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波斯帝國之成立
亞歷山大帝國繼承國之一的敘利亞（條支）國后曾分化出來四個國家，其中最大的一個就是安息。安息也是一個希臘化國家，在其強大時版圖包有自幼發拉底河以東直到伊朗高原與中央亞細亞的大片地方，在此建立起了安息大帝國，前后維持了約五百年（公元前二四九—公元二二六年）。
到公元三世紀時，安息帝國內部混亂起來，各地方皆趨向獨立，波斯薩珊（Sasan）族人亞塔沙查一世（Artachshatra，公元二二六—二四〇年）原為安息王之親信，被委托代安息王統治波斯本部地方，公元二二六年亞塔沙查一世叛安息末王亞塔般諾（Artabanus，安息第三十世），恢復了波斯地方的獨立，之后又以波斯為根據地向外發展，征服了整個安息地方，建立了一個新的波斯帝國。
新波斯帝國成立后，一切規制皆承襲安息的舊制，此時的波斯仍是一中央集權的國家，王權強大，能直接控制帝國的各個地區。在其國家內部，宗教與政治自此時起有了極密切的聯系。在安息時代，安息統治者雖不信仰古波斯的祆教，但也沒有對它進行壓迫。此時波斯統治者重新恢復了祆教，將它定為帝國的國教，此后祆教教會組織更形嚴密起來，與政治也結合得更緊密了。過去祆教的經典被重新編訂出來，作為現在的帝國國教的經典，祆教教士被給予土地與各種特權，他們遍布在各個地方，與當地的地方**密切合作，共同統治著人民。
新波斯在其成立后不久即強大起來。亞塔沙查一世在位時，波斯已征服了亞美尼亞。亞美尼亞在安息時代原是一個附屬于安息的半獨立國家，其王接受安息王頒予他的封號，受制于安息帝國，波斯征服亞美尼亞后即控制了黑海的商業。此后波斯更向西發展，與羅馬帝國爭奪小亞細亞。
關于波斯帝國之社會性質問題，由于缺乏有關這方面的經濟材料，故很難直接論斷。但從安息時代起這地方在政治上已有一種很特殊的現象出現，即安息王分封其子弟與族人、親信于各地作世襲的統治者，這些受封者并有各樣的封號。從全世界的歷史看來，這是一種封建社會的典型政治現象，所以我們推斷可能在安息時代的晚期，這個地區已進入了封建社會。此外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些間接的材料來證明這一點。
在新波斯帝國成立后不久，帝國內部即有一個新的宗教運動出現，這個新宗教就是摩尼（Mani，公元二一五—二七三年）創立的摩尼教。此教自其初興直到后來傳播到世界各地，無論在波斯本國抑或在世界其他地區，它都受到了統治者的無情壓迫。所以摩尼教本身的正確記載，如經典等都未能流傳下來，而統治者所寫的有關記載又都是污蔑它的，不過從統治者的這些片斷的惡意的記載中可以看出此教是巴比倫古代的宗教、波斯的祆教、地中海世界的**教與印度的佛教的混合物。就其教義的主要內容和它的整個遭遇來看，它是一個人民的宗教則是毫無疑問的。摩尼教的中心思想是把眼前的世界看作是黑暗的，只有摩尼教及其信徒是代表光明的，所以摩尼創教后其信徒都是那些渴望推翻眼前的黑暗統治，追求即將來臨的光明的貧民。最初統治階級也曾想盡辦法來利用收買摩尼，但始終不能如愿，最后只好把摩尼殺死，嚴厲鎮壓摩尼教。但摩尼教不但繼續在波斯帝國內部發展，并且以最快速度向外傳播，向東直傳入中國，向西直傳入西歐，它在各個地方都成為了人民反抗統治者的一個力量。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凡是摩尼教發生作用的地區，都是已經進入了封建社會的地區。在整個的中古時代，從中國直到西歐，摩尼教始終是人民反抗封建統治者的一面旗幟。由此可見，摩尼教是封建化了的波斯帝國內部人民反封建統治斗爭中的產物。
波斯王奧瑪茲底二世（Hormisdas公元三〇一—三〇九年）時開始設立了一種法庭，專門處理人民對富人及在社會上有地位的人的訴訟。這種制度可以理解為波斯王——最大的封建主依靠中小封建主與一般人民的力量為控制甚至打擊那些已在帝國內部出現的趨向于半獨立狀態的大封建主的一種辦法。統一的力量與分散的力量之間始終存在著矛盾，代表中央的最大封建主總是利用中小封建主或農民的力量來控制甚至有可能時就打倒各地方的趨向獨立的大封建主。這是一般封建社會所特有的現象。
所以，從以上兩種間接材料看來，波斯在此時期可能已進入了封建社會，或正向封建社會轉化。同時，這個波斯國家在三世紀時開始與羅馬帝國接觸，就兩者接觸后的情況看來，波斯似乎比羅馬這個大奴隸主國家更強大，這可能就是由于波斯已是一個封建大帝國的緣故。
羅馬與波斯接觸不久后，羅馬皇帝狄歐克利天諾（Diocletianus）就有意識有計劃地進行了全盤波斯化的改組，羅馬國內在各方面的制度和政治組織上完全摹仿波斯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改組。由此可見波斯社會比羅馬要進步。
