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代是普通研究歷史的人所認為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試看一般講史學方法的書，或通史的敘論中，對此問題都有一定的套語，大致如下：
歷史上的變化都是積漸的，所有的分期都是為研究的便利而定，并非絕對的。我們說某一年為兩期的分界年，并不是說某年的前一年與后一年之間有截然不同之點，甚至前數十年與后數十年之間也不見得有很大的差別。我們若把這個道理牢記在心，就可分歷史為上古、中古、近代三期而不致發生誤會了。
這一類的話在西洋的作品中時常遇到，近年來在中國也很流行一時。話都很對，可惜都不中肯。歷史就是變化，研究歷史就為的是明了變化的情形。若不分期，就無從說明變化的真相。宇宙間的現象，無論大小，都有消長的步驟；人類文明也脫離不了宇宙的范圍，也絕不是一幅單調的平面圖畫。但因為多數研究的人不注意此點，所以以往的分期方法幾乎都是不負責任的，只粗枝大葉地分為上古、中古、近代，就算了事。西洋人如此，中國人也依樣畫葫蘆。比較誠懇一點的人再細分一下，定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近代、現代一類的分期法，就以為是獨具匠心了。這種籠統的分法比不分期也強不了許多，對于變化的認清并沒有多大的幫助。不分期則已；若要分期，我們必須多費一點思索的工夫。
一、正名
“名不正則言不順”這一句話，很可移用在今日中國史學界的身上。無論關于西洋史或中國史，各種名義都不嚴正，這是斷代問題所以混亂的一個主要原因。我們若先將各種含意混沌的名詞弄清，問題就大半解決了。
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統分期法，是文藝復興時代的產物。當時的文人對過去數百年以至千年的歷史發生了反感，認為自己的精神與千年前的羅馬人以至尤前的希臘人較為接近，與方才過去的時代反倒非常疏遠。他們奉希臘、羅馬的文獻為經典（Classics），現在為這種經典的復興時代（Renaissance），兩期中間的一段他們認為是野蠻人，尤其是戈特人的時代（Barbarous或Gothic），或黑暗時代（Dark Ages），恨不得把它一筆勾銷。他們只肯認為這是兩個光明時代之間的討厭的中間一段，甚至可說是隔斷一個整個的光明進展的障礙物，除“野蠻”“戈特”或“黑暗”之外，他們又稱它為“中間時代”，字中含有譏諷、厭棄的意義。希臘、羅馬就稱為經典時代（Classical Ages），又稱為古代或上古（Antiquity）。“經典”當然是褒獎的名詞。連“古代”也有美的含意。他們那時的心理也與中國漢以下的情形一樣，認為“古”與“真美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因為崇拜“古”，所以“古代”就等于“理想時代”或“黃金時代”。至于他們自己這些崇拜“古代”的人，就自稱為“摩登時代”或新時代（Modern Age）。所謂“摩登”與近日一般的見解略有不同，并不是“非古”，而是“復古”的意思，是一個“新的古代”或“新的經典時代”，或“經典復興的時代”。
這種說法并不限于一人，也不倡于一人，乃是文藝復興時代的普遍見解。雖然不久宗教改革運動發生，宗教信仰又盛極一時，但文藝復興人物崇拜古代的心理始終沒有消滅，歷史的三段分法也就漸漸被人公認，直到今日西洋史學界仍為這種分法所籠罩。雖不妥當，在當初這種分法還可勉強自圓其說。“上古”限于希臘、羅馬；關于埃及、巴比倫和波斯，除與希臘、羅馬略為發生關系外，他們只由《圣經》中知道一點事實，在正統的歷史作品中對這些民族一概置諸不理。十九世紀以下情形大變。地下的發掘增加了驚人的史料與史實，和出乎意料的長期時代。這些都在希臘、羅馬之前，雖不能稱為“經典時代”，卻可勉強稱為“古代”。地下的發掘愈多，“古代”拉得愈長。到今日，古代最少有四千年，中古最多不過千年，近代只有四五百年。并且把希臘、羅馬與中古近代的歷史打成一片，雖嫌牽強，還可辦到。但地下發現的史實太生硬，除了用生吞活剝的方法之外，萬難與傳統的歷史系統融合為一。專講埃及史或巴比倫史，還不覺得為難；一旦希求完備的通史，就感到進退窘迫。凡讀通史的人，對希臘以前時間非常長而篇幅非常短的一段都有莫明其妙的感想，幾萬言或十幾萬言讀過之后，仍是與未讀之前同樣的糊涂，仍不明白這些話到底與后來的發展有什么關系。近年來更變本加厲，把民族、血統完全間斷，文化系統線索不明的新石器時代與舊石器時代也加上去，甚至有人從開天辟地或天地未形之先講起，愈發使人懷疑史學到底有沒有范圍，是否一種大而無外的萬寶囊。
西洋人這種不加深思的行動，到中國也就成了金科玉律，我們也就無條件地認“西洋上古”為一個神怪小說中無所不包的乾坤如意袋。西洋人自己既然如此看法，我們也隨著附和，還有可說；但摹仿西洋，把中國史也分為三段，就未免自擾了。中國從前也有斷代的方法，不過后來漸漸被人忘記。在《易·系辭》中已有“上古”“中古”的各稱，“上古”是指“穴居野處，結繩而治”的時代，“中古”是指殷周之際，所謂“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的紂與文王的時代。以此類推，西周以下當為近代。若求周備，可稱西周為“近古”，就是荀子所謂“后王”的時代，禮樂崩壞，“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春秋、戰國可稱“近世”或“近代”。這大體可代表戰國諸子的歷史觀與歷史分期法。秦漢以下，歷史的變化較少，一般人生長在不變之世，對于已往轟轟烈烈的變化，漸漸不能明了，史學于是也變成歷朝歷代的平面敘述。斷代的問題并不發生，因為清楚的時代觀念根本缺乏。
