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這些時候老沒見你，你忙什么了？
我：我正忙一部譯稿。
友：是誰作的？原名是什么？
我：作者是瑪爾霍茲（Werner Mahrholz）。書名是《文藝史學與文藝科學》（Literargeschichte und literaturwissenschaft）。
友：是德文的么？你偏喜歡德國人寫的那樣沉悶而冗長的著作。（他笑了）
我：你只知道德國人著作的壞處，你沒看到德國人著作的好處。
友：好處在哪里？你快說給我聽！
我：要說那好處，一句話還說不完。簡單說至少是周密和精確，又非常深入，對一問題，往往直搗核心，有形而上學意味。幽默，輕松，明快，本不是德人所長，我們也不求之于德人著作呢。
友：你倒會給德人回護；可是我不懂；同樣內容，假若寫得很通俗，很有興味，讓人很容易接受，難道不比寫得詰屈聱牙，讀了讓人頭痛，拒人于千里之外好些么？
我：這個當然，只是問題就在內容不同。
友：可是我又不懂了，為什么講文學也要什么周密而精確，也要什么形而上學意味呢？
我：這很簡單。文學的創作是一件事，欣賞又是一件事，研究別是一件事。創作靠天才，只要那有創作的才能，隨你怎么寫。就是那死板板的老頭兒康德，他對于創作的天才也沒有辦法，他不是只好說天才是立法的，是給出律則來的，但卻并不是律則的奴隸么？欣賞也有你的自由，任何人沒有欣賞自己所不喜歡的作品的義務。研究卻不同，研究就要周密、精確和深入。中國人一向不知道研究文學也是一種“學”，也是一種專門之學，也是一種科學。關于數學的論文，一般人看了不懂，不以為奇怪；為什么看了關于文學的論文，不懂，就奇怪呢？
友：你像是給我讀書一樣了。最低限度，我很欣賞你這樣像煞有介事的態度。那么，你就是希望把文學論文變得和數學論文一樣了？
我：當然！所以叫文藝科學么。厄爾瑪廷格（Ermatinger）曾經輯了一部《文藝科學之哲學》（Philosophie der Lieraturwissenschaft），這書是由專家分別執筆的，厄爾瑪廷格自己也有一文在內，他稱為《文藝科學中之律則》，他還有好幾個公式呢！
友：那么讀者一定很少。
我：這沒有關系，科學上的真理并不一定依聽眾多少為高下，科學家也從不顧及這方面。一篇氣象報告，普通讀者雖不看，研究氣象的人總要看。文藝科學的論文，也是寫給研究文藝科學的人看的呢。
友：那么，豈不是和大眾脫節了嗎？
我：話不能這么說。你所謂和大眾接近的一部分也仍然有的，那是“文藝教育”。但是文藝教育須以文藝批評為基礎，而文藝批評卻根于“文藝美學”。文藝美學的應用是文藝批評，文藝批評的應用才是文藝教育。像物理一樣，有理論物理，有應用物理。假若就理論一端講，那自然是和大眾絕緣的；可是就應用一端講，和大眾又何嘗不相關？二者原是一事，不過為培養學者的獨立而深入的研究精神計，讓他研究理論時不必顧及應用，這樣，他便可以不必安于小成；但等到一旦應用時，卻一定應用得更便利，更普遍了。
友：你的話也很有道理，不過我不愛看理論太艱深的書；尤其關于文藝理論的。——我覺得不值得！
我：這自然不必勉強。只是我覺得胃口盡管軟下去，也不好。酥糖之外，吃點爆蠶豆，讓牙齒也用點力，豈不也很有趣么？俗話說：“船多不礙江。”學術上原不必定于一。我覺得中國人現在最需要的胸襟，就是要能夠虛心容納不同于自己的立場，并虛心聽取不同于自己的趣味。“既生瑜，何生亮”的態度，要不得。通俗書之外，也可以讓許多專門書存在；專門書之中，也可以讓種種不同的書存在。歌德說得好：“對于能夠鉆研的，要竭力鉆研；對于不能夠鉆研的，要懷了敬畏。”世界這么大，為什么限制自己呢！
友：好，我現在就不限制你這部翻譯的專門書的存在了。
我：謝謝你這好意（我笑了）。可是我還要糾正你，我這部翻譯書，只能說中國一般讀者對它的內容不太熟悉罷了，它本身卻非一部專門書，它只是講專門的書的而已。
友：那么，請你把它的性質，告訴得我再詳細些。
我：關于它的性質，在著者的序里，以及舒爾慈教授（Prof Franz Schultz）的跋文里，都說得很清楚。它是講近代德國文藝科學的潮流的，不過它不是散漫地去講，卻是就方**的原理和知識論的基礎上而探討其內在的趨勢的。著者的主旨，第一是把這些種種不同的傾向加以敘述；第二是把那些在方法上的混淆與雜亂無章加以澄清；第三是就“文化政治”的立場上，對于學者的任務，加以說明。著者在講那種種的方法時，他沒有忘掉就方法的可能性上，尋出一個體系來；他講到每一學者的著作時，他也一定指出那哲學的出發點。他這部書原是為外行人想知道這門科學的內容和演變，或別一門的專家因為改行，而想得一點基本知識而寫的。這兩重目的，可說都作到了。
友：不看原書，對于你這話。恐怕也仍然不容易了然。可是也許和看電影一樣，假若先看說明，看起片子來就容易貫串了。你剛才告訴我的是書的性質，現在我請你再把內容告訴我個大概。
