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皇帝制度與皇帝崇拜
羅馬政治上軍人獨裁局面發展到最后的結果，一定是由一個大軍閥出來獨攬軍政大權，并將在舊共和制度外衣掩蓋下的這種軍人獨裁變成為合法的政治制度——皇帝制度。到此時羅馬帝政制度乃正式確立了，帝國也正式形成了。
羅馬帝國時代的政權本質基本上仍與共和時代相似，仍是一個大奴隸主階級的政權。不過這個政權的形式已經變了，共和時代是大奴隸主階級直接參與對國家政權管理工作，而此時奴隸主已從直接的政權活動中退了出來，而把他們的階級利益委托給了當時政權中的中心人物皇帝——最大的軍閥，由皇帝來代表整個的奴隸主階級來管理國家。
羅馬帝國的皇帝有四種稱號。第一種稱號是Imperator（希臘文為Autocrator）。這個稱號在共和時代已經有了，不過當時它是對率軍出征時的羅馬執政來說的，在當時此詞的意思相當于“大元帥”。到軍閥獨裁局面出現后，這些獨裁經常都是“大元帥”，因而這個名詞乃漸變成他們的固定的稱號了。到帝國時代此詞已變為“皇帝”之意了。今日歐洲多數國家（如英、法）文字中“皇帝”一字即源出于此字。
第二種稱號是Princeps-Princeps civium Romanorum，意即“元首”或“羅馬第一公民”。它是龐培約最先使用的一個頭銜，以后的獨裁者也都承襲了這個稱號。奧克闥飛安諾作了皇帝后仍喜以此名自稱，因它多少保有一些共和國的意味，使一般人民聽起來不會覺得太刺耳。
第三種稱號是Augustus（希臘文為Sebastos），這是帝國成立后出現的名詞，也可以說它是帝國第一任皇帝的唯一的正式的稱號。它是公元前二七年時羅馬元老院“上”予皇帝奧克闥飛安諾的尊號。我們可以譯之為“至尊”。“至尊”具有宗教上的含意，帶有尊貴如神明的意思在內。元老院稱奧克闥飛安諾時皆用此名，而奧克闥飛安諾則故作謙虛，多以“元首”自稱。
第四種稱號是Caesar。帝國第一任皇帝奧克闥飛安諾是儒略·愷撒的繼子，帝國成立后百年中的皇帝也多自認是源出愷撒家族一系的人，故“愷撒”一字在人心目中是與皇帝相聯系的。到克羅底約皇帝時（Claudius，公元四一—五四年）乃正式規定“愷撒”為皇帝之尊號，以表示皇族的“神性”。今日歐洲少數國家文字（如俄文、德文）中的“皇帝”即由此字變來。
皇帝的權力是從執政官權力的基礎上發展下來的，此時皇帝異于以前執政官的最重要的權力有二。第一是軍權（Imperium）。“軍權”是從王制時代傳下來的，在王制時代Imperium意指“王權”，而王制時代的王權又是與軍權相一致的。到共和時代才成為了執政官的“統軍權”，此權也可由元老院授予某個人。共和國末期的獨裁者經常統軍，而軍權又保障了他們的獨裁權力的行使，故帝國成立后軍權就變成了皇帝特有的權力之一，只有皇帝才可以領有軍權，其他人則只能受皇帝之命代其行使軍權，而不能領有軍權。第二是保民權。按羅馬制度保民官一職必須由平民擔任，貴族無權作保民官，而后來保民官卻掌握了一項非常重要的權力，即立法權。國家立法皆須由保民官向人民議會提出通過，這種制度對最初的羅馬獨裁者的權力有很大的限制作用。因這些獨裁者都是貴族出身，不能作保民官，所以他們乃要求平民給予保民官的權力。儒略·愷撒獨裁執政時，即曾取得了這種權力。其后帝國之歷任皇帝亦皆援例要求取得此權，故后來保民權實成為皇帝所必具的權力之一。
除以上兩種特別重要的權力外，元老院又奉獻給皇帝三種特權，后來也成為了皇帝法定的權力。其一是首先發言權。過去除元老與執政外任何人都無權參加元老院會議，現在皇帝不論是否兼任執政官都可以參加元老院會議，并有在會上首先發言的權力，這就等于是元老院會議的議程要由皇帝來決定；其二是宣戰媾和權。羅馬對外宣戰與媾和本由元老院決定，現元老院將此權獻予了皇帝。其三是召集元老會議權。過去召集元老會議之權屬于執政，現在不論皇帝是否兼執政都享有此權。
同時在事實發展過程中，皇帝又逐漸掌握了以下的三種權力：一是最高行政權，主要是財政權和各省長官的委任權。國家財政收支不再由元老院控制，而由皇帝委任自己手下的私人來管理，他們只對皇帝個人負責。各省長官亦由皇帝直接指派，元老院漸不能干涉。二是最高立法權。在皇帝取得了保民權后實際已掌握了立法權，不過在形式上皇帝仍須以合法手續來發布國家法令，可是到后來人民議會因已失去了實際作用，故很少召開了，皇帝漸漸隨自己意思來公布法令，而無人敢過問此事，此后大家即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了。三是最高司法權。所有法官皆由皇帝指派，到后來皇帝本人也變成了全國最高的法官，凡羅馬公民皆可直接向皇帝上訴。
