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游記》是中國古典文學寶庫里一部偉大的神話小說。它把可驚可喜的瑰麗幻想和深刻豐富的現實內容融合為一體，構成它特殊的藝術魅力。
《西游記》的群眾影響之大，在中國古典長篇小說里，只有《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可以和它匹敵。《西游記》最后成書雖較兩書要遲一百多年，但這三部巨著有相同的產生過程：那就是，它們都或多或少以一些史事作為依據，經過多少年代人民群眾的傳說流播和民間藝人們的口頭創作，而后由杰出的文人作家再行加工創作而成。它們是古典文學里專業作者和群眾作者相結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光輝的典范作品。
《西游記》的史實根據是：唐代貞觀二年（628），27歲的玄奘和尚歷盡艱難險阻，周游西域五十余國，至摩揭陀國（印度），入那爛陀寺，鉆研梵籍，歷時十七年，取得梵本經六百五十七部，獻給朝廷。這個青年和尚的壯游經歷，在當時及后世引起人們的驚嘆和興趣，又加佛**的宣揚，就在人民群眾中發展成為寄托他們自己的幻想和愿望的傳說故事。唐宋以來，民間的“說話”藝人們采取它作為題材，再加渲染生發，故事進一步神奇化。現存一冊有些殘缺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是宋代刊印的“話本”，寫唐僧取經，經過了許多神奇地方；同時又添上一個能文能武、神通廣大的“猴行者”，幫助唐僧克服途中重重禍難；另外，還有個“深沙神”，也對唐僧作了神奇的幫助。這個“話本”只一萬多字，它使我們看到了今日《西游記》主要部分的原始規模。其中“猴行者”在《西游記》中發展成為主人公“孫悟空”，“深沙神”成為取經四眾之一的“沙僧”；而且，《西游記》中有幾個重要的故事，這個“話本”里也開始出現了，比如“火類坳”和“女兒國”等。“火類坳”即我們上面選擇的“火焰山”故事的原始面目。
在元代（1271—1368），有不少取材于取經故事的戲曲。著名的是吳昌齡的《西游記雜劇》。這時的故事內容和人物性格已較宋代《取經詩話》有了很大的發展。除了“孫行者”和“沙僧”而外，又增添了“豬八戒”“紅孩兒”和“鐵扇公主”等人物故事。與此同時，也已有人采取這些故事寫成小說。明初（1403）編纂的大百科全書《永樂大典》里存有一則“魏徵夢斬涇河龍”的故事，標題是《西游記》。這段故事有一千多字，和今存《西游記》的第十回的詳情細節已很接近。我們估計，這個《西游記平話》的內容和《西游記雜劇》是大致相同的。
但把《西游記》故事加工創作而成為一部真正的偉大藝術作品的，是明代的杰出作家吳承恩（1500—1582）。吳是長江北岸淮安府一個從士大夫沒落下來的小商人家庭的兒子。他自幼家貧，喜歡讀書，聰明，有才學，性情活潑，擅長滑稽諷刺，在本地很有名。但在科舉上很不得意，曾長時期流寓南京，賴賣文和朋友的接濟度日。到六十歲時，一度任長興縣丞，又因恥于奉承逢迎，和上級官員處得不好，不久即棄職而去。回到故鄉，八十多歲才死。《西游記》是他晚年家居時的作品。吳承恩因為出身和經歷，對當時極端腐朽黑暗的政治與社會現實，懷著憤懣。他一生受壓抑的生活境遇，使他能夠接近當時迫切要求社會變革的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可是在昏暴的封建統治下，他難于表達自己的內心。他酷愛民間的神話傳說，非常熟悉這些豐富多彩的故事，并借用它們來抒發自己的情愫和理想，對現實社會進行諷刺和抨擊。
