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個有生命的有機體，它會生長，會發展；也會衰老，會死亡。文化，如果能夠不斷吸收新的養分，經常保持新陳代謝的作用，則古舊的文化可以更新，即使衰老了，也還可以復興。
歷史上多少燦爛的文化，如巴比倫文化、迦太基文化、古埃及文化，在人類文化史上，都像曇花般一現就消歇了。但也有若干文化，綿延不斷，歷久彌新。其間盈虛消長，是值得我們深長思索的。
大凡文化的發展，有兩個重要的因素：一個是內在的，基于生活的需要。人類有種種生活的需要，為了滿足這些需要，不得不想種種方法來創造，來發明。這是促進文化發展的一個動力。另一個是外來的，基于環境的變遷。環境變遷多半是受外來的影響。這是因為四周環境改變了，為了適應新的環境，就不得不采取新的適應方法。人類如不能適應新的環境，就不能在這環境里生存。我們從歷史上看，這兩個因素總是交互影響的。
中國文化是少數古文化現在還巍然屹立的一枝。它之所以能夠如此，就是因為能不斷吸收新的文化與適應新的環境。歷史上較早的較顯著的一個例子發生在戰國。
戰國時候的趙武靈王為了國家的生存，不管王公大臣和國內人民的反對，毅然采取了匈奴的服裝（胡服）和他們的騎射之術（騎在馬上射箭）。胡服和騎射都是外國的東西。他的叔叔公子成對此大表反對。他說：
臣聞中國者，圣賢之所教也，禮樂之所用也，遠方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道，逆人之心。臣愿王熟圖之也。
趙武靈王聽了這席話，便自己親自去向他叔叔說明。他說：
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略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于不守也。先君丑之。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
上面這段話，把公子成說服了。于是下令變服，習騎射。
胡服騎射的結果，中原出現了兩種東西：一種是褲子，一種是騎射。中國人向來不穿褲子，褲子是從胡人那面學來的。我們推想大概在打仗的時候，要騎在馬上射箭，沒有褲子不大便當。騎射在戰術上更是一個重大的改革。以前我們的箭是徒步的兵卒從地面發射的，也有站在戰車上發射的。自從胡人那兒學得了騎射以后，戰車便少用了，甚至于不用了。這是因為戰車太笨重，在中原平地，沒有山的地方，可以橫行，可以打仗。但趙國（現在的山西）境內多山，戰車在山里無法使用，所以非采取騎射不能抵抗敵人。從此以后，戰爭的方法起了革命性的改變，也保障了中華民族的生存。
騎射引進以后，馬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種工具，所以有“苜蓿隨天馬，葡萄逐漢臣”之句。漢武帝在宮外好幾千畝地里種了苜蓿。天馬是指西域來的馬。**古稱天方，從那邊來的馬稱天馬。馬要用苜蓿來飼養，所以要引進馬，同時還要引進苜蓿。這時戰車不用了，原來徒步的兵卒，現在已成了馬上的騎士。從此軍隊的活動范圍變得既廣且遠，運用也迅速了，因此戰術便整個變了。
雖然胡服騎射是外面來的，但進來以后，就慢慢地變成了我們自己的東西了。我們內部長期發展和適應的結果，到漢武帝時，中國已經繁殖了不少的馬，戰術也變得高明了，所以能把匈奴逐出去。
漢武帝是一個雄才大略的國君，他一面發展中國的文化，同時發展軍略，改進戰術，文治武功，都極一時之盛。憑了新發展的戰術，引軍西向，把匈奴趕得遠遠的。歷史上說：“匈奴遠行，不知去向。”現在我們知道他們跑到歐洲去了，他們騷擾歐洲400多年，結果把羅馬帝國毀了。
所以外來的文化，如果能夠采取適當，并適應本國的環境，是能夠幫助解決本國問題的。進來之后，便成了我們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再經過相當時期的發展，便可以產生一種更高的新的文化。胡服騎射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外來的文化，固然可以刺激本國文化的發展；而本國的文化，受了外來的影響，也可以更適應環境。如果食而不化，便不會產生像漢代一樣燦爛的文化。所以最危險的事情是只以為我們自己的文化好，對外國來的瞧不上眼。這是很危險的事情，知識不夠識見近，往往患這種毛病。譬如最近義和團的事情，西太后以至于北方一班老先生，恨外國的文化，用中國義和團的符咒、刀槍想打外國人，結果一敗涂地。我們不是說外國來的都是好的。外國來的東西，如果不能適應中國的需要，當然不會采取。外國來的東西與中國有好處的，是拒絕不了的。
譬如我們的音樂，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國樂，大都是從西域外國來的。如琵琶、胡琴、羌笛，好多樂器，都是外國來的。中國原來的音樂，只能在孔廟里聽見。許多人都不知我們現在所稱的國樂，是受外國影響很大的。唐代的各種宮廷音樂，大都是西域來的。現在日本宮廷里還代我們保存了一部分。我們中國人并不都是守舊的，我們一向很愿意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我們這民族能夠這樣長久存在，原因就是愿意向外國學習。
