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導讀
前一章“體別”根據人才的性格，把偏才分為十二型，本章亦把人才分為十二類，不過焦點不在性格，而在能力與干練程度。從不同角度把人才分類是十分合理，且符合常識的。所謂人才選拔，首重其能力與專長，恰如其分的掌握了，就可將他們調任至適當崗位。但劉劭認為，所謂能力或多或少是由其性格所決定的，或者至少可說，一個人的能力是否能夠發揮出來，總受到他的性格所左右。因此，在本章之前，劉劭必先提出他的人格理論學說（詳見前章“體別”），然后才在本章討論人才、能力、崗位三者之間的關系，這反映了其思路的進程及相關問題實有其內在邏輯，同時亦向觀人者或管理人告誡，在考察人才時，此次第不宜逆轉。
“流業”的“流”字，誠如北魏時的劉昺，亦即《人物志》成書早期最重要的注釋家所言， 本章所分十二類型人才，首三類（清節、法、術）為核心型，緊接的五型為由此三類所衍生出的類型（其余四型為雜類，亦為非政務系統崗位），依此，前三型與后五型便有“一源一流”的關系，于是，“流”就有由源頭而衍生出來的意思。至于“業”，郭模認為是特指“政教之業”， 即**機構的官職，其他學者多認為是泛指事業，如Shryock之“vocation”， 不過，兩者意思可以兼容。“流業”二字合起來，就有以“清節、法、術”三型為核心所衍生的諸型到底適合哪個職位的意思。
如上所言，十二類型人才有核心三型、衍生五型及雜類四型，其中衍生五型實質還可細分兩類，一類是三才具備，另一類是只具一才，三才具備當然仍可再分，無論如何，劉劭把一組織內的不同崗位，作秩序化的分類，實是一場非線性思考的示范。十二類型以下依次以表列之，讀者即能體會其層次之分明：
除為偏才分類外，本章在后半部分展示另一要旨，指出上述十二型俱為人臣之能而非國君之才，后者取勝不在專才，而在于兩點：一者為平淡，另一者為任賢。平淡是全書一以貫之的宗旨，一言以蔽，就是貌似無才而能役使眾才，此乃圣人亦是人君的重要標志。而任賢可以說即是觀人、選拔、任免、協調等工作的縮寫。觀人者，不必被觀，故無需專才之相；選拔者，不被選拔，故不需特殊之能；任免者與協調者亦復如是。但無專才之相或特殊之能，不等于無才無能，而是所有才與能俱全然大備。事實上，若人君在某方面的才能過分突出，只會將國家導向相關方面發展，其他需要勢必被忽略。例如，若國君為軍事天才，勢必窮兵黷武，國家版圖或會因而擴闊，但民生與經濟發展，恐將大大滯后而致民不聊生，甚至生靈涂炭，拿破侖的故事大家當耳熟能詳。
劉劭所論，雖然在于安邦定國之務，但對現代企業管理者而言，一樣極具參考價值。其實，所謂“偏才”之間的分別，說到底就是個體間的差異現象，但單說“差異”是只見平面不見立體的下乘之見。用人而能真正恰如其分，必須先抓住最根本、最核心的才能特質，然后再談其他，四書中《大學》的名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與孟子所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說的都是這個意思。在劉劭看來，人格品德（德）、制度建設（法）與大局視野（術）三者，是人才之大者。這對管理人有什么啟示呢？一所企業能否成功，當然有賴眾多因素的配合，如資本投資、營運成本、經營策略、市場氣氛等等先天后天、外因內因、長期或者突發的因素，不勝枚舉，但其中占軸心的就是人才無疑。上述諸種因素要能物盡其用，常識告訴我們，其先決條件就是人盡其才。但我認為“人盡其才”四字，仍未道盡其要，原因無他，各人之才即使得盡，但未能互相配合，就好比一隊集齊全世界足壇上的射手國腳，往往因太多的“個人表演”而敗給二三流但能有效各司其職的隊伍，類此賽果國際上常見焉。我的意思，不在要有團隊精神，而在要建立團隊精神，首要條件是要認識隊員的“個體差異”。本章“流業”要處理的就是這個問題。劉劭以三材為核心能力，再衍生緊接五材，最后輔以四種非政務職位，由此所支架起的分析框架，是向所有**領導人及企業管理者，示范怎樣把一整塊管理領域，有序地切割成不同層次的立體板塊，令每一板塊都被照顧得“體有完膚”，最終給整合成各司其職但又有如交響樂團般和諧的隊伍，其間訣竅當在對個體差異的掌握。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1]：有清節家[2]，有法家[3]，有術家[4]，有國體[5]，有器能[6]，有臧否[7]，有伎倆[8]，有智意[9]，有文章[10]，有儒學[11]，有口辯[12]，有雄杰[13]。
