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這一時期的基本歷史事實和文學發展大勢
從東漢末年到隋唐以前，亦即從公元2世紀到6世紀，這四五百年間，在社會狀況上和文學發展上都成為一個具有若干特點的段落。它不同于以前的周、秦、西漢，也不同于后來的隋、唐。
這是一個經過農民和奴隸大起義的時代。就在“百姓怨氣滿腹”的漢光武時代，所謂“妖賊”就已經迭起。統治階級雖然用卑劣的手段，或令起義者互相殘殺，“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 [1] ，或派遣奸細，混入起義軍中，用伏兵誘殺，也有扮作縫衣窮人，暗中在衣服上做了記號，以便尋剿 [2] ，因而得了短時勝利的，但在豪門惡霸欺壓下的整個東漢時代人民是起義不絕的 [3] 。后來規模最大的就是漢末黃巾軍起義，人數在百萬以上（192年時的記載 ），活動的時期有20多年。東晉時起義軍規模最大的是用天師道徒的外衣而起來的孫恩等，他們是因被解放的奴隸又遭兵役而起來反抗的，時間有十余年，一度打到南京附近。這些起義軍都曾震撼過當時的統治秩序。
這也是一個長期軍閥混戰的時代。從漢靈帝末年（189），董卓誅死宦官時起，中國就入了軍閥混戰時期。這種混戰一直到晉滅吳，統一全國（280），才暫告結束，前后有百年光景。董卓時，“二百里內，屋室蕩盡，無復雞犬” [4] 。曹操到徐州作戰，坑殺避董亂難民“數十萬口于泗水，水為不流”，屠郯時，“雞犬亦盡，墟里無復行人” [5] 。魏、蜀、吳三國的統治階級都是同樣與人民為敵的 [6] 。西晉有八王之亂，東晉又先后有王敦、蘇峻、桓溫、桓玄、劉裕發動的內戰，人民是苦極了。
這又是一個長期而劇烈的民族斗爭的時代。由于兩晉統治階級腐化和內戰的結果，引起塞外野蠻民族的內侵，從匈奴族劉淵建國起，到鮮卑族北周亡（304—581），華北人民遭受浩劫有將近300年之久。
這同時是一個門閥士族特別有勢力的時代。士族是特權的大地主、大奴隸主階級。自從曹丕根據社會上原有的士族勢力，定出“九品中正”的辦法，于是更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西晉劉毅語 ）的局勢。東晉有“王與馬，共天下”的諺語，說明王謝士族的力量。北朝有盧、崔、鄭、王四姓，和異族統治階級聯合壓榨人民。
在文化思想上，這是一個由于社會不安定以及印度佛教思想的誘發而思想界解放，老莊思想得到新的發展的時代。社會上極度不安，舊秩序破壞，傳統的儒家思想權威垮了。而軍閥們為了需要“人才”，像曹操就公然撕破臉皮，征求“盜嫂受金”的人物，說“唯才是舉”（210），于是也助長了人們由拘謹而至通脫。佛教在東漢明帝永平十年（67）入華，經過三國、兩晉，而有了譯經，自慧遠、鳩摩羅什諸**的宣揚而大為盛行。這是中國新的精神食糧，而原有的老莊思想也得到了新的理解，王弼、向秀、郭象的《老子》《莊子》新注疏也產生了，偽《列子》也編輯出來了，道佛兩教的辯難也盛極一時了。
最后，這也是中國藝術史上十分輝煌的時代。大書法家王羲之、鄭道昭是在這個時代，大畫家顧愷之、陸探微、宗炳是在這個時代，大雕塑家并音樂家戴逵是在這個時代。而江南的寺廟，北方的云崗、龍門的雕刻也在這個時代。不但有創作，也有理論，中國系統的畫論——所謂“六法”，也產生在這個時代。
必須把這各方面都考慮到，才能對這時代的文學有所理解。農民和奴隸大規模的起義說明當時階級斗爭的尖銳和激烈。軍閥混戰和民族劇烈斗爭說明人民災難的深重。不但是一般人民過著痛苦的日子，就是上層階級像大奴隸主、大地主等也有著朝不保夕的感覺。至于中間層的人物，生活就更動蕩，而性命也更沒有保障。單以文人而論，這個時期的文人很少是善終的，像嵇康、張華、陸機陸云兄弟、潘岳、郭璞、范曄、謝靈運、謝朓、鮑照……沒有不是被殺害的。原因是，既有對立階級的矛盾，又有民族的矛盾，而統治階級內部也互相傾軋得厲害，而文人如果牽連于這種統治階級內部斗爭之中一派時，就難免為別一派所仇恨，所以往往成了政權爭奪時的犧牲者。由于他們一般地遭際可憐的命運，這就是那吃藥、飲酒、尋求麻醉生活的根源，也是那慷慨的歌聲特別悲涼的緣故。同時那些門閥士族是既有雄厚的經濟勢力，又有享受優越的文化教養的機會的，因此他們有余力可以從事詩文的創作。加上他們的遷徙流亡，也就對社會和自然有所發現和感觸 [7] ，這也增加了詩的素材。解放的思想又使這些門閥士族一方面有了清談的題目，另一方面也構成了詩的一部分內容，同時這清談的習慣也幫助著語言的精練化和工巧化 [8] ，這就使那時的詩歌的內容和技巧都推進了一步。藝術的發達，則促進了人們的美感，于是當時的詩國也就美化起來。這就是當時詩歌所以發達的種種因素。
這種種因素又集中表現在對文學的見解上。抒情的唯美的文學被重視了。這對于過去被儒家正統思想所束縛的文藝思想說，自然是一個解放。但同時也就走上了脫離現實、脫離生活的另一個岔路。在思想方法上，因為印度思想的輸入，誘導起中國本土名理思想的發達，所以這時的論文也有一種周密辨析的特點。影響到文學批評上，也就有了體系的文學批評著作像《文心雕龍》等的出現。
第二節
輝煌的民歌
談這時候的民歌就很容易聯想到樂府，但民歌不限于樂府。因此，我們不采用樂府這個名詞。如果從樂府這個名詞的來源上及它的內容和演變上加以考察的話，我們就會認識到樂府和民歌是性質不同的兩個名詞。
原來遠在司馬遷的少年時代，漢武帝就已經成立樂府了。樂府在當時是皇帝的歌舞班子，他們采取了些民間音樂是真的，因而采取了一些民間歌詞也是真的，但目的并不為保存，而是為享樂。既然為享樂，也就有些改動。況且他們專從音樂上著眼，歌詞的內容更是不顧。如果顧的話，也只是審查那些對自己不利的話而已。因此，我們對于那些對樂府存希望過奢的人，不免要喚醒他們：不要忘了樂府本來的性質！
歷史上記載漢武帝初立樂府時，讓司馬相如等造為詩歌，因為太文雅了，連“通一經之士”也看不明白，必須會集五經各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 [9] ，這是公元前120年的事。這就是樂府原來的情況，有什么民間味！西漢末成帝時樂府最盛，貴族有和皇帝爭女樂的，也可見只為統治階級取樂之用。到哀帝初立（前 7），曾經裁減樂府官，在829人中只留下388人 [10] ，說是“去鄭聲”，留下的只是些祭祀音樂和戰歌。這就見出統治階級是只為自己利益打算，他們對樂府的存廢是絲毫沒有其他理由的。
樂府里保存著民歌（大體是或者為了配合音樂，或者為了政治上刺目而經過修改的 ），也是偶然的。同時民歌也有不入樂府的。民歌配不配樂是另外一回事，配樂也不能稱為樂府。所謂“民間樂府”一詞實在是可商量的 [11] 。拿《詩經》和樂府比，這也是形式上看問題，以為都是“樂詩”，就是一樣，其實《詩經》之樂詩說既未必可靠，漢代宮廷之“采詩”目的也不為觀民風，——宮廷的腐化生活也和春秋以前大不相同了。至于說杜甫、白居易不是承繼《詩經》而是承繼樂府 [12] ，那更是有些混淆了。再則樂府里也有些“美人哉，宜天子”（《圣人出 》），“令我主壽萬年”（《臨高臺 》）的奴才文學，又有些根本不可解的詞句。因此，我們索性打破樂府一詞的束縛，就民歌談民歌。這時代的民歌卻確乎是很出色的。
