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回到地質學來：廣西的地質調查（1928）——西南地質調查隊（1929—1930）——北大地質學教授（1931—1934）》丁文江的傳記 胡適作品集

在君在大連休息的時期，大概就是他整理《徐霞客游記》，完成“徐霞客年譜”，并制成“游記地圖”的時期。這部最新的《徐霞客游記》，附年譜，附地圖，是民國十七年（1928）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是前一年已由陶湘先生印行了。

《徐霞客游記》出版的時候，在君本人又在西南作礦產地質的調查了。翁詠霓、黃汲清兩先生都曾略記在君廣西之行，汲清記的稍詳細，他說：

在君先生于民國十七年赴廣西考查，所到各處均曾作地質研究。而于廣西中部及北部，如南丹、河池、馬平、遷江諸縣，調查尤為詳細。利用軍用地形圖，填繪地質，同時采集標本化石甚多。其工作性質，除查考南丹、河池錫礦及遷江一帶煤田外，特注重地層系統及地質構造。而于馬平石灰巖研究尤詳。馬平石灰巖之馳名，全賴先生之力。（《獨立》第一八八期）

五年之后，在君和葛利普先生在第十六屆國際地質學會提出論文，題為“中國之二疊紀及其在二疊紀地層分類上的意義”（ThePermianofChinaanditsBearingonPermianClassification）。在君在此文中“討論中國各部二疊紀地層之彼此關系，及其分類。結論謂中國南部二疊紀可分三系：下部二疊紀為馬平系，中部為陽新系及樂平系，上部為夜郎系。”（此是用黃汲清先生的提要。）汲清所謂“馬平石灰巖之馳名”即是指這種論文。

十七年十月五日，在君從廣西寫長信給我，信中有一段說：

廣西的情形，一言難盡。……他們第一有建設的決心和誠意，第二有建設的能力。所可惜的缺乏真正技術人才給他們幫忙。我到南寧的時候，本無意工作。因為他們的誠意所感動，才“再為馮婦”。現在我仍舊敬信他們，但是廣西天產太不豐富了，大發展至難。這不是廣西**的過失。

又有一段說：

……我九月以來，又做了很多的工作，東到富川、賀縣，西北到貴州邊界的南丹。本來我還想勾留幾時，解決一個煤礦的價值。因為兩個月前被廣西建設廳的一位職員騎的馬踢傷左腿，到了桂林似乎完全好了，而近來跑路太多，忽然又腫了起來，行動不方便，故決意不日東歸。大約我三四日后由柳州動身，〔十月〕十一二可到梧州——坐民船沿途稍可研究——十五、十六可到香港。再去廣州三兩天，就預備回到上海。

這信說的很明白，他到廣西，本沒有做地質調查工作的計劃，只因為被廣西的幾個領袖的誠意感動，才決定旅行全省，做礦產地質的調查工作。他后來因為左腿受傷，行動不方便，才決定回來。他臨行時，采集的標本化石幾十箱，到梧州上汽船時，梧州的關吏不肯放行。幸虧凌鴻勛先生那時在梧州，正趕到船上送他行，那時離開船只有半小時了，凌先生“為馳赴梧關解釋放行。嗣與先生晤及，輒道其當日遑遽之情狀！”（《獨立》一八八號，頁三八）

凌先生又說：

在君先生之赴西南也，鐵道部曾托以踏勘川黔出海之路。先生主張由重慶經黔桂以出廣州灣，曾著有《川廣鐵道路線初勘報告》（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地質專報》乙種第四號），言其山川里程與國防經濟之旨甚詳。自后余遠處關中，從事于隴海鐵路之西展，偶與先生晤及，輒縱談鐵路建設之事，以筑路成本甚重，而國家經濟枯竭，必須以最小之資本，先筑經濟能力最大之路。先生固地質專家，而因足跡所經，于山川形勢，民生情狀，了如指掌，自無怪其于鐵路經營深感興趣也。（同上）

