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瓶梅》出現于明代隆慶、萬歷年間，約當十六世紀中葉后、十七世紀初。最初以抄本流傳，至萬歷后期始見刊行。全書一百回。有兩種版本：最早的名《新刻金瓶梅詞話》，有萬歷四十五年（1617）東吳弄珠客的序。作品采用山東方言和市井行話，詞句不甚整飭。開頭借用《水滸傳》武松打虎一段故事，而后展開正文。另一版本是天啟和崇禎的刻本，名為《原本金瓶梅》[2]，內容與上本相同，但回目對仗改得工整了，詞句修飾了，方言土語改掉了，回前韻文有許多不同，首回以“西門慶熱結十兄弟”開頭，借用的武松打虎故事連同末后結插的《水滸傳》人物情節全都刪去了。這些想都是出于復刻者的加工。
《金瓶梅》的作者，在明代當時就沒有人知道是誰，因此有種種臆測和不可信的傳說。《詞話》本開卷有一篇署名“欣欣子”的序，開頭說：“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于時俗，蓋有謂也。”“欣欣子”可能就是“笑笑生”本人。這里說明了作者是蘭陵人；蘭陵是山東嶧縣境的古稱，看書中采用山東口語，所寫生活也富有地方色彩，這位作者是山東人無疑。今存署名“笑笑生”的作品還有一首《魚游春水》詞，見《花營錦陣》。當時山東有不少通俗文藝作家，如散曲作家馮惟敏（1511？—1580？）、戲曲作家李開先（1501—1568）等，設想像馮惟敏這樣的文人是《金瓶梅》的作者是有可能的。
《金瓶梅》的出現，在我國古代小說的發展上是一樁應該重視的大事，因為它是第一部文人作者創作的長篇小說，它是第一部取用家庭社會日常生活，描寫平凡的市井人物，以揭露黑暗腐敗的現實社會和政治的作品。
先說第一點。我們知道，民族文化都是人民群眾創造的，小說這一晚成的文學體制也是如此。宋元以來的白話小說，原是民間流行的群眾口頭創作，后**人加工，才成為書面文學讀物。這中間實經過了一個從開始受封建統治階級歧視、壓迫與摧殘而最終以其新鮮活潑的藝術生命迫使對方承認和接受的長時期復雜、曲折的斗爭過程。所謂承認和接受，就作品思想內容說，自不免給予了歪曲和改纂，這在封建文人整理加工以前，即口頭創作階段就開始了；但就其體制表現方面說，則是欣賞其藝術表現，摹仿其形式技巧。這就由據以整理加工，進而至于摹擬和仿制。第一部文人創作的《金瓶梅》的出現，正標志著我國古代小說創作進入這一發展的新階段。從此，文人創作就代替宋元以來以群眾創作為基礎的作品，而蔚成小說創作的主流了。這是說長篇小說。至于短篇“擬話本”，始見于馮夢龍的《古今小說》，即《三言》，《三言》中“擬話本”的創作始于何時，已難確說。若三書的編刊，都在明天啟年間，比《金瓶梅》的出現要遲許多年。馮夢龍與《金瓶梅》的作者差不多同時，但馮年紀要小得多。
次說第二點。我們又知道，宋元以來以群眾創作為基礎的長篇作品，其取材都是歷史故事及神話傳說，講的主要都是非常的事件、非凡的人物。人們喜愛說古談怪，把眼前平凡的人和事倒忽視了。《金瓶梅》的作者擺脫這一傳統，另辟蹊徑，取材于眼前的日常生活和身邊的平凡人物，以為這也有重要的意義，說是“寄意于時俗，蓋有謂也”（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這使我國古代小說在英雄傳奇和神怪小說之外，又有了魯迅所稱的“世情小說”。這一取材的轉變，即由古遠轉到眼前、由想象落到實地，從一方面說，范圍小了，眼界窄了，它直接表現的重大意義和驚心動魄的斗爭，顯然不如原來群眾創作那么引人注目了；但從另一方面看，它卻發現了現實，抓住了現實。這表明人們思想認識的一大進展，標志著我國古代小說現實主義方法進入了一個成熟的新階段。由于開辟了這一條大路，才有可能產生以后的比如《紅樓夢》這樣的偉著，而且使我國古代小說所取得的造詣幾乎可以和二百來年后的歐洲現實主義巨著相提并論。這也是單說長篇小說。至如短篇，宋元話本里早有現實生活題材的作品，不過多是構撰為悲歡離合、曲折離奇的故事，和《金瓶梅》一味白描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活動還是有區別的。但這類話本為《金瓶梅》開了路，給予了影響，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金瓶梅》以這樣的開創精神出現，絕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作者個人的才能可以說明問題的。那是由于明中葉后時代社會的發展各方面都已提供了有關的必要條件，它的出現，只是水到渠成，出于歷史的必然。關于我國封建社會后期各方面變化的背景和此一時期小說發展總的情況，前面已有論述。這里簡說幾方面要點。
自明嘉靖即十六世紀后半中國封建社會內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因素已見萌芽。山東地當南北水陸交通的要沖，商業的發達，人事交往的頻繁，大小城市中尤其顯而易見。政治方面，自正德、嘉靖朝政權益趨腐朽，社會日漸敗壞，人民群眾在官、紳、霸、儈的奴役、掠奪、剝削下，過著水深火熱、暗無天日的生活。政治、經濟的特點集中反映到思想文化上，是又出現了一個所謂“王綱解紐”的時期。其要點是大力反孔，反程朱理學，反封建教條。李贄（1527—1602）是當時的一位主將，以可驚的膽識批判傳統文化，抨擊封建階級知識分子。在文學工作上，則努力提倡新興的小說。他的評點長篇小說的工作，從內容到形式都是開創性的。針對當時黑暗的封建統治和社會痼疾，他認為好的作品應該面對現實，抒發自己的憤懣和不平；他評點作品，著重闡釋人物形象的思想意義，并且啟發讀者聯系現實生活、重視現實生活。