漫天扯謊，而是根據實有的關系，運用他所能有的想象力編排出來，努力要說得適合自己身份，避免過火；努力要說得活現，確實，像真有過的事。這里面表現了他有限的見識和經驗，他說得很幼稚可笑；但又表現了他的不平常的小聰明或“才氣”；同時又表現了他心的深處的熱切誠摯的愿望，他的扯謊吹牛，不僅為要抬高自己，以博對方重視，更重要的是對目前處境不甘，對牛玉圃懷著反感，他像說著自己最“美好”的理想，帶著無限自我陶醉和不勝神往的意味。這種地方，我們讀著，不能不在要笑的同時，又驟然感到心里沉重起來。
書中描寫人物主要用對話，有時也寫些神態動作，總是從生動傳神的形象里勾畫出內在的特征的東西。四十五回余敷、余設兄弟在宴席上驗土談風水，寫了他們許多動作，那種毫無定見，毫無把握，而又故作神秘，自欺欺人的神氣活現在我們眼前。五十三回陳四老爺到來賓樓**聘娘處，虔婆和鄒泰來等滿心艷羨地談了一番國公府里像神話似的闊綽，而后陳四老爺到聘娘房里，聘娘遞了茶，款待著并肩坐下——
聘娘拿大紅汗巾搭在四老爺膝蓋上，問道：“四老爺，你既同國公府里是親戚，你幾時才做官？……”
聘娘一片癡心想做官太太，全神傾注地沉醉在自己幻夢底柔情里，那心情意緒被這簡單的幾筆描畫入骨。作者的嘲笑與憐憫，也整個兒傳達給了我們讀者。
全書一般都寫這樣的日常生活活動。有許多生活細節，好像寫得過于瑣屑，但人物的思想性格及其內心深微處，正從這些描寫與刻畫里透露出來。第十四回后半寫馬二先生游西湖，細寫他東跑西走，吃吃喝喝，硬是要游名勝，對眼前風物卻毫無領會，那迂腐誠篤的內心就這樣描繪出來。十八回后半寫胡三公子與景蘭江等雅集，拿著所湊的分子到街上買酒飯，二十一回后半寫牛卜二老為牛浦成親，都是從極瑣細的生活節目，寫出難于捕捉的特征。二十八回寫諸葛天申——
諸葛天申是鄉里人，認不的香腸，說道：“這是什么東西？好像豬鳥。”蕭金鉉道：“你只吃罷了，不要問他。”諸葛天申吃著，說道：“這就是臘肉！”蕭金鉉道：“你又來了！臘肉有個皮長在一轉的？這是豬肚內的小腸！”諸葛天申又不認的海蜇，說道：“這迸脆的是甚么東西？倒好吃！再買些迸脆的來吃吃。”
這寫的好像毫沒意義。但試想想，就是這樣一個香腸海蜇都不認識的老好人，有了二三百銀子，卻不肯在家好好過日子，一心帶著錢到南京來，誠誠懇懇要找“名士”選刻一部八股文章，帶上自己的名，“以附驥尾”，硬把錢給窮極無聊的蕭金鉉和季恬逸等吃個光：我們難道不覺得可笑，又為之慘然么？
《儒林外史》五十多回，約三十八萬、不到四十萬字，寫出性格鮮明，令人不忘的人物近二百個，主要的人物有五六十個。每回以一個或多個人物作為中心，而以許多次要人物構成一個社會環境，從人與人的關系上，從種種日常生活活動中，來表現人的思想性格與內心世界。總是在這一回為主要人物，到另一回即退居次要地位，而以另一人居于主要：如此傳遞，轉換，各有中心，各有起訖；而各個以某一人物為中心的生活片段，又互相勾連著，在空間上，時間上，連續推進；多少的社會生活面和人物活動面，好像后浪逐前浪，一一展開，彼此連貫，成為巨幅的畫面。這種形式，顯然受了《三言》《二拍》之類話本小說和《三國》《水滸》之類長篇的影響；同時也有些像《史記》的《列傳》或《五宗》《外戚》諸篇形式的放大：總之，它綜合了短篇與長篇的特點，創造一種特殊的嶄新形式。這種形式運用起來極其靈活自由，毫無拘束，恰好適合于表現書中這樣的內容；正和繪畫上《清明上河圖》《千里江山圖》或《長江萬里圖》之類“長卷”形式相類。若要將它取個名目，可以叫作“連環短篇”。
1954年6月24日
（原載《人民文學》195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