在那杰出的民歌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敘事詩。在這些敘事詩中暴露最深刻的是當時的婚姻問題。透過婚姻問題，表現了階級社會的本質。《陌上桑》中說秦羅敷逢到一個有婦之夫的“使君”便幾乎被劫奪了去，但她是忠心于自己的夫婿的，正色拒絕了那個“一何愚”的使君。同樣主題表現在《羽林郎》中，這不是采桑女了，而是酒家胡，但她同樣幾乎被豪門的暴客誘走，而她也同樣堅定地拒絕了，并且聲明“貴賤不相逾”，又指出“男兒愛后婦，女子重前夫”。前者說明階級的壓迫，后者說明階級社會中男人把女人只當作享樂的對象，然而女人是忠實于愛情的。寫得更復雜也更深刻的，那就是著名的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這里寫到了婆婆對兒媳的壓迫，寫到了母子的沖突，也創造出了肯同蘭芝一塊殉情的府吏，但是重要的是指明府吏的母親之所以敢于讓蘭芝回娘家的主要緣故是由于階級，所以告訴她兒子“汝是大家子，……慎勿為婦死”；蘭芝之所以演成“黃泉下相見”的悲劇，也是由于縣令和太守的先后逼婚，而她自己實在是貧賤的，正如她母親所說“貧賤有此女”。所以這個悲劇的主要原因還是階級的壓迫。至于蘭芝那個“性行暴如雷”的哥哥，認為“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也完全是壓迫階級的意識反映。“謝家事夫婿，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這就是蘭芝的哥哥除了執行壓迫階級的意旨之外，還執行了男人對女人的壓迫。然而階級壓迫是根本的，所以說“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這就是階級壓迫下造成的悲劇。府吏的母親雖然認為她的兒子是“大家子”，大概是就過去的家庭論是如此，但府吏的意識卻不同，他已明知道“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了，也就因為這個緣故，他才有可能和蘭芝同赴黃泉。詩人已經抓住社會矛盾的本質了。就社會說，是悲劇；就他們說，是英勇的反抗。他倆終于合葬，墳上終于出現了“仰頭相向鳴”的鴛鴦，這是詩人積極浪漫主義的手法。寫對話和性格，在這詩里達到了高度的藝術水平。中間寫府吏趕到蘭芝家時，“新婦識馬聲”一句，尤其寫得生動深刻而精練。這首長詩是偉大的！此外像《上山采蘼蕪》也是一篇好敘事詩，也是表現婚姻**的，只是其中被棄的婦女卻軟弱些了。
另一種內容的敘事詩是《木蘭辭》，這首詩很樸素地表現了花木蘭的英雄氣概。
在這些民歌里有好的抒情詩，如《十五從軍征》那樣的反戰的，《隴頭歌》那樣的苦兵役的，如《孤兒行》那樣的寫“兄嫂難與久居”的，如《上邪》那樣的寫直率的堅決的愛情的，如《艷歌行》那樣的寫在外作客的難處的，以及像南方的《子夜歌》那樣美麗，北方的《敕勒歌》那樣壯闊的，都是。
在這些民歌里有好的政治諷刺詩，像桓帝時（147—168）的“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指出當時統治階級的欺騙，順帝時的“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指出當時政治的腐敗，而刺巴郡太守李盛橫斂的詩，尤具有反抗性。
從這些民歌里見出深刻的階級矛盾。像那些敘事詩里所表現的以及反戰、反行役、反腐化、反剝削的政治諷刺詩里所表現的，不用說了，就是在挽歌里也看出來，貴族的挽歌是“人死一去何時歸”，而窮人的挽歌則是“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這些民歌表現了民間文藝的技巧上的特色。不怕重復，形容詳細，以及使用同音的代字隱語，這都是民間色彩。尤其有趣的，是有全首用比喻，而帶有強烈的反抗性的，例如《豫章行》和《艷歌行》（《南山石嵬嵬 》），都是用樹木的自白，表示對大興木土的反抗的。這種技巧，讓我們想到《詩經》中的《鴟鸮》。這些民歌產生的時代雖然不易確定，但大部分都在東漢到東漢末。有的歌詞是經過了好幾百年才寫定的，《孔雀東南飛》就是一例。這些民歌雖然有不同的形式，但基本的形式是五言，這應該是文人的五言詩起源于民間的有力說明。
文人寫的五言詩最初是什么樣子呢？五言詩在那時還是附庸的狀態，也沒有專寫五言詩的人，同時也很質直。班固、酈炎、趙壹等的詩可以作為代表。所寫的內容是單調的，詞藻是貧乏的，作者的產量（在五言詩方面的產量 ）大抵是很小的，仿佛偶爾為之的。我們說這時五言詩還是附庸的狀態，例如趙壹的《疾邪詩》就是附在《刺世疾邪賦》中。下面是《疾邪詩》二首的原文：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章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骯臟倚門邊。
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這就算當時的好詩了。內容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反抗性的，但是技術是多么質直啊。這就是初期的文人五言詩的狀態。比起民歌已有的成就來是差得多了。
至于大家所常稱的《古詩十九首》，在我們看，恐怕也是文人的作品，因為，“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都不是民間的思想情感而是士大夫的。但它卻是下一個時代里為詩人們所極其重視的作品。傳為李陵、蘇武寫的詩，也應該屬于這個范疇。這是民歌和有名的文人作品的過渡，我們應該從文學發展的角度上去衡量它。
第三節 從蔡琰到嵇康
（一）民歌的影響
——蔡琰、徐幹和應璩的作品
民歌給了魏晉南北朝的詩歌以深刻的影響，雖然就個別的作家論，這影響有大小的不同。
顯著地受民歌的敘事詩的影響的，在建安時代有蔡琰的《悲憤詩》。她是當時文壇領袖蔡邕的女兒，經過董卓的戰亂，在公元194年間被匈奴擄去，在那里住了12年，后來被曹操贖了回來。她和胡人已經生了兩個孩子，但她為了回到祖國的懷抱，把那兩個孩子撇下了。她的詩就是寫祖國的情感和母子的情感的沖突，并且反映出軍閥混戰的罪惡，以及人民在民族壓迫下的痛苦的。她寫道“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寫出她對祖國深摯的懷念。她寫到要和孩子分別時，孩子們說“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便又表現出做母親的聽了這話該是多么痛苦。看那種“馬邊懸男頭，馬后載婦女”“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的情景，有多慘！至于被敵人俘去，“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那種“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的生活簡直是人間地獄。這是建安時代文人創作中最富有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品。《悲憤詩》有五言和騷體二首，另有《胡笳十八拍》一首，主題相同。
在這時顯著地受民歌抒情詩的影響的，有徐幹的《室思》。像“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辭，飄飖不可寄，徙倚徒相思，人離皆復會，君獨無返期。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這些句子，是那樣流利自然，如果不是受民歌影響是不可能產生的。在形式上受民歌影響更突出的是繁欽（160—218）的《定情詩》。這都是抒情的杰作。
在這時顯著地受民歌政治諷刺詩的影響的，有應璩的《百一詩》，現存《百一詩》三首雖然還多是自負不平之意，但原有百余篇，卻都是“譏切時事”的，這些詩后來又給陶淵明的一部分創作開辟了道路。
（二）建安七子和曹氏父子
——王粲和曹植
