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的意義是什么呢？唐詩的特質何在呢？
我們既把傳統的、謬誤的、神秘的各種唐詩觀念排除以后，必須重新提出一個唐詩的意義及其特質的解釋。我們要了解唐詩的意義，必須從唐詩的特質上顯示出來。據我看來，唐詩最少有四種明顯的特質：
（一）唐詩是創造的
不是自我們現在才提出唐詩是創造的話，前人已有言之。王漁洋撰《唐人萬首絕句選·序》云：
逮于有唐，李、杜、韓、柳、元、白、張、王、李賀、孟郊之倫，皆有冠古之才，不沿齊梁，不襲漢魏，因事立題，號稱樂府之變。然考之開元天寶以來，宮掖所傳，梨園**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率當時名士所為絕句耳。故王之渙“黃河遠上”，王昌齡“昭陽日影”之句，至今艷稱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傳尤眾，好事者至譜為《陽關三疊》。他如劉禹錫、張祜諸篇，尤難指數。由是言之，唐三百年以絕句擅場，即唐三百年之樂府也。
王闿運云：
三唐風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見，故不復模古。（《王志·論唐詩諸家源流》）
這兩段見解是很精辟的：由“不復模古”“不襲漢魏”“不沿齊梁”，可知唐詩是創造的詩；由“宮掖所傳，梨園**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率當時名士所為絕句”，可知唐詩是樂府詩。“創造的”與“樂府的”，這是王漁洋、王闿運兩氏告訴我們唐詩有這兩層重大的意義。往下，我們根據“樂府的”這層意義，又可以說明唐詩的第二種特質。
（二）唐詩是音樂的
王世貞云：“《三百篇》亡，而后有詩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后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絕句為樂府。”由此可知唐詩與音樂的淵源甚深。但是怎樣說，唐詩是音樂的？音樂的唐詩又有什么意義？說到這里，不能不先說明歷史上的中國人對于文學的態度。中國人對于文學往往抱著兩種相矛盾的態度，一是文以載道的觀念，一是文以消遣的觀念。平常的文人，自然拼命去作載道的文，同時又忘不了消遣的文學。因為載道之文不但不足宣泄情感，且是斫喪情感的，所以他們往往從正宗文學中跑出來，走入民間文學的創作界去。民間文學，是以娛樂為主的，在娛樂的關系上，文學和音樂便自然而然地結合在一起了。只有這種音樂性的文學，才是代表一個時代的情緒的文學，恰好與代表理性的正宗文學相反。故不但那些浪漫派的文人，特別拿富有音樂性的文體來發泄天才，以求笙歌作樂的快感；便是那道學派的文人，亦常常要用富有音樂性的文體，抒發他在載道之文中所不能抒發的情緒與想象。所以每一個時代文學的真價值，總是從音樂性的文體里面充分表現出來。換句話說：音樂性的文學，才是代表中國純文學的意義和價值。明白了音樂文學的價值，那么，請進而解剖唐詩之音樂性。王灼《碧雞漫志》說：
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球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為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為知音者協律可歌。白樂天守杭，元微之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自注云：“樂人高玲瓏能歌，歌予數十詩。”樂天亦《醉戲諸妓》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艷歌。”元微之《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沈亞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古詞，其所賦尤多怨郁凄艷之句，誠以蓋古排今，使為詞者莫得偶矣。惜乎其終亦不備聲弦唱！”然《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篇，云韶諸工皆合之弦管。又稱李益詩名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舊史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于管弦。
《碧雞漫志》又云：
舊說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詣旗亭飲，梨園伶官亦召妓聚燕。三人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定甲乙，試觀諸伶謳詩分優劣。”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云：“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一伶唱適絕句云：“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云居。”之渙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拜床下。”須臾妓唱：“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以此知李唐伶妓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俗也。