在君給我的信里，還談起他北歸后的工作問題，他說：

我這個人完全是一個impulsive的人。興致勃起則可以一切不顧。興致過去，又覺得索然無味。學問事業都不容易大有成就，皆是這個原故。所以我的前途，我現在也說不定，且看北歸以后興致何在。如可以安安穩穩住在北京，而且地質調查所這個機關依然存在，可以利用，我或者可以專心研究幾年。否則沒有法子的了。你要知道，我的研究，非有相當的設備，和相當的技術人員幫忙，是不能做的。要是離開了圖書館和試驗室，再沒有葛利普同他的學生來幫我鑒定化石，繪圖員給我繪圖，我絕對無法子可以著手。上海的地質研究所，同兩廣地質調查所都太幼稚，沒法子可以利用的。

十一月初，他果然回到了上海，不久他回到北平去，繼續他的地質學研究工作。他這個時期很注意中國的“造山運動”的問題。中國地質學會舉他做會長，他的“會長論文”就是《中國造山運動》（英文原題是OrogenicMovementsinChina，載在《中國地質學會會志》第八卷）。黃汲清先生說：“此文搜集中國各地所得有關造山運動之事實，而作不偏之討論。”

民國十八年（1929）一月十九日，我回到北平——這是我民國十五年出國遠游以后第一次回到北平。我在任叔永家住了三星期，在在君家住了兩星期。我那時在上海住家，這一次北去是因為北平協和醫學校改組董事會，舉了我做董事，我是赴會去的。最主要的一個私人動機，當然是想看看許多位多年沒看見的老朋友。當時我聽說梁任公先生病重，我很想能見他一面。不料我一月十九夜九點多鐘到北平，任公先生已死了八個鐘頭了！

一月二十日，任公的遺體在廣慧寺大殮。在君、叔永、陳寅恪先生、周詒春先生和我都去送他入殮。看見許多任公先生的老友，如蹇季常先生等，都是兩眼噙著眼淚，我也忍不住墮淚了。

二月初，任公的追悼會上，有在君的挽聯：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在地為河岳，在天為日星。

這幾句最可以寫出在君對于任公先生的崇敬和友誼。他和任公從沒有政治的關系，完全是友誼的關系。民國八年，任公到歐洲去考察戰后情形和巴黎和會情形，在君也在同行的專家顧問團之內。任公很敬重在君，故在君有“知我者鮑子”的話。在君對朋友最熱心，任公先生也是他看作應該特別操心照管的一位忘年老朋友。任公病中，他特別調護。世界最新最完備的一個醫院竟無法延長這一位平日體格很強，生龍活虎一般的大人物的壽命——中間還引起了醫生錯誤診斷和錯誤治療的各種傳說——這是在君很傷心的事。任公先生自己始終信任協和醫院，始終沒有一句埋怨醫生或醫院的話，這也是在君很佩服他的一點。

在君在北平不久，又得放下他的研究工作，又得往西南作大規模的地質調查了。民國十八年，地質調查所發起作一個調查西南全部地質的大計劃，分作幾段進行。由在君做總指揮。翁詠霓曾敘述這個西南全部地質調查的大略如下：

起身最早的是趙亞曾、黃汲清二君，越秦嶺，經四川西部，又分為二組：趙君由敘州南行入滇，行至云南昭通縣，被土匪打死了。黃君由敘永入黔，擔任貴州中部及西部的工作。

在君先生偕同曾世英、王曰倫二君由重慶入黔，所經之地，北起桐梓，西抵畢節，東包都勻，南盡桂邊。雖有許多牲口駝運行李，但調查人員長途步行，看石繪圖，手足并用，一路都用極嚴格的科學方法，努力工作。