隨著皇帝權力的無限加大，皇帝的地位亦日漸崇高，漸漸被當作神明來崇拜。在帝國成立后不久，帝國各省中就都設立了“羅馬與至尊”神壇（“羅馬”是羅馬人從古以來就崇拜的一位女神），這表示此時至尊已與羅馬女神地位并列了，各地人民都要到此神壇前禮拜。但奧克闥飛安諾深知羅馬人的心理，故意不在羅馬城和意大利半島上設立這種神壇，以示要羅馬城與意大利之地位與帝國其他地區有別。這是對在位皇帝的崇拜，此外對已死的皇帝也有一套說法。奧克闥飛安諾在位時即奉儒略·愷撒為神，稱之為“Divus”（拉丁文“神”），以后每個皇帝死后元老院也都奉之為神。在帝國各地，甚至羅馬城與意大利半島上，也不例外地建立起死去皇帝的神壇。
雖然帝國到此時已實際建立，上述的一套皇帝制度也已確立，但從理論上講，當時羅馬仍是共和國，被稱為皇帝的人只是元老院與人民特別委任的一個特殊的人而已。這個人在制度上仍是被選舉出來的，元老院和人民可以隨時取消他的特權，另委他人，所以羅馬皇帝不同于許多其他古國的皇帝，他的皇位并不能視為私產世襲傳授下去。但實際上皇帝既是一個軍事獨裁者，他自然能夠利用其軍事實力來扶植一個他心目中的繼承人。從奧克闥飛安諾始，歷代皇帝在生前往往就特別提拔一個人，認其為義子，經常派他代表皇帝出去作戰，以培養他的個人威望，使他逐漸協助自己行使獨裁權，故老皇帝死后，元老院只好承認既成事實，經過正式手續承認此人為大元帥—皇帝。不過這種制度到底是非正式的，所以有時不能取得應有的承認，便往往引起了內亂。有時老皇帝也可能沒有指定他的繼承人，這時便往往由軍隊擁戴出來一個人作大元帥，而元老院也只能承認既成事實。由羅馬皇帝的繼承制度上最可看出羅馬的皇帝制度實在就是軍人獨裁的制度。
二、帝國時代的社會階級與社會生活
帝國時代羅馬社會階級大體仍與共和時代晚期相同，基本上仍是自由民與奴隸兩大階級。自由人仍分為元老、騎士與一般公民三種人，他們在名義上都是羅馬帝國的統治階級，但事實上羅馬政權從來只代表著元老、騎士階級的利益，也只有這兩個階級才能參與實際的統治權。而一般羅馬公民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從事生產勞動的人，包括農民與城鄉手工業者，他們在政治上卻毫無地位；另一類是數量相當龐大的城市游民，他們雖然沒有任何經濟的和社會政治的地位，但他們卻是能在政治上發生一些左右作用的自由公民，特別是羅馬城內的游民。羅馬奴隸的人數自共和國晚期以來一直在增多著，帝國時代在意大利半島上奴隸數目超過自由人是毫無疑問的。但奴隸的絕大數掌握在元老、騎士手中，一般羅馬公民可說根本沒有奴隸。至于除意大利以外地方的帝國屬土中的人，在法律身份上都不能算作是羅馬公民，即他們不能參與羅馬的政治活動。但在帝國范圍下的各地區社會中有統治階級、一般公民與奴隸的階級區別，其中的統治階級有時因對帝國特別有“功”，也可能被授予羅馬公民權，到后來還有一些人用金錢買得了羅馬公民地位。他們都與羅馬帝國**合作，依靠帝國國家機構來保障他們對本地人民的統治和剝削。
由于過去幾百年間，特別是帝國成立前的百年間，羅馬曾大規模地不斷地對外作戰，征服了廣大的土地，并在這些被征服的土地上進行了瘋狂的掠奪，奴隸勞動力的來源與不勞而獲的財富對羅馬人來說好像是無窮盡的。可是這種長期的大規模的掠奪卻對羅馬人產生了一個嚴重的后果，即使得幾乎全體的羅馬人都漸漸地變成了不事任何生產的人。元老、騎士這些把持政權的人自不待言，因為他們占有了掠奪來的奴隸和財富的絕大部分，這些財產得之既易，用去自然也毫無愛惜，因而漸漸養成了他們的極端奢侈浪費，整日追求享樂的習慣，甚至連計劃生產的事也不再去過問了。騎士階級雖還經營壟斷商業，放**和包稅，但這三種活動并不是正常的經濟活動，而是一種用政治強力對人民所進行的榨取，其本身不但對生產毫無關系，而且由于這種榨取反而破壞了各地的生產。占一般自由公民的絕大多數的小自耕農在大地主的兼并壓迫下到此時多已破了產，日益增多地被迫脫離了生產而淪為了城市游民。加以在帝國將成立之時，一般政客與軍人皆以游民作為他們從事政治斗爭的工具，爭相從暗中到公開地用各種辦法來收買拉攏這些人，其所常用的方法之一就是賤價售糧，后來更無代價的配糧給他們，并經常用各種娛樂如角斗來招待他們，使他們漸漸安于這種不勞而食的生活，終至成為完全喪失了勞動能力的寄生蟲。這種風氣所及，甚至一般生活困苦的小本營生的人也被吸引來，丟掉了他們原來的生產工作，變作了游民。因而羅馬城在共和國晚期已成為了歷史上空前集中的游民寄生地。剩下的從事農業生產的小農與手工業者，在這種社會中無論在經濟上和社會政治上已完全不發生作用了，并且這種人還在日益減少著。