在上面所提到的徐幹是建安七子之一。所謂建安七子就是依附在曹氏父子周圍的一批文人。七子除徐幹外，有孔融（153—208）、陳琳、阮瑀、應玚、劉楨和王粲（177—217）。那時依附在曹氏父子周圍的文人并不止七子，七子不過是因為曹丕在《典論·論文》及《與吳質書》中特別提到而已。在這批人中除了少數杰出的，如有頭腦、有棱角的孔融（他實在是前一輩的人物 ），有操守、有思想的徐幹，以及寫有現實主義作品的王粲之外，大都是清客幫閑之流。曹丕在回憶他們在一塊的生活時說“彈棋閑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并載，以游后園，與輪徐動，參從無聲”（《與朝歌令吳質書 》），又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與吳質書 》），這就是他們的生活，這也就是他們的詩的來源。因此就產生了一些“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應玚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的公宴詩。在那人民災難深重的日子里，這些人所過的可說是毫無心肝的生活。至于導演曹丕在曹操出門時裝哭的吳質，捏造孔融罪狀的路粹 [13] ，那就更惡劣了。
七子中，就詩的創作論，可稱道的是王粲。雖然他也作了一些歌功頌德的文字，但他的《七哀詩》，寫出了因軍閥混戰而造成的“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的慘狀；他的《詠史詩》，拆穿了殉葬決非自愿的真相，說“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都還算深刻的。
作為建安文壇的東道主的是曹氏父子，在曹氏父子中曹植（192—232）是一個出色的詩人。因為他自己是統治階級里比較不得意的人物，對于生活的體會也就較深。他《贈白馬王彪》一詩中說的“讒巧令親疏”，是他一生最大的痛苦。他《贈丁翼王粲》詩中說的“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是他的人道主義思想的表現。他的樂府《白馬篇》《美女篇》《名都篇》都見出受了民歌的影響，而《白馬篇》尤其表現他有愛國思想（“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和對于現實的反映（“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 ”）。他的父親曹操，也寫有悲涼豪爽的詩歌，但偏于個人英雄氣概的表現，他的哥哥曹丕也寫有清俊的詩句，但不免是公子哥兒的享樂詩，比曹植都差一些了。
建安時代最重要的詩人就是上面所說的王粲和曹植 [14] 。建安文壇普遍地有一種“慷慨有余哀”的情調。風格是質樸而有力的。他們普遍地受著民歌的影響，更特別地受著仿作的民歌《古詩十九首》的影響。這影響一直到后來的東晉。王恭和弟弟王睹就討論過十九首中哪句最好 [15] ，可見這是那時一般士大夫們長期間熟悉的讀物了。
（三）正始詩人
——杰出的詩人嵇康
司馬懿奪得政權以后，是西晉。在魏晉之交，有所謂“竹林七賢”。這七賢是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劉伶，他們主要活動的時代是在三國時期魏末，因而也稱為正始詩人。他們的時代和建安七子時只差一輩，例如阮籍就是建安七子中阮瑀的兒子。但社會和風氣都有了一些變化。在思想上，作為七賢的先驅的是何晏和王弼，他們都是老莊思想的宣揚者。七賢的生活和建安七子的生活有一個顯著的不同，七子的生活中心是宮廷，七賢的生活中心是山林。七子是依附貴公子，靠攏統治階級的，七賢卻是大部分人至少在某一時期內是多少帶有反抗性的。這說明文人們已多少對統治者由幻想而入于幻滅。但七賢各別的情形也不同。像山濤、王戎，后來都做了大官，劉伶是偶然加入的，阮籍因為和嵇康是朋友而加入，阮咸是隨了叔叔阮籍加入，所以七賢中最基本的人物乃是嵇康和向秀。嵇康在山陽縣竹林中一共住了20多年。
七賢中最被人稱道的是阮籍和嵇康。但這兩人也有很大的不同。阮籍（210—263）雖然也是一個不拘禮法的人，雖然也有些憤世嫉俗，但他終于是能用理智克服情感的人，也是善于應付人的人。在政治上，他傾向司馬氏，所以得到司馬昭的保護。他是很早地用全力作五言詩的人，有《詠懷詩》80多首，都是五言。第一首是序曲，也可以作為那全部詩的代表：“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這詩比建安的詩空靈，在技術的熟練上比建安進了一步。由于他的性格的復雜，出世入世的矛盾，加上時事有難明言的地方，所以他的詩向來認為難懂。他的最大缺點是有極端個人主義的冷酷。“人且皆死我獨生”（《大人先生傳 》），這是多么可怕的思想！
嵇康（223—262）比阮籍偉大，也比阮籍可愛得多。他比阮籍率真、有棱角、有反抗性。在政治上，因為他是魏宗室的女婿，傾向魏，這就是他在司馬氏有了勢力后被殺的真正原因。他得罪過鐘會（鐘會來看他打鐵，他不理 ），他得罪過呂巽（呂巽霸占庶弟呂安的老婆，誣呂安不孝，嵇康曾替呂安說過話 ），二人都是司馬昭的紅人，因而構成他的罪，但這原因究竟是枝節上的。事實上，他也曾企圖援助毌丘儉起兵討司馬師。他喜歡打鐵，他為群眾所愛護，死時有三千多太學生給他**，甚而有要求入獄的。他死得那樣從容，臨刑前還給袁孝尼彈了一曲《廣陵散》。他不但是詩人，而且是論文家、音樂家、書法家、繪畫家。
作為一個思想家和論文家，他的論文有他在《琴賦》中所說的“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的那種邏輯性、辨析性。他著有《聲無哀樂論》，分析音樂的本身只是諧和，和人們主觀上的哀樂是二事，另著有《養生論》，這是后來清談思想的三大題目之二，另一題目是《言盡意論》 [16] 。他的辨析，超過了已往的論文家。他的《釋私論》攻擊偽君子，他的《難自然好學論》說“不學未必為長夜，六經未必為太陽”，和傳統的儒教宣戰；他的《太師箴》反對“宰割天下，以奉其私”，表現了他的民主思想。
現在嵇康的集中有詩54首，四言、五言、六言、騷體、樂府都有。騷體的《思親詩》和四言的《幽憤詩》都真摯動人。六言詩表現了他的“不以天下私親”的民主思想，文字是非常通俗的。《代秋胡歌詩》更是明顯地采取了民間形式的。
魯迅對于嵇康有長久而精細的研究。現在在《魯迅全集》中有1924年校的《嵇康集》一冊，是魯迅對于古典專集整理工作中致力最大的一種。他用了精審的功夫，厘清了許多問題。根據《魯迅日記》，他對于嵇康的愛好，一生不斷，一直到死。嵇康之有熱情、有棱角、敢反抗，對事物觀察能透過一層，并抱有民主政治見解論，的確是值得魯迅熱愛，也值得我們熱愛的。
第四節
大詩人陶淵明的前后
（一）西晉時的詩人
——潘岳和左思
從嵇康之死，到陶淵明的誕生，有100年的光景。在這100年中間，社會有了很大的變化，詩歌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前50年是西晉，后50年入東晉。在西晉50年中，頭十幾年全國還沒有統一，后二十幾年有統治階級內部的混戰，就是所謂“八王之亂”，結果招來了野蠻民族內侵的大慘劇。在西晉盛時，著名詩人有三張、兩潘、二陸、一左。三張是張載、張協、張華 [17] ，張華（232—300）是當時文壇的領袖。他早年為阮籍所賞識，后來他又賞識了許多詩人。兩潘是潘尼、潘岳。二陸是陸機、陸云。一左是左思。因為太康是西晉盛時，所以這些詩人也稱為太康詩人。那時中國剛趨統一，有“天下無窮人之諺” [18] ，這些詩人也就大半做了暫時太平的點綴。但不久即有八王之亂，這些詩人也多半作了犧牲者。
在這些詩人中最值得提起的是潘岳和左思。只有他倆有真實的內容和獨創的風格，其余卻多半是詩匠。《文選》中選陸機的作品最多，而他就是標準的詩匠。他的論文是要比他的詩強些的。潘岳（247—300）是一個富于情感的人。他最善于寫哀悼的文字，像為夏侯湛寫的《夏侯常侍誄》，表現了深厚的友情；他的《馬汧督誄》給“位末名卑”的抵御氐人侵略的將領馬敦說了公道話。他的詩以悼亡詩為最著名，在內容上有真摯的情感，在形式上有民歌的痕跡。此外《哀詩》和《顧內詩》也都是帶有民間形式的抒情詩的杰作。下面是《顧內詩》的第二首：