二、羅馬帝國之衰亂與改組
公元一九二年后羅馬帝國內部開始大亂，大亂繼續了約一百年（公元一九三—二八四年）。百年大亂是帝國內部階級矛盾尖銳化的表現。在此時期中，帝國各省不斷爆發貧民與奴隸的起義，企圖推翻羅馬的統治，甚至意大利半島上和羅馬城內也有起義運動發生。在這種情況下，帝國的實力被削弱了，因此邊疆問題也就嚴重起來。而恰在此時帝國東疆又興起了波斯，波斯曾不斷與羅馬爭奪小亞細亞和敘利亞地方，羅馬很難應付這個強大勢力，而始終居于劣勢地位。三世紀中期時，皇帝瓦利連諾（Valerianus，公元二五三—二五九年）曾親率大軍東犯波斯，結果被打敗，自己也被俘虜，死在波斯。
同時帝國在歐洲方面沿多瑙河、萊茵河，特別是多瑙河地帶的邊疆問題也很嚴重，因從這里直到黑海都居住著日耳曼族的哥特人，這些日耳曼族的哥特人在三世紀中期時開始活躍起來，時常渡過多瑙河進入帝國境內搶劫。羅馬皇帝奧里連諾（Aurelianus，公元二七〇—二七五年）曾親自率軍渡過多瑙河“征討”這些“蠻人”，反被“蠻人”打死，可見問題之嚴重。此后，帝國北部邊疆漸難保全，多瑙河以北原屬帝國之達其亞地方，在奧里連諾死后已被迫放棄。
此時帝國內部政治上也非常紊亂，皇帝廢立完全受軍人控制，因而廢立無常，有時還同時有四個皇帝被推立出來。各地城市在進入三世紀后，都開始修建了城墻。城墻即表現著戰爭狀態的存在。在城邦時代各城原本有城墻，帝國成立后，各城之舊墻倒毀后即不再立，同時新興之城市根本不筑城墻，表示著帝國內部秩序是安謐的，沒有戰爭存在。三世紀后由于邊患嚴重，所以先是邊境各地城市開始修筑城墻，以資防御，后內地也漸效法之，最后連羅馬城也重新筑起了城墻，可見此時各地之秩序已不是羅馬帝國**所能維持的了，只好以筑墻的辦法來保護各地重要城市的安全。
在百年大亂期間和大亂之后的公元三、四世紀之時，羅馬帝國內部的衰微已非常顯著。這首先表現在生產下降的急劇化上。生產的衰退本是帝國不治之癥，百年大亂亦與此有關，而生產的衰退又主要是與羅馬奴隸制度的腐朽有關。在公元三、四世紀時羅馬在生產方面開始出現了一些新制度，在農業方面有隸農（Coloni）出現。因為奴隸來源在帝國成立后日益困難，此時大田莊的生產已不再靠奴隸勞動維持，大奴隸主為增加其剝削量與保持勞動人手，乃開始有限度地解放他的一部分奴隸，使之成為隸屬于田莊的農民，即將大田莊的土地分散，分給這些奴隸來耕耘，令他們按自己所愿采取的方式來經營耕耘，每年向主人繳納定額的地租—實物地租。這樣就促使了這些隸農愿意盡力多生產來使自己多獲得一些剩余。這種辦法在公元一世紀時已有，不過到此時更加普遍起來了。另外還出現了一種自由的佃農，因地主只求有勞動力來供他剝削，所以除采取上述的隸農制外，還將小塊土地分租給一些無地或少地的自由農民去耕耘，這些自由佃農最初在身份上與隸農仍有差異，但到后來兩者之間的分別卻逐漸泯滅了。因為隸農隨其生產地位取得了半自由身份，而自由佃農卻因地租的沉重，逢到荒年歉收就要靠借貸來繳租和謀生，但**上身后就會永遠還不清，因此地主就有可能將他們束縛在土地上，并使他們的子孫也世代在其土地上耕耘，他們完全的自由身份沒有了。這樣隸農與自由佃農所處的地位一升一降乃趨于相等，而這些隸農和自由佃農就是歐洲中古時代農奴的前身，這種經濟就是分散的小農自然經濟了。可以說封建的經濟與剝削制度在此時已開始萌芽，奴隸主經濟已瀕臨總崩潰階段了。
工商業到此時實際已趨向于停頓，因長期混亂，交通阻塞，商業活動困難，加以長期大亂使生產更形衰退，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對商品的消納量更降低了，故手工業與商業漸漸停滯。而帝國統治者為達到其剝削目的，又不能讓工商業完全停頓，乃采取了一種硬性的辦法來限制工商業者的轉業。本來經營手工業者都有自己的公會，這種公會原是人民自己的互助組織，現在皇帝看到各地工商業逐漸衰落，許多手工業者和商人多已轉業或淪為了游民，乃下令規定此后各種手工業公會的成員及從事商業的人必須世襲其職業，不準轉業改行。從形式上看，這是封建時代手工業的行會制度的開端。
帝國之衰微又表現在賦稅的加重上。與生產逐漸衰退之同時，稅賦卻日見加重了。就其基本情況講，生產的減少與賦稅的增加，兩者已形成為一種惡性的循環，帝國內部愈混亂，則生產愈衰退，但**財政需要卻愈增加，愈要征重稅來鎮壓人民的反抗和解決邊疆問題；而稅愈重，人民生活就愈痛苦，反抗也愈激烈，國家也就愈混亂。帝國**曾想盡一切辦法來增加稅收，公元二一二年皇帝卡臘卡加（Caracalla）頒布了普授公民權法令，根據這項法令，帝國內有自由身份的人民都被賦予了羅馬公民權。這件事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對人民有利的，但實際其目的完全是為了征稅，因在帝國**各項稅收中最重的一種是遺產稅，而這種稅只有享有羅馬公民權的人才繳納，卡臘卡加的普授公民權法令說明了羅馬帝國**財源的枯竭。
