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馬遷之識
作為一個詩人的司馬遷，他是一個不朽的抒情詩人；作為一個學者的司馬遷，乃是一個無比的深刻而淵博的學者。《五帝本紀》的贊上說：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這是《史記》中的第一篇文字的自注，這不啻說明了司馬遷的“真本實學”。司馬遷之難能可貴，并不只在他的博學，而尤在他的鑒定、抉擇、判斷、燭照到大處的眼光和能力。——這就是所謂識。就是憑這種識，使他統馭了上下古今，使他展開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事業，使我們后人俯首帖耳在他的氣魄和胸襟之下。學問而到了這個地步，已近于一種藝術，因為它已經操縱在己，沒法傳給別人，也沒法為人所仿效了！
司馬遷之識力高處，簡直不唯叫我們向往，而且叫我們驚訝。例如他處在正統的漢代，漢代已經定鼎了八九十年了，但他仍能對中間不過**的擾攘的主角們都給了很高的地位，他不唯把項羽寫作本紀，把陳涉也寫作世家，而且把那“五年之間，號令三嬗”的緊張局面，作出了一個《秦楚之際月表》，讓后人不至抹煞了那些起義的人的聲勢，或忽略了他們歷史上的真正大小。
又如世家本是記有世襲的意義的，但他卻斗膽把一個平民的孔子也列在韓、魏、田齊、陳涉之間了。他的意思是，政治上既有世襲，文化上也有世襲；形式上有世襲，精神上也有世襲，他曉得孔子隱然是中國的一個大教主。歷史上是紀錄人類生活的真相的。他之所不拘拘于形式者，卻越法把握了事實的核心。
再如司馬遷處的時代，是一個有學術之爭的時代。大爭端是在儒與老。“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老莊申韓列傳》）這是多么難處理的課題。可是司馬遷仍能勝任愉快。試想就時代說，武帝是正在表彰儒學的了，但司馬遷卻仍然給老子寫了傳。再就司馬遷本人的性格和家學說，則是寧近于老子，而不近于孔子的了，然而司馬遷也并沒有因自己的偏好而減低了對孔子之客觀的認識。他更往往把孔、老的話同時援用（如《伯夷列傳》、《酷吏列傳》、《游俠列傳》都是），各稱其分，這是司馬遷的公平處。老子的生平，卻又是一個撲朔迷離的事件呀。糾纏著許多傳說和神話，可是司馬遷卻把各種說法并列，讓讀者自己去判斷。他有采訪的忠實，卻又有態度上的謹慎和保留。同時他把老子的姓名、籍貫、子孫都列出來了，所以那神話之可靠性，也就不攻自破了。
更如向來的歷史是以政治史為中心的，是以帝王的起居注為主要內容的，但司馬遷注意到了社會和經濟。他知道流氓刺客，求簽問卜同樣是社會的大事件，而貪官污吏、富商大賈、宦官戲子、后妃妻妾也同樣是人類活動中發生著作用的分子。所以他所寫的社會，是全面社會，是骨子里的社會。在萊布尼茲的哲學中，有小單子反映宇宙的話，《史記》一書可說就是反映宇宙的那樣單子了。莎士比亞號稱具有世界的眼睛，司馬遷也便是中國的莎士比亞！
就是在小處，也看出司馬遷之深透一層的眼光的，我們不妨再略舉幾例，如《封禪書》最后說：
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于鬼神者，具見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就可見司馬遷所追求的是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好作為后來人的借鑒，而一些瑣碎的繁文末節，他便不預備浪費筆墨了。事實上，他在《封禪書》里所寫的也是這件事情的可笑，以及漢武帝的心理。他寫的乃是人類的生活的行為，而不是死的枝葉。他所處的地位是超然的，凌空的，而不是陷在塵封的具體事件的泥漿里。又如他批評平原君說：“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他批評魯仲連說：“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于諸侯，談說于當世，折卿相之權。”他所指出的大體、大義，正就是他自己的著眼處。至如他之評商君：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印，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
這話多末中肯！他之評蘇秦：
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于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也見他看事情能透過一層，不被通俗的輿論所迷惑。再如他評張儀，評李斯，評魏其、武安、灌夫：
夫張儀之行事，甚于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茍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乃哉！(1)禍所從來矣！
這都是很能看到事情的底層，又恰中分寸的。他所謂“察其本”，就是見出他那識力的本領處。《留侯世家》中稱：“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總見他所注意者之大了。
一個人的“學”誠然重要，然而真正本錢還是在“識”，劉知幾說良史一定要有才、學、識，章學誠又加上德，然而三者或四者之中，最重要的還是“識”。因為“才”不過使一個人成為文人，“學”不過使一個人成為學者，只有“識”才能讓一個人成為偉大的文人，偉大的學者。至于“德”，那也仍是識的問題。能見大體之謂識，能察根本之謂識，有這種識，還會沒有史德么？必須有“一覽眾山小”的境界，然后足以言史！
二 司馬遷之學——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像司馬遷的實際生活之那樣繁復一樣，他那精神內容也是豐富極了，簡直是一個寶庫。識力者卻就是那寶庫的一把鑰匙。現在我們卻就要打開那寶庫看一看，里面都是些什么寶藏？
他那財富的第一項，應該是學。他恐怕是那時第一個據有廣博的知識的人。——在這一點上他可以和孔子相比！他參加過訂歷，他有歷法的知識。他巡行過全國，他有地理——而且是活地理，應該說是政治地理、文化地理——的知識。他理解到人類的經濟活動，他留心到人類的宗教行為，所以他又有著經濟學的、社會學的、民俗學的知識。他有一貫的看法，他有他的哲學。他對政治上有他的見解，他有他的社會理想。他是一個巧于把握文字的人，他有語言學上的訓練和技術。——他的確是亞里斯多德那一型的哲人！他自己是一部百科全書！
三 語言學的訓練——所謂古文
我們先說司馬遷在語言學上的訓練吧。這項訓練，就是他常說的“古文”。他在《自序》中有“年十歲，則誦古文”的話。照傳統的看法乃是指古文《尚書》。但就他各處所說的古文看來，如：
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吳太伯世家》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于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三代世表》
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睹厥容貌，則論言**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仲尼**列傳》
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五帝本紀》
于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十二諸侯年表》
則古文并不限于《尚書》，唯既標明“《**》籍出孔氏古文”，可知他所謂古文實在和孔氏有關。《儒林列傳》中稱“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可見孔安國乃是一個能把古文講解為今文的人，這實在就是一種古代語言學（classical philology）的專家。司馬遷跟他誦古文，也就是受這種訓練吧。不過其中最重要的乃是古文《尚書》而已。王國維在《觀堂集林》中對“古文”二字有專文解釋，他自然有他的論點，但我覺得這里所謂古文，實在就是古代語言學的訓練，沒有旁的。——換言之，即我認為他所謂古文，既與后代今古文之爭無涉（在思想上，司馬遷反而近今文派），而亦非一種特殊文字。
這種訓練在司馬遷看來是十分重要，它仿佛是治古代史的一把鑰匙，也仿佛是考驗古代史料的一塊試金石。他自己既有著這方面的很深的素養，應該是可以自傲的了。
四 司馬遷之讀書
司馬遷究竟讀了些什么書，這也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我們自然沒法知道司馬遷所讀的書的全體，但我們卻覺得他是一個無書不窺的人。所謂“遷為太史令，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所謂“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他既有著可以得到這樣的豐富的精神食糧的機會，他是這么幸運，他能不飽覽嗎？正如他對于人物的趣味之廣泛一樣，他對于書的趣味也是博縱而不拘的，試看《史記》中所流露的吧！