又譬如佛教，是從東漢時起，慢慢地進來的，到唐朝大盛。從東漢到宋朝（從2世紀到11世紀）經過八九百年的功夫，佛教變成了中國自己的思想，與中國原有的儒道兩家思想一直共存到現在。等到北宋的時候，宋儒起來了，宋儒是我們原有的儒家思想受佛教影響而產生的一種新思想。它把中國自己原有的思想改變了，所以近人把宋儒叫新儒學。
現在我們講新儒學。我們現在稱宋儒明儒之學為新儒學。新儒學有兩派：一派以我國原有思想為主，所受佛教思想影響較輕。這派叫做程朱學派。程指程顥、程頤兄弟，朱即朱熹。另一派以宋之陸象山、明之王陽明為領袖，所以稱為陸王派。這派受佛教思想較重，所含我國原來的思想較輕。我們至少可以這樣說，陸王派對外來的佛教思想與中國本來的儒家思想是并重的。兩派比較，則程朱一派較為側重儒家思想一些，這是兩派的分別。陸王一派到了明朝，佛教思想格外濃厚，這是受了禪宗思想的影響。陸王、程朱兩派彼此互相詆毀，互相傾軋。陸象山曾作詩譏諷朱熹，他說：“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其實陸王與程朱兩派，都同受佛教影響，不過輕重之分而已。
明朝末期，西洋耶穌會士來了，他們一面傳布耶穌的教義，同時把西洋的科學也傳了進來。科學思想與科學方法的傳入，影響了清代的學風。有清一代，因為受科學的影響，考證之學便成了清代學術的中心。
近代西洋文化的輸入，初期是由日本轉譯而來，稍后才直接從西洋輸入。自西洋文化直接從歐洲輸入，中國文化就開始發生大變動了。這個大變動可以五口通商、割讓香港作起點。此后，外國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都一起洶涌地進來了。中國所受影響，也愈來愈厲害。1898年戊戌政變，就是康有為和梁啟超想幫助光緒皇帝把中國徹底改革，實行西化。但因當時反動的力量太大，政變沒有成功。到1900年（庚子年）的時候，忽然發生一項反西化的大反動——義和團之亂，他們想幫助清朝消滅外國人。所謂“扶清滅洋”，就是他們的口號。這事闖下了很大的亂子。從此以后，中國的國勢，便一天不如一天了。
日本人趁這個機會，用西洋文化來打我們。起初是甲午戰爭，我們被打敗以后，便把臺灣割讓給日本。此后日本又繼續不斷向中國侵略。到第一次歐戰時，日本人的侵略格外變本加厲，“二十一條”條件就是在這時候提出來的。后來凡爾賽和會想把青島讓給日本，消息傳來，國內大表反對，學生反對得尤其厲害。這是一次純粹的愛國運動。由這次愛國運動，導出了一次要求文化改革與社會改革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之后，中國的思想，便起了絕大的變動。日本人一連串的侵略，我們一連串的抵抗。后來革命軍北伐，國民**成立，與日本的沖突愈大，到1937年，日本開始大規模進軍侵略我們。等到襲擊珍珠港的時候，日本人把世界各國都打上了。一直等到中國八年血戰，才在同盟國共同協力下，把這遠東侵略國家打敗。
所謂中華民族，本來由中國境內的各民族混合而成的。先秦記載，就有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之稱。東部地方居住的叫夷，西部的叫戎，南部的叫蠻，北部的叫狄。這是我們歷史上常常看見的名字，所謂蠻夷，所謂戎狄，都是外國人的通稱。這種民族，不但散居我們國境四周，而且還雜處在我們國境之內。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只能以文化為中心，來教育他們同化他們。春秋時候，所謂“諸夏而夷狄者則夷狄之，夷狄而諸夏者則諸夏之”，就是這個意思。所謂夷狄，所謂諸夏，不是種族的差別，只是文化的異同。夷狄而接受諸夏文化的，則夷狄也是諸夏，諸夏而采取夷狄文化的，則諸夏也變為夷狄了。夷夏之分，本來如此。后來內部慢慢統一，就成了一個華夏大民族，一個中國統一的民族。
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等稱謂，是我們初期歷史對外來民族的通稱。到了漢朝，凡從外國來的就叫胡，或稱夷了。到了唐朝，外面來的就叫做番了。所以我們常常稱自己為**，稱外國人為夷人。唐朝時自己稱唐人，稱外國為番子。后來我們把自己的國土稱中國，旁的國家稱外國。所以胡與漢，唐與番，中與外，都是中國與外國之別。
這些夷狄與中國本土民族相接觸，外來的文化與原有的文化因接觸而彼此吸收。外國文化，經過中國吸收，便變為中國文化了。我們前面講趙武靈王吸收胡人的戰術，胡人的騎射，到了漢朝便發展成功為一種新的戰術。到了唐朝，吸收印度的文化，不但是佛教，還有從佛教帶來的美術。印度美術含有希臘的成分，這是亞歷山大（Alexander）征服印度邊境時帶來的。中國美術，尤其是雕刻內容都深受影響的。外來文化的進入有兩個途徑，其一是由沖突與戰爭而進來的，其一是由和平的交往而進來的。因為戰斗而進來的像胡服騎射，因為文化交往而進來的像佛教、希臘的美術。中國吸收了外國文化以后，經過一個時期的融合，就成了中國文化了。中國文化受它的影響，從此發出光明燦爛的新的文化出來，在歷史上斑斑可考。所以中華民族是吸收外來文化的民族，不是拒絕外來文化的民族。這是我們大家要知道的。能夠吸收外來的文化，吸收得適當，而且能夠把它適應于中國，這是中國文化進步的一個重要的關鍵。
以前我寫過《西潮》，那是講外來的文化，所予我們中國的影響。現在我在這本《新潮》里，要講的是中國文化因受外來文化的影響，自己所生的種種變化。我們從歷史上知道每次外來文化輸入以后，經過相當時間，一定會產生一種新的文化，這就是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