十九世紀西學東漸以后，國人見西洋史分為三段，于是就把中國史也爾樣劃分。戰國諸子的分法到今日當然已不適用，于是就參考西洋的前例，以先秦時代為上古，秦漢至五代為中古，宋以下為近代。再完備的就以宋為近古，元、明、清為近代，近百年為現代。此外大同小異的分期法，更不知有多少。這種分期法倡于何人，已無可考，正如西洋史的三段分法由何人始創的不可考一樣。但西洋史的三段分法，若把希臘以前除外，還勉強可通；至于中國史的三段分法或五六段分法，卻極難說得圓滿。
近年來中國史的上古也與西洋史的上古遭了同樣的命運。中國古代的神話史本來很長，但一向在半信半疑之間，并不成嚴重的問題。近來地下發現了石器時代的遺物，于是中國史戴上了一頂石頭帽子。這還不要緊。北京猿人發現之后，有些夸大習性未除的國人更歡喜欲狂，認為科學已證明中國歷史可向上拉長幾十萬年。殊不知這種盜譜高攀的舉動極為可笑，因為北京猿人早已斷子絕孫，我們決不會是他的后代。由史學的立場來看，北京人的發現與一個古龍蛋的發現處在同等的地位，與史學同樣的毫不相干。據今日所知，舊石器時代各種不同的人類早已消滅，唯一殘留到后代的塔斯瑪尼亞人（Ta**anians）到十九世紀也都死盡。新石器時代的人到底由何而來，至今仍為人類學上的一個未解之謎；是由舊石器時代的人類演變而出，或由他種動物突變而出，全不可知。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是否由舊石器時代蛻化而出，也無人能斷定；新舊兩石器時代的人類似乎不是同一的物種，兩者之間能否有文化的傳達，很成問題。新石器的人類與今日的人類屬于同一物種，文化的線索也有可尋，但不見得某一地的新石器時代人類就是同地后來開化人類的祖先，某一地的新石器文化也不見得一定與同地后來的高等文化有連帶的關系。因為我們日常習用“中國史”“英國史”“歐洲史”一類的名詞，無意之間就發生誤會，以為一塊地方就當然有它的歷史。由自然科學的立場來看，地方也有歷史，但那是屬于地質學與自然地理學的范圍的，與史學本身無關。地方與民族打成一片，在一定的時間范圍以內，才有歷史。民族已變，文化的線索已斷，雖是同一地方，也不是同一的歷史。這個道理應當很明顯，但連史學專家也時常把它忽略。無論在中國或西洋，“上古史”的一切不可通的贅疣都由這種忽略而發生。所以關于任何地方的上古史或所謂“史前史”，即或民族文化都一貫相傳，最早也只能由新石器時代說起，前此的事實無論如何有趣，也不屬于史學的范圍。這是第一個“正名”的要點。
人類史的最早起點既已弄清，此后的問題就可簡單許多。在中國時常用的名詞，除“中國史”之外，還有“世界史”“外國史”與“西洋史”三種名稱。“世界史”按理當包括全人類，但平常用起來多把中國史除外，所以“世界史”等于“外國史”。至于“外國史”與“西洋史”有何異同，雖沒有清楚的說法，但大致可以推定。我們可先看“西洋史”到底何指。“西洋”是一個常用的名詞，但若追問“西洋”的時間與空間的范圍，恐怕百人中不見得有一人能說清。若說西洋史為歐洲史，當初以東歐為中心的土耳其帝國制度文物的發展是否西洋史的一部分？若是，為何一般西洋史的書中對此一字不提；若不是，土耳其帝國盛時的大部顯然在歐洲。西歷前的希臘與近數百年的希臘是否同一的屬于西洋的范圍？若說歐洲與地中海沿岸為西洋，起初不知有地中海的古巴比倫人為何也在西洋史中敘述？**到底是否屬于西洋？若不屬西洋，為何一切西洋中古史的書中都為它另辟幾章？若屬于西洋，為何在西洋近代史的書中除不得不談的外交關系外，把**完全撇開不顧？歐洲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與埃及文化有何關系？埃及已經開化之后，歐洲仍在新石器時代，但西洋通史的書中為何先敘述歐洲本部的石器文化，然后跳過大海去講埃及？這些問題，以及其他無數可以想見的問題，不只一般人不能回答，去請教各種西洋史的作者，恐怕也得不了滿意的答復。
“西洋”一詞（the West或the Occident）在歐美人用來意義已經非常含混，到中國就更加空泛。我們若詳為分析，就可看出“西洋”有三種不同的意義，可稱為泛義的、廣義的與狹義的。狹義的西洋專指中古以下的歐西，就是波蘭以西的地方，近四百年來又包括新大陸。東歐部分，只講它與歐西的政治外交關系，本身的發展并不注意，可見東歐并不屬于狹義的西洋的范圍。這是以日耳曼民族為主所創造的文化。我們日常說話用“西洋”一詞時，心目中大半就是指著這個狹義的西洋。
廣義的西洋，除中古與近代的歐西之外，又加上希臘羅馬的所謂經典文化，也就是文藝復興時代的所謂上古文化。講思想學術文藝的發展的書中，與學究談話時所用的“西洋”，就是這個廣義的西洋。
泛義的西洋，除希臘、羅馬與歐西外，又添上**與地下發掘出來的埃及、巴比倫以及新石器時代，甚至再加上歐洲的舊石器時代。這是通史中的西洋，除了作通史的人之外，絕少這樣泛用名詞的。
對于希臘以前的古民族，歐美人往往半推半就，既不愿放棄，又不很愿意直截了當地稱它們為“西洋”，而另外起名為“古代的東方”（the Ancient East或the Ancient Orient）。但希臘文化最初的中心點在小亞細亞，與埃及處在相同的經線上，為何埃及為“東”而希臘為“西”，很是玄妙。**盛時，西達西班牙，卻也仍說它是“東方”。同時，西洋通史又非把這些“東方”的民族敘述在內不可，更使人糊涂。總之，這都是將事實去遷就理論的把戲。泛義的西洋實際包括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歐西五個獨立的文化，各有各的發展步驟，不能勉強牽合。至于歐洲的新石器時代，與這些文化有何關系，是到今日無人能具體說明的問題。這五個獨立的文化在時間上或空間上或有交互的關系，但每個都有自立自主的歷史，不能合并敘述。若勉強合講，必使讀者感覺頭緒混亂。我們讀西洋上古史，總弄不清楚，就是因為這個道理；中古史中關于**的若即若離的描寫，往往也令人莫測高深。把幾個獨立的線索，用年代先后的死辦法，硬編成一個線索，當然要使讀者越讀越糊涂了。