[1] 業：志業，由志向所決定的事業或功業。劉昺在注釋這句話時說：“性既不同，染習又異，枝流條別，各有志業。”
[2] 清節家：品德節操行為堪為世人楷模之人。
[3] 法家：戰國時期的一個重要學派。經濟上主張重農抑商，獎勵耕戰；政治上主張君主專制，運用術勢，嚴刑峻法；思想上主張禁斷百家，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商鞅、申不害、韓非等人。
[4] 術家：善于運用奇謀妙策之人。劉昺在解釋“術家”時說：“智慮無方。”即不按一定常規靈活地運用智謀。
[5] 國體：兼備清節家、法家、術家三者素質才能的國家棟梁之才。
[6] 器能：在德、法、術三方面略次于國體的人才。
[7] 臧否：褒貶，評論。此指具備清節家的品德，但心胸不寬，喜歡褒貶人物、評論是非的人。
[8] 伎倆：指雖然不能為國家制定長遠的政策和策略，但有執行政策和策略技巧的人。
[9] 智意：指善于權變、深諳謀略、機智靈活的人。
[10] 文章：指文筆燦爛，能寫文章的人。
[11] 儒學：傳授儒家學說的人。
[12] 口辯：能言善辯之人。
[13] 雄杰：有膽有勇，謀略過人之人。
譯文
人們由能力所決定的事業或功業有十二種：有清節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體，有器能，有臧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辯，有雄杰。
賞析與點評
首節劃定全章討論范圍，表面是提出共有十二種事業以供研究，但究其實，是示范小至機構、中至企業或大至國家，都必須把工作分成不同部分。這區分當然不是隨意的，而是具有普遍意義。
試看首三項，是關系到長遠大局的謀劃，中五項是為之協助、鞏固以及落實的輔翼，末四項亦以不同方式與之攸關，三組崗位互相配合，由策劃、協助到執行，共同輻輳出一個龐大的運作機器，或將國家、或將企業、或將小型組織，管理得井井有條。這正是管理人在人事安排上應遵循的原則。
若夫德行高妙[1]，容止可法[2]，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是也[3]。建法立制，強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4]。思通道化[5]，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6]。兼有三材，三材皆備，其德足以厲風俗[7]，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8]，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9]。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國[10]，其法足以正鄉邑[11]，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12]。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清節之流，不能弘恕[13]，好尚譏訶[14]，分別是非，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15]。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16]，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17]。