（一）孔子的著作或關于孔子的著作“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孔子世家》）
（二）《孟子》“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孟子荀卿列傳》）
（三）老莊申韓“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于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老莊申韓列傳》）書中引老子者尚多，論莊子處亦精，此處不多舉。書中引韓者則又有：“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范睢蔡澤列傳》）“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于世云。”（《游俠列傳》）
（四）《商君書》“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商君列傳》）
（五）《管子》、《晏子》“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管晏列傳》）
（六）兵家“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意，如其文也。”（《司馬穰苴列傳》）“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孫子吳起列傳》）“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后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田單列傳》）
（七）屈原、賈生的作品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屈原賈生列傳》）而在《伯夷列傳》、《南越列傳》中重又引到《鳥賦》，《秦始皇本紀》贊中則兼引《過秦》，說：“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
（八）酈生書，陸生《新語》“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于鞏、洛之間，麗生被儒衣往說漢王，乃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酈生陸賈列傳》）
（九）《尚書》、《諜記》“余讀《諜記》……于是以《五帝系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三代世表》）
（十）《春秋》、《國語》“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五帝本紀》）
（十一）《秦記》“太史公讀《秦記》……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余于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后有君子，以覽觀焉。”（《六國表》）
（十二）《禹本紀》、《山海經》“……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大宛列傳》）
（十三）秦楚之際的史料“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于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于漢家。”（《秦楚之際月表》）
（十四）公文、檔案之類“太史公讀列封。”（《惠景間侯者年表》）“余讀功令，至于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儒林列傳》）“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三王世家》）
其他如《世家言》（《衛康叔世家》）、《**問》（《**列傳》）、《長短說》（《田儋傳》），相如之文，鄒陽之辭等，還有許多；而且他讀的以及用的書，也未必一一寫出，只是我們就所標明者而論，已夠代表他的趣味之廣，涉獵之遠了。就這些書的性質看，也許有彼此沖突的，然而司馬遷卻能夠同樣欣賞，同樣融會，并行而不相妨礙！讀書多不難，難在讀書要有理解。即以司馬遷之論孔子，論老子，論屈原，他是太會讀書了。這就又靠他的識了。關于這方面，我們將在論他的文學批評時再及之。
五 司馬遷與儒家
司馬遷因為所受的教育之故，他浸潤于儒家思想中者未嘗不深，且關于《春秋》之意義，他尤其有著心得，不過關于這方面的探索，我因業已寫在《司馬遷和孔子》一篇中了，這里不想復述。但為免得使人忽略了他的思想中這方面的成分計，所以仍寫上這一個小標題。
六 司馬遷之根本思想——道家
司馬遷的吸取也并非漫然的，他有他性格上最深的契合著的哲學面目。不錯，他父親希望他作第二個孔子，這就造就一個學者而論，他父親的教育也許是成功了，然而就一個人之性格上的發展論，司馬遷的主要思想的路線，所走的卻是他父親的同樣道路，這便依然是道家。道家的主要思想是自然主義，這也就做了司馬遷的思想的根底。
讓我慢慢把這意思說下去。我首先要說的，是司馬遷書中的道家成分。就歷史的意義說，應該稱為“老學”；就時代的意義說，應該稱為“黃老”；但就學術的體系意義說，應該稱為“道家”。這種思想的中心是在《老子》一書。至于老子這人如何，《老子》一書又如何，這不是我們現在的篇幅所能說的。現在所能說的，只是司馬遷對于老子一派的學問的把握而已。司馬遷說：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無名自隱為務。
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于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自然無為就是老學的真精神。所謂自然，用現在的話講，就是“順其自然”，因為順其自然，不加人力，所以也可以稱為“無為”。無為就是不勉強的做。這里邊也就包括一個前提，這就是承認客觀的力量。所謂客觀的力量，也便是一種“勢”。——這是物質的自然和人為的（文化的、歷史的）活動所加在一起而構成的一種趨勢（tendency）。所以這里邊雖然不是純粹的西洋所謂自然主義（naturali**），然而實在以自然主義為基本出發點。——這可以說是司馬遷的思想之哲學基礎。
我們再看司馬遷在其他地方所引的《老子》吧：
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后，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曹相國世家》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伯夷列傳》
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實也。”——《管晏列傳》
女無美惡，居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跡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復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扁鵲倉公列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酷吏列傳》
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劉敬叔孫通列傳》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極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2)，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貨殖列傳》
這其中都有著對于老學之極中肯的理解，而化為司馬遷自己的思想了，你看：他說曹參的清靜，休息無為，是合道的；他說法令非制治清濁之源（因為那就是有為了）；對于人民的欲望，經濟行為，便最好是“因之”，而最下策是“與之爭”，因為前者就是順著一種“勢”，后者就是“有為”。這都是老學的真精神！自然是沒有意志的，只是一種趨勢，所以說天道無親，不過大體上是長與善人而已，因此也就有例外，因此也就對于伯夷、叔齊不能無感慨。所謂“勢”是一個動態的。這動態之中有一個原則，那就是辯證地（dialectic），相反卻又相成，所以“與之為取”，所以“美好者，不祥之器”。應付這種勢，便也要運用它，所以要“與時變化”，“大直若詘”。