我：沒想到你有這樣大的興致。但作一個讓人明白的電影的說明可真不容易，我看電影，就從來不看說明。我不如請你看試片吧。
友：也好；那么，讓我隨便翻翻你的譯稿吧。（他拿過我的譯稿去）原來一共是七章，有序，有跋，有年表，有附錄。（一邊看，一邊漫不經心地問我）一共好多字數？
我：一共二十萬字，算上注文。
友：你很費了些工夫（他試著入神地看了三兩段，我沒有打擾他。可是他搖搖頭）。不行，不行。看不出什么所以然來。句子太長，不知道的人名和術語太多！
我：困難是在意中的，你聽我慢慢告訴你這困難如何解決。句子長，我知道，但是沒有法子。我初譯時，未嘗不采意譯，也未嘗不采破長句為短句的法子，可是當我最后校閱時，我發覺了，那樣譯，錯誤最多，原文的光彩，也最易損失。有許多概念的統系和邏輯的結構，是非用長句不能表達的。假若論學也和應酬“今天天氣哈哈哈”一樣輕易，當然可以用短句。說實話，意譯比直譯容易得多，無奈那樣捕風捉影式的翻譯，在我自己的眼睛下，就先通不過了。同時，假若譯語太習見了，我們將無從獲得新概念。宏保耳特（Wilhelm von Humboldt）說：“一種新語法的獲得，是一種新世界觀的獲得。”假若語法如故，義何從獲得新世界觀呢？語言就是一種世界觀的化身，就是一種精神的結構，假若想豐富我們民族的精神內容，假若想改善我們民族的思想方式，翻譯在這方面有很大的助力。在某限度內的直譯是需要的。看理論書當然不同于看軟性小說，不費點腦筋是不行的，不字字注意而想跳過或滑過，是不行的。我又說到德國書的長處了，那長處就是讓人的精神一刻也不能松懈，緊張到底，貫徹到底，這是因為否則就不能把握。這是一個最好的訓練啦，所以，我常勸人看德國書，至少也要常看德國書的譯文。
友：你有點巧辯。但我看你并沒解決了我的困難。
我：我的話還沒有完。其次，一般人看這部譯稿的困難還是在內容，就是你所謂不熟悉的人名和術語太多。關于這方面，我特地加了六萬多字的注釋，一共三百多條，其中二百多條是關于人名，其中一百多條是關于術語。假若你每逢到注文時就翻翻，一定可以幫助你許多。而且，我的書后有中西文索引，每一人名或術語附著注釋的次第，所以，即使你一次看過注文不記得，在后文再遇到那人名和術語時，還可以借索引再翻一遍呢。友：那么，你不啻附上一部文學小詞典了！
我：那正是我的主意。所以注文有長到數千字的，重要人物如歌德、席勒、萊辛、海爾德，重要術語如啟蒙運動、狂飆運動、古典、浪漫、巴洛克、高特精神、史詩、抒情詩、體驗等，都不厭求詳。每一條，我都盡可能地列上重要參考書，并提及國內已有的介紹。我不只希望人讀本文時翻看，而且讀其他文學書時也可參考，即使無事時翻著玩，也可以有所得。我相信其中關于史詩、劇詩、抒情詩、古典、浪漫、詩學、批評、文學史、體驗諸條，就目前國內出版物說，還沒有可以代替的。
友：我知道你這翻譯是用過心的。
我：用心不用心，我自己也不敢說，但是在消極方面，至少我作得不茍。剛才所說關于讀本書時的困難，注文固可以幫助解決一點，讀法也很重要。你不是看到全書一共七章嗎？頭三章可說自成一個單位，這是講歷史的發展的。這三章之中，每一章之末，都有一節回顧，對所敘事實，都很能提綱挈領地重說一遍。所以，每到你覺得頭緒不很分明時，便可以重讀這三節呢。《三國志演義》上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說文藝科學的進展也是如此，它的方**是由綜合而分析，又由分析而綜合的。在第一“綜合”期，是唯心論哲學期，代表人物可以舉歌德，他是近代文藝科學的創始者，雖然影響并不太好。在第二“分析”期，是實證主義期，代表人物是舍洛（Wilhelm Scherer），他的勢力很大，這一派多半走人窄而深的研究。在第三重歸“綜合”期，便是新黑格耳主義期，也就是新浪漫主義運動期，代表人物可推逖爾泰（Wilhelm Dilthey），到現在也還是這一派的分派支流。這便是文藝科學上的三個**瀾，也就是相當于本書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第四章卻是一種體系的說明，是專就方**上的可能性立論的，完全為第五章、第六章作一個地步。第五章及第六章就是在實際上看那前一章所說的方**的可能性之如何實現。第五章的末一節，又是一個很好的綜合說明，對于了解近代整個的趨勢上，大有幫助。第七章卻是講近代文藝科學的征兆及任務的。所謂征兆，指古典人物之解體，這就是說，由于集團主義的抬頭，那個人主義的英雄偶像是消融了，但那些有價值的精神活動，卻將普化為一般人的財富。所謂任務，指德國處在戰后那樣艱巨困乏的時代，肯定自我與意識自我為刻不容緩之圖，文學史家便應該擔負起這種偉大的責任。
友：這樣說來，你這部翻譯，倒另有一種意義了。中國不也是處在艱巨困乏的時代么？中國不也是需要肯定自我與意識自我么？這部書對中國文學史家也一定有所感發呢。
我：對呀。這也是我譯書的動機之一。
友：還有呢？