建立在對外奴役與掠奪的基礎之上的羅馬奴隸社會，不能不隨著這種基礎的消失而發生危機。這種危機就開始于帝國成立之后。因為到帝國成立之后，羅馬已征服了全部地中海世界，大量奴隸勞動與財富不能再靠戰爭的掠奪來源源供應了，但羅馬社會自己又不能生產，結果這種情況必將導致羅馬奴隸社會的混亂與最后崩潰。當然，帝國成立之初的二百年還只是危機的開始。
奴隸主們為了挽救這種危機，曾想出了補救辦法。危機的根本問題首先在于奴隸勞動力來源的缺乏，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羅馬奴隸主們采用了三種辦法：一是慫恿奴隸販子到比較邊遠落后的地區或帝國以外的地區，如不列顛、日耳曼、西班牙、亞美尼亞與**等地方去擄掠土著人口，將之販為奴隸；二是在帝國范圍內拐賣人口，特別是婦女兒童；三是舉辦奴隸繁殖場，最初這種繁殖場只是奴隸主在自己奴隸中繁殖人口，以備接續勞動人手之用，后更有人專為出賣的目的設立了奴隸繁殖場，里面養許多年輕的女奴，令她們作一些輕閑的工作，專為生育子女，然后場主將這些小孩養大后出賣。但這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其次，危機表現在奴隸主國家的財政困難上，羅馬帝國**在解決財政困難問題上，采取了加重稅賦的辦法，此外并令各省總督加倍榨取各省人民。但這種辦法實行的結果只是引起了生產的進一步被破壞而已。當這些補救法都未奏效，羅馬社會的危機與經濟衰退在帝國成立后的百年中反而日趨嚴重之時，羅馬奴隸主們最后只好求助于老辦法，企圖仍用發動新的侵略來恢復過去共和時代羅馬奴隸社會的繁榮。
公元二世紀初羅馬皇帝查燕諾（Trajanus，公元九八—一一七年）為解決帝國內部財政上的恐慌，乃大舉向外侵略，渡多瑙河，分兩次征服了多瑙河下游的達其亞（Dacia，公元一〇一—一〇二年），即今日羅馬尼亞地方。但因此地生產落后，人口稀少，羅馬在此剝削榨取到的財富很有限，因此羅馬在公元一一四—一一六年間又東侵安息，征服了安息的一部分領土，掠奪了一些財富，但不久即被安息人驅逐出來。故總起來看，羅馬帝國為挽救危機所進行的新的征服是失敗了。
隨著羅馬社會的日趨沒落，帝國時期羅馬統治階級的生活也日趨奢靡和腐化。他們不事生產，加以不學無術，粗鄙成性，故其人格道德的墮落達到了可驚的地步。他們的日常生活節目不外是宴會與娛樂。統治階級中人每日互相宴請，宴會已成為他們生活中必不可免的一項事務了。貴族們的筵席上具備著帝國各地的山珍海味，以至一次宴會需花一整天的時間才能終席。為使客人能夠備嘗百味，主人特別配制許多嘔吐劑，使吃得過飽的客人能夠嘔吐一下繼續再吃。城市中的游民也千方百計地想法弄到一張請柬，或是到這些宴客的貴族家中去吃些殘羹剩肴以飽口福。他們并不以這種作為為恥。除宴會外，統治階級生活享受的另一重要項目是沐浴。羅馬城中有許多元老、皇帝出錢修建的公共澡堂和貴族私人享用的澡堂，澡堂里面有許多供沐浴者驅使的奴隸，并有許多按摩專家為沐浴者施行按摩。一般貴族幾乎終日都在這里消磨時光，過著一種半睡半醒、半生半死的麻醉生活。在娛樂方面，由于他們在社會中毫無價值的存在，所以他們欣賞的都是一些刺激性的或粗暴殘酷的玩藝，如賽馬、角斗、獸斗和一些低級趣味的戲劇表演，以此來振奮他們的無所事事的麻木不仁的神經。