從這幾段記載，便顯見唐人詩歌與音樂的密切關系，不但**以得誦名士佳章為榮，名士亦以詩篇得被諸妓歌唱為樂。因為要使詩篇便于歌唱，往往力求淺近通俗，**都能誦解，因此，又發生唐詩的第三特點。
（三）唐詩是通俗的
唐人作詩雖不能完全拋棄用典，甚至有些作者如李義山之流，其詩極不易解，但大多數作品，都可說是很通俗的。白居易作詩，必使老嫗都能誦解。元稹《長慶集序》云：“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于繕寫模勒，銜賣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可見詩人的詩已經成為普遍民眾的欣賞對象了。唐詩之所以能夠通俗，便是由于唐詩之富有音樂性質的緣故。
（四）唐詩是時代的
怎樣說唐詩是時代的詩呢？任何文體都具有強烈的時代性；失卻時代的意義，同時消失文體的價值。中國文學的變遷，可以文體作代表，分成幾個時期：自周到唐，都是詩的時代；宋是詞的時代；元是曲的時代；明清是小說的時代。在詩的時代里面，周是四言詩時代，兩漢是樂府詩時代，魏晉六朝是古詩時代，唐是新體詩時代。更狹義一點說：唐詩只是絕句詩的時代。（誠如王漁洋所云：唐三百年以絕句擅場。）本來照宇宙間進化的原則，往往是理論愈研究愈透徹，事物愈運用愈巧妙；但是文體卻不然。在某種文體新創的時候任人創造，開發，翻新花樣，但是用久用舊了，往往愈用愈拙愈壞，不但翻不出新花樣，舊花樣亦使人生厭了。時間越久，文體越腐。這時便有革命的新文體產生出來，裝飾新時代。時代的文學，便是指那時代所用的新文體創造的文學。我們說唐代是詩的時代，便是說唐詩是新體詩流行時代的創造文學。宋詩雖亦是詩，但不是詩的時代的詩。詩的創造時代早已過去了。
以上舉唐詩的四種特質，但絕不是說凡是唐詩都備具這四種特質。就詩體言：絕句詩可以說是通俗的，律詩往往是古典的；新體詩都是能合音樂節拍的，創造的；古詩大多是模擬，完全沒有音樂性。但就大體上說，唐詩是備具這四種特質，今列一表（見下表）表明各體的特質。
既明唐詩的特質，進一步再拿唐詩與各時代的詩作比較的研究。先應說明的，便是唐詩與漢魏六朝古詩和宋詩的區別。唐詩與漢魏六朝古詩和宋詩，有深切的關系，又有重大區別，這是應知的。
（一）唐詩與古詩。歷來對于唐詩與古詩的關系的認識，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說主模擬，謂唐人詩都是從模擬古詩得來的。初唐完全承襲六朝，無論矣。即盛唐之李杜，都是受曹植、謝朓、庾信、鮑照、陰鏗輩的影響很深的。（王士禎謂李白“一生低首謝宣城”，杜甫謂“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漁隱叢話》謂“子美早年學建安”，黃山谷謂：“子美句法，出于庾信。”）至于王維、孟浩然、儲光羲、韋應物、柳宗元則盡受陶潛的影響。（說見沈德潛《說詩晬語》）盛唐詩人如是。中唐則韓、白尚學杜甫，其作品與古詩的淵源亦深。晚唐卑靡，則無足論。一說主創造，如前面王闿運說：“三唐風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見，故不復模古。”如王漁洋說：“逮于有唐，……不沿齊梁，不襲漢魏，因事立題，號稱樂府之變。”如葉燮說：“唐詩一大變。”以上二說，表面似相矛盾。但細心分析，則實無沖突。主模擬說的人實指有唐三百年之古體詩與漢魏古詩脈絡相承；主創造說的人，系謂唐之新體詩完全出于創造，并非沿襲。可以說唐人的古詩是受漢魏六朝古詩的影響，關系很深切；但唐人的新詩部分，卻與漢魏六朝古詩絕緣，而自成其偉大！
（二）唐詩與宋詩。唐宋之分，人異其說辭。王漁洋謂：“唐詩主情，宋詩主性。”吳高云：“唐詩為比興，宋詩為賦；比興優于賦。”（《圍爐詩話》）沈歸愚云：“唐詩蘊蓄，宋詩發露。蘊蓄則韻流言外，發露則意盡言中。”但葉燮便最反對這種伸唐絀宋的見解，他說：“從來論詩者大約伸唐而絀宋。有謂唐人以詩為詩，主性情，于《三百篇》為近；宋人以文為師，主議論，于《三百篇》為遠，何言之謬也。唐人詩有議論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議論尤多，長篇如《赴奉先縣》《詠懷》《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無議論？而獨以議論歸宋人，何歟？彼先不知何者是議論，何者為非議論，而妄以時代分邪？且《三百篇》中，二雅為議論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后人之詩也？如言宋人以文為詩，則李白樂府長短句，何嘗非文？杜甫《前后出塞》及《潼關吏》等篇，其中豈無似文之句？為此言者，不但未見宋詩，并未見唐詩。村學究道聽耳食，竊一言以詫新奇，此等之論是也。”（《原詩》）我們正不必用抽象的肯定字眼來判斷唐宋的尊卑。就其關系言，宋詩實受唐詩的影響最深，如宋初楊億輩的西昆體，乃以李商隱為開山祖，歐陽修、梅圣俞的復古，乃以盛唐為旗幟；雖有北宋之蘇軾，南宋之陸游輩，其詩能自立風味，卻不能造立宋詩的新境界，所以宋詩終不能脫唐詩的窠臼而成偉大的發展。
至于元詩、明詩、清詩，早已失卻時代文學的意義，只能在漢魏六朝詩、唐詩、宋詩底下討生活，更值不得比較來論列了。