我：還有，我覺得中國的學者太懶，中國的詩人太不幸運。假如李太白生在國外，注釋家何至于少到三五人？評傳何至于鳳毛麟角？他的世界觀、人生理想和美感，何至于還沒徹底發掘？我們看了人家談莎士比亞，談歌德，談薛德林，我們真慚愧得無地自容，我們讓死掉的詩人太寂寞，太冷清了。人家的文學史，于經過一種思想上的主潮的洗禮以后，方法便大有變化，或走得更廣，或走得更深。何等豐富！何等燦爛！我們的學術史太單調，太空虛了。對于大的思想系統，在鉆研上太畏縮，往往給一悶棍，比方說：“黑格耳太唯心了。”一悶棍便把黑格耳打死了；又或者貼一個封條，例如：“柏拉圖有什么價值，統治階級的代言人！”于是誰也不許談柏拉圖，把柏拉圖的書束之高閣了。這樣將永遠不能深入，不能廣闊，不能豐富！
友：你又發雜感了。
我：既然發起來，索性發下去。不能諱言，我們的學者是太懶的。其次是缺少方法，原因就在于不接受大思想系統。我們不需要點點滴滴的金屑，我們需要呂洞賓那個點金術的手指頭。我介紹瑪爾霍茲的書，即意在使人知道借呂洞賓的手指用用，所以即使對那細節目不很了了，也無礙。照西洋的方法，開中國的寶藏，這是這一代的中國人的義務。我再說中國學者第三個缺點吧，便是胃太弱，心太慈。因為胃弱，所以不能消化硬東西，因為心慈，所以不能斬鋼截鐵。治學要狠，要如老吏斷獄，鐵面無私；要如哪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要分析得鮮血淋漓；萬不能婆婆媽媽，螫螫蝎蝎。所以我常說，應該提倡“理智的硬性”，我不贊成腦筋永遠像**一樣，一碰就碎。
友：你這部翻譯，一定是“理智的硬性”的代表了。
我：一點不錯，這是我愛這部書的唯一理由。你看他評論歌德，說了他的短處，再說他的長處；你看他評論舍洛，說了他在學術史上代表進步處，再說他代表退步處；你看他論R.M.邁萊爾（R.M.Meyer），說了他某點可議，某點可議，某點可議，但最后仍指出他在某點是貢獻，在某點是貢獻，在某點是貢獻。他敘述一個人的著作，往往分析其在方**上如何，在美學上如何，在文學史的進展上又如何。真正所謂條分縷析，一絲不茍。不但瑪爾霍茲的本文如此，就是弗朗慈，舒爾慈教授的跋文也是如此。舒爾慈那跋文，更是一篇好文章了。我常不禁有超越瑪爾霍茲本書之上的感覺。只有像這樣瑕瑜互見，長短并論，條分縷析，一絲不茍，才配談批評，才配稱科學。
友：但是我為什么只聽見你說瑪爾霍茲的好處呢？
我：這是因為他的壞處，已有舒爾慈的批評在先，我很同意，所以我就不必加什么話了。
友：舒爾慈怎么說的？
我：說他重復，不調和，輕重之間，事先沒有布置；而且嫌他太容易接受，幾乎除了語言學這一派以外，他竟都許其存在了。據舒爾慈說，這正是獨學者應有之失，正如他在別方面空無依傍，論列都新鮮而活潑，也正是獨學者應有之得呢。
友：瑪爾霍茲沒入過大學嗎？
我：不是；是說他因為參加教育改革運動，而不曾專心致志罷了。
友：你可否把他的生平多告訴我一些？
我：這里正有北平中德學會的弗朗克博士（Dr.Wolfgang Franise）給我寄來的一份傳記，是采自瑪爾霍茲的另一名著《德國現代文學》（Deutsche Litesaturder Gegeuwart）的附錄中的。你看，這上面注著見原書第518頁至522頁，現在他是打了一全份給我的。照這上面說，瑪爾霍茲是一個多產的天才。他生于1889年12月1號，他的名字是屋爾諾（Werner），他生的地方是柏林。他是他父親的第四個兒子，二歲時父親就死了。他曾在明興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哲學、文學史、歷史、英法文學。瑞士和倫敦，他頗住過些時日，并且曾在牛津大學作過研究。他于1912年大學畢業，他的論文是關于“少年德國”一派的一個作家茅遜（Julius Mosen）的，這或者是他第一部文學史的著作吧，這時他二十三歲。一直到他三十歲為止，他在明興過一個自由職業者的作家生活。這中間他到過意濟學、社會學、神學和教育等。這一期他著有《自傳史》（Gescbichteder Selbstbiographie 1919）、《德國虔敬主義》我：說他重復，不調和，輕重之間，事先沒有布置；而且嫌他太容易接受，幾乎除了語言學這一派以外，他竟都許其存在了。據舒爾慈說，這正是獨學者應有之失，正如他在別方面空無依傍，論列都新鮮而活潑，也正是獨學者應有之得呢。
友：瑪爾霍茲沒入過大學嗎？
我：不是；是說他因為參加教育改革運動，而不曾專心致志罷了。
友：你可否把他的生平多告訴我一些？