他的充滿勇氣與熱力的倡導，使許多封建階級知識分子轉變思想，從統治陣營游離出來，跟他宣傳反傳統、反復古的文學觀，重視通俗文學的搜集、整理、編纂和刊印，并且動手從事摹擬、創作的工作。這里面“公安派”的袁氏三兄弟、“竟陵派”的鐘惺、通俗文學家馮夢龍等是代表人物，也包括各地區日逐發達起來的書業和出版業中的許多人，他們也多是一些中下層的知識分子。于是在文化出版界，小說、戲曲、詞曲、民歌及其有關的書的刊行風起云涌，形成了高潮。在這樣的社會風氣與環境條件下，《金瓶梅》的出現就是理所當然，無足為奇了。當然，作者個人的條件和主觀的努力也是應該重視的。他在自己的嚴重局限下能在某些方面得風氣之先，關心當時的政治與社會，十分熟悉所接觸的現實與人事，衷心愛好新興的通俗文學，寫作上也多才多藝，更為重要的是，不為利、不為名，勇于克服多方面的困難，使自己的開創性的工作能夠完成得很出色。
二
《金瓶梅》是一部揭露明中葉后社會政治黑暗與腐敗的書。從眾多等色的平凡市井人物日常生活活動的深入細致的描寫刻畫中，提出了我國封建社會發展中面臨轉變的歷史時期具有重大意義的癥結問題，亦即有關我國封建社會后期所以停滯不進或發展遲緩的主要問題。從這個意義說，它是比《紅樓夢》早一個半世紀明中葉后當時的一部政治歷史小說，絕不能僅把它看做一部“**”或“穢書”。
此書借用了《水滸傳》的故事和人物，作為線索，從“武松打虎”引出潘金蓮和西門慶。《水滸傳》說，潘金蓮和西門慶很快就被武松為兄報仇殺掉打死；《金瓶梅》說，在酒樓被打死的是另一人，西門慶逃脫了，并且買囑官府，把武松充發遠去，潘金蓮仍被他奸娶為妾。從這里岔了開來，即以西門慶為中心，展開了全書的描寫。到第七十九回西門慶縱欲亡身以后，武松才得回來殺嫂報仇，全書已入尾聲了。所以借用舊故事，可能因為當時盛行的《水滸傳》給了他較深較大的借鑒影響；但更為重要的是，北宋末世政治腐敗，內則義軍蜂起，外則強敵壓境，終至崩潰滅亡；明中葉后局勢大致相近，以彼喻此，借資警鑒，確具苦心，也很巧妙。魯迅也說：“沈德符謂《金瓶梅》亦斥時事，蔡京父子指分宜（嚴嵩父子），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它亦各有所屬。”（《中國小說史略》）書中用宋事只是幌子，一到具體描寫，什么“惜薪司”“兵馬司”“錦衣衛”等等明顯地都是明朝的官銜名目；尤其所寫官場弊病、社會時尚、市井習俗、人物言語風貌，無不散發著濃厚的明中葉后現實生活的氣息。
書名是三個婦女名字拼湊的。她們都是西門慶的妾媵。書中著重描寫了眾多婦女們的形象，她們也許是其中比較突出一些的三個典型。《金瓶梅詞話》本東吳弄珠客的序說：“諸婦多矣”，獨以三人命名，“蓋金蓮以奸死，瓶兒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較諸婦為更慘耳”。意思還是出于什么“女人禍水”，引為“鑒戒”的封建觀念。三人之中，李瓶兒先死；西門慶死后，寫了潘金蓮的下場，還著重寫了有關春梅的經歷，進一步展示了社會動蕩、階級升降和政局劇變的形勢。因此書名對總括全書結構倒有些意義。總之，她們三人是書中的重要人物，卻不是主要人物。主要人物還是西門慶。
西門慶是個什么樣的人呢？書里就《水滸傳》作了添改，介紹他的身份出身說：
原是清河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門前開著個生藥鋪。從小兒也是個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近來發跡有錢，專在縣里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交通官吏。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
看他憑這樣的身份條件接著干些什么，又怎樣“發跡”起來：為奸占潘金蓮，他買囑王婆下砒霜謀殺了武大；買囑仵作團頭何九驗尸，“一床錦被遮蓋”；又買囑縣衙不準武松的告狀并把武松刺配孟州。他原有一妻三妾，除潘金蓮外，又為謀財騙娶了富商的寡婦孟玉樓。鄰居花子虛是他的“十兄弟”之一，其妻李瓶兒原是梁中書之妾，花子虛的叔叔“御前班”升“廣南鎮守”花太監買她來配給了侄兒，花太監死后，巨額財富落在她的手里。西門慶把李瓶兒勾上手，花子虛郁病而死。在侵吞了花家財物以至相鄰的住宅，正準備謀娶李瓶兒的時候，不料京都發生了大獄，牽連到他，謀娶的事不得不擱了下來。李瓶兒一時失望，招贅了民醫蔣竹山為夫，用殘余的資財，開設藥店，靠行醫賣藥度日。西門慶官司一了，就買囑幾個痞棍訛賴蔣竹山，搗毀了藥店，把蔣竹山抓到官府里，打得皮開肉綻。李瓶兒還是被他娶到家，先給一頓馬鞭子作下馬威。看他娶妾、謀財是怎樣利用官府勢力，使的什么鬼蜮心計和惡毒手段！此時這個土豪和市儈“資格”已經高升：從“西門大郎”成為“西門大官人”；能和地方官府平起平坐，給周守備賀生日，騎一匹高頭大馬，四個小廝跟隨，同席的有夏提刑、張團練、荊千戶和賀千戶。
牽連西門慶的京都大獄，是因北虜犯邊，失誤軍機，權奸兵部尚書王輔和提督楊戩被科道官參劾倒臺，楊戩“門下”的黨羽都要“拿送南牢問罪”，并被“三法司”判處“發邊充軍”。楊戩的手下陳洪，其子陳經濟是西門慶的女婿，因此拿問的楊黨名單上也有西門慶。陳洪打發兒子帶了大批箱籠財物來投奔岳父，另外送他五百兩銀子。西門慶慌得立刻差派家人來保、來旺攜帶巨額金銀禮物上東京打點，結果拉上了蔡太師府的關系，經由“右丞”李邦彥的手，將案卷中“西門慶”名字改作“賈慶”，一塊石頭方才落地。但是陳家送來的箱籠細軟都被他收藏了（后來女婿再三指索，岳父母只是不認），女婿陳經濟也從此留下替他做買賣，管文書雜務。一場橫禍竟被他如此輕輕巧巧“化兇為吉”！