歐西的人盡量借用希臘、羅馬的文獻，當經典去崇拜，所以兩者之間較比任何其他兩個文化，關系都密切。但推其究竟，仍是兩個不同的個體。希臘、羅馬文化的重心在小亞細亞西岸與希臘半島，意大利半島的南部處在附屬的地位，北部是偏僻的野地，地中海沿岸其他各地只是末期的薄暮地帶。今日希臘半島的民族已不是古代的希臘民族，今日的意大利人也更不是古代的羅馬人。真正的希臘人與羅馬人已經消滅。至于歐西文化的重心，中古時代在意大利北部與日耳曼，近代以英、法、德三國最為重要。希臘半島與歐西文化完全無關，最近百年才被歐西所同化。上古比較重要的意大利南部也始終處在附屬的地位。地中海南岸與歐西文化也完全脫離關系。創造歐西文化的，以日耳曼人為主體，古羅馬人只貢獻一點不重要的血統。連今日所謂拉丁民族的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人中也有很重要的日耳曼成分；稱他們為拉丁民族，不過是因為他們的語言大體是由古拉丁語蛻化而出。希臘、羅馬文化與歐西文化關系特別密切，但無論由民族或文化重心來看，都絕不相同。其他關系疏遠的文化之間，當然更難找同一的線索了。這是“正名”工作的第二種收獲，使我們知道西洋一詞到底何指。狹義的用法，最為妥當；廣義的用法，還可將就；泛義的用法，絕要不得。
日常所謂“西洋史”既包括五個不同的文化，在人類所創造的獨立文化中，除新大陸的古文化不計外，只有兩個未包括在內，就是中國與印度。所以我們平常所謂“外國史”或“世界史”只比“西洋史”多一個印度。若因印度人與“西洋人”都屬于印歐種而合同敘述，“外國史”或“世界史”就與“西洋史”意義相同了。這是“正名”的第三種收獲，使我們知道三個名詞的異同關系。
文化既是個別的，斷代當然以每個獨立的文化為對象，不能把幾個不同的個體混為一談而牽強分期。每個文化都有它自然發展消長的步驟，合起來講，必講不通；若把人類史認為是一個純一的歷史，必致到處碰壁，中國的殷周時代當然與同時的歐洲或西亞的歷史性質完全不同，中古時代的歐西與同時的希臘半島也背道而馳。我們必須把每個文化時間與空間的范圍認清，然后斷代的問題以及一切的史學研究才能通行無阻。這是“正名”的第四種收獲，使我們知道人類歷史并不是一元的，必須分開探討。互相比較，當然可以；但每個文化的獨立性必須認清。
在每個文化的發展過程中，都可看出不同的時代與變化。本文對中國特別注意，把中國史分期之后，再與其他文化相互比較，看看能否發現新的道理。
二、中國史的分期
中國四千年來的歷史可分為兩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公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戰，大致是純粹的華夏民族創造文化的時期，外來的血統與文化沒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國可稱為古典的中國。第二周，由公元三八三年至今日，是北方各種胡族屢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響中國文化的時期。無論在血統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變化。第二周的中國已不是當初純華夏族的古典中國，而是胡漢混合、梵華同化的新中國，一個綜合的中國。雖然無論在民族血統上或文化意識上，都可說中國的個性并沒有喪失，外來的成分卻占很重要的地位。為方便起見，這兩大周可分開來講。
華夏民族的來源，至今仍是不能解決的問題。我們只能說，在公元前三千至二千年間，日后華夏民族的祖先已定居在黃河流域一帶。至于當初就居住此地，或由別處移來，還都是不能證明的事。在整個的第一周，黃河流域是政治文化的重心，長江流域處在附屬的地位，珠江流域到末期才加入中國文化的范圍。第一周，除所謂史前期之外，可分為五個時代：
（1）封建時代（公元前一二〇〇—前七七一年）；
（2）春秋時代（公元前七七〇—前四七三年）；
（3）戰國時代（公元前四七三—前二二一年）；
（4）帝國時代（公元前二二一—公元八八年）；
（5）帝國衰亡與古典文化沒落時代（公元八八—三八三年）。
在公元前三千年以后，黃河流域一帶，北至遼寧與內蒙，漸漸進入新石器文化的階段。除石器之外，還有各種有彩色與無彩色的陶器最足代表此期的文化。無彩色的陶器中有的與后來銅器中的鬲與鼎形狀相同，證明此期與商周的銅器時代有連接的文化關系。與新石器時代遺物合同發現的骸骨與后世的華夏人，尤其北方一帶的人大致相同，證明此期的人已是日后華夏民族的祖先。