我：這里正有北平中德學會的弗朗克博士（Dr.Wolfgang Franise）給我寄來的一份傳記，是采自瑪爾霍茲的另一名著《德國現代文學》（Deutsche Litesaturder Gegeuwart）的附錄中的。你看，這上面注著見原書第518頁至522頁，現在他是打了一全份給我的。照這上面說，瑪爾霍茲是一個多產的天才。他生于1889年12月1號，他的名字是屋爾諾（Werner），他生的地方是柏林。他是他父親的第四個兒子，二歲時父親就死了。他曾在明興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哲學、文學史、歷史、英法文學。瑞士和倫敦，他頗住過些時日，并且曾在牛津大學作過研究。他于1912年大學畢業，他的論文是關于“少年德國”一派的一個作家茅遜（Julius Mosen）的，這或者是他第一部文學史的著作吧，這時他二十三歲。一直到他三十歲為止，他在明興過一個自由職業者的作家生活。這中間他到過意濟學、社會學、神學和教育等。這一期他著有《自傳史》（Gescbichteder Selbstbiographie1919）、《德國虔敬主義》（Der deutsche pieli**us 1920）、《學生與高等學校》（Der Student und die Hochschule）等，后者是討論教育改革的，為一般人所稱賞。大戰以后，他參加了許多有名的報館，1917年并創刊《高等學校》一雜志。后來他實際作改革教育的活動去了，并在1918年加入了德國民主黨。因為政治的興趣的緣故，他那雜志《高等學校》遂在1923年起，改為《政治與歷史專刊》，這時他三十四歲了。他的文學興趣卻仍在發榮滋長，《文藝史學與文藝科學》即作于此際。此外，他又著了一本《朵斯道益夫斯基評傳》，都得到好評。后者雖然內容深些，但很受歡迎，不久已經再版，1923年后，他因為和幾個經濟機關發生關系，他豐富了他那經濟學和財政學方面的知識，這時著有《經濟與**教》。他又以其與當代文藝和詩人20年來接觸的所得，著《德國現代文學》。1925年，他三十六歲，自此至死。完全擔任著文化政治的工作，他除作報紙主筆外，并在萊辛高等學校（Lessing-Hochschule）舉行演講，講題有現代人生哲學之基礎等。他又和廣播電臺合作，他播講的系統講演，有：《現代精神生活的轉變》，《德國世界觀的派別》，《二百年來的青年運動》，《大都市的人》，《國家與社會的文化政治學》，《歐洲的精神機構》等，他死的日子是1930年4月20號，這正是他創造力最旺盛的時候，不過四十歲。他的病，是腦病。照這傳記上說，他的影響不僅及于德國國家、民族與文化，且更廣被于全歐。
友：這個勤快而活躍的學者之早夭，的確是可惜的。無怪乎你說中國學者懶，至少比起這位學者來，我們是懶得多了。你為什么不找他一張相片也附在書上呢？
我：照我的記憶，他那《現代德國文學》一書里，前面有一張像，是瘦長臉，眼睛鋒利得有些怕人的，可惜這書不在手頭了。不過也許我記錯了，是在這《文藝史學與文藝科學》的另一個版本上。我現在根據的是克倫諾袖珍本（Kroners Tscahen susgabe）卷八十八，是1933年經過舒爾慈教授的擴充版，我卻還見過另一種。假若在北平，我到北平圖書館一查就可查得了，因為我都是在北平見到的。就是那傳記，也還是虧得我記得在某書，所以才由弗朗克博士打來的呢。你知道，瑪爾霍茲死得太早了，因此，一般的人名錄上還查不到他。
友：我忽然想到一些瑣屑的問題。你譯的這部書，有沒有英譯本？
我：據我所知，還沒有。
友：國內有沒有人談到過它？
我：那倒有。楊丙辰先生曾有文介紹，名為《文藝——文學——文藝科學——天才和創作》，發表在1934年我們辦的《文學評論》第一期、第二期上。楊先生的文章是刊完了，刊物卻因囊中羞澀而夭折。我之讀這本書，也是受了楊先生的啟發。當時《文學評論》的創刊，即以提倡文藝科學為事，那發刊詞是我起草的，即全然以瑪爾霍茲的書為依據。宗白華先生也很稱賞這部書，我之能完成這部譯稿，又是受了他的鼓勵呢。關于文藝科學，好像不是錢歌川，就是張夢麟了，他們有文章提到過。
友：你說得我又有些記憶了，你好像從前就譯過一點，并且發表過，不過期刊的名字一時模糊了。
我：一點也不錯，頭三章都譯過。第一章譯于北平，時間在1934年3月，發表在《文學季刊》第二期；第二章和第三章譯于濟南，時間在1936年1月，分別發表在上海的《文學時代》和南京的《文藝月刊》。發表是發表了，我卻不相信有人看。以下沒有發表，但我可以把翻譯的時地告訴你，第四章和第五章，都是在1937年春季，譯于人心已經惶惶然的北平。這年抗戰開始了，我攜著這不急之物到了昆明。在昆明，我未嘗續譯，不過我曾對文學院的學生作過一次講演，也為的是希望有人對這方面有點認識而已。次年轉筑，赴蓉，來渝，這不急之物未嘗離手，可是沒去收拾它。后來同宗白華先生談起了，他鼓勵我譯完。今年春天，把第六章、第七章以及跋文、附錄統通譯就了，又通體一氣改了一遍，并加上附注，中間因為病，因為空襲，直到7月才算完全告竣了。
友：我看見你每回提到防空洞的，恐怕就是它了？
我：可不是？這也算隨我奔波，共我患難的老友了。因此我不肯辜負它，本文我至少看了五遍以上，譯稿我至少改了三次以上了。
