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穿著棕色斑點花呢衣服，男子氣的襯衫外打著領帶，腳上是一雙手工雕花徒步鞋。她的長筒**和昨天一樣薄，不過腿露出得沒有那么多。她烏黑發亮的頭發上戴著一頂棕色的羅賓漢式帽子。那帽子也許足足值五十塊錢，但看起來就像你能單手用一張吸墨紙折出來似的。
“嗬，你終于起床了。”說著她皺皺鼻子，眼睛掃過那只褪色的大紅長靠椅，那兩只不成對的小安樂椅，那塊亟須清洗的網眼窗簾和那張像是男童用的閱覽桌。桌上放著幾本正兒八經的雜志，好讓這地方帶點專業范兒。“我都開始這么想了：也許你是在床上干活的，跟馬塞爾·普魯斯特一樣。”
“他是誰啊？”我叼起一根煙，注視著她。她臉色有點蒼白，有點緊張，但看她的樣子，應該是能夠扛著壓力做事的。
“一個法國作家，最擅長描寫墮落之徒。你不會想認識他的。”
“嘖，嘖，”我說，“來我的‘閨房’里談吧。”
她站起身，道：“昨天我倆相處得不太愉快。也許是我無禮了。”
“我倆都挺無禮。”我說。我打開連通兩間房間的門，為她撐住門板。我們走進這套間余下的區域，屋里有赭色的地毯，已經不太新了；五個綠色文件夾，其中三個裝滿加州的氣候信息；廣告日歷，印著五胞胎[1]在天藍色的地板上滾來滾去，她們都是一身粉紅連衣裙，暗褐色的頭發，那一雙雙機敏的黑眼睛就跟特大號的李子一般大。有三只仿胡桃木椅子，一張常見的書桌，上頭擺放著常見的吸墨紙、**鋼筆用具、煙灰缸和電話機，桌后是一把常見的吱嘎作響的旋轉椅子。
“你倒也不是特別講究派頭。”她說著，在屬于客戶的桌子那頭坐了下來。
我走到信箱前，從里面拿出六個信封、兩封信件和四份廣告**。我把帽子掛在電話機上，落了座。
“平克頓事務所的偵探也不講究，”我說，“如果為人老實，在這行當里發不了財。如果你好擺派頭，那說明你發財了——或者很想發財。”
“哦——你為人老實嗎？”她問道，一邊打開了包。她從一只琺瑯煙盒里拈出一根煙，用隨身攜帶的打火機點上了火，隨后把煙盒和打火機往包里一扔，任由包口敞著。
“勉強老實著。”
“你是怎么干起這骯臟的行當來的？”
“你又是怎么嫁給一個走私酒販的？”
“老天啊，我倆可別又吵起來啦！一早上我都在打你電話。往這兒打也往你家里打。”
“為歐文的事？”
她的臉猛地緊繃了起來。她的聲音很輕柔。“可憐的歐文，”她說，“這么說事情你都知道了。”
“有個地方檢察官的手下帶我去過里多了。他覺得我或許知道一些內情。結果他知道的比我多。他知道歐文想娶你妹妹——一度。”
她一口一口抽著煙，不作聲，用那雙黑眼睛定神端詳著我。“也許那不是個壞主意，”她靜靜說道，“他愛上她了。在我們的圈子里這種情況不多。”
“他有前科。”
她聳聳肩。隨后無所謂地說：“他交友不慎。在這個充斥著犯罪的墮落國度，前科的意思就是交友不慎。”
“我不想扯那么遠。”
她脫下右手手套，咬了咬食指的第一節，目不轉睛看著我。“我來找你不是為了歐文。現在你覺得你能告訴我父親為什么要見你了嗎？”
“未經他同意，不能說。”
“是跟卡門有關嗎？”
“連這點也不能說。”我塞好煙斗里的煙草，用火柴把它點著。她盯著那縷上升的煙看了片刻。接著她的手伸進敞開的包，拿出一只厚實的白信封。她把信封擲過書桌。
“不管怎么樣，你最好還是看一下這個。”她說。
我拿起信封。收信人地址是打字機打的：西好萊塢區阿爾塔·布雷亞新月街道3765號，維維安·里根太太收。用的是郵政快件，郵戳顯示是上午8：35寄出的。我打開信封，抽出一張閃亮的4.25英寸×3.25英寸照片。里面沒有別的東西。
照片上，卡門坐在蓋革家平臺上的高背柚木椅子上，戴著耳環，赤條條像從娘胎里剛出來。她的眼神甚至比我記憶中的樣子更癲狂。照片背面是空白。我把它放回信封里。
“他們開價多少？”我問道。
“五千——換回底片和剩下的照片。交易今晚就得了結，不然他們就把那些玩意兒寄給花邊小報。”
“你是怎么知道他們的要求的？”
“有個女人打我電話，大約半個鐘頭后，信就送來了。”
“花邊小報什么的不用擔心。現在誰要那么做，陪審團都不用走下陪審席就能判他們有罪。還說了別的什么？”
“非說了點別的什么不可嗎？”
“沒錯。”
她略帶困惑地注視著我。“有的。那女人說，這照片還跟一樁刑事案件有關，我最好趕緊交錢，不然我就要隔著鐵窗跟我妹妹說話了。”
“這句比較有用，”我說，“什么刑事案件？”
“不知道。”
“卡門現在在哪？”
“在家。她昨晚病了。她還沒起床吧，我想。”
“她昨晚出門了嗎？”
“沒有。我出門了，但用人們說她沒出去。我去了拉斯奧林達斯，在艾迪·馬爾斯的柏樹俱樂部里玩輪盤賭。輸了個精光。”
“這么說你喜歡玩輪盤賭。那是得輸個精光。”