差不多同時起程的，又有譚錫疇、李春昱二君，特別注重川邊及西康區域，西抵甘孜、巴安。

在這樣大規模工作之中，雖然趙亞曾之死使在君先生在途中非常傷心，但他還是竭盡心力，勇猛前進，做出很好的成績，也給幾位后學的人一種最可效法的模范。

黃汲清也曾敘述這個大規模的西南調查，他記在君的路線特別詳細：

民國十八年，先生組織西南地質調查隊，由重慶起，同曾世英、王曰倫二先生南行，經松坎、桐梓，至遵義；由遵義西行，經打鼓、新場，至大定。原擬在大定會合趙亞曾、黃汲清二人。突接亞曾遇匪被害耗，先生悲哀不勝。旋同曾王黃三人東行至貴陽，旋又南行，經都勻、獨山、荔波，而入廣西南丹縣境。于是貴州工作與先生民國十七年之廣西工作相銜接。繼折而北行，經平舟、大塘，返貴陽；由貴陽經遵義、桐梓，返重慶。于十九年（1930）夏返北平。

此次之行為先生平生最大地質旅行，亦為最后的大規模地質旅行。其所得結果對于地質學、礦產、地理學及人種學，無疑的必有很大的貢獻。地質方面工作則沿途均繪有精細的地形及地質圖，對于地層研究尤一絲不茍，而于泥盆紀、石炭紀、二疊紀，更有精細的、透辟的考查。將來西南各省這三紀地層研究，要以他的結果為基礎。

在君在途中寫長信給我，敘述趙亞曾之死，他曾痛哭幾次。此次原定趙亞曾等從徐州出發，在君聽說由四川到云南的路上不太平，曾打電報叫他到重慶同行。亞曾回電說：“西南太平的地方很少，我們工作沒開始就改變路程，將來一定要一步不能出門了。所以我決定冒險前進。”不上一個月，他就死在昭通了。

亞曾生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他死時止有三十二歲。他的著作已有這許多種：

中國長身貝科化石（《古生物志》乙種第五號第二冊及第三冊）

中國北部太原系之瓣腮類化石（《古生物志》乙種第九號第三冊）

中國石炭紀及二疊紀石燕化石（《古生物志》乙種第十一號第一冊）

湖北宜昌興山秭歸巴東等縣地質礦產（與謝家榮同著，《湖北地質礦產》專刊第六號）

秦嶺山及四川之地質研究（與黃汲清同著，《地質專報》甲種第九號）

在君從西南調查回到北平，是在民國十九年的夏季。那時我在上海已住了三年多，離開了北京已有四年多了。我已接受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新創立的編譯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的事，十月里我到北平看定了房子，十一月回上海，準備搬家回北平去住。我從北平回到上海之后，三天之內，連得在君兩封信，都是勸我不要多喝酒的！這兩封短信最可以表示在君待朋友如何操心愛護，也最可以描寫他的風趣，所以我抄在這里：

適之：

博生請吃飯的那一晚上，我就把你的《我的母親的訂婚》讀完了。這一篇在你的《文存》里邊應該考第一！

爾和真是飯桶！你走了以后，他還給菘生說你描寫〔你母親〕辮子長是暗用“發長垂地”的典故！！

我以后看見莎菲，他給我說你臨走幾天，天天晚上鬧胃痛，很替你擔心。第二天看見寄梅，他說在天津給你同住，似乎沒有胃病。我事體近來大忙，就沒有立刻寫信給你。

但是屈指你將要離開上海了，在這兩個星期之中，送行的一定很多，惟恐怕你又要喝酒，特地寫兩句給你，勸你不要拼命！一個人的身體不值得為幾口黃湯犧牲了的，尤其不值得拿身體來敷衍人！……千萬珍重！

弟文江十九年十一月九日

第二封信說：

適之：

前天的信想不久可以收到了。今晚偶然看《宛陵集》，其中有題云，“樊推官勸予止酒”，特抄寄給你看：

少年好飲酒，飲酒人少過。今既齒發衰，好飲飲不多。

每飲輒嘔泄，安得六府和？朝醒頭不舉，屋室如盤渦。

取樂反得病，衛生理則那！予欲從此止，但畏人譏訶。

樊子亦能勸，苦口無所阿。乃知止為是，不止將如何？

勸你不要“畏人譏訶”，毅然止酒。

江頓首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附注】博生是陳博生，爾和是湯爾和，菘生是劉崇佑先生，莎菲是任叔永夫人陳衡哲，寄梅是周詒春先生。《宛陵集》是梅堯臣圣俞的詩集。