獨悲安所慕？人生若朝露。綿邈寄絕域，眷戀想平素。爾情既未追，我心亦還顧。形體隔不達，精爽交中路。不見山上松，隆冬不易故。不見陵澗柏，歲寒守一度。無謂希見疏，在遠分彌固！
他的《關中詩》則是一首四言長詩，是和《馬汧督誄》一樣的富有現實意義并表現愛國主義思想的作品。這詩是為公元298年孟觀戰勝七萬氐寇齊萬年于中亭（西安、寶雞之間 ）而做。孟觀的功勞，解除了“俾我晉民，化為狄俘”的危險；詩人更希望“靡暴于眾，無陵于強，惴惴寡弱，如熙春陽”。齊萬年事件可看作是“五胡亂華”的先聲。江統的《徙戎論》即作于此時。潘岳這篇歌頌抗敵英雄的詩歌的重要性也就可見了。
左思（250—305）的妹妹左芬曾說“生蓬戶之側陋兮”（《離思賦 》），可知左思出身的寒微。他的詩里反映了門閥士族對人才的壓抑（“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 ”——《詠史 》），然而他并不屈服，卻依然希望立“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詠史 》）的功業，依然保持著“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詠史 》）的氣概，因此，被壓抑和對壓抑的反抗就構成了他的詩的主題。他的詩最能保持建安的風格，——質樸，有力，不纖弱，有點野趣。他的《嬌女詩》是運用俗語很好的一首有趣的詩，寫他兩個淘氣的女兒，“貪華風雨中，眒忽數百適，務躡雪霜戲，重綦常累積”，最后是大人剛要責打了，“瞥聞當與杖，掩淚俱向壁”，還沒打，就哭了。后來很多詩人模仿這首詩，但都沒有這里所寫的孩子那樣活潑可愛。他的《三都賦》也是名著。
潘岳和左思就是西晉詩人中最出色的了。
（二）東晉初年的詩人
——劉琨和郭璞
一般人常混言魏晉，其實不但魏晉不同，就是東晉和西晉也不同。東晉的人們在江南建國之初大抵有一種哀憤的情感。不但一般人民如此，就是晉元帝也說“寄人國土，心常懷慚”；當周 說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聽的人也都落淚，王導并且愀然變色，說“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19] 東晉時有些人已經對放達的人作了批判，例如卞壸就說：“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于此。” [20] 有人覺悟到《老子》《莊子》《論語》的無用，換了讀《戰國策》，例如袁悅說：“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子》《易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耶？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 [21] 當然《戰國策》不足以解決問題，但這至少說明對于《老》《莊》的空虛是有所感覺了。在西晉、東晉之交，反映那個大變動的詩人有劉琨和郭璞。劉琨（270—317）不只是詩人，而且是能帶兵作戰的英雄。他少年時也是喜歡老莊的，但由于血的教訓，他覺悟到“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他的父母都被敵人殺掉了。他在淪陷區還參加了段匹磾（也是胡人 ）的隊伍，他曾受晉命討石勒，并想乘機把段匹磾的軍權奪過來，但結果失敗被縊殺。他有愛國的熱情，他是勸元帝在江東立國的人物之一。現存的《重贈盧諶詩》，就是被段匹磾所扣留時作，“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云浮”，表現出他的悲憤焦急。
郭璞（277—324）是大亂中南渡的人物。他是一個出色的語言學家、神話學家。他很有科學頭腦，關于他的一些迷信傳說大概是謠言。他也是一個有愛國熱情的人，他為了鼓舞江東立國的信心，作有《江賦》。他又把愛國熱情寫在名為《游仙》的詩里“四瀆流如淚”“零淚緣纓流”“遐邈冥茫中，俯視令人哀”，可見他沉痛悲憤的心情。《與王使君》一詩中說“蠢蠢中華，遘此虐戾”，正反映了那個慘痛的時代。他的一部分作品曾經影響了后來的大詩人李白。
（三）陶淵明
剛過江時，士大夫們雖然有些哀憤，連上層統治階級也有些激動，但不久就又陷入麻痹，門閥士族們一方面覺得江南依然可以享樂，一方面就鉤心斗角，鬧摩擦。稍有軍權的人就想做政治上的投機，借北伐的幌子，做自己奪取政權的手段。慢慢地士族的勢力便為軍閥的勢力所壓倒了。至于在詩歌上填充了郭璞到陶淵明的四五十年間的空白的是逃避現實的所謂“玄言詩”。玄言詩的作者有孫綽、許詢等。他們的作品大半不傳。現在從江淹擬作的許詢詩看來，大抵是采取了郭璞《游仙詩》的表面，而閹割了那哀憤的有血有肉的內容。玄言詩在當時曾有很大的勢力，扭轉了這風氣的是謝混 [22] 。謝混詩有山水詩的味道，已很接近陶淵明。
士族的勢力衰微了，軍閥的勢力大起來；老、莊思想有些過去了，儒家思想有些抬頭；人民過的日子依然是困苦不堪的日子——這就是陶淵明時代的社會情況。經過“玄言詩”的沖洗，詩體變為輕淡了，但人們不滿意“玄言詩”，于是追求郭璞，追求左思，追求建安，然而終于是沖洗過的了——這就是陶淵明時代的文學狀況。
陶淵明（365—427） [23] 出身于一個官僚家庭，最初過的是中小地主的生活。29歲以前是少年時代。從“弱年逢家乏”（《有會而作 》），“弱冠逢世阻”（《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看，知道他的家庭已經沒落。從“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飲酒 》）看，知道他早年受過儒家很深的影響。從“少時壯且厲”（《擬古 》）看，知道他那時也有一種豪氣。淝水之戰的那年（383），他19歲。這一戰的勝利，說明東晉的國威還很強大。從這次戰后，王謝士族的勢力衰弱下去，軍閥的力量代之而起。東晉就削弱在內戰中。陶淵明不是士族，然而由于文化教育的關系，他在意識上卻也染有沒落士族的情調。29歲到41歲，是陶淵明的中年，這是12年矛盾的生活。他做過幾次小官，也出過幾次門，出門的原因多半是由于職務。“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飲酒 》），這就是他出仕的理由。可是因為受了拘束，看不慣許多事情，便常常“拂衣歸田里”。歸田之后，卻往往又因為生活的關系，再出仕，再痛苦，再回來。就這樣過了12年。在陶淵明35歲那年（399）有天師道徒孫恩的起義，導火線是被解放的奴隸又被征兵。起義軍規模很大，人數有二十幾萬，發動的地點是浙江，不久就打到當時的京城（建康 ）附近。陶淵明曾經參加過劉牢之鎮壓孫恩的官軍，官軍紀律很壞，使東南一帶人民遭了浩劫（劉裕就是在劉牢之部下出了風頭的 ）。陶淵明心里很痛苦，他說“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飲酒 》），他本是為生活所迫而出仕的，現在如此，所以就不如回家了。和孫恩的起義同時，桓玄在長江上游建立了新的政治中心——江陵。陶淵明對桓玄抱有幻想，便曾到過江陵，這是他三十六七歲的時候。但他不久也幻滅了，這是從他到江陵銷假的詩“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可以看出的 [24] 。桓玄后來打到建康，接受了晉國的“禪讓”。改國號為楚，當了皇帝（403）。桓玄建國二年，被劉裕消滅，名義上又恢復晉室（404）。陶淵明這時在家居喪，過田園生活。又為了生活的關系，“耕植不足以自給”（《歸去來辭序 》），他又出仕了，這是他最后一次出仕，這就是他當了彭澤令的時候。