吳承恩對《西游記》故事的再創作主要有這樣幾點：一是在總的主題思想方面，就民間流傳的取經故事加以改造和提高，使一個還存有濃厚宗教色彩的民間故事，成為更加明顯的具有豐富深刻的現實社會意義的神話小說。在這一點上，原來被頌揚的主人公唐僧相對地受到批判和嘲諷，退居較次要的地位，而反抗統治、掃蕩妖魔的孫悟空，則以體現當時人民的理想的英雄，成為書中真正的主人。其次，作者在賦予眾多人物——包括神佛和妖魔——以鮮明生動的藝術形象的同時，又概括了一定的社會的歷史的特征內容。在情節穿插、場面描寫上隨處展開針對現實社會的揭露、批判和嘲笑，并且雜以詼諧和滑稽，引人深思，富有風趣。三是就原來故事的骨架，巧妙地集結和組織了許許多多人所熟知的其他民間神話傳說的人物和故事進去，環繞著中心，自成完整的體系。其中有佛教的故事，有道教的故事，也有普通民間故事。
書中常常插入一些玄虛的議論，這是當時上層社會流行的所謂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混亂思想。作者寫這些，是出于游戲態度的。
二
《西游記》共一百回。頭七回寫孫猴子的誕生，求仙得道，學會七十二變化和騰空駕云種種神通廣大的法術本領。為求自由，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他大鬧龍宮、大鬧地府、大鬧天宮，展開了對象征封建統治勢力的所謂“三界”的革命斗爭，玉帝不得已，封他為齊天大圣。在取得一系列的光輝勝利以后，他終于這樣失敗了：和如來佛比法，他一個筋斗翻出十萬八千里，翻到天的盡頭處，回來之后卻發覺自己并沒有翻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因此他被壓到佛的手變成的“五行山”下，不能動彈。從第八回起，有五回寫唐僧赴西天取經的緣由和準備。從第十三回起的八十多回占著全書最主要篇幅的，就是那赴西天途中所經歷的所謂“八十一難”的故事。這里面，唐僧路過“五行山”，救出壓在山下的孫猴子，收作門徒，取名“孫悟空”，幫助他掃蕩妖魔，克服途中禍難。隨后又在孫悟空的戰斗下收了一個豬精和一個水怪作門徒，就是“豬八戒”和“沙和尚”，成為“師徒四眾”的取經團體；另外還收了一條龍，化作“龍馬”，給唐僧騎著代步。他們途中所遇的種種禍難事件，有大有小。其中有許多錯綜和穿插；各個事件又盡可能前后彼此勾連起來，顯得有完密的組織。這個作為主干的所謂“取經故事”，實際寫的是以“孫悟空”為主的克服災禍和困難的火熾的戰斗；“取經”一事的本身是被有意忽視了的，及至到西天佛地，取經到手，全書也就結束了。
以孫悟空為主的全部《西游記》的神話故事，和任何古代神話一樣，當然反映了人民在勞動生產經驗中要求戰勝自然、征服自然的理想和愿望。這不只像孫悟空的許多神通廣大的法術和本領含有這方面的意義，就是諸天神佛和許多妖魔邪道，也同樣有以幻想形式表現出來的自然力這方面的意義。而這些豐富瑰麗的幻想，絕不是吳承恩或任何個人可以獨自創造出來的，它們實反映了一個有悠久歷史的民族的人民群眾在自然斗爭中的宏富經驗和豪邁氣魄。但是我們欣賞《西游記》神話的藝術，僅只從這方面去理解，還是不夠的。因為這些神話的產生與發展主要是在中國的后期封建社會里，它們所反映的階級斗爭的意義則更為重要。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農民起義是不斷產生的，而自唐末至宋、元及明代，農民反抗封建統治的斗爭愈來愈多、愈劇烈、規模愈大。這些農民革命運動在推動長期停滯的封建社會的發展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每次的農民起義，都是以不同的結局而告失敗。緣故何在？主要是這樣一種歷史限制：即廣大被壓迫剝削的勞動人民（其中也包括城市人民）在反抗封建統治的斗爭中提不出自己的新的政治綱領和社會理想。他們一面進行著英勇的革命斗爭，一面還不得不承認封建主義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秩序，這是當時還不能解決的矛盾。