我是民國十九年（1930）十一月二十八日從上海全家搬回北平的。下午，火車過江，我在浦口車站上遇見劉瑞恒先生，才聽說那天上午蔣孟鄰先生辭教育部長之職已照準了，又聽說**已任命孟鄰做北京大學的校長，但他未必肯就，已準備回到杭州去休息了。我回到火車上對我太太說：“糟糕！我搬回北京，本是決計不過問北京大學的事的。剛才聽說孟鄰今天被任命做北大校長。他回北大，我怕又逃不了北大的事了。”

我到了北平，知道孟鄰已回杭州去了，并不打算北來。他不肯回北大，是因為那個時候北平的高等教育已差不多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他回去也無法整頓北京大學。北京大學本來在北伐剛完成的時期已被貶作了“北平大學”的一個部門，到最近才恢復獨立，校長是陳百年先生（大齊）。那時候，北京改成了北平，已不是向來人才集中的文化中心了，各方面的學人都紛紛南去了。一個大學教授的最高俸給還是每月三百元，還比不上**各部的一個科長。北平的國立各校無法向外延攬人才，只好請那一班留在北平的教員盡量的兼課。幾位最好的教員兼課也最多。例如溫源寧先生當時就“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流言。結果是這班教員到處兼課，往往有一個人每星期兼課到四十小時的！也有排定時間表，有計劃的在各校輪流輟課的！這班教員不但“生意興隆”，并且“飯碗穩固”。不但外面人才不肯來同他們搶飯碗，他們還立了種種法制，保障他們自己的飯碗。例如北京大學的評議會就曾通過一個議決案，規定“辭退教授須經評議會通過”。在這種情形之下，孟鄰遲疑不肯北來做北大校長，是我們一班朋友都能諒解的。

那時有兩個朋友最熱心于北大的革新。一個是傅孟真，一個是美國人顧臨（RogerS.Greene）。顧臨是協和醫學院的院長，也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董事。他們找我商量，如何可以幫助孟鄰先生改革北大，如何可以從北大的改革影響到整個北平高等教育的革新。最主要的問題是：從那兒捐一筆錢做改革北大的經費？

這篇傳記不是敘述當年蔣孟鄰先生改革北大的歷史的適當地方。我只能簡單的說：當日傅孟真、顧臨和我長時間討論的結果，居然擬出了一個具體方案，寄給蔣孟鄰先生，他也很感動，居然答應來北大主持改革的計劃。這個方案即是次年（民國二十年）一月九日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在上海開第五次常會通過的“中基會與北大每年各提出二十萬元，以五年為期，雙方共提出二百萬元，作為合作特別款項，專作設立研究講座及專任教授及購置圖書儀器之用”的合作辦法（此案大意見一月十二日上海各報），這個合作辦法的一個主要項目是設立“研究教授”若干名，其人選“以對于所治學術有所貢獻，見于著述，為標準”，其年俸“自四千八百元至九千元不等，此外每一教授應有一千五百元以內之設備費”。“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課六小時，并擔任學術研究及指導學生之研究工作。研究教授不得兼任校外教務或事務”。

丁在君就是孟鄰先生改革北大時新聘的研究教授之一。同時發表的研究教授共有十五人，名單如下：

理學院丁文江李四光王守競汪敬熙曾昭掄劉樹杞馮祖荀

許驤

文學院周作人湯用彤陳受頤劉復徐志摩

法學院劉志趙迺摶

在君在北京大學做了整整三年的地質學教授，從民國二十年秋季開學起，到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他接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時止。他自己說，這三年是他一生最快樂的三年。這是因為他是天生的最好教師，因為他最愛護青年學生，因為他真能得到教師的樂處。我在二十三年一月十九日有這一段日記：