就初期的道家講，重在原則，那就是老學。就后期的道家講，乃是重在這原則的應用，這便是黃老。初期因為重在原則，可以說重在形上學，重在對自然的認識；后期因重在應用，可以說重在人生論，重在人事上的應付。前期乃是較重在純粹的自然主義的，后期卻是重在順其自然的一個原則的發揮上。——司馬遷則是把兩期的道家思想都能吸收，都能消化，又都能運用了的。
我們現在更進一步看司馬遷對老學的運用。他最澈底地表現自然主義的，莫過于他那《素王妙論》（見《玉函山房輯佚書》卷八十九，以及王充《論衡·命祿篇》）：
春夏囚死，秋冬旺相，非能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
再沒有比這個宣言更鮮明的了！他從這個觀點，便了解了許多事情：
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后分裂，固其理也。——《齊悼惠王世家》
理是什么？理正是自然之理，也就是一種趨勢。趨勢是不可違抗的：
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于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魏世家》
在通常，一個承認客觀力量的人，往往不能欣賞那和客觀的力量對抗的人物，可是司馬遷不然，他一方面很承認客觀力量之大，但一方面卻又同情那些作“無效的抵抗”的英雄，所以他那書里是能夠充分發揮那所謂“悲劇意識”的。——這樣一來，貫穿著他那全書的，就是一種抒情的命運感了！
在客觀的力量之中，歷史的趨勢是其一。其他卻還有地理的力量。表現于書中者有：
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五帝本紀》
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韓長孺列傳》
《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叛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淮南衡山列傳》
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張儀列傳》
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馀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孟嘗君列傳》
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齊太公世家》
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圣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儒林列傳》
這都無異于是一種雛型的文化地理學。地理的力量之外，是經濟的力量。經濟的力量尤超過一切：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坑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斗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貨殖列傳》
這真是拆穿后壁的說法了。他從軍士之勇在為賞，流氓之輕生在為財，**之賣笑在為奔富貴，一直說到浮浪子弟，打獵，賭博，技術專家，貪官污吏，農工商賈等，都是為吃飯。倘就這點看，司馬遷實在是一個澈底的唯物論者。——他比韓非統攝得還廣泛，他比王充看得還純粹，他應該怕是古代思想家中最能就唯物觀點而論世的了！
很有趣的是，他的《酷吏列傳》是與《平準書》相表里的，因為《平準書》正是在經濟方面給酷吏之產生以說明者：
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這眼光也高極了！照司馬遷所了解，武帝之所以從事武功，不只是由武帝一人的意志而然，實在是那時經濟力量膨脹的結果，因經濟力量膨脹而事侵略，因侵略而經濟轉趨衰歇，社會因而不安，于是酷吏任用。我想，就是現在非常時髦的唯物論者——用經濟以解釋帝國主義及社會的——也不過如此的吧。
假若這種唯物觀點是近于馬克思的話，則司馬遷在另一方面，卻有點近于弗洛乙德：
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皋陶之后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阬殺人以千萬數，而布當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為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以滅國！——《黥布列傳》
凡此種種客觀的力量（歷史的趨勢，地理的環境，經濟的因素，性的關系），都是使司馬遷采取了道家的自然主義的立場，歸于無為的。他說：
無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然，終歸一矣！——《悲士不遇賦》（《藝文類聚》三十）
在自己是無為，這是他的人生觀；在社會方面也主張無為，那是他的政治哲學。他認為社會現象原是如此的：
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貨殖列傳》
他真不愧是道家的司馬談的兒子了！在這種基本認識上，他的思想是一貫的。
基于這種自然主義，他有他的科學態度。所以他在《刺客列傳》中不采《國策》上“天雨粟，馬生角”之說，以為大過。他更不信地脈：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筑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來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蒙恬列傳》
他不信龜策：
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于助衰養老。豈不信哉？——《龜策列傳》
在不熟悉司馬遷的諷刺筆調的，一定以為司馬遷也是信龜策了，然而這恰是反面的話呢。要知道他慣于以褒作貶，慣于用最高的理智和當時的愚人開一開玩笑！
他又有一種取信的態度，恰像胡適之所謂的“拿證據來”。例如《日者列傳》中說：
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這種證據還是要求于書本上的，至于《大宛列傳》中所說：
《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其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后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昆侖者乎？
這就是要求實地的證據了。他之各地考察，以證實他的歷史著作，也無非是這個同一要求的另一表現而已。這可以稱為一種實證主義（positivi**）。實證主義本也是自然主義的一支！
至于司馬遷把道家思想應用于人事處更多。我們幾乎可以這樣說，凡是書中論到一個人的成敗處，大體上都是采取道家的觀點。例如論項羽之敗是在“興之暴”，是在“自矜功伐”；黥布之敗也是在“拔興之暴”，在“常為首虐，功冠諸侯”，于是“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為世大僇”。他責備周亞夫的是“足己而不學，守節不遜”，所以“終以窮困”。他責備韓信的是“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于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因為這些人都是不曉得老子所謂“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的道理，更缺乏老子所謂“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的修養的，司馬遷之責論即是由老子立場而云然。反之，像司馬迕之贊美張良“無知名，無勇功，圖難于易，為大于細”（《自序》），也是同樣就道家觀點而加以欣賞了。
七 司馬遷和荀學
照《孟子荀卿列傳》上說，荀子是趙人，而游學于齊，最后適楚。這是一個調和南北學派的人物。齊楚文化本為一系，荀子也恰是溝通了它們的。
荀子雖是儒家，但已經采取了道家的思想。在《李斯列傳》中，當李斯在最富貴的時候，曾忽然嘆道：
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耀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李斯所引的《荀子》，正是一種道家思想。因為照道家的看法，世界的事物都是在變動中的，變動時則遵循一種辯證的法則，凡發展到一種頂點時，便會下降，所以人們最好在任何一種事上都不讓它發展到飽和的狀態，以免變質。