帝國成立后的二百年間，羅馬社會處在一個長期不斷的財政恐慌和生產衰退的時期。當時帝國內部在表面上，也就是在政治上雖還相當安定，維持著一個昌盛的局面，但這并不能掩飾住羅馬實際上的日趨沒落，這主要表現在這二百年間羅馬社會生產是每況愈下的。首先在農業生產方面，過去由于羅馬長期地對外侵略掠奪，經常不斷地有大批擄掠來的奴隸作為大田莊中的勞動力，奴隸主從盡量減少他們的生活必需資料來榨取他們的剩余勞動，所以使用奴隸勞動的大田莊還能維持著農業生產的一定水平，還能提供出大量的剩余生產品來供給田莊主人—奴隸主浪費。到帝國成立后，奴隸來源中斷了，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大田莊的農業生產因之急劇下降。奴隸主的收入大大減少了，然而他們的奢侈浪費卻依然如故，故他們日益感到收支不能相抵。由此可以看出這種社會制度已難以為繼了。
與農業生產衰退的同時，手工業和商業在帝國成立后也很快的出現了衰退現象。羅馬的工商業本來就不太發達，因為隨著羅馬的向外擴張，小自耕農的數目也日益減少，所余的少數的自耕農的生活日益困苦，購買力非常低，而奴隸主階級又多有家養的奴隸身份的手工工人，自制自消各種日用品，故一般的手工業無法發展。帝國成立后，社會購買力益形減退，所以連原有的少數手工業也難于維持了。手工業的衰退必然促使商業亦隨之日趨不振。
此外，在帝國成立后不久，礦產方面也發生了問題，從而更加重了財政上的恐慌。因在奴隸勞動下所使用的開礦工具很粗糙，只能在較淺的地層處開采礦石，而到此時可以開采的礦石都已掘盡了，繼續深入開采又不可能，所以礦產產量大減。但礦產的消費量，主要是金銀卻日益增加，因當時羅馬的統治階級需要大量的外國奢侈品，如印度南洋的珠寶、中國的絲等，而羅馬沒有任何可作交換的手工業生產品，只能用現金現銀來換取。金銀大量外流，而不能繼續補充，故而造成金銀貨幣短缺的現象，加重了社會的危機。
從以上各種情況可以看出羅馬帝國成立后因奴隸掠奪制度的沒落所造成的生產衰退的嚴重情況，帝國既不能再向外進行新的征服，其他補救辦法也都無濟于事，故在帝國成立二百年后，羅馬奴隸制度必然按照它本身的發展規律逐漸走到了最后階段，羅馬奴隸制度社會開始瀕臨末日，而帝國也就開始混亂衰敗了。
三、帝國盛期的文學和哲學
在帝國盛期的二百年間，文學曾有相當的發展，但這個時期文學的主流主要是歌帝國之功、頌皇帝之德和描寫上層社會生活的貴族文學。這時的文學可說毫無人民性。在具體內容方面，由于當時奴隸主貴族們生活的荒唐墮落，所以描寫這些人的生活的文學作品也就勢必充滿了一些低級趣味，使其顯得非常低劣。此時的文學是以拉丁文學為主，希臘文學已不占重要地位，作品數量很少。希臘化國家的文學家們此時也多到意大利羅馬來進行他們的文學活動。
公元前一世紀在文學史上被稱為拉丁文學的“黃金時代”。此時在詩詞方面曾出現了幾個大詩人，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佛基略（Vergilius，公元前七〇—公元前一九年）。佛基略曾在當時羅馬著名的大商人米其納（Maecenas，公元前七四—公元前八年）門下活動。米其納是皇帝奧克闥飛安諾的好友，他專為皇帝招致了一批文人，佛基略也是其門下文人之一。佛基略寫的詩很多，但其全部的詩都是摹仿前代作家的：他摹仿提沃克里陀寫了一些牧歌（Ecloga），摹仿赫西歐鋒寫了一些農歌（Georgica），并曾摹仿荷馬的史詩寫了一首長詩《埃尼伊》（Aeneis）。《埃尼伊》不但在體裁上摹仿荷馬的史詩《伊利亞》，而且它的人物和故事情節也都是與《伊利亞》相聯系的。佛基略選擇了攻打特婁亞城的希臘英雄中的一個缺乏光彩的小角色——埃尼亞作為他的長詩的中心人物，捏造出一篇故事，講述他如何自希臘流浪到了意大利，在意大利建立了羅馬城。佛基略并杜撰說現在的羅馬皇帝就是埃尼亞的子孫。同時他在詩中影射了當時羅馬的一些顯赫的大貴族，歌頌和贊揚了他們。《埃尼伊》前后曾寫了十一年始完成。因其詩多少還反映了一些當時的社會情況，故有相當的史料價值。從文學的觀點看，其詩的文學價值也很高。
此時期之其他重要的詩人還有霍拉提沃（Horatius，公元前六一—公元前八年）與歐菲底沃（Ovidius，公元前四三—公元一七年）。
在歷史與地理方面較重要的作品則有黎菲約（Livius，公元前五九—公元一七年）的《羅馬史》和斯查榜（Strabon，公元前六三—公元二〇年）的《世界地理》。前者敘述了羅馬古代直到公元九年的歷史。此書的前一部分純是附會、傳抄之作，只最后一部分是作者對當時歷史的真實記述，故很有價值。后者是一本用希臘文寫的地理著作，記述了當時大羅馬帝國版圖內的各地方的地理，其記述非常詳盡，確實反映了帝國的真實地理情況。