在君來吃午飯，談了一點多鐘。他是一個最好的教師，對學生最熱心，對功課最肯費工夫準備。每談起他的學生如何用功，他真覺得眉飛色舞。他對他班上的學生某人天資如何，某人工力如何，都記得清楚。今天他大考后抱了二十五本試卷來，就在我的書桌上挑出三個他最賞識的學生的試卷來，細細的看了，說：“果然！我的賞識不錯！這三個人的分數各得八十七分。我的題目太難了！”我自己對他常感覺慚愧。

在君死后，我請他的助教高振西先生給《獨立評論》寫一篇《做教師的丁文江先生》，在那篇很動人的紀念文字里，他說：

……民國二十年到二十三年，……我們曾得到直接受教的機會，而且相處有四年之久。我們真正的覺得，丁先生不只有作教師的資格，而且能全部的盡了他做教師的責任。

他是用盡了他所有的力量去教的。……他嘗說：“不常教書的人，教起書來真苦，講一點鐘預備三點鐘，有時還不夠！”他對于標本掛圖等類，都全力羅致，除自己采集繪制之外，還要請托中外朋友幫忙，務求美備。當時地質調查所的同事們曾有這樣的笑話：“丁先生到北大教書，我們許多人連禮拜天都不得休息了。我們的標本也給丁先生弄破產了。”……

丁先生是很會講話的，他能利用掌故小說以及戲曲歌謠的故事，加以科學解釋，……漸漸引人入勝。地質學所講無非是死石枯骨，不順口的名詞，同干燥的數目字。但是聽丁先生講書的，向來沒有覺著干枯的。……

有一次……講到基性火成巖的風化情形，他拿一塊標本，說：“你們看，像一個馬蹄子不像？這俗話叫做馬蹄石，說是穆桂英的桃花馬踏成的。山西北部到處都有。”他然后作科學的解釋。

地球上水澤、平原，同山地所占的面積的比例，用數目字表示出來，是何等難記！丁先生講的是：“我們江蘇有一句俗話：‘三山六水一分田。’這句俗話上的數字恰與地球整個的數字相同。”……學生聽了決不會忘掉的。……

丁先生最主張實地練習，常常帶領學生出去。實習的地點同時間，都要經過詳細的考慮同周密的計劃才決定。出去的時候都要利用假期，決不輕易耽誤應講授的功課。假期……他不但不休息，還帶領學生作那比平常更辛苦的旅行工作。

凡預定實習的地方，他一定預先自己十分明白，才肯帶學生去。如果預定的地方他不十分熟悉，他要事先去一趟，至少也要派一個助教先去一趟，然后才帶學生去。

旅行的時候，吃飯、住宿、登山、休息，他一概與學生完全一致。……不論長期或短期，所有地質旅行應用的一切物件，均必攜帶齊備。服裝必須合適。我們有時候以為一天的短期旅行，可以對付過去，不須大整行裝。丁先生則說：“固然有些地方可以對付，但是不足為法！帶領學生，必須一切照規矩，以身作則。不如此，學生不能有徹底的訓練，且有虧我們的職責！”……

這樣的教師，丁文江先生，給予學生們的好處不只是學問知識同治學訓練。他那活潑的精神，任事的英勇，訓練的徹底，待人的誠懇，……無形之中感化到學生身上的，實在更為重要。

我詳細引了高振西先生這篇文字，因為這是他在三整年之中親自觀察的這位偉大教師的教學生活，是他的傳記里最不可少的材料。孟真曾說：

在君自蘇俄回來后，對于為人的事非常厭倦，頗有把教書也扔去，弄個三百元一月的津貼，閉戶著上四五年書的意思。他這一陣精神反常，待我過些時再寫一文說明。（《獨立》第一八九號，頁十一）