在荀子的思想體系中，又有著濃厚的自然主義色彩，《天論》便是一個例子。這也是因吸取道家而然。在齊楚文化這一系的傳遞上，在自然主義的表現上，司馬遷和荀子都是應該接近的。假若照近人郭沫若氏的研究，荀子在先秦學術中的地位，遠超過前人的想象，那末，他之影響司馬遷也是很自然的了。
現在就《史記》的文字看，其中最明顯的痕跡是《六國表》上所謂的“法后王”。荀卿的法后王是不是指秦，雖無明文，但荀子至少是希望有一個大帝國之出現的。荀子**李斯之入相秦，在某一種意義上說，未始不是受了荀子的鼓勵和啟發。司馬遷對于秦也頗有好感，他不贊成那些對秦加以非笑的人，他說那只是“牽于所聞”，“與以耳食無異”呢。
此外，像在《游俠列傳》中所說：“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在《貨殖列傳》中所說：“此皆誠壹之所致。”《淮南衡山列傳》中所說：“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這都是援用荀子的語匯的，而《禮書》、《樂書》更是采自荀子的《禮論》、《樂論》，即使《樂書》采自《樂記》，而《樂記》出自公孫尼子，但公孫尼子仍為荀子一系（余別有考），可見司馬遷之承受荀學處也是無可疑的了。
同時我們附帶要說的，是《史記》中引用賈誼的地方也特別多，而且《始皇本紀》和《陳涉世家》直然鈔大段的賈誼《過秦》以為贊（此據徐廣、裴骃之說），《屈原列傳》之后又直然以賈誼配之，可知司馬遷之估價賈誼也是很高的。在我們細讀《賈誼傳》的結果，便見出大概賈誼也是荀學。你看：
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征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
由此可知賈誼乃是為吳廷尉所薦引并愛幸，而吳廷尉為李斯的**，也就是荀卿的再傳**了。賈誼以十八歲在吳廷尉的門下，而文帝召見時年二十馀，那末起碼在吳的門下也有四五年。他所受的薰陶一定是很大的。同時在氣味上也一定是很合得來，否則哪里會愛幸和薦引呢？司馬遷之屢引賈誼，或者就是也因為賈誼有得于荀學之故吧。
再有一點也可注意，司馬遷之荀學，也許竟是由賈誼得來的。因為賈誼的孫子賈嘉和司馬遷是朋友，“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賈生列傳》），再據《儒林列傳》，有“自此以后，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的話，則賈嘉也是《尚書》方面的學者，與孔安國輩分相近，同司馬遷想也在師友之間。假若我們的推斷不錯，司馬遷和荀學的關系可能如下表：
荀卿——李斯——吳廷尉——賈誼——賈誼之子——賈誼之孫賈嘉——司馬遷
八 浪漫的自然主義
可是我們不要忘記，司馬遷在性格上更占大量成分的乃是他的濃烈的情感，他原是像屈原樣的詩人。所以結果，假若用一個名詞以說明司馬遷時，我們應該稱他為浪漫的自然主義（romantic naturali**）。我想來想去，實在找不到更合適的稱呼了！
司馬遷的本質是浪漫的，情感的。他的情感本是不時爆發而出的。自然主義是他對一切的看法，但看法之后，卻終不掩他的情感。例如，不錯，他曉得游俠之產生是由于經濟，如《貨殖列傳》所說；然而在說明其產生之后，就表露他的情感了，“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他沖口而出了！他把古今一切著作都歸到“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這更是不折不扣的浪漫觀點。
因此，他的自然主義，并沒引導他到啟蒙精神而止，卻發揮在、籠罩在他的浪漫精神上了！
九 司馬遷的歷史哲學與歷史科學
司馬遷究竟是一個歷史家。司馬遷在這一方面的貢獻如何，在傳統的評價中，原已有一種公論（雖然我們覺得不夠），我們姑且引趙翼的一段話，以為代表。
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于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二十二史札記》
這意思是說司馬遷之功乃在給中國的所謂“正史”立下一個規模。其次稱道司馬遷的史學貢獻的，是說他開創了“通史”，這說法最初為鄭樵所提及，后來又為章學誠所張大。
反之，對司馬遷的史學不滿的，除了班固站在古典的立場說他“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而外，又有鄭樵責其博雅不足之說：
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后無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亙三百年之史籍，而跼蹐于七八種書，所為遷恨者，博不足也。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俗，良由采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新言，所可為遷恨者，雅不足也。——《通志·總序》
所謂“雅不足”就仍是班固的同一觀點，不過一從思想上論列，一從語言上論列而已。然而這在反面，卻恰可以說明司馬遷之浪漫精神，這不唯不足為病，卻正是特色所在處。至于所謂博不足，卻就是現代人所斤斤計較的史料的豐富不豐富的問題。我認為這也不過是“事后有先見之明”的可笑看法罷了。司馬遷在那時實在已盡了搜集史料的能事了，而且他也是有著運用史料的方便的，古人著書不能像現在人一一標出來源，這是我們必須考慮的。再說一個歷史家之可貴，并不在史料之多，而在對史料之了解，并能看出它的意義。現在人動輒說史料多少，這是只求廣度，而忘了求深度了。司馬遷之可貴，乃在他的“識”。由于他的“識”，于是他能對平凡的史料，而掘發出了意義。這豈是淺薄的人所能夢見的？
我認為從前人對司馬遷所加的估價是不夠的，所加的貶詞也是不正確的——在一個英雄身上發現蒼蠅似的瑕疵原不足為訓。照我們現在的了解，我們認為司馬遷除了為正史立下規模以及有通史的氣魄之外，又有下面幾種了不起的貢獻：
第一，一個歷史家的可貴，首在有一種“歷史意識”。有歷史意識，然后才能產生一種歷史范疇。歷史范疇是什么呢？歷史范疇就是演化。凡是認為一切不變的，都不足以言史。自來的思想家，不外這兩個觀點：一是從概念出發，如柏拉圖，如康德；一是從演化出發，如亞里斯多德，如黑格耳。司馬遷恰恰是屬于后者的。用他的名詞說，就是變，就是漸，就是終始：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太史公自序》
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太史公自序》
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天人之際，承敝通變。——《太史公自序》
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高祖本紀》
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鄭世家》
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詞，不務綜其終始。——《十二諸侯年表》
學者牽于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六國表》
觀其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于是謹其終始，表其文。——《高祖功臣侯年表》
咸表終始，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惠景間侯者年表》
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天官書》
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平準書》
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詞，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少卿書》（據《文選》）
在“變”、“漸”、“終始”三者之中，司馬遷尤其時時提及的乃是終始。終始者并不是一堆死的東西，擺在那兒的，如果那樣便只是史料而已了。一個歷史家需要對于史料加以專家的把握，用司馬遷的話講就是：“綜其終始”，“察其終始”，“謹其終始”，這里邊實在包括許多方法和許多本領。“謹其終始”是客觀地遵循這一種演變，“察其終始”是對于這一種演變加以觀察，最后卻要加以組織，那就是“綜其終始”，而且更要看出其中的意義，尋出一種原則，也就是所謂“通古今之變”了。他說“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詞，不務綜其終始”，就因為前者是哲學家、文學家的看法，只有他之“綜其終始”才是一個歷史家的看法。這其中有司馬遷的學力，也有他的識力。司馬遷處處沒忘了他是一個歷史家，他處處運用這種歷史意識，發揮這種意識，所以他可稱為是中國上古第一個覺醒的擔負著歷史使命、歷史課題的人。同時司馬遷又有著詩人的天才，他往往把這種演化的趨勢，就具體的事件上觀察之，把握之，描寫之，例如他對諸侯之被削弱，便從他們之“貧者或乘牛車”看出來（見《平準書》及《五宗世家》），因此他的歷史意識乃是佐之以詩人的慧眼，于是燭照的角落更多，而表現出來的也更有著史詩性的意味了。