這些原始的中國人分部落而居，以漁獵或畜牧為生，但一種幼稚的農業，就是人類學家所謂鋤頭農業（hoe culture），已經開始。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這些部落似乎已進入新石器時代的末期，就是所謂金石并用期。石器、骨器、陶器之外，人類又學會制造銅器。農業的地位日趨重要，與農業相并進行的有社會階級產生。人民漸漸分為貴族巫祝的地主與平民的佃奴兩個階級。這種階級的分別直延到封建的末期，才開始破裂。部落間的競爭，繼續不斷，當初成百成千的部落數目逐漸減少。到公元前一七〇〇年左右，或略前，有兩個強大的部落出現，就是夏與商。夏當初大概比較盛強，許多小部落都承認它為上國。所以“夏”，“華夏”，或“諸夏”就成了整個民族的種名。但商是夏的死敵，經過長期的競爭之后，在公元前一六〇〇年左右，商王成湯滅夏，所有的部落都被臣服，最早松散的半封建帝國，部落組成的帝國，由此成立。可惜此后三百年間的經過，我們完全不知道。但我們可斷定，在公元前一六〇〇年左右必已有一個比較可靠的歷法，否則農業不能發達。同時必已發明文字，因為自成湯以下歷代的王名都比較可靠，并且傳于后代。
據《竹書紀年》，在公元前一三〇〇年，盤庚遷殷。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比較確定的年代，可認為封建時代的開始。關于此前三百年，我們只知商王屢次遷都；但此后三百年殷總是商王勢力的中心。這或者證明前三百年間商王的共主地位只是名義上的。因勢力不穩，而時常被迫遷都。或因其他的關系遷都；但因為勢力微弱才能因小故而遷都，若勢力穩固就不能輕易遷動國本。到盤庚時真正的封建制度與封建帝國才算成立，已不是許多實際獨立的部落所組成的松散帝國。商王是所有部落的共主，又稱天子，勢力最少可達到一部分的部落之內，或者有少數的部落是被商王征服之后又封給親信的人的。但無論當初的部落，或后封的諸侯，內政則大致自由，諸侯的地位都是世襲的。
后來周興起于西方，據《竹書紀年》，于公元前一〇二七年滅商，代商為天子。武王、周公相繼把東方的領土大部征服，然后封子弟功臣為諸侯。所以周王的勢力大于前此的商王，周的封建帝國也較商為強。但整個的制度仍是封建的，天子只直接統轄王畿，諸侯在各國仍是世襲自治的。
約在公元前九〇〇年左右，封建帝國漸呈裂痕。諸侯的勢力日愈強大，上凌共主的天子，下制國內的貴族。經過長期的大并小強兼弱之后，少數的大國實際變成統一的國家與獨立的勢力，天子不能再加干涉。公元前八六〇年左右，厲王即位，想要壓迫諸侯，恢復舊日的封建帝國。這種企圖完全失敗，在公元前八四二年，厲王自己也被迫退位。此后十四年間王位空虛，諸侯更可任意發展。迨宣王（公元前八二七—前七八二年）即位之后，諸侯已非王力所能制服。戎人屢屢寇邊，內中有諸侯的陰謀也未可知。宣王最后敗于戎人，不能再起。幽王（公元前七八一—前七七一年）的情形更為狼狽，最后并被戎人所殺。整個的西部王畿臨時都遭戎人蹂躪。平王（公元前七七〇—七二〇年）不得已而東遷，封建共主的周王從此就成了傀儡。我們已進到列國為政治重心的春秋時代。
封建時代的精神生活為宗教所包辦。自然界的各種現象都被神化。風伯、雨師、田祖、先炊、河伯以及無數其他的神祇充滿天地間。最高的有無所不轄的上帝，與上帝相對的有地上最高靈祇的后土。除此之外，人與神的界限并不嚴明。所有貴族的人死后都成神，受子孫的崇拜。
“春秋”本是書名，書中紀年由公元前七二二—前四八一年。但我們若完全為一本書所限，又未免太迂。若由公元前七二二年起，此前的五十年將成虛懸，無所歸宿。以公元前四八一年為終點，還無不可，因為公元前五世紀初期的確是一個劇變的時期。但那一年并沒有特殊的大事發生。此后三十年間可紀念的事很多，都可作為時代的終點。公元前四七九年，孔子死；四七七年，田桓割齊東部為封邑，田齊實際成立；四七三年，越滅吳；四**年，《左傳》終；四五三年，《國策》始，就是韓、趙、魏滅智氏，三晉實際成立的一年。這都值得注意。《通鑒》始于韓、趙、魏正式為諸侯的公元前四〇三年，認為戰國的始點，略嫌太晚。我們定越滅吳的公元前四七三年為春秋戰國之間的劃界年，原因下面自明。
東遷以后，實際獨立的列國并爭，開始有了一個國際的局面。齊、晉、秦、楚四方的四個大國特別盛強，中原有一群小國成了大國間爭奪的對象。這種爭奪就是所謂爭霸或爭盟。大小諸國在名義上仍都承認周王的共主地位，但天子的實權早已消滅，他的唯一功用就是正式承認強力者為霸主。當初齊桓、晉文相繼獨霸中原，但楚國日趨盛強，使這種獨霸的局面不能維持。秦在春秋時代始終未曾十分強大，齊自桓公死后也為二等國，天下于是就成了晉、楚爭盟的均勢局面。中原的北部大致屬晉，南部大致屬楚。
這些競爭的列國，內部大體都已統一。封建的貴族雖仍存在，諸侯在各國內部都已成了最高的實力者，貴族只得在國君之下活動，幫助國君維持國力。平民仍未參政，在國君的統治之下，貴族仍包攬政治。所以春秋可說是封建殘余的時代。但貴族的勢力，在各國之間也有差別。例如在秦、楚二國，貴族很為微弱；在晉國，貴族勢力就非常強大，世卿各有封土，國君只有設法維持世卿間的均勢才能保障自己的地位。但這種辦法終非長久之策，最后世卿實際獨立，互相征伐，晉君成為傀儡，晉國因而失去盟主的地位。但楚國并未利用這個機會北進，因為在東方有新興的吳國向它不住地進攻，使它無暇北顧。吳的興起是春秋的大變局。
吳國興起不久，南邊又崛起了一個越國，兩國間的競爭就結束了春秋的局面。春秋時代的戰爭是維持均勢的戰爭，大國之間并不想互相吞并。吳越的戰爭，性質不同。吳仍有春秋時代的精神，雖有機會，又有伍子胥的慫恿，但并未極力利用機會去滅越。然而越國一旦得手，就不再客氣，直截了當地把第一等大國的吳一股吞并。這是戰國時代的精神，戰國的戰爭都是以消滅對方為目的的戰爭。所以春秋末期的變化雖多，吳越的苦戰可說是最大的變化，是末次的春秋戰爭，也是初次的戰國戰爭。越滅吳之年是最適當的劃分時代的一年。
春秋大部的時間似乎仍在宗教的籠罩之下。但到末期，大局發生劇變，獨立的思潮開始抬頭。對時局肯用心深思的人大致分為三派。第一為迎合潮流，去參加推翻舊勢力的工作的人。這種人可以鄧析為代表，是專門批評舊制，并故意與當權者為難的人。第二，為悲觀派，認為天下大局毫無希望，只有獨善其身，由火坑中求自己的超脫。這種隱士，孔子遇見許多；楚狂接輿、長沮、桀溺都是這一流的人。第三，就是孔子的一派，崇拜將要成為過去的，或大半已經成為過去的舊制度文物，苦口婆心地去宣傳保守與復古。每到劇變的時代，我們都可遇到同樣的三種人：為舊制辯護的人，反對舊制的人與逃避現實的**的人。