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18]，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余，公正不足，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19]。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為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為輕事之材也[20]。能屬文著述[21]，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22]。能傳圣人之業，而不能干事施政[23]，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24]。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25]，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26]。膽力絕眾[27]，才略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28]。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預焉[29]。
[1] 若夫：至于。用于句首或段落的開始，表示另提一事。
[2] 容止：儀容舉止。法：效法。
[3] 延陵：即春秋時吳國人季札，吳王壽夢少子，亦稱公子札，因被封于延陵，又稱延陵季子。因其有賢德，其兄諸樊、余祭、夷昧都曾讓君位給他，但季札均不接受。曾出使魯國，在觀賞周朝詩歌和樂舞時，借分析詩歌樂舞評論諸侯盛衰，很有影響。晏嬰：春秋時夷濰（今山東高密）人，字平仲，齊國大夫，歷齊靈公、莊公、景公三朝。厲行節儉，善于勸諫，談鋒機智，主張誅不避貴，賞不遺賤，重視發展農業生產。多次出使楚、晉、魯等國，在當時各諸侯國中頗有影響。在《左傳》、《史記·管晏列傳》、《晏子春秋》中對其事跡多有記載。
[4] 管仲：春秋初潁上（今安徽潁水畔）人，名夷吾，一稱敬仲。初與鮑叔牙經商，齊襄公時與公子糾投奔魯國，后經鮑叔牙推薦，被齊桓公任為卿相，在齊國進行政治經濟改革，主張按土地肥瘠征賦，開發魚鹽之利，鑄貨幣平物價，重視選拔人才。在他的輔佐下，齊國國力大增，成為春秋時的霸主。商鞅：戰國時衛國人，公孫氏，名鞅，亦稱衛鞅、公孫鞅、商君鞅、商君。喜好刑名之學，初為魏相公孫痤家臣，公孫痤死后入秦，以強國之術游說秦孝公，深被信任，任左庶長，先后實行兩次變法，使秦國成為戰國時最強大的國家。后遷任大良造，率軍攻魏，俘獲魏公子卬。以功封于商（今陜西商州東南），號商君。孝公死后，遭到反對派的誣害，舉兵反抗，兵敗被俘，被車裂而死。
[5] 思通道化：思想與客觀規律的變化相通。道化，指自然和社會規律的發展變化。
[6] 范蠡：春秋末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字少伯。與宛令文種為友，后一起進入越國，為越王勾踐謀臣。越國被吳國打敗后，隨越王勾踐入吳為質，三年后隨勾踐返越，幫助越王奮發圖強，待機復仇。越國強大后，滅掉吳國，范蠡卻離開越國到了齊國，稱鴟夷子皮。后到陶（今山東定陶西北）改稱陶朱公，通過經商成為巨富。其政治主張和經濟思想在《國語》、《呂氏春秋》、《史記》等史籍中有記載。張良：秦朝末年人，字子房，出身韓國貴族，祖父與父親相繼為韓國卿相。秦滅韓后，圖謀復國，傾家財尋求刺客，對秦始皇進行刺殺未遂，因而逃亡，在下邳隱名避禍，隨從圯上老人學《太公兵法》。秦末參加陳勝、吳廣起義，后歸附劉邦，成為其手下重要謀士。劉邦進入關中后，曾勸其不要貪戀宮室，又在項羽的鴻門宴中為劉邦解危。楚漢戰爭中，主張爭取英布、彭越、韓信，連兵破楚，反對酈食其分封六國之后的主張。劉邦建國后，被封為留侯，在勸劉邦定都關中、冊立太子等問題上均起重要作用。