第二，司馬遷是一個有史觀的人，換言之，他有他對歷史的一貫的看法。他有他的歷史哲學。假若說他的歷史意識，是在所謂“通古今之變”上，那末他的歷史哲學，就是在“究天人之際”上。天人之際是什么？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客觀力量和主觀行為的消長結果。因為他看重客觀力量，所以也可以說他的史觀乃是唯物史觀。在客觀力量之中，更重經濟力量，這是我們已經說過的了。同時他所認識的客觀力量并不是死的，而是在一種動態之中的，這動態卻又有一種法則可尋，那就是盛衰循環，近于一種辯證法：
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盧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平準書》
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平準書》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高祖本紀》
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歷書》
在《平準書》中，是以經濟的變動而解釋吏治的變動的，這是唯物史觀之絕好的說明。在《高祖本紀》中，也堪稱為一種辯證的文化哲學。司馬遷雖然不能時時抓牢唯物辯證法觀點，但總算疏而不失了。
再則講文化哲學的人，往往定出一種周期來，如施賁格勒即謂每一種文化有兩千年的壽命是。司馬遷在這點上卻也有近似的說法，這就是：“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天官書》）
第三，司馬遷承了中國學者的傳統（尤其是由于他父親的教育），并不以純粹的客觀事實之說明為限（他父親一則說：“無忘吾所欲論著。”二則說：“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可見都是要在歷史書里發表自己的意見的），卻還要致用，卻還要從學術的研究中得出一種智慧，尤其是政治的智慧。他所得的智慧便是“承敝通變”。人類既在變化之中，為順應這種大勢，便只有采取變革的辦法，而不能遵守故常了。這也可以說是司馬遷心目中的歷史教育的內容，他自己就是要擔負這種教育的使命的，他在《史記》中，創“八書”，以為通史的榜樣，用意也便在此。他在《自序》中已明言之：
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
后來司馬光把自己的歷史著作叫做《資治通鑒》，也仍是此意。因此往大處說，歷史教育乃是一種政治教育。往小處說，歷史教育卻也起碼是一種倫理教育。所以在司馬遷的心目中，歷史一定有所刺譏褒貶，他認為這是孔子的遺教，孔子就是這樣的：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十二諸侯年表》
只是后來的人只注意了消極的作用，單有貶刺，而忽略了積極的意義罷了。司馬遷在這一點上卻又特別提醒。他遵循著他父親的指示，說：
《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事實上司馬遷也正是這樣實行著的。我們看他的《自序》中，每作一傳，幾乎都是“嘉”某人之某一方面如何而后動筆的。他恰如瑪修·阿諾德對于批評的認識，是要把認為美好的東西宣傳出去的。——中國的文學批評本寓于史，但很少人曉得這積極的作用更為重要就是了。政治教育和倫理教育是司馬遷在歷史教育上的認識和貢獻處。
第四，司馬遷的歷史是真正人類整個活動的歷史。這并不在乎史料的全不全（雖然在這一點上司馬遷也仍無可議），而在乎觸及的方面廣不廣。英人弗里曼（E.A.Freeman）著《歷史研究方**》（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y），說：“歷史家應該每事皆知。”（原書頁四五）司馬遷夠這個資格——至少就那個時代說是夠這個資格。
第五，在記錄人類的整個活動之中，司馬遷尤其難得的是在他的歷史中抬高了平民的地位。他的《本紀》、《世家》雖然還是帝王貴族的史乘，然而其中也業已加入了一個布衣——孔子，和一個傭耕的陳涉了，至于列傳中的仲尼**、游俠、刺客、滑稽等等，卻大都是平民。就是像老、孟、荀那般學者，扁鵲、倉公那般技術人才以及老粗出身的那般將官，也都是小市民階層的。美國歷史家羅賓遜（J.H.Robinson）在《新史學》（T he New History）中所說的“為平民而著的歷史”（“History for the common people”），司馬遷實在已經庶幾近之了。這不唯已往的歷史家沒有做到，就是司馬遷以后的歷史家也很少能繼續。
第六，在歷史科學的方法上，司馬遷的貢獻尤其大。體裁的創制已由前人說過，我們不必多說。我覺得最難得的是，司馬遷的歷史實在已由廣度而更走入深度。正像德國史學家考爾夫（Korff）那般人所謂，歷史的意義，不在探求外延，而更在探求內包。司馬遷的歷史已經能夠探求到人類的心靈。所以他的歷史，乃不唯超過了政治史，而且更超過了文化史，乃是一種精神史、心靈史了。這是第一點。其次是，歷史本來是講演化的，演化是縱的，是順著一種線索的，這在司馬遷固然已經很能把握了，但他卻更進一步，在演進之中而加入一種體系的探求。例如他的《刺客列傳》、《酷吏列傳》、《貨殖列傳》、《游俠列傳》、《循吏列傳》、《佞幸列傳》、《龜策列傳》、《日者列傳》、《儒林列傳》等，都是想用一種體系去整理的。這樣的傳記已經占列傳的總數七分之一。八書更不用說。不但這樣，就是他的標出人名的列傳，也多半以類相從，例如老莊申韓可以稱為“哲人列傳”，孫子、吳起可以稱為“兵家列傳”，屈賈可以稱為“詩人列傳”是。再說就是列傳與列傳之間的排列也仍是有著連系的，例如《孫吳列傳》之前便是《司馬穰苴列傳》，這同樣是兵家；而《蘇秦列傳》之后便是《張儀列傳》，這同樣是縱橫家；其他同樣的例子不必盡舉。這就可見司馬遷乃是要在人類的生活經驗之中而尋出若干范疇來了。因此，他的書乃是演化與體系二者并重的，倘無前者固不足為“史”，倘無后者便也不能駕馭史，超乎史。這是他在史學方法上可貴的第二點。
至于他之運用史料，鑒別史料（如《五帝本紀》中之以古文為準，《周本紀》中之辨居洛邑為受犬戎之攻而非為伐紂，《魏世家》中之論魏滅并非由于不用信陵，《蘇秦張儀列傳》中之推原蘇秦蒙惡聲之由），都有近于現代人的疑古和考證的方法處。再則他的徹底執行闕疑的辦法，兼采眾說，留待后人判斷（如老子問題，如呂尚事周的情形等），這乃是近于美人溫遜（Vincent）在他的《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Research）中所說歷史判斷與法官判斷之異即在前者可不下判決，以待新證據（見原書頁二五六）。這統是可貴的，但比起前二者來，總算是貢獻中之小焉者了。
第七，在對于中國歷史的了解上，司馬遷有他的新見地，這就是對于秦的看法。他對于秦，估價很高，書中在在言之：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于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六國表》
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損減，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有變改。——《禮書》
一個歷史家必須客觀，必須不以成敗論事，司馬遷身居漢代而能不避嫌疑以論秦之歷史地位，這也是難能可貴的。司馬遷在歷史上的發明本多，現在只是舉出最重大的一項以概其馀罷了。
十 司馬遷之政治觀
司馬遷的史學，既以經世致用作為目標之一，當然不能不有一種政治理想的寄托——至少對政治有他的看法。
因為他的根本思想既是道家的自然主義，所以他的政治哲學也便建立在無為上。他覺得最好是順其自然。他理想的是：
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呂后本紀》
呂后時的政治本無可稱，但是能夠做到無為，人民能安居樂業，他也就認為不錯了。無為的反面是有為，是多事，多事就容易出亂子。像七國之亂便是一個榜樣：
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孝景本紀》
這其中確有一種對黃老術的向往在。（《孝景本紀》或為司馬談著，但至少司馬遷是同意這個看法的。）
一般人或者以為司馬遷也是贊成封禪、改歷、易服色等事的，其實司馬遷站在無為的立場，對這并不贊成。他說：
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馀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于今，嗚呼！豈不仁哉？——《孝文本紀》
他雖然也參加過封禪改歷，但那等于“當官差”，他之贊美孝文帝，就是表明他的本心是不贊成武帝那一套太有為的舉動而已。