“戰國”一詞的來源，不甚清楚。司馬遷已用此名，可見最晚到漢武帝時已經流行。《戰國策》成書似在秦末或漢初或楚漢之際。但書名本來無定，不知當初“戰國策”是否也為書名之一。若然，“戰國”一詞在秦漢之際已經通行。但很可能，在秦并六國之先，已有人感覺當時戰爭太多太烈，而稱它為“戰國”。所以這個名稱不見得一定是后人起的，也許是當時人自定的。《戰國策》卷六《秦策四》頓弱謂“山東戰國有六”，卷二十《趙策三》趙奢謂“今取古之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可見“戰國”一詞起于當代。一般以為自《戰國策》書名而來，乃是一個很自然而不正確的印象。
戰國初期的一百年間是一個大革命的時代。三家分晉與田氏篡齊不過是最明顯的表面變化，骨子里的情形較此尤為緊張。各國內部，除政治騷亂外，都起了社會的變化。封建殘余的貴族都被推翻，諸侯都成了專制獨裁的君主。所有的人民最少在理論上從此都一律平等，任何人都可一躍而為卿相，卿相也可一朝而墮為庶民。一切榮辱都操在國君手中。要在政治上活動的人，無論文武，都須仰國君的鼻息。同時，人民既然平等，就須都去當兵，征兵的制度開始成立。當兵已不是貴族的權利，而是全體人民的義務。所有的戰爭都是以盡量屠殺為手段，以奪取土地為目的的拼命決斗。周天子名義上的一點地位也無人再肯承認，一切客氣的“禮樂”都已破壞無遺。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全體人民參戰的時代。
戰爭最烈的時代也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黃金時代。各家爭鳴，都想提出最適當的方案，去解決當前的嚴重問題。各派都認為當設法使天下平定，最好的平定方法就是統一。但統一的方策各自不同。除獨善其身的楊家和道家與專事辯理的名家外，儒、墨、法、陰陽四家都希望人君能實行他們的理想以平天下。除了法家之外，這些學說都很不切實際，最后平定天下的仍是武力。但秦并六國后卻承認陰陽家的五德終始說，自認為以水德王。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創了自古未有的新局。前此無論名義如何，實際總是分裂的。自此以后，二千年間統一是常態，分裂是變局。但在二千年的統一中，以秦、西漢及東漢中興的三百年間的統一為最長，最穩固，最光榮。二千年來的中國的基礎可說都立于這三個世紀。秦始皇立名號，普遍的設立郡縣，統一度量，同文，同軌。一般講來，這都是此后歷朝所謹守的遺產。中國的疆土在漢武帝時立下大致的規模，此后很少超出這個范圍。
社會制度也凝結于此時。傳統的宗法社會在戰國時代頗受打擊。商鞅鼓勵大家族析為小家族的辦法，恐怕不限于秦一國，乃是當時普遍的政策。為增加人民對于國家的忠心，非打破大家族、減少家族內的團結力不可。這種政策不見得完全成功，但宗法制度必受了嚴重的搖撼。到漢代就把這種將消未消的古制重新恢復。在重農抑商的政策之下，秉持宗法的大地主階級勢力日盛。同時，儒教成為國教后，這個事事復古的派別使宗法社會居然還魂。喪服與三年喪是宗法制度的特殊象征。這種在春秋時代已經衰敗，在戰國時代只是少數儒家迂夫子的古董的喪制，到漢代又漸漸重建起來。帝國成立之后，爭鳴的百家大半失去存在的理由，因而無形消滅。若把此事全都歸咎于秦始皇的焚書，未免把焚書的效能看得太高。只有儒、道、陰陽三家仍繼續維持，但三者的宗教成分都日愈加重。孔子雖始終沒有成神，但素王也演化為一個很神秘的人格。道家漸漸變成道教；鬼神、符箓、煉丹、長生的各種迷信都成了它的教義。陰陽家自始就富于神秘色彩，至此儒道兩家都盡量吸收它的理論。漢的精神界可說是儒、道、陰陽合同統治的天下。
和帝一代（公元八九—一〇五年）是重要的過渡時期。此前三百年間，除幾個短期的變亂之外，帝國是一致的盛強的。由和帝以下，帝國的衰退日益顯著。內政日壞，外族的勢力日大，最后北部邊疆的領土實際都成了胡人的殖民地。民族的尚武精神消失，帝國的軍隊以胡人為主干。在這種內外交迫的局勢之下，大小的變亂不斷發生。羌亂，黨錮之禍，黃巾賊，十常侍之亂，董卓之亂，李傕、郭汜之亂，前后就把帝國的命運斷送。經過和帝以下百年的摧殘之后，天下四分五裂，帝國名存實亡。三國鼎立之后，晉雖臨時統一，但內部總不能整頓，外力總不能消滅。勉強經過三國魏晉的百年掙扎之后，胡人終于把中原占據，**大批的渡江南遷。
同時，精神方面也呈現相似的衰頹狀態。儒教枯燥無味，經過幾百年的訓詁附會之后，漸漸被人厭棄。比較獨立的人都投附于一種頹廢的老莊學說，就是所謂清談。平民社會的迷信程度日愈加深，一種道教會也于漢末成立。在這種種無望的情形下，佛教暗中侵入。當初還不很惹人注意，但自漢末以下勢力日大，與無形中侵蝕土地的胡人同為威脅傳統中國的外力。
胡人起事的八十年后（公元三八三年），北方臨時被外族統一，苻堅決意要渡江滅晉，統一天下。淝水之戰是一個決定歷史命運的戰爭。當時胡人如果勝利，此后有否中國實為問題。因為此時漢族在南方的勢力仍未根深蒂固，與后來蒙古、滿清過江時的情形大不相同。不只珠江流域尚為漢族殖民的邊區，連江南也沒有徹底的漢化，蠻族仍有相當的勢力，**仍然稀少。胡人若真過江，南方脆弱的漢族勢力實有完全消滅的危險。南北兩失，漢族將來能否復興，很成問題。即或中國不至全亡，最少此后的歷史要成一個全新的局面，必與后來實際實現的情形不同。東晉在淝水雖占了上風，中國所受的沖動已是很大。此后二百年間，中國的面目無形改變。胡、漢兩族要混合為一，成為一個新的漢族，佛教要與中國文化發生不可分的關系。中國文化已由古典的第一周進到胡人血統與印度宗教被大量吸收的第二周了。