帝國的衰征也表現在人口的減少上。帝國人口之逐漸減少，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生產衰退和稅收增加所產生的一般人民生活的艱困與不斷戰爭所造成的人口死亡率的增加；一是自然的原因，因在此時有各種疫病和傳染病，包括鼠疫在內在帝國內部流行，而疫病的流行又是與人民生活的困苦相關聯的。在人口減少方面此時有幾種現象發生。其一是殺嬰風氣，這就使得人口更加減少，勞動力更缺乏，生產也更困難。其二是不婚風氣，這種風氣早已形成，但到四世紀時又有了一種冠冕堂皇的借口，因四世紀時**教開始在社會上有了地位，**教內部發生了出家修道的辦法，許多人為逃避世俗的生活痛苦，紛紛進入修道院去修行。五世紀時羅馬皇帝馬約連諾（Majorianus，公元四五七—四六一年）曾下令限制出家，限制不婚娶，規定婦女必須在四十歲以后才準出家，寡婦守寡五年后還未再嫁即由國家沒收其財產之半數。這件事充分反映了不婚風氣之盛。人口減少的惡果就是勞動力的缺乏，使生產更加衰退。同時此時的棄田現象造成了勞動力的缺乏。農民由于一年到頭辛勤勞動的結果往往還不夠繳租稅，不愿再從事農業生產，常常全家棄田逃亡，到城市中去作游民。在二世紀初期，帝國成立不過百余年之時，棄田現象已發生，而到此時乃更形嚴重起來。為補救勞動力之不足，帝國**在二世紀末已開始將邊疆以外的蠻人，主要是日耳曼人移殖到帝國內部，最初這些蠻人還只是被安置在邊境地區從事墾荒，到后來內地的荒田亦漸交給這些蠻人去耕耘了。
羅馬奴隸主經濟和社會的崩潰與封建剝削制度的萌芽表現在政治上就是許多舊政治制度的崩潰與新制度的出現。一個是逃官現象。帝國各地，特別是各城都有摹仿羅馬城元老院設立的市府委員府。在一、二世紀時，市府委員——地方上的元老還是一非常崇高的地位，是地方上大地主們所追逐的榮譽職位。這些市府委員的職責之一是代中央征稅，一、二世紀時時常發生市府委員個人代整個地方包繳了中央規定的全部稅賦的事，當然他所繳納的稅款還是從人民頭上剝削來的，但這事總還說明了他有可剝削之處。至二世紀末，這樣的事已少了，進入三世紀后，根本就沒有這種事了。并且到三世紀后由于生產衰退，征稅日益困難，在征繳不足額時，就要由這些市府委員負責補貼出來。到后來他們也漸漸無力補貼了，市府委員職位變成了苦差，大地主們再不去競爭這個職位，在其位的人也想盡辦法擺脫這個職位。他們先是賣田，因按規定必須擁有一定數量田產的人才能擔任市府委員，到后帝國**不得不下令禁止市府委員賣田。他們又用搬家的辦法來對抗，帝國**又下令禁止市府委員搬家，但無論如何這些人還是想盡辦法離開了這個地方，最后再找不出人來作市府委員了，只好由**指定一些罪犯來充當，讓他們來替**征稅。
另一政治上的新現象就是屯兵政策。屯兵政策的實施一方面是因帝國內部日益空虛，蠻人漸漸大規模地向帝國境內侵入，同時在帝國東疆因波斯之興起，邊防也吃緊起來，邊境地帶已非經常有重兵駐守不可了。另方面屯兵政策可說是帝國成立后軍事獨裁制度又進一步的發展，亦即獨裁制度更加深刻化的一種表現。當時羅馬帝國的屯兵有兩種。一種是羅馬人的軍隊，在三世紀時，凡是這種軍隊都準許士兵攜帶家眷，因駐防是長期性的，同時邊境地區有許多荒地，**將這些土地分配給駐防該地的兵士耕耘，附帶也解決了一部分勞動力缺乏的問題。另一種是外族的軍隊，主要是日耳曼人的軍隊，羅馬**將過去為達到自己的目的“歸順”羅馬帝國的許多日耳曼人，或是被羅馬虜來的日耳曼人安插在邊境地區，分給他們土地，令他們屯墾戍守羅馬帝國的邊疆。這種辦法實施后，羅馬軍隊更徹底的職業化了，它們已與人民斷絕了任何聯系，完全成為了皇帝對內鎮壓人民，對外防守邊疆的工具。由屯兵政策之加強可以看出帝國到此時已失去了任何賴以維持帝國統治的自然聯系，而只能倚靠武力來進行統治了。現在皇帝的唯一重要身份也不過就是個大軍閥罷了。
公元三〇〇年前后皇帝狄歐克利天諾（公元二八四—三〇五年）為解決帝國存在著的危機，在政治上進行了一個全盤波斯化的改組，而他的改組實際上就是加強了皇帝的獨裁，其目的主要在鎮壓帝國內部奴隸與貧民的起義并加強邊疆的防衛，為達到這個目的，他并沒有創立“自己”的新制度，而是摹仿波斯，行波斯化的君主專制獨裁制度。在羅馬帝國成立時的第一個皇帝——奧克闥飛安諾喜以“元首”自稱，因在其各種稱號中，只此名帶有濃厚的共和的意味，其后直到公元三〇〇年間，大多數皇帝也常沿用此稱號，故歷史上稱帝國成立至公元三〇〇年這一段時期為“元首政治”。當時一般人也尚認為羅馬是共和政體，這種意識對皇帝的獨裁有時多少可以發生一些限制作用。到狄歐克利天諾即位后，徹底仿照波斯制度改組了羅馬**，此后皇帝開始稱“君主”（Dominus），在講希臘語的地方則稱“王”（Basileus），這就不僅只在實質上，而且在名義上也變成君主獨裁政治了，故歷史上稱此后的羅馬政治為“君主政治”（Dominatus）。