西門慶以一個“白身”人，能在地方享有權勢，正因為“上頭”有親家陳洪連及楊戩作靠山。現在楊戩倒了，他眼明手快，隨即巴上了更過硬的靠山蔡太師。蔡太師府的管家翟謙，過去因陳洪的關系曾打過交道，這是條現成的路子。原來太師府正是通過這些家奴跟各地壞蛋結緣，把爪牙分布四方的。于是一拍即合，西門慶的身價驟增。喬大戶拿著二千兩銀子請他求人情了：揚州十二個商人被滄州安撫使扣押下獄。西門慶“慨然”答允，派來保重重的送了財禮去，太師馬上下書到滄州，釋放了那些商人。接著，太師壽日，他送了“生辰擔”，多是蘇州定辦的錦繡珍品和工匠現打的大件頭金銀器。太師喜歡，賞他一個官：金吾衛副千戶實授山東提刑所理刑，頂補賀千戶的缺。從此西門慶以“一介鄉民”而“平地登云”，有了正式官職，自然顯赫起來。臨府鄰縣和碼頭稅關的官員也來通聲氣；本地的許多太監，管皇木、管皇莊、管磚廠的薛內相、劉內相等不斷地筵宴往來。同時，在祖墳隔壁和近郊買了幾處莊子，在本街添買幾所房屋，家中添進了好多丫頭、小廝和奴仆，李知縣還送給他一個能寫會唱的蘇州少年。每日冠帶上衙，排軍喝道。買賣也越做越有興頭。分批派伙計到南邊坐莊辦貨，一筆就幾千上萬的資金；大筆放高利債；又在本地開解當鋪、綢鋪、緞鋪、絨綿鋪；只絨綿鋪一天也賣幾十兩銀子。做官和做買賣是他們這樣人的兩手，絕不會偏廢的。
不過意外的“報效”也多起來了。比如蔡太師的管家翟謙給他出題目：十五六歲好女子“替我尋一個送來”；又介紹“老爺之假子”新科蔡狀元因回南道經清河，請招待、給盤纏。西門慶求之不得，殷勤遵辦，用心買一個女子送去。對蔡狀元除送白金百兩，還添絹緞禮品。不久，為揚州苗員外被家人苗青勾通水盜謀財殺害，西門慶受賄一千兩放了他。此事為巡按嚴參。果然，由翟管家央告太師，順順當當給開脫了；并且另點了新巡按下來。新巡按姓宋，是蔡太師之子禮部尚書蔡攸的婦兄，西門慶反多了一重靠山。而那個蔡狀元，也新點了御史。西門慶隨即托蔡狀元請宋巡按到他家赴宴，拉上關系；還關照蔡狀元早發他的家人來保掣取“淮鹽三萬引”的事，蔡說：“這個什么打緊！”對來保說：“我到揚州，你等逕來察院見我，我比別的商人早掣取你鹽一個月。”試看，這個市儈竟這樣用通天手段壟斷買賣！于是蔡太師再做生日時，他親自進京拜壽，送去二十扛金銀緞匹，托翟管家請求，拜了太師為干爺。他即提升為正千戶提刑官，而且進京陛見，同朝廷以及地方當權執政者都結為一體了。就是這樣，他們由上至下，由地方到朝廷盤根錯節，相互勾連，成為最兇殘無恥的封建統治勢力，壓在良民百姓頭上敲骨吸髓，無所不用其極。
正在這富貴逼人，炙手可熱的時候，西門慶卻縱欲而死。跟著，不只西門慶一家仆妾星散，家財銷亡，而且整個時世動亂震蕩，內憂外患紛至沓來，終于造成總崩潰的局面。第三十回說：
看官聽說：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道，讒佞盈朝。高、楊、童、蔡四個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爵，賄賂公行，懸秤升官，指方補價。夤緣鉆刺者，驟升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除。以致風俗頹敗，贓官污吏遍滿天下。役煩賦重，民窮盜起，天下騷然。
不因奸邪居臺輔，合是中原血染人！
作者這番議論，雖然也是老生常談，不見得高明，卻借北宋亡國的史事，預示了明末天下大亂、土崩瓦解的覆滅之勢。
怎樣認識作者給我們塑造的西門慶這一個典型人物，是理解此書主題思想的要害問題。圍繞著這中心，寫的人與事非常繁多，各方面關系錯綜復雜，其起落興敗的發跡過程，都和所展示的政治社會環境緊密聯系著。以上只是極其粗略的概述，已覺頗不簡單。有必要再引一段第六十九回媒婆文嫂對王招宣府女主人林太太所作的介紹：
縣門前西門大老爹，如今見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家中債，開四五處鋪面：緞子鋪、生藥鋪、綢絹鋪、絨綿鋪。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揚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伙計主管約有數十。東京蔡太師是他干爺，朱太尉是他舊主，翟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多與他相交；知府知縣是不消說。家中田連阡陌，米爛成倉。赤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身邊除了大娘子乃是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與他為繼室。只成房頭、穿袍兒的也有五六個。以下歌兒**、得寵侍妾，不下數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今老爹不上三十四五年紀，正是當年漢子，大身材，一表人物。
文嫂雖是媒婆嘴，這里說的卻都是事實。我們試看吧：