胡人的血統在第一周的末期開始內侵，在整個第二周的期間都不斷地滲入。一批一批的北族向南推進，征服中國的一部或全部，但最后都與**混一。唯一的例外就是蒙古。北族內侵一次，漢族就大規模地渡江向南移殖一次。在第一周處在附屬地位的江南與邊疆地位的嶺南，到第二周地位日見提高，政治上成了一個重要的區域，文化上最后成了重心。
佛教也是在第一周的末期進入中國，但到第二周才與中國文化發生了化學的作用。中國文化原有的個性可說沒有喪失，但所有第二周的中國人，無論口頭上禮佛與否，實際沒有一個人在他的宇宙人生觀上能完全逃脫佛教的影響。
第二周也可分為五期：
（1）南北朝、隋、唐、五代（公元三八三—九六〇年）；
（2）宋代（公元九六〇—一二七九年）；
（3）元明（公元一二七九—一五二八年）；
（4）晚明盛清（公元一五二八—一八三九年）；
（5）清末中華民國（公元一八三九年以下）。
第一周的時代各有專名，第二周的時代只以朝代為名。這并不是偶然的事。第二周的各代之間仍是各有特征，但在政治社會方面一千五百年間可說沒有什么本質的變化，大體上只不過保守流傳秦漢帝國所創設的制度而已。朝代的更換很多，但除強弱的不同外，規模總逃不出秦漢的范圍。只在文物方面，如宗教、哲學、文藝之類，才有真正的演變。最近百年來，西化東漸，中國文化的各方面才受了絕大的沖動，連固定不變的政治社會制度也開始動搖。
南北朝、隋、唐、五代是一個大的過渡、綜合與創造的時代。南北朝的二百年間，北方的胡族漸與**同化，同時江南的蠻人也大半被漢族所同化。到隋統一宇內的時候，天下已無嚴重的種族問題，所以這個新的漢族才能創造一個媲美秦、漢的大帝國。同時，在南北朝期間，新舊文化的競爭也在夷夏論辯與三教合一的口號之下得到結束。在漢代，佛教并未被人注意，因為當時那仍是一個不足注意的外來勢力。到南北朝時佛教大盛。以儒、道為代表的舊文化開始感到外力的威脅，于是才向所謂夷狄之教下總攻擊。由《弘明集》中我們仍可想見當時新舊文化競爭的緊張空氣。這種競爭到種族混一成功時也就告一段落，佛教已與舊有的文化打成一片，無需再有激烈的爭辯。調和一切、包含一切的天臺宗恰巧此時成立，并非偶然。同時，中國式的佛教的最早創作也于此時出現，就是有名的《大乘起信論》。偉大的隋、唐帝國與燦爛的隋、唐文化都可說是南北朝二百年醞釀的結果。
隋、唐的天子在內稱皇帝，對外稱“天可汗”，象征新的帝國是一個原由胡、漢混成，現在仍由胡、漢合作的二元大帝國。所以外族的人才時常被擢用，在《唐書》的列傳里我們可遇到很多的外族人。佛教的各派，尤其像華嚴宗、法相宗、禪宗一類或內容宏大或影響深遠的派別，都在此時發展到最高的程度。完全宗教化的凈土宗也在此時泛濫于整個的社會，尤其是平民的社會。在唐代文化結晶品的唐詩中，也有豐富的釋家色彩。
歷史上的平淡時代可以拉得很長，但光榮的時代卻沒有能夠持久的。隋、唐的偉大時代前后還不到二百年，安史之亂以后不只政治的強盛時期已成過去，連文化方面的發展也漸微弱。藩鎮、宦官與新的外禍使帝國的統一名存實亡；五代時的分裂與外禍不過是晚唐情形的表面化。在文化方面發生了復古的運動，韓愈、李翱一般人提倡一種新的儒教，以老牌的孔孟之道相號召。佛教雖仍能勉強維持，極盛的時期卻已過去，宋代的理學已經萌芽。所以南北朝、隋、唐、五代代表一個整個的興起、極盛與轉衰的文化運動。
宋代的三百年間是一個整理清算的時代。在政治社會方面，自從大唐的二元帝國破裂之后，中國總未能再樹立健全的組織，國力總不能恢復。二百年來的分裂割據局面到九六〇年算是告一段落，但各種難題仍未解決。隋、唐短期間所實行的半征兵制度的府兵早已破裂，軍隊又成了不負責任的流民集團。財政的紊亂與人民負擔的繁重也是一個極需下手解決的問題。隋、唐時代的科舉制度至此已成為死攻儒經的呆板辦法，真正的人才難以出現，國家的難題無人能出來應付。在這種種的情形之下，宋連一個最低限度的自然國境都不能達到，也無足怪。不只外族的土地，寸尺不能占有，連以往混亂期間所喪失的河西與燕云之地也沒有能力收復。這是中國本部東北與西北的國防要地，若操在外人手里，中國北方的安全就時刻感到威脅。宋不只無力收復，并且每年還要與遼夏入貢（巧立名目為“歲幣”），才得茍安。
整個的中國顯然是很不健全，極需徹底的整頓。王安石變法代表一個面面俱到的整理計劃，處處都針對著各種積弊，以圖挽回中國的頹運。但消極、破壞與守舊的勢力太強，真正肯為革新運動努力的人太少，以致變法的運動完全失敗。不久中原就又喪于外人，宋只得又渡江偏安。最后連江南都不能保，整個的中國第一次亡于異族。
在思想方面也有同樣的整頓運動，并且這種企圖沒有像政治社會變法那樣完全失敗。無論衷心情愿與否，中國總算已經接受了外來的佛教，永不能把它擯除。但人類一般的心理，無論受了別人如何大的影響，在口頭上多半不愿承認。實際中國并未曾全部印度化，中國的佛教也不是印度的佛教，但連所吸收的一點印度成分中國也不愿永久襲用外來的招牌。宋**學的整頓工作，可說是一種調換招牌的運動。在以往，中國參考原有的思想，尤其是道家的思想，已創了一個中國式的佛教。現在中國人要把這種中印合璧的佛教改頭換面，硬稱它為老牌的古典文化，就是儒教。宋代諸子最后調和了中國式的佛教，原有的道教，與正統的儒教，結果產生了一種混合物，可稱為新儒教。這種結果的價值難以斷定，但最少不似政治社會方面整頓計劃的那樣明顯的失敗。
元、明兩代是一個失敗與結束的時代。一百年間整個的中國初次受制于外族。五胡、遼、金所未能實現的，至此由蒙古人達到目的。這是過度保守、過度松散的政治社會的當然命運。蒙古人并且與此前的外族不同，他們不要與中國同化，還要鼓勵**模仿蒙古的風俗習慣，學習蒙古的語言文字。所以中國不只在政治上失敗，文化上也感到空前的壓迫。但蒙古人雖不肯漢化，不久卻也腐化，所以不到百年就被推翻。