公元后一世紀在文學史上曾被稱為拉丁文學的“白銀時代”。在這一時期中，除上述的歌頌帝國、皇帝和貴族的文學作品仍占主要地位外，還出現了一種對當時的社會現實表示不滿的諷刺文學——諷刺詩。當時最著名的諷刺詩人猶芬那里（Juvenalis，公元五五—一三八年）和馬提亞里（Martialis，公元四〇—一〇四年）。他們的詩的內容主要是對迷信、貴族們的墮落生活、暴發戶、守財奴和逢迎拍馬的政客們的嘲諷譏刺。此外還有一種史事詩出現，如斯塔提沃（Statius，公元六一—九六年）和魯堪諾（Lucanus，公元三九—六五年）的詩，這種作品是將過去歷史上的故事以詩的形式寫出，與現實生活毫無聯系。所以如就文學所注重的取材內容的創造性來看，這種作品沒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歷史學方面的著作則多是關于羅馬早期的歷史或羅馬以外諸種族的歷史的著作，如約瑟夫（Josephus，公元三七—九五年）所著之《猶太史》（二冊）。塔其屠（Tacitus，公元五五—一一八年）寫的許多歷史書，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日耳曼》。《日耳曼》一書是塔其屠根據自己對中歐一帶日耳曼人生活的觀察寫出的。此書頗帶有諷刺當時羅馬社會生活的含意，他特別強調地描寫了方開始向有階級社會轉化的日耳曼人的質樸和誠實，因而使得當時羅馬人道德上的墮落更顯得特別突出了。雅典人浦盧塔科（Plutarchos，公元五〇—一二〇年）在地中海世界各地游歷后，最后到了羅馬，他參考了許多書寫成一本名人傳記，其中包括希臘羅馬的古今著名人物的傳記各半。此書不但有很高的文學價值，而且保存了許多非常珍貴的史料。
在散文文學方面則有昆提連諾（Quintilianus，公元三五—一〇〇年）撰寫的《修辭學》。皮仇尼沃（Petronius）是一元老，他本人的生活非常墮落，其小說的特色即是以相當客觀主義的手法來描寫當時貴族階級的墮落生活，對這種生活加以無情的熱罵冷嘲。其作品尚有一定的文學價值。自然科學家老浦林尼沃（Plinius，公元前二三—七九年）的《札記》，其中收集了各方面的自然科學的知識，特別是生物學方面的知識。再如小浦林尼沃（公元六二—一一三年）的書信，這些書信不但是很好的散文文學，并且包括許多有關當時政治社會方面的歷史資料。其書信之大部流傳至今日。
到公元二世紀時，拉丁文學開始衰敗，在韻文文學方面已完全沒有可取的作品和作家了，復古和仿古的風氣到此時也更顯著了。此時比較有名的小說家有二人，即亞浦里約（Apuleius，公元一二五年）與魯其安諾（Lucianus，公元一二五—二〇〇年）。著名的歷史學家有隨圖尼沃（Suetonius，公元七〇—一二一年）和狄昂·卡西約（Dion Cassius，公元一五〇—二三五年），前者的作品中的材料大多出自偽造，無甚參考價值，后者的作品中的材料還可靠，但其寫作技巧很差。此外歷史學家波撒尼亞（Pausanias，公元一七〇年）曾據其在希臘半島游歷多年的經驗，寫了一本《希臘指南》。書中記述了許多從古至當代的希臘各地方的掌故，是今日研究希臘史的重要材料。
在自然科學方面，此時有兩個對后世影響較大的希臘科學家。一是戛倫諾（Galenos，公元一三〇—二〇〇年），其著作非常龐雜，主要是醫學方面的書，他著作的醫學書籍總括了希臘醫學上的全部重要成就。后其書在中古時期由于**人的翻譯保存得以流傳于西歐，對近代醫學曾發生了很大影響。另一個是托勒密，他總結了希臘人在天文學方面研究的全部成果，寫了一本書，但其書中卻貫穿一個錯誤的結論：即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說法。其學說后來也經由中古時代的**人傳至西歐，曾影響、支配了整個西歐中古時代以及近代初期的天文學。
哲學發展到公元前一世紀時，已完全成為了少數貴族修身養性的東西，與社會現實再無聯系，故嚴格地講，這一時期已沒有哲學了，只不過有幾個談哲學的人而已。伊比鳩魯學派此時已湮沒無聞，談彩廊學派哲學的卻還有三個人：即元老森尼卡（Seneca，公元前四—公元六五年）、奴隸（后被釋放）埃庇克提陀（Epictetos，公元六〇—一四〇年）和皇帝馬可·奧里略（Marcus Aurelius，公元一二一—一八〇年）。他們三人都曾寫了一些談彩廊學派哲學的書，并且這些著作大部分流傳下來。這些書本身雖然不是一種有獨立見解的哲學著作，但卻記錄了有關彩廊學派哲學活動的資料和比較全面地闡述了彩廊學派的學說，使后人得以窺見彩廊學派前后發展的全貌。故上述三人的著述是研究彩廊學派的重要材料。