[7] 厲風俗：勉勵好的社會風氣習俗。
[8] 謀廟勝：謀劃朝廷預先制定的克敵制勝的謀略。《尉繚子·戰威》：“刑如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曰廟勝之論。……”
[9] 伊尹：商初重要謀臣，名尹，一說名摯，尹是官名。初在有莘國為奴，成湯娶有莘氏女，伊尹作為陪嫁入商。成湯發現其才，提拔重用，后委之以國政。先后幫助成湯滅掉葛、昆吾等小國，后打敗夏桀，建立商朝。呂望：又稱太公望、呂尚、師尚父，俗稱姜太公、姜子牙。西周開國大臣，姜姓，名尚，字子牙。周文王遇之于渭水之陽，以之為師。文王死后，繼續輔佐武王，在滅商建周中功績卓著，故西周建立后被封于營丘，為齊國的開國之君。
[10] 率一國：為一國的表率。
[11] 正鄉邑：糾正基層社會中的不良風氣習俗。鄉邑，上古時指鄉里，秦漢以后多指縣以下的小鎮。此泛指基層社會。
[12] 子產：春秋時鄭國人，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鄭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因此又稱公孫僑，也稱國僑。因其居于東里，也稱東里子產。任鄭國卿、少正等職，執掌國政期間，銳意改革，作丘賦，鑄刑書，舉賢用能，保護鄉校，把鄭國治理得井井有條，死后被孔子稱為“古之遺愛”。西門豹：戰國時魏國大臣，姓西門，名豹。魏文侯時任鄴縣縣令，到任后廢除當地為河伯娶媳婦的陋習，移風易俗。主張藏糧于民，寓兵于農，示民以信。在任期間，開鑿十二渠，引漳河灌溉農田。他為官清廉，不取個人秋毫之私利。據說他為人性急，常佩韋以自緩。
[13] 弘恕：寬容，寬大。
[14] 譏訶：譏笑責備非難。
[15] 子夏：春秋末晉國溫（今河南溫縣西南）人，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列于孔門文學之科。主張“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要求國君研讀《春秋》，以史為訓。提出尊賢輕色，事親竭力，事君盡忠，交友守信。因主張大德不可越軌，小德可有出入，被孔子批評為守禮不嚴。孔子死后到魏國西河講學，魏文侯師事之。李悝、吳起、商鞅都是他的學生。
[16] 錯意施巧：著意施展實現自己意圖的技巧。錯意，在意，著意。錯，通“措”。巧，指實現自己意圖的技巧。
[17] 張敞：西漢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南）人，字子高。漢昭帝時任太仆丞，因切諫昌邑王而出名。歷任豫州刺史、太中大夫、平尚書事、山陽太守、膠東相、守京兆尹、冀州刺史、守太原太守等職。整頓京師治安頗有成效。趙廣漢：西漢涿郡蠡吾（今河北博野西南）人，字子都。歷任州從事、平準令、陽翟令、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潁川太守等職。在潁川太守任上，懲治郡中豪強，郡中震栗。在京兆尹任上精于吏治，為漢興以來治理京兆最有成績者。霍光死后，摧辱霍氏及貴戚大臣，無所回避。后因上書告發丞相魏相，被司直蕭望之彈劾，死于腰斬之刑。
[18] 垂則：垂示法則。《漢書·外戚傳下·孝成許皇后》：“垂則列妾，使有法焉。”顏師古注：“言垂法于后宮，使皆遵行也。”
[19] 陳平：秦末陽武（今河南原陽東南）人。出身貧寒，喜黃老之術。秦末天下大亂，先后事魏王咎、項羽，隨項羽入關破秦。后歸順劉邦，為劉邦重要謀士。屢向劉邦進獻奇策，如離間項羽君臣、解平城之圍、計擒韓信等等。歷任都尉、亞將、護軍中尉等，先后被封為戶牖侯和曲逆侯。惠帝時又歷任郎中令、左、右丞相。諸呂專權時，以不理政事縱情酒色偽裝自己。呂后死，與太尉周勃合謀誅滅諸呂，迎立文帝。韓安國：西漢梁國睢陽（今河南商丘南）人，字長孺。初在梁王手下任中大夫，平定吳楚七國亂有功，任梁內史。漢武帝時任北地都尉、大司農、御史大夫、護軍將軍等職。性貪財嗜利，但不嫉賢妒能，舉薦人才，因此被士人所稱。丞相田蚡死后，一度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后因病免職。后歷任中尉將軍、衛尉將軍、材官將軍等職，因將屯失亡多，被武帝所責，憂郁而死。