她交叉起兩腿，點上另一根煙。“是的。我喜歡輪盤賭。斯特恩伍德家的人都喜歡玩啥輸啥，比如輪盤賭，比如嫁給會拋棄妻子的男人，比如在五十八歲的年紀還參加越野賽馬，結果被馬踩成了終身殘疾。斯特恩伍德家有錢。但那么多錢買來的只是一張眼下難以兌現的憑據。”
“昨晚歐文開著你的車干嗎去了？”
“誰知道呢？他未經允許就把車開走了。他休息的日子，我們總是準許他把車開出去的，但昨晚沒輪到他休息。”她一撇嘴巴，“你是覺得——”
“他知道這張裸體照嗎？我怎么能下定論呢？只是不能把他排除在外。你能立馬拿出五千塊現金嗎？”
“不能，除非告訴爸爸——或者借。也許我能問艾迪·馬爾斯借。他應該對我很大方，天知道。”
“最好還是去借吧。這回你是有急用了。”
她往后一靠，手搭在椅背上。“報警怎么樣？”
“好主意。但你不會報警的。”
“是嗎？”
“不會。你得保護你父親和你妹妹。你拿不準警察會查出點什么來。也許是某個他們繞不過去的問題。雖然他們查起勒索的案子來向來拼命。”
“你能幫上忙嗎？”
“我想可以。但我沒法告訴你為什么要幫或者怎么幫。”
“我喜歡你，”她突然說，“你相信奇跡。想在辦公室里喝一杯嗎？”
我打開上鎖的深抽屜，拿出那瓶我在辦公室喝的酒和兩個小玻璃杯。我在杯子里倒上酒，我倆喝了起來。她啪嗒關上包，把椅子往后一推。
“我會弄到五千塊的，”她說，“我一直照顧艾迪·馬爾斯的生意。他會對我好，還有另一個原因，你不見得知道，”她朝我笑了笑，可還沒等眼眉露出笑意，嘴上的笑竟已經消失了，“艾迪的金發老婆就是那個跟拉斯蒂私奔的女人。”
我什么也沒說。她緊緊盯著我，加了一句：“對此不感興趣？”
“這樣一來，應該能更容易找到他了——如果我確實在找他的話。你覺得他跟這破事兒沒關系是吧？”
她把空酒杯推到我面前。“再來一杯。從沒見過口風像你這么緊的家伙。連一點耳邊風都吹不了。”
我給小杯子倒上酒。“你已經從我這兒打聽到所有想知道的東西了——知道我沒在找你丈夫，你應該很高興。”
“拉斯蒂不是壞人。就算他走過邪道，也并不是為錢。他身上有一萬五千塊現鈔。這筆錢他稱之為‘應急錢’。跟我結婚時他帶著這筆錢，離我而去時還是錢不離身。不會——拉斯蒂不會干這種掉價的勒索勾當。”
她伸手拿了信封，站起身來。“我會跟你保持聯系，”我說，“如果你想給我留言，就跟我家公寓樓里接電話的姑娘說好了。”
我們朝門口走去。她用信封輕輕敲著指關節，說道：“你還是覺得不能告訴我爸爸——”
“我必須先去見他。”
她抽出照片，站在內側的門口看著它。“她嬌小的身材很漂亮，對吧？”
“嗯——哼。”
她稍微靠過來了一點。“你應該看看我的。”她認真地說。
“可以安排一下嗎？”
她突然尖聲大笑起來，半個身子出了門，隨后轉過頭來冷冷說道：“頭一回見到像你這么冷血的禽獸，馬洛。還是說我可以叫你菲爾[2]？”
“當然可以。”
“你可以叫我維維安。”
“謝謝，里根太太。”
“噢，去死吧，馬洛。”她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我輕輕甩上門，手撐在門上兀自站著，眼睛盯著手。我的臉有點燙。我走回辦公桌旁，藏好酒，洗干凈那兩只小玻璃杯，收了起來。
我拿掉電話機上的帽子，撥通地方檢察官辦公室的電話，找伯尼·奧爾斯。
他已經回到了自己的小天地。“嗯，我沒驚動那老頭，”他說，“管家說他或者女仆會告訴他的。這個歐文·泰勒住在**樓上，我翻了翻他的東西。父母住在衣阿華州迪比克。我給那邊的警察局長發了電報，讓他幫忙問下他們需要我們做些什么。費用由斯特恩伍德家來承擔。”
“是自殺？”我問。
“不好說。他什么紙條都沒留下。他無權把車開出去。昨晚除了里根太太，每個人都在家。她去了拉斯奧林達斯，跟一個名叫拉里·科布的花花公子廝混。我查過了。我認識他們賭桌上的一個小伙兒。”
“那種豪賭你應該禁掉一些的。”我說。
“在這么個辛迪加黑幫橫行的國家，我去禁賭？別孩子氣啦，馬洛。那小伙子頭上遭棍棒擊打的傷口讓我想不太通。在這點上，你肯定幫不了我嗎？”
我喜歡他這么說話。讓我可以說不，卻不必真的撒謊。我們道別后，我離開辦公室，買齊了三份午后報紙，坐著一輛出租車去**，把車從停車場里開了出來。三份報紙上都沒有提及蓋革。我又看了一眼他的藍色筆記本，可那堆密碼還是像前一天晚上那樣難以破解。
[1]指的應該是加拿大的迪翁五胞胎姐妹（TheDionneQuintuplets），出生于1934年，是有史以來首例存活過嬰兒期的五胞胎。在錢德勒寫作《長眠不醒》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后期，迪翁五胞胎名聲很大，許多印刷品上都能看到她們的形象。
[2]“菲利普”的昵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