（這時已近正午，抬頭一看，那對面山上已經掛出預行警報的紅球來了，因為天氣正好，萬里無云，恰是暴敵施展屠殺民眾，摧毀文化的好時候）
友：我要告辭了，我回家還要收拾東西，我的太太也要我給她買面包呢。
我：那么，我就不敢留你了。
（在我送他出門的時候，他忽然又回頭來問我）
友：你說中國過去就沒有文藝科學么？
我：也可以說有，像馮浩那樣費30年的工夫專門研究李商隱的，也就夠文藝科學的精神了。德國舍洛這派語言學家的工作，也很像中國清季乾嘉的樸學。假若有機會，作一個比較，或者也找一找那內在的趨勢，定是一個好題目。
友：今天的談話很有意思。文學也是“學”，是專門之學，是一種科學……理智的硬性；……我們民族需要肯定自我與意識自我。……都還在我腦子里回蕩著。一會到防空洞里再談！防空洞見！
我：防空洞見！[18]
1940年8月6日，長之記于渝郊
研究近代德國文學史之門徑[19]
關于德國文學史的研究，在今日有許多困難是克服了。瑪爾霍茲的小書，便是指示人這一部門里的潮流的。但是在正在研究的人，尤其是初學者，卻很不容易在這里找出正確的途徑來，并且有誤入歧路的危險，因而時力便虛擲了。瑪爾霍茲的書，是就時代的征兆一方面而把握現代文學科學之種種立場的，假若我們再另附加上一點提示，也許對正在研究的人有些用處，并有些意義。這種提示并非建在獨斷的要求及哲學的原理上，反之，卻是自經驗及長年的教學實踐中而出。這種提示又是根于今日正在學習的青年在一般的研究上及特別在文學科學上所期待、所愿望以及他們所急需者何在一見地而出發的。
瑪爾霍慈的書以及其他討論現代科學情勢的書，不錯，很有用，對于文學科學之方**的原理與知識論的基礎都可闡明；只是對初學者，一開頭就是抽象問題（因為那是大部分論現代科學之基本問題與方向等），用處就似乎不多了。很容易發生的事就是只陷在思想的方向之分析中了，而將科學的實質與材料置之，并對知識的寶藏也很少注意及之，但殊不知倘若沒有知識的寶藏，卻是什么科學也不能存在的。因此，為原理的問題之研究計，為精神科學的危機之處理計，與科學之所有辯證法的立場相對，應當也就是今日所善忘的——先樹立一個持之有物的基礎才行，只有自此出發，所有一般的學術批評的討論才能令人了然。此對文學史家及語言學家，尤為確切無疑者。
與科學的探索和敘述相伴，須緊跟著作源頭的研究。這里所謂源頭，就是文藝性的檔案（Dokumente）和詩人的作品。因此，我奉勸，在德國精神進展與文藝演化的每一世紀中，都要首先揀原著成套地去讀，這是為將來進入所有更廣大的文藝史的范圍時所必須儲蓄好的永久性的資本。否則對于一般學習文藝史的人，將不免如盲人之識色，只好以耳代目了。像最近所出版的許多經過科學整理了的全集，已使從前不易得到的東西，現在也可以去研究了。依時代先后說吧，自然，學者不必一定按著去作（他可以視趣味及偏好而進行），他可以自15及16世紀中讀布欒特（Sebastian Brant）[20]，讀穆爾諾（Thomas Murnor），費沙爾特（Johann Fischart）[21]，薩克斯（Hans Sachs），衛克拉姆（Joerg Wickram）[22]諸人的作品，以及路德最重要的小冊子，他同樣可以從為他所預備了的16及17世紀的德國文學著作之新版本[由布勞恩（W. Braune）[23]打下基礎，現在由包衣特勒（Ernst Beutler）、哈耳（Halle）、尼邁葉耳（Niemeyer）出版的]中，就戲劇和諷刺文的進展而選讀許多好東西。在人們欲為文藝上的“巴洛克”一爭議甚多的觀念建造一鞏固立場的時候以前，這話已同樣可以應用于17世紀了。在這里，起碼對于奧皮慈（Opitz）、弗勒名（Fleming）、格瑞菲烏斯（Andreas Gryphius）、格里默爾霍遜（Grimmelshausen）諸人之一個整個的認識所需要者是有了。這里所說的新版本，是和那久已膾炙人口的《施徒嘉德文藝協會叢書》（Bihliothek des Literarischen Vereins in Stuttgart）同樣受歡迎著。關于18及19世紀，現在不只對大作家之重要著作有了研究，即對二流或三流的人物也有著貢獻。屈爾施耐（Kurschner）[24]的《德意志國家文學叢書》（Deutsche National Literatur），對德國文學作品或則是全集，或則是精選，有導言，有注釋，堪稱十年以來最佳之本。最近有承繼這種地位的書，是《德國文學叢書》，一名《在演化線索上之文藝的藝術家與文藝的文化思想家的總集》[Deutsche Literatur Sammlung Literarischer Kunst und Kulturdenkmaler in Entwicklungsreiben，由來比錫城小腓力普-瑞克拉姆（Leipzig Philipp Reclam jun）]出版。這些值得感謝而同時規模非常宏大的總集，是由于文學科學之綜合考察與范疇化的新方向而產生的，因而其中一部分已證明是達到最高的豐富結論，并予人以無窮鼓舞了。