西門慶是個官僚、富商又兼地主的封建統治代表人物。這樣一種“三位一體”的統治階級代表人物是我國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高度發展、資本主義因素在許多地區開始萌芽，封建階級和封建制度瀕于腐朽沒落，因而力圖垂死掙扎時期的特種產物。重要的是，這種人絕不是單個地存在：一方面，全國各省、各府、各州縣、各城鎮無處不有，他不過是其中之一典型；另一方面，他直接通向朝廷，勾連各級政權，最高的擅權執政者什么太師、太尉，以至巡撫、巡按、府尹、縣官都同他結為一體，他不過是整個封建統治勢力的一個細胞，或安置在基層的一個爪牙。魯迅說：“至謂此書之作，專以寫市井間淫夫**，則與本文殊不符，緣西門慶故稱世家，為搢紳，不惟交通權貴，即士類亦與周旋，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蓋非獨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筆伐而已。”（《中國小說史略》）這說明了此書主題的要緊處。總之，市儈勢力融入封建統治，或封建統治市儈化；這是當時政治經濟條件下產生的一種征象，為以往所未曾見過的。看明代的歷史，從嘉靖（1522—1566）年間宦官劉瑾和勾結宦官、狼狽為奸的嚴嵩、嚴世蕃父子，才顯著出現這種擅權執政的人物；他們都是皇帝最信用的人物，因為皇帝自己也是這種人物。這說明此時若還一味死死叮住孔孟之道不放，實不足適應現實變化的要求，亦難于維持其茍延殘喘的統治了。
這里所謂的市儈，是指利用可能有的特權以及一切不法手段謀取眼前實利暴利的人，這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發展擴大、商業城市大規模興起中出現的；原來“一介鄉民”的西門慶正是這樣的人物。他的父親西門達是個走南闖北、搞投機倒把致富而又破落下來的財主。西門慶原來只有一個生藥鋪，憑他從小觀摩歷練出來的邪惡本領：頭腦機靈，手辣心狠，巧取豪奪，大發橫財；也是憑著相同的鬼蜮伎倆，由結交官府，枉法貪贓，一步步鉆進最高執政者的“門下”，成為統治機構里行使重要權力的基層理刑官，作威作福，直接魚肉人民。“富貴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鄧通成！”他深知抓政治權力的重要，在這方面他奴顏婢膝，放開手大把花錢。他所侵吞掠奪來的財富是以最大的份額送進了太師府。我們知道全國有無數大大小小的西門慶，因此像蔡太師父子這樣的家伙就成為皇家之外最大的財富所有者。明人王世貞（1526—1590）說：嚴嵩的兒子嚴世蕃“積貲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其后四高會矣，而干沒不止。嘗與所厚客屈指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七家；雖溧陽史恭甫最有聲，亦僅得二等之首。所謂十七者：己（嚴自己）與蜀王、黔公、太監黃忠、黃錦及成公、魏公、陸都督炳；又京師有張二錦衣者，太監永之侄也；山西三姓、徽州二姓與土官貴州安宣慰。積貲滿五十萬以上方居首等。前是無錫有鄒望者將百萬，安國者過五十萬。”接著又說：“今吳興董尚書家過百萬，嘉興項氏將百萬，項之金銀古器實勝董，田宅典庫貲產不如耳。大珰馮保、張宏家貲皆直二百萬之上，武清李侯當亦過百矣。”（《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六）這里先說了十七家，后又說了五家，除七家看來是商人，其他十五家都是王室、貴族、太監、大官和土司，而嚴家父子，在皇家之下，則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大富家。總之，全國的財富、百姓的血汗，絕對多的數量集中到這種封建統治勢力的手里！這段記載還讓我們看到，嚴世蕃以一孔孟之徒的方面大員，那樣沾沾自喜地公開對人炫耀自己的血腥財富，宣揚自己對這種財富的癖好，完全一副無恥市儈嘴臉，同西門慶豈非一丘之貉！
財富集中在這種腐朽反動的封建統治勢力手里，絕對不會成為有利于發展經濟裨益民生的生產性資本；恰恰相反，它只會助長他們所掌握的封建特權，更加瘋狂地干壞事，破壞工農業生產，打擊正當的商業經營。就拿西門慶放高利債說，許多商人如李智、黃四等經常由他的盟兄弟幫閑篾片應伯爵、謝希大之流介紹了來，一筆借款五百或一二千兩，月息高至五分，限期歸還；另外要給中人抽幾十兩傭金，還要不時饋送酒肉宴席，召喚**優伶來侍候答應，以酬謝他的“恩德”。當時新興的許多工廠和作坊，如紡織之類，不但機數受嚴格限制，每機要課重稅，而且機戶的資金也往往是從高利債借貸而來；在這樣的兇惡的封建特權壓榨之下，所以有“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相依如命”（《明實錄：神宗實錄》）的話。即以經營商業說，像西門慶這種市儈特權者，也決不同于普通商人。如前面敘及的關于販鹽的事，這是官府控制的專制買賣；先是揚州鹽商十二人，不知借個什么罪名忽然被滄州官府扣押入監，轉輾托人行賄說情才得釋放。這一飛來橫禍，豈不弄得那些商人傾家蕩產？而西門慶憑他的特權，一下得到“淮鹽三萬引”，向宋巡按一說，就可以早掣取一個月。一個普通商人怎么能夠比得上他？他開店做買賣，也都是憑他的權勢和富厚的資金，乘人之危，賤進貴出，搞的是囤積居奇，投機倒把攫取暴利的勾當。比如他從南邊辦貨，船到臨清碼頭，派人去向稅監錢主事一說，就可以逃免巨額的稅銀，普通商家怎么能比？
當時朝廷開支浩繁，入不敷出，為了榨取人民膏血，先搞什么“皇店”“皇莊”，后又搞“采辦”“制造”，實行礦稅和榷稅。這些都是對工農手工業產品的專利壟斷。哪里有什么特產和商貨，就把太監派到哪里去。這是最慘重的劫掠，對工農商業都是致命的摧殘。這樣的惡毒主意也只有手辣心狠，只顧眼前實利的市儈執政者才想得出辦得到。那時昏聵荒淫的皇帝就重用親信這種人。因此所謂的“稅珰”遍全國，以至木稅、船稅、鹽、茶、魚、葦及門攤商稅、油布雜稅，“無不領于中官”。其中福建的高寀、武昌的陳奉、云南的楊榮、山東的陳增、臨清的馬堂等等，都以公然搶劫商號、凌逼民家，引起市民大暴動。這就是所謂“大當小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天下被害”的情況。《金瓶梅》所寫經常同西門慶流連肉酒和**、親密交往的管皇木的薛內相、管磚廠的劉內相，正是這種“稅珰”或“中官”。小小一個清河縣，就有這許多“稅珰”！而西門慶騎在良民百姓頭上脅迫壓榨，肆無忌憚，同這些稅珰如出一轍。西門慶死后，他的寵婢春梅所嫁的周守備府的家奴張勝，就為其妻舅“坐地虎”劉二撐腰，在臨清碼頭帶著一幫地痞橫行霸道，搗毀大酒樓，毒打布商何官人；這是當時司空見慣的事。如此看來，西門慶買囑人訛賴并痛打醫生蔣竹山，搗毀他的生藥鋪，還把他抓去坐監牢，弄得完全破產，就更不足怪了。在這種腐朽兇殘的封建勢力統治下，一般工商業者朝不保夕，生命財產毫無保障，確是明中葉后的真實寫照（只在萬歷初期，張居正執政，有過一些促進農工業生產的措施，但為時很短）。