四、東方宗教與**教的興起
自希臘化時代已開始了的地中海世界文學和哲學的沒落，是與整個地中海世界奴隸制度的沒落分不開的。文學和哲學作為上層建筑中的意識形態部分來說，希臘羅馬的文學和哲學都是屬于奴隸主階級的，但在城邦時代，亦即奴隸社會上升的時代，奴隸主階級不怕全面地探討整個宇宙、整個社會人生的問題，因此這個時期的文學和哲學在從奴隸主的觀點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時候，卻不能不接觸到社會中最大多數的人民群眾的現實生活，并且企圖而且也確實有力量使人民群眾屈從于自己的觀點之下，他們甚至于不怕公開的提出奴隸主對奴隸和一般人民統治的合理性問題。如當時唯心主義的大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即曾如此說過。因此這個時期的文學和哲學對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保有一定的控制和影響。但是地中海世界的奴隸制度隨著統一趨勢的加強所引起的沒落到了羅馬帝國時代已達于極度，所以反映奴隸主階級意識的文學和哲學已不敢再從事整個宇宙、社會、人生的全面探討，其所涉及的僅是奴隸主如何繼續維持現狀的存在和享樂的問題，視野的范圍縮到極小，因此這個時期的文學和哲學已不再和人民群眾有任何直接的和間接的，正面的或反面的聯系，從而也就失去了它對人民群眾精神生活上的控制和影響。而這個時候人民群眾的生活卻是處在空前未有的極端痛苦的情況之下，因此在現實生活中人民群眾對統治階級進行著反抗斗爭，同時在思想上一種完全擺脫了奴隸主階級的思想影響而反映著純粹的人民群眾意識的宗教運動，在帝國各地區中也開始發生并迅速地發展起來了。
這種宗教運動從形式上看，在帝國除希臘羅馬以外的地區中是當地原有宗教的進一步發展，而在希臘羅馬則是各種東方宗教傳入的一種結果。但這種新的宗教運動所以能在帝國內部各地以同一主要內容普遍而廣泛地流行起來，那就是因為這時羅馬帝國的人民利用和發展了這些東方宗教的一個主要內容，而把自己的意識和希望灌注在那上面，使之成為了自己的宗教——表達自己意志的工具。這種被利用和發展了的東方宗教中的主要內容就是關于“救世主”的觀念。
何以這種“救世主”的宗教觀念在此時首先在羅馬帝國東部，最后在羅馬帝國內部各地區人民社會中流傳起來呢？這主要是因為當時人民在生活上所受到的無比痛苦所致。特別是地中海東部各地的人民，這些地區先為馬其頓征服，繼而又為羅馬征服。在羅馬統治者的殘酷壓榨下，帝國東部各地人民大批地被變為奴隸，被遷往遠方異地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或是被強迫當兵，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群眾最初曾采取了積極斗爭的方式，在羅馬共和國晚期的一百年間，各地的貧民和奴隸曾不斷地起義反抗羅馬的殘酷統治，以期消除使他們生活痛苦的泉源，但所有的直接反抗斗爭最后都失敗了。失望之余，從當時人民群眾的認識水平出發，很自然地人民便認為現實生活中的壓迫者力量所以這樣強大，以致無法摧毀，是因為它受著冥冥中的一種罪惡力量的支持，要想摧毀它也就不是人力所能為的，而必須依靠神的力量，于是人民的反抗情緒便轉而形成為一種宗教運動。因此，應該說最初形成這種新的宗教運動的人民情緒是有積極意義在內的，并不單純是消極的逃避。在這種情緒支配之下，當時在帝國各地的人民社會中開始流傳著各種不同的“救世主”的說法。這種“救世主”的說法原只存在于猶太教中，并且猶太教也只限于在猶太人當中傳播，但由于這種“救世主”的說法極為符合當時人民群眾的上述那種情緒，所以后來就超出了猶太人的范圍而開始為一些非猶太人所接受，許多東方宗教中的大神漸被當地人民附會成為“救世主”。隨后，演化后的猶太教和這些東方宗教又傳入了希臘羅馬。這樣，一種以“救世主”為中心內容的新宗教運動就在羅馬帝國范圍內發展起來了。