孫悟空這個神話形象的內容當然是復雜的，我們不可對它作機械的簡單化的理解，不可在每一性格特征和情節場面的描寫中牽強附會地探索其社會歷史的意義。但從總的方面看，拋開了上述社會歷史的背景，離開了上述革命現實中無數人民的英雄性格和革命群眾的理想與愿望，這個藝術形象是不可能塑造出來的。孫悟空在前七回里是個狂熱地追求自由、迫切地要求變革，敢于對任何統治萬物、主宰命運的勢力進行挑釁與反抗的叛逆者。無論諸天神佛權威有多大、地位有多高，顯得多么堂皇尊嚴，也無論他們掌握著多么神奇的法寶或力量，但在孫悟空的斗爭前面都顯出他們卑怯無能、張皇狼狽的丑態。在描寫中作者對這些神佛作了辛辣的嘲笑，同時對叛逆者的每一挑釁反抗及勝利作了熱情洋溢的頌揚，正就在這種愛憎褒貶的態度里，作者馳騁著驚人的藝術想象天才。
孫悟空在某種意義上也像當時革命的人民群眾一樣，一面對封建統治進行了強有力的英勇斗爭，同時卻又始終不能突破這種制度的統治，他雖然一個跟斗能翻十萬八千里，卻無法翻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仍然逃不掉“五行山”的鎮壓。這種藝術處理，并非僅只出于作者個人的宿命論思想。
但是失敗了以后“取經故事”中的孫悟空不是一個投降者、屈服者。他保唐僧赴西天取經，并非屈服于神佛勢力、違背自己意志的行為。毋寧說，他被安排了保唐僧赴西天取經，是因為神佛們在經過他的一系列英勇斗爭后認識了他的不可戰勝的力量，承認了他的堅毅高貴的品格，被迫著不得不對他表示尊重，不得不讓他去進行另一種正義斗爭的舉措。再就孫悟空方面說，此時保唐僧取經正是出于他自己的志愿。他原來對神佛的斗爭，缺乏明確的目標和方向。他在大鬧天宮時提的口號不過是“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他反對現有的卻提不出新的；于是失敗了。但是他決不甘于失敗，他還要去追求他認為的真理或理想。他保唐僧取經，正是出于這種迫切的內心要求。孫悟空的熱情實際是傾注在取經途中掃蕩妖魔邪惡勢力上面，對取經的本身他真有多大的興趣，他自己也不很明白，書里也沒有具體告訴我們。
因為孫悟空在保唐僧取經的任務中寄托了自己對理想的追求，所以他能夠以最大的熱情和決心，很好地發揮他的勇武和智慧、克服萬千險阻，表現出他偉大的樂觀主義精神和英雄氣概。大鬧天宮的孫悟空和保唐僧取經的孫悟空，其實質精神是前后一貫的。
我們看取經故事中的孫悟空，有四方面的關系形態可以注意：一、此時他主要的斗爭對象是諸多妖魔，這些妖魔都代表種種邪惡勢力，和孫悟空所持的愿望理想是正面沖突的。他之掃蕩妖魔，是正義的戰斗。這些戰斗無論多么艱苦，最終總是孫悟空取得勝利。二、孫悟空和妖魔的戰斗中經常取得神佛的協助。但我們不能因此就簡單地認為取經途中的孫悟空完全站在神佛的一邊，成為神佛統治勢力的爪牙。書中的描寫很清楚：一方面這時的孫悟空與諸天神佛仍然保持著很大距離，他還受著神佛所施的“緊箍咒”的制約，而他在神佛面前完全是一種獨立自主、傲慢不敬的態度；另一方面，那些妖魔，有許多和神佛暗中有關系，有許多正是神佛那里放出來的。它們的法寶或力量也多從神佛那里得來的。（這樣的神話故事，在封建時代豈無揭露政治、諷刺現實的意義？我們知道當時直接魚肉人民的地方惡勢力無不從皇朝政權那里取得權力，而如明皇朝的錦衣衛和太監總是分布各地成為人民的最大禍害，而土豪地霸則都和中樞暗中勾結。）因此，與妖魔為敵的是孫悟空，并非神佛；主動地除魔的是孫悟空，而神佛實是處于被動、出于不得已。所以孫悟空在神佛統治一切的世間掃魔除妖，實質上是對神佛勢力的間接斗爭。三、孫悟空雖拜唐僧為師，雖然全心全意保唐僧取經，但他和唐僧之間有嚴重的矛盾。唐僧這個軟善慈悲的“長者”身受妖魔所施的災難，許多妖魔要吃他的心肝和肉，他卻要對妖魔講慈悲，不許孫悟空斬殺妖魔。孫悟空正相反，他堅決要斬殺妖魔，除惡務盡。于是師徒間常常爆發不可調和的沖突。唐僧曾多次驅逐孫悟空，都因孫悟空傷害了妖魔和其他邪惡的性命，反責其有意作惡、無心向善；但孫悟空一走，唐僧就立刻遭遇災難。從孫悟空這個堅定的戰斗者、正義的堅持者和惡勢力的死敵的光輝形象的塑造上，有力地批判了代表統治階級正統思想的唐僧的性格。