[20] 輕事：輕而易舉地完成職責分內的事情。
[21] 屬文：撰寫文章。《文選·文賦》：“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李善注：“屬，綴也。”綴即組織文字以成篇章之意。
[22] 司馬遷：西漢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南）人，字子長。少年隨父讀書，又從董仲舒、孔安國學《春秋》、《尚書》。十二歲出游，足跡遍于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江蘇、山東、河南等地。后任郎中，隨漢武帝巡游到過陜西、山西、甘肅、內蒙古等地，又奉命出使四川、云南等地，積累了豐厚的閱歷。父親死后，繼承父親遺志，繼續著史。漢武帝元封三年（前一〇八）任太史令，閱讀皇室藏書，搜集史料。天漢三年（前九七），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解，被下獄中，遭受腐刑。出獄后忍辱發奮，繼續撰述，寫成我國第一部紀傳體的通史《史記》。班固：東漢扶風安陵（今陜西咸陽東北）人，字孟堅，班彪之子。十六歲入洛陽太學，二十三歲父死，歸鄉里，潛心撰述史書。后被人誣告私改國史，入獄。其弟班超辯明其冤，乃被釋出獄，任蘭臺令史，撰述東漢開國以來的史事。先與陳宗等人共同撰成《世祖本紀》，遷為典校秘書后，又自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樹等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后受明帝之命，撰成起自高祖劉邦終于王莽的《漢書》。章帝時官遷玄武司馬，撰成《白虎通義》。和帝時隨竇憲出擊匈奴，竇憲失事自殺，班固受牽連入獄而死。
[23] 干事：參與軍政國事。
[24] 毛公：相傳為西漢魯（治今山東曲阜）人，一說為趙（今河北邯鄲西南）人，名亨，河間獻王博士，時人稱為大毛公，以別于傳承其學的小毛公毛萇。作《毛詩故訓傳》三十卷，開創一派《詩經》古文學。貫公：即貫長卿。西漢學者，趙人，古文學派毛詩派的傳人，《漢書·儒林傳》中有載。
[25] 資給：天資聰敏，伶俐善辯。
[26] 樂毅：戰國時陵壽（今河北靈壽西北）人，魏將樂羊的后代。燕昭王時入燕，任亞卿。以上將軍之任率燕、趙、魏、韓、秦五國軍隊伐齊，大敗齊軍。又率燕軍獨進，攻破齊國城邑七十多座，一直打到齊國首都臨淄，因功被封為昌國君。燕昭王死后，繼位的燕惠王中田單的反間計，罷黜樂毅，樂毅遂出奔趙國，受封于觀津，號望諸君。后燕惠王有悔意，派人召之，樂毅不肯**，在趙國終老。曹丘生：秦末辯士，楚人，依附貴人，利用貴人權勢向人請托金錢。與貴人趙同、竇長君關系好。曹丘生想結識將軍季布，請竇長君給季布寫信介紹自己。竇長君說：“季將軍不喜歡你，你不要去見他。”曹丘生堅持要見，竇長君只好寫信先給季布送去。季布見信果然大怒，等待曹丘生的到來。曹丘生到后，對季布說：“我是楚人，您也是楚人。楚地有一句諺語‘得黃金百，不如季布一個許諾’。您為什么在楚地會有這樣的名聲呢？是因我的游走宣揚的結果，難道您不念及這些嗎？怎么對我這樣深加拒絕呢？”季布聽后，非常高興，便把他留下，奉為上賓。
[27] 絕：超過。南朝宋鮑照《代朗月行》：“鬢奪衛女迅，體絕飛燕光。”
