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好萊塢的辦公室時天色已晚，樓內已經空空如也，走廊里一片寂靜，房門都敞開著，清潔女工們正拿著吸塵器、拖把或著抹布在屋里打掃衛生。
我打開辦公室的門鎖，撿起一封躺在郵遞口前的信，看都不看就把它扔到辦公桌上，然后掀起窗戶，探出身去，望著剛閃爍不久的霓虹燈，一陣溫暖甜美的空氣從隔壁咖啡店在過道里的通風口中飄上來。
我脫掉外套，解下領帶，坐到辦公桌前，從底層抽屜里取出一瓶酒，倒了一杯喝下去，沒有什么效果，接著又來了一杯，還是一樣。
現在韋伯應該見到金斯利了，警方對他妻子的通緝令要么已經發出，要么很快便會發出。整件事對他們來說已經水落石出，不過是件由兩個賤人生出的爛事，他們朝三暮四，酗酒成性，不間斷地尋花問柳，然后互相憎恨，再到心懷殺機，終于釀出了這樣的慘劇。
可這一切未免太簡單了。
我拿過那封信，撕開信封，上面沒有貼郵票。信中寫道：“馬洛先生你好：弗羅倫絲·艾爾默的父母是尤斯塔斯·格雷森夫婦，現居于南牛津街640號的羅斯默爾·阿姆斯大樓。這是我通過撥打他們在電話簿上的電話查出來的。艾德麗安·弗洛姆塞特**”
信中的字跡跟創作它的那只手一樣非常優雅。我把信紙推向一旁，又喝了一杯酒，腦子終于不再那樣狂亂了。我將桌子上的物品推來推去，發燙的雙手沉重而笨拙。我用一根手指在桌子的一角抹了一下，看了看那道劃過塵土后留下的痕跡，又看了看手指上附著的塵土，然后把它擦掉，接著又看了看手表，看了看墻壁——其實我什么都沒有看。
我把酒瓶收了起來，走向洗手臺沖洗杯子，接著又洗了洗手，將臉在冷水中浸了一會兒，然后對著鏡子打量起來。左臉頰已經不再發紅，只是有些腫脹，雖然不是很明顯，但還是讓我頭皮一緊。我梳了梳頭，檢查了一下白頭發，它們有著大量增多的趨勢。頭發下是一張病態的臉。我一點都不喜歡這張臉。
我回到辦公桌前，又讀了一遍弗洛姆塞特**的信，然后將信紙用玻璃杯來回滾壓，讓它平整一些，接著湊上去聞了聞，又滾了幾下杯子，最后把信疊起來放到外衣口袋里。
我一動不動地坐著，聽著窗外的夜晚變得越來越平靜，慢慢地，我也平靜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