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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思想界的一個大弊病》嘗試集 胡適作品集

現在有一些寫文字的人最愛用整串的抽象名詞,翻來覆去,就像變戲法的人搬弄他的“一個郎當,一個郎當,郎當一郎當”一樣。他們有時候用一個抽象名詞來替代許多事實;有時候又用一大串抽象名詞來替代思想;有時候同一個名詞用在一篇文章里可以有無數的不同的意義。我們這些受過一點嚴格的思想訓練的人,每讀這一類的文字,總覺得無法抓住作者說的是什么話,走的是什么思路,用的是什么證據。老實說,我們看不懂他們變的是什么掩眼法。

我試從我平日最敬愛的一個朋友陶希圣先生的《為什么否認現在的中國》一篇里引一些例子。

(1)在先,資本主義的支配還不大厲害的時候,中國人便想自己也來一番資本主義,去追上歐美列強。

我們試想“也來一番資本主義”這句話是不是可以替代庚子拳禍以前的一切變法維新的企圖?設船廠,興海軍,興教育,改科舉,立制造局,翻譯格致書籍,派遣留學生等等,這都可以用“也來一番資本主義”包括了!這不是用抽象名詞代替許多事實嗎?

(2)胡先生在過去與封建主義爭斗的光榮,是我們最崇拜最愿崇拜的。

這里說的是我自己了。然而我搜索我半生的歷史,我就不知道我曾有過“與封建主義爭斗的光榮”。壓根兒我就不知道這四十年的中國“封建主義”是個什么樣子。所以陶先生如果說我曾提倡白話文,我沒法子抵賴。他恭維我曾與封建主義爭斗,我只好對他說“小人無罪”。如果我做過什么“爭斗”,我打的是駢文律詩古文,是死的文字,是某種某種混沌的思想,是某些某些不科學的信仰,是某個某個不人道的制度。這些東西各有很長的歷史,各有他的歷史演變的事實,都是最具體的東西,都不能用一個抽象名詞(如“封建主義”)來解釋他們,形容他們,或概括他們。即如駢文律詩,在中國古代封建制度的的確確存在的時代,何嘗有駢文律詩的影子?駢文律詩起于比較很晚的時代,與封建主義何干?那個道地的封建制度之下,人們歌唱的(如國風)是白話,寫的(如《論語》)也是白話。后來在一個統一的帝國之下,前一個時代的活文字漸漸僵死了,變成古文,被保留作統一帝國的交通工具,這與封建主義何干?又如我們所攻擊的許多傳統思想和信仰,絕大部分是兩千年的長期印度化的產物,都不是中國古代封建制度之下原有的東西。把這些東西都歸罪到“封建主義”一個名詞,其錯誤等于說癆病由于癆病鬼,天花由于天花娘娘,自縊尋死由于吊死鬼尋替身!

以上的例子都是用一個抽象名詞來替代許多具體的歷史事實。這毛病是籠統,是混沌,是抹煞事實。

(3)沒有殖民地,我們想象不到歐美的燦爛光華。

他們的燦爛光華是向殖民地推銷商品和投下資本賺下來的。

(4)沒有殖民地,資本主義便不能存在。

這樣的推理,只是武斷的把一串名詞排成一個先后次序,把名詞的先后次序替代了因果的關系。“沒有殖民地,就沒有了資本主義;沒有了資本主義,就沒有了歐美的燦爛光華。”多么簡單干脆的推論!中國沒有殖民地(?),中國就沒有資本主義。德國的殖民地全被巴黎和約剝奪了,德國也就沒有資本主義了,也就不會有燦爛光華了。明兒美國讓菲律賓獨立了,或者菲律賓和夏威夷群島都被日本搶去了,美國的資本主義也就不能存在了。況且在三十六年前,美國壓根兒就不曾有過一塊殖民地,美國大概就沒有資本主義了吧?大概也就沒有什么“燦爛光華”了吧?這是史實嗎?