孟真此文始終沒有寫。在君在民國二十二年（1933）的暑假中和葛利普、德日進諸位先生同到美國赴國際地質學會的第十六次大會。8月2日他從紐約赴歐洲，8月31日到莫斯科。他回北平好像是在十一月初。他在蘇俄的旅行是很辛苦，很不舒服的，回國后感覺身體不大好，感覺兩手兩足的極端有點變態，所以曾在協和醫院受過一次詳細的檢查。檢查的結果是他有血管開始硬化的象征。他有一個短時期的消極，就是孟真說的精神反常，確是事實。但他回到了地質系的教室里，回到了青年好學生的隊伍里，他那眉飛色舞的教學興趣又全恢復了！上文引的我的1月19日的日記，正是在他從蘇俄回來后教完第一學期大考完時的情形。那時候的在君已完全恢復他的教學的興趣了，完全沒有消極或悲觀的精神狀態了。

在君的蘇俄旅行，我另有專章敘述。

我現在要寫他在這個北平時期的一段有風趣的生活作這一章的結束。

在君的夫人史久元女士和他同年，是一位和藹可愛，待人很誠懇周到，持家很有條理的賢婦人。他們沒有兒女，丁夫人的一個侄女濟瀛常在他們家里住，他們待她就像自己的女兒一樣。在君生平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適和休息的重要。丁夫人身體不強健，每年夏天在君往往布置一個避暑的地方，使全家可以去歇夏；他自己也往往騰出時間去休息一個月以上。有時候他邀一兩個朋友去住些時。民國十三年的夏天，在君一家在北戴河避暑，我曾去陪他們玩了幾個星期。七年之后，民國二十年，在君全家在秦皇島租了一所房子歇夏。有一天，在君夫婦同濟瀛去游北戴河的蓮花山，在君作了兩首絕句寄給我，信上催我去秦皇島同他們玩半個月。他的詩如下：

記得當年來此山，蓮峰滴翠沃朱顏。

而今相見應相問，未老如何鬢已斑？

峰頭各采山花戴，海上同看明月生。

此樂如今七寒暑，問君何日踐新盟？

我匆匆答了他一首詩：

頗悔三年不看山，遂教故紙老朱顏。

只須留得童心在，莫問鬢毛斑未斑。

隔了兩天，我帶了兒子祖望到秦皇島，陪在君一家玩了十天，八月六日到十七日。這十天里，我們常赤腳在沙灘上散步，有時也下水去洗海水浴或浮在水上談天，有時我們坐在沙灘上談天看孩子們游泳。晚上我們總在海邊坐著談天，有時候老友顧湛然（震）也來加入談天。這十天是我們最快樂的十天——一個月之后，就是“九一八”的日本暴行了！從此以后，我們就在嚴重的國難里過日子了。

八月十五夜，我和在君在海邊談到夜深，他問我，還能背誦元微之最后送白樂天的兩首絕句嗎？這是我們兩人都愛背誦的詩，不見于《元氏長慶集》里，只見于樂天《祭微之文》里。那天晚上，我們兩人同聲高唱這兩首詩：

君應怪我留連久，我欲與君辭別難。

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

自識君來三度別，這回白盡老髭須。

戀君不去君應會：知得后回相見無？

第二天，在君用微之的原韻，作了兩首詩送我：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流連別更難。

從此聽濤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歡。

逢君每覺青來眼，顧我而今白到須。

此別原知旬日事，小兒女態未能無。

隔了一天，我同祖望就回北平去了。

四年半之后，在君死在長沙，我追念這一個人生最難得的朋友，也用元微之的原韻寫了兩首詩紀念他：

明知一死了百愿，無奈余哀欲絕難！

高談看月聽濤坐，從此終生無此歡！

愛憎能作青白眼，嫵媚不嫌虬怒須。

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風流一代無！

我的詩提到“青白眼”，他的詩里也有“青來眼”的話。在君對他不喜歡的人，總是斜著頭，從眼鏡上面看他，眼里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樣子怪可嫌的。我曾對他說：“史書上說阮籍能作青白眼，我從來沒有懂得。自從認得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待人’是個什么樣子。”他聽了大笑。“虬怒須”是他那虬起的德國維廉皇帝式的胡子，小孩子見了很害怕。其實他是最喜歡小孩子的，他是一個最和藹、最可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