只是這些書在種種的排列及卷數上是未能同樣整理的，因此就入門的文學研究者的需要看，便不免使他對科學的研究有些眩惑，且容易養成在一定的成見之下而有所取舍，其知識和判斷之獲得也勢必限于既固定而又窄狹之一途，這與事先無固定準備與未設有目的的材料之所應影響于他者就絕然不同了。所以在采取這些大的總集時，也許需要有些批評的見地的。至于其他無數新版的選集和叢書，現在不想去提。它們對于自16世紀至20世紀的德國文學之總的進展的了解上也許很有用，這是因為它們卻還并非著眼于學者在何處以及向何處造成其一己之見地與知識的，卻是讓學者只得此材料而已。可是這種叢書和選集太過于拘謹了，把材料也都弄得太破碎，太支離。為練習及自修計，有用些的書或者是掃邁爾非耳特（M. Sommerfeld）和許多人在不久以前出版的《文藝史叢書》（Literarhistorische Bibliothek），由柏林容克與顛霍普特書局（Junker und Dunnhaupt）發行。關于巴洛克抒情詩，關于浪漫派抒情詩，以及自1880年至1930年最近的抒情詩等卷，都是按詩的題材排列的。這樣一來，每一卷便都可使人明了在同一題材下之文藝史上的變化與可能狀態，以及個人的技術如何，并可依此而加以探求了。由此不但文藝“史”的景色可以分明，而且文藝的趣味培養也被推動著了。同時風格史之應存在，也便毫無疑問了。為研究風格演化與風格批評的話，我卻還可以介紹在來比錫由封·哥瑞厄爾慈（Otto V. Greyerz）于1929年出版的兩本小書（卷一已有第二版，書名是《猶里烏斯·克令克哈爾特》（Julius Klinkhardt），對受學院教育的人頗有用處。書名是《風格批評之練習》，一名為《語言的風格感覺練習用之缺名原者試題》（Soilkritische Ubung Namenlose Textproben zur ubuhg des Sprachltchen Stilgefuhls）。這部書是缺名的，所有**只可尋之于附錄中，它使人從一作家之一小部分作品中而可檢定（Bestimmung）其風格。這部書使文藝史家欲將某種藝術品或某種藝術品之一部分，歸之于某一作者，某一時代，某一派別，或欲確定其性質時，其進行乃如一藝術史家所進行者然。哥瑞厄爾慈這兩卷書，卷一包括無韻之文，卷二包括有韻之文，都可以使學者清清楚楚地知道，在對于一種作品作所謂文字藝術的研究時，是永遠離不掉那文字藝術所包括的精神的內容之評價，以及那詩人的整個面貌之評價的。歌德說得好：“文藝原無皮，又無核；一氣呵成渾然在。”（Dichtung hat weder Kern noch Schale alles ist sie mit einem Maie.）其他可供給風格分析的知識的書，也還有許多，但是哥瑞厄爾慈的這部，卻仍不失其優點。
對于初學者，在研究巨大的綜括的文藝史的著作以前，在聽關于敘述整個時代的，或者在一種系統的說明之下而講文藝之本質和形式的書的講究以前，卻先研究研究那18世紀及19世紀的作家的集子上的導言和批評，或者是頗有裨益的吧。假若你手頭有這種所謂校勘本子，這種本子是往往把一種集子的如何編成以及版本經過如何變遷都考證得十分詳細的，那么，即使你對校勘的語言學（Textphilologie）抱有偏見，你也一定不致（那往往是成見使然）忽略去研究這方面的工具了，你又一定可以立刻承認，在這種種版本的變化之中，你可以得到關于原著的形式和內容之諸多洞見，并且否則在隨便一眼之下，出自一種有著成見的與泛泛的態度而孟浪將事時，便不會得到了。
其次，你可以進一步研究學術上的所謂專門論文，亦即文藝科學上關于單個現象或一部分現象的記述，這是傳記性的著作之初步工作，這在瑪爾霍茲是已經提過的了。你看了后，或者樂意被引入相鄰近的道路里去，同時那手頭的一部分文藝科學的材料也許提示你作某一個專題的嘗試。因此，你便逢到科學上窄而深的工作之知識了，這是見之于定期雜志中，或者見之于許多獨立的論文集刊中的。你在這雜志或集刊（那多半是由一些代表的專家創辦，為便于其**們發表研究計的）中，可找到許多論文，這些論文你越看，你將越被攝引，其動人處尤勝于在廣大的讀眾間所流行的所謂文學史。你可以遇到許多文章，都是你自己的工作之方**上的模范。關于研究雜志上的論文，似乎應當首先側重那就現有的材料而往一種“精確的”（exakte）方向努力、又并不失為從事于窄而深的問題的，這就如《德國古代與德國文學雜志》（Zeitschrift fur deutsches Alterum und deutsche Literatur）[25]，《德國語言學雜志》（Zeitschrift fur deutsche Philologie）[26]，尤可推薦的則是《文學史雜志奧伊佛瑞昂》（Euphorion，Zeitschrift fur Literaturgeschichte），《歌德學會年報》（Jahrbuch der Goethegesellschaft），《日爾曼羅馬月刊》（Germanisch-romanische Monalsschrift）[27]，《新語言與新文學之研究報告》（Archiv fur das Studiumder neueren Spracher und Literatur），而《文學科學與精神史季刊》（Vierteljahrsschrift fu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28]是為對于基本材料有著成熟的知識和鞏固的見地的人看的，價值更為豐富，學者可由此以窺見近年學術界之概況，許多饒有意義的文章正都發表于此。