這一年是405年，即桓玄失敗后的第二年，桓氏余黨正被殺戮。就陶淵明政治傾向上和政治關系上說是危險的 [25] ，所以做了80天的官，便找了點兒借口，以后再也不出來了，就這樣結束了他的矛盾搖擺的生活。《歸去來辭》就是他這樣的生活的總結。《歸去來辭》的主題是貫串在他的很多作品里的。這時他41歲，從此到死，有22年，是完全過躬耕的生活。經過火災，“一宅無遺宇”（《戊申歲六月遇火 》），他嘗到了“老至更長饑”（《有會而作 》）的苦處，也體驗到了“饑者歡初飽”（《于下潠田舍獲 》）的實況，他過著“晨出肆微勤，日夕負禾還”（《于西田獲早稻 》）的勞動生活，也領略了“桑麻日已長，我志日已廣”（《歸園田居 》）的勞動樂趣。最后，他在“人生實難，死如之何”（《自祭文 》）中死去了，他活了63歲。在他56歲時，逢到第二次改朝換代，那就是劉裕讓晉恭帝演了一幕禪讓，晉變為宋。晉恭帝后來被劉裕派人用毒酒殺掉。陶淵明在晚年見到這些事情，很不愉快，“履運增慨然”（《歲暮和張常侍 》），“言盡意不舒”（《贈羊長史 》），他特別寫了隱約的《述酒詩》，哀悼晉恭帝并指責劉裕的險毒。他的許多激憤的詩，也多半和這有關。
陶淵明的思想是有發展的，他由儒家而走入道家，他的社會理想結晶在五十三四歲所寫的《桃花源詩》中，“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他傾向于這種沒有剝削制的原始公社式的社會。后來王安石曾指出這個《桃花源》的社會顯著特點之一是“雖有父子無君臣”（《桃源行 》），可見在反對剝削之外，又有著反對專制的民主思想。陶淵明所以產生這樣偉大的思想，除了老、莊以及偽《列子》的一部分思想來源以外，是和那時孫恩等的起義以及他自身的勞動生活和饑餓生活的體驗分不開的。他在最后也有了較前徹底的唯物論思想。像他在《挽歌詩》中所說：“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這比起他49歲時所寫的《形影神》來，那時雖然已經反對慧遠的唯心論——神不滅論，然而終于認為“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神 ）故”，神還是高一等，這是有很大的發展的了。
沒有問題，陶淵明有他的階級限制。他雖然不是士族，但多少反映了沒落的士族意識，在這方面就表現了他的軟弱性。他雖然傾向于沒有剝削沒有專制的社會，但“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制”，還是有些開倒車的復古的意味。他痛恨劉裕奪取政權的卑劣，但他不能對劉裕北伐的功勞給以公平的估價，在“九域甫已一”的時候，他的興奮沒有壓倒對于四皓的向往（“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 ？”——《贈羊長史 》）。他愛的是“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雜詩 》），他在遺囑里認為最重要的事是維持“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的幾世同堂的大家族的生活。他一方面很曠達，卻一方面也很頭巾氣，這正是他的階級使然。他后來雖然過著勞動的生活，但在他中年寫的“顧爾儔列，能不懷愧”（《勸農 》），是在教訓農民，并把農民看作比孔子、董仲舒低一等；“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歸去來辭 》），也是旁觀的地主的神氣，所以他和農民是有一定距離的，雖然這距離在晚年已在縮短。這也就是他不能理直氣壯地承認孫恩等起義的正義性的緣故，這也就是他特別斤斤于桓玄、劉裕和司馬氏之間的緣故。
然而陶淵明雖然有這些限制，由于他晚年身經勞動和身受饑餓之故，他多少體會了勞動人民的困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有會而作》一詩這樣說：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惄如亞九飯（用子思居衛三旬九食的典故），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他深了解饑餓者的感情，也深體會到饑餓者的倔強。這反映了當時“或死于干戈，或斃于饑饉” [26] 生活的一斑。陶淵明同樣是倔強和有反抗性的，“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詠貧士 》），他窮，但是有骨頭；“嬴氏亂天紀”（《桃花源詩 》），“志在報強嬴，……豪主正怔營”（《詠荊軻 》），他是那樣痛恨暴秦一類的巨惡；他有要求自由的一種強烈的感情，像“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 》），就是一例；而《讀山海經》詩里所贊美的“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余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后”，更表現他有一種積極的樂觀主義精神。這一方面也就是他偉大的地方。
陶淵明不能不有他的矛盾，出身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卻又經過一種勞動的生活；本身不是士族，卻又受到過士族的教育的影響；老莊思想流行的時代，他卻經過儒家的洗禮，但又依歸于道家；士族衰落，軍閥起來，同時農民起義又在他的周圍；田園的生活不能維持，官吏的生活違背他的正義感也破壞他愛好自由的習性；他“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與子儼等疏 》），然而有時他也不能不壓制他的棱角，說什么“獨正者危，至方則礙”（顏延之 《陶徵士誄 》），表面上變成和易；——這些矛盾就構成了他的一生，也構成了他的詩。
他的矛盾是在這樣的程度上解決，忍受饑寒的痛苦，退出統治階級的集團；生活在農民群里，和農民終有一點兒距離；他不能全身心地傾向起義軍，但在消極方面不和統治階級合作，在積極方面發揮一些個人的反抗；他把儒家和道家最后合一了，他采取了儒家不合作的安貧樂道的精神，他采取了道家的唯物論和社會理想，他找到了《論語》中反對孔子的人物沮溺作為自己的理想，他把孔子化為“羲皇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飲酒 》）的熱心實現他那社會理想的人物——不是經典的孔子，而是陶淵明化的孔子了！
蕭統說他的詩“語時事則直而可想”，鐘嶸說他的詩出于應璩——那個寫譏諷時事的《百一詩》的應璩，說明了他的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現實。單純地把他認為是田園詩人是不對的，單純地以為他的詩是沖淡和平更是不對的。