明是唐以后唯一的整個中國自治統一的時代，不只東北與西北的國防要地完全收復，并且塞外有軍事價值的土地也被并入帝國的范圍。這種局面前后維持了二百年，較宋代大有可觀。但這種表面上的光榮卻不能掩蓋內里的腐敗。科舉制度最后僵化為八股文的技術，整個民族的心靈從此就被一套一套的口頭禪所封閉，再求一個經世的通才已辦不到。宋代還能產生一個王安石，到明代要找一個明了王安石的人已不可得。此外，政治的發展也達到腐敗的盡頭。廷杖是明代三百年間的絕大羞恥。明初誅戮功臣的廣泛與野蠻，也遠在西漢之上；漢高情有可原，明祖絕不可恕。成祖以下二百余年間國家的大權多半操在宦官手中，宦官當權成了常制，不似漢唐的非常情形。有明三百年間，由任何方面看，都始終未上軌道，整個的局面都叫人感到是人類史上的一個大污點。并且很難說誰應當對此負責。可說無人負責，也可說全體人民都當負責。整個民族與整個文化已發展到絕望的階段。
在這種普遍的黑暗之中，只有一線的光明，就是漢族閩粵系的向外發展，證明四千年來唯一雄立東亞的民族尚未真正地走到絕境，內在的潛力與生氣仍能打開新的出路。鄭和的七次出使，只是一種助力，并不是決定閩粵人南洋發展的主要原動力。鄭和以前已有人向南洋活動，鄭和以后，冒險殖民的人更加增多，千百男女老幼的大批出發并非例外的事。有的到南洋經商開礦，立下后日華僑的經濟基礎。又有的是冒險家，攻占領土，自立為王。后來西班牙人與荷蘭人所遇到的最大抵抗力，往往是出于華僑與中國酋長。**本為大陸民族，至此才開始轉換方向，一部分成了海上民族，甚至可說是尤其寶貴難得的水陸兩棲民族！
元、明兩代的思想界也與政治界同樣的缺乏生氣。程、朱思想在宋末已漸成正統的派別，明初正式推崇程朱之學，思想方面更難再有新的進展。到公元一五〇〇年左右，才出來一個驚人的天才，打破沉寂的理學界。王陽明是人類歷史上少見的全才。政治家，軍事家，學者，文人，哲學家，神秘經驗者：一身能兼這許多人格，并且面面獨到，傳統的訓練與八股的枷鎖并不能消磨他的才學，這是何等可驚的人物！他是最后有貢獻的理學家，也是明代唯一的偉人，他死的一五二八年可定為劃時代的一年。那正是明朝開始衰敗，也正是將來要推翻傳統中國的魔星方才出現的時候。約在他死前十年，葡萄牙人來到中國的南岸。后來使第二周的中國土崩瓦裂的就是他們所代表的西洋人。
晚明盛清是政治文化完全凝結的時代。元、明之間仍有閩、粵人的活動，王陽明的奇才，足以自負。明末以下的三百年間并沒有產生一個驚人的天才，也沒有創造一件值得紀念的特殊事業，三個世紀的功夫都在混混沌沌的睡夢中過去。
明末的一百年間，海上的西洋人勢力日大，北方前后有韃靼、日本與滿洲的三個民族興起。這四種勢力都有破滅日見衰頹的明朝的可能。西洋人的主要視線仍在新大陸、印度與南洋，未暇大規模地沖入中國，蒙古的韃靼在四種勢力中是最弱的，后來受了中國的牢籠，未成大患。日本若非豐臣秀吉在緊要關頭死去，最少征服中國北部是很可想見的事。最后成功的是滿洲，整個的中國第二次又亡于異族。但滿人與蒙古人不同，并不想摧殘中國傳統的文化，他們自己也不反對漢化。他們一概追隨明代的規模，一切都平平庸庸。但有一件大事，可說是滿清對漢族的一個大貢獻，就是西南邊省的漢化運動。云南、貴州的邊地，雖在漢代就被征服，但一直到明代仍未完全漢化，土司與苗族的勢力仍然可觀。清世宗用鄂爾泰的計劃，行改土歸流的政策，鼓勵**大批移殖，勸苗人極力漢化，在可能的范圍內取消或減少土司的勢力，增加滿漢流官的數目與權勢。至此云、貴才可說與中國本部完全打成一片。這雖不像明代閩粵興起的那樣重要，但在沉寂的三百年間可說是唯一影響遠大的事件了。
王陽明以后，理學沒有新的進展。盛清時的智力都集中于訓詁考據。這雖非沒有價值的工作，但不能算為一種創造的運動；任何創造似乎已不是此期的人所能辦到。
**戰爭以下的時代，至今還未結束，前途的方向尚不可知。但由百年來的趨勢，我們可稱它為傳統政治文化總崩潰的時代。中國民族與文化的衰征早已非常明顯，滿人經過二百年的統治之后，也已開始腐化。在政治社會方面，不見有絲毫復興的希望；精神方面也無一點新的沖動。在這樣一個半死的局面之下，青天霹靂，海上忽然來了一個大的強力。西洋有堅強生動的政治機構，有稟性侵略的經濟組織，有積極發展的文化勢力；無怪中國先是莫測高深，后又怒不可遏，最后一敗涂地，直到最近對于西洋的真相才有一個比較正確的認識。最足代表傳統文化的帝制與科舉都已廢除，都市已大致西洋化，鄉間西化的程度也必要日益加深。中國文化的第二周顯然已快到了結束的時候。但到底如何結束，結束的方式如何，何時結束，現在還很難說。在較遠的將來，我們是否還有一個第三周的希望？誰敢大膽地肯定或否定？
三、中國史與世界史的比較
以上中國歷史的分期不能說是絕對的妥當，但可算為一種以時代特征為標準的嘗試分期法。專講中國史，或者看不出這種分期有何特殊的用處，但我們若把中國史與其他民族的歷史比較一下，就可發現以前所未覺得的道理。由人類史的立場看，中國歷史的第一周并沒有什么特別，因為其他民族的歷史中都有類似的發展。任何文化區，大概起初總是分為許多部落或小國家，多少具有封建的意味。后來這些小國漸漸合并為少數的大國，演變成活潑生動的國際局面。最后大國間互相兼并，一國獨盛，整個的文化區并為一個大帝國。這種發展，在以往的時候可說是沒有例外的。在比較研究各民族的歷史時，整個文化區的統一是一個不能誤會的起發點。統一前的情形往往過于混亂，因為史料缺乏，頭緒常弄不清。并且有的民族關于統一前能有二千年或二千年以上的史料，例如埃及與巴比倫；有的民族就幾乎全無可靠的史料，例如印度。但這是史料存亡的問題，不是史跡演化的問題。