猶太人是地中海東部的一個弱小民族，由于他們一貫受著其他大國的征服、壓迫與奴役而無力反抗，為了加強自己民族抵抗外來壓迫的勝利信心，團結內部以求在極端艱苦中維持自己民族的生存和文化的獨立存在，猶太人曾采取了加強猶太人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辦法，并在原來猶太教的基礎上發展出來了一種“救世主”的說法。那就是猶太人相信將來神定會派一個救世主（猶太人稱之為彌賽亞，Messias，Mashiakh）降生到人世來解救猶太人，使他們能夠擺脫其他民族對他們的壓迫，并能轉過來打倒、征服一切壓迫過猶太人的民族，在世界上建立一個以猶太人為主的極樂世界，即他們稱之為“天國”或“上帝國”的世界。這種“救世主”的說法為其他民族所接受后，乃擴大了范圍，這時那個將要下世的救世主被認為不僅是為解救猶太人了，而是全人類—一切被壓迫者的解救者了。此外猶太教中代表人民意識的思想，如“富人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不工作的人，不應當吃飯”，在此時也特別盛行，從這里可以充分看出當時羅馬帝國社會中人民對“勞動”的看法，以及他們對統治者——“富人”的仇恨。這種思想顯然是與羅馬社會中所流行的那種屬于剝削階級的享樂和輕視勞動的意識相敵對的，而只有當時社會中的奴隸和勞動的貧民才會有這種意識。由此也可看出這種新宗教運動的性質。
除猶太教外，東方古宗教演變為救世主宗教的有下列幾種：
（一）扶利迦宗教（為小亞細亞地方的宗教）中的娸貝洛（Cybele）神與亞提（Attis）神被尊為救世主。這一派在公元前二〇四年時即已傳入了羅馬。
（二）埃及宗教中的愛西（Isis）神與西拉皮（Serapis）神被尊為救世主。
（三）敘利亞古教中之巴阿（Ba’al，Belos）大神被尊為救世主。
（四）波斯教（祆教）在傳入羅馬帝國后，其太陽神彌特拉（Mithras）亦被附會為救世主。但波斯本身，也就是羅馬帝國以外，波斯教并未變成救世主宗教。
這些演化后的東方宗教在其信仰與宗教儀式上有許多共同點：它們的神（救世主）都是童女所生；這些神為解救人類都曾被惡勢力殺死，但后來又都復生，表示戰勝了惡神；它們的信徒都要接受一種宗教上的洗禮，象征他已得到神祐，保證其死后復生；在信徒之間還經常舉行一種宗教上的“圣餐”——聚餐會，最初這實是人民內部的一種表示友誼和團結的生活上的表現。信仰這些宗教的起初也都是貧民和奴隸，它們純粹是人民的宗教。因此羅馬帝國各地的**，當這種新的宗教運動一出現時便開始壓迫這些宗教組織，但并未大規模地進行，故新宗教運動仍繼續擴大和發展著。因為這時這種宗教運動還是比較分散的，并未形成一個一神信仰的單一宗教運動，也就是說這時人民的意志還未曾有意識地集中起來，從而表現出一種集中而強大的力量，故羅馬帝國**始終未有計劃地大規模地對它們進行鎮壓。然而隨著時間的發展，人民的力量一定會逐漸地集中起來，而表現在宗教運動的發展上就是人們逐漸集中地信仰一種能夠概括上述各種宗教主要內容的宗教。**教就是適應這種要求而產生的。
**教基本上是從猶太教的體系中發展出來的。原來在猶太人受壓迫之時，經常有一些預言家出來用神的名義來鼓勵人民不要失望灰心，在羅馬帝國成立前后，這種預言家更不斷的出現，他們向猶太人預言救世主——彌賽亞之即將來臨。在羅馬帝國成立之初，猶太人地方又有一個預言家耶穌（Jesus）出現，他在宣傳彌賽亞即將降臨的過程中逐漸相信自己就是彌賽亞本身。在猶太歷史上預言家自稱為彌賽亞的事本來很多，而耶穌獨能受到崇信，是由于耶穌后來和猶太統治階級發生了沖突，被他們請求羅馬派在當地的統治者將耶穌殺死，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正是猶太人與羅馬帝國內部其他被統治的種族和人民反對羅馬統治的要求正激烈之時，因此自稱為彌賽亞的耶穌之遇害，便促使了人們覺得耶穌是為反抗羅馬統治者而死的，從而對耶穌便有著莫大的崇敬，加以耶穌其人在宗教上的特殊身份，就使他在人心目中逐漸神化了。耶穌死后，其信徒即將許多救世主的故事都附會在他身上，說他是童女所生，死后三日又復活，不久即將重回人世幫助一切被壓迫的人民建立地上的“天國”。