[28] 白起：戰國時眉（今陜西眉縣東）人，一稱公孫起，著名軍事家。秦昭王時任左庶長、左更、大良造。率軍打破韓魏聯軍于伊闕，進攻魏國攻陷六十一城，進攻楚國東進至竟陵，南進至洞庭湖一帶，以功封武安君。秦昭王四十七年（前二六〇），在長平大敗趙軍，坑殺趙軍降卒四十余萬。后與相國范雎有矛盾，被免為士伍，在陰密被迫自殺。韓信：秦漢著名軍事家。淮陰（今江蘇淮陰南）人，早年家貧，秦末參加項梁、項羽的反秦武裝，因不被重用，后離開項羽投奔劉邦。開始不被劉邦重用，由于蕭何保舉，拜大將軍。楚漢戰爭中先后定魏，擊代、趙，降燕，破齊，垓下決戰，打敗項羽，戰功卓著。先被封為齊王，后被徙為楚王，又因為被人誣告謀反，貶為淮陰侯。陳豨反叛后，韓信與之暗通消息，其舍人又告發他準備發兵襲擊呂后及太子，被呂后與蕭何設計殺害。
[29] 主德：指善于使用各種人才的君主。
譯文
至于德行高尚美好，儀容舉止可以被眾人效法的，這種人可稱之為清節家，吳國延陵季子、齊國晏嬰就是這樣的人物。建立法律和制度，使國家強大人民富裕，這種人可稱之為法家，齊國管仲、秦國商鞅就是這樣的人物。思想與客觀規律的變化相通，所謀劃計策奇詭絕妙，這種人可稱之為術家，越國范蠡、漢朝的張良就是這樣的人物。兼有德、法、術三種才干，三種才能又比較完備的，其品德足以勉勵好的社會風氣和習俗的建立，其法律足以匡正天下歪風邪氣，其謀術足以謀劃朝廷預先制定的克敵制勝的謀略，這種人可稱之為國體，殷商的伊尹、西周的呂望就是這樣的人物。兼有德、法、術三種才干，而三種才干卻都稍差前者，其品德足以為一國的表率，其法律足以匡正基層社會，其謀術足以應變各種事物，這種人可稱之為器能，鄭國的子產、魏國的西門豹就是這樣的人物。兼有三種才干的某兩項，并且各自有自己的流派，在清節家流派中，不能寬宏大量，喜歡對人譏笑責備非難，分辨誰是誰非，這種人可稱之為臧否，子夏之流就是這樣的人物。在法家流派中，不能創新思慮建立長遠規劃，但能在具體官位上勝任，著意施展實現自己意圖的技巧，這種人可稱之為伎倆，漢朝張敞、趙廣漢就是這樣的人物。術家的流派中，不能創建制度垂示法則，但能在情況變化的時候想出具體的應變策略，權變智謀有余，公平端正不足，這種人可稱之為智意，漢朝陳平、韓安國就是這樣的人物。凡此八類人才，都是以德、法、術三種才能作為根本。所以雖然這些人的流派不同，但都是能夠輕而易舉地完成職責分內的事情的人才。能撰寫文章著書立說，這種人可稱之為文章，漢朝司馬遷、班固就是這樣的人物。能傳承圣人的事業，而不能參與國事實施政事，這種人可稱之為儒學，漢朝毛公、貫公就是這樣的人物。辯論的方法和語言不合正道但卻語言豐富應對自如，這種人可稱之為口辯，燕國樂毅、漢代曹丘生就是這樣的人物。膽量勇力超過眾人，才能謀略高于眾人，這種人可稱之為驍雄，白起、韓信就是這樣的人物。上述十二種人才，都是在臣子的位置上，善于使用各種人才的君主不包括其內。
賞析與點評
此節在全章中篇幅最長，亦是全書分析人才中最精彩的一段。劉劭將人才放在一個極有層次的分析框架中，第一層把十二型分為兩大類：“政務系統”與“非政務系統”，前者其數為八，后者為四；第二層則將政務系統分為“核心型”與“衍生型”，其數分別為三與五；在第三層中，進一步細分為“三才俱備型”與“單具一才型”，其數分別為二與三。
三種“核心型”人才分別為“清節家”（又稱“德家”）、“法家”與“術”家。“清節家”人物高風亮節，是德行上的楷模，乃眾人所效法的對象，其存在令整個組織具有強大的向心力，至關緊要，所以劉劭將它放在首位，順道一提，這亦反映了他立根在儒家的意識形態。
“法家”為典章制度的制定者，此類人才之所以重要，不單是因為他們是技術型人物，更重要的是制度（不管是國家、企業、或組織的）乃主導甚至是支配眾人行為的力量，而眾人的行為最終又反過來決定了國家、企業、組織的生長枯榮。史學巨擘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花了不少篇幅分析唐代的“府兵制”，如何在初唐令它成為當日全球最強的軍事力量，又及后“府兵制”的有名無實令它出現結構性的弊病，致最終“病入膏肓”。宋代的募兵制如是，明代的軍戶制度亦復如是，篇幅關系，于此不贅，但相信已足以在歷史上印證劉劭的洞見。