當時封建統治者手里日益增長的財富，最顯眼的還是消耗在他們奢侈和糜爛的生活享用上面。這也是伴隨著明中葉商品經濟發達的同時才特別顯現出來的。嘉靖年間松江人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三十四）告訴我們，說正德（1506—1522）以前，許多士大夫家里“只如寒士”，許多“門閥甚高”的官僚，“家居猶不異秀才時”。但是，“至正德間，諸公競營產謀利”。又說，他小時見人家請客，不過幾樣菜；大請客樣數多一點，一年不過一兩次。“今尋常燕會，動輒必用十肴，且水陸畢陳，或覓遠方珍品，求以相勝。”某家請一客，“肴品計百余樣”，又某家請客“用銀水火爐、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人，每客皆金臺盤一付，是雙螭虎大金杯，每付約有十五六兩”，“此是所目擊者”。這說的是南邊當時經濟特別發達的富庶地區封建階級上層社會風氣變易的現象。西門慶以一山東小縣的市井暴發戶，其奢靡與鋪張“吸髓飲血”的情況大致差不多；這也是隨著他財與勢的上升而日漸其加甚的。書中的描寫最令人觸目的是吃吃喝喝。生日節日不說，日常人來客往，門庭若市，即家常吃飯，也是整壇的名酒，滿桌名貴的菜，樣樣點出名目，一點一大篇；從早到睡，吃喝沒了時。許多食品是遠地的出產，甚至是進口貨。家里妾媵丫頭成堆，奴仆伙計成群，他們吵鬧說笑，蹩氣討好，進進出出，忙忙碌碌。此外還有**歌童、三姑六婆、幫閑篾片、內親外眷，以至和尚道士、“神仙”術士，都在這個府里轉，他們敬酒唱曲、宣卷念經、你瞞我騙、說謊調白，和各種神道迷信活動；他們所求的無非沾點官勢，啃點“元寶邊”。看來，圍繞著“西門大官人”，這個市井社會里難有一個勞動者，他們都是游民和寄生蟲。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以這個市儈當權者為中心的社會人與人之間表現出來的精神內心之下劣或卑鄙。例如西門慶加官生子后，把孩子取名為“官哥兒”，以示慶幸；接著由女眷建議和縣中喬大戶家定了親。這應該是封建階級所謂“門當戶對”的婚姻。西門慶卻對其妻吳月娘說：
既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搬陪些。喬家雖如今有這個家事，他只是個縣中大戶，白衣人。你我如今見居著這官，又在衙門中管著事。到明日會親，酒席間他戴著小帽，與俺這官戶怎生相處？甚不雅相！就是前日荊南岡（荊都監）央及營里張親家（張團練）再三趕著和我做親，說他家**今才五個月兒，也和咱家孩子同歲。我嫌他沒娘母子，也是房里（妾媵）生的，所以沒曾應承他。不想倒與他家做了親！（第四十一回）
幾天后喬家來會親，月娘假意說：“寒家與親家那邊結親實是有玷。”試看喬五太太怎么說：
娘子是甚怎說話！想朝廷不與庶民做親哩！老身說起來話長：如今當今東宮貴妃娘娘系老身親侄女兒。他父母都沒了，止有老身。老頭兒在時，曾做世襲的指揮使，不幸五十歲故了。身邊又無兒孫，輪著別門侄另替了，手里沒錢，如今倒是做了大戶！（第四十三回）
恩格斯一針見血地指告我們，剝削階級婚姻都是政治行為。看這兩家談親，各有自己的算盤和細賬，彼此以富貴相驕傲，針鋒相對、錙銖較量，就同他們做投機倒把買賣一個樣。
又如蔡太師的假子蔡狀元任為兩淮巡鹽御史，路過山東，西門慶大事鋪張，盛設家宴，招來“海鹽戲子”還有許多歌兒伶童遞酒唱歌，竭誠款待。西門慶借蔡御史拉上握著本地區大權的新貴宋巡按的關系，又托了他早發“三萬鹽引”的買賣。接著寫道：
當下掌燈時分，蔡御史便說：“深擾一日，酒告止了罷。”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燈，西門慶道：“且休掌燭。請老先生后邊更衣。”于是從花園里游玩了一回，讓至翡翠軒那里，又早湘簾低簇，銀燭熒煌，席下酒席完備。海鹽戲子，西門慶已命手下管待酒飯，與了二錢賞錢，打發去了。書童把卷棚內家活收了，關上角門。只見兩個唱的，盛妝打扮，立于階下，向前花枝招飐磕頭。……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一作舍）。便說道：“四泉（西門慶的號），你如何這等愛厚！恐使不得。”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游，又何別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于是月下與二妓攜手，不啻恍若劉阮之入天臺。（第四十九回）
魯迅頗欣賞這里的描寫，在《論諷刺》（《且介亭雜文二集》）一文中將它同《儒林外史》中的諷刺之筆并提。這確也是“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誠微詞之妙選，亦狙擊之辣手矣”。因為其中把在冒充風雅的肉麻說詞下掩蓋著的赤裸裸的勢利關系和卑劣無恥的市儈內心揭露無遺。