舉凡學者的見識、體會、分析能力、判斷能力等之擴大，決不是由在大學里聽取的演講與練習所能為力的。現在可以鄭重地講，任何獨學，或任何聽講，都不能取那為人所周知的學院派的訓練之生動的效能而代之。所謂學院的訓練，不只在實踐中所具有的說出的文字或說話的人格之暗示力，以及科學性的整理工作之活潑性，卻更在對于材料之態度，對于材料之選擇，對于更進一步的途徑之提示，以及為學院的訓練之唯一無二的性質所產生的特別對于學習有益并作為學習基礎的指導方針等。于此不能不指出，無論每一種書或每一種著作往往經過新的研究（決不會有所重復）而得到如何新的補充或新的整理，初學者卻必須立足于科學的研究與見地之最后立場上，歧然不變的。
現在對于目錄學式的工具和參考書等的興趣，頗為濃厚。甚而現在目錄學式的工具對于學習和研究工作，在初學者是不可或缺的事了。基于一種對事情要盡可能地觀察詳盡并欲從各方面去作整個觀察的迫切要求，初學者在這目錄學式的工具書中所見到的，已不是一堆死的標題與數字了，卻是正在跳動著的精神生命，在這里只須加上一種凝而為一的作用，便可重獲其活潑生動之態了。這一類的工具書很多。為避免混淆起見，現在只舉不可動搖的和夠稱標準的幾種：首先即為瑪爾霍茲所譽為堪稱科學的一定的演進步驟上的成績的高戴克（Karl Goedeke）著的《德國文藝史之基礎》（Grundriss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Dichtung）一書，以及與之相關的按年出版的系統的《德國新文學史年報》（Jahresberichte fur neure deutsche Literaturgeschichte），并繼續此年報的《德國新文學年刊》（Jahresberichte fur neueer deutsche Literatur）。為得一種粗略的指示方向的參考計，報章雜志中所給的文獻書目也不能不注意，就中特別如《德國書業新聞周報》（Wochen tlichen Verzeichnis der Nevigkeiten des deutscheu Buchhandels），尤不能忽略。其他特殊的參考書目，現在是不去談了。因為這里只是為初學者供給重要的，必需的，不可或缺的，或大端節目而已。至于細微之處，學者順了這里所說的做去，自會得之。
現在談到研究真正的文學史了。我要奉勸學者，不要接觸那學校中的教科書，以及德國文學史簡編之類。同樣不要向之問津的，是那些通俗的及為所謂一般的教養計而編的許多書，那只是饋送的裝飾品而已，又如同那裝訂好的古典全集然，只為市民階級的舒適家具中之擺設物而已。關于此種無數的附圖或不附圖的書之權威性與有用，并其世界觀的、自敘性的、政治意味的多種立場（我也不必專指），是無可反對的。只是這種書造成了一種典型，在其無獨立性上，在其審美的與歷史的評價之堆垛性上，在其敘述的呆滯性上，作了作家、詩人、并科學上的攻擊目標，是有道理的。這些書把人自求學時起就將文學及文學史的趣味給破壞了，而且負荷了一種罪惡，這就是使我們這一民族中的普通分子對于文學史學與文藝科學為何物之一事造成一個很不清楚并完全是膚淺的印象。有人說，只是燒掉這許多文學史（實在是成為一類，而且倘若只就其寫作的能力上說時，卻又無可指責），那真正唯一的文學史才會開始呢。同樣可以奉勸學者的，是不要“首先”接觸那最近出版的科學上的新著，雖然學者在此處未必吃什么大虧。學者最好第一步即接觸關于德國文學史或關于德國某時代的文學史之已成為古典了的敘述，像19世紀所產生的：例如日爾溫奴斯（Gervinus），海特諾（Hettner），猶廉·施密特（JulianSchmidt），舍洛等的文學史，以及特賴柴克（Treitschke）的《德國史》之敘及文學的部分等。又有在今日為人忘卻的兩部文學史，也值得推薦的：這是萊姆克（Karl Lemcke）著的《近代德國文藝史》卷一，《自奧皮慈至高特施德》（Geschichte der deutsche Dichtung neuer Zeit，Bd. Ⅰ！