另一方面，政策的制定要能長遠地行之有效，勢必需要前瞻力強且具策略性眼光的人才，而這就是“術家”所長。所謂“策略”，用現代語言來講，其實是一種動態博弈（dynamic game），其中所牽涉的是在長期、中期、短期，對資源的掌握、部署，對成本、成果的預期等等。亦關系到如何精確調動、調適資源，以在與對手的競爭中獲取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能為此道的人，關鍵在一“通”字，難怪劉劭盛贊此類人為“思通道化，策謀奇妙”。
上述三種核心型人才，固然能獨當一面，將他們以不同方式加以組合，則又有另一番風景。
如上所述，劉劭的分析中，兼有三材的可分兩種，一者為周密完備型，有大國領導者氣象，稱為“國體”。另一者則氣勢薄弱很多，因此只宜擔當小邦小國，或地方**小領導的角色，稱為“器能”。不過，無論哪一類型，兼有三材是萬中無一難能可貴的，因其德可移風易俗，其法足以規范人心，而其術則可使安邦定國。
此外，三種核心型人才亦有三類只具一型但略輸一籌的，明顯是前者的衍生。清節家之流稱為“臧否”，此類人自身德行高尚，能正己，但亦好正人，常站在道德高地責難別人，此為欠缺同理心之病。
法家之流之所以稱為“伎倆”，原因在于他們是技術型人才。技術型人才的通病往往是未能高瞻遠矚，只在自成一角的小天地中把工作做好。
術家之流，雖有原本術家的智慧，所以得稱為“智意”，亦即具“通達”之才，表現出來，有精于權變的能力，但可惜的是其智慧不足，未能從大局著眼，有謀略而非遠慮，是故非為真身，實屬影子之流。
以上八型人才，劉劭推許為能為國家“輕事”，亦即可替國君分憂，減輕負擔，因此無疑是“治”國棟梁。不過，一個國家單有領導人，而無人從事具體的操作事務，就好比一隊軍隊空有將領而無士兵，肯定一仗難贏。因此，劉劭亦討論了最后四類專才。四類中首三類為文職人才，第四類是武將，就好比一家企業，在文書工作人員以外，亦需前線推廣人員，以為公司“沖鋒陷陣”。
若以現代語言解釋，此四類人才分別是長于文字工作的“文章”型，優于整理機構故事以承傳公司文化傳統的“儒學”型，能言善道、傳達公司指令政策的“口辯”型，以及膽識卓絕、能為公司效益“攻城略地”的“驍雄”型。
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眾材[1]，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2]。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3]。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4]。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5]。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6]。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7]。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8]。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9]。辯給之材，行人之任也[10]。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11]，而太平用成[12]。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13]，則一材處權[14]，而眾材失任矣。
[1] 總達：統領提拔。
[2] 師氏：官名。西周時設置，官位尊顯，負責教育貴族子弟。《周禮·地官·司徒》說：“師氏，中大夫。”鄭玄注：“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孔穎達疏：“以其教國子有道藝，故使中大夫尊官為之也。”
[3] 司寇：官名。夏朝始置，商、周、春秋戰國沿置。國君重要輔佐大臣之一。春秋魯、宋等國設大司寇、少司寇，鄭國有野司寇，戰國時有的稱邦司寇。主管刑獄緝盜，督造兵器。