羅馬實施“君主政治”之后，皇帝也有了一種新的威風和新的場面，皇帝的生活各方面都有了改變：以前皇帝的服裝與元老相同，不過是一襲紫袍，現在則仿用波斯王的衣冠，著袞袍，帶皇冠（diadema）；以前皇帝時常外出，一般人民都能見到他，現在則開始深居宮中，只親信大臣與宦官經常在其左右侍奉，普通臣民很難見到皇帝，皇帝越來越神秘了。如有特殊事情要朝見皇帝時，必需經過從宮門到朝堂的無數關口，通過無數手續才能見到皇帝，并且朝見時要對皇帝跪拜。以上種種改變都是君主獨裁在禮節方面的反映。此外還開始出現了朝廷，代替了過去的元老院。元老院到此時已形同虛設了。皇帝左右的私人，過去在**中并沒有正式地位，現在卻和皇帝的親信大臣一起形成一個朝廷，真正掌握了國家大權，成為國家的實際統治者，故此時開始出現了新的名詞，即大臣（Patricius或Comes），意指皇帝左右形成朝廷之大臣。
對帝國領土的統治方法到此時也開始改變了。因經過百年大亂，帝國實際已分崩離析，趨向瓦解，各地人民不斷起義，同時邊疆問題也日趨嚴重。就當時情況來講，帝國**已感到鞭長莫及，一個皇帝、一個政治重心已不能照顧帝國全局，一個皇帝所率領的一個軍隊體系也已無法兼顧帝國的廣闊的領土。因而狄克歐克利天諾乃大體上按語言——拉丁語和希臘語—的界限將帝國分為兩個部分，兩部各有一個皇帝，他們的正式稱號是“至尊”。此外東西兩部每部又分為東西兩部，一部分由“至尊”坐鎮，另一部分則設有“副帝”坐鎮，其正式稱號為“愷撒”。“愷撒”一般都是“至尊”的繼承人。這樣一來，帝國在政治上乃開始有了四個中心：兩個大中心，兩個小中心。有四支大軍由四帝直接控制，但在法統上，帝國仍然是統一的帝國，并不分東西，一切命令都由兩個“至尊”共同署名公布。
這一改組是過去歷史發展的一個自然結果，但經過這一改組卻造成了一個嚴重的副作用，即稅賦之愈益加重。因為改組的目的是要加強專制集權以便能有效地鎮壓各地人民的起義和解決邊疆上日益猖獗的蠻人問題，這樣就必然要大量的財富來供應征伐頻繁的統治機構的需要。加以改組后有了四個皇帝，他們各有自己的朝廷和一定的排場，其全部消費自然也要落在人民頭上，稅賦的加重主要在兩種稅上。一種是人丁稅，每個成年人都要繳納，并且每年稅額都有增加，一種是土地稅，名義上這種土地稅是按土質好壞分等級繳納，實際上則是以調查為名來提高稅額。
從形式上看，這次改組就是為了摹仿波斯，以便加強君主專制獨裁制度來有效地鎮壓人民起義和安定邊疆。但實質上這次改組實是羅馬在政治上向封建制度轉化的第一步，而這種政治上的轉化在客觀上則又適應著當時羅馬經濟的崩潰和封建經濟的萌芽而出現的。例如狄歐克利天諾曾下令不準人民遷移或改業，這是與當時羅馬奴隸制大農業生產和商品經濟的凋蔽而分散的小農自然經濟逐漸增長的經濟趨勢相適應的一個措施。自此以后，在自然經濟下，人民世襲其職業的現象經過這一政治措施更加固定起來，因而這一措施也就更鞏固了自然經濟。這是羅馬帝國封建制度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此外，在改組工作中的在各地屯軍和擴充軍隊這一措施，由于領兵權往往落在當地的自然經濟的產物—大地主的手中，就造成了這些大地主以其軍事實力在各地割據一方的現象，這種情形在近波斯的小亞細亞地方特別顯著。無疑地，這大大加強了帝國之內分散的自然經濟的發展。這也是這次改組的一個結果，因此，這次改組也就不能實現帝國統治者企圖通過這次改組來鞏固其統治的主觀要求。相反地，改組只是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更重要的是改組促使了奴隸經濟更快的崩潰，引起了更激烈的社會矛盾，以致改組后不久，在狄歐克利天諾死后，帝國反而大亂起來。
公元三二三年君士坦丁（Constantinus）大帝再度統一了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在勝利統一了全國之后，即將其統治中心移到了帝國東部。他大事擴建黑海入口處之小城拜占廷（Byzantion），定其為帝國東方之首都，并正式稱它為新羅馬（后稱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三三〇年又定新羅馬為帝國第二首都。這是羅馬帝國在其封建化過程當中的一個必然結果，或說是君士坦丁大帝適應著羅馬帝國封建化的一個措施，并且由此也可以證明君士坦丁是一個封建化的擁護者，而不是一個反對者，同時這就是君士坦丁在大亂中能取得最后勝利的原因。因為在此以前，帝國各地的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區有利于封建化的過程，有的地區則要困難一些，故整個帝國并不能同時完成封建化的過程，完整地建立一個封建國家。當時就整個帝國來看，東部的經濟情況比西部有利于封建化，因而在羅馬帝國封建化過程中東西兩部分的差別愈來愈大，東部在當地的經濟條件下，較穩定地逐漸完成了封建化的過程，而西部則因羅馬式奴隸制的崩潰，本身難以最后完成封建化的過程，所以始終陷于動亂中。君士坦丁選擇了東部作為自己統治的基礎，適應了帝國的經濟發展趨勢，造就了自己的成功。此后帝國東部即以新羅馬—君士坦丁堡為中心逐漸形成為一個封建國家，而西部則系經過一次蠻族入侵的大變亂后，始較晚地完全進入了封建社會。但到那時，歷史已經進入中古時代了。