在詩的作風上，他雖然一方面不免有當時用典或用代字的習氣（像 “巽坎相與期 ”那樣的句子 ），然而另一方面他卻已經做到自然而接近口語的地步，像“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飲酒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責子 》）都可以為例。又由于晉人對語言的講究，使他的詩也做到把一切不必要的字或句都減縮到不可再減的干凈利落，這也就是鐘嶸所謂“文體省凈，殆無長語”。“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世短意恒多，斯人樂久生”，都是簡凈、意義豐富而又不失為口語的。這是他的風格的特點，就是在他的散文里也表現出這種優長。《五柳先生傳》是多么簡短的自傳，但又是多么意義豐富的自傳！“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包括多少修養！《桃花源記》也是上等的散文，在那短短的沒有廢字廢句的文章里，寫出了那個漁父如何為桃源所誘引（“欲窮其林 ”），如何為桃源的人所驚訝（“咸來問訊 ”），如何為他們所熱情招待（“便要還家 ”“余人各復延至其家 ”），最后漁人自己又如何羨慕這個地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 ”），而這地方卻又如何為人可望不可即（“不足為外人道也 ”“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 ”“后遂無問津者 ”）。由于他寫得那樣生動逼真，這就增加了他那個理想社會的宣傳力量。其中“便”字“是”字（“問今是何世 ”）更是顯著的口語，在研究中國語法史上也是值得注意的 [27] 。他的《閑情賦》也是一篇采用了民間表現方法的好作品。
在陶淵明死后七八十年，得到了一個極其熱心的宣揚者，這就是蕭統（501—531）。蕭統給他編了集子，這是中國文人專集的第一部。過了20年，北齊就也出現了陽休之的編訂本。因為陶淵明有一部分儒家思想，所以他為宋儒所喜愛。宋以后，對他研究漸細。魯迅也常提到他。關于陶淵明的研究之盛，在過去是僅次于杜甫的。在創作上顯然受了陶淵明的影響的，唐代有孟浩然、王維、韋應物，宋代有蘇軾、辛棄疾，元代有馬致遠。我們應該重視這樣一個詩人，但理由并不在他是一個歌詠田園的隱士，尤其不在他沖淡，反之乃是更在他關心現實、反映現實，有反對剝削反對專制的思想，有積極樂觀精神。
（四）宋齊梁陳的詩人和宮體詩的出現
在陶淵明的時代，就已經出現了下一代的青年詩人。顏延之和謝靈運是最著名的。顏延之（384—456）是陶淵明親密友人之一。陶淵明死后，他給陶淵明作過有名的誄文。顏詩的特點是喜歡用典。謝靈運（385—433）可能和陶淵明見過面，因為他們同是慧遠的座上客。大概由于地位不同，謝是貴族大地主，陶是貧士；思想也不同，謝靈運崇拜佛，陶淵明自有他自己的儒道合一的思想系統；謝靈運愛做官，陶淵明又已經看淡。所以他們兩人沒有深厚的友情。顏、謝主要活動的時代都在劉宋。劉宋時代也是統治階級內部互相傾軋的時代，謝靈運因為接近劉裕第二子劉義真，三子劉義隆立為宋文帝后，就殺了大哥二哥，也借故把謝靈運殺了。顏延之也接近劉義真，幸虧兒子做了大官，被保全了。謝詩愛用辭藻。顏、謝的詩就當時論，是更合乎士大夫的口味的，所以他們的詩的地位曾經被評判為在陶淵明之上。謝靈運由于劉義真的關系，不能在朝，當了永嘉太守，這是他寫出了那些山水詩的原因。他對于自然景物的刻畫比陶淵明更突出些、有力些，又愛用色彩的對比，構成了詩的特點。謝靈運也是有愛國思想的，在劉裕北伐時，他寫過一首《北征賦》，后來也曾建議收復齊魯。
和顏、謝同時而稍后的詩人有鮑照（415？—466）。鐘嶸說他“才秀人微，故致湮當代”，可知他出身寒微。正因為他出身寒微，所以他的詩里更多反映了些像他這樣身份的人的悲哀和反抗。像《苦熱行》中的“財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白頭吟》中的“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像《詠史》中的“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都是寒族的悲哀！而《升天行》中的“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就是激烈的反抗了。就這一方面說，他有點兒像左思。表現他的愛國主義思想的，則是“身死為國殤”的《出自薊北門行》。他在技巧上是有著大膽創造的，又能運用口語，他的出色的樂府詩也多半保存了民間形式，這就是《詩品》上稱他“險俗”的緣故。他的詩在當時已經很有影響，到唐代更被李白、杜甫所推重，尤其影響了李白的樂府詩。
鮑照之后可注意的詩人是謝朓（464—499），這已是齊的時代了。他是李白一生所最佩服的詩人。后人為了把他和謝靈運區別，稱為小謝。他雖然只活了36歲，但詩的造就是可驚的。“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的《觀朝雨詩》是他的代表作。在他的詩里，人們常常有像發現新事物似的感覺。“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他的觀察是這樣入微。他的詩有了工整的對句，像《同王主簿怨情》，就是一例。這給后來的律詩開辟了道路，同時他也愛寫短詩，像《玉階怨》“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這又給后來的絕句立下了榜樣。他的詩被沈約所推賞。
沈約（441—513）是身經宋、齊、梁三朝的老詩人，也是在長時期內文壇的領袖。他創了聲律說，給所謂永明體建立了理論根據，也給唐代律詩準備了理論基礎。作為詩的技術的發展說，他的學說有他的一定價值，但是在當時因為過于為它拘束，也就產生了只求形式、不顧內容，甚而損害內容的惡果。他也有好作品，但不如這方面的影響大。
墮落的統治階級最后產生了腐化惡劣的宮體詩。宮體是梁簡文帝（蕭綱 ）時最盛行的。像他所寫的“密態隨羞臉，嬌形逐軟聲”（《美女篇 》），就是那一般的柔靡墮落情調的代表。詠妓是最常見的主題，有時就寫到變態心理的生活上去。沈約也是這種詩的附和者。徐陵的《玉臺新詠》是這種詩的主要結集，雖然其中也保存了一部分好的民歌。這墮落的詩歌甚而流傳下來一直到唐初。到盛唐時才逐漸廓清。
北方的詩壇最初比較沉寂，保存下來的詩多半出自后來南朝投降的官僚，這些人們除了偶爾寫出“胡風入骨冷，漢月照心明”（庾信 《明君詞 》）的痛苦外，就也拿宮體詩毒害了那剛健清新的北國詩壇。
我們必須明了宮體詩的墮落，才可以了解大批評家劉勰、鐘嶸出現的意義，才可以了解唐代的詩歌是怎樣扭轉了這個風氣的意義，才可以了解李白、杜甫等在詩歌上的偉大貢獻的意義。后人對于從建安到齊、梁這一段的詩歌的認識，隨著時代不同，而了解的程度也不一致。大概在唐代詩人還是重在鮑、謝，也就是陶淵明死后的一段詩歌，而他們之重鮑、謝也還是停留在技術上，宋以后才把眼光轉到陶淵明身上，而陶淵明的地位也就歷元、明、清而愈來愈高了。
第五節
文學批評的發展
——從曹丕到劉勰和鐘嶸
這一個時期的文學批評是很出色的。有幾種文學批評的名著不但在當時有著極大的作用，而且已經成為了解這一個時期的文藝活動的必不可缺的文獻，同時其中有許多原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也仍有著指導作用。
從曹丕（187—226）的《典論·論文》起，這個時期的文學批評活動就開始了。《典論·論文》不但論到了當時所謂建安七子的作品，并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個性論（“氣之清濁有體，不 可力強而致， ……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也提出了“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的文體論，又提出“文章經國之大業”的主張，這就抬高了文藝作品的價值，這是以前的批評家像王充等所沒做到的。他所指出的文氣說明了建安詩的風格特點，他的文體論是后來更細致的文體論的雛形。這篇文字大概作在217年。