[4] 三孤：官名。即三少。《尚書·周官》記載：“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輔助太師、太傅、太保輔弼君王，地位比公低比卿高。
[5] 三公：官名。周朝為最高輔政大臣的合稱，或指太師、太傅、太保，或指司徒、司馬、司空。西漢成帝元和年間，以丞相、大司馬、御史大夫同為宰相，合稱“三公”。東漢改名為太尉、司徒、司空，亦稱“三司”。位高祿厚，權力極大。
[6] 冢宰：相傳為殷、周輔政大臣，位居百官之首。《尚書·伊訓》說：“百官總己以聽冢宰。”《禮記·檀弓下》說：“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春秋戰國時泛指執掌國政的大臣。
[7] 佐：指次一等，處于陪同地位者。《史記·孝武本紀》：“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
[8] 司空：官名。相傳為殷商輔政大臣之一。西周時為“三公”之一。西漢成帝時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東漢光武帝初改為司空，均為“三公”之一。以后各朝多有變化。
[9] 國史：負責撰寫國史的官員。
[10] 行人：官名。《周禮·秋官》屬官有大行人、小行人，掌迎送接待賓客。春秋戰國各國多設行人，掌朝覲聘問。秦、西漢初有行人令，為大行令屬官，負責接待少數民族賓客。兩漢以后常設，擔任出使聘問之事。
[11] 官不易方：官不改變為官之道。方，道理，常規。《周易·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12] 太平用成：太平盛世因此建成。用，因此。
[13] 與一材同用好：劉昺在解釋這句話時說：“譬大匠善規，惟規之用。”意思是偏好某種才能。
[14] 處權：當權。
譯文
主德，就是聰明平淡，統領提拔眾多人才，而不是親自擔當起處理日常事務的工作。所以主德之道確立，那么上述十二種人才就能各自按照才能得到任用。具備清節家品德的人，被放到官位尊顯的師氏位置上。具備法家才能的人，被放到主管刑獄的司寇的位置上。具備謀劃才能的人，被放到三孤的位置上。德、法、術三才具備的人，被放到三公的位置上。三才具備但比前者稍差的，被放到冢宰的位置上。褒貶人物評論是非的人，其地位比師氏要低一等。善權變智謀的人，其地位比冢宰要低一等。能在具體官位上勝任的人，被放在司空的位置上。具有傳播圣人之業才能的人，被放到安撫百姓的位置上。具有撰寫文章才能的人，被放到國史的位置上。具有論辯才能的人，被放到行人的位置上。驍勇雄悍的人，被放到將帥的位置上。這就叫作主德之道確立為臣之道井然有序，當官的不改變為官之道，太平盛世因此就建立了。如果主德之道不是平靜中庸而是偏好某種才能，那么就會使具有某種才能的人得勢，而其他眾多的人才就不會被任用了。
賞析與點評
最后一節為全章主旨所在，就是為不同“偏才”量體裁衣，決定哪種專才最適合提拔至哪個崗位，使大家各就其位，共同成就大業。要能如此，則有兩點須加注意：
一、最高領導，沒有具體司事，因為他的角色是當統領，“統”者，統整也，亦即將不同專才整合到一個互相配合互相補足的統一體中；“領”者，領導所有人才將之導向至適合并且只適合他們的崗位中。要能如此，最高領導必定是個“平淡”的人，這是劉劭不厭其煩反復重申的觀點。
二、劉劭對人才與崗位的配對中，是用了專才對專位的原則，此原則雖是常識，但在職場上才位錯配的現象真是屢見不鮮，原因不外三個：（1）最高領導欠缺觀人能力與胸襟。（2） 最高領導本身并非“平淡”之人，于是由觀人到用人，往往有極強的傾向性，由傾向而將職位資源朝某一方面傾斜，結果常常出現“彼得定律”，亦即把有特殊表現的人，不斷擢升，直至到不能勝任的地步，結果適得其反，資產變成負資產。（3） 就是既有（1）又有（2）。令人扼腕興嘆的是，這是最普遍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