三、帝國與教會之爭及**教之勝利
**教本是貧苦人民的運動，故從其成立時起就與羅馬帝國**處在對立的地位，所以帝國**也自其成立的最初就對它不斷進行鎮壓，但兩者之間的沖突始終不太激烈。可是到了公元三世紀時，**教與帝國**對立的情況特別嚴重起來，兩者之間曾進行了生死的斗爭。
何以此時帝國**特別仇視**教呢？如就**教運動的人民性這一點來說，**教與其他東方宗教是相同的，但發展到后來引起了統治者對它異常的敵視，則是因為它具有其他東方宗教所沒有的一個特點，那就是組織上的特別嚴密與內部團結力的特別堅強。也正因此，所以它的發展特別快，**教經過過去二百年間的發展，信徒愈來愈多，組織機構也就愈來愈龐大和完備，不僅每個地方的信徒都屬于一個嚴密的組織，而且各地區教會之間也有著很密切的聯系，故**教在各地的聲勢日益浩大起來。三世紀時，普遍于帝國各地的**教教會實已成為了與帝國**相并行的機構，甚至被人視為是帝國內部的“國內之國”，因而帝國**到此時乃開始對**教進行大規模的鎮壓，以期將之徹底撲滅。另方面，帝國**此時特別迫害**教的原因則是由于**教因信徒之增加，在此時也擁有了相當大量的財富。而相對地，帝國**財政卻日益窘困，故而想沒收**教之財產，在短時期內解決帝國財政問題。由于這兩個原因，所以在公元三世紀時不斷發生大規模鎮壓**教的事件。
皇帝狄其沃（Decius，公元二四九—二五一年）在位時曾以**徒之拒拜皇帝為理由，對**教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的鎮壓。**教之拒拜皇帝在實質上的確不僅只是一個形式上和名義上的問題，而是根本的問題。因**教初起時原是人民反抗帝國統治的運動，所以從其開始成立起，就在教義中規定了除上帝以外不拜任何的神，也不能將任何人當作神來崇拜。這實際是針對帝國成立后皇帝生時就塑像令人崇拜，死后又都被奉為神這情況而來的。**教否定了這一點，就等于是否定了皇帝的權威，因而拒拜皇帝就成為了**教與帝國**對立的一個象征。在帝國**看來，**徒的這種行為當然是形同叛逆，以前個別**徒之被迫害，就是因為這類事故。但狄其沃時的大規模鎮壓**教并未奏效。
帝國**對**教最后也是最激烈的一次鎮壓是皇帝狄歐克利天諾所發動的一次。狄歐克利天諾曾正式宣布**教為非法團體，禁止它的一切宗教活動，不論其公開的活動或秘密的活動皆算違法的。他沒收了**教的全部財產。最能代表這次鎮壓的規模和決心的是狄歐克利天諾曾下令強迫全帝國境內的**徒和所有被指認為有信**教嫌疑的人都要到皇帝像前禮拜，拒絕禮拜的人一律處死無赦。這個命令雖曾雷厲風行了一個時期，但最后還是失敗了。因多數**徒是視死如歸，絕不屈服的，而大批屠殺**徒的結果，反而引起了一般人民對**徒的同情和敬崇，反過來卻對帝國**更加不滿，到后來帝國**乃不能不考慮這種大規模屠殺的嚴重后果。加以當時中上層分子—統治階級中人信仰**教的也非常多，他們有些就是地方官吏，當然不會去認真執行皇帝的命令，其他人也想盡辦法影響帝國**不要推行這個命令。所以，狄歐克利天諾最后只好承認失敗，下令收回了成命。
帝國**鎮壓**教之遭到失敗，顯示了**教在三世紀時已根深蒂固，已成為了一個無法消除的勢力，因此狄歐克利天諾下一代的皇帝君士坦丁（公元三〇六—三二三—三三七年）就改變了對**教進行鎮壓的政策，開始承認**教為合法，并利用**教使之成為自己有力的統治工具。
狄歐克利天諾死后，帝國一度混亂，發生了爭皇帝位的內亂，當公元三一三年君士坦丁還未取得最后勝利時，就與另一個皇帝在（Mediolanum）米丟蘭儂聯合發布了一個命令，即“米蘭諭令”，承認了**教為合法的宗教團體，準許其公開活動。公元三二三年君士坦丁再度統一了帝國后，即開始著手拉攏**教——帝國內部最強大的一個勢力，使之變成一個能與帝國合作的機構，以便利用這個勢力來加強對人民的統治。君士坦丁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就是利用了當時**教內部兩個派別的斗爭，首先以政治力量支持了其中對帝國統治者有利的一派，使之成為**教的“正統”，然后再利用它來為帝國統治者服務。