在許多有為的事件之中，他尤其痛惡的是嚴刑峻法，所以他說：
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高祖本紀》
嚴刑峻法并不足以求治。法越密，人越能作弊。他曾指出：“自張湯死后，網密，多詆嚴。官事浸以耗廢。”他痛切地說：“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均見《酷吏列傳》）真慨乎言之！這讓我們想起老子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來，司馬遷到底是根于老學呵！不過老子（假若真有這末一個人）還是就哲人的眼光觀察而已，而司馬遷身受峻法之禍，親見嚴刑的流弊，其體驗之深淺卻自有不同了！
假若有了嚴刑峻法以后，能夠守法還好，如果不守法，那就為害更不可勝言了。司馬遷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時候，是贊成守法的，他在《張釋之列傳》里先記張釋之守法的言論：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
這話是因為一個人驚了文帝的駕，張釋之按法處以罰金，而文帝認為罰太輕而說的。又有一次，是有人盜高廟前玉環，張釋之又依法只判了死罪，而文帝卻認為當滅族。張釋之便又爭道：
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
這本是難得的守法精神。于是司馬遷在贊中也便加以頌揚道：“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有味哉，有味哉！”但我們卻覺得司馬遷的頌揚也是雅有意味的。因為，他所有在《酷吏列傳》中所寫的森怖世界，是完全在這里寄托其一線希望了！只是文帝尚是一般人所認為寬厚和易的人，猶且以法定的處罰為不足，試想在武帝之時又應該如何？究竟有幾個張釋之？碰在不是張釋之的一般人的手里，人命又將如何？司馬遷追慕張釋之，實有隱痛在！
司馬遷對這曾時有反抗，既寫《酷吏列傳》以著刑法之惡，又在《絳侯世家》中借周勃以指獄吏之貴，更作《循吏列傳》，以指示正規：
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旨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他頂痛恨那般爪牙似的人物。天下最可惡的，也實在就是那般助桀為虐的二花臉之流。司馬遷說李斯“阿順茍合，嚴威酷刑”，就已是一個典型。至于漢代那些慘酷的劊子手，卻同時又是貪污的蛆蟲。像那“杜周初征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貲累數巨萬矣”。這錢是哪里來的？還不是敲詐么？既由敲詐，可知殊非守法。法治已不是上策，到了弄法亂法，貪贓以枉法的地步，那人民的受禍就更不堪問了。司馬遷傾向于超乎法，他說：
漢興，破觚而為圜，雕而為樸，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同時，他常說：“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繩墨之外，就是超乎法。司馬遷之所以有這種思想，這許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古代學與術不分，任何事情都不免有一種藝術的意味，仿佛都有一種“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的光景，所以才論“繩墨之外”的運用；二是因為由于司馬遷的浪漫精神，他總不喜歡拘拘于一些繁碎的科條，例如最需要講紀律的莫過于軍事了，但在軍事中他卻贊成“號令不煩，士卒鄉之”的李將軍。浪漫精神是隨處有一種沖決之勢的，這樣而表現于司馬遷的政治思想也是無足怪的。司馬遷不但想超乎法治，甚而想超乎一切的政治。他“嘉伯之讓”而作《吳太伯世家》，他為“讓國餓死，天下稱之”而作《伯夷列傳》，這兩篇一居世家之首，一居列傳之首，一定都非偶然。真的，如果站在道家的自然主義，政治根本也可以不要了。
不過在現實社會中，政治問題總是要有的，法治既不是最高的政治理想，那末，靠什么呢？司馬遷對這問題的答覆大概仍是偏于人治。他對于人才十分注意，例如他說：
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圣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匈奴列傳》
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楚元王世家》
這里都有他對于人才之迫切的呼吁。本來，他的一部整個《史記》，也可說就是對于到那時為止的人才的總評衡。雖在他痛恨的酷吏，他也仍然就人才主義而加過高下的品題。他把人才的重要簡直看在一個國家的興亡之上，像《吳世家》的一篇史乘乃重在季札
之為“閎覽博物君子”，《越世家》的一篇記錄乃重在范蠡之“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后世”，他完全是像漢武帝那樣求才若渴了！
司馬遷對于政治的看法，從無為到超乎法治，從不得已而贊成守法到人才主義，大略已如上述。現在再附帶說他對于戰爭的看法。他對于戰爭也是站在自然主義的立場的，他認為不可免：
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于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律書》
這簡直是生物學的說明了。所以他認為到必要時，就該用兵，而不贊成腐儒遷闊之談：
豈與世儒闇于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3)，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于家，刑罰不可捐于國，誅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律書》
司馬遷雖時時不掩其浪漫的色彩，但因為他有重在大處的識力，所以立論究竟很鞏固，這就是前人所說“奇而不失其正”了。至于他說“用之有巧拙”，這就仍是像他對于政治的看法之有一種“繩墨之外”的向往而已。（《律書》可能為司馬談著，特司馬遷亦必同此意。）
最后，我們不能不提及的，是司馬遷時時站在百姓的立場說話。他痛恨那般仰承統治者的鼻息而壓榨老百姓的人物，這可見之于他之責蒙恬：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筑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
他所謂“百姓力”，“百姓之急”，“眾庶之和”，這都真是老百姓的口吻。他說他們遇誅亦宜，用我們現在的話講，就是凡和老百姓的利益相違反的人就該殺！
十一 司馬遷之民間精神
假若說民間精神也是浪漫情調之一時，則司馬遷在這方面也沒做了例外。
司馬遷雖因為儒家的教育之故，講縉紳先生的趣味，講雅，可是他骨子里的精神是平民的。他對于皇帝吧，每每赤裸裸地把他們的外衣剝掉，而極盡諷嘲之能事，寫他們的怒，寫他們的偏私，寫他們的愚，寫他們的好笑。對于官僚呢，他尤其在揶揄著，挖苦著。種種裝模作樣的人，如張湯，如公孫弘，如袁盎，在他看得一文不值。反之，在平民方面，他卻極端禮贊著，向往著，用盡了他那極其熟悉而親切之筆描繪著。
例如游俠根本是社會上的一種下層組織，也就是現在的所謂流氓。可是司馬遷十分加以稱道。他說：“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又說：“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茍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于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捍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強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所謂布衣，所謂鄉曲，所謂閭巷，正是指現在的所謂下層社會。你看他一則說“有足多者”，二則說“曷可少哉”，三則說“有足稱者。”他的向慕為何如！秦以前的游俠湮滅不見，他便惱恨，漢興以來的游俠為世俗所不了解，他便悲哀，他的同情又何如！游俠的紀律和信條，他是清楚的，這就是行果諾誠，赴士困危，不怕死，卻又不矜伐。而且他們雖有勢力，但不聚斂，也不欺弱者。尤其難得的，是他們同樣有品德的鍛煉，修行砥名，廉潔退讓，這是比朝廷中那般偽君子像公孫弘等，高出萬萬的。所以就是觸犯當時刀筆吏的法律，不合乎偽君子的“正義”，司馬遷對他們也仍然在原諒著了！