在諸多“盟兄弟”中，西門慶和應伯爵最為“莫逆之交”，簡直影不離身。作品用大量筆墨寫了這個幫閑篾片，即魯迅《二丑藝術》（見《準風月談》）中所謂的“二丑”。這在回目中也略見一斑，如《應伯爵慶喜追歡》《應伯爵替花勾使》等等。他跟著西門慶“說事過財”，“打諢趨時”。他對西門慶一口一聲叫“哥”，西門慶稱他“你這狗材”，**們叫他“應花子”。有時裝傻賣乖，有時感恩戴德，有時說下流笑話，開惡俗玩笑；西門慶看見他就“笑得眼睛沒縫兒”，樂于讓他飽吃好酒好肉，拿回扣，得賞賜。但西門慶這里一死，他就鉆到新發戶張二官家去“效忠”，算計如何取得西門慶家的美妾和財物。
西門慶同他寵愛的眾多姬妾和使婢以及數不清的與之發生關系的仆婦與姘婦的關系，也都是“現金實物交易”的關系，事先事后隨即給予錢物，或女方乘機索要銀兩、衣妝和首飾。
看當時他們這個社會里支配一切的就是赤裸裸的錢和勢，什么傳統的德行和信條都好像從來沒有存在過。
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里為我們精辟地揭示出歐洲資本主義成熟時期走向腐朽反動的資產階級統治所造成的社會關系的特殊現象。《金瓶梅》所描寫的市儈執政者所統治的社會確實頗為相似，這里人與人之間也是只有赤裸裸的利害關系，只有冷冰冰的實利或勢利關系，“一切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但實質上是大不相同的，因為這里封建統治勢力所集中在手里的社會財富都是利用極端專制的封建特權從農、工、手工業和商業掠奪、榨取而來，又從而助長其腐朽反動的權力給予生產業和商業以嚴重打擊和限制，使之無由成長和發展。這和歐洲處于同一社會發展階段從生產勞動者直接剝削和大魚吃小魚并吞而來，轉而投入擴大生產的資產階級手里所集中的財富或資金是完全兩樣的。這是消費的財富，但不是生產的資金，反倒是壓制生產、摧殘工商業，嚴重阻礙資本主義因素成長發展的枷鎖。它必然加快封建社會的解體，加甚封建階級的腐化與墮落，促使封建**日益走向崩潰；同時，也必然陷廣大農村及城市被壓迫人民于水深火熱的絕境，無法存活，唯有不斷地奮起反抗，以暴力對抗暴力，蔚成偉大的革命運動。這才是解決問題，推動社會前進的唯一道路。
于此，回頭來看《金瓶梅》的具體描寫，這個腐朽反動的封建勢力統治下的社會里，絕大多數人顯然是境遇極為悲慘的被壓迫者。由于特權者對土地的掠奪，賦稅的慘重以及自然經濟的日益破壞，大量農村人口被迫流入城市；商品經濟的畸形繁榮，造成城市人口的病態膨脹。據歷史記載，全國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有四十多個。就山東一省說，濟南和臨清人口都近百萬。西門慶以一小縣的暴發戶，被奴役的男女里里外外幾近百個。看史書資料，當時江蘇、河南很多豪門，家奴千余人；湖北如麻城幾個大戶，男女奴仆有三四千人。看來西門慶家的情況實微不足道，是極其普通的。書中告訴我們，這些身居城市的被壓迫者，絕非擺脫了封建束縛的所謂“自由勞動力”，而是處于被奴役地位的奴隸，和沒有自主之權的商品或禮品。來旺、來保、來昭、來興、來安、岱安、平安、棋童、琴童、書童等等，有陪嫁來的，有投靠來的，有幾兩銀子買來的，有作為禮品贈送來的。他們沒有自己的意志，成天被使喚得馬不停蹄，替主人干著種種罪惡、腌臜的活動，仰承著主子的喜怒，一有觸犯，就可以被打得皮開肉綻，被陷害、被價賣、被處死。可悲的是，看他們的精神狀態和所作所為，幾乎完全忘本了。他們為環境所腐蝕，為勢利所誘惑，為小恩小惠所收囊，多半麻痹了、墮落了、蛻化變質，以至仗著主勢成為封建勢力的爪牙了。尤可注目的是那些置身黑暗枯井、社會底層的年輕婦女們。她們在荒淫無恥、糜爛透頂的生活牢獄里，是首當其沖的受害者、犧牲者。她們原多是勞動人民的女兒：來旺兒媳婦宋蕙蓮是木工棺材匠的女兒，伙計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是屠夫的女兒，潘金蓮是裁縫的女兒，**如意兒原是個軍兵的妻子，丈夫出征，六兩銀子賣給了西門家。其余大批的丫頭，包括后來作了貴夫人的春梅在內，不用說，都是三兩五兩銀子買來的。城鄉赤貧的人民太多了，他們的兒女比牲畜還賤。別看她們平日伶牙俐齒，爭強好勝，各有自己的個性和想頭；更可詫異的是，什么三從四德，貞操節烈，以及《女兒經》上一套傳統教訓，她們腦里半點影子也沒有，好似從來未受過禮教束縛，早已具有“自由”“解放”的思想一樣。但是實際上，論她們的待遇各有很大的差異，但都身居受盡屈辱、橫遭摧殘與蹂躪的地位。甚至最富有因而也最受尊重的李瓶兒，西門慶一怒之下，就可以叫她脫得一絲不掛，跪在地上挨一頓馬鞭子；甚至最受驕寵因而氣焰也最高的潘金蓮和龐春梅，西門慶一死，吳月娘就交販賣人口的媒婆領了去，只許穿隨身衣服，什么東西都不許帶，等著人家討價還價拿銀子去購買。這就看出來了，原來她們只是毫無人格，毫無人權的奴隸和商品！她們盡管很聰明、會算計、有才干，可是對自己這種悲慘處境卻毫無自覺，也不以為意。成日只忙于梳洗打扮、講穿講吃、鉤心斗角、邀寵取媚，就拿潘金蓮來說，她是那樣冷酷兇殘、惡劣無恥，誰不對她憎恨、嫌惡？可是，以一個勞動人民的女兒，她會是天生如此的嗎？試看一下作者給我們的簡括交代：“這潘金蓮卻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顏色”，父親死后，“做娘的因度日不過，從九歲賣在王招宣府里，習學彈唱，就會描眉畫眼，傅粉施朱。”“況他本性機變伶俐，不過十五，就會描鸞刺繡，品竹彈絲，又會一手琵琶。后王招宣死了，潘媽媽爭將出來，三十兩銀子轉賣與張大戶家，與（白）玉蓮同時進門，大戶家習學彈唱。”“這兩個同房歇臥。主家婆余氏初時甚是抬舉二人，不令上鍋灶，排備灑掃，與他金銀首飾，妝束身子。