三世紀時的**教雖然在與帝國**對立方面是一致的，但其內部也存在有斗爭，因而給予了君士坦丁以可乘之機。這種內部斗爭主要是源于**教中一般社會上的中上層分子和貧苦人民的矛盾。這種矛盾突出地表現在兩方面：其一是當社會上的中上層分子加入**教后，從他們個人的階級立場、階級利益出發，必然要修改原來流行于**教中的代表一般勞苦人民的一些思想，如“富人不能進天國”和“不勞動者不得食”之類的思想。其二是表現在信仰方面的分歧上。這種分歧雖然多少有些是由于宗教信仰在技術方面不斷發展和變化的結果，但歸根結底它仍然是**教內部階級分化、階級對立的反映。**教傳入帝國各地后，首先是帝國東部——接受希臘文化影響的一帶地方傳布，因而在其流傳間受到了希臘傳統哲學的影響。在晚期希臘哲學中已認為宇宙間是有一種代表神的力量在活動的，并且有了“三位”的說法，即這種力量表現在三方面：一是神本身，一是神的力量——“道”（Logos），一是神的智慧—“靈”（Paracletos）。這種說法為**教所接受，**徒認為耶穌就表現著這種神力的一方面，即“道”。但表現神力的這三個方面之間的關系如何，它們是否本是一個東西的三個方面抑或是有高低主從之分呢？關于這個問題則爭論很多。具體到耶穌身上，最后就歸結到耶穌的人神身份問題，耶穌是人還是神，抑是人又是神呢。這個問題，就是宗教理論上的耶穌化身的問題，這個爭論到三世紀時嚴重起來，因為這時它已經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反映著**教變質后其內部階級對立的嚴重化了。
四世紀初時，在這個問題的爭論上，**教內部主要有兩個派別：一派主要主張同性同體論（Homoousios），此派在宗教史上被稱為三位一體派，其領導人是亞塔那修（Athanasios）。他們認為神力的這三個方面完全是相等的，并無高低和主從之分，因此體現“道”的耶穌的地位也就同于上帝，因而耶穌就是神。另一派主張類性類體論（Homoiousioi），此派在宗教史上又被稱為一神派，其領導人是亞里沃（Arius）。他們認為只有上帝是至高無上的神，“道”與“靈”都比上帝低，而后二者則是從屬于前者的，所以耶穌只與上帝相類似，但不完全等同，這也就是說耶穌基本上與“人”接近。這兩派的斗爭反映了**教內部的階級分歧。主張同性同體論的大多是教會中屬于上層社會的分子，他們想將耶穌徹底神秘化，以耶穌神的地位來提高自己在教會中的權威與地位。主張類性類體論者多是一般貧苦的**，在當時宗教信仰潮流之下，他們無法否認耶穌為神，但他們仍然希望耶穌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人。所以這兩種信仰上的派別斗爭——近人民的宗教意識與遠人民的宗教意識的斗爭，實質上是教會內部階級斗爭的具體反映。
君士坦丁要掌握和利用**教，便以政治力量來支持其中有利于他的統治的那一種意見，從而使這派的主張在**教中取得絕對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思想上統一起來了的**教便會由與帝國**對立轉而與帝國**站在一起了。公元三二五年，君士坦丁在小亞細亞西北角的尼基亞（Nicaea）地方召集了一次宗教大會，這種類型的宗教大會后來正式稱為“公議會”。在尼基亞公議會上經過激烈的斗爭，最后通過了一項決議案，即所謂“尼基亞信條”，決定同性同體論是**教信仰的正統，而斥類性類體論為異端。這就是說**教中的上層分子戰勝了**教中的貧苦人民，無疑地，此后這些上層分子將要按照他們的階級利益領導**教了。這是**教由一個人民的宗教運動轉變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的一個轉折點。
尼基亞信條訂立后，“正統”**教在帝國力量支持下開始迫害異端者—一神派，但它并未能將一神派撲滅，在羅馬帝國各地，特別是東部，一神派信徒仍很多，他們與三位一體派之間仍有一相當長時期的斗爭。
表現在宗教信仰上的兩派斗爭，除耶穌化身問題外，還有另一關于復活節的推算法問題。復活節那一天原是猶太教的一個節日，據后來信**教的人的附會，說耶穌死后又復活的那一天恰是猶太教的那個節日，這一天是星期日，所以各年不能是同一天，因而有了許多推算的辦法。到**教內部有了階級分別，內部發生斗爭之后，斗爭皆系在宗教口號的掩飾下來進行，因而復活節推算法的這種技術問題也就成為了兩派斗爭的象征之一。故尼基亞公議會也就附帶決定了復活節的“正確”推算法，即三位一體派的推算法。
在公元三二五年尼基亞公議會舉行后，**教開始加速變質，開始依附于帝國**成為其統治機構的一部分。