四、孫悟空和他的戰友豬八戒的關系也是富有意義的。豬八戒有許多小農私有者的性格特征。他在取經途中經常表現無信心、無決心、意志動搖，取經途中，一遇女子相誘，他就要留下不走。他好吃、貪睡、偷懶、愛占小便宜，結果總是吃虧。在劇烈的戰斗中，他常自稱無能，躲在后面，讓孫悟空去打頭陣；但看到妖魔戰敗，又恐孫悟空獨得功勞，跑上去打幾釘耙。但他也是一個質樸善良的人。在這些不可容忍的劣根性之上，他能夠一貫地與妖魔為敵。從不對惡勢力屈服，在取經隊伍中他擔當了像挑擔、開荊棘路、開污穢的稀柿衕等最勞苦、最低下的工作，而且他不固執，勇于認錯，終還以孫悟空為戰友堅持到底，在取經的途中貢獻了不可少的一份力量。《西游記》的讀者對豬八戒總有深刻的印象，一面覺得他可鄙、可厭、可笑，但同時還是很喜愛他。顯然，我們這種印象是和作者在肯定他的前提之下狠狠地批判他的缺點的處理態度分不開的。
三
過火焰山三調芭蕉扇的故事，在一百回書里占著第五十九至六十一回整三回的篇幅，取經隊伍正在中途，掃除妖魔、克服阻難的戰斗一個緊接一個地展開，正在方興未艾；在所遇“八十一難”中被置于承前啟后的地位，作為許多個重點故事之一來處理，顯得很重要很有趣，一向引起讀者的注意。無論小孩或大人都喜愛它，戲曲、木偶戲、故事畫和裝飾畫多拿它作題材。
牛魔王及其妻鐵扇公主不同于一切其他的妖魔，他們既不是從神佛那里來的，也未蓄意謀害取經者（牛魔王之子紅孩兒卻用許多神奇法力幾次捉去唐僧，要剜他的心、吃他的肉，以圖長生不老，并要請父親牛魔王來同享）；他們在諸多妖魔中被描寫為最善良的兩個妖魔。這和孫悟空與牛魔王的舊關系有關，當孫悟空在花果山水簾洞做猴王時，他們原是盟友，這在全書開始的故事里曾經寫到過。由于這種特殊關系，孫悟空最初并不把他們當一般的妖魔看待，借芭蕉扇時對他們一口一聲親熱地稱呼“嫂嫂”“哥哥”（不忘舊情，執禮甚恭。封建時代的中國人民一向把重視朋友之“義”，當作優美的品德）。但這畢竟是私情，是小“義”；一到和“公理”和“大義”發生矛盾時，就只有“大義滅親”。這個故事里的孫悟空對他的老朋友，先講舊情，繼因紅孩兒之事，引起對方仇恨，不肯借扇解除困難，孫悟空立即不顧私情，以敵人相待，展開火熾的戰斗。因此從孫悟空與牛魔王的關系中，作者正從一個特殊的角度來深入一步地描寫他的主人公的偉大英雄性格，這是很有意義的。作者在這里非常有分寸地把牛魔王寫成中國封建時代現實社會里一個普通封建主的典型，通過對他和妻與妾相互間的關系形態的描寫，結合著戰斗，穿插許多有趣的情節和場面，隨時進行揶揄和嘲笑，都是針對當時世俗社會的諷刺。
“火焰山”一段的藝術成就，我以為有三點可以在這里說一下：一是孫悟空對待所遇險難的大無畏態度、積極樂觀的戰斗精神，通過許多細致的描寫，表現得非常深刻、非常飽滿；二是孫悟空對鐵扇公主和牛魔王的戰法，表現了最好的智慧，而不是單憑武器和法力。尤其對鐵扇公主的戰術：化作小蟲，鉆入肚內，頭頂腳蹬，使之束手待斃，而后借扇。這樣高明的戰法，不只是有趣的奇想，也是富有啟示意義的。在以前的戰斗中，孫悟空還沒有這樣的戰法。三是孫悟空的英雄性格此時還在成長過程中，他在戰斗中還暴露許多弱點。他輕信自己的威力，也輕信敵方的心地。一調芭蕉扇，經過挖心戰取勝，拿到芭蕉扇就走，一點不疑，結果借到的卻是一把假扇，上了一個大當。二次運用智慧，再經苦戰，把真扇拿到了手，此時被勝利沖昏頭腦，毫不警惕，結果卻被牛魔王化做豬八戒，把扇子騙了回去，又上一個大當。這里寫他以一個小個子，背著一把放大了而不會收小的巨大的扇子在肩上，那種充滿驕傲自滿情緒的洋洋得意的神態，是十分令人好笑的。這正是作者對他所熱愛的主人公的弱點的出于善意的批評。
孫悟空對牛魔王及其妻的一系列戰斗，即“三調芭蕉扇”，寫得波瀾壯闊，火熾異常。魯迅在其《中國小說史略》里評為“變化施為，皆極奇恣”，真是一個非常中肯的評語。
（本文是為英文版《中國文學》月刊刊登《西游記》第59至61回時所寫的評介，原載該刊196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