隔了70多年，有陸機（261—303）的《文賦》出現，《文賦》大概寫于289年 [28] 。這是采用賦的體裁所寫的文學理論，其中包含有非常詳細而有系統的創作論。他提到了創作時順利的情狀，“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以及不順利的情狀，“理翳翳而愈伏，思乙（音軋 ）乙其若抽”；他提到了發揮創造性的必要和割愛的必要，“雖杼軸于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茍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他的文體論更由曹丕的四分法擴充到了十分法，“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澈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這就比曹丕分析得更細微了，這也就是后來《文心雕龍》文體論的基礎；其中“詩緣情而綺靡”一語則恰是說明太康詩的風格特點的；在聲律方面，他提出了“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是后來沈約的理論的先聲。他在《文賦》的序上說：“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這也正是后來《文心雕龍》取名的出處，而其中很多問題也成了《文心雕龍》中專篇的題目，這說明《文心雕龍》就是在這些批評文字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的發展。
差不多和陸機同時，有作《文章志》和《流別集論》的摯虞。《文章志》記文學家，《流別集》選作品，前者有4卷，后者有30卷，他對于每種作品都有評論。這是中國最早的近于文學史的著述。《流別集》可能是后來昭明《文選》一類的先驅。可惜摯虞這樣的大著述現在只剩下幾條逸文了。根據他留下的話“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可見他是有近似現實主義的要求的。
又有作《翰林論》54卷的李充，他的書也同樣失傳了，同樣只留下幾條逸文。但我們從這幾條逸文看，還見出他推崇嵇康的論文，認為夠得上“論貴于允理，不求支離”的標準，又推崇應璩的詩，認為“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可知道他是有眼光的。他的著作的性質大概和摯虞的相近。
東晉時代有一個大批評家是著《抱樸子》的葛洪（290—370）。他是王充的崇拜者，他的見解也大半是王充的理論的發揮。他同樣主張古不及今，同樣主張寫文字應該通俗，同樣認為“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鈞世篇 》），同樣主張文章當有個性，“五味舛而并甘，眾色乖而皆麗”（《辭義篇 》），同樣主張文章當有實用價值，“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尚博篇 》）。但他說得比王充更透辟，同時他對于文學范圍的看法也不像王充那樣偏狹，而且反對把文章比起德行來認為是“余事”的看法（《尚博篇 》），這說明他比王充進了一步，這是因為這時的文學本身實在比王充時代有著發展了。
從曹丕、陸機、摯虞、李充到葛洪，文學批評誠然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最偉大而又最有理論體系的批評家卻還要推梁時的劉勰和鐘嶸。
劉勰（465—520）是一個佛**。他曾經幫助過僧祐整理佛典，也曾參加過代表當時的佛教道教爭論的《弘明集》的編輯工作，這集子中就收有他自己的一篇論文《滅惑論》。他的文學批評名著《文心雕龍》大概寫在他的壯年，約在501年 [29] 。這部著作在體例和用語上，有顯著地受有佛典影響的地方。這是中國從來沒有過的一部有系統的文學批評的書，而且在一千多年間也一直沒有過第二部。
全書一共50篇，前25篇，除了頭三篇外，是文體論。他論到的體裁約有33類，這比陸機的分類更精密得多了。這一部分中每一篇的結構是如他在《序志》中所說“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這就是先由歷史的敘述，得出正確的概念，又選出適當的例子，最后定出標準，作為批評根據。此中最有價值的就是歷史的敘述一部分，例如《明詩》篇中的這一部分就不啻是一篇縮小的詩歌史——從葛天氏的八闋之歌一直說到“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字之奇”的他所謂“近世”。
后25篇，除了末一篇外，則是系統的文學原理，包括創作論（如 《神思篇 》《物色篇 》），風格論（如 《體性篇 》《通變篇 》），修辭論（如 《章句篇 》《練字篇 》），以及一般的文學史論（如 《時序篇 》）和作家論（如 《才略篇 》《程器篇 》）。此中最可寶貴的，是他對于文學史的敘述和對于當代的批評。在《時序篇》短短的論文里，敘述了“蔚映十代，詞采九變”的大勢。他深知道從社會的現實基礎去解釋文藝現象，例如他論到建安時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他的結論是“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他知道從社會現象的聯系上去觀察，他知道這樣做就有規律可循，這個見解是很卓越的。至于他批評當代的話，就有“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通變篇 》），這也是極其中肯的。因此，他大聲疾呼要求改革：“通變則久！”他說：“言與志反，文豈足征？”“繁采寡情，味之必厭。”（《情采篇 》）這都是恰中當時士大夫們那些沒有真實內容而只在形式上做功夫的作品的真正弱點的。在當時許多具體問題上，像關于聲律，他主張“音律所始，本于人聲”，因而反對勉強；關于麗詞（就是對偶 ），他主張“自然成對”“不勞經營”；關于事類（就是用典 ），他主張“不啻自其口出”——都見出他有一種反對造作，要求自然，保衛現實主義的鮮明傾向。這對于那個時代說，是有著極其進步的意義的，同時也給后來文學的發展上開辟了道路。
在當時受了劉勰影響的，有蕭統（501—531）。劉勰曾經做過他的“舍人”，其實就是他的老師。蕭統的最大成績是現存的《文選》一書和他對于《陶淵明集》的編訂。《文選》的文體分類（37類 ）大體是和《文心雕龍》的文體分類（33類 ）相符合的。他同樣有文學史的觀念，他的《文選》，“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他并且認為文章是“隨時變改”（《文選序 》）而且發展的。他不但是這樣看法，而且也這樣實踐。他雖然一方面受當時的文學見解的束縛。選的標準是“事出于沉思，義歸于翰藻”，然而已經提出要“集其精英”了，那也就是劉勰所要求的。他編的《陶淵明集》也是可稱道的，他不只寫了序，還為陶淵明作了傳，他指出陶淵明的詩的價值是在“語時事則直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這也是相當中肯的批評。現存的最早的而又規模最大的總集是《文選》，現存的最早的個人專集是這部《陶淵明集》，這都是蕭統的成績，而且他也是第一個發現陶淵明這個詩人的偉大的人。在后一點上他就又超過了劉勰，也超過了鐘嶸了。