**教自公元三一三年取得了合法地位后，即開始采取了排斥各種非**教的宗教的手段來使得自己能在羅馬帝國國內唯我獨尊，所以在公元三一三至三九二年的八十年間，進行了一連串的排異運動。**教在東方各宗教中，在組織方面本特別嚴密，故在與他教的斗爭中，很容易地就取得了優勢。它打擊其他宗教的方法有幾種，在其勢力大的地方則組織**強占異教的財富為己有，或在其他教的**禮拜時，組織**徒去擾亂，阻止異類**作禮拜，此外它還經過皇帝來打擊其他宗教，如勸皇帝減少或根本停止所有**教以外異教的津貼（羅馬帝國對它所承認的合法宗教團體皆有津貼）。由于君士坦丁以后的許多羅馬皇帝看到利用**教來統治帝國人民非常便利，已大多信奉了**教，故而接受了**教的建議，消減或停止了帝國**對異教的津貼。
此后**教勢力日益強大，甚至對皇帝都具有一種限制的力量，在某種情況下還可以作到使皇帝按照**教的意旨來辦事了。如皇帝儒連諾（Julianus，公元三六一—三六三年）本不贊助**教，不管其動機、政策、目的如何，他曾想恢復羅馬舊宗教，因而在其在位期間，全帝國的**教組織皆與之對立，稱他為“叛教者”（Apostata）。當時儒連諾雖想恢復羅馬舊宗教，但也不敢公開壓迫**教，故當時**教仍繼續發展著。由此可見**教勢力之強大。**教提出“叛教者”之名來攻擊皇帝，除其表面意義外，實在也還有較深刻的意義在內。因當時**教雖已變質，但還保有一定的人民性，皇帝之企圖恢復羅馬舊宗教，多少是一種開倒車的行為，故“叛教者”也可理解為違反歷史趨向者之意。在皇帝哥拉天諾Gratianus，公元三七五—三八三年）在位時，**教中很有威望的一個人，意大利北部米蘭城的主教安伯婁舍（Ambrosius）曾請求他廢掉羅馬元老院中羅馬舊教的“勝利神”神壇，哥拉天諾因而在公元三八二年下令取消了這個神壇。此事雖曾引起了許多不信**教的元老的反對，但皇帝依然如此做了。同時羅馬帝國成立后，皇帝本仍沿襲舊制，兼羅馬舊教的最高主祭人，享有“大宗伯”（Pontifex Maximus）稱號，此時安伯婁舍也建議哥拉天諾不再兼此異教稱號。哥拉天諾亦服從之，除“大宗伯”稱號。再如皇帝提沃竇舍（Theodosius）在公元三九〇年因一時憤怒，曾令軍隊在希臘一城屠殺了許多人民，在此事發生后皇帝去作禮拜時，安伯婁舍不允許他進禮拜堂，說他犯了流血大罪，只許他跪在禮拜堂外面。在他公開舉行懺悔后，始準他進禮拜堂與公眾一齊禮拜。由上述各事，可以看出這些皇帝不但利用**教作為其統治工具，而且他們本人也在某種程度上相信這種宗教了，足證此時**教之勢力已非常強大，故而能夠影響了統治階級的最上層分子。
公元三九二年，提沃竇舍正式下令以**教為羅馬帝國國教，此后其他宗教，以及三位一體派以外的任何**教的派別皆為非法宗教，再不準活動。事實上在其成為國教以前已經鎮壓了一神派，在公元三八〇年且曾大規模地屠殺了許多一神派的信徒。到公元三九二年，“正統”**教徹底取得了勝利。
成為羅馬帝國國教后的**教享有許多特權，如教士免稅免役，教會得自由接受信徒贈與的財產，教會財產一律不向國家納稅等。帝國**并允許主教設立法庭，這種教會法庭受理兩類案件，一類是牽涉到教士的案件，一類是與宗教道德有關的案件。自此，帝國內部乃有了兩套司法系統。
**教發展到這一階段后，已完全喪失了初起時的人民性、進步性，但這種最后的妥協在其初時也不是沒有線索可尋的。**教在其初起時，有其代表人民的一面，但也有與現狀妥協的一面，如它承認階級制度，承認有主奴關系等。然而最初它的進步性是占主要方面的，由于早期****都是奴隸、貧民與小手工業者，他們都是勞動者，故**教教義自始就提倡勞作。“不工作的人，不應當吃飯”這一口號，充分表現了奴隸社會人民對奴隸主的憤恨，又如**教最初雖然就承認階級制度，但卻同時又以為從神的立場看，人都是一樣的，實際上雖有階級分別，但這不是主要問題，主要問題是個人的道德、修養與品格問題。他們認為只要是人，就應有人的地位，這點是與奴隸主之視奴隸為牲畜的思想相對立的。**教既然傳布這種思想，故自始就反對奴隸主以人民的性命為娛樂的角斗。在**教勢力強大后，曾多次影響皇帝使之禁止角斗。這種堅定的人民情緒，雖然在**教已將要大大變質的公元四世紀初期，也終于迫使君士坦丁接受了**教的意見，在三二五年正式下令禁止了角斗。一直到公元三二五年尼基亞公議會召開后，**教開始被君士坦丁掌握了過去，漸變成了帝國統治工具之一，**教所具有的這種人民性和進步性也因而很快地減削和沖淡了。到公元三九二年**教成為了帝國國教，并對各異教取得了徹底的勝利后，其進步性和人民性乃完全喪失，只余下了它的妥協的一面了。
此后，**教即開始成為帝國統治人民的有力武器。
四、文學之沒落（哲學附）
公元三世紀時，帝國西部非常混亂，文學沒有發展的可能，只東部說希臘語的地方有些文學。到公元四世紀時，西部暫出現了安定局面，拉丁文學始有了一些發展，出現了少數的拉丁文作品。