日后不料白玉蓮死了，止落下金蓮一人，長成一十八歲，出落的臉襯桃花，眉灣新月。”那張大戶瞞著主家婆把金蓮奸污了。“后主家婆頗知其事，與大戶嚷罵了數日，將金蓮甚是苦打。大戶知不容此女，卻賭氣倒賠房奩，要尋嫁得一個相應的人家。大戶家下人都說武大忠厚，見無妻小，又住著宅內房兒，堪可與他。這大戶早晚還要看覷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的嫁與他為妻。這武大自從娶的金蓮來家，大戶甚是看顧他。若武大沒本錢做炊餅，大戶私與銀兩，與他做本錢。武大若挑擔兒出去，大戶候無人，便踅入房中與金蓮廝會。武大雖一時撞見，亦不敢聲言。朝來暮往，如此也有幾時。忽一日大戶得患陰寒病癥，嗚呼哀哉死了。主家婆察知其事，怒令家童將金蓮、武大即時趕出，不容在房子里住。”“原來金蓮自從嫁武大，見他一味老實，人物猥瑣，甚是憎嫌，常與他合氣，報怨大戶：‘普天世界斷生了男子，何故將奴嫁與這樣個貨。每日牽著不走，打著倒退的。只是一味噇酒，著緊處，都是錐扎也不動。奴端的那世里晦氣，卻嫁了他！是好苦也。’”（第一回）這就交代得很明白：看她的身世經歷和所受教養，這個貧家女兒完全是封建市儈勢力魔掌下慘遭侮辱、迫害與犧牲而冤苦無告的可憐蟲。她從來不知人間有什么好心的愛護，有什么正義的扶持；她被逼給武大作妻，是出于枉屈無辜的懲罰和無恥利己的殘害。如此看來，她的許多惡行丑態，實是一種被歪曲得變了形也變了質的報復與雪恨。等到被西門慶奸娶為妾以后，她完全陷入糜爛生活的泥淖中無由自拔，她的靈魂徹底墮落了，腐爛了。這種糜爛生活，亦是當時一種特征。史料記載甚多，這里還是引魯迅的一段話：“故就文辭與意象以觀《金瓶梅》，則不外描寫世情，盡其情偽，又緣衰世，萬事不綱，爰發苦言，每極峻急，然亦時涉隱曲，猥黷者多。后或略其他文，專注此點，因予惡謚，謂之‘**’；而在當時，實亦時尚。成化時，方士李孜僧繼曉已以獻房中術驟貴，至嘉靖間而陶仲文以進紅鉛得幸于世宗，官至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少傅少保禮部尚書恭誠伯。于是頹風漸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參議顧可學皆以進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顯榮，世俗所企羨，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間乃漸不以縱談閨幃方藥之事為恥。風氣既變，并及文林，故自方士進用以來，方藥盛，妖心興，而小說亦多神魔之談，且每敘床笫之事也。”（《中國小說史略》）由此可見，這也正是當時政治歷史的特征現象之一，同上述腐朽反動的封建市儈統治的諸般特征都是成套的、一體的。“上有好之，下有甚篤”。封建統治階級憑借其攫取的特權與財富，以此腐蝕了自身，加速了自身的崩潰與滅亡；同時亦以此毒化、腐化了所奴役的人民，使之蛻化變質，忘了本、爛了根，成為立不牢、站不起的軟體動物。在作者所揭露的這個社會圈子里，我們所見的是一團漆黑，看不見半絲光亮。勉強尋求，也許如來旺兒及其妻宋蕙蓮，算是表示了一點兒反抗的意思；他倆的腐化、墮落，也夠瞧的了。但一個敢于痛罵主子的混賬無恥，聲言要“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一個目睹身受主子的鬼蜮伎倆和猙獰嘴臉，因而憤不欲生，兩人的慘局：一個充軍、一個上吊，至少是不同于別人那么服服帖帖甚至心甘情愿的罷！
但是書中并不見完全沒有寫及有意義的斗爭。在封建統治政權內部顯然存在著對立勢力尖銳激烈的生死斗爭。西門慶的罪惡活動剛開頭，就碰上京都的大獄：科道言官給事中宇文虛中參劾了蔡太師及其同黨兵部尚書王輔和提督楊戩。但結果楊戩參倒臺了，蔡太師卻安然無恙，王輔也蒙恩不究。第二次，曾御史又參上一本，這回是從蔡太師的基層下手，直接搞到西門慶頭上，結果蔡太師很容易地就擋住了，西門慶反倒因此轉禍為福。但是最后，蔡太師集團終于被參徹底倒臺了：蔡太師的管家翟謙當然跟著垮了，投靠翟管家的拐了西門慶貸款的韓道國夫婦及其女兒、西門慶買贈翟管的妾媵韓愛姐一家數口狼狽逃回山東，母女都淪為娼妓，此時已經天下大亂，封建政權瀕于崩潰了。很顯然，同腐朽反動的市儈執政者蔡太師集團相對立的如宇文虛中、曾御史等一派，是要求變革的，在統治階級內部是代表進步的。他們之間的斗爭三起三落，屢仆屢起，最終還是頑固保守派垮臺，而革新派勝利；雖然，已經為時過晚了。應該說，兩派之間不斷的激烈斗爭，革新派的要求是比較符合廣大城鄉人民的利益的，是會受到當時掙扎于水深火熱的人民群眾的擁護的。而作者的傾向也是很鮮明的。但是，書中只從側面約略寫了這一斗爭。而且，這種斗爭，僅限于朝廷以內，與城市平民的活動無關，和廣大的農民的斗爭隔絕。比起書中提出來的明中葉后期社會發展中面臨嚴重的癥結問題所要求承擔的政治歷史任務，就顯得微不足道，簡直沒有多少意義了。
綜上闡述，可知《金瓶梅》是一部政治歷史小說。全書暴露的是我國封建社會后期面臨變革之際具有重大意義的癥結問題，亦當時社會發展中的一個主要問題：即隨著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和資本主義因素開始萌芽，封建階級——官僚、地主同市儈結為三位一體，形成極端腐朽反動的統治勢力，緊緊壓在城鄉人民頭上，貪贓枉法，為所欲為，掠奪社會財富，吸盡人民膏血，摧殘農、工、手工業生產和商業經營，從而窮奢極欲，腐蝕人心，嚴重桎梏著社會的前進與發展。這所暴露的問題，對我們認識當時以至此后我國的歷史實際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它不是屬于短暫時期的偶然發生的問題，而是貫串于長久歷史時期的規律性問題。應該這樣設想：只要剝削階級還沒消滅，一旦讓他們當權得勢，則利用特權，壟斷經濟、魚肉人民，阻礙社會發展，開歷史倒車，總是不可免的。