這一套說法后又為希臘化的猶太人保羅（Paulus）所信仰，經過他在希臘化地方積極地進行宣傳的結果，最后且傳入了羅馬。自此以后，以耶穌為救世主的宗教就逐漸取代了其他救世主宗教的地位，這就是**教產生的情況。“**”源起于希臘文之“基里斯督”（Christos），意即“救世主”。公元七十年猶太人起義反抗羅馬的統治，被羅馬鎮壓下去，猶太人大部分被殺死，猶太國亡，原在猶太國內的**教等于消滅了。所以此后**教主要流行于地中海世界中。
最初的****都是奴隸與貧民。如果一種宗教果真是產生于人民群眾的需要的話，那么它一定不會只限于精神上的反抗，而一定要同時在人民的實際生活和斗爭中發生作用，因此最早在羅馬帝國各地出現的**徒團體都特別帶有一種原始共產主義的色彩，參加這些團體的人都將他們的全部私產歸公，大家在一起公食公用。所以這實際上是那些貧民與奴隸在自己生活極端貧困和難以維生的情況下所需要采取的一種互助的組織。這種團體成立的必要性正和原始社會中在生產力極低下、收人極少的條件下人們所需要采取的辦法是一樣的，不過前者是被迫的，而后者則是自然的發展而已。也正因為如此，前者必需要在宗教組織的形式下才能進行。在當時，這些**教團體并沒有嚴密的組織，他們只是公選出一位資格較老或威望較高的信徒，由他義務地管理這個團體中的事務和公共財產，此人即被稱為“監督”或“長老”。到后來信徒日多，團體日益擴大，團體中的各種事務工作也日益復雜，一個長老已無法全面照顧，故后來又增設了一種專管總務工作的人，即“庶務員”，長老此后乃專門從事宣傳工作。在公元一世紀時期，**徒團體的組織實質和形式就是如此。
只在進入二世紀后，**徒團體才開始變質，因而也就逐漸地出現了教會的組織形式。這主要是因為從二世紀開始，帝國內部社會矛盾與生產下降的情況日趨嚴重起來，帝國**對廣大社會各階層的壓榨也隨之加重，此時不僅貧民、奴隸，即使一般中層人物也感到了生活的困難，甚至少數上層分子也覺得他的生活的不穩了，因此這些人也漸漸信仰了**教。但這些中上層的人參加入**徒團體后，原來團體中的平均主義思想乃漸漸不能維持了，因這些人只肯把他們的財產的一部分歸公，而即使他們只拿出了少數的財產，與原來團體中所有的全部財產相較已是相當龐大的一筆數字了。這樣團體內部在經濟上就不再是平等的了，團體內部的人的地位也就不會再是平等的了，因而開始有了等級的區別，這種等級的區別又必然反映到團體內部的組織形式上去，于是開始出現了以少數人為主腦的教會組織和教士階級。
公元二世紀末三世紀初時，**徒團體中的長老、庶務員等管理人名義雖仍舊，但身份實已改變了，此時各個團體中都有一個稱作監督的人（即后之“主教”），幾個稱作長老的人（即后之“神父”）和一些庶務員（即后之“助祭”）。團體中的一切活動漸由信徒彼此之間平等的集體活動變為以上述三種人為中心的活動，而這些人往往就是那些財產較多的信徒，因為他們在經濟上較一般信徒優越，故能逐漸地把持了團體中的事務。所以到二世紀后在**徒中出現了兩個新名詞，即稱上述三種人的“教士”（clericos）與稱一般**徒的“信徒”（laicos）。“信徒”漸不能過問團體中的事務，而這些“教士”也不是對大家負責的一個義務的集體事務的管理者，卻已變成團體中的一個特殊階級了，這樣，他們在宗教團體事務上便漸脫離信徒而獨立存在，形成了信徒當中的一個統治機構—教會。
從事實的發展上看，由于**徒團體之日漸龐大，因而它所擁有的財產也日漸增多，團體與外界的聯系也增加了，團體內部事務復雜起來，勢必需要有許多專人出來負責管理，這原是正常的發展。但由于信徒日益增多，信徒的社會階層也日趨龐雜，非僅是貧民和奴隸了，社會上的階級關系開始反映到**徒團體的內部，使得原本是正常現象的團體內部所出現的專門負責宗教和團體事務的人變成了統治階級。這就會帶來另外一個嚴重的后果，那就是隨著**中統治階級的出現，并且這些統治階級又多系原來社會中的上層分子，這就使得**教的組織日益喪失了它原來的作用，并便利了國家的統治者對**教的利用和收買，最后便會使得**教喪失了人民性，而成為國家統治者的工具。不過，這個變質的過程是一個長時期的事情，因為人民的這種自發的情緒和要求不是一下就會被消滅的，所以直到三世紀時為止，這種組織上和內容上的變質現象還不太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