當時的游俠，魯有朱家，洛陽有劇孟，江淮之間有王孟，濟南有氏，陳有周庸，代北有諸白，梁有韓無辟，陽翟有薛況，陜有韓孺，長安有樊仲子，槐里有趙王孫，長陵有高公子，西河有郭公仲，太原有鹵公孺，臨淮有兒長卿，東陽有田君孺，司馬遷多么了如指掌！假若他不是深透在民間生活，他能這樣熟悉嗎？至于此中最大的人物郭解，他還親自見過！郭解被迫搬家的時候，來送錢的出到千馀萬，有人說他不夠賢，立時被他手下的人割去了舌頭，他的勢力這樣大，可是身材卻十分短小，言語十分平庸，司馬遷也是深深地有著印象的呢。
司馬遷的精神已經浸潤在民間生活的內層了！所以他的文字也有著民間語言——白話——的生動和有力。
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后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汲黯列傳》
齊有富者田甲(4)……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愿得充王后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后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乃為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后宮！”——《齊悼惠王世家》
唐為中郎署長(5)，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張釋之馮唐列傳》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鋪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本紀》
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后不敢堅對，馀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后，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后，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魏其武安侯列傳》
都多末像娓娓煦煦的家人語？司馬遷不但所寫的是白話，而且不是紙上的白話，卻是地地道道的口語了。至于：
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陳涉世家》
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于東廂聽，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張丞相列傳》
這更是有名的例子，這就又不止寫口語了，而且能寫方言和口吃。古典派是要典雅到和現實十萬八千丈遠的，浪漫的司馬遷卻留戀在現實的核心，不惜照攝一切，傳真萬有。《傅靳蒯成傳》上說周：“軍乍利不乍利，終無離上心。”乍也是俗語。便見司馬遷之運用白話，抑又不只在寫對白而已，就是行文中，也夾雜起來了。為實行運用口語，他之用古書，便常常經過一道翻譯的手續，《尚書》的“克明俊德”，他寫成“能明馴德”，《尚書》的“欽若昊天”，他寫做“敬順昊天”，這也是人所周知的事。——司馬遷原來是兩千年前的胡適呢！
口語之外，司馬遷又愛援用俗諺。他或者明稱“諺曰”，或者稱“鄙言”，或者稱“語”，或者暗用而不標明：
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李將軍列傳贊》
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游俠列傳贊》
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貨殖列傳》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佞幸列傳》
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谷；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貨殖列傳》
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應侯。——《白起列傳贊》
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馀萬眾，邯鄲幾亡。——《平原君列傳贊》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向其利者為有德。”——《游俠列傳》
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甫瑕是也。——《鄭世家贊》
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早救患于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孫子吳起列傳贊》
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春申君列傳贊》
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劉敬叔孫通列傳贊》
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袁盎晁錯列傳贊》
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張釋之馮唐列傳贊》
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楚元王世家贊》
“女無美惡，居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跡自隱而當刑。——《扁鵲倉公列傳贊》
“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吳王濞列傳贊》
司馬遷之引用俗諺，就如同引用經典似的一樣鄭重了，他仿佛在民間的體驗結晶之中，而灌注著自己生命似的了。語言本是精神的軀殼。英國的浪漫詩人渥滋渥斯，不是也主張采取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語嗎？法國對工人最同情的小說家左拉不也是每每驅遣下等社會的土話嗎？就在這種精神與語言的湊拍上，我們遇到司馬遷。
因為富有民間精神之故，司馬遷的《史記》不止取材于堂皇的史乘和檔案，他還訪問了許多老百姓。例如他寫韓信，就是淮陰的老百姓告訴他，韓信在幼時，雖然貧困，可是早預備下一個大墳的。他寫蕭何、樊噲、曹參、滕公，也是豐沛的老百姓告訴他這些將相在從前鼓刀屠狗賣繒時的情況的。他仿佛是一個平凡的百姓似的，他是老百姓的發言人，也是老百姓的見聞的書記。所以他的評論每每以俗諺為依歸，那也是當然的了。
這種民間精神，于是使司馬遷有著一些素樸的反抗性。他對一切接近民間的人，常常情不能已地歌贊著。“不恥下交”的信陵君，他是多末特別賣了氣力去敘述著呢！同時，凡是反抗權貴的人，他也往往極力表彰。魯仲連吧，他就眉飛色舞地說：“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于諸侯，談說于當世，折卿相之權”了。最后，他簡直自己索性據有一種予奪的權威（自然，在幻想里！）吧，把平民偏偏抬高起來。“布衣”的孔子，他偏把他列為世家，傭耕的曇花一現的陳涉，他偏把他和許多諸侯并排，對于楚霸王，讓他和秦始皇、漢武帝鼎足而立。司馬遷以此自快，他是一個過屠門而大嚼的無冕帝王，愛封愛貶，全由己呀！
然而民間者，無非是窮困愁苦的一群之稱。在這方面，司馬遷尤其有他的體會和感觸。《平準書》里，對于興利的大臣，極盡其痛恨之筆，《貨殖列傳》里，暢快地宣泄著“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的悲憤。因此，他對于人生不是飄浮地像蜻蜓一樣的點水而過的，他所寫的也絕不是虛幻的鬼影或抽象的教條，卻是赤裸裸的“如是人生”；因此他的思想構成一種浪漫的自然主義，其中有文化的成分，有道家的成分，有他那抒情的性格的成分，但也有得自實際生活的唯物的體認的成分；因此司馬遷為一切平民永遠地歡迎著，也為一切浪漫詩人或有浪漫情調的人所永遠地歡迎了！
十二 《史記》一書的個性
凡是讀一部書，就像認識一個朋友一樣，如果不曉得他的個性，則無論說短論長，全無是處，在論《史記》時，我覺得至少這下面的幾個前提是必須注意到的：
第一，要知道司馬遷是拿整個的《史記》與人相見的，并非單篇分開給我們（雖然在漢朝似乎是各篇單行，但那是流傳的情形，并非著述的情形），因此他對于每一問題的看法，我們不能單就篇名的外形去找。例如管仲、晏嬰的貢獻或歷史地位，如果我們只看《管晏列傳》當然要責備司馬遷所記太略的，然而在《齊世家》中卻仍有詳細的記載。又如信陵君的真相，單看《信陵列傳》也不夠，而在《范睢蔡澤列傳》中才能看出來。原來他沒有像《信陵列傳》中人格那樣完整，在急人之難上也有時很猶豫。再則他在魏國的關系之重要，單看《信陵列傳》也仍是不足，那就又要看《魏世家》。再如子產本見于《循吏列傳》，但《循吏列傳》中的子產太平凡了，不夠一個大政治家，可是在《鄭世家》中卻便又見出他的真正的設施來。原來司馬遷在一個歷史家之外，兼是一個藝術家，他曉得每一篇傳記一定有一個中心，為求藝術上的完整起見，便把次要的論點（在藝術上次要）放在別處了。這是前人所發見的“互見法”。我們可以這樣說，就他單篇文章看，他所盡的乃是一個藝術家的責任，只有就他整部的《史記》說，他才是盡的歷史家的責任。倘就單篇而責備之，他就太冤枉了。