三
《金瓶梅》通過典型人物的描寫，抓住當時現實社會發展中的癥結問題，對腐朽反動勢力的黑暗統治所作的暴露為以前所未有，已如上述。問題在于：書中的描寫，在讀者的眼前只見一片令人窒息的如磐夜氣和森嚴的黑暗；雖然在被壓迫層中也算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反抗，從側面也透露了一點似有若無的斗爭，但總的看來，在這個現實世界里，簡直看不到任何與黑暗統治相對峙的積極因素和有希望的力量。我們要問，難道當時面臨變革的現實社會真相就是如此么？否！事實是，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看有關當時的史書記載，從廣大農村到重要城市，農民起義和市民暴動連續發生，規模之大，組織力之強，反抗之激烈與英勇，足使統治者喪膽。只拿山東地區說，正德時劉六、劉七義軍由河北、京畿攻入山東、河南，眾至百萬；萬歷時臨清市民反抗稅監馬堂的劫掠，遠近罷市，民眾萬余焚毀稅署，打死爪牙三四十人。甚至宮廷里也發生“宮變”，嘉靖二十年（1541）十六名宮女勒死那個荒淫殘暴的皇帝（后被救活）；史家說，“宮闈事秘，疑莫能明”，其實正說明群眾暴動，反抗罪惡統治者，已成普遍風潮。這樣斗爭形勢，這里或那里，被壓迫者的精神面貌總會有所表現，《金瓶梅》作者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作品里沒有適當的反映，是對現實的歪曲。這顯然出于作者的階級偏見。
原來作者暴露現實黑暗，并非從變革的要求出發，或向往什么新的前景，而只是要拿西門慶作個反面典型，對封建統治階級提出警告。《金瓶梅詞話》東吳弄珠客的序說得直截了當：“奉勸世人，勿為西門慶之后車可也。”書中作者常常出面發議論，說的也都是這種作為“世戒”的意思；第七十八回說：“樂極生悲，否極泰來，自然之理。西門慶但知爭名奪利，縱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惡盈，鬼錄來追，死限臨頭。”看來，作者對當時現實社會舊秩序的破壞，傳統觀念的淡薄，雖然視為既成事實，不以為意，但他的思想體系仍不出當時盛行的“三教合一”思想的范圍。他所謂“自然之理”或“天道之機”，無非是什么“世運代謝，物極必反”的天理循環論；無非是什么“禍因惡積，福緣善慶”的因果報應的世故迷信之談。這都是極端庸俗反動的封建階級統治思想。作者認為“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他寫作此書，“寄意于時俗，蓋有謂也”，就是要以旁觀者身份為封建統治階級敲起警鐘。
唯其作者的根本立場觀點是如此，所以書中頗著重有關封建階級“禍福”的最切身的所謂“女色”問題。于此寫得窮形盡相，多重渲染，簡直以淫穢為有趣，具見在當時上層腐朽糜爛生活風氣的影響下，作者的精神、情趣的下劣與病態。此實超出揭露黑暗統治特征現象的需要。最后寫西門慶縱欲亡身，不過借作“鑒戒”，勸告剝削階級不要步他的后塵。令人詫異的是，作者頑固地持封建傳統的謬見，不厭重復地用獨白和韻語，連同具體描寫，把“禍源”一律歸于女方，而西門慶倒好像成了受害者。眾多的婦女多被寫得下流無恥，甘當玩物，以取得主子的歡悅為榮，對她們被污辱被損害的奴隸地位及內心悲苦，根本無動于衷。就中特舉出三個較重要的典型人物作為書名，正是以“女人禍水”的謬見，向世俗男子如西門慶之流說教。這里面還寫了西門慶之妻吳月娘，對她的勢利眼，刻薄寡情，貪財不義等劣跡雖不加掩飾，但總的看來，作者心目中是拿她作為被肯定的“賢妻”的形象，以與諸婦作對照的；因為她三從四德，相夫育子，主持門戶，品行端正，在主要方面無不合乎封建倫理標準。
但是作者的封建倫理觀念還是很淡薄的。或許由于商品經濟發達的社會生活所形成，或者由于作者飽經世故，感情麻痹，在具體描寫中經常流露一種冷漠的無動于衷的客觀主義的態度。作者好像認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現實世界及人事的變化，都受“自然之理”的支配，其間一切都是冷酷無情的，無所謂是非與善惡。這樣一種客觀定命論世界觀，就導致他藝術方法上愛憎不明、美丑不分、褒貶模糊以及精蕪無別、細大不捐的自然主義傾向。例如小丫頭秋菊的橫遭凌虐，孫雪娥的不幸經歷和悲慘遭遇等等，作者都出之以若無其事的冷漠之筆，描寫中不露明確的愛憎與褒貶。對西門慶許多惡行劣跡和鬼蜮伎倆的描寫，作者有時流露驚奇欣賞，有時好像認為此人坦真無辜，有時則出以玩世的游戲之筆，很難引起讀者嚴肅的感情。與此相關聯，是藝術概括往往不足，對日常生活活動的描寫過于瑣屑，幾乎每頓酒飯都詳點品名，講經宣卷以至唱曲，都連篇累牘記述故事和曲詞，致使全書臃腫，令人生厭。
作者所信持的所謂“自然之理”，實際歸結為“天理”與“神道”以及庸俗的因果輪回的迷信思想，作者十分相信看相卜卦，“吳神仙”為諸婦相命，無不一一應驗，巫婆卜龜兒卦和為潘金蓮作法，也都其應如響。西門慶死后，吳月娘生一遺腹子孝哥，據說孝哥乃西門慶投胎，這個“二世”西門慶后為高僧普靜和尚收為徒弟，眾多冤死的男女一個個薦拔轉世，于是現實世界的嚴重矛盾斗爭，都完事大吉。此可見作者根本的立場觀點之庸俗與頑固。
* * *
[1] 手稿原題《金瓶梅》，題目中的“論”字系整理者所加。
[2] 當指《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