Von Opitz bis Gottsched 1871），和希耳布蘭德（Joseph Hillebrand）著的《自十八世紀初敘起的德國民族文學史》（Die deutsche Nationalliteraur seit dem Anfange des 18. Jahrhunderts），共三卷，初版在1845年至1847年。關于19世紀的文學本身的進展，則可先由為瑪爾霍茲所稱道的R. M. 默葉耳的書而得一個大概；至于所謂現代文學，則可由封·得爾·萊因、瑙曼（Hans Naumann）以及瑪爾霍茲的敘述而定下方向，或參用薛爾格耳（Albert Soergel）那在材料的收集上極重要也極有用的《當代文藝與當代詩人》（Dichtung und Dichter der Zoit）也未嘗不可，這書出版于1911年。關于更近的文學，則除了瑙曼的書之外，似乎默次勒在施徒嘉德所印行的或將印行的《德國文學之時代》（Epochender deutschen Literatur），也是每本可參考，而且必須參考的呢。15至17世紀的文學，學者可自瓦耳策耳所編的《文學科學手冊》（Handbuch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中看菌特·米勒（Gunther Müller）的敘述。關于浪漫派，則學者不能不以海姆（Rudolf Haym）的《浪漫派》（Die Romantische Schule）——是書出版于1870年——為始，以便從海姆而進窺逖爾泰之書，如他的《施萊頁爾馬海爾傳》（schleiermacher），及《生活體驗與文藝創作》（Das Erlebnisund dieDichtung）一論文集，并其他著作等。里喀答·胡哈（Ricanda Huch）那十分引人入勝的浪漫主義的書，讀者倘若在讀過海姆與逖爾泰以后，也是頗應一讀的。倘若讀者對浪漫主義已經有一點知識，則在陶厄布諾（Teubner）的叢書《自然界與精神界》（Natur und Geisteswelt）中由瓦耳策耳所執筆業已再版多次的講浪漫派的一本小書，更為有用。可以作鞏固的基礎的書，則有克魯克豪恩（Paul Kluckhohn）[29]對于浪漫派作了一種綜合的了解的書（1924年）。最后，自然不要忘掉那對于德國文學之各時代各現象的大事依字母排列而極富有文學上的指示的《德國文學史詞典》（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一書，這書由默爾柯（Merker）與施塔姆勒（Stammler）編輯，在柏林得·格律特爾書店（Verlag de Geuyter）出版。那永遠作為傳記的寶藏的，每一條又都是不可比擬的精彩的，卻是《德國一般傳記》（Die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關于這方面的話姑止于此。至于研究此書彼書之源流如何，又研究其如何補充，如何發明，在這里是用不著說的。只是人們在研究這些敘述的書之際，不要不伴有文學的以及純文藝的著作本身的研究，就夠了。
現在人們應當如何讀文藝史的著作以及詩人的作品呢？在敘述的方面，是讀一部分而精，較諸讀整個而粗為妙的。但在文學與純文藝的作品，卻須以整個了解為最后也是最高的目的。對于文藝史家及語言學家，尼采曾寫過一個很好的讀書指南，這是在每一個日爾曼語學的研究機關中所應當張貼了作為座右銘的。他稱語言學是“可尊敬的藝術”，他說：“這藝術要求那尊敬她的人，最所應當的就是，彼此的路盡管遠開，時間須要置之。少安勿躁，欲速則不達。……她并教他們要善讀，這就是，須慢，須深入，須思前想后，須有所保留，須如常啟之門，須備有敏捷之手指與慧目。”這樣讀書的藝術也不難獲致，只消人們在讀書時持一支筆，因此隨時把思想線索記下，以便統觀大體并詳究細目，就作到了。至于初習文學的人，寫出和說出的練習也是必要的。朗誦，精讀，與散文或韻文的閱讀能力，則是一半靠個人的了解力，一半視所給的作品之意義如何而定。因此像今日那依據內容與形式之內在關系的文藝藝術品之測驗，便是頗有道理的了。
關于研究工作的進行問題，就初學言，有一事可以相告的，即選題應當在各種觀點之下而選小題，這是像一般的研究工作之起始一樣，要選擇那有范圍而易于把握者作為對象，只是題目小雖小，卻又須可以因小見大者。照作者自己的經驗，在這一行中，再沒有比讓青年的文藝史學家一下就欲躍入所謂潮流中或一下就欲把握那近于本質性質的最后公式之類，更為害于永久滿意的研究成績的了。幸而現在的趨勢——和所謂“新客觀”（Nene Sachlichkeit）的口號卻不相關——是歸于具體、歸于所謂資料、歸于出發自對象與材料之根本的詳細推究的高級結果之建立上。這種趨勢可望招致清晰切實，與表現上的不含混性，也許將語言上的野性可以糾正，那是近十年中所養成而迫使學術性的工作不能不表明一點態度的呢。[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