第二，就原則上說，司馬遷對自己的主觀見解和客觀描寫是分開去處理的。大概在傳記中的敘述往往是純粹客觀的，而主觀的評衡則見之于《自序》中說到所以做各傳之故處。所以我覺得要真正看司馬遷的見解時，《自序》最重要。其次便是每篇的贊。但多數的贊是處在客觀與主觀之間的。所以就是有些評衡，也是個人的意味（personal）居多，如敘到個人的經驗或與傳中的人物的關系等，有時則是傳中的補充而已。我覺得司馬遷這個辦法也很好，讓人假若要看客觀的描寫，就看他的傳記。假若要看他的通體的看法，就看他的序。假若對他的自己的個人的印象發生興趣，就看他的贊。他的體例如此（但只是疏而不失的體例），清清爽爽，免得有人執此而求彼，反而加以責難。至于司馬遷在事實上是否絕對在描述中維持客觀的限度呢，那是另一個問題，他之選擇描寫的材料，也無疑是經過了主觀的決定的，但無論如何，他這體例是我們在論《史記》時必須考慮到的。
第三，我們又必須了解司馬遷的反面文章。他是一個巧于諷刺的人，他善達難言之隱。所以他的本意，必須就全書推求而得，決不能專看表面文章，例如書中的最大的諷刺，是對付漢代，尤其集中在武帝。他的方法卻是指秦罵漢。這個秘密，自明清以來的學者，都已經窺破了。同時，他能以褒作貶，筆下是酸酸辣辣的，那要完全從他的語氣中看出來。《史記》一書的難讀，這也是一個大原因。必須靠我們對他的表現方式的熟悉，才能得其真正命意所在。
第四，我們又當曉得《史記》中雖然有些得自他父親的舊稿，但各篇已大體上經過了他的潤色。所以縱然看出某一篇可能成自他的父親之手，而仍然可以由之而見司馬遷的見解——至少是他同意的見解。再則《史記》固有補缺，但全文中也往往有他原來的幾段書稿，我們也都須分別援用，不能因為業已認定某篇為后人補改，就全然不加信任了。
第五，我們更必須注意《史記》在是一部歷史書之外，又是一部文藝創作，從來的史書沒有像它這樣具有作者個人的色彩的。其中有他自己的生活經驗、生活背境，有他自己的情感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和心腸。所以這不但是一部包括古今上下的史書，而且是司馬遷自己的一部絕好傳記。因此，我們必須能把握《史記》中司馬遷之主觀的用意，才能理解這部書，才能欣賞這部書。
十三 史官的傳統
一般地說，司馬遷的史學是得自孔子，但中國之史的傳統卻遠在孔子之前，孔子也不過是接受那種傳統而已。究竟古代史家的傳統是怎樣的，我們現在就想探求一下。古代的史學在史官，大概古代的史官有這些性質：
一是具有豐富的學識和眼光。例如周太史伯便能告訴鄭桓公友建國的地點：
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于是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興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繄之后也，伯繄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于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后，成王封叔虞于唐(6)，亦必興矣。”桓公曰：“善。”于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鄭世家》
這是公元前八○六年的事。他不但把建國的地點給鄭國選定了，而且對后來的國際大勢，也了若指掌地推測出來了。可見一定是很淵博而銳利的人物了。
又如當魯定公立的時候（公元前五○九），趙簡子問史墨（服虔注：晉史蔡墨）曰：“季氏亡乎？”他答道：
不亡！季友有大功于魯，受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是失國政。政在季氏，于今四君矣。 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魯周公世家》
這也對于國際的情形十分熟悉，此等人大有政治顧問的資格。
二是這些史官大半曉得一些巫祝卜筮的事情，有點像僧侶或預言家的人物。如周幽王二年（公元前七八○），西州三川皆震，于是伯陽甫（即太史伯陽）便能預言周之將亡，他說：
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征也。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周本紀》
過了一年，幽王嬖愛褒姒，他又批評道：
禍成矣，無可奈何。
更如陳厲公二年（公元前七○四），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便算了一卦，而預言到他將來能夠代齊：
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太岳之后。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陳世家》
再如楚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四八九），看見一塊大紅云彩，像鳥一樣，在太陽的兩旁飛過，便去請教周太史，周太史答道：
是害于王，然可移于將相。——《楚世家》
他的將相聽了，都想投河免災，幸而昭王沒有聽，這事曾得到過孔子的贊許，說：“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然而周太史之懂得災異，還是不可否認的。
最奇特的是周太史儋，能預言秦周之分合，他在周烈王二年（公元前三七四），對秦獻公說：
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周本紀》
這話很為司馬遷所相信，曾四度援引（《周本紀》之外，又見《老莊申韓列傳》、《封禪書》和《秦本紀》）。這預言的根據何在，卻沒有說明，但是因此便更加神秘了。說真的，司馬遷之究天人之際，也就仍由這預言家的身份所蛻化而已。
三是史官有一種公正不阿的職業道德。像周成王在小時候，曾用桐葉刻成珪，給他弟弟叔虞玩，說：“拿這個封你吧。”那史佚聽了就請擇日封叔虞，成王說：“吾與之戲爾。”史佚便道：“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于是叔虞便被封了。這就是晉國的起原（《晉本紀》）。這雖然像一種笑談，但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史官的確是這樣嚴格的。這事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或者只是傳說，然而已是一個有意義的傳說了。此外像后來趙盾的弟弟趙穿殺了晉靈公（公元前六○七），而晉太史董狐寫道：“趙盾弒其君。”趙盾說：“弒者趙穿，我無罪。”董狐說：“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這事也邀到孔子的稱贊，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還有齊國太史寫“崔杼弒莊公”（公元前五四八）的故事更悲壯動人。崔杼把這個太史殺了，他弟弟還是照樣寫，這弟弟也被殺了，而另一個弟弟仍是照樣寫。這樣拿性命來換取真理，真太可敬愛了！
從上面這三點看來，史官是政治家、預言家和新聞記者合而為一的人物。不過既是官，就不是一種自由職業。只有孔子是羨慕這種職務，而由自私人去從事的。司馬遷卻由**的官吏而擔負這一方面的使命。我們對史官的性質清楚了，然后才能曉得司馬遷的職業生活的性質。司馬遷乃是這一流人物中之最杰出者，因而他乃是第一流的政治家，第一流的學者（古代預言式的人物，必通歷算，因而乃是具有雛型的自然科學常識的人，而司馬遷則由是而構成他的自然主義；當然，他也訂過太初歷，而且他之運命感，依然有些預言家的意味的遺留），并第一流的新聞記者了！這乃是孔子所企求不得，只好私人著述，以求過屠門大嚼之癮的，又是司馬談所雖有著機會而不得實踐，含恨以終的，然而司馬遷卻如愿以償了！他的職業生活確定了他的事業的性質，而他的天才和個性卻使他走到了那事業的頂端。——他是浪漫的自然主義的大思想家，也是浪漫的自然主義的大詩人！
三十五年四月二十日寫畢于南京
【注釋】
(1)中華書局本《史記》下文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編者注
(2)中華書局本《史記》下文有：“其次教誨之”。——編者注
(3)中華書局本《史記》“窘”作“君”。——編者注
(4)中華書局本《史記》作“齊有宦者徐甲”。——編者注
(5)中華書局本《史記》“唐”下有“以孝著”三字。——編者注
(6)中華書局本《史記》下文有：“其地險阻，以此有德與周衰并。”——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