以上的例子是用連串名詞的排列來替代思想的層次,來冒充推理的程序。這毛病是懶惰,是武斷。

(5)燦爛的個人自由的經濟經營時代,至少是不能在中國再見的了。自由的旗幟高張起來也是空的。有組織有計劃的生產,自然與自由主義的思想不相容。不過,民主或自由的思想在中國雖然空的很,卻有一些重大的使命。這是因為封建主義還有存在。在對抗封建主義的陣容一點上,民主與自由主義是能夠叫動社會同情的。如果誤解這種同情的到來,是說中國的文化必走上民主自由的十九世紀歐美式上,那便推論得太遠了一點了。

這一段文章里用“自由”一個名詞,凡有六次。第一個“自由”是經濟的,是自由競爭的經濟經營。第二個“自由”好像是指民七八年以來我們一班朋友主張的自由主義的人生觀和要求思想言論自由的政治主張。第三個“自由”就不好懂了:明明說的是“自由主義的思想”,卻又是和“有組織有計劃的生產”不相容,又好像是指自由競爭的經濟經營了。我們愚笨的很,只知道“自由主義的思想”和專制政治不相容,和野蠻黑暗的惡勢力不相容;我們就沒聽見過它和“有組織有計劃的生產”不相容。姑且不說大規模集中生產的資本主義也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試看看丹麥和其他北歐各國的各種生產合作制度,何嘗不是“有組織有計劃的生產”?又何嘗與自由主義的思想不相容?所以這第三個“自由”當然還是第一次提到的自由競爭的經濟經營。第四個“自由”又是指我們的思想言論自由的民治主張了。第五個“自由”也是如此。第六個“自由”的意義又特別擴大了,擴大到“十九世紀歐美式”的文化,這當然要包括自由競爭的經濟制度和思想言論自由的政治要求等等了。

這里用“自由”六次,至少有三個不同的意義:(1)自由競爭的經濟經營;(2)我們一班朋友要求思想言論自由的民治主張;(3)“十九世紀歐美式”的自由主義的文化。這三個廣狹不同的意義,顛來倒去,忽下忽上,如變戲法的人拋起三個球,滾上滾下,使人眼睛都迷眩了,究竟看不清是一個球,還是三個球,還是五六個球。這樣費大氣力,變大花頭,為的是什么呢?難道真是要叫讀者眼光迷眩了,好相信胡適之不贊成“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就是要“回轉十九世紀歐美自由主義的路”;而“回轉十九世紀歐美自由主義的路”就等于犯了主張資本主義的大罪惡!

這樣的例子是濫用一個意義可廣可狹的名詞,忽而用其廣義,忽而用其狹義,忽而又用其最廣義。近人用“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等等名詞,往往犯這種毛病。這毛病,無心犯的是粗心疏忽,有心犯的是舞文弄法。

這些例子所表示的,總名為“濫用名詞”的思想作文方法。在思想上,它造成懶惰籠統的思想習慣;在文字上,它造成鏗鏘空洞的八股文章。這都是中國幾千年的文字障的遺毒。古人的文字,談空說有,說性談天,主靜主一,小部分都是“囊風囊霧”“捕風捉影”的名詞變戲法。“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是人人皆知的模范文體。“用而不有,即有真空,空而不無,玄知妙有。妙有則摩訶般若,真空則清靜涅槃。般若無照,能照涅槃;涅槃無生,能生般若。”我們現在讀這樣的文字,當然會感覺這是用名詞變戲法了。但我們現在讀某位某位**的名著,高談著“封建主義時期”,“商業資本主義時期”,“落后資本主義時期”,“亞細亞生產方式時期”,“資本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文化”,“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創造的綜合”,“奧伏赫變”,“迎頭趕上”,……我們就不認得這也是搬弄名詞的把戲了。

這種文字障,名詞障,不是可以忽視的毛病。這是思想上的絕大障礙。名詞是思想的一個重要工具。要使這個工具確當,用的有效,我們必須嚴格的戒約自己:第一,切不可亂用一個意義不曾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詞。(例如用“資本主義”,你得先告訴我,你心里想象的是你貴處的每月三分的**,還是倫敦紐約的年息二厘五的銀行放款。)第二,與其用抽象名詞,寧可多列舉具體的事實:事實容易使人明白,名詞容易使人糊涂。第三,名詞連串的排列,不能替代推理:推理是拿出證據來,不是搬出名詞來。第四,凡用一個意義有廣狹的名詞,不可隨時變換它的涵義。第五,我們要記得唐朝龐居士臨死時的兩句格言:“但愿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無。”本沒有鬼,因為有了“大頭鬼”、“長腳鬼”等等鬼名詞,就好像真有鬼了。濫造鬼名詞的人自己必定遭鬼迷,不可不戒!

二十四,五,二十七夜

(原載于1935年6月2日《獨立評論》第15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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