史料全亡，并不足證明時代的黑暗或不重要。關于統一前的史料，知道比較清楚的，大概是埃及、希臘、羅馬與中國的三個例子。由這三個文化區歷史的比較，我們大致可說民族間發展的大步驟都有共同點可尋，并且所需時間的長短也差不多。希臘各小國的定居約在公元前一二〇〇年，帝國的實現約在公元前一〇〇年，前后約一千一百年的工夫。中國由盤庚到秦并六國也是一千一百年。埃及最早定局似在公元前三〇〇〇—前二八〇〇年間，統一約在公元前一六〇〇年，前后約一千二百至一千四百年的工夫，較前兩例略長，但埃及的年代至今尚多不能確定。我們可說一個文化區由成立到統一，大致不能少于一千年，不能多于一千五百年。以此類推，其他民族的歷史可以大體斷定。例如關于印度帝國成立前的歷史，除了北部被希臘人一度征服外，我們幾乎一件具體的事都不知道。但印度帝國成立于公元前三二一年，所以我們可推斷雅利安人在印度北部定居，建設許多小國，大概是在公元前一四〇〇年或略前。關于巴比倫的歷史，地下的發現雖然不少，但頭緒非常混亂，年代遠不如埃及的清楚。但巴比倫帝國成立于公元前二一〇〇—前二〇〇〇年前，所以我們可知巴比倫地域最初呈顯定局是在公元前三一〇〇年或略前。這種由詳知的例子推求不詳的例子的方法，是我們細密分期的第一個收獲。
這個方法雖不能叫我們未來先知，但或可使我們對將來的大概趨勢能比較認清。今日世界上最活動的文化當然是最初限于歐西、今日普及歐美并泛濫于全球的西洋文化。如果可能，我們很愿知道這個有關人類命運的文化的前途。如果西洋文化不是例外，它大概也終久要演化到統一帝國的階段。但這件事何時實現，比較難說，因為西洋文化當由何時算起，仍無定論。西洋文化的降生，在西羅馬帝國消滅以后，大概無人否認。但到底當由何年或何世紀算起，就有疑問了。我們可改變方法，從第一時代的末期算起。一個文化區都以封建式的分裂局面為起發點。這種局面在中國結束于公元前七七〇年左右，距秦并天下為五百五十年的工夫。在希臘，這種局面（一般稱為“王制時代”）約在公元前六五〇年左右結束，距羅馬帝國的成立也為五百五十年。埃及方面因史料缺乏，可以不論，但中國與希臘的兩例如此巧合，我們以它為標準或者不致大誤。西洋封建與列國并立的兩時代，一般以公元一五〇〇年左右為樞紐；以此推算，西洋大帝國的成立當在公元二〇五〇年左右，距今至少尚有一世紀的工夫。西洋現在正發展到中國古代戰國中期的階段。今日少數列強的激烈競爭與雄霸世界，與多數弱小國家的完全失去自主的情形，顯然是一個擴大的戰國；未來的大局似乎除統一外，別無出路。
我們以上所講的兩點，都限于所謂文化的第一周。第二周尚未談及，因為中國文化的第二周在人類史上的確是一個特殊的例外。沒有其他的文化，我們能確切地說它曾有過第二周返老還童的生命。埃及由帝國成立到被波斯征服（公元前五二五年）因而漸漸消滅，當中只有一千一百年的工夫。巴比倫由帝國成立到被波斯征服（公元前五三九年）與消亡最多也不過有一千五百年左右的工夫。羅馬帝國，若以西部計算，由成立到滅亡（一般定為公元四七六年）尚不到六百年。所謂東羅馬帝國實際已非原來希臘羅馬文化的正統繼承者，我們即或承認東羅馬的地位，羅馬帝國由成立到滅亡（公元一四五三年）也不過一千五百五十年的工夫。中國由秦并六國到今日已經過二千一百五十余年，在年代方面不是任何其他文化所能及的。羅馬帝國一度衰敗就完全消滅，可以不論。其他任何能比較持久的文化在帝國成立以后也沒有能與中國第二周相比的偉大事業。中國第二周的政治當然不像第一周那樣健全，并且沒有變化，只能保守第一周末期所建的規模。但二千年間大體能維持一個一統帝國的局面，保持文化的特性，并在文化方面能有新的進展與新的建設，這是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奇事。其他民族，不只在政治上不能維持如此之長，并且在文化方面也絕沒有這種二度的生命。我們傳統的習性很好夸大，但已往的夸大多不中肯；能創造第二周的文化才是真正值得我們自夸于天地間的大事。好壞是另一問題，第二周使我們不滿意的地方當然很多，與我們自己的第一周相比也有遜色。但無論如何，這在人類史上是只有我們曾能做出的事，可以自負而無愧。
唯一好似可與中國相比的例子就是印度。印度帝國的成立比中國還早一百年，至今印度文化仍然存在。但自阿育王的大帝國（公元前三世紀）衰敗之后，印度永未盛強。帝國成立約四百年后，在公元一〇〇年左右，印度已開始被外族征服，從此永遠未得再像阿育王時代的偉大與統一，也永不能再逃出外族的羈絆。此后只有兩個真正統一的時代，就是十六與十七世紀間的莫臥兒帝國與近來英國統治下的印度帝國，都是外族的勢力。在社會方面，佛教衰敗后所凝結成的四大階級與無數的小階級，造出一種有組織而分崩離析的怪局。即或沒有外族進攻，印度內部互相之間的一筆糊涂賬也總算不清。所以在政治方面印度不能有第二周。在宗教與哲學方面，印度近二千年間雖非毫無進展，但因印度人缺乏歷史的觀念，沒有留下清楚可靠的史料，我們只有一個混沌的印象，不能看出像中國佛教與理學發展的明晰步驟。所以在文化方面，中國與印度也無從比較。第二周仍可說是我們所獨有的事業。
這種獨到的特點，可使我們自負，同時也叫我們自懼。其他民族的生命都不似中國這樣長，創業的期間更較中國為短，這正如父母之年長叫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據普通的說法，喜的是年邁的雙親仍然健在，懼的是脆弱的椿萱不知何時會忽然折斷。我們能有他人所未曾有的第二周，已是“得天獨厚”。我們是不是能創出尤其未聞的新紀錄，去建設一個第三周的偉局？
（原載《社會科學》1936年2卷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