鐘嶸（480？—552）的《詩品》約出現在《文心雕龍》半世紀左右以后。這部書可說是關于五言詩的發展的總結。書的主要部分是對于這400多年間的120位作家進行了具體的批評和分析。他的方法是歷史的并風格分析的。他認為文學史上的兩大源頭是《國風》和楚辭，以后的作家有從《國風》一線發展的，如曹植、陸機等；有從楚辭一線發展的，如王粲、潘岳、郭璞等。這樣的方法的缺點是有些**傾向和被崇拜古代作品的觀念所拘，但作為風格的分析比較看，卻也有細致和深入的地方。例如他分析左思“野于陸機，深于潘岳”，他分析陶淵明“出于應璩，又協左思風力”，他批評謝靈運一方面“頗以繁富為累”，但另一方面因為有“名章迥句”，所以“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泥沙，未足貶其高潔”，這都是很中肯的例子。但他書中最有價值的一部分是書前的序，他一方面敘述了五言詩發展的簡史，一方面又給五言詩找到了理論根據，說比“文繁而意少”的四言詩高得多，而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提出了“自然清旨”，贊揚那運用自然的口語的真正詩歌，反對“書抄”式的用典，反對“文多拘忌，傷其真美”的聲律，這些是比劉勰的主張更徹底些，對當代的指責更中肯些，對后來反對齊梁詩體而開辟新的道路上也更有利些的。
劉勰和鐘嶸就是這時代最偉大的批評家。他們很多可貴的見解是直到今天看來還是有價值的。
這時期的散文可值得一提的，是用精練的語言相當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士大夫階級生活的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是表現祖國山川美麗的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以及梁范縝的有名的唯物論論文《神滅論》等。
第六節
簡短的結論
從2世紀到6世紀的這四五百年間，社會上最大的矛盾是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而這兩種矛盾在當時都發展到特別尖銳的程度，表現前者的就是門閥士族的特殊勢力的存在，表現后者的就是南北朝的對立。因為這樣，一般人民過的生活是特別痛苦的。在文藝作品上，凡是偉大的作品都反映了這個基本事實。在這里，首先是民間作品，像《孔雀東南飛》就是深刻地刻畫出當時的階級關系的。其次是文人們采取了民間形式，在內容上又反映了當時現實的生活的作品，像蔡琰的《悲憤詩》就沉痛地寫到了當時的民族矛盾，而王粲、嵇康、潘岳、左思、劉琨、郭璞、陶淵明、鮑照等的作品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現了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民間疾苦、中間層的苦悶、反對專制的民主思想、反對剝削的空想社會主義等，其中反映方面較廣，而又深刻真摯的，就是陶淵明，所以他是偉大的。反之，那些不能反映這個現實的，和人民的切身痛苦和迫切要求漠不相關，在文學形式上采取了專為本階級少數讀者所能理解而拒絕運用或輕視民間形式人民語言的，也就是那些奄奄無生氣的作品，腐爛的統治階級也產生了腐爛的文學，那具體的東西就是所謂宮體。這時期的文學批評是有成績的，因為那些出色的批評家像劉勰、鐘嶸等已逐漸明確地批判了那些毫無生氣的東西和腐爛的東西，因此，也就給下一代的文學發展掃清了道路。
* * *
[1] 建武十六年（40）。見《資治通鑒》卷四三。
[2] 永初四年（110）。見《資治通鑒》卷四九。
[3] 桓帝時的梁冀可作豪門惡霸代表，他有好幾十里的兔園，兔子的毛上有著記號，有人殺了他的兔子就要十幾個人來償命。他死時（159）抄沒他的家產，得20余萬萬，因而這年減天下租稅之半。
[4] 《資治通鑒》卷五九。
[5] 《資治通鑒》卷六一。
[6] 曹操以破黃巾為政治資本，他在建安十五年（210）詔令中把“破降黃巾三十萬眾”當作得意之舉。荀彧更明顯而無恥地指出“將軍（指曹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指黃巾），百姓無不歸心悅服”，可見曹操就是以破黃巾起家的。吳國連年有起義的“山寇”，終于被陸遜消滅掉。蜀國諸葛亮對于隨便殺人的**不加禁止，反而說讓他得意得意。這是什么話！
[7] 《世說新語·言語篇》載：林公（支遁）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顧長康（愷之）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曰：“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云興霞蔚。”又：王子敬（獻之）云：“從山**上行，山河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這是對于山川之美的發現。又：道壹道人（竺道）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又：謝太傅（安）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這是說明他們仿佛新發現自然景物中的雪似的。又：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于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這說明他們對人世的傷感。
[8] 袁褧對于晉人語言的體會是“簡約玄澹，爾雅有韻”，《世說新語》便是證明。
[9] 《資治通鑒》卷一九。
[10] 《資治通鑒》卷三三。
[11] 余冠英：《樂府詩選序》曾有此稱（《漢魏六朝詩論叢》，22頁，棠棣出版社，1952年版）。
[12] 此說亦見上書。實則杜甫的“三吏”“三別”，“即事名篇”，正說明沒被樂府所拘；白居易“因事立題”的新樂府，也是這種新詩體，宮廷里是不會真正演唱的。白居易提出《詩經》也不只是“旗幟”，倒正是說明他的作品是《詩經》的現實主義精神的真正繼承人。太強調漢樂府的作用，倒是“模糊了歷史的真相”了。
[13] 《魏志》卷二一，裴注引《世語》《典略》。
[14]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子建（曹植）仲宣（王粲）以氣質為體，并標能擅美，獨映當時”。
[15] 《世說新語·文學篇》，王孝伯（恭）認為“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兩句最好。
[16] 《世說新語·文學篇》。
[17] 三張有二說，舊謂張載、協、亢，因三人是兄弟，馮唯訥主之；鄭振鐸、劉大杰以張華代張亢，理由是張亢不列《詩品》。茲從后說。
[18] 干寶：《晉紀》。
[19] 《世說新語·言語篇》。
[20] 《世說新語·賞譽篇》注引《卞壸別傳》。
[21] 《世說新語·讒險篇》。
[22] 《世說新語·文學篇》引《續晉陽秋》：“詢、綽并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23] 生年采舊說，而不采梁啟超說，理由見張芝（本書著者筆名）《陶淵明傳論》，100頁（棠棣1953年版）。
[24] 《赴假還江陵詩》的赴假作銷假解，采朱自清說。
[25] 參看《陶淵明傳論》，23頁，105-108頁。
[26] 《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記晉末語。
[27] 中國古代有“非”字而無動詞“是”字，晉時始用動詞“是”字，參考王力：《中國語法初探》。
[28] 《文賦》是陸機入洛與張華見面以后作，見《文選》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這時是289年以后，他29歲以后了。杜甫有“陸機二十作《文賦》”句，當是誤解。
[29] 見范文瀾：《文心雕龍序志篇注》，引劉毓嵩：《通誼堂集書文心雕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