公元二五〇年后，帝國東西兩部的文化開始各自獨立發展，這種獨立發展就西部來說，并不意味著拉丁文學的發展，相反地意味著它的沒落。因為拉丁文學在形式上一向都是摹仿自希臘文學形式的，故最初一般的拉丁作家皆通曉希臘文。到公元二五〇年以后，帝國西部漸漸很少有人懂希臘語了。這表現了當時西部文化水準之低。此外，在內容上以前的拉丁文學雖主要是仿古（希臘古代的作品），但還有一些新的創作，而到此時則已是完全變成仿古文學了。
三世紀時的希臘文學也無大發展，只在小說方面有些成就，較著名的小說家有赫留鐸婁（Heliodoros，公元二七五年），著有Aethiopica，朗果（Longos，公元三〇〇年前），著有Daphnis Kai Chloe。在哲學方面，此時已完全走上宗教的神秘主義的唯心主義思想途徑，純粹是少數舊知識分子閉門在家修行中寫出的一些半宗教半哲學的東西，作為自我陶醉的工具。此時研究哲學的人如狄歐基尼（Diogenes）、黎爾提沃（Laertios，公元二〇〇—二五〇年），其作品不過是一種札記性的東西，記述一些古代大哲學家，自答理直到希臘化時代的一些哲學家的掌故，根本不能算是哲學。此外，還有幾個新柏拉圖主義—神秘主義的唯心主義思想的哲學家，即浦婁提諾（Plotinos，公元二〇四—二七〇年）、波菲略（Porphyrios，公元二三三—三〇六年）和燕布里科（Iamblichos，公元三三三年死）。
四世紀時的拉丁文學較其前一時期的文學的文學意味還要少，可說完全是摹古抄襲之作，寫作技術也非常壞。只其中某些歷史作品有一定的史料價值。此時較著名的作家有奧叟尼沃（Ausonius，公元三一〇—三九五年）、西馬科（Symmachus，公元三四五—四〇五年）、亞米安諾·馬西里諾（Ammianos Marcellinos，其活動時代為公元三五〇—四〇〇年）、克羅顛諾（Claudianus，公元四〇〇年）、盧提略·那馬天諾（Rutilius Namatianus，公元四〇〇年）和馬克婁比沃（Macrobius，公元四〇〇年）等。就中亞米安諾·馬西里諾的歷史著作是研究這一時代歷史的重要材料。
五、羅馬帝國之開始崩潰
在公元三、四世紀間，帝國已日趨崩潰，因而到四世紀末帝國遭受到外來打擊之時，就禁受不住，而開始四分五裂了。這個外來的打擊就是帝國北部的蠻人—日耳曼人。
在帝國成立以前，羅馬就與北部邊境以外的蠻人經常發生接觸，其時羅馬曾時常打敗這些蠻人，并俘虜其人為奴。帝國成立初期，其北部邊疆上的蠻人勢力雖已強大，但尚不足以構成為帝國的嚴重威脅，但到二世紀后帝國開始衰敗，集聚在萊茵河與多瑙河上的蠻人就成為了對帝國的一種強大壓力。隨著帝國內部問題的日益嚴重化，蠻人問題也日益嚴重起來。這種形勢發展到四世紀晚期，羅馬帝國與其北部邊疆上的蠻人之間的關系乃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四世紀晚期時，自多瑙河下游以北直到黑海北岸都是日耳曼族（Germani）的哥特人（Gothus）所居住的地方。哥特人在此時已分為東西兩部分，并已由游牧民轉變為定居民族。而自一世紀末起即從亞歐大草原向西遷移的游牧民族—匈奴人（Hunnus），在四世紀晚期之時也已到達了黑海，匈奴人首先在公元三七五年和東哥特人（Ostrogothi）發生了接觸，將他們全部征服，強迫編入自己的隊伍中。之后更向西壓迫西哥特人（Visigothae）。西哥特人非常恐慌，深懼自己將遭受東哥特人同樣的命運，為匈奴人所吞并，故向羅馬帝國求援，請求羅馬帝國允許他們渡過多瑙河，進入帝國內部避難，并聲稱愿與羅馬帝國聯合，共同防御匈奴人之西侵。羅馬帝國當時應付這個問題頗費周折，因帝國此時已很虛弱，既怕西哥特人進入帝國內部成為引狼入室，又怕匈奴人吞并西哥特人之后，勢力更形強大，成為羅馬未來的大患。但權衡之下，還是在公元三七六年準許了西哥特人進入帝國內部，但有附帶條件，即西哥特壯丁在渡過多瑙河時必須繳出武器。可是由于此時羅馬帝國**之腐敗，其軍隊在監視西哥特人渡河之時，對有武器之壯丁并不敢將之繳械。西哥特人入居于羅馬帝國東部后，帝國**官吏又奴役這些西哥特人，克扣帝國**發給他們的口糧，羅馬人也不斷拐賣西哥特婦孺，因而終于激起了西哥特人的反抗。在定居帝國東部兩年后（三七八年）西哥特人就暴動起來，與帝國**發生了直接沖突。雙方在哈吉安諾堡（Hadrianopolis）打了一次大仗，西哥特人大敗羅馬軍隊，皇帝瓦倫斯（Valens）亦在此次戰役陣亡。此后西哥特人乃橫行于帝國內部，在東部地區騷擾了一個時期后，五世紀初時又轉移到了帝國西部，且攻下了羅馬城。自此以后，帝國的門戶洞開，其他蠻人亦開始大批擁入帝國內部，主要是進入了帝國西部地區。本已虛弱不堪的羅馬帝國在此打擊下乃趨于分裂、崩潰。
由此可見，羅馬帝國的分裂與崩潰的直接原因是北方邊境以外蠻人的打擊，但這些蠻人對帝國的進攻，則又是上古晚期整個亞歐大草原游牧民族活動的一個結果。我們在下面將特別講解這個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